紅色感歎號——南昌起義全景式記錄

周恩來斷言：南下廣東定能取得蘇聯的外援。信心十足的起義領袖們選了個下策

　　起義勝利後，周恩來還是沒睡成囫圇覺。起義軍下一步向何處去發展？這是前敵委員會必須立即作出抉擇的問題。

　　由於睡眠不足，周恩來的臉色很黯淡，兩眼凹陷，淡青色的眼白裏布滿了細血絲，聲音也很沙啞。

　　同周恩來一樣，眼睛裏布滿血絲的還有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起義領袖。此時，他們在第二十軍軍部，正團團圍著桌上的一張地圖轉來轉去，討論著部隊的去向和路線。

　　室內雖然大開著窗戶，但煙霧騰騰總散不去，用大蒲扇扇都不頂用。

　　會議早已進入正題。葉挺在作發言，他的嗓音不大，語氣也挺平緩：“關於部隊何去何從，我想，還是按中央的決定辦，到廣東去。關於這點，中央早就有設計好了的回粵預想計劃。……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大家都熟悉，而且廣東東江農民運動有基礎，到東江，既可以得到農民的支持，又可推動農民土地革命的大發展。”

　　周恩來插話說：“東江那地方不錯，我很熟悉，群眾基礎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如果我們占領汕頭這個海口，就能取得蘇聯的外援。”

　　“對！”葉挺接著說，“東江有外援，如果我們占領了廣東，一個月就可以有千萬元的稅收，海關就是一個極大的稅收處。”

　　按照中央的既定方針幹吧！信心十足的起義領袖們，誰也沒想到，大家信心十足地選擇了一個下策。

　　曆史已成煙雲。站在今天的台階上回頭遙望：

　　南昌，選作起義的地點是合適的，但起義之後在此堅守則不合適。在當時的條件下，兵力僅2萬的起義軍，要想長期守住它是不可能的。對此，中共中央在組織南昌起義的過程中，就有過明確的指示，要求部隊舉行起義後，迅速南下，占領廣東。

　　當時，中共中央考慮到長江流域及其北方已成為反革命勢力混戰的地方，不利於革命勢力立足和發展。相比之下，南下廣東比較有利。

　　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南征，成了導致起義軍失敗的關鍵問題。當時，根據形勢及黨的根本利益，南昌起義麵臨的戰略方向，有三種可能：一種是就地不動，以南昌為紅色中心，形成寧、漢、南昌三足鼎立之勢；一種是上山，即離開南昌，但不到廣東，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廣大地帶，依靠山區，依靠農村，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一種是下海，就是南下廣東，奪取海口。據當時形勢看，上策是上山，中策是原地不動，下策是下海。而起義軍恰恰選中了這個下策！

　　其實，這並不奇怪。從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角度看，當時中共中央確定的南下廣東的戰略方針，完全是借鑒照搬俄國式的“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經驗。廣東當時並沒有什麽特別好的條件。廣東人民雖然曾在反帝反軍閥的各種鬥爭中發揮過重大作用，但是從4月15日李濟深、古應芬等在廣州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後，廣東的工農群眾，特別是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組織，受到嚴重鎮壓，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殘。在革命處於低潮、力量對比敵強我弱的總形勢下，企圖奪取廣州，以廣東為根據地重整旗鼓，再來一次北伐，是嚴重脫離實際的想法。後來廣州起義的失敗也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在1927年12月的那場暴動中，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不顧一切地攻占了駐廣東省國民黨首腦機關和軍警機構，很快在炮火聲中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起義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勝績。受勝利形勢的鼓舞，不僅共產國際代表，甚至蘇聯駐廣州領事館的外交官也都開著插著標誌勝利紅旗的汽車，在廣州街頭為暴動的工農奔前跑後。但是，豎起鐮刀斧頭國際旗的蘇維埃政府僅僅生存了兩天，就被瘋狂反撲的反動軍隊用大炮摧毀了。當蘇聯外交官捆背著“俄共分子，萬眾誅之”的斬標，同無數暴動工農一同橫屍廣州街頭之後，莫斯科領導人的頭腦清醒了許多，逐漸意識到此前對中國城市暴動前景的估計有些過於樂觀了，很難簡單地把俄國的一切照搬到中國去，這種以奪取個別中心城市、從而一哄而奪取全國政權的暴動策略，在中國沒有一點生命力，在中國真的行不通。

　　後來，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時認為，把這個教訓集中到一點，就是沒有“就地鬧革命”。他說：

　　當時武裝暴動的思想，不是馬上就地深入農村，發動土地革命，武裝農民。……用國民黨左派政府的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朱德後來也總結說：

　　南昌起義後，起義軍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廣東汕頭找外援，結果在廣東潮汕地區遭受失敗。失敗的主要教訓，就是起義軍沒有和江西的農民運動相結合，而去了廣東。假如當時能夠利用軍閥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開展農民運動，解決土地問題，建立革命根據地，同時也改造起義軍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跟的。

　　南昌周圍群眾是擁護我們的，但是我們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組織發動，沒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農村去組織發動工農群眾，卻忙著南下打仗，爭海口，進行大規模正規戰。……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錯了。雖然打了許多勝仗，但打到廣東終於失敗，起義軍3萬多人隻剩下了幾千。這一教訓是：我軍應當到農村去，不應當打大城市。

　　聶榮臻元帥對此也曾有一段精辟的議論。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當時起義軍的力量是不弱的，客觀的條件也是有利的。在江西和兩湖，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已經有了很大發展，廣大農民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裝力量去支援他們……

　　事實上，當時在江西、湖南、湖北各省，不但鐵路和礦山的工人群眾普遍地組織起來了，特別是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已經震動了全國。如果我們當時有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把南昌起義部隊和工人農民的運動結合起來，就在這個重要的戰略地區，進一步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建立鄉村革命政權，創造革命根據地，高舉紅旗堅持革命鬥爭，可以肯定，由於這個地區的群眾已經起來了，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革命戰場，我們可以憑借著有利的群眾條件，不斷地打擊敵人，鞏固和擴大革命的陣地。……當時隻要我們能夠在廣大農村中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依靠根據地來發展革命戰爭，我們就能夠不斷地擴大根據地，並在擴大中鞏固根據地。……我們當時還缺乏這種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思想，而希望回到廣東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然後再舉行北伐。於是就形成了單純軍事行動的錯誤方針，因而招致了新的失敗。

　　廣東有什麽特別好的條件非回去不可呢？廣東並沒有特別好的條件。英勇的廣東工人和農民曾參加了反帝反軍閥、創造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各種鬥爭，起了偉大的作用，但是他們和其他的勞動人民一樣，沒有從地主階級的封建土地所有製和封建剝削製度下麵解放出來，廣東封建勢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別是4月14日以後，廣東的工農運動受到嚴重的鎮壓，廣東的革命根據地已經變色。當時我們想回到廣東打開海口爭取外援，這是一個原則的錯誤。在當時的形勢下，重新占領大城市是已經不可能的了。我們應該把革命力量從城市轉入農村，在自力更生的條件下爭取外援，而不應該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外援上麵。這個原則上的錯誤，也是造成當時整個行動錯誤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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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毅元帥，解放後曾在南京作過一次關於八一南昌起義的報告，他心直口快地評價南征說：

　　這個決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個錯誤。因為著眼點不在如何發動廣大群眾，而在於單純的軍事進攻。在新的政治形勢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階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這主要由於沒有經驗，對革命性質沒有獨立的政治分析的結果。沒有懂得在新的形勢下中國革命應該以農村包圍城市，發動廣大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為主的革命鬥爭形式。方誌敏同誌以極少數的武裝，創造了贛東北的根據地，能夠堅持十年，主要是以廣大農民群眾為依托。賀龍同誌在潮汕失敗後，單人匹馬，回到洪湖地區，能夠搞出那樣大的局麵，建立了湘鄂西的根據地，也主要是放手發動群眾的結果。人民的武裝必須以廣大群眾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