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歐化老少年劉大白
公元1919年1月26上午，大地一片雪白，杭州皮市街上，走來了一位高個子的中年男人，他踏著雪深一腳淺一腳的走到位於3號的白屋前，正要敲門時，門卻吱嘎一聲地開了，於是便有了這樣的對話——
是子淵啊，快進快進！
大白，這樣的天氣你也要出門啊？
我想去看看雪景啊。
嗬嗬，這杭州可也全是白屋了
……
兩個中年男人，口中哈著熱氣，像孩子一樣的談論著昨夜的這場大雪。
是啊，這一場大雪，給了杭州一些久違的清冽和溫情。而這個叫子淵的中年人，沒有因為一場雪而不出門，卻反倒因為大雪的到來，使得他來到皮市街的腳步更為匆促。這個子淵便是經亨頤先生，時任浙江一師的校長並兼浙江教育會的會長，而白屋的主人，便是有著雪一樣名字的劉大白。而文中所說的皮市街，我們習慣叫作皮市巷的，而在經先生的日記中，則寫成皮市街的。
劉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詩人的傳奇特性：早慧，叛逆，多情，且情事多艱，執教鞭，患肺病，從政為官又不忘著書立說，中年去世，身後寂寞……這讓我想起了有詩僧之稱的蘇曼殊，蘇曼殊比劉大白更為瘋狂和不羈，但劉比蘇又更為豐富和深沉。這種深沉有時就表現為不苟言笑，城府頗深，因為從照片上看，劉大白先生是個瘦削且骨感的男人，有著一張勞碌而愁苦的麵孔，反正長得既像詩人又像師爺。在民國初年的那麽多紹興文人中，似乎劉大白是最像師爺的人，無論外形還是內心，但在本質上劉大白又是一位詩人，是一位燃燒了自己也燃燒了世界的詩人。
這個生於1880年、本來叫金慶棪的紹興平水人，自小就有反清複明之誌，因受好友吳琛的影響，而改名為劉大白，說當時（1909年）二人同飲於北京酒樓上，當吳琛述說自己的刺殺權貴的計劃後，這個當時還叫金慶棪的拔貢生，趁著酒興吟詩一首《匕首行》——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頭在手。匕首複我仇，樽酒澆我愁；一飲愁無種，一揮仇無頭。匕首白如雪，樽酒紅如血；把酒奠匕首，長嘯暮雲裂……吟完後借筆題於牆上，署名劉大白。
這可以說在抒寫謳歌當時的荊軻啊，這是豪放派的，看得出是一氣嗬成的。詩人本姓金為何姓劉，據紹興平水的金氏族譜記載，劉是複姓，他的九妹也姓劉，當然也有一說是認為我們漢族的江山是劉姓開創的，因此劉大白遂改姓劉了，因為要反清複明嘛。
因為姓劉而不姓金，後來他在遭清政府通緝時倒也給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煩。關於劉先生改姓一說，後來據大白先生的後人所述，他們祖上本來也就是姓劉的，這中間的漂移和遷徙，在此就不展開了。
用學生曹聚仁評價劉大白老師的話來說——他那火辣的熱情，卻比蘇曼殊還要濃厚些。
曹聚仁評人實際上還是頗為主觀的，尤其是對自己老師和同學輩的評價。
劉大白也曾有詩悼曼殊的——非儒非俠亦非僧，人海逃禪儼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卻不逃禪，似乎也無處可逃。
有人稱蘇曼殊是詩僧，而劉大白呢，人稱是歐化老少年。歐化是他的立場，並非他是遊歐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態，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那種情狀。他在浙江一師任教以及後來寫出那些傳世之詩句時，都已過不惑之年，然而照樣把愛情詩寫得濃鬱激烈。
我有時也搞不明白，要寫出好的詩句，為什麽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說像今天的某些詩人那樣，一定要裝出痛苦的樣子呢？那個年代的詩人，似乎更多地在身體力行，而主題隻有一個：革命革命再革命！這革命就是執教，辦刊，論戰，主政，所以這革命便轟轟烈烈，風生水起。今天如果我們從作品的成就來論人，那麽像劉大白這樣的白話新詩，可能還處在一種半文不白的狀態中；而如果我們從文化的傳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個大寫的人。這個人有時是狂草，有時是正楷，但絕對是大寫的。
早年我不喜歡劉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劉半農的詩人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姓劉，且名字也都比較“土”。他們之間也還真的打過口水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喜歡名字比較洋的詩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孫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後來的北島芒克江河舒婷等等。還有一個容易搞糊塗的是，劉大白和劉半農都寫過反映底層生活的詩，又都是由著名的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趙元任先生為他們譜曲的。現在我當然能搞明白了，半農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賣布謠》。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蠻洋派的，現在偶見紀念會上有人用美聲來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則很像民謠了，這就是反映底層百姓的，不過由此詩也看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蕭紹平原上的商業形態了。劉大白是紹興人，又在蕭山謀過事，而今天的蕭紹平原上，染織業是相當發達的，發達到影響用水衛生和整體環境了。可惜再也沒有詩人寫此類的《賣布謠》了，寫也寫的，是寫企業家如何走向世界並抗擊金融危機。
詩人去寫世間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寫不寫是姿態，寫不寫得好是本事。
劉半農因為沒有在國民黨政府裏做官，所以還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劉大白的一生就要複雜得多，他因為官至廳部級，遠比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公務員要厲害。究其原因，魯迅不是蔡元培的親信，而隻是許壽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圍好友，這一點跟周作人不一樣，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劉大白則是蔣夢麟的親信和得力助手——就因為這一層關係，在1949年後，是很難見到給劉大白先生作傳作評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隻是作為一個五四新詩人的幾句評價，而且最後總不忘給他打上“躲避現實”和“悲觀厭世”的標簽，這也是那個年代慣用的腔調。
這實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過總是要後人慢慢來評說的，公允也總要慢慢才會來到的。或者換作詩意的說法是——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那麽還是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場大雪中吧。寫大白和他的朋友從大雪開始也算是一種語趣吧。
一、劉大白與浙江一師
經亨頤敲開了白屋的門，而我們在今天則敲開了經亨頤的門——一冊薄薄的《經亨頤日記》，讓我們知悉了這位浙江一師掌門人的點點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記中，經亨頤是這樣寫道的——雪積白。九時，至皮市街，訪劉大白，請其任《青年團》編輯。
經先生這次踏雪訪“白”的結果究竟如何，經先生有沒有在皮市街上順道看一看皮貨店的行情，以及這《青年團》到底是個什麽東西，這一切經先生都沒有記。沒有記，大約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為四天之後經先生的日記是這樣的——（民國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積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時，到教育會，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
劉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處遇到經先生的，是偶遇還是朋友之間的引薦，這個我到現在還不得而知。現在確切的考據是，劉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師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離開的，任教時間不到一年。而在這之前，經先生和劉大白早就是朋友輩的關係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關係。因為在經先生任浙江教育會會長時，劉大白便是總幹事，而從教育會中派生出來的青年團，便是那個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從事傳統傳媒體的人會去辦一個網站。這個“網站”在當時就是“青年團”。其實任何時代辦任何事情，都得有兩個條件，一是人，一是錢，那麽在當時，人和錢又都需要像經先生這樣的人去運作的。我們先不管這些民間社團是什麽性質的，民國時期的出版和結社應該說是還是有法可依的。你如果看過經先生的日記，便可知道經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見這個人，明天跟誰吃飯，校務的事情說實在的並不見得多少繁忙，“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這便是經先生和劉先生的更加緊密型的合作，所以後麵劉大白到浙一師來任教，而且大搞白話文的改革，這便是順手牽羊的事情了。這也是經先生的高明之處，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後來被稱道的一師的四大金剛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則多少有點外來和尚好念經的味道。其實任何一種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一師風潮中經先生最後的掛職而去，與其說是來自於浙江官府的壓力，不如說是教師隊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損害，或者如蔣夢麟先生寫給胡適信中所說的那樣，是學校裏牛鬼蛇神太多，魚龍渾（混）雜，經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經先生重用了像劉大白這樣的人。因為在當時的杭州，能幹之人，懂國學之人是多之又多的，經先生為什麽重用劉大白，因為同鄉啦，因為引薦人的原因啦，或者意氣相投啦，這總是有原因的。有人說是不是太誇大了鄉黨鄉音的作用啦，其實一點也不。浙江一師後來曾有個後四大金剛之說，其中一位叫王祺的老師，湖南人，不要說江浙人聽不懂他的說話，就連湖南人都聽不懂他的方言，所以後來他在官場上也有點鬱悶的，因為那時也很講民主啊，凡輪到王祺講話，人家就要求他作書麵發言，那個氣啊。看來說好普通話還是管用的，但一個當官的如果全是普通話又形不成自己的腔調，這也是個問題。
現在基本的軌跡已經有了，劉大白是1916年來到杭州定居的，其實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參加過統考，得到優貢生，本來可以成為一名清府的公務員的，但因為喪父而棄絕功名。1916年袁世凱複辟失敗，繼而一命歸西，作為反袁鬥士的劉大白便從海外流亡歸來，同時跟他一起歸來的還有名氣更大的蕭山人沈定一。一般來說流放者的歸來，總是要有所補償的，這個補償便是在新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後來沈定一做了浙江省議會的議長，劉大白則做了秘書長。這一年的劉大白，開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號，他在自己家的門上題寫了“白屋”二字，劉去世後出版的《白屋遺詩》《白屋書信》等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國字的意思中，除了顏色的本義之外，還可引伸為一窮二白，同時還有幹淨純潔的意思，我想當時的劉大白取名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後一個意思吧。
劉大白當時有兩個身份，一是做編輯受聘於《杭州報》，二是做了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廳了（好比省人大秘書長）。做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的途徑，而做官則是另一條途徑——這兩條途徑在劉大白身上有時就是能夠統一在一起的，因為他認真，而且在朋友眼裏他始終是個好的幕僚，不知這跟他是紹興人有沒有關係，因為據說紹興的讀書人好做師爺。劉大白能做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就因為議長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劉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東京相識的，那時他們同為同盟會的會友，同盟會就是反清然後又反袁的，患難成知交，流亡見真心，劉和沈就在異國他鄉結成了至交。我們現在看劉大白的人脈關係中，大概能成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紹興報社共事的任瘦紅了，在我看到的劉大白的舊體詩中，有諸多是寫給沈定一和任瘦紅的。至於說跟蔣夢麟的相交相處，那已經是1927年以後的事情了，此前雖然在處理一師風潮中，蔣夢麟先生也來斡旋過，但那時沒有跟劉大白相識的機緣。所以要論及劉大白的私人交情，關係最鐵的當然就是沈定一，但因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殺，沈的悲劇性命運很自然地也影響到了劉大白的的人生，這是後話暫先不說。
考察劉大白的一生，雖然民國初年也有北漂的經曆，但那時新文化運動還未興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沒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無遊歐美的經曆，他去日本也屬流亡性質。回國之後劉大白活動的空間基本就在滬杭之間，這跟當時同為紹興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急先鋒完全是不一樣的，這批急先鋒的舞台皆在北京，後來才慢慢轉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兩員大將，胡適和周作人後來雖然都為劉大白的詩文寫過序跋，但基本還是出於禮節，並不能算是一個圈子裏的朋友。所以劉大白跟那一撥後來掌握新文化運動話語權的領袖們，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把劉大白引入浙江一師的就是踏雪訪“白”的經亨頤先生。經亨頤對中國教育和中國新文化的貢獻，簡單說來就是兩點，第一是打造了一個全新的浙江一師，使其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重鎮；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使之成為鄉村教育與文化烏托邦的一塊試驗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隻是薄薄的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記的也隻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並不全的，不過其中涉及劉大白的，除了以上幾則外，還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八年七月三日。晨鳩鳴，掛紅燈，而仍雨。上午，客來不絕。下午，訪何競明，病，劉大白亦咯血，晤談，精神尚健。
民國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時，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民國八年八月五日。陰悶。聞劉大白又咯血，先囑仁保赳病院請醫……至皮市（巷），訪大白，神色尚好，勸其靜養兩個月。
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他似乎總是在不好的天氣裏記跟劉大白有關的事情，不知這是不是一種預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的這一天，也是在一個雨天。
不過經先生的這幾則日記，也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劉先生身體欠佳，也已見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國八年才答應做浙江一師的國文教員的，而非民國七年或更早，因為筆者曾見不少史料上說是民國七年就任一師教員的。此前隻是做《青年團》的編輯而已。《青年團》的事情是屬於省教育會的，而非浙江一師的，包括劉大白也兼任過教育會的總幹事。在這個交往中，經和劉一定是頗為投機的，所以劉大白肯去浙一師任教並助經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是一箭雙雕——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教育會，筆者注），晤陳望道，麵允。又便訪大白，據雲澤人已來診過。
一周之後的十日，經先生“又至泰豐旅館訪陳望道，便至灣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記有“在校，先訪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有“劉大白又咯血”的記錄。
從這些日記看，這一年的夏天，劉大白跟浙江一師和經亨頤先生已經達成了一致，而且經亨頤先生也已經把另一位大將陳望道聚攏在自己的身邊了。陳望道是浙江義烏人，義烏跟浙江的諸暨是近鄰，諸暨也屬紹興管轄，所以也是有一種鄉情在的，但這裏首先是陳望道已經夠這個資格了，然後才是其他的因素。
再說劉大白和經亨頤，一個紹興人，一個上虞人。如果說劉大白不改“哼個老倌”的鄉音，那麽經先生大約也是喜歡說“格個老倌”的。而當時的教育會以及青年團等，皆是經先生的社會兼職，從日記看，經亨頤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這些社會事務上麵的。而經先生去訪的皮市巷，其實跟後來成名的詩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兒巷是很近的。經亨頤踏雪叩訪的皮市街3號“白屋”，現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還立了一塊牌文的），這裏同時還是浙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現在則是煙草公司經營的一個大酒店。因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之後，便是跟著沈定一去蕭山衙前辦農村小學，這可不是一般的小學教師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從事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這個也是記入史冊的。
所以要寫浙江的民國史，甚至要寫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史，都是繞不過沈定一。而且中華民國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國史，因為民國是浙江人在治國，特別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以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可以寫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場和人際交往，就應該寫進人際交往史。文化從某種層麵上講，就是幾個文人社團的事情，或意氣相投或文人相輕，這都是有可能會搞得風生水起的。人都是喜歡拉幫結派的，尤其是文人，因為孤獨等原因，一個好漢三個幫嘛，尤其是民國時代。不像現在，每人都搞個博客或微博，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這一點早就做到了，所以結不結幫好像問題不大了，我們現在所說的結幫，大約都是用來代購一類的商業行行了，而不是精神行為。雖然後來劉大白較早地脫離了黨派活動，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爾反爾”，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征吧，東風來了借東西，西風來了吹西風。不過在劉大白的那個時代，總體上那還是西風東漸，這也是大白被稱作為“歐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從後來曹聚仁等人的回憶文章中，見不到劉大白在任課時的諸多細節，不過曹聚仁也說到“我隻記得他時常患牙痛，教我們國文課，卻時時請假……”可見劉老師不僅有肺病，而且還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劉大白在浙一師時，也年近四十了，這樣的年紀，“學識淵博，觀察之透徹，筆力之勁健，實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愛空議論。年青人總以為劉師城府很深，不可揣度……”連曹聚仁都說劉大白城府很深，這可能是他的外表長得比較嚴肅，後來劉大白的不少學生輩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劉大白》一文中寫到了大白在複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黃花瘦”的一種詩人姿態，出現於講壇，他是一副瘦長的臉孔，似乎有一雙陰鷲而不留笑影的眼睛，從深度的近視眼鏡中漏了出來，老不能承受學生們的歡迎。劉大白雖以叛徒著名，其語言仍不改其鄉音——滿口還是“哼個老倌”的聲調，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聽了莫名其妙。
好一個“哼個老倌”！劉大白之於浙江一師，或者說四大金剛之於浙江一師，印象中都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個打了包的概念，即他們都是提倡白話文的，或者說被教育廳的夏敬觀廳長說來都是不學無術的。隻有夏丏尊，後人對其印象頗深，因為他有豐子愷這個好學生，所以關於夏老師的文章特別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後來去了白馬湖，跟朱自清和葉聖陶等（跟葉還成了親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經不能體會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鬥爭了，不過我們隻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當國家語委公布要調整個別漢字的字形，馬上引來一片爭議，由此可見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蔭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為“林陰道”，在報紙上作標題時乍一眼就看到“陰道”了，你想想這有多可怕啊。而在1919年的劉大白陳望道和夏丏尊們，響應經亨頤先生的倡議，“改授國語”，經先生的理由是——“國文應當教育所支配，不應當國文支配教育”，“經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學生，實在是錯了人生”……
經先生當時最厲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決定把國文課改文言為白話，且廢止了讀經課。而在劉大白這裏則更是絕對，他是把文言文當作“鬼話文”來罵的。一段時間後，官方的反應是什麽呢？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就以“近來鼓吹無政府主義之書報多用白話體裁”為由，去電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話文。而浙江省的省長齊耀珊也是致電教育部“請禁白話文”，齊省長同時還派去了秘書到浙一師任教國文，即用摻沙子的方式欲改組教師隊伍，可見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隻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剛還隻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還有一批經先生的擁躉者的，雖然也可以肯定對經先生腹誹的老師也不會少的。然而我們覺得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當時我們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來管你這個浙江省的文白之爭，而我們的教育部呢，從後來平息風潮等做法來看，也是開明得很。這個不像今天的網絡管製，我搞一個程序，你的什麽東西就被屏蔽掉了。
關鍵是，那是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屏蔽的時代。
語言的文白之爭，說到底是革命與保守之爭。好多國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從語言革命開始的。這裏隻以一篇書評為例，可見當時同樣是白話革命者，對白話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劉大白在1929年專門出了一本書叫《白屋文話》（世界書局印行，定價九角），這是一部關於白話革命的書，他在自序中說：“當時寫的動機，是長活人的誌氣，滅死人的威風，頗以《平鬼傳》中的鍾馗自命。”而且此書的宣傳跟今天一模一樣，也是要拉大旗來作虎皮的，不僅有胡適之跋（據說本來是當作序的，後來位子推後了），還有蔣夢麟在此書封麵上的推薦語是——人話革命的宣傳品。
何為人話，就是白話，就是說人的話，那麽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書出來之後，大家都要出來捧場，當年的梁實秋先生（化名敬遠）就寫了書評，說“劉先生的文筆是爽利極了，舉的例證也很多，趣味豐富，引人入勝。”不過接下去梁先生還是實話實說了，他最後是這麽說的——劉先生的文筆是很滑稽的，不過有的地方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例如原書第十六節，隻有六頁，“放屁”發現幾乎十次。也許劉先生以為這樣說話，比較的更像“人話”罷？
“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又有幾乎十次放屁，這是梁實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們的劉大白先生又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劉大白的個性頗像比他小一歲的魯迅，似乎也是滿身的刺蝟，大白馬上給予了反駁，而且題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白屋文話》評者敬遠君——“讀了敬遠君對於《白屋文話》的批評，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著；所惋惜的，是敬遠君的母親，把他的腦筋，錯誤地製造成這樣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一副。”
你們看這用語還是很毒的，意即母親把梁實秋的腦子給生壞了，這是罵人中比較陰的一招了，老實說這也是紹興人的拿手本事。接著劉大白就說——“敬遠君的邏輯，似乎合章大蟲的放屁邏輯，是有一點淵源的……”何為章大蟲？章太炎也；將太炎先生稱作大蟲，可見大白當時的火氣和性格。當時劉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為章太炎堅持用文言文。
不過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國前後浙江的這批文化人，特別是留日的那一批，從許壽裳到周氏兄弟，還有浙江兩級師範（1909年的木瓜之役）時的一些教師，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後來曹聚仁也算是因為給章大師記錄國學演講稿而入章門的，可是劉大白偏是不買章大師的賬，且稱之為章大蟲，可見劉大白是何等偏激啊。
由此種爭論可以看出，當年的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在浙江一師以及整個的社會，完全不是小眾化的議題。所以我現在也才能理解，說當年一師中的那些堅持文言文的老師（我們也要給予足夠的尊重），是如何的與經劉陳夏李們誓不兩立了，還說有一位（應該就是省府派去做老師的）就在隔壁房間裏說，如果再怎樣怎樣，我就要拿一把槍把他們打死……
初讀此材料時，我以為是杜撰的，現在看來在那一場白話文和文言文之爭中，是完全有可能動刀動槍的。複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曾有一段話，可以看出語言革命的重要性——“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這段文字雖然最後落腳點是在說學外語的重要性，但對本國語言的革命性的廓清，也正是那一輩大師們在努力的事情，包括馬相伯兄弟之編《馬氏文通》，陳望道放下“宣言”去寫《修辭學發凡》，晚年又作《文法簡論》，目的都隻有一個。
我後來沒有再看到梁實秋先生的反駁文章。莫非好鬥又是紹興人或浙東人的特性？正如做師爺也是紹興文人的一種宿命？在我的印象中，梁實秋先生是比林語堂脾氣都要好的一位，林語堂就曾經和曹聚仁打過曠日持久的筆仗。梁先生的一篇普通的書評遭來了劉大白先生的一通反批評，這也是那個年代文人論戰的一種形態吧。
所以去叩訪皮市巷3號白屋的不僅有本文開頭的經先生，還有沈定一，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論敵。那個時候通訊還不發達，上門造訪似乎是人際交往關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別是在同一個城市裏，所以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白屋完全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情形，這也有經先生的日記可為佐征吧。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為一個四星級的酒店倒也頗為相似，至少在人員流通這一點上是相似的。
好鬥還體現在那一場因留經而引發的一師風潮中，當聽說警察包圍了學校之後，劉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師，比如薑丹書、王賡三等就去想辦法衝進校園去。進不去怎麽辦呢，傳聞劉大白買了不少的肉包子一個一個的扔進去——這在當時大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了，這也隻有劉大白才做得出來。當然風潮之後，劉大白和陳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師一概掛職而去，這既是失望也是對策，否則這個風潮就很難再平息下去了，因為經先生和四大金剛便是出頭鳥，他們不走是不行的。當局的撒手鐧是要解散浙一師了，因為浙一師是官辦的學校。那些當官的很理所當然地在想，我們拿出錢來辦學校聘老師，你們卻要造反，那我要你們這批逆子和亂黨幹什麽呢？
所以劉大白們隻好以自己的辭職而息事寧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中策，因為當時沒有上策。而對於恩師們的辭職，浙一師的學生，內心實在是最為悲苦的，他們寫了挽留老師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全體同學以愛戴先生的緣故，曾經派9次代表邀請先生到校任職，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決決絕絕地回複我們。我們以為最親愛的光明指導者為了環境底關係不複聚存一堂，心裏覺得非常愁悶，不過先生底苦衷我們也很明白，這樣荊刺橫生的道路也不勉強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趨（驅），我們對於先生的愛慕不斷，並且加強，總希望先生時時指導我們，扶助我們。先生，這個黑森森的樹林雖有一條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獸也有，我們走到半路的時候遭了這種危險，先生雖是在空曠站著，聽了我們底呼救聲，想起來總肯援助我們。比來寒暑無常，諸惟努力自愛。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全體學生上
（原載北京《晨報》1920年5月20日6版）
這挽留信寫得極為感動，也極為煽情。在一片挽留聲中，劉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這些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而從披露的資料來看，劉大白甚至還執筆替全校教師寫過一封挽留經校長的宣言，此信原載於《浙潮第一聲》1920年6月。此宣言的最後，劉大白是如此寫道的——所以要發這宣言的緣故，因為同人等的挽留經校長，並非是個人地位的關係，實在是學校精神的關係；不但是學校精神的關係，而且是文化事業的關係。恐怕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聲明一番。總結起來：就是以前本校的辦法，自認不能沒有缺陷；以前的文化運動，也還沒有改進到健全的地步，所以要經校長複任，來彌補一切，希望達到適應時地、符合真理的目的。論到外界的批評，我們不但是不忌諱，而且是很歡迎的，很感激的！這就是同人真實的態度了。半年以來，外界對於本校的舉動，難免有隔膜的地方。現在趁此表白一點。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雖然這個信寫得很為誠懇，而從語氣上說，與其說這個信是寫給經校長的，倒不如說是寫給官府和社會看的。最後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經校長沒有留住，劉大白也就走掉了。由此看劉大白起草留經宣言，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話語權仍在學生自治會和新潮人士手裏，所以事過之後還有人編《浙潮第一聲》，還有人請劉大白給這本紀念專輯寫序，這一方麵可見劉大白當時在師生中的影響，另一方麵也看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中是介入頗深的一個。他給《浙潮第一聲》寫序的時間為1920年的6月29日，我們今天讀來，激情和理性仍洋溢在字裏行間。
劉大白在開頭如此寫道——在無窮的不絕似的瀑流似的時間當中，過去已經去，未來還沒來，所以人類對於過去，保有記憶；對於未來，隻有想像。過去的陳跡，往往可作未來的教訓物鞭策。所以記憶過去，不能說和想像未來沒有關係。不然，像這占過去的時間很短的《浙潮第一聲》，怎值得編印呢！
劉大白的結尾是這樣的——不絕的進化，是人類無限的前途。所以過去的事情，總是不滿足的。人類正因為對於過去有不滿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這一次一師底事件，結果雖然不能說是失敗，但決不能認為滿足。所以無論是一師同學，或非一師同學，都應該對於這件過去的事情，有不滿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浙江文化運動底前途，人類底前途，才有不紀的進化趨向哪！這才是我想像未來的又一種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聲》，不但是記憶過去，而且想象未來。未來的浙潮，第一聲以後的第二聲，第三聲……第……聲，怎樣？（《浙江一師風潮》浙江大學出版社）
愛之深便責之切。劉大白離開浙一師之後，沒有像經先生和夏丏尊那樣再去白馬湖創教育之業，他還是留在了杭州。1921年之後，劉大白基本的生活軌跡也就在滬杭和杭州與蕭山之間，這期間對他產生影響，或者說助他事業發展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同鄉邵力子，另一個就是蕭山人沈定一。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關係幫過浙江的不少文化人，這個幫就是謀職謀發展，這方麵的例子很多，這其中就包括劉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定一這個人，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他也是一個跨界之人，在一師風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經先生和學生運動這一麵的，他先是給杭州警察廳長夏超去信詰責，且此信是刊於《申報》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簡意硬——聞君以武裝警逼令一師學生離校，君果甘作摧殘吾浙文化之虎倀乎，何麵目食吾浙祿，若非事實，盼複。
何麵目食吾浙祿？這就是一個文化人對一個警長的責問，也是一個當過省議長的官員對警長的責問。現在也有此種責問的，不過大多是對已經下台失權之官員的責問。何麵目食吾浙祿？就是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你當官的實際是在吃人民的奉祿，很可惜今天反倒沒有這樣的說法了，大家都以為當官僅僅是在服務大眾與社會。是的，你公務員是可以加薪且旱澇保收，但是你必須認識一點，你所吃所用所花費，是人民的稅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評論》上，沈定一又著長文《學生與文化運動》，一開頭就是——浙江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受著打擊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撐著他枯朽的鐵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新文化倡導者的校長經亨頤。為什麽會去經亨頤？因為浙江教育廳長夏敬觀的查複。為什麽夏敬觀會有這一種查複公文？因為浙江省長齊耀珊有查辦第一師範的命令。為什麽第一師範要查辦？因為第一師範和傍（旁）的學校學生出了一種《浙江新潮》周刊。為什麽《浙江新潮》要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為什麽會有《非孝》的文章？因為這一種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表現。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就不能不找著一個先導者的第一師範給他一個打擊。去經亨頤的校長，就是表示他們打擊新文化第一聲的權威。
寫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結尾更是高屋建瓴——我們青年學生不為那（哪）一個人負的責，為新文化負的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生命，我們為生命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將來，我們為將來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前途的光明，我們為光明負責任。新文化的敵人，已經對於我們青年的生命，將來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戰了！我們要試驗我們生命的力量，正是這個機會。
再看邵力子先生當年寫的“時評”，刊於上海1919年12月5日經第7版的《民國日報》，題目是《看“浙師”學生的團結力》，完全是鼓動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風潮，聽人有人要借此破壞浙江師範學校。
我因此卻想著這是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視的一個縮影。
仇視的結果，北大絲毫沒有動搖，北大學生的團結力，全國人民沒有不佩服的。浙江師範的前途如何？要看他們學生的團結力怎樣！壓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包括戴季陶在內的，都寫了文章支持和評論浙江一師的行為的。而這些人也正是劉大白當時交往的一批朋友，雖然不能說全是紹興幫，但作為朋友他們都是前呼後應地來助陣的。從劉大白身邊的朋友來看，一師風潮前後，便已形成了一個文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既是工作夥伴，又是事業搭檔——編報刊和教書，在於他們就不僅僅是職業和飯碗，還是理想和追求，因為那是一個可以為理想而探尋的時代，是一個西風東漸的時代，更是一個可以改朝換代的時代。雖然後來有的人因為黨派不同，政見不同，有分道揚鑣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卻都是書生意氣，激揚文字——而正是這一些氣場是能夠穿越時空直抵今天的。
一師風潮之後的劉大白，住進了浙江病院，這大概是當時杭州最好的醫院了。劉大白一直咯血且不斷根，而且飯碗也敲掉了，大白想要好好地治一治了，這個時候他雖然也在幾所學校兼過課，但隻是對課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和盡忠了，因為一師風潮，已經讓人傷透了心。經先生走了，改革派走了，劉大白便開始了一段職業詩人的生涯。病且賦閑，正是作詩的好時光啊。
二、詩人劉大白
作為詩人的劉大白，是能夠留在文學史上的，哪怕僅憑一首《賣布謠》。
劉大白的詩學，用曹聚仁的話來說是——“他是舊詩詞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話詩的創作上，又是急先鋒。”
急先鋒難免會早早倒下，甚至片甲不存，但是沒有急先鋒，又哪有後來的摘桃者？這也正如劉大白的為人，有極傳統和古典的一麵，又有新潮的一麵，否則他是不可能去寫《賣布謠》的。
實際上古體詩才是劉大白的童子功，史載他九歲便學作詩了。如這一首纏綿的《雙紅豆》，便跟此前的《匕首行》大為不同——
其一
歲朝初，一封書，珍重緘將兩粒珠，嘉名紅豆呼。
樹全枯，卻重蘇，生怕相思種子無，天教留豐株。
其二
望江南，樹凋殘，莫作尋常老樹看，相思憑此傳。
體微圓，色微殷，星影霞光耀晚天，離離紅可憐。
其三
豆一雙，人一囊，紅豆雙雙貯錦囊，故人天一方。
似心房，當心房，偎著心房密密藏，莫教離恨長。
這是有故事的，詩人總是跟愛情有關係的，劉大白也從不缺少愛情，隻不過他的愛情，跟後來徐誌摩和戴望舒的路數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大白的詩詞功力，特別是舊體詩的功力還是相當了得的，詩人中要能新舊兼備的，實在也是屈指可數的。僅以他跟杭州有關的舊體詩來看，也已可見一斑。
如夏居孤山廣化寺時作的——鑒湖不住住西湖，十五年來此山孤。今日孤山容我住，挈妻攜子傲林逋。（《白屋遺詩·西泠小草》；（1917年）
比如在《湖濱之夜》中的“夜深長抱西湖臥，不及青山福分多”；
在《雨裏過錢塘江》中的“兩岸青山相對坐，一齊看我過江來”。
而更著名的是他的寫於1928年的《樓外樓頭狂醉》——“胸中壘塊不尋常，樓外樓頭醉一場。十五年來無此態，朋筵賭酒鬱成狂。”其女劉星子在1983年作補記時寫道——此詩作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這晚作者在西湖樓外樓喝了二十八兩酒，大醉一場，歸後酒花與血花齊噴，自謂十五年來無此狂態。
包括給複旦大學所寫的校歌，也一直延唱至今，此校歌由豐子愷先生作曲——
複旦複旦旦複旦 巍巍學府文章煥
學術獨立思想自由 政羅教網無羈絆
無羈絆前程遠 向前 向前 向前進展
複旦複旦旦複旦 日月光華同燦爛
複旦複旦旦複旦 師生一德精神貫
鞏固學校維護國家 先憂後樂交相勉
交相勉前程遠 向前 向前 向前進展
複旦複旦旦複旦 日月光華同燦爛
複旦複旦旦複旦 滬濱屹立東南冠
作育國士恢廓學風 震歐鑠美聲名滿
聲名滿前程遠 向前 向前 向前進展
複旦複旦旦複旦 日月光華同燦爛
因為有古體詩的功力，大白的對聯也是很為人所稱道的，相傳他在浙江主政教育時，為第一屆西博會教育館所撰的對聯就極為出彩，當時劉大白的身份還是教育廳的秘書長並兼西博會教育館的館長，從今天的角度看至少是個正處級幹部了，而他的對聯卻是——“辦教育的經費，沒有來路；受教育的人才，沒有出路”。據說當時蔣介石看了很生氣，大白便給他作了解釋，事後有人要大白修改此聯，大白不肯，後來此聯也一直掛到西博會結束而沒有被人拿掉。對此，大白還寫過一篇蠻認真的文章。此事不僅看出劉大白的個性，也看出了當時的世風。八十年前的中國教育，就是這個樣子嗎？想想真有意思啊，而且一個主政教育的地方官竟敢在諸如成就展上如此調侃，而非一般文人墨客之諷刺挖苦，這可見劉大白身上很耿直和悖時的一麵，這一麵顯然是很不討好的。當然也很可能這隻是一個傳聞，至少是文多於史的，因為也有人說蔣介石根本就沒有去參觀過這個展覽。
傳聞劉大白在做教育廳秘書長的時候，廳長就是蔣夢麟，傳聞劉作為蔣的助手，做事還是蠻爽快的，經常是蔣廳長不在時，劉秘書長就自說自話地把事情給辦掉了，事先不請示，隻是事後匯報，等蔣夢麟知道之後見劉大白辦得也還可以，也就不能再說什麽了。所以劉大白大約也是不甘於隻做師爺的角色的。
劉大白的名氣，的確是跟他撰對聯是分不開的。相傳紅白之事，朋友中都會有勞於他的，雖說他總是推脫，說人家的悲喜跟自己有什麽關係，但還是留下了不少應酬之作。
回到詩歌。今天看劉大白的白話詩，尤其胡適先生的白話詩，那就是白開水，這一點大白先生自己也有所認識，他說過“我的詩用筆太重，愛說盡，少含蓄。”這也算是一語道破天機吧。人如其名，名如其詩，大白！而所謂“舊詩詞的大作手”這在新詩一百年的今天來看，便更顯出劉大白寫作舊體詩的妙處了，但是我們別忘了，劉大白還是白話詩創作上的急先鋒，如這一首《秋江的晚上》就是傳世之作——
歸巢的鳥兒，
盡管是倦了，
還馱著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尤是那一句“把斜陽掉在江上”這真是千古絕唱啊！不過就是在這樣的白話詩中，其實還是有著古體詩詞的韻味的，這便是五四一輩詩人的長處，雖然他們在白話文方麵也許還不是太嫻熟，但卻正因為某種不嫻熟，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國詩歌的獨特意境。劉大白更有代表性的就是《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祇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挑開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這信唇裏麵，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折疊裏，
我把那粉紅色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鄭重地讀了。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幅精致的花紋，
祇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這是詩人寫於1923年的詩作，我後來看有人的評論，說他寫這詩已經44歲了，愛情其實也沒有了，所以隻能是寫寫信搞搞郵吻了。我覺得這真是不了解詩人。44歲怎麽就能說沒有愛情了呢，楊振寧82歲也還有愛情，怎麽能說劉大白44歲就沒有真正的吻了呢？
詩人之私生活，一定是跟詩歌有關係的，愛情是這樣，其他更是這樣。劉大白寫作《賣布謠》的時間是1920年的5月31日，而這前後他還寫了不少同樣風格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詩歌，用口語，有節奏，很直白，是那個時代詩歌反映現實的傑作——
一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賣布買米，
有飯落肚。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弟弟褲破，
沒布補褲。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是誰買布，
前村財主。
土布粗，
洋布細。
洋布便宜，
財主歡喜。
土布沒人要，
餓倒哥哥嫂嫂！
二
布機軋軋，
雄雞啞啞。
布長夜短，
心亂如麻。
四更落機，
五更趕路。
空肚出門，
土城賣布。
上城賣布，
城門難過。
放過洋貨，
捺住土貨。
沒錢完損，
奪布充公。
奪布猶可，
押人太凶！
“饒我饒我！”
“扣留所裏坐坐！”
這一時期的詩，我以為跟劉大白的生活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那時他跟沈定一已經在蕭山衙前從事農村教育乃至農民運動了，包括他後來的另一首《成虎之死》，都是那個時期的作品。不僅劉大白，包括沈定一自己都寫了敘事長詩《十五娘》。照以前的文學史來看，沈定一在詩歌史上是沒有地位的，但是革命卻是詩歌的同義詞，所以那一個階段便會有《賣布謠》這樣的作品問世。而這個階段的劉大白仍有更多哀婉低吟之作問世，如寫於1920年8月8日的《立秋日病裏口占》：“西風拂拂忽相過/一縷新涼襲被窩/落葉聲低偏到耳/立秋消息病中多！”以前常有人說詩人會無病呻吟，而那個階段的大白的確是有病住院著，所以姑且可稱作為有病呻吟吧。
有病呻吟，這病可能還是中國社會之病，所以大白也能寫出這樣憤慨的詩，此詩題目叫《每飯不忘》——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他姓李！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死在蕭山的監獄裏！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他是中國農民犧牲者第一！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其餘沒有人了嗎”，
難道中國農民全部跟著他斷了氣！
這就是紀念李成虎的詩歌。
曆朝曆代以來，中國讀書人中同情勞苦大眾且為之鳴不平的，不在少數，但是能夠用詩歌，特別是用新詩來表現這一題材的，確實鳳毛鱗角，雖然這些新詩在今天看起來跟胡適的新詩都有一個淺白的問題，胡適的淺白主要表現在愛情詩領域裏的淺白，而劉大白的淺白是在於表現農民和他們的對立階級的關係——這可能也恰恰就是劉大白詩歌的意義所在。而考察他那一個時期的身體力行，的確是在蕭山的衙前從事農民運動，而這跟劉大白、沈定一那個時期信仰共產主義是完全分不開的，今天讀《賣布謠》這樣的作品，一個強烈的感覺是——劉大白太紅色了，他之前和他之後的這種新詩人，要紅色的也是不少的，但是像大白這樣，能夠把農民的疾苦當作詩歌的主題的，可以說屈指可數。也許這已經跟詩藝無關，而關乎的是信仰。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詩歌後來基本發表在同人報紙上，如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等，那個時代詩歌的定位也很明確，那就是給人開啟覺悟的。
而劉大白的這種紅色詩歌跟他同一時期纏纏綿綿的愛情詩（如詩集《丁寧》）一起比較起來看，則能看出詩人情感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實際上劉大白也不是不知道那些新詩所存在的藝術問題，那個時候，他是把這些新詩當作社論來寫的。
1921年和1922年，是劉大白創作頗為旺盛的兩年，而發表的陣地就在上海，其中《民國日報》的《覺悟》專刊在2月15日刊登了該報社友的名單，其中就有沈雁冰、沈澤民、邵力子、李漢俊、陳望道、夏丏尊、楊之華、沈玄廬（沈定一）和劉大白。注意這個名單中，除了夏丏尊，其餘都是中共早期的黨員。1922年的秋天，劉大白在杭州的白屋創辦《責任》周刊，1923年他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任教，第二年經邵力子介紹去上海複旦大學任教，其時陳望道也在複旦任教。民國期間，特別是二三十年代，浙江的不少讀書人和文人實際上都跟幾個紹興人有關係，這幾個紹興人便是蔡元培、邵力子，再加上蕭山籍的沈定一。而在複旦大學期間，劉大白的人脈交往圈子也已經基本形成，那就是浙一師的舊友，紹興任教時的舊友，還有就是複旦的同事。
三、朋友眼中的劉大白
在朋友們眼中，劉大白是個好人，特別是在大白先生去世之後，朋友們都想方設法替他處理後事，特別版遺著的出版，可鑒朋友們的真心，這反過來也證明了大白先生生前對朋友的那一種誠意吧。
1934年在劉大白去世兩周年時，夏丏先生寫了《白屋雜憶》其中稱大白是個“歐化老少年”，本人此文的題目即出典於此——大白在朋輩中，年齒最長，而興趣卻反最高。好說閑話，好動閑氣，又好購置閑物。有專門以割裂毛邊書之小刀，有裝盛茶葉置於壺中之銀質漏花球盒，見有零星小件，無不好奇羅致。案上及抽屜中隨處可見零物。有人定綽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歡歐化，好新奇，故更有“歐化老少年”之名。
另一位紹興人王世裕，同盟會會員，早先跟劉大白編過《紹興公報》，當年劉、王和任瘦紅是被稱作紹興三劍客的，大白去世之後，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體詩集《白屋遺詩》作短序——
五四以還，大白敝屣其舊詩，然溫麗雋爽，予夙愛之。嚐戲謂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歿後，詩稿儲君皖峰處。予乞以歸，題曰白屋遺詩。付上海開明書店，經年而書成。昔日戲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風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識。
這一段小序，很是感人，故友知交，風雨之思，這便是當時劉大白和他的朋友。
我們今天看到的《白屋遺詩》已是1984年版的，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薄薄一冊，僅92頁，定價是0.38元，然而就是這一冊書，當時出版時，除了由老友王世裕作序之外，還有一師朋友的出力，這是唐弢先生的一段文字，——《白屋遺詩》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四月，線裝一冊，連史紙印，封麵由夏丏尊題簽，扉頁則出經亨頤手筆，大白詩清雅自如，有信手拈來之妙。我得這本書於舊書攤頭，非挾以自珍，不過文人積習，偶似嗜痂而已。
當然唐先生還不忘來一段對文人寫古體詩的評價——新文人中頗多精於舊詩者，達夫淒苦如仲則，魯迅洗練出定庵，沫若豪放，劍三凝古，此外如聖陶、老舍、壽昌、蟄存、鍾書諸公，偶一揮毫，並皆大家。惟單行付梓，早獲定評者，惟沈尹默、劉大白兩家而已。
這已經是很高的評價了。
在人們評論劉大白時，也有一些是借劉大白而說其他的，比如收錄在《劉大白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張露薇的一文，就很值得咀嚼的。張是東北詩人，曾當過《文學導報》主編，他對大白的評價倒是一箭四雕的——他的詩沒有胡適式的淺薄，沒有新月派的空虛，沒有模仿法國象征派者的怪狂，沒有普羅作家的空喊口號，他有他自己的風格，他有他自己的情調，一般人不注意及之，也是很使人納罕的事。（《論劉大白的詩——紀念大白先生的死》）
這麽短的一段文字，讓我們看到張在肯定大白詩歌的價值時，同時批評了胡適之、新月派、法國象征派以及普羅派，如此的打擊麵也是罕見的。沒想到報應在幾年之後就來到了。原因是張露薇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略說中國文壇》的文章，文章攻擊到了魯迅先生。他在文中稱：“中國作家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簽名者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作品？有幾個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哪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後來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五）》中曾澄清事實：“至於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隨後又回敬道：“‘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有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最後又作一比：“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說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且介亭雜誌二集）
此當然是個小插曲，隻是想說明喜歡劉大白的有各種各樣的人，包括像張露薇這樣在抗日戰爭中給汪偽政府寫過“國歌”的人，這當然是後話了，網上稱張也是清華的學子，曾是季羨林的朋友。
由此看來，劉大白不缺朋友，也不缺粉絲，而對他晚年產生影響又給他很高評價的，便是蔣夢麟先生。蔣夢麟是如此評價劉大白的——
劉大白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這種多方麵興趣的人，在當時是不多見的。一九二八年，我回浙任教育當局，當我把他從複旦拉了出來，任我的秘書。我對他的要求是很直率的：“大白，有人不敢請教你，有人不配請教你，我也敢，也配，你來不來？”他的答複是一樣直率的，隻說了一個字：“來！”，後來我到教育部承泛部長，稍遲，他也被任為次長；在浙在京，他對我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想想也是啊，是蔣夢麟讓劉大白步入行政的，他怎麽會說劉不善於行政呢？其實在好多朋友和學生的筆下，劉大白就是一個很好的幕僚和刀筆吏，所謂得紹興師爺之真傳，說他在複旦期間，就已經有在幕後主持校政的經曆，蔣夢麟後來讓他做了幕僚，先是浙大秘書長，後是教育部次長，有一陣還代理過部長之職。
這也是劉大白後來頗遭詬病的一關節點，文人總覺得劉大白棄文從政的可惜，但是子莫魚，焉知魚之樂乎？一個有多方麵興趣的人，嚐試從政又有何不可呢？因為從政，從根本上說還是為社會服務呀，至於服務的好壞以及這個政權製度的優劣，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我要寫的關鍵詞是：理想，愛情，犧牲，命運和悲劇。
是子淵啊，快進快進！
大白，這樣的天氣你也要出門啊？
我想去看看雪景啊。
嗬嗬，這杭州可也全是白屋了
……
兩個中年男人，口中哈著熱氣，像孩子一樣的談論著昨夜的這場大雪。
是啊，這一場大雪，給了杭州一些久違的清冽和溫情。而這個叫子淵的中年人，沒有因為一場雪而不出門，卻反倒因為大雪的到來，使得他來到皮市街的腳步更為匆促。這個子淵便是經亨頤先生，時任浙江一師的校長並兼浙江教育會的會長，而白屋的主人，便是有著雪一樣名字的劉大白。而文中所說的皮市街，我們習慣叫作皮市巷的，而在經先生的日記中，則寫成皮市街的。
劉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詩人的傳奇特性：早慧，叛逆，多情，且情事多艱，執教鞭，患肺病，從政為官又不忘著書立說，中年去世，身後寂寞……這讓我想起了有詩僧之稱的蘇曼殊，蘇曼殊比劉大白更為瘋狂和不羈，但劉比蘇又更為豐富和深沉。這種深沉有時就表現為不苟言笑，城府頗深，因為從照片上看，劉大白先生是個瘦削且骨感的男人，有著一張勞碌而愁苦的麵孔，反正長得既像詩人又像師爺。在民國初年的那麽多紹興文人中，似乎劉大白是最像師爺的人，無論外形還是內心，但在本質上劉大白又是一位詩人，是一位燃燒了自己也燃燒了世界的詩人。
這個生於1880年、本來叫金慶棪的紹興平水人，自小就有反清複明之誌，因受好友吳琛的影響，而改名為劉大白，說當時（1909年）二人同飲於北京酒樓上，當吳琛述說自己的刺殺權貴的計劃後，這個當時還叫金慶棪的拔貢生，趁著酒興吟詩一首《匕首行》——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頭在手。匕首複我仇，樽酒澆我愁；一飲愁無種，一揮仇無頭。匕首白如雪，樽酒紅如血；把酒奠匕首，長嘯暮雲裂……吟完後借筆題於牆上，署名劉大白。
這可以說在抒寫謳歌當時的荊軻啊，這是豪放派的，看得出是一氣嗬成的。詩人本姓金為何姓劉，據紹興平水的金氏族譜記載，劉是複姓，他的九妹也姓劉，當然也有一說是認為我們漢族的江山是劉姓開創的，因此劉大白遂改姓劉了，因為要反清複明嘛。
因為姓劉而不姓金，後來他在遭清政府通緝時倒也給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煩。關於劉先生改姓一說，後來據大白先生的後人所述，他們祖上本來也就是姓劉的，這中間的漂移和遷徙，在此就不展開了。
用學生曹聚仁評價劉大白老師的話來說——他那火辣的熱情，卻比蘇曼殊還要濃厚些。
曹聚仁評人實際上還是頗為主觀的，尤其是對自己老師和同學輩的評價。
劉大白也曾有詩悼曼殊的——非儒非俠亦非僧，人海逃禪儼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卻不逃禪，似乎也無處可逃。
有人稱蘇曼殊是詩僧，而劉大白呢，人稱是歐化老少年。歐化是他的立場，並非他是遊歐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態，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那種情狀。他在浙江一師任教以及後來寫出那些傳世之詩句時，都已過不惑之年，然而照樣把愛情詩寫得濃鬱激烈。
我有時也搞不明白，要寫出好的詩句，為什麽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說像今天的某些詩人那樣，一定要裝出痛苦的樣子呢？那個年代的詩人，似乎更多地在身體力行，而主題隻有一個：革命革命再革命！這革命就是執教，辦刊，論戰，主政，所以這革命便轟轟烈烈，風生水起。今天如果我們從作品的成就來論人，那麽像劉大白這樣的白話新詩，可能還處在一種半文不白的狀態中；而如果我們從文化的傳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個大寫的人。這個人有時是狂草，有時是正楷，但絕對是大寫的。
早年我不喜歡劉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劉半農的詩人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姓劉，且名字也都比較“土”。他們之間也還真的打過口水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喜歡名字比較洋的詩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孫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後來的北島芒克江河舒婷等等。還有一個容易搞糊塗的是，劉大白和劉半農都寫過反映底層生活的詩，又都是由著名的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趙元任先生為他們譜曲的。現在我當然能搞明白了，半農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賣布謠》。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蠻洋派的，現在偶見紀念會上有人用美聲來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則很像民謠了，這就是反映底層百姓的，不過由此詩也看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蕭紹平原上的商業形態了。劉大白是紹興人，又在蕭山謀過事，而今天的蕭紹平原上，染織業是相當發達的，發達到影響用水衛生和整體環境了。可惜再也沒有詩人寫此類的《賣布謠》了，寫也寫的，是寫企業家如何走向世界並抗擊金融危機。
詩人去寫世間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寫不寫是姿態，寫不寫得好是本事。
劉半農因為沒有在國民黨政府裏做官，所以還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劉大白的一生就要複雜得多，他因為官至廳部級，遠比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公務員要厲害。究其原因，魯迅不是蔡元培的親信，而隻是許壽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圍好友，這一點跟周作人不一樣，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劉大白則是蔣夢麟的親信和得力助手——就因為這一層關係，在1949年後，是很難見到給劉大白先生作傳作評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隻是作為一個五四新詩人的幾句評價，而且最後總不忘給他打上“躲避現實”和“悲觀厭世”的標簽，這也是那個年代慣用的腔調。
這實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過總是要後人慢慢來評說的，公允也總要慢慢才會來到的。或者換作詩意的說法是——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那麽還是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場大雪中吧。寫大白和他的朋友從大雪開始也算是一種語趣吧。
一、劉大白與浙江一師
經亨頤敲開了白屋的門，而我們在今天則敲開了經亨頤的門——一冊薄薄的《經亨頤日記》，讓我們知悉了這位浙江一師掌門人的點點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記中，經亨頤是這樣寫道的——雪積白。九時，至皮市街，訪劉大白，請其任《青年團》編輯。
經先生這次踏雪訪“白”的結果究竟如何，經先生有沒有在皮市街上順道看一看皮貨店的行情，以及這《青年團》到底是個什麽東西，這一切經先生都沒有記。沒有記，大約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為四天之後經先生的日記是這樣的——（民國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積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時，到教育會，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
劉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處遇到經先生的，是偶遇還是朋友之間的引薦，這個我到現在還不得而知。現在確切的考據是，劉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師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離開的，任教時間不到一年。而在這之前，經先生和劉大白早就是朋友輩的關係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關係。因為在經先生任浙江教育會會長時，劉大白便是總幹事，而從教育會中派生出來的青年團，便是那個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從事傳統傳媒體的人會去辦一個網站。這個“網站”在當時就是“青年團”。其實任何時代辦任何事情，都得有兩個條件，一是人，一是錢，那麽在當時，人和錢又都需要像經先生這樣的人去運作的。我們先不管這些民間社團是什麽性質的，民國時期的出版和結社應該說是還是有法可依的。你如果看過經先生的日記，便可知道經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見這個人，明天跟誰吃飯，校務的事情說實在的並不見得多少繁忙，“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這便是經先生和劉先生的更加緊密型的合作，所以後麵劉大白到浙一師來任教，而且大搞白話文的改革，這便是順手牽羊的事情了。這也是經先生的高明之處，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後來被稱道的一師的四大金剛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則多少有點外來和尚好念經的味道。其實任何一種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一師風潮中經先生最後的掛職而去，與其說是來自於浙江官府的壓力，不如說是教師隊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損害，或者如蔣夢麟先生寫給胡適信中所說的那樣，是學校裏牛鬼蛇神太多，魚龍渾（混）雜，經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經先生重用了像劉大白這樣的人。因為在當時的杭州，能幹之人，懂國學之人是多之又多的，經先生為什麽重用劉大白，因為同鄉啦，因為引薦人的原因啦，或者意氣相投啦，這總是有原因的。有人說是不是太誇大了鄉黨鄉音的作用啦，其實一點也不。浙江一師後來曾有個後四大金剛之說，其中一位叫王祺的老師，湖南人，不要說江浙人聽不懂他的說話，就連湖南人都聽不懂他的方言，所以後來他在官場上也有點鬱悶的，因為那時也很講民主啊，凡輪到王祺講話，人家就要求他作書麵發言，那個氣啊。看來說好普通話還是管用的，但一個當官的如果全是普通話又形不成自己的腔調，這也是個問題。
現在基本的軌跡已經有了，劉大白是1916年來到杭州定居的，其實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參加過統考，得到優貢生，本來可以成為一名清府的公務員的，但因為喪父而棄絕功名。1916年袁世凱複辟失敗，繼而一命歸西，作為反袁鬥士的劉大白便從海外流亡歸來，同時跟他一起歸來的還有名氣更大的蕭山人沈定一。一般來說流放者的歸來，總是要有所補償的，這個補償便是在新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後來沈定一做了浙江省議會的議長，劉大白則做了秘書長。這一年的劉大白，開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號，他在自己家的門上題寫了“白屋”二字，劉去世後出版的《白屋遺詩》《白屋書信》等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國字的意思中，除了顏色的本義之外，還可引伸為一窮二白，同時還有幹淨純潔的意思，我想當時的劉大白取名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後一個意思吧。
劉大白當時有兩個身份，一是做編輯受聘於《杭州報》，二是做了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廳了（好比省人大秘書長）。做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的途徑，而做官則是另一條途徑——這兩條途徑在劉大白身上有時就是能夠統一在一起的，因為他認真，而且在朋友眼裏他始終是個好的幕僚，不知這跟他是紹興人有沒有關係，因為據說紹興的讀書人好做師爺。劉大白能做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就因為議長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劉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東京相識的，那時他們同為同盟會的會友，同盟會就是反清然後又反袁的，患難成知交，流亡見真心，劉和沈就在異國他鄉結成了至交。我們現在看劉大白的人脈關係中，大概能成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紹興報社共事的任瘦紅了，在我看到的劉大白的舊體詩中，有諸多是寫給沈定一和任瘦紅的。至於說跟蔣夢麟的相交相處，那已經是1927年以後的事情了，此前雖然在處理一師風潮中，蔣夢麟先生也來斡旋過，但那時沒有跟劉大白相識的機緣。所以要論及劉大白的私人交情，關係最鐵的當然就是沈定一，但因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殺，沈的悲劇性命運很自然地也影響到了劉大白的的人生，這是後話暫先不說。
考察劉大白的一生，雖然民國初年也有北漂的經曆，但那時新文化運動還未興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沒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無遊歐美的經曆，他去日本也屬流亡性質。回國之後劉大白活動的空間基本就在滬杭之間，這跟當時同為紹興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急先鋒完全是不一樣的，這批急先鋒的舞台皆在北京，後來才慢慢轉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兩員大將，胡適和周作人後來雖然都為劉大白的詩文寫過序跋，但基本還是出於禮節，並不能算是一個圈子裏的朋友。所以劉大白跟那一撥後來掌握新文化運動話語權的領袖們，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把劉大白引入浙江一師的就是踏雪訪“白”的經亨頤先生。經亨頤對中國教育和中國新文化的貢獻，簡單說來就是兩點，第一是打造了一個全新的浙江一師，使其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重鎮；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使之成為鄉村教育與文化烏托邦的一塊試驗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隻是薄薄的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記的也隻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並不全的，不過其中涉及劉大白的，除了以上幾則外，還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八年七月三日。晨鳩鳴，掛紅燈，而仍雨。上午，客來不絕。下午，訪何競明，病，劉大白亦咯血，晤談，精神尚健。
民國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時，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民國八年八月五日。陰悶。聞劉大白又咯血，先囑仁保赳病院請醫……至皮市（巷），訪大白，神色尚好，勸其靜養兩個月。
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他似乎總是在不好的天氣裏記跟劉大白有關的事情，不知這是不是一種預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的這一天，也是在一個雨天。
不過經先生的這幾則日記，也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劉先生身體欠佳，也已見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國八年才答應做浙江一師的國文教員的，而非民國七年或更早，因為筆者曾見不少史料上說是民國七年就任一師教員的。此前隻是做《青年團》的編輯而已。《青年團》的事情是屬於省教育會的，而非浙江一師的，包括劉大白也兼任過教育會的總幹事。在這個交往中，經和劉一定是頗為投機的，所以劉大白肯去浙一師任教並助經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是一箭雙雕——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教育會，筆者注），晤陳望道，麵允。又便訪大白，據雲澤人已來診過。
一周之後的十日，經先生“又至泰豐旅館訪陳望道，便至灣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記有“在校，先訪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有“劉大白又咯血”的記錄。
從這些日記看，這一年的夏天，劉大白跟浙江一師和經亨頤先生已經達成了一致，而且經亨頤先生也已經把另一位大將陳望道聚攏在自己的身邊了。陳望道是浙江義烏人，義烏跟浙江的諸暨是近鄰，諸暨也屬紹興管轄，所以也是有一種鄉情在的，但這裏首先是陳望道已經夠這個資格了，然後才是其他的因素。
再說劉大白和經亨頤，一個紹興人，一個上虞人。如果說劉大白不改“哼個老倌”的鄉音，那麽經先生大約也是喜歡說“格個老倌”的。而當時的教育會以及青年團等，皆是經先生的社會兼職，從日記看，經亨頤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這些社會事務上麵的。而經先生去訪的皮市巷，其實跟後來成名的詩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兒巷是很近的。經亨頤踏雪叩訪的皮市街3號“白屋”，現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還立了一塊牌文的），這裏同時還是浙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現在則是煙草公司經營的一個大酒店。因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之後，便是跟著沈定一去蕭山衙前辦農村小學，這可不是一般的小學教師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從事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這個也是記入史冊的。
所以要寫浙江的民國史，甚至要寫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史，都是繞不過沈定一。而且中華民國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國史，因為民國是浙江人在治國，特別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以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可以寫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場和人際交往，就應該寫進人際交往史。文化從某種層麵上講，就是幾個文人社團的事情，或意氣相投或文人相輕，這都是有可能會搞得風生水起的。人都是喜歡拉幫結派的，尤其是文人，因為孤獨等原因，一個好漢三個幫嘛，尤其是民國時代。不像現在，每人都搞個博客或微博，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這一點早就做到了，所以結不結幫好像問題不大了，我們現在所說的結幫，大約都是用來代購一類的商業行行了，而不是精神行為。雖然後來劉大白較早地脫離了黨派活動，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爾反爾”，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征吧，東風來了借東西，西風來了吹西風。不過在劉大白的那個時代，總體上那還是西風東漸，這也是大白被稱作為“歐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從後來曹聚仁等人的回憶文章中，見不到劉大白在任課時的諸多細節，不過曹聚仁也說到“我隻記得他時常患牙痛，教我們國文課，卻時時請假……”可見劉老師不僅有肺病，而且還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劉大白在浙一師時，也年近四十了，這樣的年紀，“學識淵博，觀察之透徹，筆力之勁健，實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愛空議論。年青人總以為劉師城府很深，不可揣度……”連曹聚仁都說劉大白城府很深，這可能是他的外表長得比較嚴肅，後來劉大白的不少學生輩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劉大白》一文中寫到了大白在複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黃花瘦”的一種詩人姿態，出現於講壇，他是一副瘦長的臉孔，似乎有一雙陰鷲而不留笑影的眼睛，從深度的近視眼鏡中漏了出來，老不能承受學生們的歡迎。劉大白雖以叛徒著名，其語言仍不改其鄉音——滿口還是“哼個老倌”的聲調，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聽了莫名其妙。
好一個“哼個老倌”！劉大白之於浙江一師，或者說四大金剛之於浙江一師，印象中都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個打了包的概念，即他們都是提倡白話文的，或者說被教育廳的夏敬觀廳長說來都是不學無術的。隻有夏丏尊，後人對其印象頗深，因為他有豐子愷這個好學生，所以關於夏老師的文章特別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後來去了白馬湖，跟朱自清和葉聖陶等（跟葉還成了親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經不能體會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鬥爭了，不過我們隻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當國家語委公布要調整個別漢字的字形，馬上引來一片爭議，由此可見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蔭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為“林陰道”，在報紙上作標題時乍一眼就看到“陰道”了，你想想這有多可怕啊。而在1919年的劉大白陳望道和夏丏尊們，響應經亨頤先生的倡議，“改授國語”，經先生的理由是——“國文應當教育所支配，不應當國文支配教育”，“經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學生，實在是錯了人生”……
經先生當時最厲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決定把國文課改文言為白話，且廢止了讀經課。而在劉大白這裏則更是絕對，他是把文言文當作“鬼話文”來罵的。一段時間後，官方的反應是什麽呢？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就以“近來鼓吹無政府主義之書報多用白話體裁”為由，去電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話文。而浙江省的省長齊耀珊也是致電教育部“請禁白話文”，齊省長同時還派去了秘書到浙一師任教國文，即用摻沙子的方式欲改組教師隊伍，可見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隻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剛還隻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還有一批經先生的擁躉者的，雖然也可以肯定對經先生腹誹的老師也不會少的。然而我們覺得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當時我們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來管你這個浙江省的文白之爭，而我們的教育部呢，從後來平息風潮等做法來看，也是開明得很。這個不像今天的網絡管製，我搞一個程序，你的什麽東西就被屏蔽掉了。
關鍵是，那是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屏蔽的時代。
語言的文白之爭，說到底是革命與保守之爭。好多國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從語言革命開始的。這裏隻以一篇書評為例，可見當時同樣是白話革命者，對白話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劉大白在1929年專門出了一本書叫《白屋文話》（世界書局印行，定價九角），這是一部關於白話革命的書，他在自序中說：“當時寫的動機，是長活人的誌氣，滅死人的威風，頗以《平鬼傳》中的鍾馗自命。”而且此書的宣傳跟今天一模一樣，也是要拉大旗來作虎皮的，不僅有胡適之跋（據說本來是當作序的，後來位子推後了），還有蔣夢麟在此書封麵上的推薦語是——人話革命的宣傳品。
何為人話，就是白話，就是說人的話，那麽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書出來之後，大家都要出來捧場，當年的梁實秋先生（化名敬遠）就寫了書評，說“劉先生的文筆是爽利極了，舉的例證也很多，趣味豐富，引人入勝。”不過接下去梁先生還是實話實說了，他最後是這麽說的——劉先生的文筆是很滑稽的，不過有的地方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例如原書第十六節，隻有六頁，“放屁”發現幾乎十次。也許劉先生以為這樣說話，比較的更像“人話”罷？
“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又有幾乎十次放屁，這是梁實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們的劉大白先生又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劉大白的個性頗像比他小一歲的魯迅，似乎也是滿身的刺蝟，大白馬上給予了反駁，而且題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白屋文話》評者敬遠君——“讀了敬遠君對於《白屋文話》的批評，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著；所惋惜的，是敬遠君的母親，把他的腦筋，錯誤地製造成這樣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一副。”
你們看這用語還是很毒的，意即母親把梁實秋的腦子給生壞了，這是罵人中比較陰的一招了，老實說這也是紹興人的拿手本事。接著劉大白就說——“敬遠君的邏輯，似乎合章大蟲的放屁邏輯，是有一點淵源的……”何為章大蟲？章太炎也；將太炎先生稱作大蟲，可見大白當時的火氣和性格。當時劉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為章太炎堅持用文言文。
不過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國前後浙江的這批文化人，特別是留日的那一批，從許壽裳到周氏兄弟，還有浙江兩級師範（1909年的木瓜之役）時的一些教師，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後來曹聚仁也算是因為給章大師記錄國學演講稿而入章門的，可是劉大白偏是不買章大師的賬，且稱之為章大蟲，可見劉大白是何等偏激啊。
由此種爭論可以看出，當年的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在浙江一師以及整個的社會，完全不是小眾化的議題。所以我現在也才能理解，說當年一師中的那些堅持文言文的老師（我們也要給予足夠的尊重），是如何的與經劉陳夏李們誓不兩立了，還說有一位（應該就是省府派去做老師的）就在隔壁房間裏說，如果再怎樣怎樣，我就要拿一把槍把他們打死……
初讀此材料時，我以為是杜撰的，現在看來在那一場白話文和文言文之爭中，是完全有可能動刀動槍的。複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曾有一段話，可以看出語言革命的重要性——“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這段文字雖然最後落腳點是在說學外語的重要性，但對本國語言的革命性的廓清，也正是那一輩大師們在努力的事情，包括馬相伯兄弟之編《馬氏文通》，陳望道放下“宣言”去寫《修辭學發凡》，晚年又作《文法簡論》，目的都隻有一個。
我後來沒有再看到梁實秋先生的反駁文章。莫非好鬥又是紹興人或浙東人的特性？正如做師爺也是紹興文人的一種宿命？在我的印象中，梁實秋先生是比林語堂脾氣都要好的一位，林語堂就曾經和曹聚仁打過曠日持久的筆仗。梁先生的一篇普通的書評遭來了劉大白先生的一通反批評，這也是那個年代文人論戰的一種形態吧。
所以去叩訪皮市巷3號白屋的不僅有本文開頭的經先生，還有沈定一，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論敵。那個時候通訊還不發達，上門造訪似乎是人際交往關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別是在同一個城市裏，所以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白屋完全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情形，這也有經先生的日記可為佐征吧。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為一個四星級的酒店倒也頗為相似，至少在人員流通這一點上是相似的。
好鬥還體現在那一場因留經而引發的一師風潮中，當聽說警察包圍了學校之後，劉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師，比如薑丹書、王賡三等就去想辦法衝進校園去。進不去怎麽辦呢，傳聞劉大白買了不少的肉包子一個一個的扔進去——這在當時大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了，這也隻有劉大白才做得出來。當然風潮之後，劉大白和陳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師一概掛職而去，這既是失望也是對策，否則這個風潮就很難再平息下去了，因為經先生和四大金剛便是出頭鳥，他們不走是不行的。當局的撒手鐧是要解散浙一師了，因為浙一師是官辦的學校。那些當官的很理所當然地在想，我們拿出錢來辦學校聘老師，你們卻要造反，那我要你們這批逆子和亂黨幹什麽呢？
所以劉大白們隻好以自己的辭職而息事寧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中策，因為當時沒有上策。而對於恩師們的辭職，浙一師的學生，內心實在是最為悲苦的，他們寫了挽留老師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全體同學以愛戴先生的緣故，曾經派9次代表邀請先生到校任職，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決決絕絕地回複我們。我們以為最親愛的光明指導者為了環境底關係不複聚存一堂，心裏覺得非常愁悶，不過先生底苦衷我們也很明白，這樣荊刺橫生的道路也不勉強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趨（驅），我們對於先生的愛慕不斷，並且加強，總希望先生時時指導我們，扶助我們。先生，這個黑森森的樹林雖有一條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獸也有，我們走到半路的時候遭了這種危險，先生雖是在空曠站著，聽了我們底呼救聲，想起來總肯援助我們。比來寒暑無常，諸惟努力自愛。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全體學生上
（原載北京《晨報》1920年5月20日6版）
這挽留信寫得極為感動，也極為煽情。在一片挽留聲中，劉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這些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而從披露的資料來看，劉大白甚至還執筆替全校教師寫過一封挽留經校長的宣言，此信原載於《浙潮第一聲》1920年6月。此宣言的最後，劉大白是如此寫道的——所以要發這宣言的緣故，因為同人等的挽留經校長，並非是個人地位的關係，實在是學校精神的關係；不但是學校精神的關係，而且是文化事業的關係。恐怕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聲明一番。總結起來：就是以前本校的辦法，自認不能沒有缺陷；以前的文化運動，也還沒有改進到健全的地步，所以要經校長複任，來彌補一切，希望達到適應時地、符合真理的目的。論到外界的批評，我們不但是不忌諱，而且是很歡迎的，很感激的！這就是同人真實的態度了。半年以來，外界對於本校的舉動，難免有隔膜的地方。現在趁此表白一點。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雖然這個信寫得很為誠懇，而從語氣上說，與其說這個信是寫給經校長的，倒不如說是寫給官府和社會看的。最後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經校長沒有留住，劉大白也就走掉了。由此看劉大白起草留經宣言，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話語權仍在學生自治會和新潮人士手裏，所以事過之後還有人編《浙潮第一聲》，還有人請劉大白給這本紀念專輯寫序，這一方麵可見劉大白當時在師生中的影響，另一方麵也看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中是介入頗深的一個。他給《浙潮第一聲》寫序的時間為1920年的6月29日，我們今天讀來，激情和理性仍洋溢在字裏行間。
劉大白在開頭如此寫道——在無窮的不絕似的瀑流似的時間當中，過去已經去，未來還沒來，所以人類對於過去，保有記憶；對於未來，隻有想像。過去的陳跡，往往可作未來的教訓物鞭策。所以記憶過去，不能說和想像未來沒有關係。不然，像這占過去的時間很短的《浙潮第一聲》，怎值得編印呢！
劉大白的結尾是這樣的——不絕的進化，是人類無限的前途。所以過去的事情，總是不滿足的。人類正因為對於過去有不滿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這一次一師底事件，結果雖然不能說是失敗，但決不能認為滿足。所以無論是一師同學，或非一師同學，都應該對於這件過去的事情，有不滿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浙江文化運動底前途，人類底前途，才有不紀的進化趨向哪！這才是我想像未來的又一種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聲》，不但是記憶過去，而且想象未來。未來的浙潮，第一聲以後的第二聲，第三聲……第……聲，怎樣？（《浙江一師風潮》浙江大學出版社）
愛之深便責之切。劉大白離開浙一師之後，沒有像經先生和夏丏尊那樣再去白馬湖創教育之業，他還是留在了杭州。1921年之後，劉大白基本的生活軌跡也就在滬杭和杭州與蕭山之間，這期間對他產生影響，或者說助他事業發展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同鄉邵力子，另一個就是蕭山人沈定一。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關係幫過浙江的不少文化人，這個幫就是謀職謀發展，這方麵的例子很多，這其中就包括劉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定一這個人，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他也是一個跨界之人，在一師風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經先生和學生運動這一麵的，他先是給杭州警察廳長夏超去信詰責，且此信是刊於《申報》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簡意硬——聞君以武裝警逼令一師學生離校，君果甘作摧殘吾浙文化之虎倀乎，何麵目食吾浙祿，若非事實，盼複。
何麵目食吾浙祿？這就是一個文化人對一個警長的責問，也是一個當過省議長的官員對警長的責問。現在也有此種責問的，不過大多是對已經下台失權之官員的責問。何麵目食吾浙祿？就是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你當官的實際是在吃人民的奉祿，很可惜今天反倒沒有這樣的說法了，大家都以為當官僅僅是在服務大眾與社會。是的，你公務員是可以加薪且旱澇保收，但是你必須認識一點，你所吃所用所花費，是人民的稅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評論》上，沈定一又著長文《學生與文化運動》，一開頭就是——浙江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受著打擊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撐著他枯朽的鐵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新文化倡導者的校長經亨頤。為什麽會去經亨頤？因為浙江教育廳長夏敬觀的查複。為什麽夏敬觀會有這一種查複公文？因為浙江省長齊耀珊有查辦第一師範的命令。為什麽第一師範要查辦？因為第一師範和傍（旁）的學校學生出了一種《浙江新潮》周刊。為什麽《浙江新潮》要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為什麽會有《非孝》的文章？因為這一種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表現。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就不能不找著一個先導者的第一師範給他一個打擊。去經亨頤的校長，就是表示他們打擊新文化第一聲的權威。
寫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結尾更是高屋建瓴——我們青年學生不為那（哪）一個人負的責，為新文化負的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生命，我們為生命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將來，我們為將來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前途的光明，我們為光明負責任。新文化的敵人，已經對於我們青年的生命，將來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戰了！我們要試驗我們生命的力量，正是這個機會。
再看邵力子先生當年寫的“時評”，刊於上海1919年12月5日經第7版的《民國日報》，題目是《看“浙師”學生的團結力》，完全是鼓動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風潮，聽人有人要借此破壞浙江師範學校。
我因此卻想著這是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視的一個縮影。
仇視的結果，北大絲毫沒有動搖，北大學生的團結力，全國人民沒有不佩服的。浙江師範的前途如何？要看他們學生的團結力怎樣！壓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包括戴季陶在內的，都寫了文章支持和評論浙江一師的行為的。而這些人也正是劉大白當時交往的一批朋友，雖然不能說全是紹興幫，但作為朋友他們都是前呼後應地來助陣的。從劉大白身邊的朋友來看，一師風潮前後，便已形成了一個文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既是工作夥伴，又是事業搭檔——編報刊和教書，在於他們就不僅僅是職業和飯碗，還是理想和追求，因為那是一個可以為理想而探尋的時代，是一個西風東漸的時代，更是一個可以改朝換代的時代。雖然後來有的人因為黨派不同，政見不同，有分道揚鑣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卻都是書生意氣，激揚文字——而正是這一些氣場是能夠穿越時空直抵今天的。
一師風潮之後的劉大白，住進了浙江病院，這大概是當時杭州最好的醫院了。劉大白一直咯血且不斷根，而且飯碗也敲掉了，大白想要好好地治一治了，這個時候他雖然也在幾所學校兼過課，但隻是對課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和盡忠了，因為一師風潮，已經讓人傷透了心。經先生走了，改革派走了，劉大白便開始了一段職業詩人的生涯。病且賦閑，正是作詩的好時光啊。
二、詩人劉大白
作為詩人的劉大白，是能夠留在文學史上的，哪怕僅憑一首《賣布謠》。
劉大白的詩學，用曹聚仁的話來說是——“他是舊詩詞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話詩的創作上，又是急先鋒。”
急先鋒難免會早早倒下，甚至片甲不存，但是沒有急先鋒，又哪有後來的摘桃者？這也正如劉大白的為人，有極傳統和古典的一麵，又有新潮的一麵，否則他是不可能去寫《賣布謠》的。
實際上古體詩才是劉大白的童子功，史載他九歲便學作詩了。如這一首纏綿的《雙紅豆》，便跟此前的《匕首行》大為不同——
其一
歲朝初，一封書，珍重緘將兩粒珠，嘉名紅豆呼。
樹全枯，卻重蘇，生怕相思種子無，天教留豐株。
其二
望江南，樹凋殘，莫作尋常老樹看，相思憑此傳。
體微圓，色微殷，星影霞光耀晚天，離離紅可憐。
其三
豆一雙，人一囊，紅豆雙雙貯錦囊，故人天一方。
似心房，當心房，偎著心房密密藏，莫教離恨長。
這是有故事的，詩人總是跟愛情有關係的，劉大白也從不缺少愛情，隻不過他的愛情，跟後來徐誌摩和戴望舒的路數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大白的詩詞功力，特別是舊體詩的功力還是相當了得的，詩人中要能新舊兼備的，實在也是屈指可數的。僅以他跟杭州有關的舊體詩來看，也已可見一斑。
如夏居孤山廣化寺時作的——鑒湖不住住西湖，十五年來此山孤。今日孤山容我住，挈妻攜子傲林逋。（《白屋遺詩·西泠小草》；（1917年）
比如在《湖濱之夜》中的“夜深長抱西湖臥，不及青山福分多”；
在《雨裏過錢塘江》中的“兩岸青山相對坐，一齊看我過江來”。
而更著名的是他的寫於1928年的《樓外樓頭狂醉》——“胸中壘塊不尋常，樓外樓頭醉一場。十五年來無此態，朋筵賭酒鬱成狂。”其女劉星子在1983年作補記時寫道——此詩作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這晚作者在西湖樓外樓喝了二十八兩酒，大醉一場，歸後酒花與血花齊噴，自謂十五年來無此狂態。
包括給複旦大學所寫的校歌，也一直延唱至今，此校歌由豐子愷先生作曲——
複旦複旦旦複旦 巍巍學府文章煥
學術獨立思想自由 政羅教網無羈絆
無羈絆前程遠 向前 向前 向前進展
複旦複旦旦複旦 日月光華同燦爛
複旦複旦旦複旦 師生一德精神貫
鞏固學校維護國家 先憂後樂交相勉
交相勉前程遠 向前 向前 向前進展
複旦複旦旦複旦 日月光華同燦爛
複旦複旦旦複旦 滬濱屹立東南冠
作育國士恢廓學風 震歐鑠美聲名滿
聲名滿前程遠 向前 向前 向前進展
複旦複旦旦複旦 日月光華同燦爛
因為有古體詩的功力，大白的對聯也是很為人所稱道的，相傳他在浙江主政教育時，為第一屆西博會教育館所撰的對聯就極為出彩，當時劉大白的身份還是教育廳的秘書長並兼西博會教育館的館長，從今天的角度看至少是個正處級幹部了，而他的對聯卻是——“辦教育的經費，沒有來路；受教育的人才，沒有出路”。據說當時蔣介石看了很生氣，大白便給他作了解釋，事後有人要大白修改此聯，大白不肯，後來此聯也一直掛到西博會結束而沒有被人拿掉。對此，大白還寫過一篇蠻認真的文章。此事不僅看出劉大白的個性，也看出了當時的世風。八十年前的中國教育，就是這個樣子嗎？想想真有意思啊，而且一個主政教育的地方官竟敢在諸如成就展上如此調侃，而非一般文人墨客之諷刺挖苦，這可見劉大白身上很耿直和悖時的一麵，這一麵顯然是很不討好的。當然也很可能這隻是一個傳聞，至少是文多於史的，因為也有人說蔣介石根本就沒有去參觀過這個展覽。
傳聞劉大白在做教育廳秘書長的時候，廳長就是蔣夢麟，傳聞劉作為蔣的助手，做事還是蠻爽快的，經常是蔣廳長不在時，劉秘書長就自說自話地把事情給辦掉了，事先不請示，隻是事後匯報，等蔣夢麟知道之後見劉大白辦得也還可以，也就不能再說什麽了。所以劉大白大約也是不甘於隻做師爺的角色的。
劉大白的名氣，的確是跟他撰對聯是分不開的。相傳紅白之事，朋友中都會有勞於他的，雖說他總是推脫，說人家的悲喜跟自己有什麽關係，但還是留下了不少應酬之作。
回到詩歌。今天看劉大白的白話詩，尤其胡適先生的白話詩，那就是白開水，這一點大白先生自己也有所認識，他說過“我的詩用筆太重，愛說盡，少含蓄。”這也算是一語道破天機吧。人如其名，名如其詩，大白！而所謂“舊詩詞的大作手”這在新詩一百年的今天來看，便更顯出劉大白寫作舊體詩的妙處了，但是我們別忘了，劉大白還是白話詩創作上的急先鋒，如這一首《秋江的晚上》就是傳世之作——
歸巢的鳥兒，
盡管是倦了，
還馱著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尤是那一句“把斜陽掉在江上”這真是千古絕唱啊！不過就是在這樣的白話詩中，其實還是有著古體詩詞的韻味的，這便是五四一輩詩人的長處，雖然他們在白話文方麵也許還不是太嫻熟，但卻正因為某種不嫻熟，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國詩歌的獨特意境。劉大白更有代表性的就是《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祇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挑開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這信唇裏麵，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折疊裏，
我把那粉紅色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鄭重地讀了。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幅精致的花紋，
祇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這是詩人寫於1923年的詩作，我後來看有人的評論，說他寫這詩已經44歲了，愛情其實也沒有了，所以隻能是寫寫信搞搞郵吻了。我覺得這真是不了解詩人。44歲怎麽就能說沒有愛情了呢，楊振寧82歲也還有愛情，怎麽能說劉大白44歲就沒有真正的吻了呢？
詩人之私生活，一定是跟詩歌有關係的，愛情是這樣，其他更是這樣。劉大白寫作《賣布謠》的時間是1920年的5月31日，而這前後他還寫了不少同樣風格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詩歌，用口語，有節奏，很直白，是那個時代詩歌反映現實的傑作——
一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賣布買米，
有飯落肚。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弟弟褲破，
沒布補褲。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是誰買布，
前村財主。
土布粗，
洋布細。
洋布便宜，
財主歡喜。
土布沒人要，
餓倒哥哥嫂嫂！
二
布機軋軋，
雄雞啞啞。
布長夜短，
心亂如麻。
四更落機，
五更趕路。
空肚出門，
土城賣布。
上城賣布，
城門難過。
放過洋貨，
捺住土貨。
沒錢完損，
奪布充公。
奪布猶可，
押人太凶！
“饒我饒我！”
“扣留所裏坐坐！”
這一時期的詩，我以為跟劉大白的生活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那時他跟沈定一已經在蕭山衙前從事農村教育乃至農民運動了，包括他後來的另一首《成虎之死》，都是那個時期的作品。不僅劉大白，包括沈定一自己都寫了敘事長詩《十五娘》。照以前的文學史來看，沈定一在詩歌史上是沒有地位的，但是革命卻是詩歌的同義詞，所以那一個階段便會有《賣布謠》這樣的作品問世。而這個階段的劉大白仍有更多哀婉低吟之作問世，如寫於1920年8月8日的《立秋日病裏口占》：“西風拂拂忽相過/一縷新涼襲被窩/落葉聲低偏到耳/立秋消息病中多！”以前常有人說詩人會無病呻吟，而那個階段的大白的確是有病住院著，所以姑且可稱作為有病呻吟吧。
有病呻吟，這病可能還是中國社會之病，所以大白也能寫出這樣憤慨的詩，此詩題目叫《每飯不忘》——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他姓李！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死在蕭山的監獄裏！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他是中國農民犧牲者第一！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其餘沒有人了嗎”，
難道中國農民全部跟著他斷了氣！
這就是紀念李成虎的詩歌。
曆朝曆代以來，中國讀書人中同情勞苦大眾且為之鳴不平的，不在少數，但是能夠用詩歌，特別是用新詩來表現這一題材的，確實鳳毛鱗角，雖然這些新詩在今天看起來跟胡適的新詩都有一個淺白的問題，胡適的淺白主要表現在愛情詩領域裏的淺白，而劉大白的淺白是在於表現農民和他們的對立階級的關係——這可能也恰恰就是劉大白詩歌的意義所在。而考察他那一個時期的身體力行，的確是在蕭山的衙前從事農民運動，而這跟劉大白、沈定一那個時期信仰共產主義是完全分不開的，今天讀《賣布謠》這樣的作品，一個強烈的感覺是——劉大白太紅色了，他之前和他之後的這種新詩人，要紅色的也是不少的，但是像大白這樣，能夠把農民的疾苦當作詩歌的主題的，可以說屈指可數。也許這已經跟詩藝無關，而關乎的是信仰。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詩歌後來基本發表在同人報紙上，如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等，那個時代詩歌的定位也很明確，那就是給人開啟覺悟的。
而劉大白的這種紅色詩歌跟他同一時期纏纏綿綿的愛情詩（如詩集《丁寧》）一起比較起來看，則能看出詩人情感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實際上劉大白也不是不知道那些新詩所存在的藝術問題，那個時候，他是把這些新詩當作社論來寫的。
1921年和1922年，是劉大白創作頗為旺盛的兩年，而發表的陣地就在上海，其中《民國日報》的《覺悟》專刊在2月15日刊登了該報社友的名單，其中就有沈雁冰、沈澤民、邵力子、李漢俊、陳望道、夏丏尊、楊之華、沈玄廬（沈定一）和劉大白。注意這個名單中，除了夏丏尊，其餘都是中共早期的黨員。1922年的秋天，劉大白在杭州的白屋創辦《責任》周刊，1923年他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任教，第二年經邵力子介紹去上海複旦大學任教，其時陳望道也在複旦任教。民國期間，特別是二三十年代，浙江的不少讀書人和文人實際上都跟幾個紹興人有關係，這幾個紹興人便是蔡元培、邵力子，再加上蕭山籍的沈定一。而在複旦大學期間，劉大白的人脈交往圈子也已經基本形成，那就是浙一師的舊友，紹興任教時的舊友，還有就是複旦的同事。
三、朋友眼中的劉大白
在朋友們眼中，劉大白是個好人，特別是在大白先生去世之後，朋友們都想方設法替他處理後事，特別版遺著的出版，可鑒朋友們的真心，這反過來也證明了大白先生生前對朋友的那一種誠意吧。
1934年在劉大白去世兩周年時，夏丏先生寫了《白屋雜憶》其中稱大白是個“歐化老少年”，本人此文的題目即出典於此——大白在朋輩中，年齒最長，而興趣卻反最高。好說閑話，好動閑氣，又好購置閑物。有專門以割裂毛邊書之小刀，有裝盛茶葉置於壺中之銀質漏花球盒，見有零星小件，無不好奇羅致。案上及抽屜中隨處可見零物。有人定綽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歡歐化，好新奇，故更有“歐化老少年”之名。
另一位紹興人王世裕，同盟會會員，早先跟劉大白編過《紹興公報》，當年劉、王和任瘦紅是被稱作紹興三劍客的，大白去世之後，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體詩集《白屋遺詩》作短序——
五四以還，大白敝屣其舊詩，然溫麗雋爽，予夙愛之。嚐戲謂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歿後，詩稿儲君皖峰處。予乞以歸，題曰白屋遺詩。付上海開明書店，經年而書成。昔日戲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風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識。
這一段小序，很是感人，故友知交，風雨之思，這便是當時劉大白和他的朋友。
我們今天看到的《白屋遺詩》已是1984年版的，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薄薄一冊，僅92頁，定價是0.38元，然而就是這一冊書，當時出版時，除了由老友王世裕作序之外，還有一師朋友的出力，這是唐弢先生的一段文字，——《白屋遺詩》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四月，線裝一冊，連史紙印，封麵由夏丏尊題簽，扉頁則出經亨頤手筆，大白詩清雅自如，有信手拈來之妙。我得這本書於舊書攤頭，非挾以自珍，不過文人積習，偶似嗜痂而已。
當然唐先生還不忘來一段對文人寫古體詩的評價——新文人中頗多精於舊詩者，達夫淒苦如仲則，魯迅洗練出定庵，沫若豪放，劍三凝古，此外如聖陶、老舍、壽昌、蟄存、鍾書諸公，偶一揮毫，並皆大家。惟單行付梓，早獲定評者，惟沈尹默、劉大白兩家而已。
這已經是很高的評價了。
在人們評論劉大白時，也有一些是借劉大白而說其他的，比如收錄在《劉大白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張露薇的一文，就很值得咀嚼的。張是東北詩人，曾當過《文學導報》主編，他對大白的評價倒是一箭四雕的——他的詩沒有胡適式的淺薄，沒有新月派的空虛，沒有模仿法國象征派者的怪狂，沒有普羅作家的空喊口號，他有他自己的風格，他有他自己的情調，一般人不注意及之，也是很使人納罕的事。（《論劉大白的詩——紀念大白先生的死》）
這麽短的一段文字，讓我們看到張在肯定大白詩歌的價值時，同時批評了胡適之、新月派、法國象征派以及普羅派，如此的打擊麵也是罕見的。沒想到報應在幾年之後就來到了。原因是張露薇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略說中國文壇》的文章，文章攻擊到了魯迅先生。他在文中稱：“中國作家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簽名者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作品？有幾個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哪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後來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五）》中曾澄清事實：“至於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隨後又回敬道：“‘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有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最後又作一比：“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說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且介亭雜誌二集）
此當然是個小插曲，隻是想說明喜歡劉大白的有各種各樣的人，包括像張露薇這樣在抗日戰爭中給汪偽政府寫過“國歌”的人，這當然是後話了，網上稱張也是清華的學子，曾是季羨林的朋友。
由此看來，劉大白不缺朋友，也不缺粉絲，而對他晚年產生影響又給他很高評價的，便是蔣夢麟先生。蔣夢麟是如此評價劉大白的——
劉大白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這種多方麵興趣的人，在當時是不多見的。一九二八年，我回浙任教育當局，當我把他從複旦拉了出來，任我的秘書。我對他的要求是很直率的：“大白，有人不敢請教你，有人不配請教你，我也敢，也配，你來不來？”他的答複是一樣直率的，隻說了一個字：“來！”，後來我到教育部承泛部長，稍遲，他也被任為次長；在浙在京，他對我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想想也是啊，是蔣夢麟讓劉大白步入行政的，他怎麽會說劉不善於行政呢？其實在好多朋友和學生的筆下，劉大白就是一個很好的幕僚和刀筆吏，所謂得紹興師爺之真傳，說他在複旦期間，就已經有在幕後主持校政的經曆，蔣夢麟後來讓他做了幕僚，先是浙大秘書長，後是教育部次長，有一陣還代理過部長之職。
這也是劉大白後來頗遭詬病的一關節點，文人總覺得劉大白棄文從政的可惜，但是子莫魚，焉知魚之樂乎？一個有多方麵興趣的人，嚐試從政又有何不可呢？因為從政，從根本上說還是為社會服務呀，至於服務的好壞以及這個政權製度的優劣，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我要寫的關鍵詞是：理想，愛情，犧牲，命運和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