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梁周記
楔子
我在寫作《民國有個紹興幫》之前已經寫過兩本相關的書，第一本叫《向來風花雪月》，多是民國杭州文人的故事；第二本叫《浙江一師別傳：書生意氣》，就是寫浙江第一師範出來的精英師生，就是寫經亨頤校長的那個圈子，包括著名的四大金剛，還有就李叔同、豐子愷等文化名流，當然還有就是那些為國捐軀的人，如俞秀鬆、宣中華、葉天底等。這個時候，本文的主人公梁柏台還沒有進入我的視線，因為一開始，隻能查到這個紹興新昌人大約不到千字的資料，是一則介紹兩則日記（書信），隻知道他是曾是中央蘇維埃的領導人之一，是中共法製建設的開創者，1935年3月被俘後英勇就義。
真正寫作梁柏台的機緣，是緣於在2009年11月我跟作家謝魯渤趙健雄和嵇亦工等去了一趟浙江新昌，與當地的作家袁方勇、石三夫等相聚甚歡，其中見到了一位來自梁柏台小學的小潘老師，她是一名文青，書法和散文頗有建樹。我問她有沒有關於梁的資料，她說有啊，隨後她給我寄來了一本《梁柏台》的小冊子，那是由當代中國出版社於1994年正式出版的。
大概兩個小時，我就翻完了此書，還是不知道寫些什麽，要不要寫？那些日記、那些信劄的確極為珍貴，大概也是我現在所能看到的除經亨頤之外，浙江一師師生中留下日記信劄最多的人，其他現在能看到的就是俞秀鬆的日記和書信了。我把梁的那些文字淘了幾遍，也覺得梁的文字格外原始珍貴，因為那都是由他的姐姐像珍藏一個夢似的珍藏下來的。她姐姐梁小芬終身未嫁，與柏台的原配夫人廝守終身，一起替梁柏台照料母親，所以梁的這些文字資料能保存下來是極為不易的。
但這還不足於讓我有寫作的衝動。也真是無巧不成書了，有一天晚上，我重看一本關於革命先輩的紀錄片，其中有一節是講項英夫人張亮的一段傳聞，是由項英和張亮的女兒講述的，其中講到過一個叫周月林的女人，曾跟張亮一起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大名鼎鼎的瞿秋白。那個紀錄片本是講張亮的身世之謎的，但我此番重看是想起了梁柏台的夫人也叫周月林，那麽她們是不是同一個女人呢？雖然這在黨史上是早就解了密的事情，但是我最早卻是從熒屏上獲得這一信息的。後來我又從新昌方麵得到了一本《走近周月林》（中國文聯出版社），於是一切都解密了。
果然，這是同一個周月林！她就是梁柏台後來的妻子，是一個偉大而悲劇的女性！於是我決定寫這一篇《梁周記》。我要寫的關鍵詞是：理想，愛情，犧牲，命運和悲劇。在我寫作此文的時間裏，剛好有一本叫《十月圍城》的電影上映，這是一部關於刺殺和保衛孫中山的電影，據稱電影的策劃者原來有一個想法，那就是說：孫中山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為他而犧牲，那麽臨終前說中國的豆腐是最好吃的瞿秋白當然也不知道周月林是為他而坐了半輩子的牢，先是國民黨的牢，後是共產黨的牢；而梁柏台至死也不知道妻子在哪裏；而這一對革命夫妻留在蘇聯的一兒一女也不知是死是活……
這是一個謎。這更是一段傳奇。
[梁記·1919在杭州]
1918年的秋天，浙江新昌人梁柏台來到了杭州，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師範的預科，這一年他虛歲剛滿20歲（1899年生人）。此前，梁柏台在新昌上過知新學校，光聽校名便可知道，這是一所新式的小校，後來他到杭州後還專門給母校的老師和同學寫信，匯報學習情況，交流時政觀點。在上知新之前，梁柏台還上過私墊，所以他是受到過良好的基礎教育的。但是梁柏台的家境不但不富裕，而且還很困窘，然而因為梁柏台是家中獨子，父母決計要讓兒子得到好的教育，因為是男兒，他便比他的姐姐要幸運。當時的梁家基本是以砸鍋賣鐵的精神在支撐一個梁柏台的，所以才有了他考上浙江一師預科的可能性。而他的姐姐梁小芬，當年是跟弟弟有過一個約定的，弟弟不回來，姐姐終身不嫁。梁柏台離開家鄉的前夕，家裏麵給他匆匆完婚，他沒有能頂住親情的壓力。
後來梁柏台去了蘇聯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他在那裏認識了周月林，後來跟周結婚生子。而在老家新昌，他的結發妻子也一直在等著他，倒是周月林和前麵所提的項英的夫人張亮一起回過新昌，且在那裏也上演了一出悲喜劇。
現在我們來看梁柏台青少年時代的文字，那真是書生意氣、心懷天下啊。且看他1915年5月19日的日記——見三年級學生在操場上破球門。吾忽想吾國之與日人對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門也。夫日人與吾國人，猶紅綠球之踢球人也。吾國之土地，猶皮球存立於操場也。兩隊相爭，猶吾國人與日人相攻擊也。吾輩青年，可不擊球，以強筋骨，活血脈，振精神，與日人相搏戰乎？
怪不得當時教過梁柏台的老師都誇他文章寫得好。看他的日記，從泥水匠築門，他便想到了國門和國防，從賣繭者的旗子想到了中國國旗，如此以小見大，觸景生情，這說明梁柏台從小便有誌氣，用今天的話來說便是一個憤青，但又不僅僅是一個憤字了得，而是處處用心刻苦。這從他給友人、家人和老師同學的書信中即可看出，同時也能看出他身處一師那樣一種新環境新氣象下的林林總總，比如他也講到了學校裏出現的一些新書報，這跟一師當時出現的書報販賣部的情況是吻合的——在二十世紀的時候，物質文明，笨頭笨腦的人斷不能竟於天壤了，所以我主張的是思想，所看的書是《新青年》……現在杭州的學校，抱自動的教育主義了，思想要求新鮮，所以學校裏頭若《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教育潮》這許多新思想的書籍，學校裏大大的風行。我也有幾本在這裏看看，（1919年9月12日給梁嶽生、周相標的信）。
90年之後的我們，竟然都向物質文明狂奔而去，不要說貪官汙吏沒有一個是跌倒在精神文明上的，他們很少是因主義和觀念而下獄的；就是我們普通人芸芸眾生在衣可裹體，食可果腹的情況下，也都是瘋狂地逐利而行，想到此我們難道不慚愧嗎？
1919年9月梁柏台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如此說——自從五四運動，學生發現了自動的舉動，學生方麵和學校方麵，都驚醒覺悟了。學校方麵是怎樣的覺悟？就是校長改變學校的辦法，教育抱自動的目的，一切舍務、學務都委學生去做。學校好像一個議會，仍舊選出代表，到了有事體的時候，征求意見，議後始行。教職員和顧問官是一樣的，這是關於舍務的事情。學校的事情？就是上班，學生輪渡教授，教員旁聽，指出他們的謬誤。廢除考試，在平時的自習。這樣一來，要比從前好得多了。上麵所說的是學校方麵的覺悟。學生方麵的覺悟是什麽？學生大家知道五四運動的力量是從新思想來的，所以凡關於新思想的雜誌各人至少有一種，並且組織一書報販賣部，凡關於新思想雜誌評論，竭力征求。到了例假的日子在負（販）賣，以供給社會上的人看看，使得普及罷了。這是學生的覺悟。
梁柏台在信中提到的廢除考試一事，倒是在其他親曆者中從未見過提到，而且“學校好像一個議會”也絕對是新提法，也很是形象。同年10月18日，他在寫給知新學校老師唐化成的信中又說——今日有一件事情要好問先生。是什麽事體呢？就是我們新昌各高小的寄信處。為什麽要問寄信處呢？因為敝校校友會有《十日刊》的出版。大凡本省各主小以上的學校以及機關，各分送一份看看，不取分錢。本校分送報紙，費了許多銅錢，他的目的……是應現在的時勢，鼓吹新思想的。
這是梁柏台人在省城、心係紹興新昌的表現，他是真正意識到新思想、新雜誌的重要性，所以要向家鄉的教師極力推薦。因為就浙江一師出名的學生而言，也許梁柏台是排不上前幾位的，跟施存統、俞秀鬆、宣中華們相比，梁柏台不算特別有名，但即便這樣一個不算特別有名的學生，也是真正感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衝擊。
同年11月9日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梁柏台又不無驕傲地向老師說道——現在各報紙上的諭（輿）論，說敝校在全國中等學校排起來，要算第一個位子。我們的校長，比作北京大學的蔡孑民，陳望道比作陳獨秀，袁易比作胡適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這是一般諭（輿）論，不必作他極有價值的判斷。但是依我想起來，全國教育家比經子淵比較好色，其數目寫不勝寫，比經子淵比較歹色，也寫不勝寫，倘若平均起來，全國能夠個個象經子淵這樣，則教育也算歹了，這不是我的誇張，實在是平心靜氣的話頭。自從這學期起，敝校守舊的教員，錯（差）不多沒有了，這學期請歸來的教員，都是提倡新文學的沈仲久（九）、劉大白、袁易、陳望道、李次九……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專任功課，實在難得得很。
文字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自豪之氣，由此也完全印證了浙江一師那些精英分子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後來梁柏台在給何寶運的信中也講到了此種情況。11月20日他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說到——現在的學界，自五四運動以後，輿論為之一新，頭腦大大的變更，報紙雜出，也不曉得多少種數。單就杭州而論，除各學校外，還有另外機關的組織，如《浙江潮》《雙十半月刊》《杭州學生聯合會報》……這許多的報紙，都是鼓吹新思想，以改革社會，革新人生觀，為唯一目的。《浙江新潮》辭句過於激烈，被警察廳所封。現在事務所移到上海去了……
由此信可看出梁柏台的一個判斷，即他雖然不是《浙江新潮》的同仁，但是他的態度和觀點非常鮮明。我以為這更重要，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覺悟的不隻是幾個學生，而是一大批，這是時勢所趨，潮流所趨啊。關於《浙江新潮》，在同年12月給袁老師的信中，梁柏台又提到——敝校為《浙江新潮》的事情，受了官廳的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社，是二十八大（人？）組織的，社員敝校居半，通訊處是在敝校，為了“非孝”這篇文章，現在處“四麵楚歌”“眾矢之的”的地位……
而且梁柏台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師新潮的四路敵人——第一路敵人，是各校的教員、校長；第二路的敵人，是末（沒？）麵孔的省議員；第三路敵人，是省長；第四路敵人，是縉紳……在此信中，梁在此提到了書報販賣部的功勞——自從“書報販賣報”設立以來，報紙、雜誌到幾十種之多，每一種要銷一百幾十種，每人所看的雜誌，總有三四種以上。九年一月，本校還有一種報紙產生出世了，名字叫作《錢江評論》，恐怕也是短命的爿子。
梁柏台雖然沒有參加《浙江新潮》社，但他是用身體力行去實踐新潮的，包括他和汪壽華等參加民眾代表團，在省議會旁聽了省議員們的加薪案後，當場起來責罵那些無恥的議員們，後來還對新昌籍的一名議員去信責問。
梁柏台信中的一師新氣象，當然不止這樣。在這裏我們注意到的是梁柏台的口氣和心情，他完全是懷著一種興奮激動的心情向鄉黨和師生同學講述省城及一師的情形的，當然在那些信中更多的還是縱論國事，或者是對家鄉教育的關切和建議，其中講到注音字母的運用等，他甚至還興高采烈地講述自己參加省運會的情形，因為他作為一師的18名運動員之一，還得了兩個第二名，結果一師是得了團體總分第一，在這經校長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今天我們看梁柏台的書信，不隻是從側麵了解一師新潮的一二，而是可以從書信中看出梁柏台思想脈絡的發展，尤其是他對家庭、婚姻和今後命運出路的態度。
從1918年12月26日寫給父母的信中，完全可以看出梁柏台的一份孝心和愧疚之意，且看——
父母大人膝下敬稟者：前奉一函，量必早已收到。男在高小時未嚐苦楚，不果（過）混混而已。自入師範，始覺學問之途渺無津涯，而初嚐為學之苦矣。不及旬餘為年假考試，轉瞬即可回裏。近春毫先生（新昌人，時在杭州電燈公司工作）寄來洋五元已收到矣。男自思入學以來，致大人增加重擔。男則儉之又儉，不敢浪費一錢，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飽暖不求繁華。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為今世不務學業不足以當分子之責任，以恨天不虛生我也。
但是當後來，梁柏台遭到家裏的逼婚一事時，他的家書中就多了不滿和反抗的因素，1919年10月17日在給父母的信（節選）中如此寫道——我親愛的父母：說到那婚姻這件事情，我斷不肯承認，現在婚姻主義已經打破了，沒有一個人有一個妻子的說頭。喜歡則成，不喜歡則去，也不要像古人取（娶）妻一定要擇一個好的日子。我自有一個主張，不能強於我。這種寫信的樣子，是現在的潮流的趨勢，不可以為奇怪，別樣說話，後來再說。
同年11月20日，梁柏台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這樣說道——我是抱獨身主義的，什麽家庭呀，什麽妻子呀，鬧得我一身（生）一點兒事體也沒有。但我所說的獨身，不是“離群索居”的話頭。我的獨身主義，是共同獨身主義，社會為一個大家庭，兒子是共養，男女是平權，不願意再有這是“我的妻”、“我的兒子”，弄出許多專有名詞，好像這個人歸於私有的，不能為第二個所有，所以弄出這許多繁雜的事體來。
由此信可以看出梁柏台當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還是比較嚴重的，包括同期的一師同學施存統等都受過此種思潮的影響。也許要講清楚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當時中國的影響不是幾百個字所能做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無政府思想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都多多少少地影響了當時的學生精英們，什麽是新思潮？那肯定是西風東漸，肯定是舶來品，也肯定不再是孔孟之道。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受了新思潮影響的梁柏台自然是不滿父母給定下的婚姻大事的，所以也才會發出“獨身主義”的聲音，這也是成為保守派攻擊他們“共妻”的一大罪名。當然此種觀念在現在看起來也算是頗為另類的，在人類的所有契約製度中，婚姻關係大約也是屬於受契約保護的一種。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又給父母一信，在講了一番大道理之後，便開始了言歸正傳了——今年要我娶妻，那是我極不讚成的一樁事。為什麽呢？我家庭既然這樣困難，還要加上一個耗財不生產的一件東西，經濟豈不更加困難呀！所以我的主張，敬（若？）不是經濟獨立，斷不能娶歸。我現在已經決定，寫信來通知你們，你們不要開起空場麵，空費掉沒有用的金錢。我恐怕你們應社會的需要，去預備起來，所以寫這封信來通知你們，你們不要象別人家早點抱孫子。抱孫子是一樁不好的事情。我們中國弄到這步田地，就是抱孫子的緣故。我極其反對現在的習俗，再造未來的社會，假如女子不能獨立，硬要成為夫婦，我情願犧牲……還望原諒，另外一切，後來再談罷！
從這個信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態度很是絕決，沒有一點可以商量的餘地了。也就是這同一天，梁柏台還給袁修昌和梁嶽生分別發了信，都是同一個內容。在對袁修昌的信中，他說道——假使硬要成婚，我情願犧牲生命，斷不肯承認這種畜生的婚姻。這樣一來，我書一定沒得讀了，我自己也要謀經濟獨立去了……在對梁嶽生的信中，他已經向人借錢了——我決計同家庭宣戰，一定要離婚，才肯了事。我家裏已經有信寫歸去，家庭必然要成怒的。我寒假是不回去了。你回到家裏，請你寄給我幾塊，寄信處仍舊是第一師範……
梁柏台這裏所說的“離婚”，並非我們現在意義上的離婚，而是指那時他想離開婚姻，不跟家裏妥協，這其實也是當時青年學子所麵臨的同一個問題。農村家庭裏的孩子，不管是出生在地主家庭還是農民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到城裏去接受新教育，那是希望孩子今後能有出息，能光宗耀祖，而光宗耀祖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延續香火，長輩就是想抱孫子，尤其是對梁柏台這種一根獨苗的家庭來說，父母們的這種願望尤其迫切，但是孩子一旦接受了新思想，就如同脫胎換骨一般，這是父母們一開始所萬萬沒有想到的，“我們中國弄到這步田地，就是抱孫子的緣故。”此話在今天看起來雖然有點絕對，但在當時的梁柏台們的口中說出來，又是極為自然的，這有施存統的“非孝”說為例。
而當時梁柏台家庭的困境便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一種縮影吧。後來我們知道，梁柏台當時的打算是去法國勤工儉學，為此父母中斷了對他的經濟供給，但是他沒有放棄，仍然在堅持自學法語，他當時還想步施存統和俞秀鬆的後塵，去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但是這一組織很快就解散了，這樣他就跟著俞秀鬆到了上海，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並且在為赴蘇聯學習作準備。1921年梁柏台回到家裏，稟報了要赴蘇的決定，但是父親執意不肯，也不願出任何資費，“父母在，不遠遊”這是老規矩了，但是要知道任何老規矩最後總是敵不過新潮流的，正如父與子的鬥爭，一般總是以父親的妥協而告終的，這似乎也是規律性的東西，但是父輩在退讓之前必然也是要硬加一個東西給兒子的，這個東西便是婚姻！這也是最後的撒手鐧，以期望兒子在進入溫柔之鄉時不再遠赴那冰天雪地。無奈之下，在1921年的3月3日，梁柏台在新昌老家與陳蓮芝完婚，然而七天之後，梁柏台即離開了家鄉，送她的是她的大姐梁小芬，而且姐弟倆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囑托。傳聞弟弟對姐姐說過“父母和蓮芝就托給你”的話，而姐姐則作出了“你不回家，我不出嫁”的承諾。後來，陳蓮芝和梁小芬這兩個女人苦守半個世紀之多，且相依為命，這種苦守於兩個女人來說，其實就是一種“受寡”。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革命的背後，往往是極其沉重的代價，而革命有時又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反倒要獻出生命。陳蓮芝於1973年去世（享年77歲），梁小芬於1977（享年86歲）年去世。也就是這個大姐梁小芬，後來保存下了梁柏台的日記信件等，這些物件當然也成為珍貴的曆史文物。後來梁和陳都知道梁柏台在蘇聯有了妻子和一對兒女，所以解放後遂寫信打聽並尋找梁柏台及其子女的下落，而最後留給這兩個女子的，結果卻是無盡的失望。
等待是有原因和力量的。在妻子陳蓮芝那裏，雖然很早以前梁柏台曾來信讓她改嫁，但她一直不改嫁，而大姐梁小芬更是相信一個算命先生的說法，那個算命先生說梁柏台“至少有55歲的命數”。時間到1957年，革命烈士的證書已經頒發兩年了，弟弟梁柏台早就過了55歲的命數了，於是這兩個女人和親戚們遂為梁柏台建起了衣冠塚。
由陳蓮芝和梁小芬，我們又想起了魯迅的結發原配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張瓊華，看來在新思想的洶湧大潮中，不知也裹夾進多少像朱安張瓊華和陳蓮芝一樣的無助且可憐的女性。當然這些留守於老家或異地的原配們，她們也各有其自己的命運，她們在當年的婚姻保衛戰中看似沒有敗下陣來，其實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生命都賠進去了。
而梁柏台已經從一師出發了，從一師出發的路絕對是不平坦的，梁柏台、汪壽華、俞秀鬆、施存統、宣中華這一批浙江紹興籍的熱血青年在走上社會之後，他們要去擁抱的隻是一個詞語：革命。所謂革命，不是他們革了統治者和舊勢力的命，就是他們的命被革掉。
[周記·單純的職業革命家]
相比於梁柏台，周月林似乎是個相對單純的職業革命家，她比梁柏台小七歲，1906年12月27日生於上海浦東棚戶區的船戶家庭，父親本是寧波人，後來憑著一張漁網到上海討生活，家境貧苦。周月林的身份更像是一個典型的無產者，她9歲就進紗廠做童工，13歲當搖紗工，17歲進日商的大康紗廠做工，每天上班12小時，每年工作時間在300天到350天之間，每天工資為0.22元到0.30元之間，而童工則是0.18元。當時的《向導》雜誌曾經這樣說過——“中國紗業工人，要算是全國各種工人中最感痛苦的。”周月林的參加革命，緣於她當時參加了位於楊樹浦的平民夜校，當時夜校的校長是張秋琴。從掃盲學文化開始，周月林漸漸接受了革命道理。1924年的秋天，周月林成為了一名共青團員。隨後她就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去了。這裏有一點需要交待一下，那時周月林的父母都已去世，所以對於周來說便是無牽無掛的狀態了，如果要說有牽掛，那牽掛的就是革命本身。這一點跟梁柏台有所不同。
也許完全可以用幹柴烈火來形容周月林和革命的關係，形容工人和革命真理之間的關係。受盡剝削和壓迫的以周月林為代表的工作階級，一旦有了中國共產黨的引領，自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輕的周月林參加過不少的罷工運動，特別是在五卅運動中，她得到了更多的鍛煉，1925年6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很快成為女工運動的領導人，由此走上了一名職業革命家的道路。而且比較有趣的是，周月林當時的直接領導就是梁柏台在一師的同學汪壽華。汪壽華是浙江諸暨人，原名何紹元，又名何今亮，汪和周的關係曾是那種“假夫妻”的關係。汪壽華和梁柏台一樣，都是較早赴蘇聯學習的一批幹部。當時周月林在上海總工會做的是保密工作，是一名相當出色的情報人員。在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組織認為周月林的身份已經暴露，遂被秘密派往蘇聯海參崴學習和工作，在那裏她認識了梁柏台。而作為一名學生，周月林在那裏也第一次見到了瞿秋白，這個影響了她大半生的男人，當時是她們上課的老師，風度翩翩，口才了得，一講課就吸引了周月林們。
在蘇聯，在海參崴和莫斯科等，其實有很大一批後來成為中共元老的都在那裏接受過學習和訓練，像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吳玉章、何叔衡、葉劍英、劉伯承等，周月林在那裏，隻能算是小妹妹了，不過大家都很喜歡這位小妹妹，而且這位小妹妹如果從資曆上看，也是不簡單的，至少在女性革命者中是最早的一批，而且她嶄露頭角的時候，不是靠諸如夫君和兄弟等的關係，而完全是靠自己的拚打。包括她到江西瑞金在中央蘇維埃工作的時候，她在黨內的地位都要高於梁柏台，這在革命夫妻中也是比較少見的。
[梁周記]
梁柏台是於1921年到蘇聯留學並工作的，當周月林到蘇聯時，他已經是一個蘇聯通了。冰天雪地，異國他鄉，周月林等一批年輕女性的到來，自然在異域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據周月林的回憶，當時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四川籍的教授，一個是北方人，還有過旅法經曆，那另一個便是梁柏台。周月林之所以最後選擇了梁柏台，因為“他也是浙江人，個性好關心人”。看樣子鄉情在戀愛婚姻中還是起到蠻大的作用的，寧波和紹興，或者說紹興和上海，都是算蠻親近的那種關係。據說老底子的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寧波和紹興。而我們今天考察民國人物的社會網絡交際圈時，浙江籍就是一個蠻重要的因素，特別是紹興籍的讀書人在當時的影響力。
青春與理想結伴，革命與愛情同行，再也不是媒妁之言，再也不是父母之命，那是何等的自由和快意啊。現在最後的障礙隻是家裏的結發妻子陳蓮芝，梁柏台寫了一封信回家，希望她能夠改嫁，至於她最後改不改嫁，路途迢迢，天涯孤鴻，那個年代不是說一個短信就可解決的事情。而且組織上當時也已批準梁柏台和周月林結為正式夫妻。要知道組織的決定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至少組織還是蠻麵對現實的。
或許那是梁柏台和周月林最好的年月，雖然是在異國，雖然條件艱苦，但真正的愛情從來都是無視物質和環境的，或許因為環境的惡劣，反倒能讓愛情更加動人和難忘。物質越是貧乏，愛情就越是珍貴。正如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多少青春男女根本不顧回城什麽的現實因素，在廣闊天地裏也讓愛情大有作為了一把。因為愛情不是儲蓄，說今天不用明天還可以用，說五年期的利息要比三年期的多上幾個點的，更沒有零存整取這麽一回事。
不久他們在異國便有了愛情的結晶，第一個是女孩，取名伊斯克拉（中文名叫憶霞），意取“火星”的意思，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個是男孩，是從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從抽出“弗”和“列”字，後來中文名就叫“偉烈”。他們甚至為這孩子舉行了一次革命的洗禮。同時，梁柏台也早把這一對兒女的消息告訴了老家的母親，這對母親來說也是一個安慰。雖然還沒有看到孫女孫子，雖然陳蓮芝決意不改嫁，大姐梁小芬也無出嫁之意。
那個年代，中國革命者在蘇聯等異國生下的孩子也有不少，也有的是後來送出去留學的，曾有一本叫《紅櫻桃》的電影，就是講這些革命後代的故事的。從現在能看到的1939、1940年的照片來看，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兒伊斯克拉曾經與毛岸英、劉愛琴（劉少奇之女）、李斯特（李富春、蔡暢之女）、蔡博（蔡和森、向警予之子）有過合影，因為他們同是國際兒童學院的學員，而且從照片上看那時的伊斯克拉已經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我們當然也無法得知，在拍此照的1940年，伊斯克拉是否知道父親的生死，是否知道母親周月林正在坐著國民黨的監獄呢。
從1921到1931年，梁柏台已在蘇聯整整十年了，他常對周月林說，我們是中國人，總要回到中國去革命吧。不久這個要求得到了莫斯科方麵的同意，他們問梁柏台還有什麽困難，梁說“我自己沒有困難，可我有一個妻子，還有兩個孩子在這裏，我走後，他們怎麽辦？”莫斯科方麵的回答是妻子帶走，孩子留下交給我們，由我們送進國際兒童學院。
梁柏台把組織的這個決定告訴了周月林，周一開始想不通。是啊，是常人都會想不通，她想把孩子也帶回去，可是受到了上麵的批判——“叫你去做革命工作的，又不是叫你去住家帶孩子的。”
所以組織的這個考慮其實有著深計遠慮的。我倒不是說孩子就是一種人質了，組織的考慮一定是——你們放心去革命吧，少一些兒女私情的牽掛吧。
很顯然的，無論是在浙江一師還是在上海的夜校裏，老師都沒有講過如何看待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問題，所以說革命者或者說理想主義者，就是有一個從常人向聖者的轉變過程，回國前夕雖然依依不舍，但還得痛下決心啊。作為丈夫的梁柏台這時隻能安慰妻子了——我們應該把孩子交給革命，我們回去就是幹革命的，就是為了讓他們以後回來能建設祖國，再說了，要孩子的話我們回去之後還可以再生的……
從此，這一對兒女便和父母永遠天涯相隔，分別時孩子才三四歲啊，如果現在他們還健在，也是八十老嫗（翁）了。而從後來的情況來看，如果帶著孩子回國，或許要更為安全和便利一些，何況梁家母親思兒盼孫心切，那會是怎樣的一種天倫之樂啊！可惜連這樣的祈盼也都一一落空了。如果晚年的周月林有什麽後悔的話，那一定是後悔當年沒有帶回一雙兒女回來。這是肯定的。為什麽中國的老人們總是想抱孫子，這一定是道理的，這個道理往往要到老了才慢慢懂得。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隻是“後來”的設想了，櫻桃雖鮮美，但生命極其短暫——不知這是不是一種象征或暗喻。其實國際兒童學院的生源，並不全來自中國，確切的說包括蘇聯在內的正在進行紅色革命的國家的孩子——或領導人的，或已經成為遺孤的，而領導人後來又因為其曲折和坎坷的命運，這便勢必影響到他們子女的命運，這是毫無疑問的。而蘇聯和國際共產組織創辦國際兒童學院的性質，既是保育院，又是接班人的搖籃。
男兒有淚不輕彈，為什麽不輕彈，因為還有更重的革命理想，那麽現在女子有淚也不能輕彈了，因為同樣的必須夫唱婦隨，這是一種革命的夫唱婦隨。回國途中，這一對夫妻也頗多轉折，差一點暴露身份，因為當時他們在蘇聯的公開身份都是“華工”，尤其是梁柏台在蘇做“華工”已經十年，目標大，身上又帶著美金等，所以他們不敢公開出入境的，隻能是偷越國境之後再坐火車，一路上這一對夫妻曾經走散，後來又奇跡式地在一艘海船上相遇。走大連，到上海，跟組織聯係上之後，又在1931年的秋天到達了江西瑞金，受到了毛澤東的歡迎。毛澤東當時對梁柏台說你是紅色的法律專家，第一部紅色大法等你起草了。周月林在這裏更是受歡迎，因為女幹部奇少，像周月林這樣參加過五卅運動又留過蘇的更是少見，所以那一段日子可以說是梁柏如和周月林最為如魚得水的日子。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筆者曾在上世紀90年代去過那個大禮堂，雖然看上去很是山寨，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就是這樣山寨起來的，會議期間有兩件事值得一說。一件是關於梁柏台的，他和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曾山等同為憲法起草委員會，最後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還有一事是關於周月林，她和五位女同胞合了一張影，她們是賀子珍、康克清、錢希均（毛澤民夫人）、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陳正人夫人）。這張照片在幾十年後至少成為一種證明，能證明周月林的紅色資曆吧。因為當時周月林的身份已經是中央蘇區的婦女部長，這個身份是在蘇區一大召開前夕就確定下來的，不久，周月林又被任命為中央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主任，後又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第一任是向警予），後來周月林在長年蒙冤後曾寫信給鄧穎超，因為鄧當年是婦女部的委員，說起來算是周月林的部下。但無論是哪個名稱，其實都是跟國民政府相對應的一個組織還不是執政黨的地位，不過從當時周月林的地位看，那的確是紅色女界第一人了。如果一定要從權力的角度說，周月林的地位似乎已經超過了梁柏台。因為她在“蘇二大”上被選入中央政府主席團，當時成員一共是17名，她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其他16名成員為：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瞿秋白、劉少奇、陳雲、林伯渠、鄧振詢、朱地元、鄧發、方誌敏、羅邁（李維漢）。後來周月林還兼任國家醫院院長，這個職務也是一個伏筆。
梁柏台當時任司法委員會委員（相當於司法部長），因為前麵的委員張國燾一直沒有到任，所以梁實際上是蘇維埃司法部的最高領導人，為紅色憲法以及其他各種法律（包括婚姻法）的製訂實施做出了貢獻，後來他又兼任內務部副部長，並代理內務部長。
這是最壞的年代，這也是最好的日子。梁周這一對革命伉儷當時住在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家邊上。隻要談起梁柏台，人們都覺得他個性態度很好，為人也很好相處。而人們談起周月林，也是覺得她是個風風火火的人，對工作是十分的投入。1933年6月，周月林在瑞金生下一個兒子，當時毛澤東還風趣地給他們的兒子取小名叫毛毛，他說他自己是老毛，他還給其他的孩子也取名為小毛，最後是李六如又給“毛毛”取名為“沙洲”，因為瑞金有沙洲壩，是為紀念之意。
因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紅軍主力要開始長征之路，本來梁柏台是在參加長征的名單中的，隻是在臨出發的前幾天，中央遂決定項英、陳毅率部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同時也提名要求梁柏台留下協助項陳工作，梁柏台服從組織決定，同時又做了妻子周月林的工作，讓妻子也留下來，周月林一開始不想留下來，千方百計地想參加主力紅軍的長征，但最後她還是服從了組織的決定。這一“留”兩人的命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先說兒子沙洲，當時主力轉移時中央規定一律不準帶孩子，一律要將孩子送給老鄉，現在梁柏台和周月林都不參加長征都留下不走了，照理說是不必把孩子送掉了，可是梁柏台還是以“黨有決定，不能例外”為由將孩子送掉了。結果在“還鄉團”打回來時，才2歲的小沙洲的身份被暴露，小小年紀便被關進監獄，最後染病而亡，死時才兩歲。
接下去這一對紅色夫妻的的命運便直轉而下，這也跟當時蘇區的形勢是完全一樣的。梁柏台在突圍中被敵人抓獲，後被殺害在江西的大餘縣，關於這一段史實，記載和回憶十分稀缺，隻是說他在敵人麵前大義凜然，什麽都不說。
那麽周月林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周記·命運的岐路]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現在我們單獨來說說周月林吧。
差不多在梁柏台突圍的同時，周月林則隨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及項英的夫人張亮一起突圍。組織是希望他們能去香港開展工作，如果去不了香港就到上海，組織認為周月林在上海開展過地下鬥爭，有經驗，要潛伏下來是沒有問題的。這個時候我們得承認中央的英明，主力紅軍進行長征，項英等留下打遊擊，這等於說是把雞蛋放在好幾個籃子裏了。
我們先來說說一同突圍的人吧。
瞿秋白，當時正疾病纏身；何叔衡，已年過六旬；張亮，已有身孕六個月，那麽五人中隻有鄧子恢和周月林是不用照顧的“壯勞力”，當時項英和陳毅派了一個警衛排掩護他們，因為瞿秋白是名人，走到哪裏都有人認識，這一進入白區就有很大的危險性。在行軍突圍的過程中，何叔衡還認周月林做了幹女兒。
說起周月林後來的身陷囹圄，那完全是為了瞿秋白，因為有一次在被敵人包圍時，他們一起抱著頭滾下山去，可是當周月林衝出時，發現瞿秋白跟何叔衡卻不在身邊，她想到瞿有病且又是近視眼，而何幹爹又是個老人了，她怕他們有個三長兩短，於是她決定“倒回去”找他們，這麽一“倒回去”，她便找到了瞿秋白和張亮，而何叔衡已經犧牲，而鄧子恢卻衝了出去。
也許曆史是不能像一張影碟似的“倒回去”，後來有人說，畢竟是女子的一腔熱血，而少了點鬥爭經驗，因為這麽倒回去是於事無補的，所以當後來有研究者問周月林這一段曆史時，周月林的回答是絕不後悔，因為周月林這一倒回去，她便因為瞿秋白而坐了幾十年的牢，蒙受了極大的冤屈。後來，瞿秋白、周月林和張亮三人又一同被俘，從此開始了很為不堪的命運之路。
被俘，但沒有暴露身份。當時周月林化名為陳秀英，身份是被紅軍抓去的護士，因為她做過醫院院長，頗懂醫術，這個說法是能夠掩護自己的。項英的夫人化名周蓮玉，是香菇客老板娘，也是被紅軍抓去的；瞿秋白則化名為林琪祥，就說是大學生，在福建上杭養病，也是被紅軍抓去的。實際上周月林用“陳秀英”這個化名早就有之，從當年梁柏台給母親的家書中就有“兒媳陳秀英”雲雲，而張亮本名就叫張蓮玉，至於瞿秋白的化名林琪祥，也有“雙（目）林”之意，因為他曾用過“雙林”、“阿林”的筆名。
接下去發生的事情，就頗有傳奇性了，這也就是我在紀錄片中聽項英女兒的口述中得到的傳奇故事，後來又跟《走近周月林》一書對應了起來。三人被捕的時候，敵人找不到破綻便也暫時將他們男女有別地關押了起來。先是周月林獲得了機會，因為聽說她是護士，而當時一個敵軍營長的太太剛好要生孩子，於是她便陰差陽錯地去做了接生婆，孩子生下來之後，周月林便成了有功之臣，她的行動便有了自由。但是她沒有隻想到自己，她想到了瞿秋白和張亮。接著張亮的機會也來了。上杭縣裏有一個糖果店老板沒有孩子，當得知張亮懷有身孕之後，便也將她保釋了出來，條件是生下孩子歸他。為了保全項英的後代，張亮便也隻好這麽做了。隨後便是保釋瞿秋白的工作了。當聽到周和張都保釋之後，瞿秋白便覺得自己的身份沒有暴露，於是開始編寫口供，同時又給上海的魯迅和妻子楊之華秘密捎去消息，妻子和魯迅都已籌得款項，正在積極地運作當中，似乎一切都將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瞿秋白的身份還是被暴露了，而且很快就逮捕入獄。因為本文的主人公並非著名的秋白同誌，所以就不展開來講瞿的故事了，隻是瞿的被捕牽扯到了周月林和張亮這兩個女性的名譽問題，她們終於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因為人們的推理是這樣的——你們三人一起被捕，為什麽唯獨秋白被搶殺而你們兩個卻獲得了自由，不是你們出賣的又是誰出賣的呢？
所以後來張亮出獄後去找項英，項英都沒有理睬她，甚至有傳聞是項英開槍殺掉了張亮，因為他不允許自己的妻子是叛徒，而張亮在上杭生下的兒子也被帶到了延安，但是延安已經沒有她們的容身之處了，後來張亮便一直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那另一個“叛徒”便是周月林。瞿秋白身份一暴露，周月林隨即又被抓了起來，敵人甚至都打聽到她在中央蘇區選舉時得票都要比瞿秋白高。一切都暴露了，隨後周月林和張亮被各判十年徒刑。這個時候，命運中最為殘酷的一麵開始了，這兩個女人一方麵坐著國民黨的牢，而另一方麵卻受到來自共產黨和同誌們的懷疑，懷疑她們就是出賣秋白的叛徒，因為疑點也太多了，比如說“收為外室”、“納為姨太太”等，似乎這是最為合乎邏輯的推理了。而我們的秋白同誌，在寫了《多餘的話》後，也已經唱著《國際歌》走向刑場了，這位紅色書生臨終前曾走過這麽一句話：中國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但中國的監獄絕對是最不好坐的。周月林在想著辦法，當時她還不知道外界及同誌們對她對張亮的看法，但是坐在牢裏的人，大約是很少才有把牢底坐穿的想法的。如果你是個常人，那就得想辦法出去。她先是給梁柏台的姐姐梁小芬寫信，打聽梁柏台的一個“表弟”的情況，這個“表弟”是梁的同村人，知新小學的同學，是黃埔六期生，但最後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他，而是梁的另一個同學叫陳士明的，也是黃埔六期生，時任福建黨部的科長之職。當時負責關押周月林她們的保安十四團團長鍾紹葵有一次碰到陳士明時，當知道陳是浙江新昌人時，無意中說了一句“我們關押著你們新昌人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這個時候陳士明說梁柏台倒是我的小學同學，不過他的老婆我也不認識，於是鍾紹葵便馬上給了個順水人情，既然如此你把她保保出去嘛好了，於是他們又找到了另一個也姓陳的新昌老鄉，時任軍法處長，他說既然如此你們把另一個也保保出去算了，這另一個人便是張亮和她三歲的兒子。而當時的政治大背景便是國共正在進行第二次合作，以開始全麵抗戰。
也正是湊巧，那個陳姓的軍法處長因為部隊麵臨調防，正欲回老家新昌一趟，而周月林和張亮也正走投無路，周月林的想法當然是要去找梁柏台，但又不知道丈夫在哪裏，從1935年被捕到1937年釋放，時間已過了兩年，當時周月林的想法是先帶上張亮和孩子，先回到丈夫的老家再說，於是這兩個女人加一個孩子便搭上了陳處長的專車回到了新昌。
接下去便是更戲劇性的一幕。
因為周月林知道梁的老家有一個妻子叫陳蓮芝，雖然梁寫信回去讓陳改嫁，但“嫁雞隨雞”的傳統卻讓陳蓮芝一直獨守空房，在家也一直敬奉著婆婆，那麽婆婆和陳蓮芝會怎麽對待她呢，在梁柏台以前給家裏的信中，是提過他們在江西瑞金所生的兒子沙洲的，於是周月林便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讓張亮把兒子借給她，讓小孩叫她“母親”，叫張亮為“阿姨”，而這小孩本來就跟周月林很熟，因為她們本來就是獄友嘛。
於是周月林受到了婆家的熱情接待，主要原因當然是周月林帶回了一個“孫子”，於是便開始了假戲真做。因為此時，梁柏台已經17年沒有回過老家了（其實已經犧牲了），現在老太太終於盼來了一個孫子，此種喜悅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戲總是要有演完的那一天的，此戲的配角張亮的心情當然是不好受的，在那些日子裏，她正在積極地聯絡，而且已經聯絡上了一位親人，準備要帶著兒子離開了，而周月林則聯係到了上海的姐姐和弟弟。很顯然，新昌畢竟不是久留之地，而且在跟梁小芬的相處中，梁小芬告訴了周月林，是一個叫袁修昌老師告訴她的，說梁柏台可能已經犧牲了，但梁小芬一方麵瞞著母親和陳蓮芝，一方麵她自己又不相信這個消息的，因為她曾經請算命先生算過，算命先生說，梁柏台有55歲的命數，而那時弟弟梁柏台才40歲不到。
本來這場戲就是演給梁母看的，而最後最受打擊的自然也是梁母。媳婦是真的，而孫子卻是假的，兒子更是毫無音訊，這算什麽呢？中國的女人，中國的母親，什麽打擊沒有受過呢？
周月林和張亮母子到了上海，先是住在周月林的姐姐家裏，她們想方設法找組織，可是要知道當時的組織都是在地下的，沒有掛著那麽多的牌子的。好在報紙上終於有了消息，國共合作在當時的一個成果便是將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這個消息對張亮來說自然是意義重大的，於是張亮母子和周月林便決定去南昌的軍部找項英，她們想找到丈夫，便等於是找到了組織，誰知在車站和旅店的周轉之間，張亮和周月林便從此分開了。
關於張亮，後來便有種種傳說，因為她是背著“叛徒”之名去找項英的，那麽這個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才會有黎汝清小說中的項英讓妻子“滾蛋”的說法，甚至還有項英開槍打死張亮的傳聞，不過照張亮之女項蘇雲的說法是，張亮是到過延安，並且把兒子（後叫項學成）帶到了延安的保育院，隻是她們母女也沒有見上麵。從此，張亮便下落不明了。項英本人後來也在皖南事件中犧牲。
而此後的周月林便被淪為平民，她在上海一邊做工，一邊尋找組織和以前的老熟人老戰友，想讓他們為自己作證明。但是當時的組織是隻認介紹信或上一級組織的，所以一切的努力都顯得徒勞。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1955年，這位1925年入黨的女幹部在三十年之後便又重新開始了監獄生活，這一回坐的是共產黨的牢了。為什麽這一年周月林被抓起來了呢？因為這一年，秋白的遺骨得以從福建長汀遷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如此一來，人們便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出賣秋白的叛徒是誰呢？當時“五人行”中的何老已經犧牲，張亮下落不明（且當時的傳聞也是死了），鄧子恢是突圍出來的，那麽排來排去，這叛徒的罪名就得有周月林來承擔了。因為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既然秋白被搶斃了，那為什麽周月林和張亮卻被放了出來呢？而當時的一個背景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剛好被揪了出來，那有一點點“曆史問題”的都不可能被放過，而能為周月林證明的直接證人又找不到，所以她也隻能坐牢了。1965年，已經被關押了10年的周月林被判12年徒刑，接著在“文革”中又被遣送至山西榆次的勞改農場，直到1979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撤銷對周月林的原判，予以無罪釋放。
那麽到底是誰出賣了瞿秋白呢？好在當年的新聞還算忠實於曆史事實。人們終於從一張舊報紙中找到了相關的報道，那上麵有“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而“赤共閩省書記”就是萬永城，他在突圍戰中也犧牲了，他的妻子則泄露了瞿秋白的真實身份。另外還有一個叫鄭大鵬的人，當時也暗中指認了瞿秋白等五人的身份資料——這便推翻了長期以為人們認為“兩個女人出賣瞿秋白”之說。
真相大白，其實真相早就大白了。如果當年周月林不“倒回去”找瞿秋白，也許不會有她以後的命運；如果她跟著主力紅軍長征了，那或許又是另一種命運了；再假設如果梁柏台、周月林這一對紅色夫妻都跟著長征的隊伍，這又是另一種結果了……可是曆史又是不能倒回去更不能假設的。
周月林後來選擇定居在浙江新昌，梁柏台的家鄉也熱情地歡迎這位革命老人的到來，畢竟她也是新昌的媳婦。隻是在蘇聯的一對兒女，再也沒有下落了。後來不少革命家的後代都在想方設法地幫助尋找，但就是沒有絲毫的音訊。畢竟那是一對生在國外的兒女，自幼與父母分離，再加上戰爭歲月，所以杳無音訊似也在情理之中，隻是我們覺得，老天實在是太虧待梁柏台和周月林這一對革命夫妻了。1997年12月28日，周月林在新昌去世，享年92歲。周月林的墳墓就建在梁柏台的衣冠塚的旁邊。隻是聽說梁柏台的家鄉，這個小村子，即將要成為水庫的一個部分，那麽梁的故居和這裏所有的一切，會被水淹沒嗎，當地政府會重擇高地修建這一切嗎？
2010年夏天的一天，我和朋友去尋訪天姥山古道，順便來到了梁柏台的故居，我拍了一點照片。另外我也被告知，梁柏台小學的師生早就並到附近的一個小學去了，現在空空的操場上，還立著一個籃球架子，其餘則是鐵將軍把門。是的，在我了解到的先賢和烈士們的家鄉，大概除了極個別的像魯迅故居成為旅遊熱點的，大部分都是處在身後寂寞名的狀況的，這又難免要讓我空發一番感慨。
我在寫作《民國有個紹興幫》之前已經寫過兩本相關的書，第一本叫《向來風花雪月》，多是民國杭州文人的故事；第二本叫《浙江一師別傳：書生意氣》，就是寫浙江第一師範出來的精英師生，就是寫經亨頤校長的那個圈子，包括著名的四大金剛，還有就李叔同、豐子愷等文化名流，當然還有就是那些為國捐軀的人，如俞秀鬆、宣中華、葉天底等。這個時候，本文的主人公梁柏台還沒有進入我的視線，因為一開始，隻能查到這個紹興新昌人大約不到千字的資料，是一則介紹兩則日記（書信），隻知道他是曾是中央蘇維埃的領導人之一，是中共法製建設的開創者，1935年3月被俘後英勇就義。
真正寫作梁柏台的機緣，是緣於在2009年11月我跟作家謝魯渤趙健雄和嵇亦工等去了一趟浙江新昌，與當地的作家袁方勇、石三夫等相聚甚歡，其中見到了一位來自梁柏台小學的小潘老師，她是一名文青，書法和散文頗有建樹。我問她有沒有關於梁的資料，她說有啊，隨後她給我寄來了一本《梁柏台》的小冊子，那是由當代中國出版社於1994年正式出版的。
大概兩個小時，我就翻完了此書，還是不知道寫些什麽，要不要寫？那些日記、那些信劄的確極為珍貴，大概也是我現在所能看到的除經亨頤之外，浙江一師師生中留下日記信劄最多的人，其他現在能看到的就是俞秀鬆的日記和書信了。我把梁的那些文字淘了幾遍，也覺得梁的文字格外原始珍貴，因為那都是由他的姐姐像珍藏一個夢似的珍藏下來的。她姐姐梁小芬終身未嫁，與柏台的原配夫人廝守終身，一起替梁柏台照料母親，所以梁的這些文字資料能保存下來是極為不易的。
但這還不足於讓我有寫作的衝動。也真是無巧不成書了，有一天晚上，我重看一本關於革命先輩的紀錄片，其中有一節是講項英夫人張亮的一段傳聞，是由項英和張亮的女兒講述的，其中講到過一個叫周月林的女人，曾跟張亮一起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大名鼎鼎的瞿秋白。那個紀錄片本是講張亮的身世之謎的，但我此番重看是想起了梁柏台的夫人也叫周月林，那麽她們是不是同一個女人呢？雖然這在黨史上是早就解了密的事情，但是我最早卻是從熒屏上獲得這一信息的。後來我又從新昌方麵得到了一本《走近周月林》（中國文聯出版社），於是一切都解密了。
果然，這是同一個周月林！她就是梁柏台後來的妻子，是一個偉大而悲劇的女性！於是我決定寫這一篇《梁周記》。我要寫的關鍵詞是：理想，愛情，犧牲，命運和悲劇。在我寫作此文的時間裏，剛好有一本叫《十月圍城》的電影上映，這是一部關於刺殺和保衛孫中山的電影，據稱電影的策劃者原來有一個想法，那就是說：孫中山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為他而犧牲，那麽臨終前說中國的豆腐是最好吃的瞿秋白當然也不知道周月林是為他而坐了半輩子的牢，先是國民黨的牢，後是共產黨的牢；而梁柏台至死也不知道妻子在哪裏；而這一對革命夫妻留在蘇聯的一兒一女也不知是死是活……
這是一個謎。這更是一段傳奇。
[梁記·1919在杭州]
1918年的秋天，浙江新昌人梁柏台來到了杭州，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師範的預科，這一年他虛歲剛滿20歲（1899年生人）。此前，梁柏台在新昌上過知新學校，光聽校名便可知道，這是一所新式的小校，後來他到杭州後還專門給母校的老師和同學寫信，匯報學習情況，交流時政觀點。在上知新之前，梁柏台還上過私墊，所以他是受到過良好的基礎教育的。但是梁柏台的家境不但不富裕，而且還很困窘，然而因為梁柏台是家中獨子，父母決計要讓兒子得到好的教育，因為是男兒，他便比他的姐姐要幸運。當時的梁家基本是以砸鍋賣鐵的精神在支撐一個梁柏台的，所以才有了他考上浙江一師預科的可能性。而他的姐姐梁小芬，當年是跟弟弟有過一個約定的，弟弟不回來，姐姐終身不嫁。梁柏台離開家鄉的前夕，家裏麵給他匆匆完婚，他沒有能頂住親情的壓力。
後來梁柏台去了蘇聯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他在那裏認識了周月林，後來跟周結婚生子。而在老家新昌，他的結發妻子也一直在等著他，倒是周月林和前麵所提的項英的夫人張亮一起回過新昌，且在那裏也上演了一出悲喜劇。
現在我們來看梁柏台青少年時代的文字，那真是書生意氣、心懷天下啊。且看他1915年5月19日的日記——見三年級學生在操場上破球門。吾忽想吾國之與日人對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門也。夫日人與吾國人，猶紅綠球之踢球人也。吾國之土地，猶皮球存立於操場也。兩隊相爭，猶吾國人與日人相攻擊也。吾輩青年，可不擊球，以強筋骨，活血脈，振精神，與日人相搏戰乎？
怪不得當時教過梁柏台的老師都誇他文章寫得好。看他的日記，從泥水匠築門，他便想到了國門和國防，從賣繭者的旗子想到了中國國旗，如此以小見大，觸景生情，這說明梁柏台從小便有誌氣，用今天的話來說便是一個憤青，但又不僅僅是一個憤字了得，而是處處用心刻苦。這從他給友人、家人和老師同學的書信中即可看出，同時也能看出他身處一師那樣一種新環境新氣象下的林林總總，比如他也講到了學校裏出現的一些新書報，這跟一師當時出現的書報販賣部的情況是吻合的——在二十世紀的時候，物質文明，笨頭笨腦的人斷不能竟於天壤了，所以我主張的是思想，所看的書是《新青年》……現在杭州的學校，抱自動的教育主義了，思想要求新鮮，所以學校裏頭若《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教育潮》這許多新思想的書籍，學校裏大大的風行。我也有幾本在這裏看看，（1919年9月12日給梁嶽生、周相標的信）。
90年之後的我們，竟然都向物質文明狂奔而去，不要說貪官汙吏沒有一個是跌倒在精神文明上的，他們很少是因主義和觀念而下獄的；就是我們普通人芸芸眾生在衣可裹體，食可果腹的情況下，也都是瘋狂地逐利而行，想到此我們難道不慚愧嗎？
1919年9月梁柏台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如此說——自從五四運動，學生發現了自動的舉動，學生方麵和學校方麵，都驚醒覺悟了。學校方麵是怎樣的覺悟？就是校長改變學校的辦法，教育抱自動的目的，一切舍務、學務都委學生去做。學校好像一個議會，仍舊選出代表，到了有事體的時候，征求意見，議後始行。教職員和顧問官是一樣的，這是關於舍務的事情。學校的事情？就是上班，學生輪渡教授，教員旁聽，指出他們的謬誤。廢除考試，在平時的自習。這樣一來，要比從前好得多了。上麵所說的是學校方麵的覺悟。學生方麵的覺悟是什麽？學生大家知道五四運動的力量是從新思想來的，所以凡關於新思想的雜誌各人至少有一種，並且組織一書報販賣部，凡關於新思想雜誌評論，竭力征求。到了例假的日子在負（販）賣，以供給社會上的人看看，使得普及罷了。這是學生的覺悟。
梁柏台在信中提到的廢除考試一事，倒是在其他親曆者中從未見過提到，而且“學校好像一個議會”也絕對是新提法，也很是形象。同年10月18日，他在寫給知新學校老師唐化成的信中又說——今日有一件事情要好問先生。是什麽事體呢？就是我們新昌各高小的寄信處。為什麽要問寄信處呢？因為敝校校友會有《十日刊》的出版。大凡本省各主小以上的學校以及機關，各分送一份看看，不取分錢。本校分送報紙，費了許多銅錢，他的目的……是應現在的時勢，鼓吹新思想的。
這是梁柏台人在省城、心係紹興新昌的表現，他是真正意識到新思想、新雜誌的重要性，所以要向家鄉的教師極力推薦。因為就浙江一師出名的學生而言，也許梁柏台是排不上前幾位的，跟施存統、俞秀鬆、宣中華們相比，梁柏台不算特別有名，但即便這樣一個不算特別有名的學生，也是真正感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衝擊。
同年11月9日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梁柏台又不無驕傲地向老師說道——現在各報紙上的諭（輿）論，說敝校在全國中等學校排起來，要算第一個位子。我們的校長，比作北京大學的蔡孑民，陳望道比作陳獨秀，袁易比作胡適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這是一般諭（輿）論，不必作他極有價值的判斷。但是依我想起來，全國教育家比經子淵比較好色，其數目寫不勝寫，比經子淵比較歹色，也寫不勝寫，倘若平均起來，全國能夠個個象經子淵這樣，則教育也算歹了，這不是我的誇張，實在是平心靜氣的話頭。自從這學期起，敝校守舊的教員，錯（差）不多沒有了，這學期請歸來的教員，都是提倡新文學的沈仲久（九）、劉大白、袁易、陳望道、李次九……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專任功課，實在難得得很。
文字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自豪之氣，由此也完全印證了浙江一師那些精英分子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後來梁柏台在給何寶運的信中也講到了此種情況。11月20日他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說到——現在的學界，自五四運動以後，輿論為之一新，頭腦大大的變更，報紙雜出，也不曉得多少種數。單就杭州而論，除各學校外，還有另外機關的組織，如《浙江潮》《雙十半月刊》《杭州學生聯合會報》……這許多的報紙，都是鼓吹新思想，以改革社會，革新人生觀，為唯一目的。《浙江新潮》辭句過於激烈，被警察廳所封。現在事務所移到上海去了……
由此信可看出梁柏台的一個判斷，即他雖然不是《浙江新潮》的同仁，但是他的態度和觀點非常鮮明。我以為這更重要，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覺悟的不隻是幾個學生，而是一大批，這是時勢所趨，潮流所趨啊。關於《浙江新潮》，在同年12月給袁老師的信中，梁柏台又提到——敝校為《浙江新潮》的事情，受了官廳的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社，是二十八大（人？）組織的，社員敝校居半，通訊處是在敝校，為了“非孝”這篇文章，現在處“四麵楚歌”“眾矢之的”的地位……
而且梁柏台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師新潮的四路敵人——第一路敵人，是各校的教員、校長；第二路的敵人，是末（沒？）麵孔的省議員；第三路敵人，是省長；第四路敵人，是縉紳……在此信中，梁在此提到了書報販賣部的功勞——自從“書報販賣報”設立以來，報紙、雜誌到幾十種之多，每一種要銷一百幾十種，每人所看的雜誌，總有三四種以上。九年一月，本校還有一種報紙產生出世了，名字叫作《錢江評論》，恐怕也是短命的爿子。
梁柏台雖然沒有參加《浙江新潮》社，但他是用身體力行去實踐新潮的，包括他和汪壽華等參加民眾代表團，在省議會旁聽了省議員們的加薪案後，當場起來責罵那些無恥的議員們，後來還對新昌籍的一名議員去信責問。
梁柏台信中的一師新氣象，當然不止這樣。在這裏我們注意到的是梁柏台的口氣和心情，他完全是懷著一種興奮激動的心情向鄉黨和師生同學講述省城及一師的情形的，當然在那些信中更多的還是縱論國事，或者是對家鄉教育的關切和建議，其中講到注音字母的運用等，他甚至還興高采烈地講述自己參加省運會的情形，因為他作為一師的18名運動員之一，還得了兩個第二名，結果一師是得了團體總分第一，在這經校長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今天我們看梁柏台的書信，不隻是從側麵了解一師新潮的一二，而是可以從書信中看出梁柏台思想脈絡的發展，尤其是他對家庭、婚姻和今後命運出路的態度。
從1918年12月26日寫給父母的信中，完全可以看出梁柏台的一份孝心和愧疚之意，且看——
父母大人膝下敬稟者：前奉一函，量必早已收到。男在高小時未嚐苦楚，不果（過）混混而已。自入師範，始覺學問之途渺無津涯，而初嚐為學之苦矣。不及旬餘為年假考試，轉瞬即可回裏。近春毫先生（新昌人，時在杭州電燈公司工作）寄來洋五元已收到矣。男自思入學以來，致大人增加重擔。男則儉之又儉，不敢浪費一錢，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飽暖不求繁華。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為今世不務學業不足以當分子之責任，以恨天不虛生我也。
但是當後來，梁柏台遭到家裏的逼婚一事時，他的家書中就多了不滿和反抗的因素，1919年10月17日在給父母的信（節選）中如此寫道——我親愛的父母：說到那婚姻這件事情，我斷不肯承認，現在婚姻主義已經打破了，沒有一個人有一個妻子的說頭。喜歡則成，不喜歡則去，也不要像古人取（娶）妻一定要擇一個好的日子。我自有一個主張，不能強於我。這種寫信的樣子，是現在的潮流的趨勢，不可以為奇怪，別樣說話，後來再說。
同年11月20日，梁柏台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這樣說道——我是抱獨身主義的，什麽家庭呀，什麽妻子呀，鬧得我一身（生）一點兒事體也沒有。但我所說的獨身，不是“離群索居”的話頭。我的獨身主義，是共同獨身主義，社會為一個大家庭，兒子是共養，男女是平權，不願意再有這是“我的妻”、“我的兒子”，弄出許多專有名詞，好像這個人歸於私有的，不能為第二個所有，所以弄出這許多繁雜的事體來。
由此信可以看出梁柏台當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還是比較嚴重的，包括同期的一師同學施存統等都受過此種思潮的影響。也許要講清楚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當時中國的影響不是幾百個字所能做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無政府思想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都多多少少地影響了當時的學生精英們，什麽是新思潮？那肯定是西風東漸，肯定是舶來品，也肯定不再是孔孟之道。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受了新思潮影響的梁柏台自然是不滿父母給定下的婚姻大事的，所以也才會發出“獨身主義”的聲音，這也是成為保守派攻擊他們“共妻”的一大罪名。當然此種觀念在現在看起來也算是頗為另類的，在人類的所有契約製度中，婚姻關係大約也是屬於受契約保護的一種。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又給父母一信，在講了一番大道理之後，便開始了言歸正傳了——今年要我娶妻，那是我極不讚成的一樁事。為什麽呢？我家庭既然這樣困難，還要加上一個耗財不生產的一件東西，經濟豈不更加困難呀！所以我的主張，敬（若？）不是經濟獨立，斷不能娶歸。我現在已經決定，寫信來通知你們，你們不要開起空場麵，空費掉沒有用的金錢。我恐怕你們應社會的需要，去預備起來，所以寫這封信來通知你們，你們不要象別人家早點抱孫子。抱孫子是一樁不好的事情。我們中國弄到這步田地，就是抱孫子的緣故。我極其反對現在的習俗，再造未來的社會，假如女子不能獨立，硬要成為夫婦，我情願犧牲……還望原諒，另外一切，後來再談罷！
從這個信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態度很是絕決，沒有一點可以商量的餘地了。也就是這同一天，梁柏台還給袁修昌和梁嶽生分別發了信，都是同一個內容。在對袁修昌的信中，他說道——假使硬要成婚，我情願犧牲生命，斷不肯承認這種畜生的婚姻。這樣一來，我書一定沒得讀了，我自己也要謀經濟獨立去了……在對梁嶽生的信中，他已經向人借錢了——我決計同家庭宣戰，一定要離婚，才肯了事。我家裏已經有信寫歸去，家庭必然要成怒的。我寒假是不回去了。你回到家裏，請你寄給我幾塊，寄信處仍舊是第一師範……
梁柏台這裏所說的“離婚”，並非我們現在意義上的離婚，而是指那時他想離開婚姻，不跟家裏妥協，這其實也是當時青年學子所麵臨的同一個問題。農村家庭裏的孩子，不管是出生在地主家庭還是農民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到城裏去接受新教育，那是希望孩子今後能有出息，能光宗耀祖，而光宗耀祖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延續香火，長輩就是想抱孫子，尤其是對梁柏台這種一根獨苗的家庭來說，父母們的這種願望尤其迫切，但是孩子一旦接受了新思想，就如同脫胎換骨一般，這是父母們一開始所萬萬沒有想到的，“我們中國弄到這步田地，就是抱孫子的緣故。”此話在今天看起來雖然有點絕對，但在當時的梁柏台們的口中說出來，又是極為自然的，這有施存統的“非孝”說為例。
而當時梁柏台家庭的困境便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一種縮影吧。後來我們知道，梁柏台當時的打算是去法國勤工儉學，為此父母中斷了對他的經濟供給，但是他沒有放棄，仍然在堅持自學法語，他當時還想步施存統和俞秀鬆的後塵，去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但是這一組織很快就解散了，這樣他就跟著俞秀鬆到了上海，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並且在為赴蘇聯學習作準備。1921年梁柏台回到家裏，稟報了要赴蘇的決定，但是父親執意不肯，也不願出任何資費，“父母在，不遠遊”這是老規矩了，但是要知道任何老規矩最後總是敵不過新潮流的，正如父與子的鬥爭，一般總是以父親的妥協而告終的，這似乎也是規律性的東西，但是父輩在退讓之前必然也是要硬加一個東西給兒子的，這個東西便是婚姻！這也是最後的撒手鐧，以期望兒子在進入溫柔之鄉時不再遠赴那冰天雪地。無奈之下，在1921年的3月3日，梁柏台在新昌老家與陳蓮芝完婚，然而七天之後，梁柏台即離開了家鄉，送她的是她的大姐梁小芬，而且姐弟倆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囑托。傳聞弟弟對姐姐說過“父母和蓮芝就托給你”的話，而姐姐則作出了“你不回家，我不出嫁”的承諾。後來，陳蓮芝和梁小芬這兩個女人苦守半個世紀之多，且相依為命，這種苦守於兩個女人來說，其實就是一種“受寡”。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革命的背後，往往是極其沉重的代價，而革命有時又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反倒要獻出生命。陳蓮芝於1973年去世（享年77歲），梁小芬於1977（享年86歲）年去世。也就是這個大姐梁小芬，後來保存下了梁柏台的日記信件等，這些物件當然也成為珍貴的曆史文物。後來梁和陳都知道梁柏台在蘇聯有了妻子和一對兒女，所以解放後遂寫信打聽並尋找梁柏台及其子女的下落，而最後留給這兩個女子的，結果卻是無盡的失望。
等待是有原因和力量的。在妻子陳蓮芝那裏，雖然很早以前梁柏台曾來信讓她改嫁，但她一直不改嫁，而大姐梁小芬更是相信一個算命先生的說法，那個算命先生說梁柏台“至少有55歲的命數”。時間到1957年，革命烈士的證書已經頒發兩年了，弟弟梁柏台早就過了55歲的命數了，於是這兩個女人和親戚們遂為梁柏台建起了衣冠塚。
由陳蓮芝和梁小芬，我們又想起了魯迅的結發原配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張瓊華，看來在新思想的洶湧大潮中，不知也裹夾進多少像朱安張瓊華和陳蓮芝一樣的無助且可憐的女性。當然這些留守於老家或異地的原配們，她們也各有其自己的命運，她們在當年的婚姻保衛戰中看似沒有敗下陣來，其實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生命都賠進去了。
而梁柏台已經從一師出發了，從一師出發的路絕對是不平坦的，梁柏台、汪壽華、俞秀鬆、施存統、宣中華這一批浙江紹興籍的熱血青年在走上社會之後，他們要去擁抱的隻是一個詞語：革命。所謂革命，不是他們革了統治者和舊勢力的命，就是他們的命被革掉。
[周記·單純的職業革命家]
相比於梁柏台，周月林似乎是個相對單純的職業革命家，她比梁柏台小七歲，1906年12月27日生於上海浦東棚戶區的船戶家庭，父親本是寧波人，後來憑著一張漁網到上海討生活，家境貧苦。周月林的身份更像是一個典型的無產者，她9歲就進紗廠做童工，13歲當搖紗工，17歲進日商的大康紗廠做工，每天上班12小時，每年工作時間在300天到350天之間，每天工資為0.22元到0.30元之間，而童工則是0.18元。當時的《向導》雜誌曾經這樣說過——“中國紗業工人，要算是全國各種工人中最感痛苦的。”周月林的參加革命，緣於她當時參加了位於楊樹浦的平民夜校，當時夜校的校長是張秋琴。從掃盲學文化開始，周月林漸漸接受了革命道理。1924年的秋天，周月林成為了一名共青團員。隨後她就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去了。這裏有一點需要交待一下，那時周月林的父母都已去世，所以對於周來說便是無牽無掛的狀態了，如果要說有牽掛，那牽掛的就是革命本身。這一點跟梁柏台有所不同。
也許完全可以用幹柴烈火來形容周月林和革命的關係，形容工人和革命真理之間的關係。受盡剝削和壓迫的以周月林為代表的工作階級，一旦有了中國共產黨的引領，自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輕的周月林參加過不少的罷工運動，特別是在五卅運動中，她得到了更多的鍛煉，1925年6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很快成為女工運動的領導人，由此走上了一名職業革命家的道路。而且比較有趣的是，周月林當時的直接領導就是梁柏台在一師的同學汪壽華。汪壽華是浙江諸暨人，原名何紹元，又名何今亮，汪和周的關係曾是那種“假夫妻”的關係。汪壽華和梁柏台一樣，都是較早赴蘇聯學習的一批幹部。當時周月林在上海總工會做的是保密工作，是一名相當出色的情報人員。在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組織認為周月林的身份已經暴露，遂被秘密派往蘇聯海參崴學習和工作，在那裏她認識了梁柏台。而作為一名學生，周月林在那裏也第一次見到了瞿秋白，這個影響了她大半生的男人，當時是她們上課的老師，風度翩翩，口才了得，一講課就吸引了周月林們。
在蘇聯，在海參崴和莫斯科等，其實有很大一批後來成為中共元老的都在那裏接受過學習和訓練，像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吳玉章、何叔衡、葉劍英、劉伯承等，周月林在那裏，隻能算是小妹妹了，不過大家都很喜歡這位小妹妹，而且這位小妹妹如果從資曆上看，也是不簡單的，至少在女性革命者中是最早的一批，而且她嶄露頭角的時候，不是靠諸如夫君和兄弟等的關係，而完全是靠自己的拚打。包括她到江西瑞金在中央蘇維埃工作的時候，她在黨內的地位都要高於梁柏台，這在革命夫妻中也是比較少見的。
[梁周記]
梁柏台是於1921年到蘇聯留學並工作的，當周月林到蘇聯時，他已經是一個蘇聯通了。冰天雪地，異國他鄉，周月林等一批年輕女性的到來，自然在異域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據周月林的回憶，當時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四川籍的教授，一個是北方人，還有過旅法經曆，那另一個便是梁柏台。周月林之所以最後選擇了梁柏台，因為“他也是浙江人，個性好關心人”。看樣子鄉情在戀愛婚姻中還是起到蠻大的作用的，寧波和紹興，或者說紹興和上海，都是算蠻親近的那種關係。據說老底子的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寧波和紹興。而我們今天考察民國人物的社會網絡交際圈時，浙江籍就是一個蠻重要的因素，特別是紹興籍的讀書人在當時的影響力。
青春與理想結伴，革命與愛情同行，再也不是媒妁之言，再也不是父母之命，那是何等的自由和快意啊。現在最後的障礙隻是家裏的結發妻子陳蓮芝，梁柏台寫了一封信回家，希望她能夠改嫁，至於她最後改不改嫁，路途迢迢，天涯孤鴻，那個年代不是說一個短信就可解決的事情。而且組織上當時也已批準梁柏台和周月林結為正式夫妻。要知道組織的決定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至少組織還是蠻麵對現實的。
或許那是梁柏台和周月林最好的年月，雖然是在異國，雖然條件艱苦，但真正的愛情從來都是無視物質和環境的，或許因為環境的惡劣，反倒能讓愛情更加動人和難忘。物質越是貧乏，愛情就越是珍貴。正如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多少青春男女根本不顧回城什麽的現實因素，在廣闊天地裏也讓愛情大有作為了一把。因為愛情不是儲蓄，說今天不用明天還可以用，說五年期的利息要比三年期的多上幾個點的，更沒有零存整取這麽一回事。
不久他們在異國便有了愛情的結晶，第一個是女孩，取名伊斯克拉（中文名叫憶霞），意取“火星”的意思，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個是男孩，是從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從抽出“弗”和“列”字，後來中文名就叫“偉烈”。他們甚至為這孩子舉行了一次革命的洗禮。同時，梁柏台也早把這一對兒女的消息告訴了老家的母親，這對母親來說也是一個安慰。雖然還沒有看到孫女孫子，雖然陳蓮芝決意不改嫁，大姐梁小芬也無出嫁之意。
那個年代，中國革命者在蘇聯等異國生下的孩子也有不少，也有的是後來送出去留學的，曾有一本叫《紅櫻桃》的電影，就是講這些革命後代的故事的。從現在能看到的1939、1940年的照片來看，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兒伊斯克拉曾經與毛岸英、劉愛琴（劉少奇之女）、李斯特（李富春、蔡暢之女）、蔡博（蔡和森、向警予之子）有過合影，因為他們同是國際兒童學院的學員，而且從照片上看那時的伊斯克拉已經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我們當然也無法得知，在拍此照的1940年，伊斯克拉是否知道父親的生死，是否知道母親周月林正在坐著國民黨的監獄呢。
從1921到1931年，梁柏台已在蘇聯整整十年了，他常對周月林說，我們是中國人，總要回到中國去革命吧。不久這個要求得到了莫斯科方麵的同意，他們問梁柏台還有什麽困難，梁說“我自己沒有困難，可我有一個妻子，還有兩個孩子在這裏，我走後，他們怎麽辦？”莫斯科方麵的回答是妻子帶走，孩子留下交給我們，由我們送進國際兒童學院。
梁柏台把組織的這個決定告訴了周月林，周一開始想不通。是啊，是常人都會想不通，她想把孩子也帶回去，可是受到了上麵的批判——“叫你去做革命工作的，又不是叫你去住家帶孩子的。”
所以組織的這個考慮其實有著深計遠慮的。我倒不是說孩子就是一種人質了，組織的考慮一定是——你們放心去革命吧，少一些兒女私情的牽掛吧。
很顯然的，無論是在浙江一師還是在上海的夜校裏，老師都沒有講過如何看待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問題，所以說革命者或者說理想主義者，就是有一個從常人向聖者的轉變過程，回國前夕雖然依依不舍，但還得痛下決心啊。作為丈夫的梁柏台這時隻能安慰妻子了——我們應該把孩子交給革命，我們回去就是幹革命的，就是為了讓他們以後回來能建設祖國，再說了，要孩子的話我們回去之後還可以再生的……
從此，這一對兒女便和父母永遠天涯相隔，分別時孩子才三四歲啊，如果現在他們還健在，也是八十老嫗（翁）了。而從後來的情況來看，如果帶著孩子回國，或許要更為安全和便利一些，何況梁家母親思兒盼孫心切，那會是怎樣的一種天倫之樂啊！可惜連這樣的祈盼也都一一落空了。如果晚年的周月林有什麽後悔的話，那一定是後悔當年沒有帶回一雙兒女回來。這是肯定的。為什麽中國的老人們總是想抱孫子，這一定是道理的，這個道理往往要到老了才慢慢懂得。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隻是“後來”的設想了，櫻桃雖鮮美，但生命極其短暫——不知這是不是一種象征或暗喻。其實國際兒童學院的生源，並不全來自中國，確切的說包括蘇聯在內的正在進行紅色革命的國家的孩子——或領導人的，或已經成為遺孤的，而領導人後來又因為其曲折和坎坷的命運，這便勢必影響到他們子女的命運，這是毫無疑問的。而蘇聯和國際共產組織創辦國際兒童學院的性質，既是保育院，又是接班人的搖籃。
男兒有淚不輕彈，為什麽不輕彈，因為還有更重的革命理想，那麽現在女子有淚也不能輕彈了，因為同樣的必須夫唱婦隨，這是一種革命的夫唱婦隨。回國途中，這一對夫妻也頗多轉折，差一點暴露身份，因為當時他們在蘇聯的公開身份都是“華工”，尤其是梁柏台在蘇做“華工”已經十年，目標大，身上又帶著美金等，所以他們不敢公開出入境的，隻能是偷越國境之後再坐火車，一路上這一對夫妻曾經走散，後來又奇跡式地在一艘海船上相遇。走大連，到上海，跟組織聯係上之後，又在1931年的秋天到達了江西瑞金，受到了毛澤東的歡迎。毛澤東當時對梁柏台說你是紅色的法律專家，第一部紅色大法等你起草了。周月林在這裏更是受歡迎，因為女幹部奇少，像周月林這樣參加過五卅運動又留過蘇的更是少見，所以那一段日子可以說是梁柏如和周月林最為如魚得水的日子。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筆者曾在上世紀90年代去過那個大禮堂，雖然看上去很是山寨，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就是這樣山寨起來的，會議期間有兩件事值得一說。一件是關於梁柏台的，他和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曾山等同為憲法起草委員會，最後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還有一事是關於周月林，她和五位女同胞合了一張影，她們是賀子珍、康克清、錢希均（毛澤民夫人）、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陳正人夫人）。這張照片在幾十年後至少成為一種證明，能證明周月林的紅色資曆吧。因為當時周月林的身份已經是中央蘇區的婦女部長，這個身份是在蘇區一大召開前夕就確定下來的，不久，周月林又被任命為中央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主任，後又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第一任是向警予），後來周月林在長年蒙冤後曾寫信給鄧穎超，因為鄧當年是婦女部的委員，說起來算是周月林的部下。但無論是哪個名稱，其實都是跟國民政府相對應的一個組織還不是執政黨的地位，不過從當時周月林的地位看，那的確是紅色女界第一人了。如果一定要從權力的角度說，周月林的地位似乎已經超過了梁柏台。因為她在“蘇二大”上被選入中央政府主席團，當時成員一共是17名，她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其他16名成員為：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瞿秋白、劉少奇、陳雲、林伯渠、鄧振詢、朱地元、鄧發、方誌敏、羅邁（李維漢）。後來周月林還兼任國家醫院院長，這個職務也是一個伏筆。
梁柏台當時任司法委員會委員（相當於司法部長），因為前麵的委員張國燾一直沒有到任，所以梁實際上是蘇維埃司法部的最高領導人，為紅色憲法以及其他各種法律（包括婚姻法）的製訂實施做出了貢獻，後來他又兼任內務部副部長，並代理內務部長。
這是最壞的年代，這也是最好的日子。梁周這一對革命伉儷當時住在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家邊上。隻要談起梁柏台，人們都覺得他個性態度很好，為人也很好相處。而人們談起周月林，也是覺得她是個風風火火的人，對工作是十分的投入。1933年6月，周月林在瑞金生下一個兒子，當時毛澤東還風趣地給他們的兒子取小名叫毛毛，他說他自己是老毛，他還給其他的孩子也取名為小毛，最後是李六如又給“毛毛”取名為“沙洲”，因為瑞金有沙洲壩，是為紀念之意。
因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紅軍主力要開始長征之路，本來梁柏台是在參加長征的名單中的，隻是在臨出發的前幾天，中央遂決定項英、陳毅率部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同時也提名要求梁柏台留下協助項陳工作，梁柏台服從組織決定，同時又做了妻子周月林的工作，讓妻子也留下來，周月林一開始不想留下來，千方百計地想參加主力紅軍的長征，但最後她還是服從了組織的決定。這一“留”兩人的命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先說兒子沙洲，當時主力轉移時中央規定一律不準帶孩子，一律要將孩子送給老鄉，現在梁柏台和周月林都不參加長征都留下不走了，照理說是不必把孩子送掉了，可是梁柏台還是以“黨有決定，不能例外”為由將孩子送掉了。結果在“還鄉團”打回來時，才2歲的小沙洲的身份被暴露，小小年紀便被關進監獄，最後染病而亡，死時才兩歲。
接下去這一對紅色夫妻的的命運便直轉而下，這也跟當時蘇區的形勢是完全一樣的。梁柏台在突圍中被敵人抓獲，後被殺害在江西的大餘縣，關於這一段史實，記載和回憶十分稀缺，隻是說他在敵人麵前大義凜然，什麽都不說。
那麽周月林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周記·命運的岐路]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現在我們單獨來說說周月林吧。
差不多在梁柏台突圍的同時，周月林則隨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及項英的夫人張亮一起突圍。組織是希望他們能去香港開展工作，如果去不了香港就到上海，組織認為周月林在上海開展過地下鬥爭，有經驗，要潛伏下來是沒有問題的。這個時候我們得承認中央的英明，主力紅軍進行長征，項英等留下打遊擊，這等於說是把雞蛋放在好幾個籃子裏了。
我們先來說說一同突圍的人吧。
瞿秋白，當時正疾病纏身；何叔衡，已年過六旬；張亮，已有身孕六個月，那麽五人中隻有鄧子恢和周月林是不用照顧的“壯勞力”，當時項英和陳毅派了一個警衛排掩護他們，因為瞿秋白是名人，走到哪裏都有人認識，這一進入白區就有很大的危險性。在行軍突圍的過程中，何叔衡還認周月林做了幹女兒。
說起周月林後來的身陷囹圄，那完全是為了瞿秋白，因為有一次在被敵人包圍時，他們一起抱著頭滾下山去，可是當周月林衝出時，發現瞿秋白跟何叔衡卻不在身邊，她想到瞿有病且又是近視眼，而何幹爹又是個老人了，她怕他們有個三長兩短，於是她決定“倒回去”找他們，這麽一“倒回去”，她便找到了瞿秋白和張亮，而何叔衡已經犧牲，而鄧子恢卻衝了出去。
也許曆史是不能像一張影碟似的“倒回去”，後來有人說，畢竟是女子的一腔熱血，而少了點鬥爭經驗，因為這麽倒回去是於事無補的，所以當後來有研究者問周月林這一段曆史時，周月林的回答是絕不後悔，因為周月林這一倒回去，她便因為瞿秋白而坐了幾十年的牢，蒙受了極大的冤屈。後來，瞿秋白、周月林和張亮三人又一同被俘，從此開始了很為不堪的命運之路。
被俘，但沒有暴露身份。當時周月林化名為陳秀英，身份是被紅軍抓去的護士，因為她做過醫院院長，頗懂醫術，這個說法是能夠掩護自己的。項英的夫人化名周蓮玉，是香菇客老板娘，也是被紅軍抓去的；瞿秋白則化名為林琪祥，就說是大學生，在福建上杭養病，也是被紅軍抓去的。實際上周月林用“陳秀英”這個化名早就有之，從當年梁柏台給母親的家書中就有“兒媳陳秀英”雲雲，而張亮本名就叫張蓮玉，至於瞿秋白的化名林琪祥，也有“雙（目）林”之意，因為他曾用過“雙林”、“阿林”的筆名。
接下去發生的事情，就頗有傳奇性了，這也就是我在紀錄片中聽項英女兒的口述中得到的傳奇故事，後來又跟《走近周月林》一書對應了起來。三人被捕的時候，敵人找不到破綻便也暫時將他們男女有別地關押了起來。先是周月林獲得了機會，因為聽說她是護士，而當時一個敵軍營長的太太剛好要生孩子，於是她便陰差陽錯地去做了接生婆，孩子生下來之後，周月林便成了有功之臣，她的行動便有了自由。但是她沒有隻想到自己，她想到了瞿秋白和張亮。接著張亮的機會也來了。上杭縣裏有一個糖果店老板沒有孩子，當得知張亮懷有身孕之後，便也將她保釋了出來，條件是生下孩子歸他。為了保全項英的後代，張亮便也隻好這麽做了。隨後便是保釋瞿秋白的工作了。當聽到周和張都保釋之後，瞿秋白便覺得自己的身份沒有暴露，於是開始編寫口供，同時又給上海的魯迅和妻子楊之華秘密捎去消息，妻子和魯迅都已籌得款項，正在積極地運作當中，似乎一切都將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瞿秋白的身份還是被暴露了，而且很快就逮捕入獄。因為本文的主人公並非著名的秋白同誌，所以就不展開來講瞿的故事了，隻是瞿的被捕牽扯到了周月林和張亮這兩個女性的名譽問題，她們終於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因為人們的推理是這樣的——你們三人一起被捕，為什麽唯獨秋白被搶殺而你們兩個卻獲得了自由，不是你們出賣的又是誰出賣的呢？
所以後來張亮出獄後去找項英，項英都沒有理睬她，甚至有傳聞是項英開槍殺掉了張亮，因為他不允許自己的妻子是叛徒，而張亮在上杭生下的兒子也被帶到了延安，但是延安已經沒有她們的容身之處了，後來張亮便一直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那另一個“叛徒”便是周月林。瞿秋白身份一暴露，周月林隨即又被抓了起來，敵人甚至都打聽到她在中央蘇區選舉時得票都要比瞿秋白高。一切都暴露了，隨後周月林和張亮被各判十年徒刑。這個時候，命運中最為殘酷的一麵開始了，這兩個女人一方麵坐著國民黨的牢，而另一方麵卻受到來自共產黨和同誌們的懷疑，懷疑她們就是出賣秋白的叛徒，因為疑點也太多了，比如說“收為外室”、“納為姨太太”等，似乎這是最為合乎邏輯的推理了。而我們的秋白同誌，在寫了《多餘的話》後，也已經唱著《國際歌》走向刑場了，這位紅色書生臨終前曾走過這麽一句話：中國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但中國的監獄絕對是最不好坐的。周月林在想著辦法，當時她還不知道外界及同誌們對她對張亮的看法，但是坐在牢裏的人，大約是很少才有把牢底坐穿的想法的。如果你是個常人，那就得想辦法出去。她先是給梁柏台的姐姐梁小芬寫信，打聽梁柏台的一個“表弟”的情況，這個“表弟”是梁的同村人，知新小學的同學，是黃埔六期生，但最後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他，而是梁的另一個同學叫陳士明的，也是黃埔六期生，時任福建黨部的科長之職。當時負責關押周月林她們的保安十四團團長鍾紹葵有一次碰到陳士明時，當知道陳是浙江新昌人時，無意中說了一句“我們關押著你們新昌人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這個時候陳士明說梁柏台倒是我的小學同學，不過他的老婆我也不認識，於是鍾紹葵便馬上給了個順水人情，既然如此你把她保保出去嘛好了，於是他們又找到了另一個也姓陳的新昌老鄉，時任軍法處長，他說既然如此你們把另一個也保保出去算了，這另一個人便是張亮和她三歲的兒子。而當時的政治大背景便是國共正在進行第二次合作，以開始全麵抗戰。
也正是湊巧，那個陳姓的軍法處長因為部隊麵臨調防，正欲回老家新昌一趟，而周月林和張亮也正走投無路，周月林的想法當然是要去找梁柏台，但又不知道丈夫在哪裏，從1935年被捕到1937年釋放，時間已過了兩年，當時周月林的想法是先帶上張亮和孩子，先回到丈夫的老家再說，於是這兩個女人加一個孩子便搭上了陳處長的專車回到了新昌。
接下去便是更戲劇性的一幕。
因為周月林知道梁的老家有一個妻子叫陳蓮芝，雖然梁寫信回去讓陳改嫁，但“嫁雞隨雞”的傳統卻讓陳蓮芝一直獨守空房，在家也一直敬奉著婆婆，那麽婆婆和陳蓮芝會怎麽對待她呢，在梁柏台以前給家裏的信中，是提過他們在江西瑞金所生的兒子沙洲的，於是周月林便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讓張亮把兒子借給她，讓小孩叫她“母親”，叫張亮為“阿姨”，而這小孩本來就跟周月林很熟，因為她們本來就是獄友嘛。
於是周月林受到了婆家的熱情接待，主要原因當然是周月林帶回了一個“孫子”，於是便開始了假戲真做。因為此時，梁柏台已經17年沒有回過老家了（其實已經犧牲了），現在老太太終於盼來了一個孫子，此種喜悅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戲總是要有演完的那一天的，此戲的配角張亮的心情當然是不好受的，在那些日子裏，她正在積極地聯絡，而且已經聯絡上了一位親人，準備要帶著兒子離開了，而周月林則聯係到了上海的姐姐和弟弟。很顯然，新昌畢竟不是久留之地，而且在跟梁小芬的相處中，梁小芬告訴了周月林，是一個叫袁修昌老師告訴她的，說梁柏台可能已經犧牲了，但梁小芬一方麵瞞著母親和陳蓮芝，一方麵她自己又不相信這個消息的，因為她曾經請算命先生算過，算命先生說，梁柏台有55歲的命數，而那時弟弟梁柏台才40歲不到。
本來這場戲就是演給梁母看的，而最後最受打擊的自然也是梁母。媳婦是真的，而孫子卻是假的，兒子更是毫無音訊，這算什麽呢？中國的女人，中國的母親，什麽打擊沒有受過呢？
周月林和張亮母子到了上海，先是住在周月林的姐姐家裏，她們想方設法找組織，可是要知道當時的組織都是在地下的，沒有掛著那麽多的牌子的。好在報紙上終於有了消息，國共合作在當時的一個成果便是將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這個消息對張亮來說自然是意義重大的，於是張亮母子和周月林便決定去南昌的軍部找項英，她們想找到丈夫，便等於是找到了組織，誰知在車站和旅店的周轉之間，張亮和周月林便從此分開了。
關於張亮，後來便有種種傳說，因為她是背著“叛徒”之名去找項英的，那麽這個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才會有黎汝清小說中的項英讓妻子“滾蛋”的說法，甚至還有項英開槍打死張亮的傳聞，不過照張亮之女項蘇雲的說法是，張亮是到過延安，並且把兒子（後叫項學成）帶到了延安的保育院，隻是她們母女也沒有見上麵。從此，張亮便下落不明了。項英本人後來也在皖南事件中犧牲。
而此後的周月林便被淪為平民，她在上海一邊做工，一邊尋找組織和以前的老熟人老戰友，想讓他們為自己作證明。但是當時的組織是隻認介紹信或上一級組織的，所以一切的努力都顯得徒勞。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1955年，這位1925年入黨的女幹部在三十年之後便又重新開始了監獄生活，這一回坐的是共產黨的牢了。為什麽這一年周月林被抓起來了呢？因為這一年，秋白的遺骨得以從福建長汀遷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如此一來，人們便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出賣秋白的叛徒是誰呢？當時“五人行”中的何老已經犧牲，張亮下落不明（且當時的傳聞也是死了），鄧子恢是突圍出來的，那麽排來排去，這叛徒的罪名就得有周月林來承擔了。因為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既然秋白被搶斃了，那為什麽周月林和張亮卻被放了出來呢？而當時的一個背景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剛好被揪了出來，那有一點點“曆史問題”的都不可能被放過，而能為周月林證明的直接證人又找不到，所以她也隻能坐牢了。1965年，已經被關押了10年的周月林被判12年徒刑，接著在“文革”中又被遣送至山西榆次的勞改農場，直到1979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撤銷對周月林的原判，予以無罪釋放。
那麽到底是誰出賣了瞿秋白呢？好在當年的新聞還算忠實於曆史事實。人們終於從一張舊報紙中找到了相關的報道，那上麵有“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而“赤共閩省書記”就是萬永城，他在突圍戰中也犧牲了，他的妻子則泄露了瞿秋白的真實身份。另外還有一個叫鄭大鵬的人，當時也暗中指認了瞿秋白等五人的身份資料——這便推翻了長期以為人們認為“兩個女人出賣瞿秋白”之說。
真相大白，其實真相早就大白了。如果當年周月林不“倒回去”找瞿秋白，也許不會有她以後的命運；如果她跟著主力紅軍長征了，那或許又是另一種命運了；再假設如果梁柏台、周月林這一對紅色夫妻都跟著長征的隊伍，這又是另一種結果了……可是曆史又是不能倒回去更不能假設的。
周月林後來選擇定居在浙江新昌，梁柏台的家鄉也熱情地歡迎這位革命老人的到來，畢竟她也是新昌的媳婦。隻是在蘇聯的一對兒女，再也沒有下落了。後來不少革命家的後代都在想方設法地幫助尋找，但就是沒有絲毫的音訊。畢竟那是一對生在國外的兒女，自幼與父母分離，再加上戰爭歲月，所以杳無音訊似也在情理之中，隻是我們覺得，老天實在是太虧待梁柏台和周月林這一對革命夫妻了。1997年12月28日，周月林在新昌去世，享年92歲。周月林的墳墓就建在梁柏台的衣冠塚的旁邊。隻是聽說梁柏台的家鄉，這個小村子，即將要成為水庫的一個部分，那麽梁的故居和這裏所有的一切，會被水淹沒嗎，當地政府會重擇高地修建這一切嗎？
2010年夏天的一天，我和朋友去尋訪天姥山古道，順便來到了梁柏台的故居，我拍了一點照片。另外我也被告知，梁柏台小學的師生早就並到附近的一個小學去了，現在空空的操場上，還立著一個籃球架子，其餘則是鐵將軍把門。是的，在我了解到的先賢和烈士們的家鄉，大概除了極個別的像魯迅故居成為旅遊熱點的，大部分都是處在身後寂寞名的狀況的，這又難免要讓我空發一番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