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經亨頤：自有家釀，不食沽酒
一、為什麽要自釀美酒
人生變遷，聚散無常——這是1916年7月，經亨頤先生在浙江一師畢業生送別會上的開場白。
知了一聲，又屆暑假期矣，諸生將欣欣言歸，得敘天倫之樂——這是1917年7月，經亨頤在學年終業式上的訓辭。
光陰荏苒，經十年如一日——這是1918年5月，經亨頤在一師十周年紀念會上的開場白。
今年元旦，餘自有一訓；願為社會作馬牛——這是1918年7月，經校長在一師畢業式上的開場白。
經亨頤先生一生中一定作過無數的報告和講話，或長或短，或非講不可，或僅是應酬客套，現在僅從看到的文字，我是極喜歡他的開場白的，他的開門見山式的講話，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直白又很堅定的人，他不繞彎子直奔主題，雖說畢業式每年要搞，紀念會年年要開，這話講來講去也就是這麽幾句勵誌的內容，但經先生是個認真之人，他還是花樣番新地每次都要講出一個新的內容——這從他的日記中也可看出，為了這看上去拈手就來脫口而出的講話，他還是在做功課的。
經亨頤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積幾十底之功經營浙江一師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線，雖然他並不怎麽禁止師生們自己沽來的酒，但內心裏他隻相信自己釀的酒，即浙江一師的家釀。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經先生在浙江一師，到底釀了些什麽酒？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進入微醺狀態。哪些人又是“酒後鬧事”，又是哪些人因此發布了“禁酒令”？
是的，作為浙江紹興上虞人氏，經先生的酒量是超好的，據說有五六斤黃酒的量，那個年代的文人和百姓，還是喝黃酒的多吧，至少在我們江浙一帶，哪像現在熒屏上的民國戲，動輒就是喝紅酒或威士忌，這假得都離譜了。而在1919年的中國，又要多少的糧食在發酵，又有多少的酒意在醞釀，又有多少名目繁多的酒在待價而沽？
1919年的中國，不僅是一壇打開壇子的醇鬱的黃酒，當然如果從比較的層麵上說，也可說是是一瓶打開甚至打碎了的威士忌和伏特加，空氣中散發著濃烈的酒氣。
正如那些傳記所寫的某明星的入行完全是誤打誤撞那樣，經亨頤先生之於浙江一師，也是這麽一種誤打誤撞的性質。當1905年浙江廢科舉興學堂，在杭州貢院舊址興辦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時，誰也不知這個學堂該怎麽辦？但是時代潮流滾滾向前，辦新教育是大勢所趨啊！那麽好，所謂百廢待興，新生嬰兒就要呱呱墜地了，誰來做這個接生婆呢？或者說誰來做這個奶媽呢？學校之難辦絕不是從今日始，而杭州貢院前這個新學堂的難弄是大家都知道的，幾個月就要換一個校監和教務長，想要當的沒能力，有能力的最後也下課了。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學校教育總是扮演急先鋒的角色。你看看1919年、1966年莫不如此。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該怎麽辦師範學堂，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呀。不過由此也看出晚清政府也有極開明的一麵，那就說去日本找吧。可是留學生在日本都呆著好好的，誰也不願意提前回國，沒有人願意當這個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最後隻好拜托在日本的紹興同鄉會來開會決定。當時的同鄉會，權力很大，尤是對那些遊子們來說，出門在外，異國他鄉，靠什麽來維係個人和祖國和家鄉的關係，靠什麽來維係留學生之間彼此的聯係？那就是靠同鄉會。那是一個國弱民貧的時代，一個中國遊子還沒有強大到可以離開組織的。紹興一帶的民風和學風，既有刻苦耕讀的一麵，同時還有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所以想方設法去留學的人數還是頗為可觀的。可是就在紹興同鄉會開會討論誰回國來做這個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時，聰明的許壽裳和錢家治（錢學森的父親）都不來參加這個會，老實的經亨頤去參加了，於是大家一致決定派經亨頤回杭州來做這個教務長。沒辦法啊，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啊，這紹興同鄉會就是一組織啊。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經亨頤也是為自己的經濟著想，因為不管怎麽說，回來就是可以拿官餉了，何況官府也開出了條件，等把學校辦起來之後經亨頤還可回日本繼續學業，這等於由自費生變為了官派生。所以在1908年的年底，經亨頤就再赴日本完成學業，這就是條件之一，這也是經亨頤的曲線求學之路吧，因為他的家境並不寬裕。
紹興同鄉會作出決定之後，經亨頤向學校休學一年，並且還帶了兩個日本老師回國，時為1908年1月。
僅憑此舉，可見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難得，二是相當的開放，同時也說明當時的海歸也非常吃香啊！所謂相當的開放，那也有點病急亂投醫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為本土的鄉紳們是辦不好新型的學校的，那隻能請海歸來，於是便有了經亨頤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經亨頤在日本是學理科的，其專業是物理和數學，此前也學過化學，不過他感興趣的卻是倫理，後來在校授的課也是修身方麵的，在今天大概可算是“政治”課吧。這個理科生，後來詩書印畫俱佳，學問之全簡直不可思議。
一個在日本沒有畢業的學生，一眨眼成了師範學校的教務長，是僅次於校長的角色，這個變化讓一同前來的一個日本老師很受不了。這個老師叫中桐確太郎，經亨頤還是他的學生，可是現在一到杭州，這個學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上麵了，所以他是有點看不懂的。不過當兩年後經亨頤從日本再次回來時這個日籍老師還在，說明他也還是以飯碗為重的，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叫“你懂的”。
而當經亨頤回日本繼續學業時，又是紹興人許壽裳接了教務長的職務，這個時候包括魯迅等都學成歸來了，準確的說他們不得不回來了，因為這些百年前的70、80後，實際上誰都不能算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就拿今天的話來說，留過洋鍍過金，那也得回來閃光了吧，至少有養家糊口之責任了。後來許壽裳在杭州發動了木瓜之役後又憤而走人，這是海歸派和國粹派的第一次交鋒，這所學校在兩年時間裏，走馬燈似的換了6個教務長，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來過了，這無疑也為經亨頤的再續前緣鋪下了道路。在許壽裳當教務長的時候，海歸魯迅因為沒有正式文憑，一開始隻能做日籍教師的助手，但這已經是魯迅回國後的第一桶金。當時在兩級師範學堂，海歸的老師占整個教師的三分之一以上，且還有外籍教師。
就這樣，經亨頤因為在日本參加了一次紹興同鄉會，便被同鄉會派回杭州當教務長，這在今天看來是有點匪夷所思的。也就這樣，經亨頤和杭州貢院前的這一所學校開始了一種生命中的緣份，這也就是他後來在《六十自述》中寫的“杭州初執鐸，明遠定前緣”。這所初執鐸的學校，無論它叫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還是叫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或是後來更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經亨頤從1908年開始為其服務，直到1920年辭職離開。
1912年，即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那真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啊，革命結束了，這些都參加了民國革命的精英分子都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這一年，經亨頤順理成章地正式做了校長。第二年學校就改名為浙江一師了。說實在的，在發生一師風潮之前，官府對經亨頤還是滿意的，至少是默認他的吧，因為那個時候他不僅是浙一師的校長，還是省教育會的會長，且長期連任，後來又兼任浙江省青年團的團長，可以說數付擔子一肩挑。完全可以這麽說，經亨頤就是二十世紀十年代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塊牌子，因為當時浙江還沒有官辦的綜合性大學（有教會辦的之江大學），那麽論辦學規模和影響，浙江一師自然是名列第一的。這也從另一側麵證明了一個道理——外來和尚好念經。海歸的經亨頤之所以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麽。
在浙江一師的元老中，大概隻有他的鄉黨同是紹興上虞人的夏丏尊的資格是跟他一樣老的，因此到了1920年，經先生的這壇佳釀至少已經釀了13年，隻不過在1920年因為一個“非孝”事件而讓酒壇子突然被打開，一時酒香四溢，眾人評說不已。
今天當我們回首一師風潮前後的曆史，探究經亨頤釀的到底是什麽酒時，我覺得有兩個要點是必須抓住的，第一，經亨頤是一個注重人格教育的教育家；第二，經亨頤信奉與時俱進的理念，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運作能力，使得浙江一師以及後來的春暉中學成為了中國新文化新教育運動的重要基地。
當然，一個成功的教育家，還得是一個交際活動家，有一段時間裏，經先生也活躍於政壇，後來有人在白馬湖時期對他頗有微詞，就是因為他太熱衷於政治了，或者說政務占據了校務，使得著名的春暉中學也麵臨了危機。這是後話了。
二、坐而言易，起而行難
在浙言浙。吾浙之風土，吾浙之人才，吾浙之物力，均不亞於他省；而名山勝水，徒供遊覽，文士名流，迭聞他適，物產不謂不豐，財政恒虞支絀。軍事費用占大半，司法擴充，猶不遺餘力。是謂“不教而誅”之政策。嗚呼，吾浙之教育！嗚呼，吾浙之前途！
吾觀今日浙江之教育，而悲將來之浙江。教育者，根本之事業，基於今日而期於將來者也。早為之圖，猶慮不及，因循以往，複何收效之足雲。事業之興，有二要素，曰人與經費。有人而後有經費者，社會事業也。有經費而後有人者，公家事業也。教育固社會之事業，亦公家之事業，二者不可偏廢。而今日浙江教育之教育，此二要素，可謂俱無矣。
……
這是經亨頤在《全浙教育私議》文章中的開頭兩段，也是收入在《經亨頤教育論著選》的第一篇。這是寫於1913年的文章，是洋洋灑灑的萬言書，此文高屋建瓴地從浙江學校教育的布局，小學中學大學以及社會教育和博物館圖書館等現狀等方方麵麵，論及種種弊病，最後經先生說道——坐而言易，起而行難。有其事無其人，有其人無其經費，有其經費無精神，亦徒呼負負也。然天下事未可概作消極觀。始創之事，必多未良。惟其未良，可以改良。必欲一舉而臻美備，則成立無日，進步無望矣！吾浙不乏熱心教育之君了，倘天下懷相洽者，盍讓我以坐而言之易，而匡我以起而行之難。馨香頂禮，全浙幸甚！（原載《教育周報》第3期、第5期）
從此文看，經先生一方麵是全局在胸，一方麵也是文人憂政，但經先生並不天真，文中屢屢提到“經費”二字，事、人、經費和精神，恰好都體現在經先生的身上了。經先生顯然是一個要起而行的人，而且明知行路難，卻偏要走到底的那麽一個人。從這篇文章看，經先生的眼睛裏，不隻是一個浙江一師，而是有著整個浙江省教育的生態地貌，這跟他擔任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的身份是吻合的。
1913年還有一篇文章，就是一則兩百來字的短文，題目叫《餘之遠足會觀》，說的是學校要搞春遊遠足，這是經先生讚成的，但是他說遠足隊伍“整隊而行，鼓號之聲洋洋盈耳，耀武揚威，猶如出戰，且謂軍國民教育原當如此。”這麽小一個事情，經先生也不放過，想想今日之中國，各種團體操層出不窮。經先生提出了“須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的觀點，我以為這就是經亨頤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的一個點。
這一長一短的兩篇文章皆是刊於《教育周報》，這是當時經先生發表思想觀點的一個很重要的陣地，這也是省教育會辦的一份周報，同為紹興人的沈仲九曾擔任該報的編輯。
經亨頤教育思想的核心，還是他所提倡的“與時俱進”精神，這在近一百年前（1913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這大概是可以看作貫穿在經亨頤教育思想和實踐中的最主要的一條精神脈胳。後來我們知道，在五四時期，全國中學（師範）類最有名的就是兩所學校，一是浙江一師，第二就是湖南長沙師範（毛澤東的母校），後來因一師風潮辭職之後，經亨頤去家鄉上虞辦春暉中學，不久就有北南開、南春暉之美譽。當然如果從成敗論英雄的“黨史”式的寫法上來說，浙一師也許遠比不上毛澤東的母校長沙師範，但如果從新文化新思潮的角度來看，浙一師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源頭。這個源頭的思想基礎，便是與時俱進，我們現在說與時俱進，還以為是一個挺政治和新潮的詞語，其實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中，而經亨頤給予了發揮和發展，使其成為辦學的總方針，特別是體現在他關於對師生進行人格教育的內容上麵，包括校訓的“勤慎誠恕”四字，也都是人格教育思想的體現。而經亨頤在他的《杭州回憶》中說過他提倡與時俱進的“最簡單的理由”是——
最簡單的說個理由，兩句話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變的。
二、道德判斷沒有客觀的標準。
這兩句話的偉大，可以把一切偽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無遺。道德是有機的，是隨時代演進的，決不是未有人類以前，哪一個上帝預先製定的，又不許既有人類以後哪一個聖人任意假造的……
這可以看作是經亨頤教育思想的出發點，要知道那個時候新舊社會更替，其劇變的激烈程度不亞於今天的改革攻堅，也不隻是我們想像中的男人剪掉一條辮子那麽簡單，我想這跟尼采說的上帝死了是一樣的震憾。舊製度在土崩瓦解，但新的秩序卻沒有能建立起來。同時舊的觀念也還在人們的腦子裏根深蒂固。比如1909年的“木瓜之役”的導火索僅僅是因祭孔而起的，新派老師覺得沒必要再祭孔了，而夏震武們則認為孔夫子就是祖宗啊，哪有不祭之道理呢？於是衝突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據經亨頤在《杭州回憶》中寫道，他來上任時也是穿著西裝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師也跟他一樣跪拜，隻不過日本教師在偷偷地笑。這個細節一方麵說明傳統勢力還很強大，另一方麵也說明經先生一開始也是要入鄉隨俗的，他隻是慢慢地在積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他的改革才得以開始大刀闊斧。因為實踐也證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難的，而在這破和立的搏弈中，最為稱道的就是經校長的四項改革措施。
三、四項改革措施
經亨頤的第一條改革措施就是教員專任製。
看有關民國的回憶文章我們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些稍有名氣的老師，像李叔同這種是不用說了，就是中學老師也有在好幾個學校兼課的，經亨頤認為此種現象，教師隻是對課目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更談不上對學校的忠誠了。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經先生反思說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學校對教師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學期一聘的，老師有朝不保夕之感，於是便狡兔三窟，這既可多賺錢，也可東方不亮西方亮。其實經先生早就看到此種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為什麽，因為這涉及每個老師的切身利益，這就需要我們大致了解當時教師的年收入是多少了。從經先生為春暉中學製訂的計劃書可以看出，專職教員的年工資是700元，書記是300元，校醫是480元，附小教師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後勤員員工為180元，而門房等隻有84元，以這個標準來參照浙一師當時教師的工資水平，大約應該是相當的。這裏需要補充的是，“計劃”中春暉中學校長的年薪是1200元，教務長是1000元。
而另一個數據是，據曹聚仁的回憶，他當時讀師範時的膳食費已經不能享受全免，而隻能是半免，那麽半免之後還得交多少呢，是18元，這18元就相當於他們家十畝田的收入，或者得賣掉30擔新穀才能換來的，而當時的物價是，以1918年為例，上海一市石（120斤）粳米的價格是6.62元。由此可見當時的教師的工資還是頗高的，而那種到處兼課的，每月大約也就30元左右吧。而如果每個學校三十元，那在兩個學校兼課任教，則底線即可保證每月有60元的收入。魯迅當年在北京也是到處兼課，徐誌摩婚後也打了好幾份工，都是為了謀生計。
從經亨頤日記來看，他對施行教師專任製方麵投入的精力是頗多的，而施行時卻困難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記中，經先生就寫道——下午三時，至教育會開校長會議，餘有教員專任之提議。
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記中，經亨頤四次講到專任製。
3月1日——擬專任教員試行法，先從理想約定為規則，然後與現聘教員事實相合，能否可免窒礙尚不可知。
3月3日——下午一時，至教育會開臨時校長會議，餘擬就專任教員試行法草案，與各校實際尚無大差，各校長希將草案印刷分送，與現在情形妥為湊合，須於星期三再開會方可決定，餘將草案送報館，使省垣外各校參考，以期易於統一。
3月7日——三時，至吉羊巷教育會，開校長會議，專任教員問題仍由各自呈複。
3月10日——作函寄馮季銘（省長助理，作者注），為專任教員問題。渠（即他）主張月俸厚於後而薄於先，餘以為有流弊。偶有所見，不敢隱，亦我盡我心而已。
注意這是1917年，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是1917年到1919年期間的，但又不齊，1917年3月之後就“軼失”了，一直要到1918年的2月14日才又接上，但1918這一年一直到年底，日記中未見提及專任製，是不好提還是不屑提了呢？直到1919年1月29日，才又見日記中提及——賡三來（即王賡三，時為教務長，筆者注），為接洽八年度預算事，準照專任編製，實行與否，責不在我也。
推行教師專任製，須對教師發專職聘書，且規定每周一開教師例會以定奪學校大事。經校長認為這個教員專任製，是對教師限製和信任的互為因果，表麵上看是限製了教師兼課的自由，但從更大的程度上來說是信任了教師，也是真正把教師當人看的一種做法，因為這是讓教師吃下了定下丸。這裏沒有數據支持，說專職前後的薪水情況的對比，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於說提高了多少，有沒有提高到教師可以不去賺外快了，這還是不得而知的。因為越是優秀的教師，在外麵兼課就越容易，而我看經先生的日記，在1919年他自己還是在“法政學校”兼課的，每周一次，校長尚且如此，教師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教師專任製的確是對當時學校用人製度的一種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艱難的。據1919年3月24日日記所記——談本省教育經費，八年度共百十四萬，較去年增加十萬，而專任製猶未能實行，為之悵然。
這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專任製是需要財政撥款才能實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的3月26日，專任製也還沒有完全實行。兩天之後的日記中，經先生又寫道——又至教育廳，為商專任製事，因聞預算之關係，又將作罷。省垣各校不假此名義，永無整頓之希望，請其積極進行。
從以上的日記可以看出，經校長對教員專任製也有無奈有歎息，但還是堅持不懈。經校長是將此當作一樁事業來做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騰頭脾氣”，即我們說的那種浙東紹興人的倔脾氣。
1919年7月6日，經校長又寫道——三時，丏尊、賡三來，接洽業務，大致已定試行專任製，添聘國文教員、理化教員，而夏、王則為校內中堅，少任教課。
7月7日——上午，為校事訪敬廬、元茲、仲九，試行專任製有所商榷。午後，又邀丏尊、賡三來、聽泉來談。
7月10日——在寓無事，擬專任職員規則數條。
9月14日——自一時至三時，開專任職員會。
9月25日——即晚，集本校專任職員在寓便膳，接洽校務，說話甚多。
這一些都算是好消息了，教師專任製總算成功了。那麽從以上日記看，經校長為了專任製可謂想盡了辦法，對上要去跑經費，說白了就是要增加教育預算經費；而對省內同類學校呢，又是希望能夠參照執行，以免得標準不統一，而招致多數人的反對；而對校內老師呢，又是談話，又是請吃家宴，特別是對骨幹老師，可謂是密謀再三，交心交底啊。
經亨頤在浙江一師的第二條改革措施就是學生自治，並頒布了諸多自治大綱，這也正是後來鬧出學生風潮的淵藪，同時又是風潮能得以和平解決，沒有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的一個重要保證。那時經校長的意思是說，讓學生自治並不是指學生已經有能力了，而是要培養這種自治的能力，且教師必須擔負更多的指導的責任，這是從人格教育、國民教育為出發點的——所以這是非常有超前的一點，看今日的學校教育，恐怕遠遠沒有達到。經校長還專門作了學生自治歌教大家在學生自治大會上來唱，時為1919年的11月16日——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誤至斯。
禽獸草木無理性，山川風月無意誌。
教育為何治何為？理性意誌各自治。
注意，後來大名鼎鼎的曹聚仁就做過一師的學生自治會的主席，不過那基本已是在風潮之後了。
學生自治的內容主要表現為幾個方麵，一是禁煙有成效了，學生管學生，比老師管學生有用得多；第二是學校膳食管理也較以前更為民主和進步了，因為師範生都是吃公家食堂的，即都是集體用餐的，食堂燒什麽人們就吃什麽，全是大鍋菜，學生對學校的不滿，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食堂的不滿，因為學生自治，學生參與到了膳食管理，既知道了市場的物價，也知道了這一日三餐的難處，於是人們的心態要平和多了。這裏麵甚至包括膳食費都要交到學生自治會那裏的，因為後來膳食費隻能免一半了。第三便是請假製度，學生自治會規定每日的下午5點到7點可以請假出校，經校長後來自己也說，新規定之後他發現跑出去的學生反而少了，而且學生管學生反而管得更嚴，本來周三下午是放假，在本城的學生如果回家是可以不必當晚回來的，但是自治會卻規定必須當晚就得回來，這讓經校長覺得反而更嚴了。
實際上經校長的這兩招，教師專任製對教師是嚴，是讓教師有忠誠感；學生自治對學生也是嚴，《杭州回憶》中他就講到這一點——我平時對學生，並無何種特別手段，而且決不主寬，是極主嚴的。所謂主嚴，不但對學生，自己辦事上首先主嚴。經亨頤之主嚴主要是講入學考試，每個學生都經過他的手招進來的，報名人數和學額差不多要一與二十之比，無論何人送來的條子一概不理。而在經校長主嚴的背麵，我們卻看到了他對學生的仁慈和寬容，甚至到了有點無奈的地步。1919年1月4日他在日記中講到對違紀學生處理的態度——四時，開校務研究會。餘表示嗣後管理學生勿以除名為結局，凡以此事相請者，概不遵辦，革去執法校長之心理……學校以外不良之青年，尚有教養之必要，以學生而放於社會，或斥至他校，恕之謂何？教育本務之謂何？
經亨頤在這裏提到了對學生的除名是違背“勤、慎、誠、恕”校訓中“恕”之原則的。其實經校長的這種思想在他的日記中處處可見，如1918年12月21日的日記——賡三聞學生背後之謗，要求積極辦法。餘以為不必計較，對學生無曲直勝負之可言，仍宜以訓諭開導，勿效從前濫用權威，大背教育之本義。而其他職員亦有悻悻者。餘故以“人師之患”使若輩反省。惟丏尊與子韶較明事理。今日言教育，難矣哉！
1918年12月27日，經亨頤在日記中又寫道——曹顯曾、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季錫澍嫌疑，暫令停學。師學校不幸，管教無方，反躬自愧，應如何研究以圖完善，先深思原因以誌吾過，教育洵不易言也。
由此看出經先生之反省精神。
經亨頤的第三條改革措施就是改革國文教學，廢文言而教白話，這也是非常革命的事情，也是遭封建遺老們攻擊頗多的“罪行”之一，因為教師專治和學生自治，說到底還是你們學校的內政，而老師教什麽，學生學什麽，這可是大問題了。經校長提倡教白話文，但當時連白話教材都沒有的。1919年的10月，經校長規定一師和國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話文，同時也采用注音字母。經校長聘請新派教師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到浙一師任教，他們和夏丏尊一起進行新教材的編寫，選了大量的流行的時文，這四位教師後來即被稱為浙一師的四大金剛。金剛有了，那麽經校長是什麽，大家就一清二楚了。而在1919年的秋季開學之時，學校裏既來了一些新派教師，同時也走了幾個老派的教師，像單不庵和陳子韶就都走了。單先生是講宋明理學的，原來施存統和俞秀鬆也都是他的學生，包括曹聚仁最為敬佩的恐怕也是單大師，他後來在文瀾閣（浙江圖書館）的工作，就是單師給介紹的。陳子韶也是南社的成員，學養頗深的。
查經亨頤日記可以得知，四大金剛中除了夏丏尊是老資格的一師教師之外，其他三位在一師的任職時間，充其量隻有一個學期到一年，但僅一個學期，就讓一師的國文教學出現了新的氣象。
三人中的同鄉劉大白，可能是經亨頤最早認識的，1918年3月24的日記中就有這麽一句：初晤劉大白。
到了1919年，劉大白的名字在經先生日記中出現的頻率便漸漸多了起來，其中有劉咯血生病的記錄，包括7月8日所記——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此前劉大白隻是做過《教育潮》的編輯，這一點在1919年4月28日的日記中提到的——與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編輯事。
1919年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團內部組織已就緒……大白為編輯兼文牘。
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了經亨頤的信心滿懷——北京大學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下學年國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須及早物色相當者任之。餘囑意沈仲九或張瞻，未知能否如願也。
大約是後來不能如願，便有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的介入。所以當7月8日大白答應後，便有7月16日在上海“訪沈尹墨，介紹李次九為本校國文教員”，也便有19日“訪大白，詢李次九品學”的記錄，到了8月6日又有“晤陳望道，麵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短短一個月時間，經亨頤就搞定了三位國文教員，再加上得力幹將夏丏尊，就這樣白話教學、國文改革的師資框架已經搭起來了。而經亨頤本人也頗為興奮地在8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初試白話文，付《青年周刊》。
他自己都身體力行了。
經亨頤的第四條改革措施就是試行學科製，這就是在今天的大學中已經普遍實施的學分製。經先生認為，一個學生一門考不及格就要留級，然後他什麽功課都得從頭學一遍，非常無趣，所以想推行學分製，但後來因為發生了風潮，這學科製並沒有能很好的實施下去。倒是後來薑琦繼任之後，又將之落實了下去。
四項改革中，後來能被官府當作把柄的，主要也就是白話文的改革。因為既然叫改革，那一定有阻力，且可能扛著的是上千年的阻力其實這種改革本身就是體現一個與時俱進思想的，因為我們看到不久之後，白話文已經完全替代了文言為主體的國文教材，而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經先生那個階段的日記和講話訓辭，其實還是半文不白的形式，不像我們看到的他寫於1937年的《回憶杭州》的文章，才基本是白話文了。經先生自然是古文功底甚厚的人，包括他給浙一師定下的“勤、慎、誠、恕”的四字校訓皆是從論語和中庸的著作中來的，而且他還將之發揮和弘揚。
在經先生的諸多改革中，今天看來其實也有不那麽與時俱進的動作的，包括他要將師範五年製改為四年製，其中壓掉的一年，就是要大大壓縮外語課，因為他覺得師範主要是培養小學老師的，光靠這一年半載的外語是不能出去教學生的，所以還不如給壓縮掉，這在當時是出於實用的考慮。
當然，四項改革隻是一個公認的說法，而照經曆者曹聚仁的意思，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後人都不太願意提及的，即“考試製度的廢除”，這是和“學科製的試行”連在一起的。曹在《非孝的故事》一文中說“第一師範的校風，本來是非常嚴肅的，學生除了埋頭讀書以外，什麽都不許動。那時，舍監和級任先生還有一種武器來製我們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隨你學業成績怎樣好，保要操行不及格，你還得低頭爬一年，因此誰也不敢動……”而在一師這樣一個劇變的風氣裏，不僅學生在變，如以前崇拜單大師的施存統和俞秀鬆變得激進和革命了，連老師也在變化，如“極端嚴厲的體操教員胡公冕先生，這時翻然改變，成為社會運動的急先鋒……”（曹聚仁語）
廢除考試。或者說叫考試製度的改革，這肯定是諸多改革措施中的應有之義。這可以以一師風潮中的湖畔詩人們為代表，汪靜之等能那麽傾心於詩歌創作，這一定是功課壓力小，包括考試壓力小有關的，但廢除考試一說又過於敏感，所以在關於一師的相關回憶中，很少有人提及，這是需要特別指出的。
經亨頤的教育理想遠遠不止這些，包括他要創辦浙江大學的計劃，就是因為當時的議員不答應而一再擱置的，作為浙江教育會的會長，他對全省教育的貢獻，顯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羅列清楚的。
四、人格教育和與時俱進
四項改革，其實是有一個核心的，這個核心就是經亨頤先生強調的人格教育，這就是跟與時俱進精神相符相成的。經先生在1915年是如此定義人格教育的：“人格教育以狹義言之，即德育、知育”。德育，我們今天都知道是怎麽回事，而在人格教育中還包含了知育，即我們今天所講的智育，這種觀點還是很先進的。因為教育還有其他方麵的“育”，我們往往容易把並列共存的東西給人為地對立起來，比如說重德育了，好像就輕智育了，講素質教育了，似乎是可以輕應試教育了。不過當下的情況往往是掛羊頭賣狗肉，以為師生隻為應試教育累死累活，現在素質教育一來，那就累得完全趴下了，由此我們要問，這樣的素質和應試真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所需要的嗎？
經亨頤先生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答複教育部谘詢第一案》中指出——人格不僅在一已，生活不僅言日用。多數之人格，即所以構成社會生活，廣義之生活，即所以陶冶國民人格。是故，人格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生活包含於國民人格之內。此人格、生活之不可陷於狹義，亦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所以不可偏倚也。吾國民有自私自利、浮偽虛榮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墮落，生活之日益困難，無可諱言。審此原因得二要領：
（甲）以人格教育維持生活，其主要之點
一、公共心
二、責任心
（乙）以生活維持人格，其主要之點
一、勤勞
二、儉樸
我之所以要抄錄這一段文字，是可以看出經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端倪。此文是教育部谘詢第一件“國民人格教育與生活教育最為重要，師範教育即所以陶鑄國民，宜以此二者為中心，不得有所偏倚，欲實達此旨，應行若何方法？”的答複，當時由經先生起草而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上通過的。經先生在答複文中謹擬了四條辦法：
一是以誠字為全國師範學校校訓之中心。
二是考查學生成績宜注意操行考查，操行成績宜注意自動能力。
三是慎選師範校長。
四是教員宜專任。
由此看出，早在1915年，經先生就提出了教員專任的想法，而且將之與人格教育聯係起來。因此這樣的人格教育就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落到實處的行動。同時由經校長起草這一份文件，也可看出經先生在中國教育界的的地位和影響。當然也有人把經先生提出的人格教育跟黃炎培先生提出的職業教育對立起來考量，經先生對此也專門作過論述，他以為這不是對立，他強調人格教育是基礎，是教育之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人格教育的理論其實也是舶來品，中國的近期教育，有舶日本的，也有舶歐洲如德國的，當然也有舶杜威等美國的，而人格教育則是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一種教育理論，“主張以教師或教育者的人格為教育的主要手段，達到養成學生人格的目的，並強調培養學生人格應是教育過程的中心。”（見董鬱奎的《經亨頤傳》）這便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今天所講的不僅要教書而且還要育人，而且是以通過教書來達到育人之目的。
照教育家張彬的觀點，人格教育的提出完全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張教授說——人格教育是當時德國教育界流行的一種思潮，此說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與理性活動，力圖矯正由物質文明而引起的現代教育之流弊，主張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目的，教授當注意感情陶冶和意誌培養，訓練則以兒童為中心。（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經亨頤校長的四大改革措施，現在看來似乎稀鬆平常，然而在當年的浙江教育界可謂是驚天地泣鬼神了，但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發生《非孝》事件，或者說不是以《非孝》事件作為導火索的話，經亨頤可能還穩穩地坐著校長的位子的，官府拿他也是沒什麽辦法的，因為第一他本來就是官府任命的，第二他有極高的威望，不隻是一校之長，而是社會名流，你要敢動一個社會名流，那就得考慮社會影響。
當然，《非孝》的橫空出世，完全有賴於整個一師的那種開放自由的思想氛圍，這應該也是自有家釀的一種，雖然已經超出了經校長的底線，因為經校長是不會讓施存統去寫此種文章，也不會讓學生們去毆打那些要求加薪的省議員們，但是五四之後的社會是必然是要發生那些事件的。這也正如喝了經先生的家釀之後，酒性是慢慢在體內發作的，甚至是不知不覺發作的，這一點估計連經校長也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學生們又是不滿足那麽一點自釀，他們必然又是要去沽酒的。
比如說當時施存統、徐白民他們已經在搞書報販賣報了，這是《新青年》等得以流進學校的主要途徑，這等於說在今天，寬帶網線已經鋪進了學校。
“須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這是經亨頤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既要改革，但改革得有一個章法，然而風潮一來，章法便亂，師生是千方百計地挽留經亨頤，甚至有“留經不達目的，一致犧牲”的說法，但是經先生就是不為所動，毅然渡江而走，四大金剛也都離開了。如果從官府的意誌上來看，這是令他們滿意的一點，因為他們針對的其實就是這幾個人，再加上要求開除施存統，而施存統自己其實也不等開除就跑到北京去了。但也正因為幾個出頭之人的離去，浙江一師才得以保存。
不過有一點可能大家都忽視了，都說經校長很愛學生，怎麽學生為了保經校長而受苦，你竟然不管不顧逍遙校外？其實不是的，經校長在18年之後的1937年的《杭州回憶》中講得很清楚——“後來風潮愈鬧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會會長的資格，返杭調停而歇！”所以調停者不僅僅是一個蔡穀卿。
可以這麽說吧，就是因為浙江一師的自有家釀，才導致了風潮的爆發，而這又是跟五四運動、跟全國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潮完全一致的。隻不過在杭州，就如同每年八月十八的錢江潮水一樣，它因為一受天文影響，二受錢塘江喇叭口這一地理的影響，所以這是必然要爆發的。
一師風潮既可以說兩敗俱傷，也可以說是兩全其美。
關於那一個時期的情況，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日記中也獨缺了那一段。從經先生的習慣看，不可能不記日記的，可能是日記遺失了，如果不遺失而又能披露出來，或許我們才真正了解風暴中心的那個人的內心世界。或許今天我們所說的關於一師風潮的種種，僅是一家之言吧。風潮之後，家釀不夠了，人們便紛紛出去沽酒了。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那是來自於曹聚仁的回憶，題目就叫《我們的校長》，他說他手頭保留著一封經校長寫給他們的回信，因為當時的曹已經做上了自治會的主席，留經之信便是他寫的，於是便有了經校長的親筆回信，信的一開始稱呼就極有意思，是稱學生為“諸弟”的，然後經校長說——
唉，官立的學校，委任的校長，我們浙江周圍這樣的空氣。大膽來做革命新事業，這是我的錯！你們太心急，“言行一致”；一名話，件件事兒要實現。雖是幾個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會筆你們家族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經和你們說過；要講文化運動，教育者底態度，和他們記者的態度是有分別的；不可全憑主觀，也要顧到客觀……到如今，我不得不含著眼淚忍著心腸勸你們幾句話；無論要做什麽事，切不可拘執一種方法；對象和環境變到怎樣，就應該隨時酌量，我哪裏舍得了你們！不過我們所講底人格，和官廳所講底麵子，彼此都是寶貴的，所以我的複職，現在無從說起……要認定我們所爭底目的，是文化問題，不是人的問題。現在官廳究竟怎樣辦法，雖不可推測，據我想來：一，如官廳沒有維持文化底誠意，決不肯收回成命，要想複職，人格何在！二，如官廳有維持文化底誠意，一定要有相當的校長來繼續進行，何必拘著我來複職，使官在麵子為難？
……最後一句話：這時候證明自治底精神，千萬不可暴行……
實在理性，實在感人！
前麵已經說到《杭州回憶》，這是經亨頤在1937年應《越風》雜誌之約而寫的重要文章，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談及他跟浙江一師的緣份。他講到了一師風潮的來龍去脈，其中有一點很重要，他認為正是那次風潮中軍警的態度，而導致一些急進分子後來跑到了上海，死於“四·一二”事變中，經校長認為“豈不是當時官廳壓迫的措置要負其責嗎？”
在這裏經校長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以前是有的人不敢引用的，他說——老實說他們（筆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剛）抱著思想革命的誌願是有的，可是都不願做共產黨。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第一師範當時堂堂皇皇的態度……
實際上經先生說得既對，也不對。說不對是因為陳望道就是參加了共產黨，且是黨的發起人之一；說對呢，因為陳後來又退了黨。
這當然是經校長站在一個教育家的態度上來看待“政治”和“急進”的，或者是他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宣中華、汪壽華、葉天底這一些人的革命立場的。照經校長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對宣中華們好一些，他們後來便也不會急進地跑到上海幹革命，因此也就不會犧牲性命了。但實際上宣中華在國共合作時期，是兼有兩種身份的人，還一度成為國民黨浙江黨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經亨頤的政治盟友，因為經先生就是國民黨的元老之一。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經先生和沈定一和蔣介石，都是作為浙江的代表而被內定為國民黨執委的。
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經亨頤在回憶杭州時的一句原話。他把他的浙一師當作了家釀，但這仍是開放的姿態的，因為浙一師的新潮，正是受當時的日本等文化教育的影響。自有家釀，不食沽酒，此話可作多種理解，一種理解就是我上麵說的如果浙一師很好，我們都自治得很好，宣中華他們用得著去上海嗎？還有一種意思是講他自己的，因為他在離開一師之後不久，在去北京一年之後他便去創辦了春暉中學，這是他去完成在浙一師未競之事業，而不是為了做個虛的官。正是因為他人格的力量，才使諸多名家後來都聚集到他的旗下，那也不過是一座鄉村中學，但是在有理想的人看來，教育始終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拿多少錢或有多少的升學率，雖然這也是理想之一種。
在後人的記述中，經亨頤是一個很耿直的人，簡直有點“毒頭”（杭紹方言，即脾氣很倔的意思）的味道，意思是一根筋走到底的人。所以他後來為官之後還想做一件大事，他認為故宮是廢宮，一定要將之全部廢掉才可，什麽皇帝坐過的椅子，什麽國寶統統清除——這是他當年向國會奏的一本，隻是沒有通過而已。
如果通過了，那又會是什麽樣的後果呢？僅憑這一細節，我覺得我們今天對經亨頤的認識還是太少太膚淺了，或者說對革命的理解還是在變偏麵了。
包括經先生在春暉中學的辦學實踐，我們今天看到的似乎多是因為朱自清、夏先生等筆下的白馬湖，實際上經先生的辦學理想，跟學校的校董之間也有矛盾，而且這個矛盾後來發展到不可調和，連夏丏尊先生這樣的老臣都不得不離開春暉了。當然這裏也有這麽一個問題，春暉雖好，但畢竟偏於一隅，不要說跟大上海比，就是跟上海和寧波比，也是頗多差距的，所以夏丏尊離開白馬湖去上海，這似乎也是大勢所趨吧，因為要辦教育做出版，城市比鄉村肯定要有利方便得多。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經先生不隻是一個校長和校董，他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所以他對春暉的具體校務並不過問太多，不像在浙一師那樣的親自兼課，再因為長期主政校務再加上他的聲望，他性格中的獨斷專行便也會越來越厲害的。春暉雖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民營的學校還有來自經濟的壓力。另一方麵他在省會杭州畢竟有諸多的方便，而在上虞的郊區，走一步畢竟不太方便了。他後來至少也放棄了部分專任製的做法，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幾個骨幹教師都去寧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兼課，1923年他又一次被省教育廳任命為省立四中的校長，要知道上虞春暉到寧波來回至少半天吧，包括夏先生在內的老師都去寧波兼過課，為了什麽呢，還是為了生計吧。
然而經先生在寧波，最終也是為當地的保守勢力所不容，兩年之後經先生又被省廳撤職，從此之後他可以說是告別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時間代理過中山大學校長一職之外，他便成了一名職業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從今天的角度看，經亨頤是一個激進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師，那真是藏龍臥虎，有為藝術的為教育的，包括也有為政治的為社會的。前麵講到四大金剛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和李次九，在經校長辭職之後他們也都離開了浙一師。而新任的浙一師校長薑琦來了之後，更是高舉前任校長與時俱進的大旗，特別是在學分製這一點上，就完全是在薑校長手裏給實施了起來，或許這也應證了另一句話——外來和尚好念經，因為薑校長從暨南大學教務長的位子上過來的，而陪同前來並作撫慰的的則是蔣夢麟。
在一個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語境下，經亨頤的與時俱進就是一種革命精神；在一個什麽都在變的大時代裏，經校長正是順應了潮流，最好地詮釋了什麽叫與時俱進。但是他所指的革命不是去流血犧牲，甚至不是停課去遊行，經亨頤在《杭州回憶》中強調過他的一個觀點——師範生以教育為天職，逐漸使社會思想改造，都是畢業以後應當做的事。
五、日記中的人際交往
對經亨頤的敘寫，好在有兩本書可作參考，一本是1984年版的浙江古籍社的《經亨頤日記》，一本便是1993年版的《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論著裏有觀念觀點，且能揚揚酒酒之展開。日記中有行蹤和交往，雖是流水賬，卻是難得的史料。
日記中的經亨頤，完全是個真性情，應酬交往、日常起居，大事瑣事，無一不記，由此也可看出民國時期一位名校校長的社會交際和人脈關係。在今天，如果一個銀行行長能有記日記的習慣的話，隻要記錄每天晚上在跟誰吃飯，N年之後估計就是一份珍貴的社會史。
看經校長日記，最為多的就是他的應酬交際，而且有意思的是那個時候還專門有一個叫“善交社”的。1918年12月2日，經校長如此記道——即晚，陳柏園、周萍洄等約敘虞園，發起善交社，以聯中外友誼。所下戥三再集議，推定鮑乃德、陳柏園為臨時書記，合外國人四，商界、學界、議會各四，共十六人為基本（社）員。此舉不特對外有所關係，即在杭各界聯絡，亦自此始。
經校長也記吃飯，應酬之多令人感慨。因為飯局實在太多，便有“素食會”之創議，但似乎執行得很一般，1919年3月5日便寫道——四時，至律師公會善交社雅敘。餘提議交際改善，宴會不可繁重，缶蔬齋之旨思由善交社發起。眾讚成，即推餘計劃實行。
有飯局，便有喝酒醉酒之紀錄，甚至也有招陪酒者的記錄，如1917年3月13日在上海，前一場聚會八時宴畢接下去便又是一場——即晚，周湘舲邀敘於精勤坊素娥樓，為介紹劉翰怡，渠因小恙不至，甚悵然。入席已九時半，王綬珊代餘催花（局箋上有催花二字），名浣青，住北民和總弄東第三家，年可十三四歲，瀾漫風葩，灌以一樽。散歸將夜半，時微雨。
1918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也有記載——即晚，蔡穀清、金潤泉宴汪叔明，席設飲馬井巷，喚土妓侍酒，餘初遇，亦不足駭。返寓已九時。
從日記看經亨頤，還真是工作生活兩不誤。工作就不用多說了，諸多的交往應酬好多就是為了辦學，為了籌得經費，這便要跟官紳商士等打交道，其中也有給官員送禮的記載，隻不過當時送的是書畫之雅禮。有一點令人印象深刻，即經先生關於省教育會的記載甚至不亞於一師。有的時候他幾乎每天都要去教育會一轉。因為我們都知道，經亨頤是兼任浙江教育會的會長的，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會，從籌款到房子造起來開始，可以說有著經亨頤的諸多心血的。而且最為可貴的是，省教育會的獨立精神，不依附於官府，可以向官方募捐，但決不聽從官府的指令。經亨頤指出：“教育會非官廳之佐治機關，會長非隸屬於官廳之佐治員，故官廳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會，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會長。”（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前麵說到經亨頤是個真性情的人，其中講到親情的兩則，頗為感人。
一則是1918年6月4日遊蘇州時——“天氣涼。餘少帶衣服，覺受寒，四肢酸軟……餘早睡，夢見亡母。遊子有恙，慈魂不離，可感也夫！”
一則是記嫁女，時為1918年11月19日——今日為次女於歸之吉……十時開麵，午席三，晚席九，親迎而去，禮儀無缺。餘亦歡歡喜喜。惟參家廟時，侍婦例談以“小姐擾得十餘年，告辭了一語，對我拜別，不禁黯然。”
相比於訓辭、工作和行程，經先生對親情家事的記載是簡之又簡的。如1918年12月14日——“夜半夢聞呱呱醒，悉十二小姐已落地，即起，知穩婆已至，均無恙。”如1919年2月17日——“十女阿珍今日夭，已護養不善，深自痛疚。”
得女和失女均隻是廖廖數筆。
日記中對遊玩的記錄可謂詳也，不僅是赴日本和山西考察這樣的出遠門，即使在杭州，經先生也時不時地會抽空和朋友同事去西湖一遊，印象中去得最多的當數孤山，尤是雪中的孤山——
1917年1月31日——三時，與薑敬廬（即薑丹書）約在西園會晤，買舟至孤山訪梅，尚未見天地心，而遊客已不少。
1917年2月6日——晴。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長，新年雅集於西泠印社。須各帶交換品一件……宴畢，即由印社小徑至孤山，有葉反聲在林社宴客，熟人頗多，又飲數觥。未幾，即與葉君等同歸舟，領略吳儀臣暨何某合奏琵琶，頗佳。由西泠印橋繞平湖秋月，天色湖光，暗淡欲雪。四時返寓，微放雨點。
1918年3月17日——順至孤山探梅，惜已凋落，惟猶有酸香耳。五時歸，即晚，薑敬廬、林同莊、離成九三處招宴。如此酬應，誠吾國虛耗精神與金錢之大弊也！
玩中有興致，玩中有自省，這便是經亨頤。關於孤山之記載，不下十次，這裏除了西泠印社的因素之外，可見經先生在西湖山水中是獨愛孤山的。當然關於自省的問題，即使在關於西湖山水中也有警語的，這一點倒是跟後來的魯迅、鬱達夫和徐誌摩相似。經先生在1918年7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吾浙人近來蕭率之氣，甚至消極而思入山者，頗有其人。西湖之勝，誤我浙人不少。中學畢業生之消磨、株守，雖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實為根本之暮氣。人生有進無退，得寸則寸。時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則可；因而隱避，實自殺也。
這裏所寫的“蕭率之氣”和“消極而思入山者”是不是有所指向呢，比如說指向李叔同先生。1918年7月10日果然寫到這一點——
晴。九時赴校行終業式。反省此一學年間，校務無所起色。細察學生心理，尚無自律精神，宜稍加幹涉。示範訓諭之功，固不易見，以空洞人格之尊，轉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說，流毒亦非無因。故特於訓辭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學，嗣後宜禁絕此風，以圖積極整頓。
這就是做校長的思維，跟夏丏尊、薑丹書、豐子愷筆下的李叔同出家有所不同。一句“可敬而不可學”表明了校長的觀點。
除應酬謝請客之外，庭球、拇戰、麻雀、手談等遊戲也有記載，僅1919年3月，庭球運動的記載就有4次，而且關於學校運動會及全市學生運動會也多見日記，可見經先生是非常注重體育運動且做出表率的。
當然經亨頤日記中最多的還人際交往。用今天的話來說，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社會網絡關係。如果用空間網絡來考量，那幾年他活動的地方當然就是杭州（浙江一師和浙江教育會），然後偶爾去上海，偶爾回老家上虞。日記中還有他的兩次遠行，一次赴日，一次赴山西考察，兩次的遠行皆為一月左右的時間。
交往中包括跟蔡元培、胡適、蔣夢麟，也包括跟杜威、費佩德等洋人，當然更多的還是本省本市的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員等人士。其中對於五四運動在杭州的記錄，也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跟後人寫回憶錄，重新擺正觀點是完全不一樣的。1919年5月28日日記載——晴。自八時至下午三時，在校。省長、督軍有連署特別通告，措辭外和而內厲，因集全體學生，施臨時訓話：愛國與禍國不可分，適可而止，留以有待。
這就是經亨頤校長，像一隻老母雞護著一群小雞，護著他的浙江一師，包括後來護著他的春暉中學，護著他的寧波的浙江四中。但是很多時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育救國和人格教育的理想總是得不到實現，特別是1927年後，政局迷離、世事紛繁，經亨頤便醉心於書畫，於1937年出版了自選的《頤淵詩集》。於右任先生在序中說——餘嚐謂頤淵先生矯然如岩不鬆柏，行者、過者皆仰其高，承其蔭，而吧為不可企及。此其人非僅以文章學問照耀一世而已已。顧先生默默無所馳騖，鉻自負其藝事曰：吾治印第一，畫第二，書與詩又其次也。餘誦先生詩，超逸衝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雲林、吳野人之間。大音希聲……
江山要靠文人捧，同時文人也要相互捧，於老先生雖有溢美之辭，但以經先生之功力，其詩文是值得一品的。
他於社會人生的看法，對於立身處世的態度，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對於文學藝術的鑒賞，都是從讀書、交朋友、麵對現實得來的，換一句話說，都是從自學得來的。他沒有創立係統的學說，沒有建立偉大的功業，可是，他正直的過了一輩子，識與不識的人一致承認他有獨立不倚的人格。
人生變遷，聚散無常——這是1916年7月，經亨頤先生在浙江一師畢業生送別會上的開場白。
知了一聲，又屆暑假期矣，諸生將欣欣言歸，得敘天倫之樂——這是1917年7月，經亨頤在學年終業式上的訓辭。
光陰荏苒，經十年如一日——這是1918年5月，經亨頤在一師十周年紀念會上的開場白。
今年元旦，餘自有一訓；願為社會作馬牛——這是1918年7月，經校長在一師畢業式上的開場白。
經亨頤先生一生中一定作過無數的報告和講話，或長或短，或非講不可，或僅是應酬客套，現在僅從看到的文字，我是極喜歡他的開場白的，他的開門見山式的講話，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直白又很堅定的人，他不繞彎子直奔主題，雖說畢業式每年要搞，紀念會年年要開，這話講來講去也就是這麽幾句勵誌的內容，但經先生是個認真之人，他還是花樣番新地每次都要講出一個新的內容——這從他的日記中也可看出，為了這看上去拈手就來脫口而出的講話，他還是在做功課的。
經亨頤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積幾十底之功經營浙江一師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線，雖然他並不怎麽禁止師生們自己沽來的酒，但內心裏他隻相信自己釀的酒，即浙江一師的家釀。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經先生在浙江一師，到底釀了些什麽酒？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進入微醺狀態。哪些人又是“酒後鬧事”，又是哪些人因此發布了“禁酒令”？
是的，作為浙江紹興上虞人氏，經先生的酒量是超好的，據說有五六斤黃酒的量，那個年代的文人和百姓，還是喝黃酒的多吧，至少在我們江浙一帶，哪像現在熒屏上的民國戲，動輒就是喝紅酒或威士忌，這假得都離譜了。而在1919年的中國，又要多少的糧食在發酵，又有多少的酒意在醞釀，又有多少名目繁多的酒在待價而沽？
1919年的中國，不僅是一壇打開壇子的醇鬱的黃酒，當然如果從比較的層麵上說，也可說是是一瓶打開甚至打碎了的威士忌和伏特加，空氣中散發著濃烈的酒氣。
正如那些傳記所寫的某明星的入行完全是誤打誤撞那樣，經亨頤先生之於浙江一師，也是這麽一種誤打誤撞的性質。當1905年浙江廢科舉興學堂，在杭州貢院舊址興辦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時，誰也不知這個學堂該怎麽辦？但是時代潮流滾滾向前，辦新教育是大勢所趨啊！那麽好，所謂百廢待興，新生嬰兒就要呱呱墜地了，誰來做這個接生婆呢？或者說誰來做這個奶媽呢？學校之難辦絕不是從今日始，而杭州貢院前這個新學堂的難弄是大家都知道的，幾個月就要換一個校監和教務長，想要當的沒能力，有能力的最後也下課了。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學校教育總是扮演急先鋒的角色。你看看1919年、1966年莫不如此。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該怎麽辦師範學堂，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呀。不過由此也看出晚清政府也有極開明的一麵，那就說去日本找吧。可是留學生在日本都呆著好好的，誰也不願意提前回國，沒有人願意當這個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最後隻好拜托在日本的紹興同鄉會來開會決定。當時的同鄉會，權力很大，尤是對那些遊子們來說，出門在外，異國他鄉，靠什麽來維係個人和祖國和家鄉的關係，靠什麽來維係留學生之間彼此的聯係？那就是靠同鄉會。那是一個國弱民貧的時代，一個中國遊子還沒有強大到可以離開組織的。紹興一帶的民風和學風，既有刻苦耕讀的一麵，同時還有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所以想方設法去留學的人數還是頗為可觀的。可是就在紹興同鄉會開會討論誰回國來做這個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時，聰明的許壽裳和錢家治（錢學森的父親）都不來參加這個會，老實的經亨頤去參加了，於是大家一致決定派經亨頤回杭州來做這個教務長。沒辦法啊，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啊，這紹興同鄉會就是一組織啊。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經亨頤也是為自己的經濟著想，因為不管怎麽說，回來就是可以拿官餉了，何況官府也開出了條件，等把學校辦起來之後經亨頤還可回日本繼續學業，這等於由自費生變為了官派生。所以在1908年的年底，經亨頤就再赴日本完成學業，這就是條件之一，這也是經亨頤的曲線求學之路吧，因為他的家境並不寬裕。
紹興同鄉會作出決定之後，經亨頤向學校休學一年，並且還帶了兩個日本老師回國，時為1908年1月。
僅憑此舉，可見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難得，二是相當的開放，同時也說明當時的海歸也非常吃香啊！所謂相當的開放，那也有點病急亂投醫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為本土的鄉紳們是辦不好新型的學校的，那隻能請海歸來，於是便有了經亨頤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經亨頤在日本是學理科的，其專業是物理和數學，此前也學過化學，不過他感興趣的卻是倫理，後來在校授的課也是修身方麵的，在今天大概可算是“政治”課吧。這個理科生，後來詩書印畫俱佳，學問之全簡直不可思議。
一個在日本沒有畢業的學生，一眨眼成了師範學校的教務長，是僅次於校長的角色，這個變化讓一同前來的一個日本老師很受不了。這個老師叫中桐確太郎，經亨頤還是他的學生，可是現在一到杭州，這個學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上麵了，所以他是有點看不懂的。不過當兩年後經亨頤從日本再次回來時這個日籍老師還在，說明他也還是以飯碗為重的，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叫“你懂的”。
而當經亨頤回日本繼續學業時，又是紹興人許壽裳接了教務長的職務，這個時候包括魯迅等都學成歸來了，準確的說他們不得不回來了，因為這些百年前的70、80後，實際上誰都不能算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就拿今天的話來說，留過洋鍍過金，那也得回來閃光了吧，至少有養家糊口之責任了。後來許壽裳在杭州發動了木瓜之役後又憤而走人，這是海歸派和國粹派的第一次交鋒，這所學校在兩年時間裏，走馬燈似的換了6個教務長，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來過了，這無疑也為經亨頤的再續前緣鋪下了道路。在許壽裳當教務長的時候，海歸魯迅因為沒有正式文憑，一開始隻能做日籍教師的助手，但這已經是魯迅回國後的第一桶金。當時在兩級師範學堂，海歸的老師占整個教師的三分之一以上，且還有外籍教師。
就這樣，經亨頤因為在日本參加了一次紹興同鄉會，便被同鄉會派回杭州當教務長，這在今天看來是有點匪夷所思的。也就這樣，經亨頤和杭州貢院前的這一所學校開始了一種生命中的緣份，這也就是他後來在《六十自述》中寫的“杭州初執鐸，明遠定前緣”。這所初執鐸的學校，無論它叫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還是叫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或是後來更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經亨頤從1908年開始為其服務，直到1920年辭職離開。
1912年，即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那真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啊，革命結束了，這些都參加了民國革命的精英分子都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這一年，經亨頤順理成章地正式做了校長。第二年學校就改名為浙江一師了。說實在的，在發生一師風潮之前，官府對經亨頤還是滿意的，至少是默認他的吧，因為那個時候他不僅是浙一師的校長，還是省教育會的會長，且長期連任，後來又兼任浙江省青年團的團長，可以說數付擔子一肩挑。完全可以這麽說，經亨頤就是二十世紀十年代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塊牌子，因為當時浙江還沒有官辦的綜合性大學（有教會辦的之江大學），那麽論辦學規模和影響，浙江一師自然是名列第一的。這也從另一側麵證明了一個道理——外來和尚好念經。海歸的經亨頤之所以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麽。
在浙江一師的元老中，大概隻有他的鄉黨同是紹興上虞人的夏丏尊的資格是跟他一樣老的，因此到了1920年，經先生的這壇佳釀至少已經釀了13年，隻不過在1920年因為一個“非孝”事件而讓酒壇子突然被打開，一時酒香四溢，眾人評說不已。
今天當我們回首一師風潮前後的曆史，探究經亨頤釀的到底是什麽酒時，我覺得有兩個要點是必須抓住的，第一，經亨頤是一個注重人格教育的教育家；第二，經亨頤信奉與時俱進的理念，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運作能力，使得浙江一師以及後來的春暉中學成為了中國新文化新教育運動的重要基地。
當然，一個成功的教育家，還得是一個交際活動家，有一段時間裏，經先生也活躍於政壇，後來有人在白馬湖時期對他頗有微詞，就是因為他太熱衷於政治了，或者說政務占據了校務，使得著名的春暉中學也麵臨了危機。這是後話了。
二、坐而言易，起而行難
在浙言浙。吾浙之風土，吾浙之人才，吾浙之物力，均不亞於他省；而名山勝水，徒供遊覽，文士名流，迭聞他適，物產不謂不豐，財政恒虞支絀。軍事費用占大半，司法擴充，猶不遺餘力。是謂“不教而誅”之政策。嗚呼，吾浙之教育！嗚呼，吾浙之前途！
吾觀今日浙江之教育，而悲將來之浙江。教育者，根本之事業，基於今日而期於將來者也。早為之圖，猶慮不及，因循以往，複何收效之足雲。事業之興，有二要素，曰人與經費。有人而後有經費者，社會事業也。有經費而後有人者，公家事業也。教育固社會之事業，亦公家之事業，二者不可偏廢。而今日浙江教育之教育，此二要素，可謂俱無矣。
……
這是經亨頤在《全浙教育私議》文章中的開頭兩段，也是收入在《經亨頤教育論著選》的第一篇。這是寫於1913年的文章，是洋洋灑灑的萬言書，此文高屋建瓴地從浙江學校教育的布局，小學中學大學以及社會教育和博物館圖書館等現狀等方方麵麵，論及種種弊病，最後經先生說道——坐而言易，起而行難。有其事無其人，有其人無其經費，有其經費無精神，亦徒呼負負也。然天下事未可概作消極觀。始創之事，必多未良。惟其未良，可以改良。必欲一舉而臻美備，則成立無日，進步無望矣！吾浙不乏熱心教育之君了，倘天下懷相洽者，盍讓我以坐而言之易，而匡我以起而行之難。馨香頂禮，全浙幸甚！（原載《教育周報》第3期、第5期）
從此文看，經先生一方麵是全局在胸，一方麵也是文人憂政，但經先生並不天真，文中屢屢提到“經費”二字，事、人、經費和精神，恰好都體現在經先生的身上了。經先生顯然是一個要起而行的人，而且明知行路難，卻偏要走到底的那麽一個人。從這篇文章看，經先生的眼睛裏，不隻是一個浙江一師，而是有著整個浙江省教育的生態地貌，這跟他擔任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的身份是吻合的。
1913年還有一篇文章，就是一則兩百來字的短文，題目叫《餘之遠足會觀》，說的是學校要搞春遊遠足，這是經先生讚成的，但是他說遠足隊伍“整隊而行，鼓號之聲洋洋盈耳，耀武揚威，猶如出戰，且謂軍國民教育原當如此。”這麽小一個事情，經先生也不放過，想想今日之中國，各種團體操層出不窮。經先生提出了“須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的觀點，我以為這就是經亨頤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的一個點。
這一長一短的兩篇文章皆是刊於《教育周報》，這是當時經先生發表思想觀點的一個很重要的陣地，這也是省教育會辦的一份周報，同為紹興人的沈仲九曾擔任該報的編輯。
經亨頤教育思想的核心，還是他所提倡的“與時俱進”精神，這在近一百年前（1913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這大概是可以看作貫穿在經亨頤教育思想和實踐中的最主要的一條精神脈胳。後來我們知道，在五四時期，全國中學（師範）類最有名的就是兩所學校，一是浙江一師，第二就是湖南長沙師範（毛澤東的母校），後來因一師風潮辭職之後，經亨頤去家鄉上虞辦春暉中學，不久就有北南開、南春暉之美譽。當然如果從成敗論英雄的“黨史”式的寫法上來說，浙一師也許遠比不上毛澤東的母校長沙師範，但如果從新文化新思潮的角度來看，浙一師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源頭。這個源頭的思想基礎，便是與時俱進，我們現在說與時俱進，還以為是一個挺政治和新潮的詞語，其實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中，而經亨頤給予了發揮和發展，使其成為辦學的總方針，特別是體現在他關於對師生進行人格教育的內容上麵，包括校訓的“勤慎誠恕”四字，也都是人格教育思想的體現。而經亨頤在他的《杭州回憶》中說過他提倡與時俱進的“最簡單的理由”是——
最簡單的說個理由，兩句話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變的。
二、道德判斷沒有客觀的標準。
這兩句話的偉大，可以把一切偽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無遺。道德是有機的，是隨時代演進的，決不是未有人類以前，哪一個上帝預先製定的，又不許既有人類以後哪一個聖人任意假造的……
這可以看作是經亨頤教育思想的出發點，要知道那個時候新舊社會更替，其劇變的激烈程度不亞於今天的改革攻堅，也不隻是我們想像中的男人剪掉一條辮子那麽簡單，我想這跟尼采說的上帝死了是一樣的震憾。舊製度在土崩瓦解，但新的秩序卻沒有能建立起來。同時舊的觀念也還在人們的腦子裏根深蒂固。比如1909年的“木瓜之役”的導火索僅僅是因祭孔而起的，新派老師覺得沒必要再祭孔了，而夏震武們則認為孔夫子就是祖宗啊，哪有不祭之道理呢？於是衝突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據經亨頤在《杭州回憶》中寫道，他來上任時也是穿著西裝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師也跟他一樣跪拜，隻不過日本教師在偷偷地笑。這個細節一方麵說明傳統勢力還很強大，另一方麵也說明經先生一開始也是要入鄉隨俗的，他隻是慢慢地在積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他的改革才得以開始大刀闊斧。因為實踐也證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難的，而在這破和立的搏弈中，最為稱道的就是經校長的四項改革措施。
三、四項改革措施
經亨頤的第一條改革措施就是教員專任製。
看有關民國的回憶文章我們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些稍有名氣的老師，像李叔同這種是不用說了，就是中學老師也有在好幾個學校兼課的，經亨頤認為此種現象，教師隻是對課目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更談不上對學校的忠誠了。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經先生反思說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學校對教師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學期一聘的，老師有朝不保夕之感，於是便狡兔三窟，這既可多賺錢，也可東方不亮西方亮。其實經先生早就看到此種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為什麽，因為這涉及每個老師的切身利益，這就需要我們大致了解當時教師的年收入是多少了。從經先生為春暉中學製訂的計劃書可以看出，專職教員的年工資是700元，書記是300元，校醫是480元，附小教師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後勤員員工為180元，而門房等隻有84元，以這個標準來參照浙一師當時教師的工資水平，大約應該是相當的。這裏需要補充的是，“計劃”中春暉中學校長的年薪是1200元，教務長是1000元。
而另一個數據是，據曹聚仁的回憶，他當時讀師範時的膳食費已經不能享受全免，而隻能是半免，那麽半免之後還得交多少呢，是18元，這18元就相當於他們家十畝田的收入，或者得賣掉30擔新穀才能換來的，而當時的物價是，以1918年為例，上海一市石（120斤）粳米的價格是6.62元。由此可見當時的教師的工資還是頗高的，而那種到處兼課的，每月大約也就30元左右吧。而如果每個學校三十元，那在兩個學校兼課任教，則底線即可保證每月有60元的收入。魯迅當年在北京也是到處兼課，徐誌摩婚後也打了好幾份工，都是為了謀生計。
從經亨頤日記來看，他對施行教師專任製方麵投入的精力是頗多的，而施行時卻困難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記中，經先生就寫道——下午三時，至教育會開校長會議，餘有教員專任之提議。
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記中，經亨頤四次講到專任製。
3月1日——擬專任教員試行法，先從理想約定為規則，然後與現聘教員事實相合，能否可免窒礙尚不可知。
3月3日——下午一時，至教育會開臨時校長會議，餘擬就專任教員試行法草案，與各校實際尚無大差，各校長希將草案印刷分送，與現在情形妥為湊合，須於星期三再開會方可決定，餘將草案送報館，使省垣外各校參考，以期易於統一。
3月7日——三時，至吉羊巷教育會，開校長會議，專任教員問題仍由各自呈複。
3月10日——作函寄馮季銘（省長助理，作者注），為專任教員問題。渠（即他）主張月俸厚於後而薄於先，餘以為有流弊。偶有所見，不敢隱，亦我盡我心而已。
注意這是1917年，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是1917年到1919年期間的，但又不齊，1917年3月之後就“軼失”了，一直要到1918年的2月14日才又接上，但1918這一年一直到年底，日記中未見提及專任製，是不好提還是不屑提了呢？直到1919年1月29日，才又見日記中提及——賡三來（即王賡三，時為教務長，筆者注），為接洽八年度預算事，準照專任編製，實行與否，責不在我也。
推行教師專任製，須對教師發專職聘書，且規定每周一開教師例會以定奪學校大事。經校長認為這個教員專任製，是對教師限製和信任的互為因果，表麵上看是限製了教師兼課的自由，但從更大的程度上來說是信任了教師，也是真正把教師當人看的一種做法，因為這是讓教師吃下了定下丸。這裏沒有數據支持，說專職前後的薪水情況的對比，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於說提高了多少，有沒有提高到教師可以不去賺外快了，這還是不得而知的。因為越是優秀的教師，在外麵兼課就越容易，而我看經先生的日記，在1919年他自己還是在“法政學校”兼課的，每周一次，校長尚且如此，教師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教師專任製的確是對當時學校用人製度的一種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艱難的。據1919年3月24日日記所記——談本省教育經費，八年度共百十四萬，較去年增加十萬，而專任製猶未能實行，為之悵然。
這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專任製是需要財政撥款才能實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的3月26日，專任製也還沒有完全實行。兩天之後的日記中，經先生又寫道——又至教育廳，為商專任製事，因聞預算之關係，又將作罷。省垣各校不假此名義，永無整頓之希望，請其積極進行。
從以上的日記可以看出，經校長對教員專任製也有無奈有歎息，但還是堅持不懈。經校長是將此當作一樁事業來做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騰頭脾氣”，即我們說的那種浙東紹興人的倔脾氣。
1919年7月6日，經校長又寫道——三時，丏尊、賡三來，接洽業務，大致已定試行專任製，添聘國文教員、理化教員，而夏、王則為校內中堅，少任教課。
7月7日——上午，為校事訪敬廬、元茲、仲九，試行專任製有所商榷。午後，又邀丏尊、賡三來、聽泉來談。
7月10日——在寓無事，擬專任職員規則數條。
9月14日——自一時至三時，開專任職員會。
9月25日——即晚，集本校專任職員在寓便膳，接洽校務，說話甚多。
這一些都算是好消息了，教師專任製總算成功了。那麽從以上日記看，經校長為了專任製可謂想盡了辦法，對上要去跑經費，說白了就是要增加教育預算經費；而對省內同類學校呢，又是希望能夠參照執行，以免得標準不統一，而招致多數人的反對；而對校內老師呢，又是談話，又是請吃家宴，特別是對骨幹老師，可謂是密謀再三，交心交底啊。
經亨頤在浙江一師的第二條改革措施就是學生自治，並頒布了諸多自治大綱，這也正是後來鬧出學生風潮的淵藪，同時又是風潮能得以和平解決，沒有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的一個重要保證。那時經校長的意思是說，讓學生自治並不是指學生已經有能力了，而是要培養這種自治的能力，且教師必須擔負更多的指導的責任，這是從人格教育、國民教育為出發點的——所以這是非常有超前的一點，看今日的學校教育，恐怕遠遠沒有達到。經校長還專門作了學生自治歌教大家在學生自治大會上來唱，時為1919年的11月16日——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誤至斯。
禽獸草木無理性，山川風月無意誌。
教育為何治何為？理性意誌各自治。
注意，後來大名鼎鼎的曹聚仁就做過一師的學生自治會的主席，不過那基本已是在風潮之後了。
學生自治的內容主要表現為幾個方麵，一是禁煙有成效了，學生管學生，比老師管學生有用得多；第二是學校膳食管理也較以前更為民主和進步了，因為師範生都是吃公家食堂的，即都是集體用餐的，食堂燒什麽人們就吃什麽，全是大鍋菜，學生對學校的不滿，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食堂的不滿，因為學生自治，學生參與到了膳食管理，既知道了市場的物價，也知道了這一日三餐的難處，於是人們的心態要平和多了。這裏麵甚至包括膳食費都要交到學生自治會那裏的，因為後來膳食費隻能免一半了。第三便是請假製度，學生自治會規定每日的下午5點到7點可以請假出校，經校長後來自己也說，新規定之後他發現跑出去的學生反而少了，而且學生管學生反而管得更嚴，本來周三下午是放假，在本城的學生如果回家是可以不必當晚回來的，但是自治會卻規定必須當晚就得回來，這讓經校長覺得反而更嚴了。
實際上經校長的這兩招，教師專任製對教師是嚴，是讓教師有忠誠感；學生自治對學生也是嚴，《杭州回憶》中他就講到這一點——我平時對學生，並無何種特別手段，而且決不主寬，是極主嚴的。所謂主嚴，不但對學生，自己辦事上首先主嚴。經亨頤之主嚴主要是講入學考試，每個學生都經過他的手招進來的，報名人數和學額差不多要一與二十之比，無論何人送來的條子一概不理。而在經校長主嚴的背麵，我們卻看到了他對學生的仁慈和寬容，甚至到了有點無奈的地步。1919年1月4日他在日記中講到對違紀學生處理的態度——四時，開校務研究會。餘表示嗣後管理學生勿以除名為結局，凡以此事相請者，概不遵辦，革去執法校長之心理……學校以外不良之青年，尚有教養之必要，以學生而放於社會，或斥至他校，恕之謂何？教育本務之謂何？
經亨頤在這裏提到了對學生的除名是違背“勤、慎、誠、恕”校訓中“恕”之原則的。其實經校長的這種思想在他的日記中處處可見，如1918年12月21日的日記——賡三聞學生背後之謗，要求積極辦法。餘以為不必計較，對學生無曲直勝負之可言，仍宜以訓諭開導，勿效從前濫用權威，大背教育之本義。而其他職員亦有悻悻者。餘故以“人師之患”使若輩反省。惟丏尊與子韶較明事理。今日言教育，難矣哉！
1918年12月27日，經亨頤在日記中又寫道——曹顯曾、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季錫澍嫌疑，暫令停學。師學校不幸，管教無方，反躬自愧，應如何研究以圖完善，先深思原因以誌吾過，教育洵不易言也。
由此看出經先生之反省精神。
經亨頤的第三條改革措施就是改革國文教學，廢文言而教白話，這也是非常革命的事情，也是遭封建遺老們攻擊頗多的“罪行”之一，因為教師專治和學生自治，說到底還是你們學校的內政，而老師教什麽，學生學什麽，這可是大問題了。經校長提倡教白話文，但當時連白話教材都沒有的。1919年的10月，經校長規定一師和國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話文，同時也采用注音字母。經校長聘請新派教師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到浙一師任教，他們和夏丏尊一起進行新教材的編寫，選了大量的流行的時文，這四位教師後來即被稱為浙一師的四大金剛。金剛有了，那麽經校長是什麽，大家就一清二楚了。而在1919年的秋季開學之時，學校裏既來了一些新派教師，同時也走了幾個老派的教師，像單不庵和陳子韶就都走了。單先生是講宋明理學的，原來施存統和俞秀鬆也都是他的學生，包括曹聚仁最為敬佩的恐怕也是單大師，他後來在文瀾閣（浙江圖書館）的工作，就是單師給介紹的。陳子韶也是南社的成員，學養頗深的。
查經亨頤日記可以得知，四大金剛中除了夏丏尊是老資格的一師教師之外，其他三位在一師的任職時間，充其量隻有一個學期到一年，但僅一個學期，就讓一師的國文教學出現了新的氣象。
三人中的同鄉劉大白，可能是經亨頤最早認識的，1918年3月24的日記中就有這麽一句：初晤劉大白。
到了1919年，劉大白的名字在經先生日記中出現的頻率便漸漸多了起來，其中有劉咯血生病的記錄，包括7月8日所記——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此前劉大白隻是做過《教育潮》的編輯，這一點在1919年4月28日的日記中提到的——與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編輯事。
1919年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團內部組織已就緒……大白為編輯兼文牘。
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了經亨頤的信心滿懷——北京大學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下學年國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須及早物色相當者任之。餘囑意沈仲九或張瞻，未知能否如願也。
大約是後來不能如願，便有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的介入。所以當7月8日大白答應後，便有7月16日在上海“訪沈尹墨，介紹李次九為本校國文教員”，也便有19日“訪大白，詢李次九品學”的記錄，到了8月6日又有“晤陳望道，麵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短短一個月時間，經亨頤就搞定了三位國文教員，再加上得力幹將夏丏尊，就這樣白話教學、國文改革的師資框架已經搭起來了。而經亨頤本人也頗為興奮地在8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初試白話文，付《青年周刊》。
他自己都身體力行了。
經亨頤的第四條改革措施就是試行學科製，這就是在今天的大學中已經普遍實施的學分製。經先生認為，一個學生一門考不及格就要留級，然後他什麽功課都得從頭學一遍，非常無趣，所以想推行學分製，但後來因為發生了風潮，這學科製並沒有能很好的實施下去。倒是後來薑琦繼任之後，又將之落實了下去。
四項改革中，後來能被官府當作把柄的，主要也就是白話文的改革。因為既然叫改革，那一定有阻力，且可能扛著的是上千年的阻力其實這種改革本身就是體現一個與時俱進思想的，因為我們看到不久之後，白話文已經完全替代了文言為主體的國文教材，而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經先生那個階段的日記和講話訓辭，其實還是半文不白的形式，不像我們看到的他寫於1937年的《回憶杭州》的文章，才基本是白話文了。經先生自然是古文功底甚厚的人，包括他給浙一師定下的“勤、慎、誠、恕”的四字校訓皆是從論語和中庸的著作中來的，而且他還將之發揮和弘揚。
在經先生的諸多改革中，今天看來其實也有不那麽與時俱進的動作的，包括他要將師範五年製改為四年製，其中壓掉的一年，就是要大大壓縮外語課，因為他覺得師範主要是培養小學老師的，光靠這一年半載的外語是不能出去教學生的，所以還不如給壓縮掉，這在當時是出於實用的考慮。
當然，四項改革隻是一個公認的說法，而照經曆者曹聚仁的意思，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後人都不太願意提及的，即“考試製度的廢除”，這是和“學科製的試行”連在一起的。曹在《非孝的故事》一文中說“第一師範的校風，本來是非常嚴肅的，學生除了埋頭讀書以外，什麽都不許動。那時，舍監和級任先生還有一種武器來製我們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隨你學業成績怎樣好，保要操行不及格，你還得低頭爬一年，因此誰也不敢動……”而在一師這樣一個劇變的風氣裏，不僅學生在變，如以前崇拜單大師的施存統和俞秀鬆變得激進和革命了，連老師也在變化，如“極端嚴厲的體操教員胡公冕先生，這時翻然改變，成為社會運動的急先鋒……”（曹聚仁語）
廢除考試。或者說叫考試製度的改革，這肯定是諸多改革措施中的應有之義。這可以以一師風潮中的湖畔詩人們為代表，汪靜之等能那麽傾心於詩歌創作，這一定是功課壓力小，包括考試壓力小有關的，但廢除考試一說又過於敏感，所以在關於一師的相關回憶中，很少有人提及，這是需要特別指出的。
經亨頤的教育理想遠遠不止這些，包括他要創辦浙江大學的計劃，就是因為當時的議員不答應而一再擱置的，作為浙江教育會的會長，他對全省教育的貢獻，顯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羅列清楚的。
四、人格教育和與時俱進
四項改革，其實是有一個核心的，這個核心就是經亨頤先生強調的人格教育，這就是跟與時俱進精神相符相成的。經先生在1915年是如此定義人格教育的：“人格教育以狹義言之，即德育、知育”。德育，我們今天都知道是怎麽回事，而在人格教育中還包含了知育，即我們今天所講的智育，這種觀點還是很先進的。因為教育還有其他方麵的“育”，我們往往容易把並列共存的東西給人為地對立起來，比如說重德育了，好像就輕智育了，講素質教育了，似乎是可以輕應試教育了。不過當下的情況往往是掛羊頭賣狗肉，以為師生隻為應試教育累死累活，現在素質教育一來，那就累得完全趴下了，由此我們要問，這樣的素質和應試真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所需要的嗎？
經亨頤先生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答複教育部谘詢第一案》中指出——人格不僅在一已，生活不僅言日用。多數之人格，即所以構成社會生活，廣義之生活，即所以陶冶國民人格。是故，人格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生活包含於國民人格之內。此人格、生活之不可陷於狹義，亦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所以不可偏倚也。吾國民有自私自利、浮偽虛榮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墮落，生活之日益困難，無可諱言。審此原因得二要領：
（甲）以人格教育維持生活，其主要之點
一、公共心
二、責任心
（乙）以生活維持人格，其主要之點
一、勤勞
二、儉樸
我之所以要抄錄這一段文字，是可以看出經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端倪。此文是教育部谘詢第一件“國民人格教育與生活教育最為重要，師範教育即所以陶鑄國民，宜以此二者為中心，不得有所偏倚，欲實達此旨，應行若何方法？”的答複，當時由經先生起草而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上通過的。經先生在答複文中謹擬了四條辦法：
一是以誠字為全國師範學校校訓之中心。
二是考查學生成績宜注意操行考查，操行成績宜注意自動能力。
三是慎選師範校長。
四是教員宜專任。
由此看出，早在1915年，經先生就提出了教員專任的想法，而且將之與人格教育聯係起來。因此這樣的人格教育就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落到實處的行動。同時由經校長起草這一份文件，也可看出經先生在中國教育界的的地位和影響。當然也有人把經先生提出的人格教育跟黃炎培先生提出的職業教育對立起來考量，經先生對此也專門作過論述，他以為這不是對立，他強調人格教育是基礎，是教育之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人格教育的理論其實也是舶來品，中國的近期教育，有舶日本的，也有舶歐洲如德國的，當然也有舶杜威等美國的，而人格教育則是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一種教育理論，“主張以教師或教育者的人格為教育的主要手段，達到養成學生人格的目的，並強調培養學生人格應是教育過程的中心。”（見董鬱奎的《經亨頤傳》）這便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今天所講的不僅要教書而且還要育人，而且是以通過教書來達到育人之目的。
照教育家張彬的觀點，人格教育的提出完全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張教授說——人格教育是當時德國教育界流行的一種思潮，此說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與理性活動，力圖矯正由物質文明而引起的現代教育之流弊，主張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目的，教授當注意感情陶冶和意誌培養，訓練則以兒童為中心。（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經亨頤校長的四大改革措施，現在看來似乎稀鬆平常，然而在當年的浙江教育界可謂是驚天地泣鬼神了，但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發生《非孝》事件，或者說不是以《非孝》事件作為導火索的話，經亨頤可能還穩穩地坐著校長的位子的，官府拿他也是沒什麽辦法的，因為第一他本來就是官府任命的，第二他有極高的威望，不隻是一校之長，而是社會名流，你要敢動一個社會名流，那就得考慮社會影響。
當然，《非孝》的橫空出世，完全有賴於整個一師的那種開放自由的思想氛圍，這應該也是自有家釀的一種，雖然已經超出了經校長的底線，因為經校長是不會讓施存統去寫此種文章，也不會讓學生們去毆打那些要求加薪的省議員們，但是五四之後的社會是必然是要發生那些事件的。這也正如喝了經先生的家釀之後，酒性是慢慢在體內發作的，甚至是不知不覺發作的，這一點估計連經校長也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學生們又是不滿足那麽一點自釀，他們必然又是要去沽酒的。
比如說當時施存統、徐白民他們已經在搞書報販賣報了，這是《新青年》等得以流進學校的主要途徑，這等於說在今天，寬帶網線已經鋪進了學校。
“須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這是經亨頤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既要改革，但改革得有一個章法，然而風潮一來，章法便亂，師生是千方百計地挽留經亨頤，甚至有“留經不達目的，一致犧牲”的說法，但是經先生就是不為所動，毅然渡江而走，四大金剛也都離開了。如果從官府的意誌上來看，這是令他們滿意的一點，因為他們針對的其實就是這幾個人，再加上要求開除施存統，而施存統自己其實也不等開除就跑到北京去了。但也正因為幾個出頭之人的離去，浙江一師才得以保存。
不過有一點可能大家都忽視了，都說經校長很愛學生，怎麽學生為了保經校長而受苦，你竟然不管不顧逍遙校外？其實不是的，經校長在18年之後的1937年的《杭州回憶》中講得很清楚——“後來風潮愈鬧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會會長的資格，返杭調停而歇！”所以調停者不僅僅是一個蔡穀卿。
可以這麽說吧，就是因為浙江一師的自有家釀，才導致了風潮的爆發，而這又是跟五四運動、跟全國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潮完全一致的。隻不過在杭州，就如同每年八月十八的錢江潮水一樣，它因為一受天文影響，二受錢塘江喇叭口這一地理的影響，所以這是必然要爆發的。
一師風潮既可以說兩敗俱傷，也可以說是兩全其美。
關於那一個時期的情況，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日記中也獨缺了那一段。從經先生的習慣看，不可能不記日記的，可能是日記遺失了，如果不遺失而又能披露出來，或許我們才真正了解風暴中心的那個人的內心世界。或許今天我們所說的關於一師風潮的種種，僅是一家之言吧。風潮之後，家釀不夠了，人們便紛紛出去沽酒了。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那是來自於曹聚仁的回憶，題目就叫《我們的校長》，他說他手頭保留著一封經校長寫給他們的回信，因為當時的曹已經做上了自治會的主席，留經之信便是他寫的，於是便有了經校長的親筆回信，信的一開始稱呼就極有意思，是稱學生為“諸弟”的，然後經校長說——
唉，官立的學校，委任的校長，我們浙江周圍這樣的空氣。大膽來做革命新事業，這是我的錯！你們太心急，“言行一致”；一名話，件件事兒要實現。雖是幾個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會筆你們家族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經和你們說過；要講文化運動，教育者底態度，和他們記者的態度是有分別的；不可全憑主觀，也要顧到客觀……到如今，我不得不含著眼淚忍著心腸勸你們幾句話；無論要做什麽事，切不可拘執一種方法；對象和環境變到怎樣，就應該隨時酌量，我哪裏舍得了你們！不過我們所講底人格，和官廳所講底麵子，彼此都是寶貴的，所以我的複職，現在無從說起……要認定我們所爭底目的，是文化問題，不是人的問題。現在官廳究竟怎樣辦法，雖不可推測，據我想來：一，如官廳沒有維持文化底誠意，決不肯收回成命，要想複職，人格何在！二，如官廳有維持文化底誠意，一定要有相當的校長來繼續進行，何必拘著我來複職，使官在麵子為難？
……最後一句話：這時候證明自治底精神，千萬不可暴行……
實在理性，實在感人！
前麵已經說到《杭州回憶》，這是經亨頤在1937年應《越風》雜誌之約而寫的重要文章，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談及他跟浙江一師的緣份。他講到了一師風潮的來龍去脈，其中有一點很重要，他認為正是那次風潮中軍警的態度，而導致一些急進分子後來跑到了上海，死於“四·一二”事變中，經校長認為“豈不是當時官廳壓迫的措置要負其責嗎？”
在這裏經校長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以前是有的人不敢引用的，他說——老實說他們（筆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剛）抱著思想革命的誌願是有的，可是都不願做共產黨。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第一師範當時堂堂皇皇的態度……
實際上經先生說得既對，也不對。說不對是因為陳望道就是參加了共產黨，且是黨的發起人之一；說對呢，因為陳後來又退了黨。
這當然是經校長站在一個教育家的態度上來看待“政治”和“急進”的，或者是他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宣中華、汪壽華、葉天底這一些人的革命立場的。照經校長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對宣中華們好一些，他們後來便也不會急進地跑到上海幹革命，因此也就不會犧牲性命了。但實際上宣中華在國共合作時期，是兼有兩種身份的人，還一度成為國民黨浙江黨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經亨頤的政治盟友，因為經先生就是國民黨的元老之一。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經先生和沈定一和蔣介石，都是作為浙江的代表而被內定為國民黨執委的。
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經亨頤在回憶杭州時的一句原話。他把他的浙一師當作了家釀，但這仍是開放的姿態的，因為浙一師的新潮，正是受當時的日本等文化教育的影響。自有家釀，不食沽酒，此話可作多種理解，一種理解就是我上麵說的如果浙一師很好，我們都自治得很好，宣中華他們用得著去上海嗎？還有一種意思是講他自己的，因為他在離開一師之後不久，在去北京一年之後他便去創辦了春暉中學，這是他去完成在浙一師未競之事業，而不是為了做個虛的官。正是因為他人格的力量，才使諸多名家後來都聚集到他的旗下，那也不過是一座鄉村中學，但是在有理想的人看來，教育始終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拿多少錢或有多少的升學率，雖然這也是理想之一種。
在後人的記述中，經亨頤是一個很耿直的人，簡直有點“毒頭”（杭紹方言，即脾氣很倔的意思）的味道，意思是一根筋走到底的人。所以他後來為官之後還想做一件大事，他認為故宮是廢宮，一定要將之全部廢掉才可，什麽皇帝坐過的椅子，什麽國寶統統清除——這是他當年向國會奏的一本，隻是沒有通過而已。
如果通過了，那又會是什麽樣的後果呢？僅憑這一細節，我覺得我們今天對經亨頤的認識還是太少太膚淺了，或者說對革命的理解還是在變偏麵了。
包括經先生在春暉中學的辦學實踐，我們今天看到的似乎多是因為朱自清、夏先生等筆下的白馬湖，實際上經先生的辦學理想，跟學校的校董之間也有矛盾，而且這個矛盾後來發展到不可調和，連夏丏尊先生這樣的老臣都不得不離開春暉了。當然這裏也有這麽一個問題，春暉雖好，但畢竟偏於一隅，不要說跟大上海比，就是跟上海和寧波比，也是頗多差距的，所以夏丏尊離開白馬湖去上海，這似乎也是大勢所趨吧，因為要辦教育做出版，城市比鄉村肯定要有利方便得多。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經先生不隻是一個校長和校董，他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所以他對春暉的具體校務並不過問太多，不像在浙一師那樣的親自兼課，再因為長期主政校務再加上他的聲望，他性格中的獨斷專行便也會越來越厲害的。春暉雖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民營的學校還有來自經濟的壓力。另一方麵他在省會杭州畢竟有諸多的方便，而在上虞的郊區，走一步畢竟不太方便了。他後來至少也放棄了部分專任製的做法，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幾個骨幹教師都去寧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兼課，1923年他又一次被省教育廳任命為省立四中的校長，要知道上虞春暉到寧波來回至少半天吧，包括夏先生在內的老師都去寧波兼過課，為了什麽呢，還是為了生計吧。
然而經先生在寧波，最終也是為當地的保守勢力所不容，兩年之後經先生又被省廳撤職，從此之後他可以說是告別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時間代理過中山大學校長一職之外，他便成了一名職業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從今天的角度看，經亨頤是一個激進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師，那真是藏龍臥虎，有為藝術的為教育的，包括也有為政治的為社會的。前麵講到四大金剛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和李次九，在經校長辭職之後他們也都離開了浙一師。而新任的浙一師校長薑琦來了之後，更是高舉前任校長與時俱進的大旗，特別是在學分製這一點上，就完全是在薑校長手裏給實施了起來，或許這也應證了另一句話——外來和尚好念經，因為薑校長從暨南大學教務長的位子上過來的，而陪同前來並作撫慰的的則是蔣夢麟。
在一個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語境下，經亨頤的與時俱進就是一種革命精神；在一個什麽都在變的大時代裏，經校長正是順應了潮流，最好地詮釋了什麽叫與時俱進。但是他所指的革命不是去流血犧牲，甚至不是停課去遊行，經亨頤在《杭州回憶》中強調過他的一個觀點——師範生以教育為天職，逐漸使社會思想改造，都是畢業以後應當做的事。
五、日記中的人際交往
對經亨頤的敘寫，好在有兩本書可作參考，一本是1984年版的浙江古籍社的《經亨頤日記》，一本便是1993年版的《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論著裏有觀念觀點，且能揚揚酒酒之展開。日記中有行蹤和交往，雖是流水賬，卻是難得的史料。
日記中的經亨頤，完全是個真性情，應酬交往、日常起居，大事瑣事，無一不記，由此也可看出民國時期一位名校校長的社會交際和人脈關係。在今天，如果一個銀行行長能有記日記的習慣的話，隻要記錄每天晚上在跟誰吃飯，N年之後估計就是一份珍貴的社會史。
看經校長日記，最為多的就是他的應酬交際，而且有意思的是那個時候還專門有一個叫“善交社”的。1918年12月2日，經校長如此記道——即晚，陳柏園、周萍洄等約敘虞園，發起善交社，以聯中外友誼。所下戥三再集議，推定鮑乃德、陳柏園為臨時書記，合外國人四，商界、學界、議會各四，共十六人為基本（社）員。此舉不特對外有所關係，即在杭各界聯絡，亦自此始。
經校長也記吃飯，應酬之多令人感慨。因為飯局實在太多，便有“素食會”之創議，但似乎執行得很一般，1919年3月5日便寫道——四時，至律師公會善交社雅敘。餘提議交際改善，宴會不可繁重，缶蔬齋之旨思由善交社發起。眾讚成，即推餘計劃實行。
有飯局，便有喝酒醉酒之紀錄，甚至也有招陪酒者的記錄，如1917年3月13日在上海，前一場聚會八時宴畢接下去便又是一場——即晚，周湘舲邀敘於精勤坊素娥樓，為介紹劉翰怡，渠因小恙不至，甚悵然。入席已九時半，王綬珊代餘催花（局箋上有催花二字），名浣青，住北民和總弄東第三家，年可十三四歲，瀾漫風葩，灌以一樽。散歸將夜半，時微雨。
1918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也有記載——即晚，蔡穀清、金潤泉宴汪叔明，席設飲馬井巷，喚土妓侍酒，餘初遇，亦不足駭。返寓已九時。
從日記看經亨頤，還真是工作生活兩不誤。工作就不用多說了，諸多的交往應酬好多就是為了辦學，為了籌得經費，這便要跟官紳商士等打交道，其中也有給官員送禮的記載，隻不過當時送的是書畫之雅禮。有一點令人印象深刻，即經先生關於省教育會的記載甚至不亞於一師。有的時候他幾乎每天都要去教育會一轉。因為我們都知道，經亨頤是兼任浙江教育會的會長的，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會，從籌款到房子造起來開始，可以說有著經亨頤的諸多心血的。而且最為可貴的是，省教育會的獨立精神，不依附於官府，可以向官方募捐，但決不聽從官府的指令。經亨頤指出：“教育會非官廳之佐治機關，會長非隸屬於官廳之佐治員，故官廳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會，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會長。”（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前麵說到經亨頤是個真性情的人，其中講到親情的兩則，頗為感人。
一則是1918年6月4日遊蘇州時——“天氣涼。餘少帶衣服，覺受寒，四肢酸軟……餘早睡，夢見亡母。遊子有恙，慈魂不離，可感也夫！”
一則是記嫁女，時為1918年11月19日——今日為次女於歸之吉……十時開麵，午席三，晚席九，親迎而去，禮儀無缺。餘亦歡歡喜喜。惟參家廟時，侍婦例談以“小姐擾得十餘年，告辭了一語，對我拜別，不禁黯然。”
相比於訓辭、工作和行程，經先生對親情家事的記載是簡之又簡的。如1918年12月14日——“夜半夢聞呱呱醒，悉十二小姐已落地，即起，知穩婆已至，均無恙。”如1919年2月17日——“十女阿珍今日夭，已護養不善，深自痛疚。”
得女和失女均隻是廖廖數筆。
日記中對遊玩的記錄可謂詳也，不僅是赴日本和山西考察這樣的出遠門，即使在杭州，經先生也時不時地會抽空和朋友同事去西湖一遊，印象中去得最多的當數孤山，尤是雪中的孤山——
1917年1月31日——三時，與薑敬廬（即薑丹書）約在西園會晤，買舟至孤山訪梅，尚未見天地心，而遊客已不少。
1917年2月6日——晴。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長，新年雅集於西泠印社。須各帶交換品一件……宴畢，即由印社小徑至孤山，有葉反聲在林社宴客，熟人頗多，又飲數觥。未幾，即與葉君等同歸舟，領略吳儀臣暨何某合奏琵琶，頗佳。由西泠印橋繞平湖秋月，天色湖光，暗淡欲雪。四時返寓，微放雨點。
1918年3月17日——順至孤山探梅，惜已凋落，惟猶有酸香耳。五時歸，即晚，薑敬廬、林同莊、離成九三處招宴。如此酬應，誠吾國虛耗精神與金錢之大弊也！
玩中有興致，玩中有自省，這便是經亨頤。關於孤山之記載，不下十次，這裏除了西泠印社的因素之外，可見經先生在西湖山水中是獨愛孤山的。當然關於自省的問題，即使在關於西湖山水中也有警語的，這一點倒是跟後來的魯迅、鬱達夫和徐誌摩相似。經先生在1918年7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吾浙人近來蕭率之氣，甚至消極而思入山者，頗有其人。西湖之勝，誤我浙人不少。中學畢業生之消磨、株守，雖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實為根本之暮氣。人生有進無退，得寸則寸。時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則可；因而隱避，實自殺也。
這裏所寫的“蕭率之氣”和“消極而思入山者”是不是有所指向呢，比如說指向李叔同先生。1918年7月10日果然寫到這一點——
晴。九時赴校行終業式。反省此一學年間，校務無所起色。細察學生心理，尚無自律精神，宜稍加幹涉。示範訓諭之功，固不易見，以空洞人格之尊，轉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說，流毒亦非無因。故特於訓辭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學，嗣後宜禁絕此風，以圖積極整頓。
這就是做校長的思維，跟夏丏尊、薑丹書、豐子愷筆下的李叔同出家有所不同。一句“可敬而不可學”表明了校長的觀點。
除應酬謝請客之外，庭球、拇戰、麻雀、手談等遊戲也有記載，僅1919年3月，庭球運動的記載就有4次，而且關於學校運動會及全市學生運動會也多見日記，可見經先生是非常注重體育運動且做出表率的。
當然經亨頤日記中最多的還人際交往。用今天的話來說，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社會網絡關係。如果用空間網絡來考量，那幾年他活動的地方當然就是杭州（浙江一師和浙江教育會），然後偶爾去上海，偶爾回老家上虞。日記中還有他的兩次遠行，一次赴日，一次赴山西考察，兩次的遠行皆為一月左右的時間。
交往中包括跟蔡元培、胡適、蔣夢麟，也包括跟杜威、費佩德等洋人，當然更多的還是本省本市的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員等人士。其中對於五四運動在杭州的記錄，也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跟後人寫回憶錄，重新擺正觀點是完全不一樣的。1919年5月28日日記載——晴。自八時至下午三時，在校。省長、督軍有連署特別通告，措辭外和而內厲，因集全體學生，施臨時訓話：愛國與禍國不可分，適可而止，留以有待。
這就是經亨頤校長，像一隻老母雞護著一群小雞，護著他的浙江一師，包括後來護著他的春暉中學，護著他的寧波的浙江四中。但是很多時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育救國和人格教育的理想總是得不到實現，特別是1927年後，政局迷離、世事紛繁，經亨頤便醉心於書畫，於1937年出版了自選的《頤淵詩集》。於右任先生在序中說——餘嚐謂頤淵先生矯然如岩不鬆柏，行者、過者皆仰其高，承其蔭，而吧為不可企及。此其人非僅以文章學問照耀一世而已已。顧先生默默無所馳騖，鉻自負其藝事曰：吾治印第一，畫第二，書與詩又其次也。餘誦先生詩，超逸衝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雲林、吳野人之間。大音希聲……
江山要靠文人捧，同時文人也要相互捧，於老先生雖有溢美之辭，但以經先生之功力，其詩文是值得一品的。
他於社會人生的看法，對於立身處世的態度，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對於文學藝術的鑒賞，都是從讀書、交朋友、麵對現實得來的，換一句話說，都是從自學得來的。他沒有創立係統的學說，沒有建立偉大的功業，可是，他正直的過了一輩子，識與不識的人一致承認他有獨立不倚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