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感歎號——南昌起義全景式記錄

天大地大，沒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威信大。

　　鮑羅廷成了替罪羊

　　鮑羅廷時代終告結束，此時的他已裏外不是人。

　　鮑羅廷與蔣介石反目，蔣介石強烈要求蘇聯撤換鮑羅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又對鮑羅廷發出了通緝令；而像孫猴兒飽嚐緊箍咒之苦的中共領導人，對鮑羅廷也是抱怨聲聲……

　　很快，鮑羅廷被召回了蘇聯。臨行，麵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作為首席顧問，他真的沒法向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作交待。他知道：勝利了，一切都好說，榮譽、鮮花、權力等等一切都會紛至遝來；失敗了，那就沒有一個人會為你說好話，即使死了，也是自找。他衡量了一下利弊，找來已經準備取代陳獨秀的瞿秋白，兩人秘密在廬山討論了好幾天，討論的中心是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誰都關切而又誰都害怕的最大問題——誰負這個責？

　　鮑羅廷對瞿秋白說：“中國革命是失敗了，但我們要討論一下，這個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鮑羅廷連個彎都沒轉，就單刀直入，和盤端了出來。不過討不討論都是這樣，鮑羅廷早已盤算好了，隻不過想告訴瞿秋白一個底，統一一個口徑而已。瞿秋白太死心眼了，他心猶不甘地還是提了一句：“這次失敗，主要還是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失誤，加上我們黨內個別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

　　“你說的這些雖是事實，但中共作為一個支部，要慎重地考慮一下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威信問題。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中共中央要挺身負起這個責任，以小的委屈，維護大的影響。”心知肚明的鮑羅廷當即把瞿秋白的話堵了回去。

　　瞿秋白一時語塞。中共中央能說什麽呢？在發現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形勢已不可逆轉之後，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時事問題簡評》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完全全正確的，而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犯了一係列的極大的錯誤。

　　後來，當埃德加·斯諾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問起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時，毛澤東用湖南紅辣椒那樣辣的語氣，幹脆利落地說：“陳獨秀。大革命的失敗，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他首先應負最大的責任。僅次於陳獨秀，必須負最大責任的是鮑羅廷。”

　　毛澤東後來又向斯諾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自己的立場，他在1926年讚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對，對於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

　　說話喜歡打比喻的毛澤東簡要而又形象地告訴斯諾：“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嘛，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鮑羅廷冒失的教訓在哪呢？就在於他對蔣介石、汪精衛完完全全喪失了應有的警惕。不分國情，死搬硬套，任憑著自己鑽進死胡同還不回頭的想當然。1927年5月，許克祥在湖南發動“馬日事件”後，向共產黨人揮舞起殺氣騰騰的刀。麵對血的事實，鮑羅廷仍堅持要和平解決，反對派兵鎮壓。為能達到他“息事寧人”的目的，他親自率人專程趕往長沙去當說客。可是，鮑羅廷沒有走很遠的路，就聲怯氣短地回到了武漢。原來，殺紅了眼的許克祥並不領鮑羅廷的情，他迎頭給冒冒失失趕來當和事佬的鮑羅廷查辦代表團當頭一棒：命令他的士兵荷槍實彈等待著鮑羅廷一行人。一經抓獲，就地槍決！

　　沒有槍杆子，就沒有一切。鮑羅廷似乎明白了這個既普通而又深刻的道理。然而不幸的是：鮑羅廷醒悟得太晚了！此時此刻，武漢三鎮的形勢已經非常危急。共產黨人已經不能在公眾場合上露麵了；共產黨的一些辦事機構空無一人；剪了短發的年輕婦女現在把頭發留長了……鮑羅廷也許很難想到，在他離開中國的身後，沒有槍杆子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然而，從血泊裏爬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卻無法忍受，也無法代人受過。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上，瞿秋白在《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批評了鮑羅廷，指出對於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他負有重要責任。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也在會上嚴厲地批評了鮑羅廷，指出鮑羅廷隻注意同蔣介石、汪精衛這些敵人談判，而不去積極地發動廣大的人民群眾。布哈林最後宣布，共產國際已經成立了特別委員會，要對鮑羅廷所犯錯誤進行審查。

　　終於，鮑羅廷成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