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荒原

後記

　　一

　　在我的家鄉——蕭山東片沙地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一直流傳著不少關於徐傳化的故事。聽得多了，腦子裏便出來這麽個老頭的形象：一天到晚笑眯眯的，逮著誰都愛開兩句玩笑，小眼睛眨巴眨巴便是一個故事，再一眨巴便又是個故事。喜歡喝酒，酒至半酣時腿上便會擱把二胡，微閉了眼睛，在咿咿呀呀的胡琴聲裏輕晃著腦袋——有著唐伯虎的瀟灑，祝枝山的幽默。後來又聽說老頭和兒子徐冠巨辦了個化工廠，錢賺得足夠買好幾架飛機了，想買，卻遺憾國家民航總局不給批……

　　前後算起來我在印染廠裏呆的時間恐怕也有三四年，卻一直無緣見上這位快樂、風趣而又富有的老頭一麵。

　　寫作改變了我二十二歲以後的生活方式。1997年底，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沙地》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後，在幾家報紙上和電視台裏稍稍熱鬧了一下，土包子被包上了一層薄薄的漂亮的塑料紙後，便很不甘心繼續呆在原來那個日見蕭條的圖書館裏。

　　翌年二月底，在蕭山參加政協會議，第一次見到了坐在主席台前排的徐冠巨，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感，好像早已認識了這個人，還跟他思想上有著許多共鳴之處。那天上午散會時，正要跟隨眾人一起湧出大門外，蕭山市委宣傳部部長王玉明在背後叫住了我，特意介紹我跟徐總認識。握手時，聽見徐總微微笑道：“還是個小姑娘呐！”

　　那時候什麽都顯得很無知，包括穿著，包括交際，第一次見麵想必留給徐總的印象很糟糕。好在除了無知還有無畏，事後也就並沒有為這方麵而自尋煩惱。

　　四月中旬，忽又接到王部長的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去傳化集團工作，並告訴我徐總馬上要去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了，要我跟集團黨支部書記苗裕華聯係。和未婚夫祥商議了一下，我們決定先去公司裏看一下。摩托車在路上足足花了五十來分鍾。遠遠望見公司在104國道南麵新建的七萬噸洗衣粉噴粉塔，就覺得這地方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比我呆著的那個文化中心還要荒涼、冷僻。往廠區和辦公大樓裏轉了一下，又被那陣容征服了，感覺裏麵的氣象果然非同一般，何況離杭州、蕭山畢竟要近得多了，再加上從苗書記口裏得知我的上班地點將會被安排在杭州慶春路上的凱旋門商業中心——公司在那裏買了一層寫字樓，作為駐杭辦事處。一個星期後，我遞了份辭職報告，離開了我生活了二十二年的靖江。

　　苗書記讓人在集體宿舍裏給我單獨安排了一個房間。宿舍在廠區北麵的一棟麵西的兩層樓裏，和老板一家八口居住著的那幢四層樓房相鄰。每天早晚上下班，都得從他們家門口經過。有幾次傍晚下班回去，發現自己宿舍裏的門半開著，很是嚇一跳，過後才依稀記起早上出去時沒有把門拉緊關好，卻也從未見房間裏丟過什麽東西。

　　到傳化後的第二天，便抑製不住鄉下人愛串門的習慣。下了班後，不急著回宿舍，見那幢三層住宅樓前靠近西牆的一角似乎有個出口，又隱隱聽見說話聲，便悠篤篤地往那口子裏走去，眼前豁然開朗，果然有個比較大的院子，裏麵擺著許多盆栽的花木，角角落落都攀爬著會結南瓜、絲瓜和葫蘆之類果實的藤蔓。靠近西邊院牆的一個大棚裏圈養著數百隻雞、鴨，北麵則是一溜排低矮的瓦屋，不聲傳來豬的氣息和叫喚聲。

　　說話聲是從離門口最近的一個竹棚裏傳來的，有三個人站在那裏，朝一隻孔雀拍手逗弄著，忽然歡喜地叫道：“開了！開了！”站在中間的是位婦人，看起來有五、六十歲的樣子，高大、結實，是典型的蕭山沙地女人的體形，但那白皙的膚色，那目光和嘴角所含的微笑，以及那些話語，又讓你感覺到與一般沙地農村婦女的不同。她高高興興地犒勞了那隻孔雀一大把玉米，想想不夠，又往盛玉米的盤子裏抓了一大把。聽到邊上那兩人都叫她“老板娘”，我才知道這婦人原來是徐傳化的妻子，徐冠巨的媽媽。

　　老板娘大名苗祥仁，這是我在後來一次專門采訪她的時候才知道的。那一代的沙地女人，一旦結了婚，便都往往會失去自己原來的名姓。這些年來，似乎除了我自己以外，未曾看見或聽見別人也使用過這個名字，包括她的老伴徐傳化，我們聽到他稱呼她的時候總是以“老太婆”三個字指代。如花似玉的時候怎麽稱她，我們不知道，想必也不會用上那名字，多半是以娘家兄弟姐妹或妯娌間的排列序號前加個“阿”字，或者在第一個孩子的名字後麵再添上“拉娘”代稱了。叫“老板娘”自然已在辦廠之後，一開始想必也抗議過，但終究拗不過眾人在使用稱呼上的一些習慣，時間一長，聽覺、心理上也都漸漸少了別扭和不好意思，到後甚至覺得這稱呼的親切了，如同穿用方便後的一件內衣或一雙鞋子，有一種貼膚之親。

　　按照沙地人的說法，老板娘是個很“吃得開”的人物。我們才聊了兩三句話，便和我一見如故了，她聽說我姓陸，馬上稱我“陸小姐”，並親昵地拉著我的手，用她特有的方式表達著對我的真誠歡迎：“謝謝倷（你們），陸小姐，多虧倷看得起都一個個過來幫忙，公司才會有今天！”

　　過道邊上搭了好幾個晾，一張張竹簞皮上都曬滿了筍幹菜。那時節正是春筍旺市的時候。她告訴我筍是她托人從附近集鎮上批發來的，鹹菜則是她自己親手做的——“每年都要做十來壇，自己吃一些，公司食堂裏送去幾壇，親朋好友再分掉一部分。”她還有十多畝承包地在種，種瓜果蔬菜、五穀雜糧，也種甘蔗之類的。說話間，她找了隻幹淨的塑料袋，從竹簞皮上抓起一大把未完全曬透的筍幹菜往那袋子裏塞，把那塑料袋裝得滿滿的，執意要送給我——“你早上用開水泡一泡，可以過粥吃。”

　　不久我就發現她的熱情好客不隻是對我，對每一個到她家裏去做客的人——不管男女老少，熟悉的、陌生的，也不管你的衣著鮮豔、破爛與否，她都會同樣這般客氣地待你，給你遞椅子泡茶，還把家裏的好吃拿出來請你品嚐。從她家門口路過，經常會被她叫住，你還在猜測會找你有什麽事，她早已飛快地從屋裏端了東西出來了，有時候是她自己做的點心，有時候是一些比較鮮見的水果零食，有時候是從她那十來畝承包地上收獲來的甘蔗、玉米、花生，等等。

　　她和那些小販做生意時，分分角角都會算得很仔細，但若是知道你家裏剛剛遭受了一場不幸，或得悉你的日子有些艱難，她又會毫不猶豫地把整箱洗衣粉、洗潔精都端給你，不但不收你一分錢，末了還會往你手裏塞錢。

　　那陣子我的睡眠一直不太好，晚上不管熬夜到多深，淩晨五點左右總會準時醒來。捱到天微微有些亮了，便起來，換上一雙球鞋。下了樓梯通常能跟老板娘照上一麵。其時的老板娘更像個地地道道的農婦：一身舊衣舊褲，半高的靴子已是各大超市和商店的鞋櫃裏早已被淘汰了的品種，戴著付橡膠手套，頭上照例也少不了一頂在田頭幹活的農婦們通常戴的舊草帽。我們有時候隻匆匆地互相打個招呼，有時候也會停下來多聊幾句，聊著聊著她便會忍不住驕傲地把我帶到西院，向我展示著她這裏的陣容。她站在那些雞窩鴨棚門口隻須招呼一聲，數百隻雞呀鴨呀就像一大隊已在那裏埋伏了整整一夜、單等她這一聲召喚的士兵一樣，一下子都從那堵矮牆後麵蜂擁而出，向門口奔來。

　　她抓起一大把麥子，手臂往右一揚，一陣如陣雨前敲窗的雹子聲般鏗鏘有力的踏踏踏聲便跟湧而去；她再將手臂往左一揚，底下那股潮水便又隨即往這邊追撲過來。在無數條矮而粗壯的腿不停地來回奔跑、追逐中，她又一一指點著告訴我這一夥的品種有多麽優良；那一群長得有多快，最重的那一隻有幾斤幾兩了；誰對食物最有進取精神，誰最喜歡做一些攻擊性行為，誰最受欺侮……，一邊說，一邊就拿起把竹枝條掃帚，埋低了帽簷往那棚屋裏鑽去。

　　我跑完步回來，她已經從雞窩鴨棚裏出來，又鑽進了那一排排長長的豬舍裏。所經之處，數百頭豬都紛紛依次起身向女主人打著招呼。

　　住宅樓這邊，一個個房間裏也都有了動靜。接送孩子們上學的汽車已經等候在大門口，長得虎頭虎腦的冠巨的兒子迅迅背著個碩大的書包先一陣風地奔下樓來，跟在後麵的是觀寶那位婷婷玉立的寶貝女兒斐遠，隔不遠，又匆匆走來秀美的女兒佳男，小丫頭俊俏的臉蛋上還流露出一副很不情願的樣子，像是剛被大人們從床上催起來的。

　　兩位老總的夫人此時通常會在二樓的陽台上晾出一家三口的濕衣服。有時候觀寶也會溫情脈脈地出現在妻子身邊，幫她一起對付那些比較沉重的衣服或床單被套之類的。員工們對這妯娌倆的稱呼也特別有意思，那字眼兒跟經濟跟地位都無關，也不直呼其名，而是叫觀寶的妻子杏娟“大姐”，冠巨的妻子小燕“二姐”，老員工這麽叫，新來的員工也這麽叫，不管年齡、資曆均是這般稱法，叫聲裏充滿了一股濃濃的樸素的鄉情。

　　大姐二姐性情都非常隨和，路上遇見了，跟你打個招呼，說上一兩句話，淡淡地很自然地，卻有著鄰裏之間般的親切和隨意。老板娘要出門去海寧買小豬崽，或回紹興、黨灣老家那邊看望老親戚了，也會隆重地穿上最得體的衣服，走近了能聞到一股淡淡的仿佛年代已經十分久遠了的樟木香味。捏著那厚實的料子，她會驕傲地告訴我這件是小燕給她買的，上回那件是杏娟去某地給她捎回來的。

　　有一陣子，我和大姐二姐早上總是天蒙蒙亮就一塊兒出去鍛煉。在公司籃球場裏，我們跟虞永濤工程師一起學太極拳。楊式太極拳一共有八十四招，我們每天學一到兩招。大姐二姐像兩個極聽話的小學生，一招一式都學得非常認真、起勁，下了班，妯娌倆還會在自家屋頂的陽台上一起把已經學過的所有招式再重新認認真真地溫習一遍甚至數遍。有一兩次還拉了我一起去。迅迅赤著腳跑上樓來跟他媽媽要昨天吃過的湯圓，二姐一邊亮出個“白鶴亮翅”來，一邊告訴兒子湯圓放在冰箱裏的位置，並囑咐要“做人家吃吃”。

　　虞工早上出來的時間一般在六點鍾左右。大姐二姐怕睡過頭，便和我約好了三個人誰先起來，誰就叫一下另外兩個人。一開始太極拳隊的陣容幾乎稱得上“強大”兩個字，跟我們一起拜虞工為師的還有許多新來的大學生和老工程師，後來人數逐漸減下去了，學到第八十四招時，隻剩下我和大姐二姐及幾位老工程師。我們笨拙的姿勢常常自己都忍不住想笑，打完太極拳披著衣服出去，遇上經警隊長高順榮，總是笑嘻嘻地看著我們問：“今早又摸了幾條魚？”

　　工會主席苗裕華答應給我們太極拳隊每人定做一套運動服，幾天後，衣服發下來了，有一兩套袖子顯得長了些，或褲腿肥了點，二姐自告奮勇：“把衣服給我，我去給你們改改。”二姐開過服裝店，那縫紉機踩得要多麻利就有多麻利，針頭在布上的行走簡直比水筆在紙上書寫還要流利自如。

　　這一大家子人還在同一口鍋裏吃飯。每日中、晚兩餐集團小餐廳那邊都會派一名廚師過來幫老板娘一起炒菜做飯。中午大家下班時間不一，用餐分成好幾批，都是隨到隨吃。大姐二姐一般會在公司規定時間11：30分下班，觀寶在12點之後，冠巨更遲一些，傳化最沒準，早的時候比誰都早，晚的時候又會比誰都晚。有時候說好了回家用餐的，卻左右盼不來，過後才知他又在外麵陪客人了；有時候會冷不防地帶一大班客人回家，給老板娘和廚師都來個措手不及。在他們家的餐廳裏，我也當過一兩次座上客，老板娘極客氣，用餐的時候，她自己不急著吃，而是守在一旁侍候你，一個勁兒地給你夾菜，又搶著你還未完全扒幹淨的飯碗非要再給你去添飯不可，客氣得讓人很不好意思。

　　早晨和傍晚都是老板娘最為忙碌的時候。太陽一偏西，便忙著收曬，忙著和廚師一起準備晚餐、安頓雞鴨和豬。大姐二姐下班回來了，也會不聲不響地幫著婆婆一起做。晚飯是等大家到齊了才開的。我們的晚餐都早已下了肚，又去外麵逛過一大圈回來，他們家的餐廳裏還是什麽動靜都沒有，燈依然黑著，忙碌了一天的老板娘這會兒倒有些空閑下來，便坐在大門口傳達室的窗後，巴巴地盼著那一道道雪亮的汽車燈光穿透牆一樣厚重的暮色，筆直地朝門口射來。等了許久，倘老伴和兩個兒子的座車還是一輛都未見蹤影，便忍不住會從那傳達室裏起身出來，去那路口張望。問她晚飯這麽遲餓不餓？她會客客氣氣地跟你寒暄一兩句，然後告訴你他們家的晚飯幾乎每天都是這樣的，習慣了。

　　晚餐是這一家子一天裏最熱鬧、最充滿家庭氣氛的時候。孩子們先下了桌，跨出移門外在露天的道地裏玩他們的玩具，這邊父子三人邊吃邊討論著公司裏的事情，祥仁坐在一旁，看看丈夫，又看看兒子們，臉上洋溢著一個女人的全部幸福。父子三人免不了就某事看法不一致，發生一點爭論，爭論稍趨激烈，既是妻子又是母親的祥仁臉上的神情便又一下子被不安取代，警覺地看看持不同意見的雙方，表情像個舉著把滅火器的消防隊員，隨時準備著往那緊要處一按。

　　餐廳隔壁有一張乒乓球台桌。晚飯後，徐總難得有一會兒空閑，便陪兒子迅迅打一陣子乒乓球。小家夥的身體特別棒，深秋夜晚，我們都早已告別了涼鞋，他還光著腳板咚咚咚地在冰硬的花崗岩地麵上跑來跑去，那時候他的個兒也還比乒乓球台桌沒高出多少。老是撿球使小家夥很快對乒乓球失去了熱情，徐總便會讓人到我宿舍裏來問有沒有空，過去跟他打兩局。

　　我們的球技一開始還相當，似乎我還略略比他占上風些，可是漸漸地就發現自己越來越不是他的對手了，不管我的球扣得有多猛，他都能接招；而他過來的球，則常常出其不意，讓你防不勝防。

　　晚上老板傳化要不出去，家裏的客人總是絡繹不絕，來者多是他在文藝界裏的一些朋友，比較麵熟的有著名蓮花落演員翁仁康、翁的琴師大眼睛仁榮父子、滑稽演員趙新高、吹笛高手瞿世平、民間戲班班主趙祖安等人。一到，一樓客廳裏總是座無虛席，有時候還得去隔壁餐廳裏搬椅子添座。女主人便又有好陣子可忙，招呼各位，衝泡茶水，將茶杯都用雙手端了，一一遞送到每位來客的手中，又給大夥兒找吃的，甘蔗、花生、瓜籽、水果等等，但凡家裏有的，都傾囊而出。聊不到十來分鍾，主客便又開始切磋起琴藝來，客人們各自亮出隨身帶來的各式樂器，與傳化的胡琴或琵琶為伴。一曲過後，又是一曲，如山峰般的連綿不斷，沒完沒了。祥仁已經偷偷地一連打過好幾個哈欠了，但隻要客人們還在，她就不能允許自己先獨自上樓去休息，仍像個恪盡職守的服務員一樣，靜靜地呆在旁邊麵含微笑地傾聽著，目光卻時刻關注著客人們茶杯裏的水位。

　　傳化對文藝的酷愛隻能用一個“癡”字來述寫，這我在正文裏已有多處描述。我還得感謝這琴聲，在那些狐獨、悵惘的深夜裏，在我煩躁、痛苦地從一堆堆刪了又寫、寫了又刪的文字中直起頭來的時候，總能給我帶來些許安慰和絲絲清涼。

　　一直到2000年年初，我才從那棟集體宿舍裏搬出來。那時我正準備寫第二部長篇小說《日出草蕩》。作品都已被列為杭州市委宣傳部、市文聯該年度的重點工程，簽約合同上要求必須在年底前交稿，我決定用整塊整塊的時間來專門對付這件事。

　　整個春節期間，我都一直在猶豫著該怎麽去向徐總談這件事，跟他說我要請五個月的創作假——畢竟傳化是私營企業，而不是文聯作協，也不是那些機構臃腫、人員富餘的衙門，何況我當時在集團辦裏負責的有一大塊是日常管理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當我坐在徐總辦公室裏結結巴巴地提出這一請求時，徐總一口就答應了，並關切地問我還有沒有其它困難，譬如生活方麵。我忙搖頭說沒有，能有五個月的創作假已經足夠啦。徐總想了想說：專家樓已經造好了，你搬到那邊去住吧，我讓物業公司裏的人給你在那裏安排個房間。我說我現在居住的那個房間也挺不錯的，很安靜。徐總微笑地看著我道：那地方離我媽養豬的地方太近了，難免會有些氣味過來。搞長篇創作很辛苦的，我想給你換一個比較好的環境，專家樓那邊的會比你現在住著的地方要好得多。

　　搬到專家樓裏的頭幾天，感覺一下子孤獨、冷清了許多，時常懷念和老板娘的那些相處，懷念那一家子一到傍晚時分那種熱熱鬧鬧、喜氣盈盈的大家庭氣氛，懷念那夜半時分隱隱約約傳來的胡琴聲，甚至還懷念窗口下麵那些豬吃飽後溫柔的嘰嘰咕咕聲和饑餓時的淒厲叫喚。過了兩三天，我去看望老板娘，她一見我就說：“我剛剛還在跟人說起你哩，我說最近陸小姐不知去哪兒了，都已有好幾天沒見伊（她）人影了？”我說我搬到專家樓裏去住了。她一下子拉住了我的手道：“怪不得呀，我還在擔心你是不是已經走了——走了也該跟我打聲招呼呀！有空就多回來坐坐——你看我上個月抲的那群小鴨，才一個多禮拜，原來的毛色都已經褪光了……”

　　我還時常跑到她那裏去玩，但畢竟和這一家人的接觸沒有像過去那麽多了。

　　寫完《日出草蕩》已是冬天。從陽春三月到寒冬臘月，在專家樓307室那間明亮、舒適而又寬敞、自由的房間裏，在我自己虛擬的世界裏，我經曆了人生的四季。寫完最後一章，終於從電腦前起身的我，覺得自己年輕的背一下子弓下去了，仿佛由二十來歲一步跨到了五六十歲！我和書裏的那些人物一起飽嚐了許多肥甘美食，受到了毫無節製之後的應有的懲罰，所以當我頭昏腦漲地告別這部小說時，像得了厭食症一樣，對世界上好些正被許多人趨之若騖的東西都失去了欲望。世界對我來說變得既單調又豐富。許多日子裏，我隻有呆在那個完全屬於我自己的空間裏，關上門，再拉嚴窗簾，然後打開電腦，內心才會充滿自由自在的喜悅。

　　但這樣的日子終於又要結束了，我還得重新回到原來的生活軌道上去，跟周圍的許多人一樣。

　　我又坐在徐總辦公室裏，跟五個月前一樣，還是那把椅子，那股好聞的紅木香味和那和藹、親切的笑容。徐總詢問了我的創作進展情況後，用一種充滿鼓勵的目光微笑著看著我道：“這樣吧，你以後不用坐班了，公司就專為你設置一個‘專職作家’崗位，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搞自己的創作，想在哪兒寫作都可以，不用像別人那樣受許多限製，這樣對你的創作可能會更有幫助些！”

　　過了一個多月，我覺得心裏很不安，又去找徐總，跟他說給公司裏做點什麽事吧，盡我所能。徐總想了想說：“那就給我父親寫寫吧，他這一輩子過來得很不容易也很不簡單，雖然沒讀過書，但有許多充滿智慧和閃光的地方，你多跟他接觸接觸，說不定在寫的過程中能從他身上挖掘出許多東西來！”

　　這樣，我便攬下了給這位已年近古稀的傳化集團的創始人作傳的活兒。

　　二

　　初到傳化，聽得最多的兩個稱呼其一是冠巨的“徐總”，其二是傳化的“老板”。

　　這“老板”二字乍聽覺得很俗氣，細忖卻又覺得對於這位傳化企業的第一代掌門人再也合適不過。稱他為“老板”，當然首先因為他是企業的老板，可見這一帶的人在使用稱呼時直來直去的風格。然而我又懷疑其來由不盡如此。在私營經濟極為發達的蕭山沙地區，能夠稱得上“老板”者不計其數，但擁有呼者之眾，恐無人能與他相及。這二字幾乎替代了他的名字、職務，他的一切社會頭銜和親友中的輩份，包涵了多種感情色彩：尊敬、崇拜、羨慕、親昵和調侃，等等。我曾經特意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查閱過這一詞條，其釋義：1.私營工商業的財產所有者，掌櫃的；2.舊時對著名戲曲演員或組織戲班的戲曲演員的尊稱。

　　這兩點含義或許在這裏都兼而有之。而在藝術團辦公室裏，在外出演出時，後者的含量也許要更多一些。

　　一個星期後，我幾乎識遍了公司許多高層管理人員，卻獨獨還沒有真正麵見過這位充滿了傳奇色彩的老人，倒是翁仁康在公司裏見到了兩三次。我曾詢問過同一辦公室裏的楊煜泰老師：老板最近是不是出遠差去了？楊老師說：“他一般不大會出遠門的，可能這幾天忙於演出。”

　　隔日上午，我正在綜合樓的辦公室裏編一篇稿子，忽然聽見走廊裏傳來一個老人的聲音。楊老師說這不是老板麽？我趕緊起身走出去。那是個看起來顯得很結實的老頭，麵白而紅潤，臉上已有些溝溝坎坎，但不是很深，仿佛是早年留下的，後來又被淡化了。額頭頂上的頭發還很黑，都一律整齊地向後倒梳著，側麵看去與百元大鈔上的那位偉人的頭像有幾份相似。我不敢肆無忌憚地把目光過久地停留在他臉上，晃過那麽一眼後隻覺得其容貌和氣質都與我想象中的相差無幾。

　　我鼓著勇氣叫了他一聲“老板”，接著又添上“你好”兩個字。他隨即朝我這邊扭過頭來——我雖然看不到他的眼珠子，但知道他正在打量著我，他的眼睛果然如傳說中所說的，不大，但也全不是那種“獐眉鼠目”般的小法，而隻是細，且細得心平氣和、慈眉善目。過了大概有二十來秒鍾，才聽見他問：“你是哪個公司哪個部門裏的，我怎麽看著你麵生？”

　　我還以為他是故意把眼珠子藏起來看我的，心裏怯了怯，話也一下子不怎麽流暢了。我說我是新來的，在形象管理部的《今日傳化》編編編輯部裏當當……

　　他說：“噢，我知道了，你是個記者。”停停，他又一本正經道：“雞嘴（記者）很厲害的，在你們麵前說話得千萬小心，我以前在家門口種了幾行甜瓜，瓜都一個個有拳頭那麽大了，卻一不留神都讓雞嘴啄了個精光！”見我臉都紅了，便又得意地笑道：“年輕人出來要學會開玩笑，笑一笑，氣氛輕鬆了，就什麽事情都好解決了。你今天是不是想采訪我？”

　　我本來並不準備采訪他，但經他這麽一問，也就隻好隨機應答道：“早就聽說老板很會講故事，想聽你講兩個。”他嘴角一歪，臉上的五官又一下子生動了許多，隨即埋下頭去看了看手機上麵的時間，不無遺憾道：“今天來不及了，我要去給他們開會了，改天有時間我會過來給你講的——我這滿肚子的故事怕是三天三夜也講不完！”

　　過了兩天，我又在那幢樓的走廊裏跟他遇見了，他朝我指指邊上一個辦公室的門說：“我在這裏。”隨後我也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埋頭寫稿子。寫到一半的時候，辦公室的門又開了，隻聽見他在門口問楊老師：“陸亞芳呢陸亞芳？”我未曾向他自報過姓名，聽到他在叫我的名字，愣了愣，隨即慌忙應聲起立道：“老板你找我？”

　　他說：“我一直都在那邊等你呢，你不是說要我給你講故事麽？”我這才記起那天隨口說的話，當下既慚愧，又很有些感動。

　　在隔壁辦公室裏，我坐在他麵前的辦公桌對麵。像很多人一樣，交談一開始我便忍不住好奇地詢問起他的創業史。他“濃縮性”地給我講了一個多小時，其間又穿插了好幾則他自編的順口溜。他一邊說，一邊兩隻手不停地相互撫摸摩擦著，像一對難分難舍的孿生兄弟。我望著他那雙眼睛，心裏還無法確定這究竟是怎樣一個老頭——在此之前，我似乎還從未碰到過與他差不多類型的企業家或者農民。在他身上我可以找到許多跟我父親非常類似的氣息，它們都來自於我們腳下這塊曾經飽含鹽堿，而今又被許多廠房和煙囪所覆蓋的沙土地，而同時他又擁有許多別人所無法具備的東西，包括他那種常人中罕見的浪漫主義精神，那種大智若愚，和被沙地人稱為“獨頭獨腦”的開拓精神，等等。那天他又一連給我講了好幾個故事，我都認認真真地作了記錄。

　　一起離開那個辦公室時，他又忽然跟我道：“我們有個演出隊，經常要跟翁仁康一起出去演出的，我看你寫字筆頭跟水流一樣，唱唱跳跳肯定也不錯，可以到我侄兒觀泉那裏去報個名一起參加我們的演出隊。”我忙說我不行，唱歌跟黃牛歎氣似的，還老跑調，天生不是上舞台的料。他不甘心地又從頭到腳地打量了我一番道：“不會唱你可以跳——不會跳也不要緊，我們會把省藝校裏的老師專門請來教你們的，你還可以跟我侄兒觀泉他們搭檔演小品，我侄兒演小品都已經上過好幾次電視了呢！今晚上我們又要在對麵那幢樓裏排演，到時候你也一起過來看看。”

　　晚飯後我還在猶豫究竟去不去看他們排演，他已派了人到宿舍裏來喚我。爬上那幢樓的頂層，隻見偌大的會議室裏熱熱鬧鬧的，大約有二十來個人在那裏排演或討論本子。老板正坐在一角跟人拉二胡，一見我出現在門口即起身把我帶進隔壁一小舞廳裏，連叫了幾聲“觀泉”，忽明忽暗不停旋轉著的令人暈眩的燈光中即跑出個三十來歲左右的男人來，矮而結實，讓人放心地感覺到即便來了三十八級台風他也照樣能站在那裏紋絲不動，搭配和諧的五官笑得一團和氣，朝我點點頭，很有風度地伸過手來和我相握——這便是我初次見到的徐觀泉。舞蹈隊的女孩子有一半未到，不得不取消排演，老板把我分派給觀泉他們的小品組，讓我演一個孕婦。我一邊看劇本，一邊笑，跟觀泉坦白我實在不是上舞台的料，倘要我替他們寫點東西倒還是可以的，隨後便找了個借口溜之大吉。

　　老板見我實在不感興趣，也就未再勉強，但隨行記者的角色從此常常想到了我。記得第一次跟隨他們出去是到中強集團的珊瑚山莊演出，後來我在《今日傳化》上寫了篇《今宵歡樂在珊瑚》，老板看了後很高興也很得意，從此對《今日傳化》竟格外關注起來，新一期雜誌一出來，常常會問起這期有沒有給他們演出隊宣傳報道的。一起出去，亦會常常驕傲地指著我跟人介紹道：“這是陸亞芳你們認不認識？是我們公司裏專門請來的記者——記者很厲害的，你們說什麽她都能用耳朵錄去，到時全給你們寫進文章裏去！”

　　一起出去得多了，也便漸漸熟悉了他圈子裏的那些人，對蕭紹地區對全省的文藝圈也都有了更廣泛的了解。我回靖江家裏通常搭乘公司裏的便車，搭得次數最多的要數“1188”——老板和觀泉經常要去蕭山東片地區或紹興那邊的許多印染廠裏辦事。有時候他們還特意送我回家。一路上叔侄倆會起勁地討論某個小品的構思，裏麵的一些台詞和演員人選。而坐在我家那幾把會吱吱嘎嘎作響的竹椅上，喝著我媽用三、四十塊錢一斤的茶葉泡的水，此時的老板看起來更像是我們家的一個老鄰居。他和我那腿上還沾著許多新鮮泥巴的父親，總是有許許多多的話可以聊，從家務到農事，從三年自然災害到土地承包，從蔣介石到毛主席到華國鋒到鄧小平到江澤民，都各自表達出深刻的見解。末了，老板還教我父親許多他早年種絲瓜和辣椒積累下來的經驗。

　　和老板走得越近，越容易忽略他的身份，有時候覺得他像你的父親，有時候覺得他是個很講義氣的朋友，有時候又覺得他像你童年時的一個小夥伴，一個甚至玩興比你還要濃的老小孩。他肖豬，可是幹什麽事都透露出一股牛勁，決定了的事往往非要一頭幹到底不可，三五個人在後麵拚命地拉也拉不回來。但他又是極易動感情的，最見不得別人吃苦受難。我和誌祥剛結婚時他還在杭州工作，兩人總是聚少離多，他得悉後歎道：“兩個人的青春都有限呀，說過去就過去了，像你們現在這麽好的光陰卻不能在一起，將來到了我跟我老太婆這把年紀的時候想補也補不回來了！你不要調動，就讓你老公想辦法調到傳化來。”我自知讓誌祥過來很不容易，便也沒有怎麽為這方麵去努力，但他從此把這事存在了心裏。直到有一天觀泉打電話通知我讓祥去農業園區籌建辦麵試時，才知道他單為了這事就往園區跑了好幾趟。

　　而在藝術團裏，有兩對年輕戀人也因他而終於走到了一起。民歌歌手梅象廣和蓮花落新秀陳祥平最初戀愛的時候，我們都替象廣捏一把汗，覺得這事成功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盡管兩人看起來挺般配：郎才女貌，但來自祥平父母的阻力實在是太大了，那位做母親的還以斷絕母女關係逼迫女兒跟象廣分手，理由是象廣是個外地人，又沒有什麽經濟基礎。

　　但兩個人已實在好得像影子一樣分不開了，老板便一次次地去祥平家裏勸說她父母，他說：“我是白木頭，可我廿多年前就已想通了：什麽本地人、外地人都一樣的！我們跑到江西，跑到安徽湖南，人家也當我們是外地人，可我們就比他們差了麽？年輕的時候沒錢也不要緊，隻要腦子活絡，又吃得起苦，還是遲早什麽都會有的！當年我老太婆嫁給我的時候，我連一間象樣的草舍都還造不起，到錢塘江邊給人做年，那日子要說有多苦就有多苦，可現在不是苦盡甘來了麽？我還很聽我老太婆的話，她要我每天早上起來幫她擦地板搞衛生，我舉完啞鈴就乖乖地拿起拖帚，從三樓到一樓，把樓梯、房間裏的地板全都擦得幹幹淨淨的！”

　　他還經常有意識地安排藝術團去那邊演出，讓象廣在祥平父母麵前有更多的機會得以充分展現其才華。終於，雞年伊始，大夥兒在傳化大地酒店裏喝到了這對幸福的有情人的喜酒，宴間，自然也少不了老板和藝術團的演員們共同來幾個節目為大家喝酒助興，增添氣氛。

　　類似這種成人之美事件，幾乎貫穿了老人的一生。當然這些還遠遠不足以構成為《走過荒原》的原料。為此而作的采訪是個漫長的過程，我必須盡可能地了解他所經曆過的一切，還有他周圍的人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但凡他出去演出、開會、洽談業務，甚至走親訪友，我都像尾巴一樣緊緊跟隨著他。每次臨出門時，我隨身所帶的除了一個自製的采訪本外，還有一隻比磚頭稍大些的錄音機，雖然粗笨了些，但也有著那些數碼采訪機所絕對達不到的音質效果。

　　在這裏，特別要感謝老人的侄兒，那些年裏既是老人的司機也是他的生活秘書的徐觀泉，可以說在整個采訪中，都幫了我很多忙。老人對寫書立傳一直都不太感興趣，他更希望我替他們藝術團裏多寫一些劇本，所以一開始接連跟了他兩三天都毫無收獲，有時候好容易按下錄音鍵，不到十來分鍾他忽然又起身道：“今天就到此為止了吧，我手指頭熬不牢了，又要去抲抲癢了！”他說“抲癢”，我們便都知道他又想著那些樂器，要去彈拉幾曲了。但有一次他竟主動打電話來約我過去采訪他，一見麵便跟我道：“觀泉說得對，我這輩子隻有通過你的筆才能讓我的孫子、孫女兒，還有他們的後代看到是怎麽過來的，他們就會知道自己過著的日子是什麽日子，對這份祖祖輩輩創下來的家業也一定會好好珍惜，所以我想來想去覺得這件事也蠻要緊的，戲可以暫時不演，你這裏卻無論如何要先配合好！”

　　但若聽眾隻有我一個，他講著講著又會漸漸失去激情。觀泉便讓藝術團裏的專職演員們都一起坐過來，這樣他便能持續講好幾個小時。更多的時候采訪隻能是見縫插針，隨時隨地，隻要瞅著他有會兒空，並且情緒和環境也都還可以，即按下那錄音鍵。這樣的情況多在去某地的途中，在“1188”車裏，老板坐在副駕駛座位上，我把收錄機放在他左邊擱手的地方。開場的時候，觀泉一邊開車，一邊幫我一起誘發他對往事的回憶。老人一旦進入佳境，即使到了目的地，也久久不願下車，非要把那正在講述的故事給講完不可。我們去得最多的要數瓜瀝、靖江、黨灣，以及紹興的馬鞍、錢清、柯橋等印染廠比較集中的地方。通常早上或上午就出門，把蕭山東片地區計劃要去的印染廠都跑遍了，車子再繼續往更東麵方向的紹興開去。中午未能及時趕回公司，必定在瓜瀝鎮上的農機飯店裏用餐，有時候都中午12點了人還在紹興，或者下午還得繼續在那裏辦事，老板也準會讓觀泉把車開到瓜瀝來，用完餐後，再回紹興去。

　　那家飯店不是很大，但整潔，裏麵的環境也很幽雅。我們的車子一停下，老板娘必會親自迎出來，把我們讓進最好的包廂裏。那廚子就像老人自己家裏的廚師一樣，點菜的時候我們根本不必關照鹹淡程度和菜裏油量的多少，一切都按老人的口味絲毫不差地上來了，菜的搭配也完全是“傳化式”的，通常是醃芥菜蒸筍、飯焐茄子（或蘿卜）、紅燒青菜梗、鰳鯗扣肉餅子、白切雞、韭菜炒蛋（或水波蛋，或兩樣都上）、油爆花生米、板栗燒肉、紅燒豬肘。後麵兩樣是專為我們點的，他自己對脂肪和膽固醇是有所控製的，但看我們基本上都沒有怎麽碰，又覺得惋惜，會不顧一切地把筷子伸過去。

　　有一段時期他特別喜歡吃黴幹菜蒸鰻，我估計他一口氣都能把整條鰻吃光，但菜上來了，他總是先把中間幾段夾給我們，自己再收拾頭部和尾部。這常常使我想起自己的父親，小時候家裏吃魚，吃雞鴨，父親總是挑骨頭多的吃，把肉留給我們，以致於尚未懂事的哥哥對人說：“爹爹隻喜歡吃骨頭，不喜歡吃肉的！”酒通常是自帶的，跟女人一樣心細的觀泉出門時總會在車裏備上一兩瓶國產紅酒，老板便在高腳玻璃酒杯裏倒上一小杯，心情愉快的時候也足以把臉弄得紅紅的，眼睛一眯，便笑話連篇，一旁的你若正在吃飯，得格外小心，不然把飯粢搞到氣管裏去是不太好受的。四五個人這樣吃一餐，通常花不了幾十塊錢，結帳的時候，飯店老板娘還會執意客氣地多找給我們幾塊錢。

　　在瓜瀝，還有一個地方他也經常要去的，那是家私人診所兼藥店，老板姓項，我們都叫他項醫生，其妻是個越劇票友，傳化藝術團成立之前，也多次跟隨翁仁康一起下鄉演出過。老板患牙疼或腿上痛風病發作的時候，通常會去項醫生那裏配藥，我們勸他去杭州那些省級大醫院裏瞧瞧，但他總覺得那裏的醫生醫術水平未必見得比項醫生更好——對於朋友，他總是有著更多的信任感。

　　有時候一整天裏我們會有大部分時間都在“1188”裏麵度過，小車內特有的那股氣息常常搞得我頭昏腦漲，但隻要隨身帶去的幾盒新的空白磁帶都被灌得滿滿的，心裏便也滿滿當當的。當夜我可以大半個晚上不睡覺，整理那些磁帶裏的內容，有時候一段話會反反複複地聽上好幾遍，那些非常具有個性的語言會被我一字不差地移植到文章裏去，那種色彩和鮮活感，我常常以為是許多傑出的小說家都創造不出來的。這些磁帶使用過後，我會將它們編上序號，把裏麵的內容都一一完好無損地保存起來，這對於將來，會是個很好的留念。

　　隨著時間一天天地流逝，我已經沒有耐心把所有的采訪都完成後，再開始動筆。它占用了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並且似乎還一望無際。我決心像吃汙泥蘿卜一樣剝一截吃一截，按照時序從他的童年到少年這樣一段段地邊采訪邊寫下去。考慮到在《今日傳化》上連載會有如下幾個好處：第一，可以逼著自己一期期地趕；第二，會有許許多多的《今日傳化》的讀者在及時替你看稿子，他們會告訴你這樣走下去好不好；第三，我還是希望讓人能感受到我在企業裏的存在……，我便把我的這一設想告訴了丹陽，丹陽說好的，可以從接下去要編的那一期開始。

　　但在準備落筆寫第一期時，我又為該采用怎樣的語調，站在怎樣的視角而猶豫了。有一陣子我特意找來了國內許多成功企業家的傳記認認真真地拜讀，可能是我書找得不好，也可能是我的眼光有問題，那些傳主無一不是那種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形象，仿佛一尊尊精美的雕像，都無一例外地有著高大的骨骼、堅毅的臉龐和無比健美結實的肌肉，走近了一摸卻是冰涼的，沒有生氣，沒有呼吸、奔跑和吃喝拉撒的功能，永遠隻能以這種單調的姿勢存在著。

　　這樣的文章我以前也並不是沒有寫過，但那完全是出於應酬的需要，而現在，我實在舍不得這樣處理我的傳主——這是怎樣一個與眾不同、可愛的老頭呀！我完全沒有必要把他給神化，也盡可以采用一種平視的眼光，而不必把身子蹲下去，再把頭仰起來，否則將會失去許多真實。

　　而真實永遠是最具力量的！

　　我終於把第一篇《取了一個女孩子的名字》交給了丹陽，交給了2001年第3期的《今日傳化》，一共兩千來字，剛好占滿編輯部當時能夠給我的版麵。刊物出來後，丹陽打電話告訴我雜誌一發下去，編輯部立即接到好幾個電話，都是關於這篇文章的，其中有人指出第一段的“連日來的淫雨”中的“淫”字是貶義詞，應該改掉；還有問“老陽兒”這三個字是什麽意思。我問丹陽另外有沒有了？丹陽說沒有了，就這兩點，我於是輕鬆地笑了。這以後每月15日之前，我都會如期接到編輯部的小麻打來的催稿電話。稿子完成後，考慮到有些事件、時間、人名或地名方麵可能會有誤差，我便會讓多年來一直像影子一樣跟隨在老板身邊的觀泉過過目，把一下關。

　　觀泉還主動攬來了替每期《走過荒原》提供插圖的活兒。他不僅擅長演小品，攝影技術也同樣令人放心。我根據文章裏的內容把拍攝的對象和要求粗粗跟他一講，他很快就領悟了，拍出來的圖片也基本上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我有時間的話，也會跟他一起去拍。

　　當年的許多東西都已不知不覺地在寧圍這一帶消失掉了，比如草舍，比如三卡、獨木橋等等，我們隻好設法去尋找，用鏡頭把它們重新帶回來。於是杭州、紹興、蕭山縣城、南片山區、錢塘江邊、墾區，還有我老家那邊的靖江、瓜瀝等地，都或多或少地在觀泉的相機裏留下了一些東西。這種尋找充滿了樂趣，尤其是對於觀泉。我讓他拍旭日，他天不亮就起來帶著個相機跑到曠野地裏，傻乎乎地站在那裏等日出；我讓他拍狼狗，他在一家飯店裏借了一隻，為了逗引那隻狼狗做出各種各樣凶猛的姿勢，差點讓那雪白鋒利的狗牙在他身上留下了紀念；我讓他拍一條兩邊都是粗壯的梧桐樹，樹下有人悠悠地踏著人力三輪車和自行車，但不能出現一輛汽車或摩托車這類比較現代化的交通工具的馬路，他站在蕭山城廂鎮環城南路上的人民路口，足足守了兩個半小時，才搶拍到了一張……

　　我們還借用過附近村民家裏的鋼絲車、28吋的“海獅”牌自行車、簸箕、塑料桶等作道具，國淼、象廣還有大巴車司機高德範及觀泉的堂弟偉琪偶爾也會當一下他的助手。這些拍攝往往是觀泉忙裏偷空跑出去完成的，有好幾次我們吃中飯的時間都已是下午兩點多了。每次照片衝洗出來了，我都不忘說：“觀泉你拍得真好！”於是那雙比他叔叔大許多的眼睛便閃閃發光了。但叔侄倆畢竟是叔侄倆，身上都充滿了一種很容易被點燃、叫作激情的東西——而奇跡總是青睞於擁有這種東西的人。

　　老板畢竟年事已高，況且一個人的記憶力也總是有限，時隔多年有些事情難免記不大全麵，或時間、地點、人物名字等方麵有所出入，這使我的采訪對象不能僅僅局限於他，我還得從他身邊的許多人——包括他的家人，多年來一直跟隨在他身邊的侄兒，還有一些早期跟隨他們父子倆一起創業的傳化老員工那裏獲得更多、更全麵的信息。我可以像個家庭主婦一樣，把這些陸陸續續獲得的原始材料舂成米備在那裏，然後在《今日傳化》上每個月做一頓吃一頓。漸漸地，丹陽他們給了我越來越寬裕的版麵，我便可以信馬由韁了。這樣，從2001年3月份開始到2003年10月份，《走過荒原》在內刊上共走了32個月。期間，應該感謝大家對它的關注，並給了我許多真誠而又熱情的鼓勵，尤其難得的是徐總一家對我這種毫不粉飾的寫法的認可，使我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心走過這32個月。同時我還得感謝《今日傳化》編輯部裏的每一位同事，他們嚴謹而又不失活潑的工作作風，是促成這次愉快的合作的重要條件！

　　相信許多年後，當我回顧自己的文學之路時，依然會覺得這部作品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始終沒有把它當作僅僅隻是一個人的傳記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