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3章 三十四封書信背後的故事

　　◎陳虹

　　“插友”兼同窗王棟生兄將三十四封泛黃的書信交還給了我——這是父親陳白塵於“文革”期間親筆寫給他的。據說當年一共有四十三封，且每每於信末注有“閱後付丙”的字樣。但棟生兄基本不遵“指令”，他說：“我實在不願把這些如春風風我、夏雨雨我的信扔進火堆，我寧願費點心機謹慎地把它們保存下來。”

　　查父親的日記，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寫道：

　　虹信中附來知青王棟生提出的關於曆史分期的幾個問題，要我解答。王，初中畢業，也在（江蘇）丹陽插隊，與虹偶遇於某處，談吐不俗，故相識。他牢騷滿腹，對現狀極為不滿，對某些“曆史學家”尤為深惡痛絕。自認為是“垮了的一代”，其實是不甘墮落而苦無出路的青年典型。

　　於是乎，他們二人就這樣相識了；又於是乎，他們開始了長達兩年多時間的通信——從一九七三年的四月十一日起，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棟生兄招工回到南京止。如今王棟生早已是全國知名的特級教師兼著作頗豐的雜文作家了，別名“吳非”。但他卻反複說：“今生今世，什麽力量也不可能從我的腦海中摳去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因為我的青年時代，曾經有過這樣一盞燈。”

　　然而，我的興趣卻更多地轉移到了這三十四封書信的背後——固然它們點點滴滴記載下了父親對當年知青們的關愛，但同時也清晰地記錄下了他自己在那段特殊年代中的心路曆程。有人曾經將“文革”後期的這段日子稱作是“曆史的門檻”：向前一步便是希望和光明，但這一步卻偏偏邁得那樣艱澀與踟躕。

　　我問過棟生兄，是否注意到父親在每封信後的簽名。他笑了，掰著手指一一數了起來。我說，這正是我要研究的，也正是我想寫出來的——他的思索，他的性格，乃至他心底的秘密，統統隱藏在了這些變幻無窮的署名背後。

　　陳白塵——白塵——塵

　　“文革”結束後，父親寫過一個劇本《阿Q正傳》，他說他始終都像小學生“描紅”一樣，嚴格地遵循著魯迅原著的精神，唯有在阿Q的名字上稍稍地“描”出了一點“邊”——倒黴時大家叫他“阿Q”；發財後眾人改稱“老Q”；等他參加了革命黨，一群趨炎附勢者們又尊其為“Q老”……這是父親的幽默，更是“文革”的現實——當年他的名字就是這樣被不斷地變化著，因此署名問題絕非“小事一樁”，那是要反映“階級立場”的！

　　為此，父親給棟生兄寫的第一封信，落款處便是“連名帶姓”——“陳白塵上”。是那樣的“公事公辦”，那樣的刻板嚴肅——

　　棟生同學：

　　你給陳虹的信和提的問題都看到了。首先要說明：我沒有研究過曆史學，隻是好讀讀史料，而且是近代史的，所以對你提的問題我是不甚了了的；為了解答，我才又翻了翻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郭（沫若）的刊在《紅旗》上的論文以及其他資料。可是讀後也沒什麽收獲。現在隻好隨便談些不成為意見的意見，你不要失望……

　　對於一名晚輩，為何要這樣的拘謹？這便不能不提到當年的特殊背景了——父親是於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才獲得專案組的批準，從位於湖北鹹寧的文化部“五七幹校”回到南京治病的。從表麵上看有似“賦閑”，但實則仍為“待罪之身”——不僅結論遙遙無期，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重新召回到荒湖野灘繼續改造。至於南京的家，父親形容道：“四周布滿了狼一般的眼睛，有如天羅地網似的將我罩在其中。”為此他深居簡出，不與外界有任何的接觸。那麽，這時的他又為何要與一位素昧平生的青年通起信來呢？原因無他：對方是知青，是跟他女兒一樣被送去修地球的知青，是正當讀書的年齡卻又無書可讀的知青！

　　棟生兄至今記得當時的情景：“大約過了十來天，收工回來，發現地上有封信，是郵遞員從門縫裏扔進的。信封是中式的，一看上麵遒勁的字和‘南京陳寄’，我心裏一陣驚喜：是他！——這是白塵先生給我的第一封信，信上依次解答了我提出的問題，要言不繁，他說自己並非專家，答案隻能作參考雲雲。”

　　父親給他的第二封信寫於一九七三年的五月二日，內容依然是回答對方所提出的有關太平天國的問題，行文也依然是那樣的小心翼翼：

　　兩個問題都勉強答複了，但不能使你滿意，因為首先我自己就不滿意，但也無可如何了。自己是好讀書而不求甚解的，遇到被人“將軍”的時候，就露餡了。不過有人不時將將軍，倒也是個鞭策的機會，所以也很感謝你！

　　父親是從何時起稍稍放鬆下來——簽名時去掉了前邊的姓僅剩下“白塵”的呢？查看他的日記，有這樣一段話：“收王棟生信，即複。這孩子好讀書，每次來信都提出不少問題。”看來，他是漸漸喜歡上了這個“好讀書”的小青年了，於是連回信的內容也有了變化，不再是以往的那種“有問必答”了——

　　你來信中有一句錯誤的話，就是“國寶”與“垮掉的一代”。我既非寶，你更未垮，曆史不是以十年八年或三五十年來計算的。我不過是一個平庸的寫匠，你也還是個有為的青年，至今為止，隻能作如此評價。過高過低，都不恰當，你也不必矯枉過正，直率之言請你見諒！

　　這封信寫於一九七三年的七月二十七日，父親之所以“破例”，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對方“是個有為的青年”，二是因為他開始為這個自認為是“垮掉的一代”的小夥子而擔心了。——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收王棟生信，談漢主劉聰拒諫故事。這孩子的思想有入邪的可能。”九月五日又寫道：“讀《綱鑒易知錄》，摘錄數條，以待複王棟生信，有‘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語。”

　　第二天父親回信了：

　　你說你近來寫過幾篇短文，怕有毒，沒敢讓人嚐過，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回家養病以來，有時手癢，也想動筆，但思前想後，不著一字，也是怕的“放毒”。漢代管寧對邴原說過：“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我等自非什麽潛龍，但為了免於“招禍”，也應當避免“言非其時”才是……因此我再四思之，覺得你我都應以管寧之言為戒，你的這些短文還是不必問世為妙。這也正是你所說的“居安思危”之意而已，望勿誤會。

　　信中的著重號是父親自己加上去的，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年輕人的關心與愛護，同時也隱隱露出了對時局的憂患與不滿。——看來他已不再將對方視作“外人”了。

　　那麽，父親又於何時開始在簽名上隻落一個“塵”字的呢？——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夠享用的，對方必須是長輩抑或知己，而王棟生卻僅僅是他女兒的一個“插友”！原因無須多說，答案全在這封信裏，它寫於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十九日：

　　聽說你也遭到“懲罰”，可謂“無獨有偶”：陳虹報考中師，中途落選，正自苦悶，你如已去過大山，當會了解其詳。但她頗不像你之“壯心未死”，想你會加以勸慰她。王勃所雲，適中下懷，我也曾以“老驥伏櫪”自況而勵陳虹，但不知她能否振作也，故望能有以規之。

　　……我很欣賞你所說的話：“活著一天，就要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活著，而不是‘賴活’”，“隻要自己不死，相信能看到想看的東西”。我當以此轉告於虹。而且我想，這一天為期也不遠了。我過去不同意你用“垮掉的一代”這句話，正是因為尚有許多人在持正不阿（你說是“掙紮”），而這一代人如果鍛煉出來，才真正比那些“走運”的人更堅實，更有力，才是真正的接班人！（但是如果自己先垮掉，那是不足為訓的人。）

　　已經非常明顯了，此時的父親開始將對方視為了知己——他比自己的女兒堅強，他“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活著”！

　　多年後我問過棟生兄：“那天你來大山時，看見我一個人躲樹林裏嚎啕，為什麽不勸阻？”他笑了：“後來你不是也擦幹眼淚走出來了嗎……”但我知道：晚了，我畢竟讓父親蒙羞了。

　　陳征鴻——征鴻——鴻

　　陳征鴻是父親的舊名——幼時讀私塾時，先生給起的，據說頗有點“鴛鴦蝴蝶派”的味道，竟讓他頗得意了好長一段日子。但自從父親長大後，便很少用這個名字了，唯有家中的親人及少時的夥伴才這樣稱呼他。

　　我真不明白，父親為什麽會對一個晚輩署上自己的舊名，而且更於短短的幾個月內一再地“縮寫”——由三個字而兩個字，而一個字。是為了防止小人偷覷？還是將棟生兄視為了自家之人？我想，答案應該是更接近於後者吧。因為就在這年的年末，他在信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天寒歲末，茅屋破否？望及時修葺，勿為北風所侵襲也！

　　棟生兄告訴我，收信的那天恰恰是滴水成冰，他又孤身一人在鄉下過年，是父親的這行字溫暖了他的心，讓他銘記一生……我無語，身為父親的親生女兒，心中好生“嫉妒”。

　　查父親的日記，他們二人間距離的拉近，當是自一九七三年秋棟生兄登門拜訪始——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麵。父親稱：“下午王棟生來，談吐頗有見地，留飯，續談至九時後始去。知青中一種典型人物也。”那次會麵他們談了些什麽，我不得而知。但棟生兄披露了這樣一個細節：“初次見麵我很失禮，下了火車就去陳家，我在鄉下久了，已忘了城裏還有午睡這回事。中午一點敲了門，門開了，披著衣服的白塵先生驚疑地望著我，忽然用手指點點我：‘你終於來了！’然後轉身告訴師母：‘是他。’——那一年他六十五歲，我二十三歲。”

　　不管怎麽說，有一點是非常明白的——二人談得很投機，而且棟生兄還提出要拜父親為師，但父親拒絕了他。這封信就寫於他返丹陽後不多久——

　　手書遲遲未複，原因很多……最難辦的，是你信中那句話，要作“學生”雲雲。說老實話，論年齡，論某一方麵的專長來說，自居“師長”也未為不可。但“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還不想有此一患。這絕不是什麽故作謙虛姿態，而是確實心虛。行年六十又五，離不惑之年已四分之一世紀矣，還是惑之又惑，許多大問題並沒搞通，這教我何以為人“師”？比如階級鬥爭的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一般說是不惑的了，但在某些具體事實上又搞不通。又如社會主義這一曆史階段如何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也還有許許多多具體問題在思想上未得解決。如此，又何以為人師表？我想，你之所以訪求“名師”，其目的當不在問字問句，而是希望對重大問題能有所解答，這我頗感你是“問道於盲”了。你我之所以能談得來，我想主要是大家都有些牢騷，易於共鳴之故。而在這一點上，我感到慚愧的是，我給予你的消極影響多於積極的影響。就是說，我很少對你提出麵對當前現實所應采取的正確態度；而在你目前正處苦悶、彷徨中的時候，這是很重要的。換言之，你現在需要的是一位能對你作人生航向的舵手，而我不是。你（信中）提到的德國某一幽默家的話雲雲，我是當著笑話講的，而你聯想到我國的某些人，這就不是舵手的作用，而且起了消極影響了……這一事情便可證明我之不適於為人師表了。無以，你我作為忘年交可矣！

　　父親的態度非常明白，他是怕“誤人子弟”；父親的感情也非常明朗，這便是父執般的關愛。棟生兄後來在文章中這樣寫道：“當我們還不斷地被”文革“的各種花樣經所困擾的時候，他經常冷峻地三言兩語就揭示出問題的實質。‘白卷英雄’張鐵生出現之後，一些堅持讀書的知青更感到前途無望。白塵先生給我寫了一封信，一共隻有六七十個字，勸我不必生氣，末句是‘其實張某一儡傀耳’，我們這才想到這是某些人導演下的一出鬧劇。這句話在要好的知青中悄悄地傳播，大家一笑了之，盡管做不成大學夢了，但各人繼續看自己的書。”

　　這一老一少為何能成為“忘年交”？而“陳白塵”又為何能變為“陳征鴻”？無疑，這是因為他們彼此在對方的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東西——正直、磊落、嫉惡如仇……於是，從此之後的通信便越來越有內容、也越來越精彩了。

　　他們談論農村的現狀與農民的生活——

　　中國的民工，不僅東西南北處處皆同，而且古往今來代代如此。足下的工作，不僅可以回想到隋煬帝的運河，也可以上溯到祖龍的長城，就是這麽打打罵罵、偷偷摸摸，看來很不像樣子，但許多偉大工程也就在他們手中完成了。

　　……我想那些打罵以至吃喝嫖賭的行為，除了“傳統”之外，最大的原因在於文化落後。特別是在今天，人民沒有文化生活——最起碼的文化生活，休息之餘你要他幹什麽呢？（我常有一種怪論：農村人口增長率過高，其原因之一便是生活水平過低，沒有文化生活，除了抱著老婆睡覺，還有什麽可稱之為幸福的東西？在高度文明的近現代國家，哪有像我們人口過剩的？）因此，對於農工們的如此種種，也就不能深責了。他們的偉大正在於不知什麽叫苦，而不叫苦則在於窮。我現在無法斷定的是：如果他們不窮了，是否還肯如此之苦？如若不然，則我們這偉大的民族出路何在？是永處貧困之境？還是丟掉這個偉大的光榮？愈想愈茫茫然起來。

　　他們還談論目前的時局與全國的形勢——

　　所謂“永不錄用”者，是唬人之詞而已，許多蟹公尚難“永”存，況小小魚蝦乎？日來省中情況大佳，揭發林賊死黨的鬥爭蓋子已揭開了，許多蟹公已作寒螿泣矣……未來局麵自難逆料，但“前途是光明的”，總還是大勢所趨。“走投無路”者當非青年之輩，而是該死的大小林賊之類。

　　……柳著（《柳文旨要》）中叛將之說，至今還是適用的。其實凡是搞篡奪陰謀者，十九都是此輩，唐代藩鎮以至北洋軍閥，都深嫻此技，至今未見改轍也。幾年來此輩所作所為令人發指，單隻“小五子”一個問題，全省幾十萬人遭受迫害摧殘，其酷刑雖周興、來興臣輩亦自歎不如，遑論其它！無怪乎足下有“論甚麽清白”之歎也。

　　父親甚至大膽地批評起了“評法批儒”的無恥與荒謬——

　　有些“販子”肆意鼓簧，醜詆前賢，令人齒冷！但販子終為販子，奈曆史何……至於捧秦，則是矯枉過正所必然，但有些販子又從而“加碼”為可恨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自古已然。

　　……昨日有本小冊子介紹太平天國，說失敗的教訓僅僅二點：韋昌輝的內訌與石達開的分裂。有人議論說，洪秀全脫離群眾也應是個原因，立刻遭人反駁，說是對農民革命的侮蔑。又聞，有人議及秦始皇他媽與嫪毐的醜史，也遭反對，真是碰不得他媽的了！可憐可歎！

　　父親終於開口罵人了，終於“肆無忌憚”起來了！——在“忘年交”的麵前，他再也不需要遮掩、不需要顧忌了……

　　尉庸文——庸文（榮文）

　　談到這一簽名，則是需要解釋一番的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一日，父親究竟是出於什麽原因而“突發奇想”，已經無從考證了，但他在信紙末尾落下的就是“尉庸文”三個字。似乎是怕對方不明其意，他又加了一個注：

　　署名了無深意，因思及迅翁曾有“隋洛文”的筆名，故效顰耳。

　　隋者，墮也。這在古代漢語中是相通的。魯迅之所以起了這麽一個筆名，那是在暗隱當年的他竟然成了被政府通緝的“墮落文人”。那麽，父親的寓意又在哪裏呢？從讀音上看，尉又可以讀作yǜ，而“尉庸文”豈不成了“禦用文人”乎？寫了一輩子喜劇的父親，難以改變他那幽默而又辛辣的風格，這不，又不知他是在調侃何人了！

　　其實，這一“筆名”的出現，更可清晰地折射出父親此時的心情——他又開始說笑了，又開始恢複了“難移”的“本性”。原因何在？時局與形勢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一則，他可以不去幹校了，終於解脫了牛棚的監禁與勞改的折磨。他在信中欣喜地告訴自己的“小友”：

　　我們幹校來信，說如要繼續治病，可請醫生開一證明來，看來是允許長期在寧逍遙的了。昨日已弄到一紙證明寄去，七十四年內是可以“平安無事”矣！用以告慰。

　　二則，對於運動的發展及國家的前途，他是越看越清楚了。於是他同樣告知自己的“小友”：

　　無腸公子們時而作寒螿泣，時而又作橫行狀，尚難即作定論。蓋中央對他們的態度曖昧，不知究竟是“欲擒故縱”，還是“尾大不掉”，不敢下手，因而一時又趨沉悶……所以我等小民固然要慢慢看，可代價也是不輕的。

　　“小友”畢竟年少，在來信中探詢起了父親今後的打算，並盼望他能繼續“揮毫”。一開始父親是矢口否認的——

　　至於“揮毫”雲雲，足下亦未免過於樂觀。“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駙馬輩一日在朝，我等焉有分“毫”之想，而況“揮”乎？即使敢“揮”，不僅難入時人之眼，而且有犯回潮之嫌也……我也隻想找個山明水秀的去處，蓋上茅屋數間，以終天年而已，豈望他哉？

　　他還說——

　　我為自己算過命，恐怕出山歸隱兩不成。聽說如今幹部又有一種安置辦法，即仿部隊的，叫做離職休養，簡稱“離休”者，將來就是我的前途了。作為一個作家，本無所謂出山與否，即使隱居，也同樣可以執筆。問題在於，即使出山，又能寫出什麽東西？“冷眼觀螃蟹，揮毫為人民。”確是佳句，但二者的統一是比較困難的。“為人民”為不好，又將被視為“反人民”了。所以返寧一年，除整理日記外，不著一字也。

　　但是僅僅才過了幾個月，“不著一字”的父親竟然也“效顰”起魯迅的筆名來。看來他心中的堅冰在開始融化，一種欲望也在悄然而生。

　　一九七四年的七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作《說難》，而終以說客身份遭難，是一個悲劇人物。李斯賣友，是個小人，但如今論者卻作為小節原諒了。凡是扯得上法家的，都雞犬升天。呂後殘暴，也因屬於法家而被恢複名譽。但在這些曆史人物的屍體下麵，卻隱藏著多少殺機！今之“淮陰侯”雖無造反之意，恐亦有未央宮之禍也！

　　局勢的險惡，使他不敢再“歸隱”了，一周之後父親給王棟生寫了一封信：

　　我近來並未更加頹唐，隻是謠言孔多，令人心煩。明知造謠者的用心所在，但無從揭發為恨耳。法家的追封日多，目的還在於透出今日的“儒家”來，這倒是要拭目以待的。

　　人們都說，喜劇作家是站在時代的頂峰，居高臨下地俯視人間萬物的，因此他們不僅能看到走在曆史末路上的小醜，而且更能看到地平線上的曙光。我想，這也正是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裏的父親為什麽又恢複了他那樂天的本性並為自己取下了這麽一個“奇怪”的筆名的原因吧，因為他要“拭目以待”，並且有點“蠢蠢欲動”了。

　　——這是他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記：

　　返寧一年多，對社會現象了解不少，憂心忡忡，每感無從申訴，也就不去考慮向黨中央反映了。但自批林批孔運動以來，黨政軍各方麵暴露的問題尤盛，有所懷疑，有所憂慮，每每感情衝動，想向毛主席上書，但一想到自己如今的處境又頹然了。可是我畢竟還是一名共產黨員，心所謂危，焉能默然？應該對若幹現象作深入了解，細致分析，以等待時機，作如實的、懇切的反映才是……從此是作一個安分守己、隻圖個人安危、過著退休“養老”生活的廢物呢，還是作個（西漢時期）折檻的朱雲式的人物呢？我感到慚愧。

　　南京臣——老臣

　　陳白堅——白堅氏——小土氏

　　父親的“蠢蠢欲動”一開始並未“動”在寫作上，而仍然是“動”在了簽名上。——從一九七四年的夏天開始，他便在給“小友”王棟生的信中不斷地變換著自己的簽名，其幽默與詼諧著實令人噴飯。

　　先以“南京臣”來說吧，它的由頭倒是來自棟生兄。

　　此兄與我同在丹陽插隊，但不在一個公社。他落戶的鎮子叫豆莊，村子名東陽橋。為此，他與一侯姓同學便不無戲謔地在信封的下款分別署上了“丹陽王”和“東陽侯”。最初父親沒能明白其中的“噱頭”，曾去信提醒以防“萬一”——“以後賜示，信封上乞注詳細地址。此乃陳虹告我的方法，非僅怕無法投遞時可退還原處也。”但很快他便琢磨出了對方的寓意，於是在緊接著的第二封信中也同樣諧謔了起來——不僅直呼對方為“丹陽王”，而且落款處竟是“南京臣頓首再拜”。棟生兄知道玩笑開大了，趕快來信糾正，不料父親的回信更幽默：

　　……“王”位之封，是閣下（在信封上）自封的，在下不過是“南京臣”耳，哪敢裂土封王乎？

　　可能是棟生兄因“知錯”而“收斂”了一些，再次來信時改稱為“豆莊王”了。哪知父親“不依不饒”，竟得寸進尺般地開起了玩笑：

　　在下稱臣於南京，原係事實，與丹陽之王可謂風馬牛，閣下何必惶惶自貶？其實豆莊之大小不下萬戶，即使稱王於此也還是個王的，辭也辭不掉，何況《百家姓》尚未批判，想廢姓也還不成。

　　就這樣，在以後一段時間的通信中，父親不僅在信封上直接署作“南京臣寄”，而且還時不時地以“老臣”自稱。

　　一九七四年的這段日子裏，父親與棟生兄又先後見過兩次麵，彼此間的關係也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據棟生兄告知，他們有時候竟能聊到“忘乎所以”——“和善的師母頗為不安，不斷地暗示我們‘隔牆有耳’。”他還說，他本人的抽煙本領也是在我家練出來的——“白塵先生的煙癮很大，一天要抽五十支，一隻大海螺充當煙缸。我們對坐，後來竟也可以連抽十多支了。”

　　也就是在那年的秋天，棟生兄當麵問過父親：“依您的估計，這場運動還得多少年才能收場？”父親沒有回答，而是讓對方先說。“丹陽王”想了想：“怎麽也得七八年吧。”“南京臣”卻擺了擺手：“不用，五年足矣！”……事隔多年，每當憶起這段往事，棟生兄總是慨歎不已：“還是白塵先生估計得準！——雖說一九七六年‘文革’基本收場，但真正令他愉快的日子的確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後才到來的。”

　　由此可見，自一九七四年起父親的心情是在逐漸“由陰轉晴”——先是鄧小平出山，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致使癱瘓多年的各條戰線都獲得了全麵的整頓與初步的改觀；後是江蘇省清查了吳大勝在深挖“五一六”運動中的罪行，並將所有參加“三支兩軍”的人員撤離地方，回到原來的部隊。這一切都令父親看到了一線希望，他的笑聲因此而多起來，他甚至還準備同“丹陽王”一起，合寫一部《新解頤錄》。

　　這不，隻要翻閱一下父親在這段時間給王棟生寫的信，其簽名實可謂稀奇又古怪：除了“南京臣”和“老臣”外，還有“小土氏”、“白堅氏”、“陳白堅”等等。——前者，比較好解釋，他是將自己名字中的“塵”字拆開，上為“小”，下為“土”，玩了個文字遊戲。至於後者，則要作一番“注釋”了——他在信中告訴棟生兄：

　　“堅”是郵務員如此叫的，而且是應寫作“尖”字的，太不雅了。

　　這個故事，我們全家人都知道：當年郵遞員送信，都是在大門外高呼收信人姓名的。但由於寄信者草書，陳白塵的“塵”字下麵一橫每每寫不直，於是多被誤作了“尖”字；而收信人呢，則是有苦難言，又不能不起身應答。然而沒有想到，這一笑話竟然也被父親用作了“典”。一談起它，棟生兄便捧腹不已。

　　在這些笑聲的背後，父親究竟在想些什麽呢？抑或說，是什麽原因讓他如此地“返老還童”起來了呢？——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終日碌碌，殊無聊。因念長此以往實非計。年來感觸至多，筆杆蠢然欲動，此後能有一個到兩個個人五年計劃，是可以寫下一二部東西來的。

　　陳“員外”——員外郎

　　父親從何時起又自稱為“員外”了？那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天，他的命運終於有了轉折——這有日記為證：

　　一九七五，三，二：上午省幹校趙萬福同誌來訪，說其幹校已把原五、六連的和安置組的人重新編組，成立四個片，即四個支部。城北片下設三個組，大慶路一帶為一個組。趙說，他是代表組長來通知我的，明日起即參加他這一小組的學習，每周一、三、五共三次。回到南京已兩年多了，省幹校終於接收我參加學習。雖遲，但總算有個著落。

　　這樣的好消息，父親當然不會忘記通知“丹陽王”——

　　最近我榮幸地被通知參加在南京的原省幹校人員的分片學習，我因提出將組織關係調回江蘇的要求，報告轉省委去了，不知下文如何。這也算是對我落實政策的先聲吧。

　　也就是在這封信的末尾，他署上了這樣四個字——“陳‘員外’上”。是啊，不叫“員外”又叫什麽呢？除了“學習”，沒有任何的職務。

　　但就連這樣的學習，沒過多久也變味了。他在日記中寫道：“小組學習已經成了漫談會，從組長起都是牢騷滿腹，語中帶刺。聞其他小組更差，連學習活動都堅持不下去了。不能具體落實政策，光是空對空地學習，是難以為繼的。”

　　然而，壞事往往能變成好事，困境往往能變成契機。一九七五年的六月一日，身為“員外郎”的父親終於開始動筆了——他在日記中寫道：“從今天起，我要開始新的創作——醞釀已久的那部筆記體的作品。”

　　何為“醞釀已久”？無疑，應該是從“尉庸文”時期就開始了。他給自己的這部新著起名為《聽梯樓筆記》，又何為“聽梯”呢？其中的含義他在給“丹陽王”的信中透露出來了——

　　聽到一些傳聞，中央似在加緊落實幹部政策。但這種樓梯的響聲已聽慣了，隻怕有朝一日狼真個來了，也不相信了。此之謂麻木不仁。

　　《聽梯樓筆記》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動筆，至該年的年底殺青。他在《後記》的結尾處這樣落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記於南京玄武湖畔、高雲嶺下、聽梯樓之南窗前。時天寒歲暮，樹林凋零，陰雲沉沉，似有雪意，而庭中月季新芽待發，距立春不過一月矣！

　　棟生兄交還給我這批信件時，隻有三十四封，比他說的四十三封要少掉了九封。我估計缺失者主要在這一階段——因為中央專案組來南京向父親出示結論是在七月十八日，他被戴上了帽子，開除了黨籍，留給他的，隻剩一個“公民權”。為此，父親不得不停止寫作，不住地向上申訴，他不服，要求重新審查，重作結論。事後我問過棟生兄，他回答我，這一階段父親並未停止與他通信，而且也告訴了他這一令人痛苦不堪的消息，但是我卻始終沒有見到這些寶貴的資料。

　　不過我絕對相信，這些信件的內容不會是沮喪，而是向“丹陽王”報告自己的寫作進程。因為僅僅才停頓了一個月，他又重新拿起筆來。——這是他的日記：

　　一九七五，八，二十八：《聽梯樓筆記》的寫作被打斷了一個月，今日續作一短篇《丹陽王》，得二千餘字。內容主要為王棟生所供，記下又一“新生”的地頭蛇！

　　一九七五，九，二十三：完成《工農兵大學生一樣板》，約四千字。有多少東西要寫，卻覺時間精力都不夠了。一個作家的悲劇大都如此：等到他真正想寫些對人類有益的作品時，或者由於衰老，或者由於環境，竟迫使他無法完成了！

　　筆記者，紀實也。這部《聽梯樓筆記》的內容，也完全是紀實——紀“文化大革命”之實，紀大革文化命之實。他將自己從各種渠道聽來的消息一一記錄下來，目的隻有一個：“我隻想作個自封的稗官，記下這些‘閭巷風俗’，有朝一日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離開了病榻，我將捧出這部書稿，作為芹獻。”

　　的確，是寫作幫助父親度過了精神上最為痛苦的一段時光。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動筆寫這部筆記起，每日似有所為而生活了，心境略感安定。”又說：“隻有在寫作中才感到生活著。”

　　“文革”結束後，我將這部寫在四孔活頁紙上的書稿遞給棟生兄看，並感謝他在來信及數次與父親的會麵中提供了眾多的“素材”。棟生兄一個勁地擺手：“這怎麽可能？”我找出了父親的幾段日記，讀給他聽——

　　一九七四，二，十四：王棟生由丹陽來，送稿至《新華日報》。為報導亦要開後門，送煙酒，豈有此理！

　　一九七四，十一，四：王棟生來，談到某校暑後來了一位工農兵大學生，從校長起即不歡迎，教員對之更是冷漠而殘酷，以其是兩年前開後門進的大學，聞之可笑可歎。

　　一九七五，二，九：王棟生來，談他從六合上長途車時某一解放軍多占座位拒不讓孕婦就坐而引起公憤事，令人浩歎。二十幾年來培養成的對解放軍的敬愛風氣逐步消失了！

　　……

　　棟生兄笑了，說是有這些事。他回憶起那些天裏他們老少二人如何促膝長談，又如何“糞土”宵小。氣憤時父親用煙嘴狠敲桌子，大笑時又屢屢被香煙嗆得咳嗽不已……

　　一九七五年終於過去了，《聽梯樓筆記》也完稿了，而江蘇的知青們更是在省委書記彭衝的指示下，一批批地調了回來。於是父親在給棟生兄的最後一封信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希望一九七六年是你們知青的翻身年。

　　是的，再接下來的日子便一天比一天有希望了——一九七六年初，我與棟生兄先後回到南京；次年冬，又一同考進大學；再過一年，父親也不再是“員外”了，他被南京大學的校長匡亞明請去當了中文係的主任。

　　——惡運終於結束了，三十四封書信背後的故事也到此而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