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荒原

第10章 初露崢嶸

　　房子造好後，欠下了四百多塊錢和一百來斤糧糧票。負債過日子，傳花很不習慣，晚上躺在床上睡夢裏都覺得不安穩。算算推“小火車”的收入，怕是起碼也得苦幹好幾年才能還清這筆債。聽人說長河、浦沿一帶有不少人都去錢塘江對岸的杭城工地拉車了。那時候城裏搞基建，材料大多得靠人力搬運。這些人幹一天的工錢夠他推好幾天的“小火車”了，便琢磨著自己二姐的大女兒也嫁在長河，一問，果然也和她丈夫一起在杭城拉車，外甥女婿水榮還是個頭兒，遂當即抽空去了趟二姐家。過了幾天，水榮捎信來讓傳花過去。

　　搬運隊是水榮自己組建的，活兒也都是他們自己找的。傳花剛過去那陣子，水榮他們都在拉磚頭，是給二輕局造房子用的。一起拉車的那班人，或是水榮夫婦的鄰居，或是同村人，都是夫妻雙雙一起出門，共拉同一輛鋼絲車，唯獨傳花單個兒，車上的磚頭卻裝得一塊也不比別人少。

　　從杭州磚瓦廠到工地起碼也有二十來裏路，遇到上坡過坎的，也沒個人幫他在後麵推一把，再加上那輛車不好使，輪胎老是有點癟，剛剛用氣筒打過又很快是這樣了，拉著拉著就漸漸落了伍。一起拉車的有幾對夫婦便忍不住嘀嘀咕咕地罵起來，先是背著他，漸漸地就肆無忌憚了，仿佛搔癢，必得去掉那層原先還因麵子遮在那裏的隔了，搔起來才會覺得痛快。他們罵傳花青草牛屎似的一堆，空長了個殼兒，憑著跟水榮夫婦的親戚關係，厚著臉皮硬擠進他們的搬運隊來揩大夥兒的油！

　　傳花庠裝未聽見這些，一聲不吭地顧自拉車，無奈手頭上分文全無，草鞋穿爛了，連再買一雙的錢都沒有；又在外甥女兒夫婦那裏搭了幾天飯吃，雖說主食麥粞都是他從自己家裏帶去的，但總覺得過意不去，便私底下找水榮，紅著臉，吞吞吐吐地問工錢什麽時候可以拿？

　　水榮皺眉道：“小舅舅，實話對你說，我們活兒雖然天天都在這樣幹，但因沒有得到過勞動局的批準，不是正規搬運隊就開不出發票，也就沒法去要錢，要是往年這發票還好搞些，今年卻不行，大夥兒都已經一連有好幾個月的工錢都沒得拿了！”

　　傳花一聽，心都涼了，說：“這怎麽是個好？”

　　水榮道：“還得找那些正規搬運隊幫忙，搞一兩張發票出來。這正規搬運隊蕭山樓塔、戴村、河上店都有，隻是沒有熟人，過去跟他們講，他們理都不會來理你！”

　　傳花想了想說：“我倒是有幾個上山朋友的，不如去找他們想想法子看。”

　　事不宜遲，當晚半夜時分，傳花便騎著他那輛特製的自行車從工地上出發了。至樓塔天才剛亮起來，托朋友幫他找了個獨輪車隊的頭兒。那人說要開發票可以，但水榮的搬運隊必須替他們安排幾個人的工作，倘能答應這一條件，那麽以後這邊需要的發票都由他們包攬了。

　　傳花不能決定，隻好返回城裏來征求水榮意見，水榮爽快地答應了對方的要求，並說下一季度去省輕工業廳的工地上拉材料了，就可以讓這幾個人過來。傳花得到答複後，又當即趕回樓塔，終於開回了一張有5000多元金額的發票。第三天發放工資，搬運隊裏一片喜氣洋洋。傳花因日子少，沒分上多少錢，不少夫婦卻都拿到了兩三百塊工錢，這在縣級機關幹部也才幾十塊錢月薪的年代裏，可算是一筆巨款了。

　　但有關這錢的來源，除了水榮和傳花自己外，誰都不明底細。那些人仍是沒給傳花好臉看，依然一天到晚嘀嘀咕咕地罵他枉長不中用，幹活也不知道使力，拉著拉著，又掉下去了。搬運隊裏有個姓施的男人，原先在生產隊裏當過幾年小隊長，說話做事都還講分寸些，這次眾人又當麵背後地罵起了傳花，老施實在聽不下去了，說：“你們不要再罵他了，恐怕我們拿到的工錢都是他想法子搞出來的呢！”

　　人群中立即有人嗤地一聲冷笑道：“他有這門路，還會來跟我們一起拉車？水榮有麵子，我們想介紹親戚進來，跟他說過多少遍了他都不要，他自己老婆的親戚卻一說就讓他進來了，讓他拉又拉不快，剝削我們的血汗呢！”

　　老施說：“我琢磨著水榮不會有這門路，從未見他開出過這麽多錢的發票，一定是他。”

　　有個叫小峰的漢子的女人也在邊上道：“就算這發票不是他想法子搞來的，你們也不能這樣對待他，一呢，他跟水榮是親戚，大家都沾親帶故的；二則，我們都是兩個人一起搭檔，隻有他單槍匹馬，再加上他那輛車子也不好使。”

　　那天大夥兒拉到中途，都在一棵大樹下歇息，小峰的妻子單獨走到傳花旁邊，依水榮兒子的輩份叫了他一聲“小舅公”，又低聲問道：“那天一大早你大概有什麽事出去了，招呼也不打，水榮照樣把工給你記上了，大家都在背後罵你剝削我們的血汗錢哩！”

　　傳花張了張嘴想辯解，可是水榮一再關照過他不要把開發票的事情說出來，隻得又把話咽了下去，訥訥道：“這工是不該記的，水榮這樣做確實不對的！”就去找水榮。水榮瞪眼道：“誰要在背後亂嚼舌頭，就給我滾蛋——我任由他們說了？！”

　　隔了一天，也是中途歇腳的時候，老施又問傳花：“我聽說你那天到樓塔去了，是不是為開發票的事？要不是，就讓水榮把那一工活兒給去掉，就為這點兒工錢，被人指指點點地在背後罵，何苦？”

　　傳花隻好點頭道：“這是不對的，回頭我再去跟水榮說，讓他把這一工給劃掉。”

　　老施卻一眼不眨地盯住了他：“你要真是在開發票，就說出來——有什麽不能說的呢？”

　　傳花蠕動著嘴唇低聲道：“水榮不讓我說……”

　　老施驚道：“認真是呢！”想了想，又客客氣氣地跟傳花說：“小舅舅，你再在這裏坐會兒，我過去跟他們商量件事兒。”

　　傳花以為他們有什麽事兒不便讓自己知道，便老老實實地照他的吩咐坐在那裏。

　　那邊老施已將眾人召集在一起，拍腿道：“我說呢，水榮沒那路道！”便將傳花去樓塔開發票的細底說了出來。那些人聽了，一個個都懊悔、愧疚不已。老施道：“事已至此，再懊悔也沒用，那些罵過他的話都是收不回來了的。他車上的磚頭裝得滿，那車又不好使，你們哪，就伸手幫幫他，也算是將功補過了！”

　　那幾個平時罵得傳花最厲害的婦人遂趕緊跑到傳花麵前，殷勤道：“小舅公，我看你今天氣色也不太好，我們幫你拉幾塊。”另幾個跟著道：“我們也替你馱幾塊。”

　　傳花愣了愣，說：“我不是好好的麽？誰說我有病了？”——又不明白這些人怎會一下子都變得對自己這麽客氣——“我不要你們幫，要不可真是在剝削你們的血汗了！”

　　眾人卻已不由分說，都紛紛把他車上的磚頭往自己這邊搬，急得傳花慌忙把身子往鋼絲車上一撲，大聲叫道：“不給你們的——水榮沒說過不讓我拉了！”這時老施也跟過來了，將他從車上拉起來道：“隨他們去——他們一輛車都有兩個人，再說車子也都要比你那輛好拉得多。”

　　車上的磚頭少了許多。傳花拉起車子，感覺腳步一下子變得輕飄飄的，仿佛一腳一腳都踩在了夢裏，怎麽也不敢相信幾分鍾前發生的這一切，那些剛剛還拿最難聽、最刻薄的話罵自己的人，怎一下子都變得這麽客氣、殷勤了？

　　第二天，他那輛車的輪胎不巧被刺破了，眾人又都搶著要幫他去修，結果修了大半天，還未見那車子給送拉回來，傳花急了，可不是，別人都快一趟拉下來了——少拉一趟，就是好幾塊錢的損失呐！急忙找人一問，才知替他去修車的人發現車子不太好使，正在設法幫他換上一輛拉起來比較輕巧的。車送回來了，大家依然不讓他拉滿車的。這時，水榮也知道事情經過了，索性也作了個順水人情，道：“他們樂意這樣，就隨他們去吧。”老施也在邊上附和道：“你要不接受，大家心裏還更過意不去了呢！”

　　二輕局的房子結頂後，搬運隊也隨即換了工地。不久，水榮答應過的那幾個上山人也過來了，隊伍一下子變得浩浩蕩蕩。不料到了年底，城裏突然下了禁令：各建築工地上的搬運隊需持由市勞動局簽發的許可證方可繼續營運，否則一律取締！據傳花所知和水榮他們一樣無證營運的搬運隊當時在杭城大概有十多個，分別來自富陽、蕭山、桐廬等七縣一市。這些搬運隊解散後，幾個頭兒卻都暗暗留了下來，重新組織成一支小分隊，晝伏夜出：白天，他們一起睡在天水橋下，用磚頭搭鋪，破蓑衣作蓋，一到天黑，便集體出擊，繼續偷偷營運。禁止時期的運費是以往的數倍！錢雖多賺了許多，眾人心裏卻都慌張得很，知道一旦被抓，可不是鬧著玩兒的。一有風吹草動，一個個即如驚弓之鳥。便有人提出：誰若能辦到許可證，就推舉誰做大家的頭兒！

　　但要辦到這許可證何其容易！眾人絞盡腦汁都想不出法子來。有幾個異想天開，試著想跟勞動局裏的領導拉關係，便穿著那套似乎幾個月也未脫下過身的破衣衫，又趿著那雙拉車時穿的破草鞋，走到勞動局門口，冒冒失失地要往裏闖，即被擋住了去路，問幹嘛？說進去找一位姓金的分管幹部（大夥兒都管叫他“金同誌”），問跟金同誌什麽關係，答不上來；再問找金同誌什麽事，還是說不出來，便可想而知地當即被裏麵的人轟了出來。

　　卻有一天，一姓傅的老頭兒不知使了什麽法子，居然讓他闖了進去，還直接給帶到一位想必是科長級別的幹部辦公室裏。那位科長明白他的來意後，顯得非常和藹非常客氣，居然還親自給傅老頭倒了茶，搞得傅老頭誠恐誠惶，從椅子上跳起來接茶杯時，差點一跤跌倒在地上。

　　那位科長隨後就坐在他對麵，朝他親切地微笑道：“我可以給你們辦許可證，但你得告訴我你們現在在給哪家建築工地搞搬運。”

　　受寵若驚的傅老頭信以為真，老老實實地答道：“我們白天不幹活，都是趁晚上天黑後才偷偷跑出去拉的。”

　　科長便將紙和筆遞給他道：“跟你一塊兒的還有哪些人，把他們的姓名都寫下來，還有你們現在住哪兒，給哪家建築單位稿搬運也要寫清楚，我才能給你們辦這許可證。”老頭想也沒想，就照他的話都一一寫了下來。

　　傅老頭一走，那位科長即拿著這份名單帶了幾個人到天水橋下來抓人了。虧得有人通風報信，眾人都從睡夢裏驚醒，慌忙卷著鋪蓋四下逃散。當天夜裏，又秘密聚在一起互相碰了個頭，都覺得這下完了，再也沒法這麽偷幹下去了，決定散夥。走時，都互相留下了地址，約定有朝一日誰若能辦到許可證，就再把大夥兒重新召集起來。話雖這麽說，卻一個個心裏都早已沒了指望，都說這許可證須有辦得到“三斤太陽光、王母娘娘搽過的胭脂粉”的人才搞得到！

　　回到家裏後，生活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白天，傳花仍跟人一塊兒在小隊裏幹活，一到下雨或下雪天，又去上山買糠。中午常常在臨浦一個姓姚的朋友家裏吃飯。說起這位姚姓朋友，這裏還得插段故事呢！

　　那是幾年前一個冬天的下午，傳花用自行車馱著剛剛從樓塔、諸暨收購來的300來斤糠，匆匆往家裏趕。到臨浦，須經過一座浮橋，這橋有100多米長，是由30來艘木船連接而成，後來移位於義橋。但移位前要比移位後簡陋得多，中間隻鋪了幾塊窄窄的木板，人一上去，橋身便晃蕩得十分厲害。若是自行車上有些重量，傳花就得分兩次過去：第一次，先把車上的東西卸下來背過去；第二次再返回來背自行車。

　　那天下午風刮得跟刀子一般，太陽一直深藏著不肯露麵，那些連接著一艘艘木船的木板上麵都積了一層綠瑩瑩的薄冰。傳花走得十分小心，但當他第二趟背著自行車過去時，腳下還是冷不丁打了個滑，整個橋身頓時都劇烈地晃蕩起來，傳花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身子，一個踉蹌便連人帶車都跌入了水裏。

　　冰冷刺骨的江水凍得他下身一下子失去了知覺，幸好那自行車還有半輛留在上麵，一個輪子死死鉤住了橋上的木板。便牢牢抓住了自行車在那裏掙紮著，對岸又過來個中年漢子，站在橋上使勁兒拉了他一把。這漢子便是後來的老姚。

　　老姚家住在附近，他把傳花帶到家裏，讓他趕緊換上自己的衣服，又囑他喝了不少燒酒。第二天，傳花去還衣服時，帶了不少東西過去酬謝，一來二去，兩人交情愈來愈深，再去上山，傳花總要先去老姚那兒轉一下，順便也在他那兒解決了午飯。再後來傳花去城裏拉車了，兩人便有好長一陣子未能再見麵。

　　那天當傳花和老姚又一起在他家門口重逢時，兩人都有說不出的親熱和高興，特別是老姚，緊緊握住了傳花的手，急切地問：“怎這麽多日子沒見你過來，你都忙啥去啦？”

　　傳花說：“我進搬運隊了，一直在杭城拉車。”

　　老姚道：“那好呀，拉車比在小隊裏幹活強多了！”

　　“隻可惜，”傳花沮喪道，“我們這個搬運隊沒有許可證，勞動局裏下了文件不讓我們拉，早就解散了。”

　　“那幹嘛不去辦許可證呢？”

　　“你不曉得，”傳花說，“辦這許可證簡直比登天還難，得到杭州市勞動局裏去批過的——杭州市勞動局呀，老姚！那衙門門檻是讓我們幾個鄉下窮拉車踏的麽？一無靠山，二無熟人，別說想要辦證，就是想要進去都攔著不讓你進！我們最後留下來的十多人，都是那些解散了的搬運隊裏領頭的，也算是有能耐的了，卻想了大半個月，一個個連腦子都想破了，還是未能想出個法子來，都說這許可證須是能搞到‘三斤太陽光、王母娘娘搽過的胭脂粉’的人才辦得出來！”

　　老姚沉思了一會兒，道：“過十天你再到我這兒來一趟，或許我能幫你辦出來。”

　　傳花自然不信他會有這方麵的路子，當時也就沒把這話放在心上，隻當他是這樣信信口說說而已。過了十來天，鄉裏的郵遞員上門送來一封信，傳花接過信件的時候還懷疑會不會是郵遞員送錯了，等觀寶放學回來一念，才知道信是老姚寫來的。

　　老姚信裏也沒說別的，隻讓傳花見信後立即到他那裏去一趟。那陣子因天氣一直都很好，小隊裏未放假，傳花舍不得工分，又思忖老姚要他過去也未必見得會有什麽要緊事，無非是又有好些日子未見麵了，想跟自己敘敘舊而已，去上山的事也一再被拖了下來。

　　又過了半個月光景，傳花終於聽到廣播裏說第二天將有中到大雨，當天半夜即收拾了四隻大麻袋往自行車上一綁便出發了。到臨浦老姚那裏，一見麵就被埋怨——“信都寄給你大半個月了，怎到現在才來？你要的‘三斤太陽光、王母娘娘搽過的胭脂粉’我已差不多替你辦好了！”

　　傳花一聽這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還未等他回過神來，老姚已從箱子底裏取出了那張大紅許可證，上寫：

　　現由寧圍寧新徐傳花在我局聯係小車10輛，允許其在杭州市區各工地上營運，特此批準！

　　右下角蓋有市勞動局和局長的印章。至此，傳花才確信事情真的就這麽成了！一問，方知市勞動局裏的那位金同誌原來竟是老姚的親姐夫，一時便感激得不知該怎麽表達才好。

　　臨別時，老姚又特意關照道：“明天下午一點鍾我們在杭州龍翔橋315路車站會麵，我帶你一起去見我姐夫，他人很隨和的，你一點兒也不用緊張。”

　　翌日進城到金家，金同誌正坐在藤椅裏看報紙。一進門老姚便向他介紹道：“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起過的徐傳花，也是我最要好的一個朋友。”金同誌很和藹地微笑了一下，朝傳花點點頭。

　　傳花心裏說“不緊張，不緊張”，但畢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麽大的官，還是緊張得都不知該怎麽回應金同誌的點頭微笑好了。金同誌讓坐，便規規矩矩地坐在旁邊一把椅子上。想到父母小時候的教誨，忙又把P股小心翼翼地往外移了些，隻坐了隻椅角，腰板挺得直直的，唯恐稍有鬆懈，便顯得不恭。

　　金同誌的家裏人送上茶來，傳花心裏好奇著這麽大的官家裏，喝的是不是也用茶樹葉子泡的水？可是茶杯擱在那裏，沒見老姚動，他也不敢動。後來見老姚端起了杯子，便也跟著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杯子，一揭開蓋子，果然非同一般，房間裏都盡是那股清甜的茉莉花香氣了，定睛細看，隻見澄清的茶水時，靜靜地懸浮著幾朵潔白的茉莉花，還在那裏含苞欲放，姿態優美得像那些芭蕾舞演員的舞姿。平時習慣於渴了就喝生水的傳花，這會兒隻怯怯地啜了一小口，就不敢再喝。茶的無盡的回味卻從此深深印在了他的記憶裏，有些幸福，又有些傷感。

　　金同誌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過了會兒，又朝他點了點頭，微笑著問是什麽成份？傳花回答：“比貧農還苦的雇農。”蘇局長又說了句“好”，便叮囑他好好幹，特別要注意遵守交通規則。在金家坐了大半個小時，出來後，傳花隻覺得渾身的骨關節比平時拉了一天車還要酸疼。

　　那些跟傳花一起交換過地址的拉車兄弟很快又都被他一個一個地喚回來了。他們重新組織起一支搬運隊，這回再也不必像從前那樣每天都要等天黑後，才敢耗子般提心吊膽地出來幹活兒，大白天的杭城裏，到處都允許他們盡情地揮灑汗水了！

　　傳花後來又跟金同誌有過數次接觸，這金同誌也確實很隨和，熟悉了，便更感覺不出他有什麽架子。他跟老姚情同手足，亦視傳花為自己的朋友，尤其是傳花的率真和厚道，使他頗為賞識，有時興致上來了，便托人捎信給傳花，邀請他過去一塊兒陪自己喝酒。沒了拘束後的傳花能喝，亦能聊，滿肚子都是故事，隨便掏兩個都能讓金同誌聽著覺得很有趣味，這通常是他們最好的下酒菜。興頭上，傳花還會拿起二胡拉上一曲，拉得雖不是很地道，但金同誌聽著聽著，也能漸漸進入那種境界裏去。

　　年底，傳花想到自己經常在金家白吃白喝，又蒙金同誌不少關照，很覺過意不去，便從家裏帶了些花生、蘿卜幹之類的土貨過去略表心意，金同誌卻說什麽也不肯收，後來實在拒絕不掉，又非要給錢不可。

　　這樣又過了年把，傳花不但已還清了造房子時所欠的債，還有了千把塊錢的存款。不料好景未長，上麵又來了禁令：凡私人組建的、不屬於杭州地區建築單位或鄉鎮機構派遣的搬運隊也一律不準營運，即使持有原市勞動局簽批的許可證也不行！傳花又懵了，不知該怎麽辦才好。金同誌提醒他可以把搬運隊掛靠在寧圍公社下麵。傳花不知道鄉裏是否已經有了搬運隊，一想到要去找那些幹部，頭皮不由得一陣發麻。好在金同誌知道他一個毫無背景的底層老百姓辦事的不易，破例替他寫了張紙條，讓帶著去找蕭山勞動局裏的領導。

　　傳花騎著自行車趕到蕭山，問了好幾個人才找到縣政府，遠遠望見門口守著個穿製服的，也弄不清是解放軍還是警察，隻見還背了枝槍，便心驚膽戰得不敢再往前走了。卻又不甘心就這麽回去，在那裏猶豫徘徊了許久，再想想到處都是毛主席領導的天下，自己又不是地主反革命分子，專進去搞破壞的，那槍沒理由衝著自己，犯不著這麽害怕。便壯著膽，竭力作出昂首挺胸的樣子往那門口走去，眼看就要從那穿製服的人麵前經過了，心別別地跳著，偷偷地扭過頭去朝那人瞥了一眼，見對方似乎並沒有注意到自己，仍一動不動筆直地站在那裏，目光直直地望著前方。他又往前走了好幾步，背後還是毫無動靜，心裏隻覺得一陣輕鬆和僥幸，雙手手心裏卻早已都是濕漉漉的了。

　　好容易找到勞動局，局長辦公室裏卻擠滿了人，都是找局長辦事的。這些人無一不上上下下都穿得畢畢挺挺的，一看就知道跟那些幹體力活的不是同一階層裏的人。傳花不敢往他們中間擠，很識相地獨自站在門外耐心等候著。

　　直到中午十一點多，裏麵的人才一個個相繼離去，終於把最後一個也打發走了，局長正準備鎖上門下班，傳花慌忙一個箭步跨上去，口裏叫了聲：“局長！”一隻手下意識地一把推住了那扇門。局長冷不丁地被嚇了一跳，瞪眼道：“你幹嘛？”

　　傳花結結巴巴地說：“我，我想拉車。”

　　局長朝他瞥了眼，一把抹開了他的手，一邊繼續鎖門，一邊道：“拉車？拉什麽車？”

　　傳花一時顯出有些亂了方寸的樣子，口吃道：“杭州，我們在杭州有個搬運隊，十來個人，有市勞動局裏的許可證，想在蕭山這邊找個單位掛靠……”

　　局長想是因剛剛應付過那麽多的人，臉上顯得很有些厭煩和疲倦，不客氣地打斷了他的話：“什麽搬運隊，都是些無憑無證的野雞隊！掛靠，誰會給你們掛靠？！”

　　傳花慌忙道：“我們有杭州勞動局給辦的許可證的。”

　　就把那許可證連同金同誌寫的那張紙條一並呈上。局長顯然是認得金同誌的筆跡的，見了那紙條，不由得又朝傳花看了兩眼，臉色一下子和緩了下來，目光也親切柔和了許多，又把已經鎖上了的門重新打開，請傳花進去坐，並不無遺憾地告訴他寧圍公社已經有搬運隊了，是莫小坤跟張阿興兩個人在負責，詳細情況不妨去找寧圍公社的專管幹部問問看。

　　傳花見事情尚未辦妥，便心急火燎，拔腿欲走，局長又極客氣地定要挽留他一塊兒在機關食堂裏吃中飯。

　　翌日，傳花又跑到寧圍公社裏去找分管此事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副主任性子有些急躁，一見傳花敲門進去，便眉頭一擰道：“你找誰？哪裏來的？”

　　傳花聽說過這人的性格，心跳得特別慌，想了一路的措辭一下子都變得無影無蹤，結結巴巴道：“我……我杭州……拉車……”

　　副主任目光炯炯地看著他：“拉車？你們是無證營運的吧？”

　　傳花更慌了，所幸舌頭還沒有完全僵掉：“我有許可證的，我、我叫徐傳花，我還有杭州勞動局裏的金幹部批的條子……”一隻手趕緊去掏口袋裏的紙條，這才記起昨天忘記在縣勞動局長的辦公室裏了，隻好出示那張許可證。

　　副主任看了一眼後，便把許可證遞還給了他，說：“這沒用的——沒有寧圍公社的許可，你拿什麽也沒用！”

　　傳花不得已，隻好又搬出了金同誌：“是杭州勞動局裏的金幹部讓我來找你們的，他還給我寫了張條子。”

　　副主任問：“條子呢？”

　　傳花囁嚅道：“昨天去縣勞動局，忘記在局長辦公室裏了。”

　　副主任冷笑道：“不要再在這裏瞎編了，你要真有那能耐，連市裏的老金都搬得動，何不把他請到寧圍來，好讓我們也沾沾光認識認識？”

　　傳花無奈，隻好再騎著自行車進城上金家。恰好是星期天，金同誌在家，傳花將那兩番遭遇都跟他說了，又歎道：“真是‘大王好見，小鬼難見’！”金同誌也跟著歎了口氣，一時也沒說什麽。再回家種地，傳花又不能甘心，打算再私底下偷拉一陣子。金同誌不讓，說：“那是犯法的事，說什麽我也不允許你們再這樣幹下去！”過了會兒，金同誌又歎了口氣，說：“難得有你這麽個朋友，我就破例地幫你一次吧。十月一日國慶節時，我到你家裏去一趟。”

　　到了國慶節前一天的傍晚，傳花進城去找金同誌聯係他第二天過來的事。時雖已中秋，傍晚落日逼照下的院子裏還很熱。金家正準備吃晚飯，家裏人剛將一碗才出鍋的湯端上，就被金同誌的獨養兒子不小心碰翻了。那孩子當時還隻有十來歲，傳花正好呆在旁邊等待金同誌的答複，隻聽見那孩子一聲慘叫，情知不妙，慌忙抱起孩子就往附近醫院裏跑。

　　天早已漆黑了，傳花和金同誌一家都還餓著肚子焦急地守在醫院急診室門口。直到醫生出來告訴他們孩子沒事兒了，隻是點皮傷而已，眾人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又聽醫生建議道：這麽熱的天，隻留下一個人陪著孩子就夠了，其餘的人還是都先回去吧，金同誌便掏出手帕來抹了抹濕漉漉的額頭，有些抱歉地對傳花說：“你也還餓著肚子，先回去吃飯吧，今天出了這樣的事，看來明天你那兒我也去不成了。”

　　從醫院裏出來時，傳花心裏別提有多失望。肚子早已是餓了，回家還得再騎好幾個小時的自行車，決定先把肚子填一填再說。那時偌大一個杭城，晚上隻有兩三家飯館還在營業。傳花找了家就近處的，往那外賣窗口裏張望了一下，剛要裏麵的服務員給他盛一碗冷飯，猛然發現錢包不見了！

　　失魂落魄地再回到醫院裏，被金同誌見了，也吃了一驚，問：“錢包被偷了？”傳花沮喪地點點頭，訥訥道：“裏麵有四十塊錢，倒也隨它去了，隻是連同那張許可證也一起被……”金同誌寬慰道：“許可證問題不大，明天我跟報社裏的人打聲招呼，讓他們在報紙上登一下聲明作廢就是了。”便借給了傳花五塊錢，又很過意不去地說：“我明天還是去吧——都是為了我，害得你直到現在還餓著肚子，連錢包也被偷走了。”

　　第二天，金同誌從局裏調了輛吉普車。車子已經十分破舊，一路過去又幾乎盡是些坑坑窪窪的泥路，車子顛得跟跳舞一般。傳花生平第一回坐汽車，盡管還未出杭城，就已被顛得暈頭轉向，心裏卻還是十分的驕傲，巴不得一路上過去都能遇見熟人。

　　到蕭山縣城後車子再也沒法往前開了，那些路都窄得要命，隻好另借了五輛自行車，在縣勞動局的幾位領導的一起陪同下，金同誌踏著自行車繼續往傳花家裏趕去。而這邊寧圍公社裏的幾個頭頭，寧新大隊幹部們，甚至還有那個小隊長，聞聽杭州市局的老金要來，也都紛紛往傳花家裏趕來。加上左鄰右舍，那幾間瓦房裏一時比辦上梁酒時還顯得熱鬧了。好在祥仁畢竟是從商人家裏出來的，麵對這麽多“有來頭”的客人，也未像別的農婦那樣慌亂得不知所措，她從容而又周到，熱情而又有條不紊，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顯得恰到好處，充分顯示了她那幾乎是天生的外交才能。

　　中飯是在傳花家裏吃的，夫妻倆宰了隻雞，又去集市裏砍了些肉，買了條魚。吃飯時，傳花坐在金同誌旁邊，激動得臉也有些紅了，可不是，徐家幾時有過像今天這般榮耀——能把上至杭州市，下到生產隊長的好幾級幹部都請到，一起濟濟地聚在自家堂前分享他和妻子親手做的飯菜？當然驕傲歸驕傲，正經事他還是牢牢記著的。

　　席間，傳花不失時機地提到自己進城拉車的事，他說一句，公社革委會副主任便趕緊在旁邊點個頭，再緊接著附上一句：“情況屬實！情況屬實！”金同誌卻一句話也沒說，隻是坐在那裏靜靜地聽。傳花心裏急得要命，一個勁兒地盼著他開口，可是金同誌直到吃完飯起身回杭州去了，也還是一句話都未說。

　　傳花隻道自己這回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心裏好不懊惱。沒想到第二天，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當即主動上門來找他，讓傳花這就去杭建公司搬運隊報到，並協助隊長莫小坤一起管理。自此，傳花每天都帶著他那些拉車弟兄，排著浩浩蕩蕩的車隊穿行於整個杭城，為七十年代的杭城建築業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而搬運隊的聲勢也越來越浩大，短短兩年時間，便由最初的十多個人一下子發展到八十多人。

　　——八十人的車隊，你可以想象那時在杭城是怎樣壯觀的一道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