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荒原

第22章 還我男兒名

　　為了節省開支，九十年代初，出去送貨，傳花一般還都是親自押運，並和司機一起做裝卸工。那時他已是50來歲的人了，卻端起百把斤重的助劑，走上百把步路還是氣都不喘！貨送到對方單位裏，他們總會直接把車子開到倉庫門口，並替那些倉庫管理人員整整齊齊地碼好。要是看著倉庫裏有些雜亂，傳花還會殷勤地幫他們把東西都整理一番，並找來掃帚把地麵也打掃得幹幹淨淨。

　　在印染行業極為發達的蕭紹地區，當時許多印染廠裏的門衛、倉庫保管員，也包括那些廠裏的高層管理人員，對那輛車牌為浙AG2005的解放牌大卡車的熟悉程度簡直不亞於對他們自己廠裏的車子，一見它在廠門口出現，就知道那個眯著雙細眼、幽默風趣的老頭兒又來了！

　　然而每次去水鄉紹興送貨，對那位剛從汽校培訓班拿到駕照不久的司機來說，都充滿了考驗。富有“小橋、流水、人家”這一濃鬱的江南水鄉特色的紹興，八十年代末，還十分依賴水上交通，陸路則一般都造得比較經濟，那輛大卡車一駛入這種地方，便如螃蟹爬在了一根根纖細的布帶上。最讓司機畏怯的還是那些橋。

　　這橋又特別多，還大多是些危橋，仿佛一個個瘦骨伶仃弱不禁風的古代仕女，沒事兒站在那裏欣賞感覺也不錯，可是一輛大卡車，如同一個雄糾糾的武夫，四個輪子碾過來，需要的不是那種柔柔弱弱的古典美，而是橋身的牢固和橋麵上足夠的寬度。然而一到那橋跟前，除了底下波光粼粼的河水，把著方向盤的司機就根本沒法看到即將要碾過去的那橋的兩邊。傳花便自告奮勇地從車上跳下來，邊喊邊打著手勢給司機做指揮。等到終於小心翼翼地過了橋，兩人便如又打了場勝仗般的高興。

　　有一次，他們一起去桐鄉送貨，當時去杭州還得繞道從錢江大橋那邊走。沿途也多是些崎嶇不平的石子路，且繞來繞去極不好走。上午九點鍾出的門，到餘杭臨平就已是中午十二點多。下午一點多才到達桐鄉境內，兩人都早已被餓得肌腸轆轆，見路邊剛好有家飯店，店麵看起來也還有些整潔，便將車子在飯店門口一停，進去讓店家炒了個肉絲麻辣豆腐，呼呼嚕嚕地吃得滿頭大汗，痛快無比，一出門，卻傻了眼，車子矮了許多——四個輪子都陷在了深坑裏！

　　原來這家飯店新開業，門前那片用來停車的空地也是新辟出來的。大卡車上又載滿了貨，少說也有好幾噸重，再加上又是下雨天，一頓飯的工夫，那路麵早已無法承受這麽大的壓強。眼看四個輪子越陷越深，司機慌忙爬上車子發動油門，傳花幫著在後麵使勁兒推，車子卻趴在那裏隻是叫著，一動也懶得動。

　　雨越下越大。兩人想了很多法子，把剛剛吃下去的飯都化成力氣使出來了，車子還是趴在那裏光會嚎叫，四個輪子不但無力自拔，反而好象又陷下去了許多！實在沒法子了，他們隻好出錢叫了幾個人過來，先把車上的貨都卸下來，再讓那些人一齊使勁兒在後麵推，車子終於掙紮著從那些泥坑裏爬了出來。

　　雨還是一個勁兒地下著，中間連喘口氣都沒有。再重新裝上貨，兩人都早已淋得像隻落湯雞，傳花還把腰都給閃壞了。等他們把貨送到對方單位裏時，已是傍晚七點多。

　　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都還牢牢記著那場雨，那四個陷井般的泥坑，和他們之間那份既像父子又像夥伴之間的親密感情。

　　事實上這份深厚感情，徐家和每一位曾經在創業初期與他們一起同甘共苦過的人都擁有著。在當時那個已由家庭式過渡到家族式的小化工廠裏，沒有冰冷的廠紀廠規，也沒有老板與員工之間的角色之分，一到吃飯時間，大夥兒便像一家人一樣，陸陸續續地走向徐家一樓最東麵的那間屋子，那是傳花和他妻兒、媳婦們的廚房，也是大家共同的廚房。飯菜都是祥仁親手做的，總能照顧到他們不同的口味。吃飯時，也跟各人在自己家裏一樣，不分餐，大家圍成一桌一起吃。一撥吃畢了，又來一撥，菜不夠了，祥仁趕緊再燒再炒，直到大夥兒都侍候得差不多了，祥仁才顧得上為自己盛飯。

　　家裏人也都一個個一起完全參與進來了。先是秀梅和杏娟，後來小燕與冠巨結婚後，也在原單位辭了職——那場疾病不但未能拆散這對有情人，反而使他們以後的婚姻顯得更為牢固，彼此之間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信任。翌年在寧圍中學教務處工作的觀寶也脫離了學校，回來一起輔助父親和弟弟。一家人終於都緊緊地擰在了一塊兒。

　　然而就在這一年，由於那場眾所周知的學潮，國家政治形勢忽然變得動蕩不安。

　　他們最初是從貨突然發不出去這一點上感受到的。發往湖南的五十噸用鐵桶包裝的助劑突然被退了回來！他們後來才知道這還算是幸運的，有許多物資隨火車到了半途上，就被阻滯在那裏，進進不得，退也退不回來，更慘！

　　不僅鐵路交通不暢，公路如一些重要的國道和省道也都受堵。許多不法分子趁機混水摸魚，攔路搶劫，大搞破壞。

　　一次浙AG2005的司機與業務員老董一起從寧海一家客戶單位運貨回來，車至慈溪境內，突然被十多個年輕人氣勢洶洶地攔住了去路，這些人一個個手裏都帶著刷子、油漆桶或墨汁瓶，有的還拿著專門用來刺汽車輪胎的家夥。但等車子一停下，便一擁而上，將手裏的刷子往那些油漆或墨汁裏一浸，惡作劇般地往車身上、窗玻璃上胡亂塗寫一氣！罷了，又強迫司機把汽車開進一個停車場裏。跟他們停在一起的那些車子，也都被塗寫亂七八糟，有不少輪胎都是癟著的，而浙AG2005未被紮破胎還算是幸運的。

　　停了兩天，還不見那些人有放行之意，老董和司機都心急如焚，所幸車鑰匙還在司機手裏。當天夜裏，兩人便趁人不注意悄悄溜上車，發動車子開了出去。一到馬路上就加大油門，一直快到蕭山了，心還狂跳不已！

　　最驚險的還是那次到上海奉賢某廠去送貨。本來浙AG2005的司機和銷售員來奎元約好了，中午十一點半來奎元在杭州南星橋那邊等著，司機順路開車過去接他，再一塊兒去上海。偏那天路上又堵車，八點鍾車子從廠裏開出，一直到中午12點才到南星橋，怎麽也找不到來奎元的人影，又沒法子跟他取得聯係，在那裏停車等了半個小時，還未見來的人影，司機和車上的另一名同事都等不及了，隻好開車走了。

　　傍晚五點半左右他們才抵達該廠，卸完貨找了家旅館住下已是晚上八點多。次日早晨二人歸心似箭，五點多就起床，一吃過早餐便上了車。司機隨手打開了車上的收音機，正好聽到一條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說是昨天半夜時分，一列從杭州到上海班次的火車，在快到達上海的鐵路段發生爆炸，死亡人數已達數十人，雲雲。

　　司機不禁驚叫道：“哎呀——，來奎元會不會也上了這趟火車呢？”

　　他們馬不停蹄地匆匆趕回廠裏，確證來奎元真的上了那輛火車，原來來奎元在南星橋按約定的時間等了半個小時，見浙AG2005還未來，以為他們失約自個兒先開車走了。哪想到他前腳剛走，車子隨後就到了。這下子大家都慌得不得了，尤其是那司機，覺得萬一來奎元真的出了事，自己最應該被追究責任！

　　大夥兒提心吊膽地等了兩天，終於見到來奎元平平安安地回來了，每個人心裏都鬆了口氣，仿佛終於見到自己的親人平安歸來那麽高興。後來聽來奎元講他親身經曆的這樁慘案：當時車廂裏真是慘不忍睹，坐在他邊上的人都被炸死了，有人拿手往臉上一抹，就能抹到一大把血肉，他還親眼看見一條腿飛出了窗外！獨他大概因坐姿不太雅觀，把兩條腿都架得高高的半躺半坐在那裏才幸免於難。爆炸發生後，鐵路上一片漆黑，來奎元說，當時真有一種世界末日來臨般的恐怖！

　　接二連三的險遇，使傳花他們不得不縮起手腳，小心翼翼地隻做一些近路生意。

　　局勢一直到該年10月份左右，才見穩定下來。然而，與此同時私營企業該不該發展也成了當時一個頗受爭論的話題。地方政府都麵臨著是支持鄉鎮集體企業呢，還是支持個體、私營企業這兩大選擇。選擇後者無疑將冒相當大的政治風險，於是一些對個體、私營企業采取“不支持、不宣傳、不反對”“三不”政策的地方，已算相當不錯，不少地區采取了輿論加稅收的方法，欲把這股剛剛躥出來的火焰給壓下去！

　　此時，貸款難、工廠用地難，特別是化工企業要上壓力容器難和用電難等，成了私營企業想要進一步發展所遇到的普遍阻力！

　　一些小廠都頂不住了，紛紛關門熄火。會想法子的，偷偷轉移到偏僻的圍墾地區或山旮旯裏；有門路的，則設法倚到集體企業的簷下，以借這棵大樹遮一遮風，擋一下雨，時謂“戴紅帽子”。

　　處在這風口子，傳花和家人們也都感到惶惶不安。他們也考慮過“戴紅帽子”，這樣做不但可以避風，又可以減輕稅收，企業要進一步發展，也不會再受種種阻撓。但他們又本能地反感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覺得要麽不辦廠，辦了就得堂堂正正地辦！

　　那些日子裏，每天早晚，傳花都要搬個凳子坐在家裏那隻廣播喇叭下麵，歪著頭，一動不動地聽上半天，密切關注著中央方麵的政治動向和最近的一些經濟決策。他琢磨著上麵既然還沒有把他們廠裏的工商執照收了去，這說明私人辦廠還是合法的，但再聽聽社會上的一些輿論，又不能不感到畏怯。“雙打”期間那六十二天的非人折磨，使他早已領略了政治風浪的險惡——縱然是艘巨輪，也照樣會被一口吞沒，更何況自己一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充其量也隻能算是一葉扁舟！

　　如果隻是他光身一人，那麽他還是什麽都敢豁出去的，但他還有家人，還有兒孫們——徐家的未來和希望，他不能拿著他們的前途去賭這個博！

　　麵對這個正越辦越紅火的小化工廠，傳花和兒子們盡管心裏萬般不舍，但還是忍痛作出“見好就收”的打算。他們抓緊催討貨款，然而那些印染廠家因生意不景氣，大多瀕臨倒閉，實在沒有能力付款的，傳花便讓對方用積壓在倉庫裏的布作抵，於是就搬回了許多布匹。

　　這年年底，他們正準備把剩餘的一些原料用完後就也跟著關門熄火，卻忽然傳來了傳花被評上該年度寧圍鄉勞動模範的喜訊！最早得到這一消息時，傳花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後來，傳花才知道自己這個勞動模範的稱號得來得有多麽不易。

　　就在1989年快到年底的時候，冠巨聽到風聲說寧圍鄉黨委、鄉政府將取消私營企業主參評勞動模範的資格，深感不公平的冠巨當即找鄉裏的領導一個一個地理論。他說：我們雖然是私營企業，但我們同樣合法經營、照章納稅，每年我們都要交給國家許多稅金，光是去年就有2萬多元，今年將更多，我們還支持村裏、鄉裏的建設，做了很多公益事業，為什麽就不能評先進呢？當時寧圍鄉黨委書記、鄉長聽了他的這番話後，覺得有道理，他們以鄧小平同誌的三個“有利於”思想為指導，也認為傳化企業發展勢頭強勁，且已為社會和寧圍鎮的經濟建設作出了不少貢獻，最終決定評選傳化企業為先進，徐傳花為該年度的鄉勞動模範。

　　領獎那天早上，傳花比以往都要醒得早，他幾乎有些等不及通知上寫著的那個開會時間了。到了會場上，就有工作人員替他將一朵大紅花佩戴在胸前，又領他到主席台上，讓他坐在一塊寫有他名字的牌子後麵的座位上（這輩子他還是第一次坐主席台！）。他暈乎乎地聽憑那位工作人員的安排，挺直了腰板畢畢正正地坐在那裏，望著台下黑壓壓的還在攢動著的人頭（這些人可都是來自全鎮各村的能人啊！），他更覺得自己像是在做夢。

　　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那朵大紅花，發現下麵還垂著漂亮的須帶。真好看，他心想，等開完會，還可以帶回去給孫子和孫女兒玩。轉而卻又想：這可是黨和政府給的榮譽哩，自己這輩子還是第一次得到這麽大的榮耀，可不能落到孩子們手裏給弄壞了，回去得讓祥仁替自己好好地珍藏起來！

　　有了這朵大紅花，傳花已是心滿意足，但隨後在會上，他又得到了一大張獎狀，還是鄉裏的一位重要領導用雙手鄭重地遞到他手裏的，又親切地跟他握了握手；他還得到了忘了是誰送上來的一大束鮮花！在一片熱烈的掌聲裏，他覺得眼睛裏熱熱的，辣辣的，眼前的一切景物逐漸變得模糊。

　　會議結束了，傳花隨著人群一起走出會堂。許多人都主動擠過來過來跟他打招呼，祝賀他。那朵大紅花把他的臉映得紅紅的，很有做新郎般的喜慶味道。他很想讓這朵大紅花一直這樣佩戴在胸前，神氣地走回家去，卻又怕村人們瞧出自己的得意和驕傲來了，背地裏笑話，還是把它摘了下來，小心翼翼地拿在手裏。

　　回到家裏，傳花把花和獎狀都放在桌上讓老伴和兒女、媳婦們都過來看。這一家人從此永遠也沒有忘記，就是這朵大紅花、這張獎狀，當時給了他們多大的鼓舞和安慰，使他們徹底打消了顧慮，更堅定了一定要把廠辦好、辦下去的決心！

　　從1989年到1991年底，這兩三年時間裏，企業雖然因受外部一些不利因素的影響，發展相對較為緩慢了些，但在當時的私營企業中，隻要能夠堅持住，不垮下來，就已是相當不錯！

　　1992年，他們在迎來大自然的春天的同時，也終於迎來了政治春天。鄧小平同誌的南巡講話，終於搬掉了壓在個私、私營企業頭上的那塊石頭！

　　適宜的政治氣候，再加上“901”特效去油靈的成功發明，和一些專家教授的加盟，傳化企業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在此之前，企業名稱已經完成了三級跳，由“寧圍寧新合作淨洗劑廠”到“蕭山寧圍助劑廠”，再到“蕭山化學助劑廠”，從“寧新”到“寧圍”，又到“蕭山”，每一次更名，都象征著企業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很快，他們又不能滿足於“蕭山”了。那天冠巨去杭州工商局，要求把企業更名為“杭州化學製品有限公司”。但按當時有關規定，“杭州”後麵必須再加個代名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員建議道：“你們是私營企業，加個人名也可以，像張小泉剪刀廠，用了一百來年了，這名字還是那麽響亮！”

　　冠巨遂一下子想到自己父親的名字，覺得這“傳花”兩個字也挺好，特別是那個“傳”字，既有傳揚天下，又有世世代代都能傳承下去之意！填表格時，他又想把“花”字草字頭去掉會更妥——傳化，他們所經營的不正好都是化工產品麽？

　　從杭州回來，冠巨把為企業更名的過程告訴了父親，並建議父親從此也使用“傳化”這個名字，傳花拍了拍腦袋笑道：“對呀，我都快60了，早不怕命貴養不大了，還要這女人名字幹嘛？”

　　由王光英親筆題詞的“杭州傳化化學製品有限公司”這十二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很快出現在公司大門口。這標誌著傳化企業已真正確立起自己的品牌，完成了初始資本的積累，正式邁上了以發展傳化事業為目標的創業之路。

　　與此同時，傳化自己也告別了那個他曾使用了五十七年的女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