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語文老師夏丏尊
在燦若星河的中國現代文化名人中，夏丏尊的名字一直是很靠前的，但如果是跟他同時代的李叔同（弘一法師）和豐子愷比，好像又沒有他們那麽精彩有故事，他好像是一個活得比較苦的人。這位生於1886年，死於1946抗戰勝利之後、十七就結婚的浙江上虞人，一生無緋聞，一生皆美談。
比如李叔同出家，可能最早源於他的一句話，他說我們這樣的人最好還是去做和尚——當然這隻是李老師出家的N個外因之一。後來對這個事情的認識，夏丏尊也經過了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因為同在一個學校時，李叔同曾數次要辭職離開杭州，都是因為夏丏尊的苦勸才留了下來。所以對於李叔同去虎跑做和尚，他起先是後悔，後來經過弘一跟他的交流，他又覺得這是弘一的幸運了。不過有意思的是，當弘一勸夏丏尊也出家時，他始終下不了決心。夏老師也學佛理，但一直不算太投入，所以他是個終身居士，這也是他後來頗多煩惱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說豐子愷的漫畫和散文成就肯定跟他有關，但你梳理起來好像又沒有必然的關係，隻是他們那種師生、同事加朋友的關係，在今天看來成為了超越時間的佳話，因為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他們卻是相互欣賞和包容，這就很了不起了。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麽這又一群怎樣的人呢？
再比如說，夏丏尊是白馬湖散文流派的創始人，但他又不是惟一的一個。我看不少名人的傳記和回憶錄，在涉及一師、春暉中學、立達學院和開明書店時，夏丏尊就是翻不過去的一頁，文學、教育、出版，或者具體到語文教育，那是必然要提到夏先生的，比如早年他和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一起就被稱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四大金剛”（注意，四大金剛在今天似乎是褒義的成分居多，而在當時可能以貶義為主）。這“四大”中，其他三個公認為造反派，而夏先生則是亦新亦舊的那一類。而且早在1909年許壽裳發動“木瓜之役”時，他就已經在兩級師範學堂了。當新思潮來臨時，夏先生的勇猛和先鋒，跟做人處事中的謙和與剛烈又是怎麽能夠統一的呢？要知道他身邊有多少新潮和迂腐之人啊！
要是說起他的學曆，留日也不到兩年，因為家裏沒錢也不得不輟學回來，也沒拿到什麽文憑，一開始隻是在浙江一師做日文教師的翻譯助理。我們現在的一些私立學校和教育培訓機構，有幾個外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一百年前，杭州的師範和中學裏有外教也不稀奇了，因為魯迅一開始也是兼做翻譯助理的，且跟夏丏尊同在一所學校。夏丏尊回國的那一年是1908年，他在日本本來是學工科的，後來在一師受了李叔同的影響，才漸漸喜歡文學和文藝，然後他的處世態度又影響了李叔同，包括又影響了豐子愷等，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還是他的親家葉聖陶說得好——他於社會人生的看法，對於立身處世的態度，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對於文學藝術的鑒賞，都是從讀書、交朋友、麵對現實得來的，換一句話說，都是從自學得來的。他沒有創立係統的學說，沒有建立偉大的功業，可是，他正直的過了一輩子，識與不識的人一致承認他有獨立不倚的人格。
一、一師時的夏木瓜
要說起浙江一師的名師生，至少可以報出兩隻手的數量，但大多的師生都是來去匆匆，學校本來也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有些師生就是在著名的一師風潮中登了一下台亮了一下相，然後也博得滿堂喝彩。包括此前的木瓜之役，就是給了許壽裳、魯迅等更多的特寫鏡頭。
但是也僅此而已。
隻有夏丏尊，在一師做了13年的老師，能與此相比的，大概隻有薑丹書老師了，李叔同是做了七年，其如陳望道和劉大白，最多隻有一兩年的時間，我們雖然不能以時間的長短來評判一個人與一所學校關係的深淺，但是要說起淵源和感情，時間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這跟愛情婚姻家庭還是有得一比的。
夏丏尊是參加過木瓜之役的老教師，跟魯迅他們不同的是，他在戰役之後還是留了下來。有趣的是木瓜之役趕走了一個人稱“夏木瓜”的學監夏震武，但陰差陽錯的，後來這頂“夏木瓜”的帽子卻落在了夏丏尊的頭上，所不同的是，詞性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原先的貶義轉向褒義了。當時還叫兩級師範學堂的這所學校，之所以會有木瓜之役，之所以頻繁地變換學監（校長），除了新舊思想的角力之外，也還有經濟利益上的博奕，有一個細節是說，當時一個圖畫老師每周隻有六節課，但薪酬卻有七八十元，而一個普通工友的月薪，可能也就十元上下，那麽當時做一個師範學校的老師至少是是一個美差吧。
夏丏尊是1908年到一師任教的，一開始他和魯迅的身份是一樣的，都是日籍老師的翻譯，即是助教的職位，其原因就是因為夏丏尊在日留學沒有獲得學位，這跟魯迅是一樣的，但是他們都有日語學習的結習證書，這是當時的學監沈鈞儒能夠聘他的一個原因，當時夏丏尊就是給日籍老師中桐確太郎擔任翻譯的。這裏有個記載值得注意，中桐確太郎後來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而且是個信奉佛教的人，他曾經送給夏一個“謝罪袋”，那上麵寫著這樣的字——
將佛的東西認作我的東西，這是罪。請把為謝這罪而歸還的金錢，裝入此袋，和立在門口的人結真的佛緣。
這“歸還”不要認為“減少”。我們原可無憂的被養活，所以弄到非苦悶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於要妄用自力的緣故。
請依了真的佛道如數歸還了試試看！比未歸還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這理由的，請依溯了這袋的來處來問。
漫然施金錢於寺院或慈善，並不是成佛之因。
出心比出金錢更要緊。
這大約是夏丏尊最早接觸佛學的一個證明，至少說明在跟李叔同成為同事之前，他已經接受了佛學的熏陶。
前麵說過，在成為著名的四大金剛之前，夏丏尊在一師的一個主要身份便是舍監，他是從1912年擔任舍監的。而且他還偏偏很喜歡擔任這個職務。什麽是舍監呢，就是訓育老師，也即相對於我們今天的德育政教老師，就是經常要管違紀學生的，這種事情往往會被一般的老師所不屑，因為吃力不討好，一般都是那種在學生眼裏凶巴巴的老師來擔任此職的。而夏丏尊的脾性極好，何必要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且擔任這個職務隻有每月三十元錢的薪金，遠不如那種教職的報酬。
傳聞夏丏尊擔任舍監有兩個原因。間接的原因是他的一個朋友也曾是一所學校的舍監，因為在學校鬧風潮時被學生打了一記耳光便辭職鬱鬱寡歡（要知道那個時候的學生風潮還是很不可思議的），最後抑鬱而死。夏丏尊聽到這個消息後很受刺激，覺得做舍監應該不怕挨打，而且還得抱著拚死的決心才行。
而夏老師擔任舍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師的舍監也辭職了，為何辭職，那就是受不了學生的氣，於是夏老師便自告奮勇要當舍臨。他覺得平時當老師那都是在課堂上講大道理，真的碰到學生的實際情況，比如飯廳裏學生飯菜倒翻了，廚工和學生有矛盾了，一般當老師的是不是會來管的，而舍監就不得不管呀，而且夏先生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他要用人格教育的方式來感化學生，這大約跟他後來翻譯《愛的教育》也是有關係的。
夏先生擔任舍監的故事，比他成為“四大金剛”的故事還要來得出名，這主要是有同事薑丹書的文字，以及學生輩的曹聚仁和豐子愷等文字的記述。在曹聚仁的筆下，夏老師一開始簡直是個深惡痛絕的人，語言無味，麵目可憎。這“仇恨”主要是有一次夏老師沒收了他的《水滸傳》。還有一件事就是曹聚仁的一個遠親來杭州了，想讓曹陪他去看看風景，可是夏先生就是不許他請假，弄得來曹聚仁很沒麵子。而更為可氣的是，輪到發“校服”時，曹聚仁領到了一套不合身的大號，他便提出要換，夏老師也置之不理，於是曹就認為夏老師一定是吃了“回扣”了。
當然凡是文人的回憶文章，特別是那種寫得好的，有點誇張也是正常的。
而在豐子愷的筆下，夏老師又是另一種樣子——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渾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渾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稱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接下去豐先生便有了他著名的比喻，是拿李叔同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作比較——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這大約也是能一語中的之評價，後來關於夏先生之於一師和教育方麵的事跡，都是沿用了這個說法的。從豐先生的文字中，我們看出夏先生是極認真又心腸極好的人，即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苦口婆心的人，苦口者，婆心也；婆心者，必苦口。那麽我們要問的是，夏丏尊這個婆心的標準是什麽，源動力是什麽，那恐怕還就是愛的教育，人格的教育，他是相信這種東西的，也相信一個學校是必然需要這種規矩的，隻是愛的教育，又必然要付出愛的代價。不要以為今天的學生難教，實際上那個時候的學生，處在新舊交替時期，又無多少應試教育的壓力，雖無網絡和手機，但新思潮已經無孔不入，這些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異常活躍，因此在管理上也更有難度，而且民國前後的那一批學生，往往家裏還有點背景。
有一次學生宿舍裏中發生偷竊事件，就是沒有人肯出來認賬，無論夏老師多麽苦口婆心，於是夏老師隻好貼出告示倒計時，說再沒有人來認賬，他就隻好去自殺了——這一招還真管用，支招的正是李叔同。這在薑丹書的《夏丏尊先生傳略》中也有記述——舍中嚐患失物，頗難稽。先生問策於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當自殺。先生韙之，乃絕食。竊物生卒自白，後無此患。
以我今天之心態揣度之，李先生和夏先生恐怕還是日本式的教育方法吧，務求徹底和絕對，而絕不和稀泥，而這背後實際上都寫著兩個字——認真，做事務必認真，今天我們隻講日本人很會抓細節很極致，其實還是源於認真。今天日本的首相動不動就以辭職來“謝罪”，不能不說也是一種認真且徹底的反省。當然，夏先生為教育犯錯誤的學生而以自殺“感動之”，這種事情是隻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的，因為第二次很有可能就失靈了。
在學校裏時，李叔同的名氣一直比夏老師要大，因為李老師才華出眾，學生大老遠就用敬仰之眼看他的，而夏老師外表看起來並無藝術之氣，然而內心卻甚是狂熱，特別是在1919年至1920的浙一師風潮中，他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更為重要的是，夏先生對於從一師畢業的學生，給予了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愛護，並盡力幫助他們，雖然他沒有從政，但其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還是貫穿在他的言行中的。1927年之後，他當年的學生葉天底、宣中華和汪壽華等先後就義，當他在斡旋求援等無效而最終等來噩耗之後，他就發牢騷說“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他還在大門上貼出了“這般世界，如此江山”的對聯。他甚至還在中堂裏掛出了“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牲多”的對聯，以表無比憤慨之情。
夏先生當老師，也是由葉聖陶一語點破——沒有什麽特別的秘訣，用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人生在世，舉措有種種，方式也有種種，可是扼要說來，不外乎對人對事兩項。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在教師的立場上，可以說已經抓住了對人對事兩項的要點。
二、作為語文老師和語文教育家的夏先生
當然，夏丏尊在一師的更重要的一個身份，便是作為“金剛”的身份。查經校長日記，提及夏先生有26處之多，當時是跟王賡三老師一起作為經校長的親信和得力幹將的，這裏很重要的一點是，夏丏尊和經亨頤同為紹興上虞人，有著鄉黨之情。所謂鄉情，如果同在一個村裏抬頭不見低頭見，那就不算什麽了，那如果遠在省城，又在同一個單位共事，那這個感情就完全不一樣了，口音、喜好等，這大概也是紹興幫的一個外因吧，因為內因必定是共同的誌向以及對世界潮流的看法和把握吧。而在“四大金剛”這個稱呼以外，夏丏尊和經亨頤、陳望道和劉大白一起，還有“五四四先鋒”之稱的。所謂先鋒，大約就是新文化新思潮的推手吧。那麽這新文化新思潮到底有如何之新呢，學生之新已有施存統之《非孝》為例，那麽老師之新呢？還是豐先生記了一筆——他（夏丏尊）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多數學生，對夏先生從未有過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報，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早在1913年，夏先生便在一師的《校友會誌》第一號上寫道——人之虛偽心竟到處跋扈，普通學生之作文亦全篇謊言。嚐見某小學學生之《西湖遊記》，大用攜酒賦詩等修飾，閱之幾欲噴飯。其師以雅馴，密密加圈。實則現在一般之文學，幾無不用“白發三千丈”的筆法。循此以往，文字將失信用，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矯此頹風者，舍吾輩而誰？（《學齋隨想錄》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
看看，一百年前一個教師對漢語言文字的理解就不隻是一個簡單應用的問題，而是放到對曆史負責的高度來認識——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我們現在看一百年前的文字，還有點尋尋覓覓的味道，如果一百年後的人看我們這個網絡時代的文字，當看到“神馬”和“童鞋”時，是不是以為又產生了新的通假？而且我們現在又以“誤解”為樂趣，這真是一個問題啊。
所以正如夏丏尊自薦做舍監一樣，據說他當國文老師也是自薦的結果。他還說：“文字畢竟是一種人格的表現，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熱性格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細密的文字，先須具備細密的性格。不去從培養本身的知識情感意誌著想，一味想從文字上去學習文字，這是一般青年的誤解。”
從夏先生對語言文字的執著，可以佐證同是金剛的陳望道為什麽後來成了一個語言學家，而不是一個政治黨派的領導人。至少在陳望道看起來，語言學家的貢獻是不亞於政治人物的。
中國現代文化名家中早年做過中學教師的不少，像魯迅、葉聖陶朱自清等，幾乎不勝枚舉，但後來一有機會就去大學或者更好的崗位了，這也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包括世外桃源式的春暉中學為何後來名人們也都紛紛出走了。是的，是也有人邀請夏先生去大學任教，他也是去任教過，但他反而喜歡教中學，這是極為罕見的一個例子，他覺得教中學更為自在。
作為語文老師和教育家的夏先生，除了其代表譯作《愛的教育》之外，更有他創辦《中學生》雜誌，以及後來出版《文心》等事情，夏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別是關於教育問題的文章都是發在《中學生》雜誌上的，今天來看這個雜誌，就是一課外讀物，夏先生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寫道——
中等教育為高等教育的預備，同時又為初等教育的延長，本身原已夠複雜了。自學製改革以後，中學含義更廣，於是遂愈增加複雜性。
合數十萬年齡懸殊趨向各異的男女青年含混的“中學生”一名詞之下，而除學校本身以外，未聞有人從旁關心於其近況與前途，一任其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這不可謂非國內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們是有感於此而奮起的。願借本誌對全國數十萬的的中學生諸君，有所貢獻。本誌的使命是：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疑答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
啼聲新試，頭角何如？今當誕生之辰，敢望大家樂於養護，給以祝福！（1930年1月，《中學生》創刊號）
注意，這是八十年前的一本課外讀物的創刊辭。後來我們看夏先生發在此刊上的文章，基本還是在跟中學生在談人生的，那個時代，教育也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隻教知識，不教文化，這是包括夏先生以及同道者葉聖陶等諸位先生看到的問題，這也正是他們要辦中學生雜誌的初衷。所以這還真有“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的意味的。
一個語文老師，一個作家，一個出版家，在夏先生這些身份上，我最為看重的應是“語文老師”，因為這才是關乎千千萬萬人的大事情。夏先生在辦《中學生》的時候，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跟葉聖陶先生一起出版了《國文百八課》和《文心》，這在今天看起來，是一件造福後世的事情。因為就語文和寫作而言，人們公認的有一個怪圈，即會寫文章的人不會講章法，會講理論的人，又往往拘泥於理論而寫不出好文章，這跟理工科是不太一樣的。以前我們學習語法修辭和邏輯時，也有一觀點，以為這跟寫作是沒有什麽關係的。看多了“文章寫法”一類的書，往往提起筆來不知寫些什麽。那麽夏丏尊葉聖陶這兩位身份相似的作家，他們不僅是兒女親家，也為無數的中國母語的兒女們提供了一種滋養，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感恩的事情。
《文心》和《國文百八課》其實都是源於《中學生雜誌》，尤其是前者。夏丏尊和葉聖陶有幾乎相同的背景，所以他們在開明做出版時才會念念不忘中學生的國文學習和寫作。而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遇到的問題，在今天不僅同樣存在而且變本加厲，嚴重的文風浮誇，不僅是語文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是頭痛醫頭不僅沒有把頭醫好，連腳痛等病也都出來了，而且這是全身心全係統的問題，但是我們的學界思想界，似乎已經無力顧及此點了，雖有作家學者和教授也對語文教學進行反思，但能像當年夏葉等全身心投入的，則還是少至甚少。因為現在的學界也是一個名利圈，中學語文的圈似乎遠不如大學來得大，所以混在大學的多，能呆在中小學的就不多了。大學教授嗆一聲，至少網上的效應也尤如“叫獸”一般的響動了，但中學教師，除了2008年大地震後範跑跑叫了幾聲，幾乎是沒有發言權的，這就是可悲之處。
而更為可悲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化人不得不再搬出民國教材來說三道四一番，殊不知天早就變了，心態也早就變了，即使是你把所有國學都拿出來耍上一遍，又還有什麽用呢？把治標當作治本，或者根本不提治本，那是永遠苦海無邊的。
1934年的5月4日，陳望道先生為《文心》作序，其中一句最為實在——哪裏有這樣平易近人而又係統的書？
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說，自己也在中學裏教過五年國文，覺得有三種大困難。第一，無論是讀是作，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第二，讀的方麵，往往隻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匯的擴展，字句的修飾，篇章的組織，聲調的變化等。第三，作的方麵，總想創作，又急於發表。不感到實際的需要，讀和作隻是為人，都隻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遊戲。隻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為思想就存在語匯、字句、篇章、聲調裏；中學生讀書而隻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裏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匯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隻存其輪廓，沒有什麽用處。總想創作，最容易浮誇，失望；沒有忍耐而求近功，實在是苟且的心理。
《文心》一書是用故事和人物的方法，來談寫作的，這是我以前所沒有看到過的，不過你看今天的新聞，包括紀錄片的做法都講究要有故事，要有情景再現，而這一點先生們在80年前就想到了。《文心》設置了一個老師王先生，兩個學生樂華和大文，通過他們的故事，來談國文學習。比如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就講樂華和大文上了初一，遇到了魯迅先生的《秋夜》，他們便開始討論“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他們不太明白為什麽要這樣說，還有“這上麵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倆學生不懂，王先生就一一地講給他們聽，特別講到，這些文章都是大人和古人寫的，這便也是“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一題的來曆。
《文心》就是這樣，一篇講一個問題。可以想像，對於中學生而言，它是有極大地幫助的，而對教語文的老師而言，這種啟發或許會更大，因為全書三十二篇，涉獵的麵很廣，有講閱讀，也有講寫作的，講寫作又分好多內容，而講閱讀的，又得結合當時的時勢，結合學生的年齡和心理，很有深入淺出之感，真是得感謝夏葉兩位先生這麽有心這麽有趣這麽堅持這麽認真地在做這麽一件功德圓滿的事情。而且據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說，此書寫到三分之二的時候，夏先生的女兒滿姑娘和葉先生的兒子葉至善喜結連理。
而翻閱70年前的《國文百八課》（實際上是七十二課，因為沒有編完），然後比較今天的中學語文教材的篇目和體係，是能引出不少新話題的。比如就所選的作者來說，那當然沒有我們1949年之後成名的作家了，而在五四後的那一批作家中，像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冰心、茅盾、巴金、徐誌摩等當然都赫然在冊的，所不同的是，魯迅隻選了四篇，它們分別是《風箏》、《秋夜》、《鴨的喜劇》、《孔乙己》，這也就是說沒有選魯迅的雜文，而選了先生的散文和小說，而今天為我們熟知的胡適（三篇）、蔡元培（四篇）等人的作品卻占了比較重的比例，當然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王光祈，包括孫文、宋慶齡、陳布雷等人的文字也入選了，但是並沒有選蔣中正的文字，這實在也是很耐人尋味的。
當然也有不少跟今天的教材相同的篇目，這主要體現在文言文和古典詩歌中，如歸有光的《項脊軒誌》、《墨子》中的《非攻》篇，《史記》中的《西門豹治鄴》，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劉基的《賣柑者言》、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魏學洢的《核舟記》、林嗣環的《口技》等，還包括了《三國演義》中的《楊修之死》，《水滸》中的《景陽岡》等名篇，這也說明我們對古文名篇的看法，這七十年來的標準也沒有基本改變，包括孔孟的基本篇目也是大同小異的。這也意味著爺爺輩和孫子輩學的是同一篇文章，這或許也可以說明，夏和葉的選本，起到了現代語文教育奠基石的作用，因為我沒有看到更早更全的選本。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了這麽一個現象，他們所選的同時代的現代作家中，是以南方作家為主，包括豐子愷、沈定一（選了其代表作《十五娘》，這是我第一次讀到），夏丏尊沒有選自己的原創作品，隻選了其譯文，至於葉聖陶，那是有原創作品的。
《國文百八課》在編輯大意裏說：“本書每課為一單元，有一定的目標，內含文話、文選、文法或修辭、習問四項，各項打成一片。文話以一般文章理法為題材，按程配置；次選列古今文章兩篇為範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辭，就文選中取例，一方麵仍求保持其固有的係統；最後附列習問，根據著文選，對於本課的文話、文法或修辭提舉複習考驗的事項。”
作為語文老師和教育家，夏先生顯然是煞費苦心的，尤其是這兩本書都各有側重，包括他還跟劉薰宇合作過一本叫《文章作法》的書。一個作家來編教材，來講如何學語文，如何寫作，這目的還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學生語文學習和寫作的問題。而從更大的層麵上講，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除了從主義上來改造中國之外，還有不少從語言的角度切入，這大約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陳望道先生後來會畢生研究語法，而政治領袖如毛澤東也創造了他的那種“毛體”，因為在“文革”中，“毛主席語錄”就甚為流行了。
三、白馬湖文學流派以及夏先生現象
一個從照片看上去非常中國化的中年男人，且有點老態，但是我們讀同道人寫他的文章時，都說他是一個非常日本化的人，這可以他的散文《日本的障子》為例，這是講日本式的窗戶的，夏先生特別提到“日本趣味的可愛的一端是淡雅。日本有許多淡雅的東西，如盆栽，如花卉屏插，如庭園布置，如風景點綴，都是大家所讚許的。”夏先生每天都要在家裏插花，即使是在上虞白馬湖這樣的郊區，他的生活也是頗為講究的，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喝黃酒了，包括早先的經先生在內，包括豐子愷，酒量都很好。這種講究並非每餐大魚大肉，而是顯示出他的一種生活情趣，這種情趣，跟他們營造的世外桃源有關。
當然，往深處想，這跟當時他們一批人所接受的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思想又不無關係。也就是說，夏丏尊是一個有理想的人，當年他是在辦鄉村教育，後來做出版，那都是他理想的一種，雖然也要養家糊口，但那個時代的教書匠、文人和出版家，如以夏丏尊為例，顯然是超越了柴米油鹽的境界，雖然他們也根本就沒有大富大貴。
如果僅僅從文學成就來講，夏丏尊也許不算是特別卓越的。我後來想，他是一個做得比寫得還多的人，如果沒有約稿，他大概是不會去創作的，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似乎也不會無緣無故去寫博客的，因為他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但是就白馬湖文學流派來說，我以為最為核心的骨幹應該就是夏先生，這可以他的代表作《白馬湖之冬》為例。
我感覺白馬湖的這幾位大家都各有特色，豐子愷有童趣和佛緣，朱自清的深情和質樸，而到了夏先生這裏，就有點如紹興黃酒的醇厚和粗礪了，對，粗礪，但這又是一個愛好精致生活的人，這恰恰就是夏先生身上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說他主動要求擔任舍監，不怕學生的刁難，而且敢於據理力爭，甚至認死理。我也注意到學生對他的評價中有這麽一句話，說他有很強烈的支配欲也就是說他很喜歡管學生，但這種管人的理念中，卻又是有一顆佛教徒的心。他有支配欲，性格卻不是一個剛烈的人，這跟他小時候鄉人對他的一個評價還是頗為吻合的，小時候的夏先生曾有“灶壁雞”的稱號，注意，在紹興鄉間，人們常常會把一種膽小的人稱為“灶壁雞”。但是這隻“灶壁雞”後來卻成了四大金剛之一，在白馬湖期間，經先生其實是一個掛名的校長，實際事務還是夏丏尊在做的，但是在夏老師身上道不同就可以不相為謀，這樣的脾氣還也還是少見的。後來他又跟自己的妹夫意見不合，故而走人。在夏丏尊身上，既有投入社會改造世界的一麵，但又時常能夠獨善其身，也就是說他常常能在進退之間安身立命，這樣的人很認真，比如他是名著《愛的教育》的譯者，此書哺育了好幾代人啊。那是因為他看了這個書之後流了好幾次淚，自己先感動了，故而譯出來給世人看，他的創辦開明書店和創辦中學生雜誌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還有一點也很有意思，夏丏尊交往過不少名人，比如他在湖南時跟毛澤東也共事過，但幾乎沒什麽交往和印象，對魯迅的印象是深一點，關於魯迅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事情，基本來自夏丏尊的回憶文字。
這其實也是夏丏尊做人的姿態，正如一位名家對他的評論——作為一個辛勤的園丁，他正是一個不求聞達的苦幹者。
夏丏尊的晚年過得很不好，這可從幾個方麵來看。第一他的身體出現了早衰的現象，所以他的《中年人的寂寞》寫得極為感人，當然是感動中年人。第二，他被日本憲兵抓進去坐過半個月的牢，雖然不能說受盡折磨，但在心靈和身體上畢竟是一大創傷，隻是按照鄭振鐸先生的說法是——敵人們大概也為他的天真而懇摯的態度所感動吧，後來，對待他很不壞。第三，也是鄭先生所提供的材料，說夏先生的生活過得很苦，在上海時，他是天天擠車上班，從來不肯“坐頭等”，而且辦公時總是以一塊麵包當午餐，偶然是塗些果醬上去，已經算是很奢侈了。別人想有點牛肉、雞蛋伴著吃，也有人上小酒館去喝酒時時去邀他，他總是不去。
這就跟在白馬湖時的生活大不一樣了。而且他又是一個多愁善感之人，卻又不僅僅限於文藝方麵的，豐子愷曾經這樣寫過夏先生——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有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的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曆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皺眉，歎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惑眾生的疾苦……
包括豐子愷在內的夏丏尊的好多弟子都講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一般來說，“很好的人”在世俗語境中往往是無為而無能的人，但是這位夏老師又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包括後來他在春暉，因辦學理念的不同，他跟經亨頤校長都鬧翻了，要知道經校長對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呀。
“是丏尊，不是丏尊。”一語出在他去複旦大學上課時說的，他當時去上第一節課時，便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浙江上虞人，沒有什麽洋翰林、博士頭銜，但希望注意：是丏尊，不是丐尊。”
然而關於他的名字的由來，夏先生最早的本意就是要讓人把他當作“丐尊”的。夏先生原名為“勉旃”，1912年他將之改為讀音相近的“丏尊”，“丏”這個字實在生僻不常用，他的本意是讓人在選舉時寫錯成“丐尊”，這樣他的選票便就成了廢票了。因為他不願做官，這一點跟他的同事經亨頤和劉大白先生倒是大相徑庭的。
劉大白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這種多方麵興趣的人，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蔣夢麟
大白在朋輩中，年齒最長，而興趣卻反最高。好說閑話，好動閑氣，又好購置閑物……有人定綽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歡歐化，好新奇，故更有“歐化老少年”之名。
——夏丏尊
他是舊詩詞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話詩的創作上，又是急先鋒
——曹聚仁
比如李叔同出家，可能最早源於他的一句話，他說我們這樣的人最好還是去做和尚——當然這隻是李老師出家的N個外因之一。後來對這個事情的認識，夏丏尊也經過了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因為同在一個學校時，李叔同曾數次要辭職離開杭州，都是因為夏丏尊的苦勸才留了下來。所以對於李叔同去虎跑做和尚，他起先是後悔，後來經過弘一跟他的交流，他又覺得這是弘一的幸運了。不過有意思的是，當弘一勸夏丏尊也出家時，他始終下不了決心。夏老師也學佛理，但一直不算太投入，所以他是個終身居士，這也是他後來頗多煩惱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說豐子愷的漫畫和散文成就肯定跟他有關，但你梳理起來好像又沒有必然的關係，隻是他們那種師生、同事加朋友的關係，在今天看來成為了超越時間的佳話，因為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他們卻是相互欣賞和包容，這就很了不起了。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麽這又一群怎樣的人呢？
再比如說，夏丏尊是白馬湖散文流派的創始人，但他又不是惟一的一個。我看不少名人的傳記和回憶錄，在涉及一師、春暉中學、立達學院和開明書店時，夏丏尊就是翻不過去的一頁，文學、教育、出版，或者具體到語文教育，那是必然要提到夏先生的，比如早年他和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一起就被稱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四大金剛”（注意，四大金剛在今天似乎是褒義的成分居多，而在當時可能以貶義為主）。這“四大”中，其他三個公認為造反派，而夏先生則是亦新亦舊的那一類。而且早在1909年許壽裳發動“木瓜之役”時，他就已經在兩級師範學堂了。當新思潮來臨時，夏先生的勇猛和先鋒，跟做人處事中的謙和與剛烈又是怎麽能夠統一的呢？要知道他身邊有多少新潮和迂腐之人啊！
要是說起他的學曆，留日也不到兩年，因為家裏沒錢也不得不輟學回來，也沒拿到什麽文憑，一開始隻是在浙江一師做日文教師的翻譯助理。我們現在的一些私立學校和教育培訓機構，有幾個外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一百年前，杭州的師範和中學裏有外教也不稀奇了，因為魯迅一開始也是兼做翻譯助理的，且跟夏丏尊同在一所學校。夏丏尊回國的那一年是1908年，他在日本本來是學工科的，後來在一師受了李叔同的影響，才漸漸喜歡文學和文藝，然後他的處世態度又影響了李叔同，包括又影響了豐子愷等，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還是他的親家葉聖陶說得好——他於社會人生的看法，對於立身處世的態度，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對於文學藝術的鑒賞，都是從讀書、交朋友、麵對現實得來的，換一句話說，都是從自學得來的。他沒有創立係統的學說，沒有建立偉大的功業，可是，他正直的過了一輩子，識與不識的人一致承認他有獨立不倚的人格。
一、一師時的夏木瓜
要說起浙江一師的名師生，至少可以報出兩隻手的數量，但大多的師生都是來去匆匆，學校本來也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有些師生就是在著名的一師風潮中登了一下台亮了一下相，然後也博得滿堂喝彩。包括此前的木瓜之役，就是給了許壽裳、魯迅等更多的特寫鏡頭。
但是也僅此而已。
隻有夏丏尊，在一師做了13年的老師，能與此相比的，大概隻有薑丹書老師了，李叔同是做了七年，其如陳望道和劉大白，最多隻有一兩年的時間，我們雖然不能以時間的長短來評判一個人與一所學校關係的深淺，但是要說起淵源和感情，時間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這跟愛情婚姻家庭還是有得一比的。
夏丏尊是參加過木瓜之役的老教師，跟魯迅他們不同的是，他在戰役之後還是留了下來。有趣的是木瓜之役趕走了一個人稱“夏木瓜”的學監夏震武，但陰差陽錯的，後來這頂“夏木瓜”的帽子卻落在了夏丏尊的頭上，所不同的是，詞性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原先的貶義轉向褒義了。當時還叫兩級師範學堂的這所學校，之所以會有木瓜之役，之所以頻繁地變換學監（校長），除了新舊思想的角力之外，也還有經濟利益上的博奕，有一個細節是說，當時一個圖畫老師每周隻有六節課，但薪酬卻有七八十元，而一個普通工友的月薪，可能也就十元上下，那麽當時做一個師範學校的老師至少是是一個美差吧。
夏丏尊是1908年到一師任教的，一開始他和魯迅的身份是一樣的，都是日籍老師的翻譯，即是助教的職位，其原因就是因為夏丏尊在日留學沒有獲得學位，這跟魯迅是一樣的，但是他們都有日語學習的結習證書，這是當時的學監沈鈞儒能夠聘他的一個原因，當時夏丏尊就是給日籍老師中桐確太郎擔任翻譯的。這裏有個記載值得注意，中桐確太郎後來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而且是個信奉佛教的人，他曾經送給夏一個“謝罪袋”，那上麵寫著這樣的字——
將佛的東西認作我的東西，這是罪。請把為謝這罪而歸還的金錢，裝入此袋，和立在門口的人結真的佛緣。
這“歸還”不要認為“減少”。我們原可無憂的被養活，所以弄到非苦悶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於要妄用自力的緣故。
請依了真的佛道如數歸還了試試看！比未歸還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這理由的，請依溯了這袋的來處來問。
漫然施金錢於寺院或慈善，並不是成佛之因。
出心比出金錢更要緊。
這大約是夏丏尊最早接觸佛學的一個證明，至少說明在跟李叔同成為同事之前，他已經接受了佛學的熏陶。
前麵說過，在成為著名的四大金剛之前，夏丏尊在一師的一個主要身份便是舍監，他是從1912年擔任舍監的。而且他還偏偏很喜歡擔任這個職務。什麽是舍監呢，就是訓育老師，也即相對於我們今天的德育政教老師，就是經常要管違紀學生的，這種事情往往會被一般的老師所不屑，因為吃力不討好，一般都是那種在學生眼裏凶巴巴的老師來擔任此職的。而夏丏尊的脾性極好，何必要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且擔任這個職務隻有每月三十元錢的薪金，遠不如那種教職的報酬。
傳聞夏丏尊擔任舍監有兩個原因。間接的原因是他的一個朋友也曾是一所學校的舍監，因為在學校鬧風潮時被學生打了一記耳光便辭職鬱鬱寡歡（要知道那個時候的學生風潮還是很不可思議的），最後抑鬱而死。夏丏尊聽到這個消息後很受刺激，覺得做舍監應該不怕挨打，而且還得抱著拚死的決心才行。
而夏老師擔任舍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師的舍監也辭職了，為何辭職，那就是受不了學生的氣，於是夏老師便自告奮勇要當舍臨。他覺得平時當老師那都是在課堂上講大道理，真的碰到學生的實際情況，比如飯廳裏學生飯菜倒翻了，廚工和學生有矛盾了，一般當老師的是不是會來管的，而舍監就不得不管呀，而且夏先生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他要用人格教育的方式來感化學生，這大約跟他後來翻譯《愛的教育》也是有關係的。
夏先生擔任舍監的故事，比他成為“四大金剛”的故事還要來得出名，這主要是有同事薑丹書的文字，以及學生輩的曹聚仁和豐子愷等文字的記述。在曹聚仁的筆下，夏老師一開始簡直是個深惡痛絕的人，語言無味，麵目可憎。這“仇恨”主要是有一次夏老師沒收了他的《水滸傳》。還有一件事就是曹聚仁的一個遠親來杭州了，想讓曹陪他去看看風景，可是夏先生就是不許他請假，弄得來曹聚仁很沒麵子。而更為可氣的是，輪到發“校服”時，曹聚仁領到了一套不合身的大號，他便提出要換，夏老師也置之不理，於是曹就認為夏老師一定是吃了“回扣”了。
當然凡是文人的回憶文章，特別是那種寫得好的，有點誇張也是正常的。
而在豐子愷的筆下，夏老師又是另一種樣子——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渾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渾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稱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接下去豐先生便有了他著名的比喻，是拿李叔同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作比較——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這大約也是能一語中的之評價，後來關於夏先生之於一師和教育方麵的事跡，都是沿用了這個說法的。從豐先生的文字中，我們看出夏先生是極認真又心腸極好的人，即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苦口婆心的人，苦口者，婆心也；婆心者，必苦口。那麽我們要問的是，夏丏尊這個婆心的標準是什麽，源動力是什麽，那恐怕還就是愛的教育，人格的教育，他是相信這種東西的，也相信一個學校是必然需要這種規矩的，隻是愛的教育，又必然要付出愛的代價。不要以為今天的學生難教，實際上那個時候的學生，處在新舊交替時期，又無多少應試教育的壓力，雖無網絡和手機，但新思潮已經無孔不入，這些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異常活躍，因此在管理上也更有難度，而且民國前後的那一批學生，往往家裏還有點背景。
有一次學生宿舍裏中發生偷竊事件，就是沒有人肯出來認賬，無論夏老師多麽苦口婆心，於是夏老師隻好貼出告示倒計時，說再沒有人來認賬，他就隻好去自殺了——這一招還真管用，支招的正是李叔同。這在薑丹書的《夏丏尊先生傳略》中也有記述——舍中嚐患失物，頗難稽。先生問策於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當自殺。先生韙之，乃絕食。竊物生卒自白，後無此患。
以我今天之心態揣度之，李先生和夏先生恐怕還是日本式的教育方法吧，務求徹底和絕對，而絕不和稀泥，而這背後實際上都寫著兩個字——認真，做事務必認真，今天我們隻講日本人很會抓細節很極致，其實還是源於認真。今天日本的首相動不動就以辭職來“謝罪”，不能不說也是一種認真且徹底的反省。當然，夏先生為教育犯錯誤的學生而以自殺“感動之”，這種事情是隻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的，因為第二次很有可能就失靈了。
在學校裏時，李叔同的名氣一直比夏老師要大，因為李老師才華出眾，學生大老遠就用敬仰之眼看他的，而夏老師外表看起來並無藝術之氣，然而內心卻甚是狂熱，特別是在1919年至1920的浙一師風潮中，他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更為重要的是，夏先生對於從一師畢業的學生，給予了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愛護，並盡力幫助他們，雖然他沒有從政，但其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還是貫穿在他的言行中的。1927年之後，他當年的學生葉天底、宣中華和汪壽華等先後就義，當他在斡旋求援等無效而最終等來噩耗之後，他就發牢騷說“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他還在大門上貼出了“這般世界，如此江山”的對聯。他甚至還在中堂裏掛出了“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牲多”的對聯，以表無比憤慨之情。
夏先生當老師，也是由葉聖陶一語點破——沒有什麽特別的秘訣，用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人生在世，舉措有種種，方式也有種種，可是扼要說來，不外乎對人對事兩項。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在教師的立場上，可以說已經抓住了對人對事兩項的要點。
二、作為語文老師和語文教育家的夏先生
當然，夏丏尊在一師的更重要的一個身份，便是作為“金剛”的身份。查經校長日記，提及夏先生有26處之多，當時是跟王賡三老師一起作為經校長的親信和得力幹將的，這裏很重要的一點是，夏丏尊和經亨頤同為紹興上虞人，有著鄉黨之情。所謂鄉情，如果同在一個村裏抬頭不見低頭見，那就不算什麽了，那如果遠在省城，又在同一個單位共事，那這個感情就完全不一樣了，口音、喜好等，這大概也是紹興幫的一個外因吧，因為內因必定是共同的誌向以及對世界潮流的看法和把握吧。而在“四大金剛”這個稱呼以外，夏丏尊和經亨頤、陳望道和劉大白一起，還有“五四四先鋒”之稱的。所謂先鋒，大約就是新文化新思潮的推手吧。那麽這新文化新思潮到底有如何之新呢，學生之新已有施存統之《非孝》為例，那麽老師之新呢？還是豐先生記了一筆——他（夏丏尊）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多數學生，對夏先生從未有過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報，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早在1913年，夏先生便在一師的《校友會誌》第一號上寫道——人之虛偽心竟到處跋扈，普通學生之作文亦全篇謊言。嚐見某小學學生之《西湖遊記》，大用攜酒賦詩等修飾，閱之幾欲噴飯。其師以雅馴，密密加圈。實則現在一般之文學，幾無不用“白發三千丈”的筆法。循此以往，文字將失信用，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矯此頹風者，舍吾輩而誰？（《學齋隨想錄》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
看看，一百年前一個教師對漢語言文字的理解就不隻是一個簡單應用的問題，而是放到對曆史負責的高度來認識——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我們現在看一百年前的文字，還有點尋尋覓覓的味道，如果一百年後的人看我們這個網絡時代的文字，當看到“神馬”和“童鞋”時，是不是以為又產生了新的通假？而且我們現在又以“誤解”為樂趣，這真是一個問題啊。
所以正如夏丏尊自薦做舍監一樣，據說他當國文老師也是自薦的結果。他還說：“文字畢竟是一種人格的表現，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熱性格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細密的文字，先須具備細密的性格。不去從培養本身的知識情感意誌著想，一味想從文字上去學習文字，這是一般青年的誤解。”
從夏先生對語言文字的執著，可以佐證同是金剛的陳望道為什麽後來成了一個語言學家，而不是一個政治黨派的領導人。至少在陳望道看起來，語言學家的貢獻是不亞於政治人物的。
中國現代文化名家中早年做過中學教師的不少，像魯迅、葉聖陶朱自清等，幾乎不勝枚舉，但後來一有機會就去大學或者更好的崗位了，這也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包括世外桃源式的春暉中學為何後來名人們也都紛紛出走了。是的，是也有人邀請夏先生去大學任教，他也是去任教過，但他反而喜歡教中學，這是極為罕見的一個例子，他覺得教中學更為自在。
作為語文老師和教育家的夏先生，除了其代表譯作《愛的教育》之外，更有他創辦《中學生》雜誌，以及後來出版《文心》等事情，夏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別是關於教育問題的文章都是發在《中學生》雜誌上的，今天來看這個雜誌，就是一課外讀物，夏先生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寫道——
中等教育為高等教育的預備，同時又為初等教育的延長，本身原已夠複雜了。自學製改革以後，中學含義更廣，於是遂愈增加複雜性。
合數十萬年齡懸殊趨向各異的男女青年含混的“中學生”一名詞之下，而除學校本身以外，未聞有人從旁關心於其近況與前途，一任其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這不可謂非國內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們是有感於此而奮起的。願借本誌對全國數十萬的的中學生諸君，有所貢獻。本誌的使命是：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疑答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
啼聲新試，頭角何如？今當誕生之辰，敢望大家樂於養護，給以祝福！（1930年1月，《中學生》創刊號）
注意，這是八十年前的一本課外讀物的創刊辭。後來我們看夏先生發在此刊上的文章，基本還是在跟中學生在談人生的，那個時代，教育也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隻教知識，不教文化，這是包括夏先生以及同道者葉聖陶等諸位先生看到的問題，這也正是他們要辦中學生雜誌的初衷。所以這還真有“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的意味的。
一個語文老師，一個作家，一個出版家，在夏先生這些身份上，我最為看重的應是“語文老師”，因為這才是關乎千千萬萬人的大事情。夏先生在辦《中學生》的時候，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跟葉聖陶先生一起出版了《國文百八課》和《文心》，這在今天看起來，是一件造福後世的事情。因為就語文和寫作而言，人們公認的有一個怪圈，即會寫文章的人不會講章法，會講理論的人，又往往拘泥於理論而寫不出好文章，這跟理工科是不太一樣的。以前我們學習語法修辭和邏輯時，也有一觀點，以為這跟寫作是沒有什麽關係的。看多了“文章寫法”一類的書，往往提起筆來不知寫些什麽。那麽夏丏尊葉聖陶這兩位身份相似的作家，他們不僅是兒女親家，也為無數的中國母語的兒女們提供了一種滋養，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感恩的事情。
《文心》和《國文百八課》其實都是源於《中學生雜誌》，尤其是前者。夏丏尊和葉聖陶有幾乎相同的背景，所以他們在開明做出版時才會念念不忘中學生的國文學習和寫作。而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遇到的問題，在今天不僅同樣存在而且變本加厲，嚴重的文風浮誇，不僅是語文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是頭痛醫頭不僅沒有把頭醫好，連腳痛等病也都出來了，而且這是全身心全係統的問題，但是我們的學界思想界，似乎已經無力顧及此點了，雖有作家學者和教授也對語文教學進行反思，但能像當年夏葉等全身心投入的，則還是少至甚少。因為現在的學界也是一個名利圈，中學語文的圈似乎遠不如大學來得大，所以混在大學的多，能呆在中小學的就不多了。大學教授嗆一聲，至少網上的效應也尤如“叫獸”一般的響動了，但中學教師，除了2008年大地震後範跑跑叫了幾聲，幾乎是沒有發言權的，這就是可悲之處。
而更為可悲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化人不得不再搬出民國教材來說三道四一番，殊不知天早就變了，心態也早就變了，即使是你把所有國學都拿出來耍上一遍，又還有什麽用呢？把治標當作治本，或者根本不提治本，那是永遠苦海無邊的。
1934年的5月4日，陳望道先生為《文心》作序，其中一句最為實在——哪裏有這樣平易近人而又係統的書？
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說，自己也在中學裏教過五年國文，覺得有三種大困難。第一，無論是讀是作，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第二，讀的方麵，往往隻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匯的擴展，字句的修飾，篇章的組織，聲調的變化等。第三，作的方麵，總想創作，又急於發表。不感到實際的需要，讀和作隻是為人，都隻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遊戲。隻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為思想就存在語匯、字句、篇章、聲調裏；中學生讀書而隻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裏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匯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隻存其輪廓，沒有什麽用處。總想創作，最容易浮誇，失望；沒有忍耐而求近功，實在是苟且的心理。
《文心》一書是用故事和人物的方法，來談寫作的，這是我以前所沒有看到過的，不過你看今天的新聞，包括紀錄片的做法都講究要有故事，要有情景再現，而這一點先生們在80年前就想到了。《文心》設置了一個老師王先生，兩個學生樂華和大文，通過他們的故事，來談國文學習。比如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就講樂華和大文上了初一，遇到了魯迅先生的《秋夜》，他們便開始討論“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他們不太明白為什麽要這樣說，還有“這上麵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倆學生不懂，王先生就一一地講給他們聽，特別講到，這些文章都是大人和古人寫的，這便也是“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一題的來曆。
《文心》就是這樣，一篇講一個問題。可以想像，對於中學生而言，它是有極大地幫助的，而對教語文的老師而言，這種啟發或許會更大，因為全書三十二篇，涉獵的麵很廣，有講閱讀，也有講寫作的，講寫作又分好多內容，而講閱讀的，又得結合當時的時勢，結合學生的年齡和心理，很有深入淺出之感，真是得感謝夏葉兩位先生這麽有心這麽有趣這麽堅持這麽認真地在做這麽一件功德圓滿的事情。而且據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說，此書寫到三分之二的時候，夏先生的女兒滿姑娘和葉先生的兒子葉至善喜結連理。
而翻閱70年前的《國文百八課》（實際上是七十二課，因為沒有編完），然後比較今天的中學語文教材的篇目和體係，是能引出不少新話題的。比如就所選的作者來說，那當然沒有我們1949年之後成名的作家了，而在五四後的那一批作家中，像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冰心、茅盾、巴金、徐誌摩等當然都赫然在冊的，所不同的是，魯迅隻選了四篇，它們分別是《風箏》、《秋夜》、《鴨的喜劇》、《孔乙己》，這也就是說沒有選魯迅的雜文，而選了先生的散文和小說，而今天為我們熟知的胡適（三篇）、蔡元培（四篇）等人的作品卻占了比較重的比例，當然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王光祈，包括孫文、宋慶齡、陳布雷等人的文字也入選了，但是並沒有選蔣中正的文字，這實在也是很耐人尋味的。
當然也有不少跟今天的教材相同的篇目，這主要體現在文言文和古典詩歌中，如歸有光的《項脊軒誌》、《墨子》中的《非攻》篇，《史記》中的《西門豹治鄴》，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劉基的《賣柑者言》、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魏學洢的《核舟記》、林嗣環的《口技》等，還包括了《三國演義》中的《楊修之死》，《水滸》中的《景陽岡》等名篇，這也說明我們對古文名篇的看法，這七十年來的標準也沒有基本改變，包括孔孟的基本篇目也是大同小異的。這也意味著爺爺輩和孫子輩學的是同一篇文章，這或許也可以說明，夏和葉的選本，起到了現代語文教育奠基石的作用，因為我沒有看到更早更全的選本。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了這麽一個現象，他們所選的同時代的現代作家中，是以南方作家為主，包括豐子愷、沈定一（選了其代表作《十五娘》，這是我第一次讀到），夏丏尊沒有選自己的原創作品，隻選了其譯文，至於葉聖陶，那是有原創作品的。
《國文百八課》在編輯大意裏說：“本書每課為一單元，有一定的目標，內含文話、文選、文法或修辭、習問四項，各項打成一片。文話以一般文章理法為題材，按程配置；次選列古今文章兩篇為範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辭，就文選中取例，一方麵仍求保持其固有的係統；最後附列習問，根據著文選，對於本課的文話、文法或修辭提舉複習考驗的事項。”
作為語文老師和教育家，夏先生顯然是煞費苦心的，尤其是這兩本書都各有側重，包括他還跟劉薰宇合作過一本叫《文章作法》的書。一個作家來編教材，來講如何學語文，如何寫作，這目的還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學生語文學習和寫作的問題。而從更大的層麵上講，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除了從主義上來改造中國之外，還有不少從語言的角度切入，這大約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陳望道先生後來會畢生研究語法，而政治領袖如毛澤東也創造了他的那種“毛體”，因為在“文革”中，“毛主席語錄”就甚為流行了。
三、白馬湖文學流派以及夏先生現象
一個從照片看上去非常中國化的中年男人，且有點老態，但是我們讀同道人寫他的文章時，都說他是一個非常日本化的人，這可以他的散文《日本的障子》為例，這是講日本式的窗戶的，夏先生特別提到“日本趣味的可愛的一端是淡雅。日本有許多淡雅的東西，如盆栽，如花卉屏插，如庭園布置，如風景點綴，都是大家所讚許的。”夏先生每天都要在家裏插花，即使是在上虞白馬湖這樣的郊區，他的生活也是頗為講究的，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喝黃酒了，包括早先的經先生在內，包括豐子愷，酒量都很好。這種講究並非每餐大魚大肉，而是顯示出他的一種生活情趣，這種情趣，跟他們營造的世外桃源有關。
當然，往深處想，這跟當時他們一批人所接受的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思想又不無關係。也就是說，夏丏尊是一個有理想的人，當年他是在辦鄉村教育，後來做出版，那都是他理想的一種，雖然也要養家糊口，但那個時代的教書匠、文人和出版家，如以夏丏尊為例，顯然是超越了柴米油鹽的境界，雖然他們也根本就沒有大富大貴。
如果僅僅從文學成就來講，夏丏尊也許不算是特別卓越的。我後來想，他是一個做得比寫得還多的人，如果沒有約稿，他大概是不會去創作的，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似乎也不會無緣無故去寫博客的，因為他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但是就白馬湖文學流派來說，我以為最為核心的骨幹應該就是夏先生，這可以他的代表作《白馬湖之冬》為例。
我感覺白馬湖的這幾位大家都各有特色，豐子愷有童趣和佛緣，朱自清的深情和質樸，而到了夏先生這裏，就有點如紹興黃酒的醇厚和粗礪了，對，粗礪，但這又是一個愛好精致生活的人，這恰恰就是夏先生身上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說他主動要求擔任舍監，不怕學生的刁難，而且敢於據理力爭，甚至認死理。我也注意到學生對他的評價中有這麽一句話，說他有很強烈的支配欲也就是說他很喜歡管學生，但這種管人的理念中，卻又是有一顆佛教徒的心。他有支配欲，性格卻不是一個剛烈的人，這跟他小時候鄉人對他的一個評價還是頗為吻合的，小時候的夏先生曾有“灶壁雞”的稱號，注意，在紹興鄉間，人們常常會把一種膽小的人稱為“灶壁雞”。但是這隻“灶壁雞”後來卻成了四大金剛之一，在白馬湖期間，經先生其實是一個掛名的校長，實際事務還是夏丏尊在做的，但是在夏老師身上道不同就可以不相為謀，這樣的脾氣還也還是少見的。後來他又跟自己的妹夫意見不合，故而走人。在夏丏尊身上，既有投入社會改造世界的一麵，但又時常能夠獨善其身，也就是說他常常能在進退之間安身立命，這樣的人很認真，比如他是名著《愛的教育》的譯者，此書哺育了好幾代人啊。那是因為他看了這個書之後流了好幾次淚，自己先感動了，故而譯出來給世人看，他的創辦開明書店和創辦中學生雜誌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還有一點也很有意思，夏丏尊交往過不少名人，比如他在湖南時跟毛澤東也共事過，但幾乎沒什麽交往和印象，對魯迅的印象是深一點，關於魯迅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事情，基本來自夏丏尊的回憶文字。
這其實也是夏丏尊做人的姿態，正如一位名家對他的評論——作為一個辛勤的園丁，他正是一個不求聞達的苦幹者。
夏丏尊的晚年過得很不好，這可從幾個方麵來看。第一他的身體出現了早衰的現象，所以他的《中年人的寂寞》寫得極為感人，當然是感動中年人。第二，他被日本憲兵抓進去坐過半個月的牢，雖然不能說受盡折磨，但在心靈和身體上畢竟是一大創傷，隻是按照鄭振鐸先生的說法是——敵人們大概也為他的天真而懇摯的態度所感動吧，後來，對待他很不壞。第三，也是鄭先生所提供的材料，說夏先生的生活過得很苦，在上海時，他是天天擠車上班，從來不肯“坐頭等”，而且辦公時總是以一塊麵包當午餐，偶然是塗些果醬上去，已經算是很奢侈了。別人想有點牛肉、雞蛋伴著吃，也有人上小酒館去喝酒時時去邀他，他總是不去。
這就跟在白馬湖時的生活大不一樣了。而且他又是一個多愁善感之人，卻又不僅僅限於文藝方麵的，豐子愷曾經這樣寫過夏先生——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有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的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曆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皺眉，歎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惑眾生的疾苦……
包括豐子愷在內的夏丏尊的好多弟子都講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一般來說，“很好的人”在世俗語境中往往是無為而無能的人，但是這位夏老師又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包括後來他在春暉，因辦學理念的不同，他跟經亨頤校長都鬧翻了，要知道經校長對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呀。
“是丏尊，不是丏尊。”一語出在他去複旦大學上課時說的，他當時去上第一節課時，便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浙江上虞人，沒有什麽洋翰林、博士頭銜，但希望注意：是丏尊，不是丐尊。”
然而關於他的名字的由來，夏先生最早的本意就是要讓人把他當作“丐尊”的。夏先生原名為“勉旃”，1912年他將之改為讀音相近的“丏尊”，“丏”這個字實在生僻不常用，他的本意是讓人在選舉時寫錯成“丐尊”，這樣他的選票便就成了廢票了。因為他不願做官，這一點跟他的同事經亨頤和劉大白先生倒是大相徑庭的。
劉大白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這種多方麵興趣的人，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蔣夢麟
大白在朋輩中，年齒最長，而興趣卻反最高。好說閑話，好動閑氣，又好購置閑物……有人定綽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歡歐化，好新奇，故更有“歐化老少年”之名。
——夏丏尊
他是舊詩詞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話詩的創作上，又是急先鋒
——曹聚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