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37章 文物屬於誰

　　◎關山

　　曾經有國外的文物專家訪問中國時，聽說中國政府正進行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表示難以理解。他們說：“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館裏，能得到更好的保護，能傳播中國的文化，這不是更好嗎？”我國的有些專家也認為：“去中國的西部，看到壁畫被殘忍地切割下來，墓葬被炸開，還能說這是保護文物嗎？”

　　《中華遺產》刊登的《文物屬於誰？》一文，對中國和我國博物館的情況作了介紹，現摘登如下——

　　幾乎所有的紐約導遊手冊上都寫著這樣的話：“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參觀，你最好先有個計劃。”因為其館藏有三百多萬件藝術珍品，如同一個浩瀚的藝術瑰寶的海洋。

　　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三百多萬件文物中，百分之九十來自於社會捐贈，為此有許多展廳或展室都以捐贈者的名字命名。

　　不僅大都會如此，放眼世界上比較大的博物館，無論是日常運營維護，還是增加藏品，都離不開個人的捐贈。以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博物館之一的大英博物館為例，為其最初建館打下重要基礎的，就是一位名為漢斯·斯隆的爵士捐贈的一千七百餘件個人藏品。

　　而在國內，比如故宮博物館一百八十萬件藏品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為清宮舊藏文物和遺存，此外還有來自文物局和博物館劃撥的，民間捐贈的總數不到百分之十；上海博物館的藏品一百萬件，隻有近百分之十來自於民間的捐贈……

　　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十，這之間的差距在哪裏？

　　民間捐贈，基本來自企業、社會團體或個人。

　　銘刻著文物捐贈者名字的故宮景仁榜，是按年份分欄的。一年一年地看過去，每一個木牌上都是人名，大多是一個名字，也有夫妻二人的，甚至有“某某等十人”字樣的。然而在二〇〇五年的景仁榜上，卻出現了一個企業的名稱——“沃爾沃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當年他們購買了一批瓷器，捐贈給故宮。

　　這是景仁榜上唯一的企業，而且是一家國外企業。

　　捐贈文物給企業帶來的榮譽固然重要，但獲得經濟上的利益也許更加實際。沃爾沃的捐贈行為，有經濟利益嗎？我不得而知，但在國外是有的。

　　二〇〇五年，一百十一幅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和巴羅克時代的精美繪畫在中國美術館展出。作為中法文化年的重點項目之一，那次畫展匯集了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等大師的作品，包括《裸體男子》和《披紗男子》兩幅法國“國寶”。這些作品是二〇〇四年法國政府在家樂福集團資助下以一千一百萬歐元購得的。

　　根據法國對資助收集民族寶藏和有重要遺產意義作品的新稅收政策，家樂福這一行動最終可抵扣約九百九十萬歐元的應繳稅（占其應繳稅總額的百分之九十）。

　　同樣，在美國，企業若向公益機構捐贈，會得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免稅，可謂名利兼收，而且據說這一政策並不限製該公益機構的國別。

　　但查閱中國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其中雖然也有關於捐贈公益事業的獎勵政策，但是條款較粗，缺乏明確規定，也沒有完整的捐贈獎勵製度，各收藏機構對捐贈者的獎勵往往“視情況而定”，這使得實際操作時，極易引起爭議。同時，由於對文物捐贈者的稅收減免政策或者缺失，或者力度不夠，從而使企業等社會力量捐贈文物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

　　企業如此，對個人而言又如何呢？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許多文物收藏家沒有把收藏當成私產，慷慨捐贈，縱觀他們的言行，都是將文物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因此托付給博物館，被視為這些文物的最好歸宿。猶如把自己的寶貝女兒，嫁到可心人家，心便安了一樣。

　　但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文物拍賣市場的開放，文物進入以市場體現價值的時代。於是，把自己的藏品賣出去換成現鈔或許更為實際。

　　捐贈甚至都變成了文物“變現”的途徑之一——有不少博物館一直在向社會征集文物，但多數收藏家，在經鑒定確認自己藏品的價值後，卻是希望能賣給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院長徐湖平說：“過去很多文物不值錢，齊白石一平方尺的畫才八塊錢，現在價值幾十萬了，在巨大市場利益的誘惑下，很少有人會再願意捐贈給國有博物館。”

　　無論是否願意接受，這就是現實的情形——博物館捐贈之路還能走下去嗎？

　　我曾聽到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五十年代，一位先生向故宮捐贈了兩千多件文物，然而幾十年後，他的後人又回來將文物追討了回去。他的理由很簡單，這些東西是我家的。這個理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爺爺、我父親的，就是我的。

　　這個觀念，是中國人的觀念，家族血緣的傳承，使族人、家人被牢牢拴在一起，父債子還，父財子承，天經地義。因此，即使父親捐出去的東西，也不作數。這種行為，當然就無法用道德來要求。

　　除非這個子孫不在乎，不喜歡祖上的東西。有不少收藏家向博物館捐贈時就說，“自己的後代沒有同樣收藏愛好”，不如捐了好。

　　由此我想到一個問題，文物究竟屬於誰？是私產還是公產？

　　家、國已然是兩難的選擇了，但在西方國家，卻還有另一種：文物屬於全人類。

　　這讓人聯想到中國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

　　二〇〇七年九月，澳門賭王何鴻燊以六千九百一十萬港元的價格，購入圓明園十二生肖“水力鍾”噴泉之馬首銅像，並將銅像捐贈國家。國家文物局高度讚揚了他的愛國義舉。其實早在二〇〇〇年，圓明園豬首銅像也由何鴻燊購得並捐贈保利博物館。對此，何鴻燊說：“我很榮幸能參與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工作，繼豬首銅像之後，將馬首銅像捐贈國家。我希望能籍此帶動更多人參與保護中國文物的工作，共同宣揚愛國愛民族意識。”

　　然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曾經有國外的文物專家訪問中國時，聽說了中國政府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遂表示難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館裏，能得到更好的保護，能傳播中國的文化，這不是更好嗎？”這就是“文物屬於全人類”的觀點的表現之一。

　　文物走私是中國文物大量外流的重要途徑，為了堵住文物輸出目的地以打擊文物走私，近日，中美兩國政府為達成“限製中國文物非法進口美國”的相關協議，進行了多次談判。然而美國的一些大收藏家、博物館館長卻聯名反對，並跑到北京來做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工作。他們的觀點與上述專家如出一轍。

　　從終極意義上看，文物應該屬於全人類。但從現實看，這個命題卻有無數跨不過去的障礙。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文物屬於誰，顯然是個難題，我們是否可參照一些例行的辦法，把它留給我們的子孫去回答，都說：子孫比我們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