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4章 馮雪峰在一九五七年

　　◎吳中傑

　　馮雪峰的失落，是從一九五四年的《文藝報》事件開始的，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鬥爭”中又受到株連，不過總算沒有被打成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但是，他終於躲不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的災難。

　　其實，馮雪峰沒有參加鳴放。他雖然被革去了《文藝報》主編之職，但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作為一個單位之長，就不是他向別人提意見，而是要動員別人向他自己提意見。卻不料他的動員報告、私下談話，甚至一些飯桌上開玩笑的話，如“洪水衝到了大門口”、“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等，都被當作右派言論，抓了出來。

　　不過馮雪峰之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實並非因為這幾句“言論”，而是與胡風之成為“反革命分子”一樣，也是因為他“可惡”。正如魯迅在《可惡罪》中所說：“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中國作家協會以黨組擴大會議的方式來進行“反右派鬥爭”，是從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開始的。但這個會議，原來是準備為一九五四年所定的丁、陳“反黨集團”平反的。據說，改正結論都寫好了，周揚也已在丁玲麵前表示歉意。但在宣讀平反結論之前，“反右運動”開始了。周揚得知風向要轉，馬上就變了臉，從七月二十九日第四次會議開始，將平反會改為批判會，再次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並從丁、陳集團突破，牽扯出很多人。在七月三十日的會議上，就扯上了馮雪峰。接著，就將他作為重點批判對象。

　　要找到馮雪峰與丁玲的聯係，當然並不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時，馮雪峰與丁玲就有很深的友誼，丁玲在囚禁地出走，還是馮雪峰派人把她護送到陝北的；馮雪峰擔任《文藝報》主編，就是接任丁玲的職務。其實，即使沒有這些關係，隻要覺得他“可惡”，也還是可以把他放進這個“集團”裏去的。或者說，即使不把他與丁、陳集團聯係起來，也還是可以另列項目來進行批判的。

　　周揚在他的總結發言中，指摘別人“糾纏於個人得失，個人恩怨”，其實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與馮雪峰在文藝路線上的矛盾，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一直沿續至今。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馮雪峰在魯迅的旗幟下提出新口號，周揚雖然憤恨，也加以攻擊，但畢竟奈何他不得；現在魯迅已故，馮雪峰又失卻了毛澤東的信任，他正好可以借此時機加以整肅。但要把馮雪峰這種資曆（長征幹部）、這樣級別（副部級，與周揚一樣）的幹部打成右派分子，卻也不是周揚可以說了算的。這裏麵當然有毛澤東的意思。這隻要看看周揚那篇以丁玲、馮雪峰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是由毛澤東審閱、修改定稿的，就可以明白。

　　要不要批，定不定性，固然需要毛澤東的批準，但批判什麽和怎樣批判，毛澤東也不可能管得那麽細。有人熱衷於馮雪峰的現行言論，但周揚對此興趣不大；有些人想把他打成叛黨分子，周揚自然知道這是不能落實的。他所最感興趣的，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問題。因為這是他自己的一塊心病。周揚要想成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正確路線代表，最大的問題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兩個口號論爭中與魯迅鬧對立。一九六六年初，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時，他曾經對人說：我身上有兩個癌症，一個是肺癌，一個是“三十年代”！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心知肚明的。但當時他的對手是魯迅，而魯迅又被毛澤東抬得這樣高，不好直接去否定他，於是隻好從魯迅兩個學生身上打主意。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風時，就曾指摘胡風在魯迅麵前挑撥離間，造成惡果，但這還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因為魯迅那篇批判“四條漢子”、使得周揚十分難堪的文章，不是由胡風，而是由馮雪峰起草的。所以必須另找由頭來翻這個案。現在有了批判馮雪峰的機會，正好用來篡改這段曆史。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批判別的“右派”，都重在現行言論，而批判馮雪峰，則集中在二十年前的曆史舊賬上。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兩個口號論爭的問題，五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已經不大知道了，就是那些當年不在上海的老作家，也有許多人不知其詳，所以蒙騙是容易的。但需要有一個重點發言，來闡述有利於周揚的觀點。於是他選中了夏衍。夏衍是周揚當年的親密戰友，也是被魯迅斥為“四條漢子”中的一個，本來肚子裏就裝著一股怨氣，當然願意發言。但周揚還是召開了一個小會，為他定好調子。據參加這次會議的邵荃麟在“文革”中交代：在馮雪峰初步作檢查的前後，“周揚召集了一次小會，有林默涵、劉白羽等參加。周揚提出揭發馮雪峰曆史上的叛黨等問題不是主要的，‘主要關鍵在一九三六年上海那一段，要有個有力的發言。’他提出要夏衍來講。夏衍發言之前，又開過一次小會，討論夏衍發言。為夏衍發言定了基調。當周揚講到魯迅答徐懋庸信時，周肯定地說：‘這封信的原稿就是馮雪峰的筆跡，魯迅隻改了四個字。’”這樣，就有了夏衍在八月十四日第十七次會議上的“爆炸性發言”。但是，夏衍的發言起到了爆炸性的效果之後，周揚卻對馮雪峰說：“今天會場的激動情況，我也沒有預料到……夏衍的發言，事先沒有商量。他昨天電話上是告訴過我的，要提出一九三六年上海的問題以及你脫離組織回家鄉的事情，我同意他提。”真是虛偽透頂，撒謊也不臉紅。

　　夏衍這個“重要發言”，沒有收入《夏衍全集》，但在當時卻有著很大的影響，中國作協曾以文件的形式印發到各省市的分會。在這個發言裏，夏衍對馮雪峰提出了六條指控，聽起來振振有詞，哀而動人，其實都是仗著政治優勢，在剝奪了被指控者的發言權、剝奪了與會者知情權的條件下，用虛假的材料構築起來的，經不起分析。

　　比如，他在第一條指控中說：

　　一九三六年雪峰同誌從瓦窯堡到上海，據我們所知，中央是要他來和周揚同誌和我接上關係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們，先找了魯迅先生，這一點，按當時的情況完全是應該的，可是這之後，你一直不找渴望著和中央接上關係的黨組織，而去找了胡風，不聽一聽周揚同誌和其他黨員同誌的意見，就授意胡風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引起了所謂兩個口號的論爭，這是什麽原故……事實上，我們知道雪峰到了上海，還是從救國會的非黨同誌那裏知道的。雪峰同誌可以找胡風、甚至可以找章乃器，為什麽不找我們。我們在上海的工作有錯誤，犯過左傾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忠實地奉行著黨的政策……為什麽你要違反黨的指示而撇開我們呢？算我們是一支暫時失卻了聯係的遊擊隊吧，中央要你來整理，領導這支遊擊隊，你可審查我們，整頓我們，但你不能完全撇開我們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對我們、破壞我們的胡風及其黨羽。退一步說，你聽了胡風的話，也該找我們來對證一下吧，你硬是撇開了我們，不是幫助我們，而是孤立我們，不，實際上決不止於孤立了我們，而是陷害了我們。章乃器等本來是向我們聯係的，見了你之後，他向外公開說，我已經和“陝北來人”接上了關係，今後你們不要來找我，“陝北來人”說，上海沒有共產黨組織。我還聽人說，這位“陝北來人”，曾告訴原來由我們領導的外圍人士說，周揚、沈端先等假如來找你，“輕則不理，重則扭送捕房”。還有，已經過世了的錢亦石同誌曾告訴過周揚同誌，雪峰在外麵說，夏衍是藍衣社，周揚是法西斯，這不是陷害，還是什麽？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漢夫同誌、王學文同誌、鄧潔同誌都可以證明。

　　其實，這條指控，從前提到論證都是虛假的。前提是：一九三六年馮雪峰從瓦窯堡到上海的任務是什麽？夏衍說：“據我們所知，中央是要他來和周揚同誌和我接上關係的。”但當時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是絕密的，當事人除了受派者馮雪峰之外，隻有委派者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三個人知道，馮雪峰到上海後的工作情況也是直接發電向他們匯報的。夏衍和他所說的“我們”，是怎樣知道馮雪峰到上海的工作任務的？有沒有向上述三人求證？有沒有向馮雪峰本人核實過？這一切，夏衍都沒有說明，或者說不敢有所說明。因為實際情況全不是那麽回事，夏衍是把他或“他們”任意偽造的東西，當作事實來進行指控了。前提一錯，當然全盤皆錯。

　　據馮雪峰在《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中說，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左右，黨中央從瓦窯堡派他到上海，給的是四項任務，前三項是：建立電台、與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取得聯係、了解和尋找上海的地下黨組織，第四項才是“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而且，張聞天還說，正因為他與魯迅等熟悉，才派他到上海去的，叫他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看來，當時中共中央某些明智的領導人，在這個危難時刻，對魯迅、茅盾等黨外人士的信任，遠超過對一些黨員的信任，不像夏衍那樣，始終將“黨內”“黨外”的區別掛在心頭。所以說，馮雪峰到上海後，先找魯迅，再通過魯迅來找茅盾，是根據中央的指示辦事；在魯迅家住下後，先忙著建立電台和找沈鈞儒、章乃器等救國會領袖，也是根據中央的指示辦事，何錯之有？就是到前麵兩項任務有了著落，而開始了解和尋找的上海地下黨組織，也不必從周揚、夏衍開始，因為你們是文化界的黨組織，隻是地下黨的一部分，即使你們的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也不是地下黨中最主要的部分，馮雪峰隻需“附帶管一管”，當然應該放在後麵處理。何況實際上馮雪峰早已派人去向他們傳達過中央精神，而當他安排好主要任務之後去找夏衍和周揚時，夏衍是采取不合作態度，周揚則幹脆拒不見麵。這些，倒是夏衍所知的第一手材料，但他在發言中毫不提及。至於本來與你們聯係的“章乃器等”，既然已經與中共中央代表聯係上了，不再與你們聯係，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如果夏衍等人是從黨的工作出發，而不是從營造自己的勢力範圍出發，對此應該高興才是，為什麽還耿耿於懷呢？至於“夏衍是藍衣社”等誣陷之詞，馮雪峰已向周揚說明並無其事，周揚當然也不會在批判大會上解釋，以免衝淡鬥爭氣氛也。

　　其中所說到的馮雪峰與胡風的關係問題，則在第二條中還有專門的揭發與批判。第二條說：

　　胡風親自說過，當時雪峰同誌介紹和批準了胡風入黨，而且還把他引進了黨的工作委員會。當然，你這樣做是不讓我們知道的。胡風就是仗著你的全力支持，掛上了共產黨的招牌，才能恣肆地進行了分裂左翼文化運動的罪惡活動。當時圍繞在胡風周圍的是些什麽人呢？不僅有劉雪葦、彭柏山、蕭軍，而且還有孟十還、黎烈文等等。雪峰同誌，這一段時期你和胡風是怎樣一種關係？這筆舊賬你向黨交代了沒有？

　　在這裏，夏衍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咄咄逼人，但卻禁不起反問。胡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時，不但是左聯的理論家，而且還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為什麽就不能發展他入黨呢？發展他入黨，為什麽要讓你們知道呢？特別是在當時地下工作的情況下，有許多黨員是單線聯係，連主管部門的書記和組織委員都不知道，你們又是何種角色，什麽事情都要向你們匯報呢？左翼文化運動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你們這種霸道作風，還是胡風的行為？彭柏山原是紅軍幹部，劉雪葦是革命的青年作家，他們後來都成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蕭軍是魯迅培養起來的青年作家，是魯迅追隨者；黎烈文是魯迅因投稿關係而熟悉的朋友，他原為《申報》副刊《自由談》的編輯，因多發表魯迅等人的銳利時評而被迫辭職，魯迅怕他因此消沉，請他一起編《譯文》雜誌；而孟十還，則隻是《譯文》雜誌的一個投稿者，發表的譯稿多了，也就與魯迅周圍的人熟悉起來，這又有什麽好奇怪的呢？但在夏衍發言的當時，胡風已成為欽定的“反革命小集團”的總頭目，劉雪葦和彭柏山都成為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而蕭軍則早已被打成反黨分子，黎烈文去了台灣，也就等於是階級敵人了，孟十還後來投靠了國民黨，更加是壞人。正是借助於這種政治形勢，夏衍才能提出氣勢洶洶的質問。胡風案件一平反，夏衍的質問就顯得十足荒謬了。其實，即使在當時，胡風的被定罪，也隻是建國以後的事情，並沒有說他在建國以前就是反革命，更不涉及上世紀三十年代。因此，從曆史的觀點看，上世紀三十年代發展他入黨或重用他，並不是什麽問題。變節的黨員不是多得很嗎？——當然，這也都是現在的話，當時如果誰敢這樣據理加以剖析，誰就是為“反革命”辯護，弄不好他自己也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此類例子也多得很。

　　接著，夏衍又在第三、四、五條裏，提出了要追查馮雪峰在“八一三”之後“離開了黨的生活”的原因、後來被捕關在上饒集中營裏的表現和到重慶後由姚蓬子和韓侍桁出麵擔保之事，意在要審查馮雪峰的曆史，想把馮雪峰打成叛黨變質分子。其實前兩件事黨內都有審查結論，為什麽不先看黨內結論，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蠱惑人心呢？而後一點，則是黨內領導故意叫他去找姚蓬子、韓侍桁這些投向國民黨的人，以增加保護色。夏衍自己也是長期做地下工作的，難道連這些都不知道？

　　但其實，這些都還隻是一種過渡，最要緊的是第六條。這一條，講得最長，主題是要追查馮雪峰的“一條線”。先是要追查他與胡風、雪葦、柏山的關係，接著就追查到魯迅頭上來了，這才是真正的目的：——

　　講到彭柏山，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樁公案。我們幾個人被誣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這裏講一講。

　　直到今年八月為止，我們一直以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魯迅先生的手筆，現在雪峰承認了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請在座的同誌們重新讀一遍這篇文章。別的問題這裏不談，我隻談其中有關所謂“內奸”問題的一段。雪峰同誌是一貫主張真實性和藝術的真實的，但是他起草的這一篇文章，不論描寫的細節和內容，都是不真實的。

　　真實的情況是這樣：

　　有一次，周揚、田漢、陽翰笙和我四個人——這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說的“從汽車中跳出來的四條漢子”——為了左聯的工作去找魯迅先生。在內山書店老板的客廳中見了麵，起先談得很融洽，魯迅先生還給左聯籌了款，後來談到胡風問題，田漢同誌因為胡風在國民黨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對他表示有一點懷疑，魯迅先生聽了很不高興。接著我們把話叉開了。當天沒有談到“一個青年被指為內奸”的事。這個青年是什麽人，就是彭柏山。事實是一九三四年底或在一九三五年初，彭柏山被捕。不久，彭柏山的愛人靜子叛變了，帶了包打聽捉人，再不久，彭柏山也變節了，黨組織知道了以後，就決定通知和彭柏山有關係的同誌，不要和彭柏山接觸，我奉命去通知和彭柏山最親密的周文——即何穀天同誌，周文同誌不相信，說不應該懷疑好人，於是我告訴他，這是組織上的決定，你假如不聽，將來發生任何後果要你自己負責。同時我說，你假如再和彭柏山來往，黨不能不考慮和你暫時切斷關係。在當時，一九三四、三五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嚴重，黨領導機關破壞最頻繁的年代，我直到今天還相信，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周文同誌把誇大和歪曲的事實告訴了胡風，胡風再誇大歪曲了一下告訴魯迅先生。雪峰同誌，這就是答徐懋庸信中所說的一個青年被誣陷為“內奸”的事實真相。二十年後，在前年反胡風鬥爭中黨審查彭柏山曆史的時候，從發現的檔案證明，柏山和靜子的叛變是事實，這件事，彭柏山已經承認而做了結論了。由此可以證明我們沒有誣陷“一個青年”，而雪峰同誌卻誣陷了我們達二十年之久。

　　請同誌們想想，雪峰同誌用魯迅先生的名義，寫下這一篇與事實不符的文章，聽胡風一麵之言，根本不找我們查對。缺席判決，使我們處於無法解釋的境地，而成為中國新文藝運動史中的一個定案，究竟是什麽居心？造成的是什麽後果？這究竟是誰的宗派？

　　在那一段時期，我們工作中犯過不少錯誤，在黨和魯迅先生的關係上，錯誤也不少。但是，我們對魯迅先生的尊敬，對他在革命文化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和一心一意希望和魯迅先生搞好關係這一點，是此心耿耿，沒有一點虛假的。這裏造成我們和魯迅先生隔閡的，除出我們的錯誤以外，也還有別的因素，其一是我們隊伍裏也還有一些不識大體，作風不正派的人，如徐懋庸（當時他不是黨員）等，以左的麵貌，給魯迅先生寫了那封極其不好的信，使魯迅先生認為這是我們的意見，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今天已經證明是壞人的人，如胡風、蕭軍、黎烈文、孟十還……等，在魯迅先生周圍進行了長期的對黨的領導和黨員作家的挑撥、造謠和誣蔑。正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雪峰同誌奉黨的命令到上海來了，從常識來講，雪峰同誌的任務應該從大局著想，從革命事業的利益著想，來解消隔閡，來鞏固團結的吧，可是雪峰同誌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努力去消除這種隔閡，反而用一切不應有的，可以說是極其陰毒的手段，加深了這種隔閡，甚至有意地挑起了兩個口號的論爭，實際上是分裂了黨領導的整個文藝事業。今天，雪峰又參加了丁陳反黨集團的分裂作家協會的陰謀，事實上，他在二十年前、在最困難的日子裏，已經有過一次更毒辣的分裂活動了。

　　夏衍對馮雪峰強調真實性是抱著嘲諷態度的，他聲稱自己所說的才是“真實的情況”。那麽我們不妨看看，他這一大段話的真實性到底如何？

　　首先，他要翻《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案，但這篇文章的作者，即事情的責任人，就定錯了，並不是他自詡的什麽“真實的情況”。誠然，此文是馮雪峰起草的，但經過魯迅自己修改，並添寫了四頁，才定稿的，而關於“四條漢子”問題，卻正是魯迅自己所寫。當時，魯迅手稿尚未影印出版，別人或許不知情，但周揚是知道的。因為在此前不到一年的時間，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北京魯迅博物館即將開館展出時，在陳列品中就有這篇文章的手稿，正是周揚，在審查陳列時下令將此稿撤掉。可見這份手稿他是看見過的，而他在組織批鬥馮雪峰的籌備會上，卻說這篇文章魯迅隻改了四個字。從法律上講，這是提供偽證。而在夏衍發言後的幾天，周揚又從魯迅博物館調閱了這份手稿，但並未對夏衍的發言作出更正，或由夏衍自行更正。即使周揚沒有告訴夏衍真實的情況，夏衍本人在發言之前，也應作些調查研究，先將證據落實，然後才能興師問罪——不是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嗎？當然，若真個把“真實的情況”調查清楚，說了出來，那就不好興師問罪了，因為要把矛頭直接指向魯迅，在當時尚有諸多不便之處。隻有這樣以批馮雪峰之名而行否定魯迅文章之實，達到為自己翻案的目的，才最為相宜。而且，正因為眾人尚不知情，才易於蒙騙也。當時眾人被蒙騙的情況，我們可以從一位參與決策者的話中看出。這位參與決策者在一九八六年三月舉行的馮雪峰逝世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說，他在“文革”期間從紅衛兵小報中看到了周建人說及這篇文章是魯迅躺在病床上化了幾天時間寫的，使他很震動，後來向周建人求證後，他才認識到一九五七年對馮雪峰是“搞錯了，心裏很難過”。參與決策者尚且如此，何況其他與會者！

　　其次，彭柏山的冤案已經平反，胡風的冤案也已平反，這兩個人“內奸”的罪名都不能成立。這說明魯迅反對輕易指人為“內奸”的看法是對的，而周揚、夏衍隨便指人為“內奸”的行為是錯誤的。魯迅的這篇文章也沒有什麽與事實不符之處，夏衍的一切指責都落空了。

　　再則，夏衍口口聲聲說對魯迅如何尊敬，但實際行動卻遠非如此。曆史上的問題暫且不說，單就這個發言來看，在死無對證的情況下，借批馮雪峰的名義來指責魯迅的正確看法，就毫無尊敬可言，而是它的反麵。當年造成周揚、夏衍們與魯迅隔閡的原因，不是他人的挑撥，而正是他們自己的行為。

　　當然，這都是現在的話，在當時，人們沒有看過這篇文章的手稿，而胡風、彭柏山等人也還戴著帽子，所以夏衍的發言才起了“爆炸性”的效果。即使有人心有懷疑，也不敢說出口來，否則，本身也會成為右派。就是最知情的馮雪峰本人，他也沒有申辯的權利，倘要申辯，那就是態度惡劣，罪加一等。他也曾試圖作些辯解，但是馬上被哄下台來。於是他隻好什麽都承認下來，企求寬大處理。這也就是長期以來權力者喜歡用批判會的形式來定人以罪，而不肯經過法庭辯論之後來判決的原因。如果允許辯論，需要出示證據，然後依法來定案，那麽，這種騙人的技倆也就難以得逞了，而批判者本人，倒要落得個誣告罪和作偽證罪。

　　但在當時，還是有人發出不協調之聲的。這就是魯迅夫人許廣平，她當場站出來為魯迅辯護。

　　許廣平原先為了緊跟“黨的領導”，表現自己參加反右鬥爭的積極性，在夏衍發言的中途，曾起來插話，怒斥馮雪峰是個“大騙子”，指責他欺騙了魯迅。這當然大大地增加了夏衍發言的爆炸性效果，而把馮雪峰批得暈頭轉向。但聽著聽著，她終於聽出內中的名堂來了：夏衍是借著批馮雪峰來批魯迅。於是，她也來了個借批馮雪峰來為魯迅辯護的發言。她說：“找了一個死無對證，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實的情況，完全安到魯迅的頭上。”“有一天魯迅寫了一封信給胡風，我就說：周起應和胡風不對，是他們的事，與你有什麽相幹？魯迅跳起來說：‘你知道什麽，他們是對我！’”“關於兩個口號論爭的文章，你（按：指馮雪峰）說是你寫的，這篇文章，我已送到魯迅博物館，同誌們可以找來看看……兩個口號的文章是你寫的，但是魯迅親筆改的，在原稿上還有魯迅親筆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這要是魯迅不革命、魯迅不同意——魯迅不同意怎麽發表了！？發表以後魯迅沒有聲明這篇文章是雪峰寫的，不是我寫的？”隻是，等到發言稿印出來時，這段不利於周揚、夏衍的言辭，就被刪去了，下發的隻是前麵那段附和夏衍、斥責馮雪峰的發言。所以現在有些論者就據此來指責許廣平是個投石下井之人。看來，要了解曆史的真實麵貌，實在並不容易。因為事實是可以為權力者所閹割的，不但當時的人要受製於他們，而且後人也難免要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平心而論，許廣平雖然有她自身的弱點，但在當時，能夠作出這樣的發言，實屬不易。

　　不過，許廣平的發言並沒有影響會議的氣氛，更不可能改變會議的進程。周揚等人早已布置好了許多積極分子來響應夏衍的發言：邵荃麟、何其芳、陳荒煤、周立波、郭小川……連周揚本人也站起來插話。周揚說：《答徐懋庸》文中“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於‘漢奸’者……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的一段話，底稿上留有馮雪峰的筆跡（按：事實上，這段是魯迅自己所加），這不是對他們的“政治陷害”又是什麽？又說，左翼內部爭論公開發表，這也等於“公開向敵人告密”。——這是倒打一耙。邵荃麟則說：二十年來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必須重新寫過了。——真是深謀遠慮呀！

　　邵荃麟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又是馮雪峰曾經信賴的老朋友，馮雪峰實在想不通了，就找邵荃麟談，而周揚也利用這一點，要邵荃麟去做馮雪峰的思想工作。邵荃麟曾反複暗示，隻要馮雪峰能夠按周揚的口徑承認錯誤，“為了黨的利益”犧牲自我，他就可望保留黨籍。馮雪峰是具有三十年黨齡的中共黨員，為共產黨的事業出生入死，把黨籍看得比生命還重。在“黨籍”與“事實”兩相權衡之下，他放棄了事實，而希望能保住黨籍，就把一切都承認下來。但對手不是君子，根本不想兌現承諾。在馮雪峰按照周揚的口徑承認錯誤之後，周揚們就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上，以通欄的醒目標題發表了長篇報導：《丁陳集團參加者 胡風思想同路人 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馮雪峰被定為“右派骨幹分子”。

　　不是說我們的辦案原則是嚴禁逼、供、信，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嗎？那麽，證據何在呢？辦案人員有沒有去查看一下魯迅文章的原稿，有沒有去核實一下夏衍和其他人所揭發的材料的真實性呢？看來並沒有這樣做。他們根據偽造和歪曲的材料，定案了。

　　但在定案結論宣布之前，周揚還要完成一件重要的翻案工作。這就是《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的處理問題。如果這篇文章不推倒，那麽即使馮雪峰被打倒了，人們也還是會以這篇文章來論定周揚們的過去，而加以鄙視，這對他們要樹立一貫正確的形象，以左翼文藝正確路線的代表自居，是十分不利的。但要將這篇文章抽掉，也是不行的，因為此文眾所周知，抽掉反而會欲蓋彌彰，於是隻能從注釋上做手腳。注釋本《魯迅全集》在一九五六年魯迅逝世二十周年時已經開始出書，好在還沒有出到收有此文的第六卷。最好當然仍由代魯迅起草本文的馮雪峰來起草注釋文字。在反右運動之前，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和出版工作，原是由馮雪峰主持的，此時則已被停止工作。但邵荃麟找到他，曉以利害，他也隻好按照周揚們的意思來起草了一條注釋，最後當然要由“領導”上來修改定稿。

　　於是，這一版《魯迅全集》中，《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題注，就按周揚的調子定下來了。全文如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政府、全國各黨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到該年十二月更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促進了當時的抗日高潮。在文藝界，宣傳和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成為那時最中心的問題；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界，於一九三六年春間即自動解散“左聯”，籌備成立“文藝家協會”，對於文學創作問題則有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魯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間發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表示了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當時文學運動的態度和意見。

　　徐懋庸給魯迅寫那封信，完全是他個人的錯誤行動，當時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文化界的組織事前並不知道。魯迅當時在病中，他的答複是馮雪峰執筆擬稿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當時領導“左聯”工作的一些黨員作家采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實的指責。由於當時環境關係，魯迅在定稿時不可能對那些事實進行調查和對證。

　　這樣，周揚等人的錯誤全被抹去，錯的是馮雪峰和魯迅。是魯迅在定稿時沒有對事實進行調查和對證，因而對周揚、夏衍等人做了不符合事實的指責，采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批判別人、給別人定罪時，從不核實材料的人，在這裏，卻要求別人要對事實進行調查和對證了，這實在是非常有趣的事。

　　但是，還有許多指斥周揚等人為“工頭”、“元帥”等等的書信，怎麽辦呢？好在一九三八年版《魯迅全集》沒有收書信，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魯迅書簡》流行不廣。他們在這一版的《魯迅全集》中，就大量刪削書信。以致最後兩本書信卷（包括《兩地書》在內），就特別薄，所收書信，比許廣平在一九四六年編輯出版的《魯迅書簡》還要少得多。第九卷前麵加了一個《說明》：“我們這次印行的《書信》，係將一九四六年排印本所收八百五十五封和到現在為止繼續征集到的三百一十封，加以挑選，即擇取較有意義的，一般來往信件都不編入，計共收三百三十四封。”於是，許多指斥周揚等人的信件，都以較無意義的“一般來往信件”為由，而不編入了。

　　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後，馮雪峰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他的政治結論可以宣布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下達了一個對馮雪峰的“組織處理結論”。結論雲：“右派分子馮雪峰的處分已經中央國家機關機關黨委批準：撤銷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作協副主席、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務，保留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作協理事，由文藝一級降至四級。”

　　現在稍具法律意識的讀者，看到這個“組織處理結論”，一定會十分駭異。作協副主席和文聯常務委員，都是作代會、文代會或者作協、文聯委員會選舉的，你一個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有何權力撤消呢？更不可思議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選民們選舉的，隻有該選區的選民才有權力撤消他們選出的代表資格，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竟敢撤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不是明目張膽的違憲違法行動嗎？但是，在當時，似乎並沒有人提出質疑，也沒有選民提出維權的抗議，而事實上，也就按此執行了。

　　接著，就開除馮雪峰的黨籍。這使馮雪峰萬分痛苦，多次在辦公室裏痛哭流涕，而且想要自殺。他覺得隻有一死才能證明自己的清白。隻是由於子女尚幼，而妻子又沒有工作，缺乏獨立生活的條件，這才忍辱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