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秋瑾：灰塵中也開花
1.始信英雄亦有雌
老家紹興，現在連我女兒都願說她是紹興人，這像我三十年前，填籍貫時會在杭州和紹興之間選擇後者。現在人們對籍貫一詞已經越來越淡漠了，我想這大概是屬於血脈裏的一些東西，比如說年輕時好諷人，在挖苦別人的同時也不忘時時嘲諷自己，為人又有點中庸的個性……凡此種種，於我，不知算不算是與生俱來？還有愛給人做策劃卻不願多跑腿腳，也想掙錢但又不會討價還價，這不知是不是性格中多少有些師爺幕僚的基因在？還有我那個老家孫端，因是魯迅的外婆家或者還有某些民國老人的關係，讓我多少有些莫名的驕傲，兩千多年前，據說陳勝已經發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疑問，而我卻還相信文脈總是要有所延續的吧。
那時舅舅的家離秋瑾故居和暢堂才三分鍾的路，所以時常會去那裏轉轉並發呆，那是在過年的時候，那時也不要門票，現在經過一陣洗牌之後也不要門票了吧。那時我總覺得過年是一件很孤獨而無奈的事情，就像穿行在紹興城裏那狹長的弄堂裏。那時早知道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名句，但走到軒亭口也會默想一下，那時的軒亭口已是車水馬龍，但是跟現在一比那隻能說是小巫見大巫了。站在喧鬧的軒亭口（我想北京的六部口也是這樣吧），要想到殺頭這樣的事情實在也是有點難的。那時我也開始會玩點小穿越了，比如會想，秋瑾要是生在今天，比如她是百年後的七零後吧，那她現在在做什麽呢？是不是在周日也帶著兒子或女兒去上培訓班呢？這樣的想象於我實在是一種打發時光的功課。是的，我們無法改變史實，隻是在不斷挖掘史實。民國前輩的軼聞故事，現在無一例外地是靠進口材料，比如對沈定一（玄廬）的研究，我們得靠美國人蕭邦奇的《血路》一書，而研究秋瑾，得靠當年服部繁子夫人的回憶錄以及一個塗料專家永田圭介的《秋瑾——競雄女俠傳》。所有這些資料，雖然還是非常有限，但都在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秋瑾是一個人，是一個女人，而不是神和女神。我現在有時也犯糊塗，怎麽一個百年前的英雄，還不如一千年前的楊貴妃武則天們談資多呢？這個裏麵我們一定是出了問題了的。
實際上穿行於紹興城內的小巷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冷不防你就看到了大通學堂，看到了土穀祠，看到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不過如果僅僅是名人故居，是那些緊閉或敞開的台門，那也沒什麽，更重要的是鄉音鄉風，尤是冬天，那些醃魚臘肉掛在窗口或廊簷下和天井裏，那種感覺就是一個親切。
現在據說紹興也想要造地鐵了，這是好事。秋瑾當年去日本，日本還沒有地鐵。在秋瑾為理想捐驅一百年之後，一個城市有了現代化的念想，這又有什麽不好呢，隻要那些人力三輪車還在，紹興黃酒還在，臭豆腐還在，烏逢船還在，小橋流水還在，那麽我想，如是這般，秋瑾和魯迅的味道便還在空氣裏存在，或許這就是精神因子，是冥冥中的花開花謝吧。
想到魯迅先生的《藥》，再想到謝晉導演的電影，好像是李秀明演的秋瑾，總覺得跟張瑜演小鳳仙是一路的感覺——形神皆不像。至於說要怎麽才像，我也說不出個譜來。當然西湖邊也有秋瑾，西湖本來跟秋瑾關係不大，但人們已經習慣了秋瑾和西湖站在一起，西湖便也因此沾了一點俠氣，而不隻是白蛇和蘇小小們的氣場了。
秋瑾，在一個秋風秋雨的時令裏，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時間節點上，又一次站在了我們麵前。實際上隻要她一站著，我們大約都是仰視的，但這種仰視也帶來了誤讀，也有焦點不準的問題。
紹興以秋瑾為榮，中國以女俠為榮，但紹興和中國也應以秋瑾為恥，而且這個恥也應該永遠延續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臉上或變成城雕，但應該像魯迅在桌上刻一個“早”字那樣，銘在我們的心中，否則我們還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秋瑾是被紹興的官吏砍了頭的。如果我們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看，秋瑾無疑是那個時代見過世麵的人。這種見世麵，先是被動的，後是主動的。
先說被動。因為祖父和父親都是為官的，注意那時有作為的人的父輩，基本都是讀書做官的，否則你連機會都沒有，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地說什麽官二代和富二代，其實完全不在於官和富這兩頂帽子，而是如那句閩南歌唱的那樣——愛拚才會贏，至於你把拚唱成了“嫖”那是你的問題了。是啊，關鍵就看你自己會不會拚了。父輩且是宦遊福建，所以秋瑾是生在廈門的（也有大而統之說閩南的）。一百多年前的廈門也不過是個漁村的概念吧，但因為跟著祖父和父親，或者說吃多了海鮮，那一定比同齡人多了些見識的，因為有一種說法，她還去過台灣，然後因為祖父的退休，而於15歲“回”到了紹興。到此為止，她接受的都是傳統的官宦子女的教育，詩詞和女紅，是必備的功課，據說秋家倒也甚為開明，她也接觸了一些進步的報刊書籍，但再怎麽開明，女子裹腳這一關還是要過的，所以能騎馬會射擊且佩短刀的女俠，其實是個小腳女人，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認識，我們今天隻看到過不少穿超高跟鞋女子的，但無法想像小腳女人走路跑步的樣子，而且秋瑾後來愛著男裝，但整個身體的比例，一定是陀螺形狀的。本人小時候還見過外婆小腳的樣子，放在老太太身上還是頗為相稱的，但如果是放在一個所謂英姿颯爽的女人身上，還是有點滑稽的。
其實秋瑾也不是一開始就英姿颯爽，從她的詩中可以得知，一開始她的詩還是蠻婉約的，如“一灣流水無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紅”；“陌上煙輕鶯邊語，廉前香暖燕雙飛”；“窗外草如煙，幽閨懶卷廉”。這也都是那個時代常見的閨怨詩，其實那個時代的詩人，比如說蘇曼殊等，都不單純以詩名著稱，而更多是以此人的行為而著稱於世，所以要想真正成為李清照還是困難的。隻是說她的詩後來愈來愈有巾幗不讓須眉之感，且看——
莫重男兒薄女兒，平台詩句賜蛾眉。
吾儕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肉食朝臣盡素餐，精忠報國賴紅顏。
壯哉奇女談軍事，鼎足當年花木蘭。
還有一首詠物的《殘菊》也寫得很是動人——
嶺梅開後曉風寒，幾度添衣怕倚欄。
殘菊猶能傲霜雪，休將白眼向人看。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關鍵是嫁個什麽人；同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就看你自己是否中意了。締結婚姻關係，在那個年代主要還是看門當戶對的。我們知道秋家是跟湖南湘潭的王家聯姻的。王家是商賈之家，跟曾國藩還多少沾親帶故的，如果照傳統的觀點，商人跟文人官人聯姻，那算是高攀的，但要知道那也已經是19世紀末了，如果從現實的角度看，那是衣食無憂的，用今天的說法，那是官二（三）代嫁給了富二代，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清楚，秋瑾至少比王廷鈞大了3歲（有說是4歲）的，所謂女大三抱金磚，也正是那個時候，好多男的還有納妾的喜好，所以倒完全不必多慮男女生理上的需求。怎麽說呢，女的大了三四歲，在今天看來這是一種姐弟戀的格局，但有沒有戀起來，我們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真是秋瑾18歲結婚的，那王兄也隻有15歲吧，但不管戀和不戀，三年中秋瑾為王家生下一兒一女，作為王家的媳婦，一開始秋瑾也是稱職的吧，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日子也就這樣過著。這個時候誰也想不到，她後來會轟轟烈烈，這起因還是緣於丈夫王廷鈞進京做官了。
丈夫愛做官，這是男人要進步的表現，自古皆然。尤其是在多子多兄的家庭裏，有了錢之後，一個家裏有個當官的在，那是很能撐住台麵的。好多人避而不談當官的好處，隻說為民服務或實現理想，我以為隻說對了一半（即使他們真能做到！）。當官實際上可以體麵的拿錢，但前提你得真做公仆啊。今天有所謂跑官之說，而古代則有捐官之舉，即可用錢來買個官當當（今天也還有）。當然我還不清楚除了出錢之外，還需不需要筆試和麵試，需不需要考策論一類的，哪怕是走過場的。湖南的生活，有沒有讓秋瑾學會吃辣，這一點史料是不會記載的，但於我看來，秋瑾後來的表現倒是有一點辣妹子的感覺的，從她福建—浙江（紹興）—湖南—北京這麽一路走來的人生軌跡看，這實在是一個見過世麵的小腳女子。當然，下一站，還有日本，還有上海。
2.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
秋瑾老公後來謀到一個京官，秋瑾便隨丈夫到了北京，時年為1895年，秋瑾20歲。要知道1894年中日開戰，即甲午海爭，那是留給全體中國人的痛啊，隨後的《馬關條約》就挺能說說明問題。大概從那時起，中國要強大才真正成為知識分子和國人的心聲。在北京秋瑾開始接觸進步報刊，觀念大變。同時與丈夫的關係也冷淡起來了。這跟她與吳芝瑛的認識有直接關係，吳大她七歲，吳的丈夫和秋瑾的老公同為清廷官員，兩家住得很近，同住在菜市口西的南半截胡同，不過吳芝瑛的丈夫廉泉官比王廷鈞要大，但秋和吳都屬於官太太，談吐頗為投緣，後來又結成金蘭之好。中國男人靠拜把子桃園結義，而女子也有這樣的所好。
京城總是藏龍臥虎，江南女子一到京城，觀念和行為就大變樣了。正如今天，LV雖然為女子所愛，但國家大事也是女子可談論可參與的，而不隻是參與到“非誠勿撓”一類的。據說秋瑾那時就向吳芝英傾述心事，吳芝瑛便支持秋瑾跟丈夫分居，並贈秋瑾一聯：貌合神離，有距離難成眷屬；同床異夢，無緣分何必夫妻。
一個成功的女子背後，必然有一群助陣的男子，而一個很作的女子背後，又至少有一個投緣的小姐妹在支持。秋瑾就是那個時代的作女，不是在丈夫麵前小作作，而是要與時代一並風雨大作。且看她居京城後的一首《滿江紅》——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為籬下黃花開遍，
秋容如拭。四麵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
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
不因人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折磨。
莽紅塵何處覓之音？青衫濕！
讀秋瑾的詩，“誰說女子不如男”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那麽倒了後來，她的想法實際上又進化了，非但否定“不如男”，而是要用實際行動做給男的看看，要跟男的“競雄”了，而當這種心理跟民族大義聯在一起時，那就加速甚至超速行駛了。
從秋瑾的詩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情商頗高的女子，如果她僅僅生活在湘潭或紹興，那也就罷了，那也就是口味重一點罷了，問題是到了北京，完全是見識了世界，她不僅認識了吳芝瑛，還認識了日本教師服部繁子夫人，服部繁子的先生是到京師學堂來做老師的，所以現在也有人說，不要以為西太後沒有在進行改革，隻不過那是在她的計劃內改革。當時京城已有頗為流行的派對，那就叫“談話會”的，服部繁子夫人就是在那樣的場合見到秋瑾的，後來作為秋瑾留日的引路人和見證者的她，就留下了最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如我前麵所述，服部繁子夫人的回憶文字已經成了研究秋瑾跳不過去的一章，所以在此我也不妨做一回文抄公——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個會館裏舉行了婦女談話會的建會式……二月的一天，談話會在歐陽夫人的家中舉行……有歐陽夫人、吳芝瑛夫人、陶大鈞夫人（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時一樣，先讀中國的書，然後讀高等女子學校一年級程度的書，圍繞這些提問題，隨便交談。在隨便交談的時候，一個女傭進來了，在夫人耳邊低聲說了幾句，（歐陽）夫人想了一會兒，便與我打了一個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會兒，她回來了，有點為難似地說：“我的一個親友現在來了，說是想入會，允許嗎？”我說：“很高興見她。”夫人就把那個親友帶了進來。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現在我麵前的這個親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長的身材，稍朝前彎曲，濃密的黑發披著，穿著男裝，帽子橫戴著，一半遮著耳朵，藍色的西裝，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較長，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著一根細細的手杖，肥大的褲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係著緑色的領帶。臉色青白，大眼，細鼻，薄嘴唇，一個挺瀟灑的青年人。歐陽夫人說：“師母，這就是我的朋友。”一語未完，那個青年便大聲說：“王秋瑾！”我伸出手與她握了一下。吳夫人對我說：“師母，您不要見怪，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來這是一個穿男裝的女子。吳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說：“給師母行禮！”那個婦女笑了笑，丟開手杖，給我行了個半跪禮。我用兩手扶起她，讓她坐在旁邊的位子上。她講浙江口音的話，講話講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請教歐陽夫人做翻譯。我首先按照中國的習慣問她住在什麽地方，她說住在前門外。歐陽夫人說：“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門外的一個大商店的主人（秋瑾丈夫王廷鈞，花錢捐得一個小京官，在北京清政府任戶部主事的官。），這位太太很喜歡讀書，是個很有學問的人。”這個男裝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說話，一個勁地與二位夫人說話，三人都說南方話，不好懂。談話似乎很激進，吳夫人臉露難色，歐陽夫人看看我的臉色，後向王夫人（秋瑾）使了個眼神。陶夫人和女兒先告辭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詩……
這一段記述的年代應該是1903或1904年，由此看秋瑾，那時已經著男裝了。如果從服裝心理學來說，秋瑾會不會是一種易裝癖呢？也許沒那麽複雜，秋瑾僅僅是一個挺潮的人，這是用今天的話來說的。那時的秋瑾雖然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但從家庭條件來看，顯然是衣食無憂不需要做家務的，所以她才會有時間和精力來參加談話會來談論國事和天下事。服部繁子夫人接著寫道——
吳夫人對王夫人說：“妹妹，今天是談話會，既然加入了談話會，就要向師母請教”。王夫人點點頭，看著我，問：“請問夫人，您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說：“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來：孔子的信徒！那麽，就是‘女子與小人難養’（孔子原話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則不遜，遠則怨。”）的信徒了？歐陽夫人和吳夫人擔心地看著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來，說：“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說的‘女子和小人難養’中的那個女子，據說有另外一種意思，這句話，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說是一種格言。現在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意思是說女子有學問害多益少，這可以說是對婦女的侮辱，為什麽要讓別人這麽說？我們就必須有修養。我一向佩服中國婦女的勇氣和好學，我們都是婦女，要超越國境，相憐相愛……。”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語，歐陽和吳兩夫人向我頻頻點頭。
請注意，一個遠道來中國的日本女子竟然是孔子的信徒，這大概在今天也可以支持關於要在全世界辦孔子學院的計劃。而旁邊其他女子的擔憂則說明秋瑾在當時不僅是一個潮人，而且還是言語無禁忌的人，好在服部繁子夫人對秋瑾不僅不為怪，而且還是饒有興趣且是“越看越喜歡她”，因為顯然這是一個觀察的標本。不，標本是死的，而眼前的這個潮人卻是最為鮮活的，因為在老外眼裏，你要麽是古董，要麽是潮人，隻要這樣才能進入她們的視野——。
二月的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對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爐前，上次約好的，今天秋瑾來訪問我。和上次不一樣，這次她顯得較沉著。還是穿著藍色的肥大西裝。我讓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歡她，她是一個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長著象林黛玉一樣的修長身材，加上她走路時的風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說：秋瑾，聽到你的名字，讓我想起白樂天的《秋槿》（白居易《秋瑾》詩原文為：“風露颯已冷，天色亦黃昏。中庭有槿花，榮落同一晨。秋開已寂寞，夕殞何紛紛！正憐少顏色，後歎不逡巡。感此因念波，懷哉聊一陳。男兒老富貴，女子晚婚姻，頭白始得誌，色衰方事人。後時不獲已，安得如青春？）詩，那首詩讓人感到婦女的悲哀，而你卻不同，很幸福。”秋瑾說：“我的名字似乎是從那首詩取的，後來把‘槿’字改成‘瑾’的。”我說：“你為什麽要穿男式西裝？我想聽聽你的想法，看看我原來的猜想對不對。”秋瑾說：“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國，男子是強者，女子作為弱者永遠受壓迫。我想有一顆男子一樣的強者的心，這樣，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會是男子的心。發辮是夷族風俗，不是中國人必須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裝。夫人，是不是這樣？”
我輕輕點點頭說：“這樣你就如願地成了強上加強的人啦！”秋瑾有點難為情，說：“是的。”
我懷著可憐的心情望著她說：“我的意見和你有點不同，女子決不天生劣於男子，作為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論孝道的時候，沒有光說孝父，而說孝父母，也就是說在家庭裏，男女是同權的。你的穿男裝的想法充滿幼稚。羨慕男子而形態上模仿男子，不如說這是一種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裝，但不能改變身體的組織。女子永遠是女子，並不可恥，要堂堂正正地讓男子敬慕。”秋瑾睜大著眼看著我，說：“夫人說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見！”我點點頭，說：“可以，隨你的意。另外，我想問問你的家庭。”
聽她說，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個財產家（王廷鈞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兩歲，二十五歲，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四歲。比她年小的丈夫是個善良溫和的人，他從不幹涉秋瑾的意誌和行動的自由。我握著秋瑾的手笑了，說；“那麽，在你的家庭裏，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個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國有句舊話，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這種模範，你丈夫是這個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說：“夫人，我的家庭是過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強暴一些，強暴而壓迫我，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以更加堅強的決心對抗男子。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為了所有婦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幹男子也不能幹的事！”
……
讀到這裏，除了應該佩服服部繁子夫人描述的功力之外，我想這一段也許可以幫人了解秋瑾的丈夫以及他們真實的婚姻情況。因為在以前的各種資料中，總是說秋瑾的丈夫是個惡棍，吃喝嫖賭全來，何況當個官還是買來的，等等，竭盡能事地把這個男人說壞，好像以此就能襯托秋瑾的偉大和不易。但這樣的觀點，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王秋一家後人的承認（作為讀者也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按常識論，如果丈夫不支持妻子，一個有孩子的母親是不可能出國的，而且也不可能那麽輕易地拋家別子去參加革命活動。在秋瑾死後，這個王官人也沒有再娶妻妾，而是承擔著“罪名”，要把她葬在湖南老家的土地上，他臨終前還要求與妻子合葬在一起。誠然，夫妻沒有共同語言或貌合神離這是存在的。也許作為一個丈夫，王廷鈞不夠強悍不夠新潮，這有服部繁子夫人的記述為據，但你要知道，姓王的當時是公務員啊，他得擔心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啊。即使如吳芝瑛，跟秋瑾同結金蘭之好，但她僅僅是思想新潮，她本人也並不是革命黨人啊！當然，我們也可以對服部繁子夫人的描述存疑，但如果從秋瑾的行為邏輯來看，倒還是比較可信的。服部繁子夫人繼續這樣寫道——
我看著她，有點可憐她，說：“秋瑾，你過份地沉溺於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兒戲。丈夫越強暴越好，這是對家庭婦女的嘲弄。男子，強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時是強的。你勉強地想戰勝男子，正顯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說：“但是，夫人，我難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說：“請問夫人，在萬世一係的天子的日本國，對革命，您怎麽看？”我說：“革命？秋瑾，我們日本是擁戴萬世一係的天皇的國家，我們討厭聽到革命這種口號！”我臉顯難色。秋瑾握著我手說；“不，我不是說日本。在我們中國，擁夷族為天子，我認為這是一種卑屈。”
談到這兒，我停止了話頭，我看出這個婦女有過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流行病，看來這個婦女也患了這種流行病。
“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流行病”，這個話還是很準確的，如果換一種表述，那就是“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潮流”，如果我們想想1919年前後，再想想我們經曆過的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想想當下的物質和娛樂潮流的革命，的確，秋瑾就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她具備了弄潮兒的一切標簽，比如長相俊美，比如才華橫溢且文武雙全，又留學日本，又走出家庭，又被清廷斬殺——曹雪匠能寫出林黛玉，托爾斯泰隻能寫出安娜·卡列尼娜，但他們絕對寫不出秋瑾，這是時代寫就的一個大寫的人。
服部繁子夫人後來還寫到去秋瑾家的見聞，這讓我們從內部看到了秋瑾——
書架上堆滿著書物和衣類，屋角裏瓜子殼和果皮散發出異樣的氣味，不能說很幹淨。秋瑾後麵跟著她的丈夫，是個看上去較年輕的白麵青年，溫和的家庭青年，有點難為情似地行著禮。秋瑾低聲對他說了句什麽，他便又行了個禮出去了。好像是離開家了。秋瑾笑著說：“從滿人的官宦人家來看，這真是個不清潔的小屋吧？但灰塵中也開花。”我笑著說：“水底也有珠玉在閃光。”秋瑾很高興。秋瑾說：“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異教徒，我們相互敬愛，真是不可思議。我說想見見孩子，她說因為太吵，讓老媽子帶出去玩了。”
灰塵中也開花，這正是我本文的題旨，我之所以要大段的引用服部繁子夫人的文字，目的隻有一個，最大限度地還原這一個女子，這一個人！
3.國破方知人種賤
20世紀之初，最為流行的事情就是出國留洋，當時日本欺侮我們，讓我們受辱，但是國人對日本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所以那個時候的出國，絕大多數都是去日本，去那裏學習先進的思想和技能。蘇曼珠、李叔同、魯迅、鬱達夫、郭沫若，包括學軍事的蔣百裏蔣介石以及為革命而流亡的孫中山等，都是在日本找到棲身之地，可以說，日本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一個思想和軍事基地。
1904年春末夏初的秋瑾女扮男裝，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據說吳芝瑛又傾囊資助，並在北京陶然亭為她餞行，並贈一聯：“駒隙光陰，聚無一載；風流雲散，天各一方。”
吳芝瑛、秋瑾，後來還有一個徐自華，三個奇女子，鏘鏘三人行，傳一段紅顏佳話。
這個時候我們不知道秋瑾的老公在忙些什麽？一個女子，為何如此熱血澎湃，為何拋家別子？從家庭的角度以及秋瑾對自身對婦女的看法來說，我們已經完全知道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了。而從民族和國家的角度來說，她更有自己的想法，這可由她的詩為證——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時無計愧偷生；
搏沙有願興亡禁，博浪無稚擊暴秦。
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
經營恨未酬同誌，把劍悲歌涕淚橫。
這就是把個人的解放跟民族的解放糾結在一起了。今天我們稱秋瑾是女俠，這個俠並不是她真的去殺人放火，而是她的精神和氣度。不過現在也有一種佐證，說秋瑾本來是想去美國的，但後來還是去了日本，究其原因還是日本一衣帶水從距離上費用上更為現實一點吧，所以她選擇了日本。那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她去了美國，那還會是後來的秋瑾嗎？據說她去美國是想學法律的，如果學了法律，一切真的依法行事，那還會有反清之義舉嗎？秋瑾在準備出國之前，已經在學日語和英語了，說明她是做好了兩種準備的，或者說當時還在為去哪一個國家而猶豫。同樣的，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回憶錄中，完全顛覆了王廷鈞的形象，在以前的描述中，丈夫是千方百計阻擾秋瑾出國的，事實上他反倒是在服部繁子夫人麵前懇求過她，讓這個日本女人帶秋瑾去日本。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去理解，既然要去遊學，那在美國和日本之間，還是舍遠求近吧。
到日本後，秋瑾惡補日語，並結識了如下名人，他們是就是黃興、陳天華、陳其美、陶成章、張靜江等——這些人都是中華民國的牛人，因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魯迅和郭沫若都是先去學醫，後來是棄醫從文。文也好醫也好，那都是一門技能吧，特別是理工之類的，而秋瑾學到的就是兩個字——革命。
那麽從個人的潮到時代的潮，怎麽從出人頭第到敢於反對朝庭，這個心理的轉變，我覺得還是缺乏必然的邏輯性，因為吳芝瑛隻是讓她認識到了女性要解放自己，但這個解放可能是身體的解放，也可能是精神的解放，但不一定就是要去擔當民族的解放大義，那麽很可能，就是因為遇到了黃興、陳天華以及徐錫麟這樣的革命者，遂使一個女子，一個如林黛玉般的女子不是隻寫寫閨房詩，穿穿西裝，而是紅顏一怒為天下啊。
革命在當時的具體含義就是結社和辦報，據我們知道，她與陳擷芬一道重組了婦女革命團體“共愛會”，又與劉道一等組織了反清秘密團體“三合會”。注意，當時在秋瑾等一批革命誌士看來，滿清統治就是“夷族統治”，所謂反清複明即是這個意思。包括同為紹興人的劉大白，本姓金，但也是出自政治的需要而改姓為劉，因為劉，因為劉邦，才是漢室的正統啊。秋瑾創辦了《白話報》，發表了《演說好處》、《敬告中國二萬萬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當時秋瑾進的是一所叫實踐女子學校的，由於這是一所校規很嚴的學校，據稱“如沒有保證人的保證，就不能單獨外出或單獨與外人會麵，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隻允許出校門二次，且外出和歸來都必須向宿舍管理人報告等等”。那麽秋瑾顯然對學校的製度感到不滿。這種不滿一開始是說夥食不好，反正找了很多理由。
1905年初，秋瑾回國省親，據說也做一些類似於“中介”的事情，她奔走於滬杭紹之間，重要的史實是和蔡元培見過一麵，並參加了光複會。光複會是什麽組織，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暗殺組織，是以暗殺清廷官員為己任的。秋瑾隨後又於當年的7月份再度赴日，因為錢少坐的是三等艙，到日本後就生病了。比較巧合的是，她這一次入的仍然是同一所學校，因為她日常居住和學習的實踐女子學校中國留學生分校就在東京的赤阪區檜町十番地，與同盟會籌備會議的會場在同一條街上，這樣的近水樓台，使她的加入同盟會好像也成為一種必然，她也被推為浙江的主盟人。
這一次不是初來乍到了，秋瑾後來對實踐學校的教育多有批評，甚至對校長本人也有言辭激烈的批評。當時的一個大事件是，清政府和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使得在日留學的8000名留學生大憤，秋瑾激烈地反對這個規則，主張退學回國，以示抗議，以洗國恥，並組織了敢死隊，與日本政府交涉。陶成章在《浙案紀略》中說：“是時，取締規則風潮起於學界，學生盛倡歸國主義，瑾亦主張之，因結敢死隊，瑾又為其指揮，紛擾者匝月。”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投海自盡。於是在日本留學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在永田圭介的《秋瑾——競雄女俠傳》（2007年群言出版社版）一書對這一段有這樣的記述——
翌日（12月9日），留學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她公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這可是第一次披露秋瑾和魯迅之間的正麵衝突。由此看來，在留日學生中也有兩派，一派主張回國，一派主張留在日本學習。要知道魯迅和許壽裳都為官費留學，而秋瑾等是自費留學，這是從經濟角度講的。而從政治理想上來說，魯迅也熱血沸騰過，也曾參加了光複會，但真的當暗殺任務落在他身上時，他還是沒有去執行，這正是魯迅可愛而複雜的一麵。而關於秋瑾要殺魯迅一事的背景，包括周作人和其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中都曾經提到過，但從沒有說到秋瑾和魯迅的正麵衝突，沒有敢提要害的部分，可能還是為名人所諱吧，因為這倆人都是名人且同為紹興人。而魯迅先生本人好像也沒留下片言隻語，或者是我們看不到，如果照魯迅先生的脾氣，他不會不記的，至少會記在心上的。秋瑾的形象後來被先生寫進了小說《藥》裏，這是更為深刻其實也是更為悲觀和絕望吧。至於說魯迅對秋瑾的正麵評述，那也是來自於魯迅的學生許欽文的間接引述，隻可略備一說。
1906年，秋瑾回到國內，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裏91號租了房子，開始籌辦《中國女報》，這自然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大事。隻是辦報需要錢，錢從哪裏來，秋瑾隻得四處奔走，多方募集，又在報上大登廣告，號召大家入股。可是響應者寥寥無幾，杯水車薪。走投無路的秋瑾最後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到湖南的公婆家去籌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錢，而秋瑾娘娘家由於父親去世，在錢財上已經無力支持她。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兒子與兒媳之間不和，見到兒媳突然光臨，以為她回心轉意了，就熱情接待。秋瑾對公公說自己想辦學，但缺少經費，希望公婆家能給予資助。為了使兒子能和兒媳破鏡重圓，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筆錢送給秋瑾。幾天之後，秋瑾又改成男裝，不辭而別。所以後來有人說，秋瑾為了革命完全是不擇手段了，而魯迅想著老母、想著朱安、想著弟弟和弟媳，即還想著人間的一切煙火，所以讓他去參加暗殺行動，他必是有所顧忌的。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報》。
《中國女報》是一種16開本的冊子，封麵上畫著一個婦女，雙手高擎一麵旗幟，象征著婦女的覺醒和前進。該報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並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婦女聯合會的主張。為了使當時大多數文化水平低、不識字的婦女能看懂聽懂，女報一律用白話文，並采用彈詞、歌曲等民間喜聞樂見的形式。
該報的絕大部分稿件都出於秋瑾之手。除“發刊詞”外，她還寫了《敬告姐妹們》《勉女權歇》《感憤》《感時》《精衛石》等政論和文學作品，編譯了《看護學教程》。秋瑾在《中國女報》上試圖鑄造“國民”與“國民之母”的思想。她認為，“國民”大於皇權，男女亦平等：“改革專製政體，變成共和，四萬萬人都有主權來管國家的大事”，而在這四萬萬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萬萬婦女。
接下去的事情我們知道了，秋瑾回到了大通學堂，這是反清的一個秘密基地，本來她是要和在安徽的徐錫麟形成一種呼應的，秋瑾是要發動在浙江等地的起義的，但1907年的7月6日，安慶發事，徐錫麟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但起義很快失敗，徐錫麟被捕就義。據說到了10號這一天，徐錫麟慘死的消息傳到紹興，秋瑾痛哭失聲，不語不食。有人勸秋瑾立即離開紹興，也有人勸她前往上海，並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處隱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絕。她說：“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這一點很讓人不解，她為什麽要束手就擒呢？有人說她以為大通學堂不會暴露，雖然她做了轉移槍支的行動，也燒掉了秘密文件，但也有人說她早做好了流血犧牲的準備，或者說因徐錫麟的就義而讓她感到徹底絕望。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她必須為革命而捐軀，否則她覺得她對不起那些義士，也對不起剛剛被砍頭的徐錫麟。至於她和徐錫麟之間，除了革命大義之外，有沒有其他的感情牽掛，這至今也沒有一個定論。也好，曆史的謎團即使永遠是謎，也是不錯的。官府來抓她時她沒有反抗，抓她那天是13號的下午4點，而她被斬首是在15號的淩晨，這真是“從嚴從快”的典型案例了。她最後的絕筆是先寫下了一個“秋”字，這本是她的姓啊，審判官再逼她寫，然後才是“風秋雨愁煞人”6個字，要知道那是最熱的夏天，是7月15日啊，所以秋瑾之“秋風秋雨愁煞人”已經超出了對時令季節的感慨。這一年她33歲！
今天這個年紀的女子，好多還在為婚戀發愁呢，那也是另一種秋風秋雨愁煞人啊！
4.秋風秋雨愁煞人
比較令人感歎的是，秋瑾死後民間便有聲音強烈抨擊官府，雖然當時沒有網絡沒有微博，但報刊已有。我看到有一個史料很有意思，說參與搜查、審訊、行刑的山陰知縣李鍾嶽，在秋瑾斬首3天後被撤職。他在杭州賦閑期間，經常流著淚，獨自凝視、默誦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後的10月29日，李鍾嶽便自殺身亡。
那麽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省問責和懺悔意識呢？100年前就有了嘛。
而與秋瑾案相關的其他官員被調到地方任職時，當地鄉紳上書拒絕。出行時，需軍隊保護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民心之向背，由此可見一斑。
國破方知人種賤，這是秋瑾當時的觀點，我們在此不再評述了，但這麽一句刻骨銘心之語，看得出秋瑾當時的心是在流血的。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百年之前，仁人誌士，包括育有一子一女的這樣一個家庭婦女，這樣一個官太太，還在為革命赴湯蹈火，這是何等的氣慨啊。要說婦女解放，這難道不是一種解放嗎？
秋瑾死後，她的生前好友，徐自華、吳芝瑛冒著殺頭的危險，把她的忠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橋畔。因為秋瑾和徐自華同遊西湖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死後真能埋骨於此，那可是福份太大了。”
現在再回到秋瑾的丈夫。妻子死後王廷鈞鬱鬱寡歡，三年後抱病去世，臨終前，她要求兒子把他跟秋瑾合葬在一起。
後來秋瑾的兒子王沉德將她的遺骨取出，歸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革命黨人複將她的遺骨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為此徐自華曾作《西泠重興秋社並建風雨亭記》一文，如下——
嗚呼！風風雨雨，當年之殉義堪憐；烈烈轟轟，此日之英名永著。感承光複，益悼前徽，樹之風聲，能無有事？此自華所以於秋瑾之烈，思之又重思之，而不容不力為表闡也。
蓋當瑾之殉，華嚐卜地西泠，為結秋社，營墓，立碑建亭，藉資憑吊，乃觸虜廷之忌，徇宵人之請，遽令偽撫增韞，立時毀損，亦可悲也。
頃者革命功成，共和願遂，凡諸往烈，鹹與表彰，而如瑾者，俊偉激發，尤吾女界之光，可無念乎？爰特布告同誌，募集資財，謹擇良日，就昔墓地，重建一亭，名曰“風雨”，以期永久，並就亭旁劉氏偽祠，改號秋社，奉君栗主，春秋祠社。其他女俠，凡殉烈於革命之役者，均與列焉。九原有靈，庶無憾乎！
1912年，孫中山為秋瑾題寫“巾幗英雄”。今天西湖邊的名人墓中，我以為惟秋瑾之墓最為氣派和脫俗，而蘇小小墓最俗不可耐！
隻是據人記載，秋瑾墓之“遷徙”的數次，大概也可列入中國之最了，現拷貝如下——
始葬：1907年7月15日，紹興府城臥龍山西北麓。
首遷：1907年10月，遷往紹興常禧門外嚴家潭。
二遷：1908年2月遷葬於杭州西泠橋西側。
三遷：1908年12月1日，因禦史常徵“告發”，被迫遷葬回紹興城外嚴家潭。
四遷：1909年秋，遠遷湖南湘潭昭山，與王子芳（秋瑾丈夫）合葬。
五遷：1912年夏，遷葬湖南長沙嶽麓山。
六遷：1913年秋，還葬杭州西湖西泠橋西側原葬處。
七遷：1964年，遷葬杭州西湖雞籠山。
八遷：1965年初，由杭州雞籠山遷回西泠橋原葬處，改為圓丘墓，墓表石刻馮玉祥題聯：“丹心已結平權果；碧血常開革命花”。
九遷：1966年文革動亂發生，墓被拆除，遺骸再葬於杭州雞籠山。
十遷：1981年10月，還葬於西湖孤山西北麓，西泠橋南堍。墓頂設漢白玉雕像。
在這裏要記住1908年和1964年和1966年的這三次。
1908年，那是清廷做的事情。1964年，山雨欲來風滿樓了，不要說秋瑾這樣的女俠，地上地下的“牛鬼蛇神”統統惴惴不安了。1966年，那就一言難盡了。杭州雞籠山，我也隻在地圖上看到過。好在秋瑾名氣大，那些名氣較小的烈士，則沒有再遷回西泠橋邊。蘇小小雖不是烈士，但名氣甚大，旅遊拉動等原因，也得以再遷了回來。
秋瑾放在西湖，讓西湖少了一點脂粉氣，多了一點俠氣，而西湖和杭州，也對得起這樣的一位女傑的！
2003年，杭州的某係統開展“西湖十大佳人”的評選活動，起初候選人中有秋瑾，為此也還爭論過一番，後來秋瑾的後代站出來說話，說把秋瑾跟蘇小小、白娘子等並列，那是對英雄的汙辱，遂將秋瑾從候選名單中刪去。後來當選的“西湖十大佳人”是西施、白娘子、祝英台、李清照、李慧娘、王朝雲、蘇小小、方百花、琴操和花魁女，基本是傳說和文學類人物，有的到底跟西湖有沒有關係也說不清楚，其中方百花是方臘起義中的女將，見於一些傳說故事。
不是佳人，而是巾幗英雄，這樣說能說服我自己嗎？說服不了！
今天的女子們在西湖邊踏春，春暖花開，裙子張開——這個時候抬頭看秋瑾，哢嚓哢嚓照幾張照片回去，在電腦上看看修修，QQ上聊聊天，這樣的日子豈不是很好嗎？
隻是關於秋瑾的銀幕形象，鮮有出彩的，而且也總是糾紛不斷。
一百年了，國破方知人種賤，秋風秋雨愁煞人。
一百年了，我們不會承認國破方知人種賤這種說法的，但秋風秋雨真的是依然愁煞人的，有人甚至說出更絕的話——來世不再做中國人！所以我要重複前麵的觀點——
紹興以秋瑾為榮，中國以女俠為榮，但紹興和中國也應以秋瑾為恥，而且這個恥也應該永遠延續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臉上或變成城雕，但應該像魯迅在桌上刻一個“早”字那樣，銘在我們的心中，否則我們還是沒有希望的。
經亨頤跟浙江一師的結緣，完全是一種陰差陽錯。學校辦不好，清政府急啊，於是隻有到日本去請海歸，找同鄉會來公議吧，結果聰明的人連會都不去參加，老實如經亨頤就這樣臨危受命，然後梅開二度，終於執掌一師帥印。經先生是個教育家無疑，但他更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問官府要銀子來構建他的一師，然後又向社會募錢來構建的浙江教育會。看經先生日記，他的應酬往來之多，令人感歎，但他的確是在為這個學校的教育而奔忙，偶有一點小閑心，也是書畫印俱來，直到晚年，才寫寫打油詩的。
老家紹興，現在連我女兒都願說她是紹興人，這像我三十年前，填籍貫時會在杭州和紹興之間選擇後者。現在人們對籍貫一詞已經越來越淡漠了，我想這大概是屬於血脈裏的一些東西，比如說年輕時好諷人，在挖苦別人的同時也不忘時時嘲諷自己，為人又有點中庸的個性……凡此種種，於我，不知算不算是與生俱來？還有愛給人做策劃卻不願多跑腿腳，也想掙錢但又不會討價還價，這不知是不是性格中多少有些師爺幕僚的基因在？還有我那個老家孫端，因是魯迅的外婆家或者還有某些民國老人的關係，讓我多少有些莫名的驕傲，兩千多年前，據說陳勝已經發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疑問，而我卻還相信文脈總是要有所延續的吧。
那時舅舅的家離秋瑾故居和暢堂才三分鍾的路，所以時常會去那裏轉轉並發呆，那是在過年的時候，那時也不要門票，現在經過一陣洗牌之後也不要門票了吧。那時我總覺得過年是一件很孤獨而無奈的事情，就像穿行在紹興城裏那狹長的弄堂裏。那時早知道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名句，但走到軒亭口也會默想一下，那時的軒亭口已是車水馬龍，但是跟現在一比那隻能說是小巫見大巫了。站在喧鬧的軒亭口（我想北京的六部口也是這樣吧），要想到殺頭這樣的事情實在也是有點難的。那時我也開始會玩點小穿越了，比如會想，秋瑾要是生在今天，比如她是百年後的七零後吧，那她現在在做什麽呢？是不是在周日也帶著兒子或女兒去上培訓班呢？這樣的想象於我實在是一種打發時光的功課。是的，我們無法改變史實，隻是在不斷挖掘史實。民國前輩的軼聞故事，現在無一例外地是靠進口材料，比如對沈定一（玄廬）的研究，我們得靠美國人蕭邦奇的《血路》一書，而研究秋瑾，得靠當年服部繁子夫人的回憶錄以及一個塗料專家永田圭介的《秋瑾——競雄女俠傳》。所有這些資料，雖然還是非常有限，但都在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秋瑾是一個人，是一個女人，而不是神和女神。我現在有時也犯糊塗，怎麽一個百年前的英雄，還不如一千年前的楊貴妃武則天們談資多呢？這個裏麵我們一定是出了問題了的。
實際上穿行於紹興城內的小巷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冷不防你就看到了大通學堂，看到了土穀祠，看到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不過如果僅僅是名人故居，是那些緊閉或敞開的台門，那也沒什麽，更重要的是鄉音鄉風，尤是冬天，那些醃魚臘肉掛在窗口或廊簷下和天井裏，那種感覺就是一個親切。
現在據說紹興也想要造地鐵了，這是好事。秋瑾當年去日本，日本還沒有地鐵。在秋瑾為理想捐驅一百年之後，一個城市有了現代化的念想，這又有什麽不好呢，隻要那些人力三輪車還在，紹興黃酒還在，臭豆腐還在，烏逢船還在，小橋流水還在，那麽我想，如是這般，秋瑾和魯迅的味道便還在空氣裏存在，或許這就是精神因子，是冥冥中的花開花謝吧。
想到魯迅先生的《藥》，再想到謝晉導演的電影，好像是李秀明演的秋瑾，總覺得跟張瑜演小鳳仙是一路的感覺——形神皆不像。至於說要怎麽才像，我也說不出個譜來。當然西湖邊也有秋瑾，西湖本來跟秋瑾關係不大，但人們已經習慣了秋瑾和西湖站在一起，西湖便也因此沾了一點俠氣，而不隻是白蛇和蘇小小們的氣場了。
秋瑾，在一個秋風秋雨的時令裏，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時間節點上，又一次站在了我們麵前。實際上隻要她一站著，我們大約都是仰視的，但這種仰視也帶來了誤讀，也有焦點不準的問題。
紹興以秋瑾為榮，中國以女俠為榮，但紹興和中國也應以秋瑾為恥，而且這個恥也應該永遠延續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臉上或變成城雕，但應該像魯迅在桌上刻一個“早”字那樣，銘在我們的心中，否則我們還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秋瑾是被紹興的官吏砍了頭的。如果我們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看，秋瑾無疑是那個時代見過世麵的人。這種見世麵，先是被動的，後是主動的。
先說被動。因為祖父和父親都是為官的，注意那時有作為的人的父輩，基本都是讀書做官的，否則你連機會都沒有，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地說什麽官二代和富二代，其實完全不在於官和富這兩頂帽子，而是如那句閩南歌唱的那樣——愛拚才會贏，至於你把拚唱成了“嫖”那是你的問題了。是啊，關鍵就看你自己會不會拚了。父輩且是宦遊福建，所以秋瑾是生在廈門的（也有大而統之說閩南的）。一百多年前的廈門也不過是個漁村的概念吧，但因為跟著祖父和父親，或者說吃多了海鮮，那一定比同齡人多了些見識的，因為有一種說法，她還去過台灣，然後因為祖父的退休，而於15歲“回”到了紹興。到此為止，她接受的都是傳統的官宦子女的教育，詩詞和女紅，是必備的功課，據說秋家倒也甚為開明，她也接觸了一些進步的報刊書籍，但再怎麽開明，女子裹腳這一關還是要過的，所以能騎馬會射擊且佩短刀的女俠，其實是個小腳女人，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認識，我們今天隻看到過不少穿超高跟鞋女子的，但無法想像小腳女人走路跑步的樣子，而且秋瑾後來愛著男裝，但整個身體的比例，一定是陀螺形狀的。本人小時候還見過外婆小腳的樣子，放在老太太身上還是頗為相稱的，但如果是放在一個所謂英姿颯爽的女人身上，還是有點滑稽的。
其實秋瑾也不是一開始就英姿颯爽，從她的詩中可以得知，一開始她的詩還是蠻婉約的，如“一灣流水無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紅”；“陌上煙輕鶯邊語，廉前香暖燕雙飛”；“窗外草如煙，幽閨懶卷廉”。這也都是那個時代常見的閨怨詩，其實那個時代的詩人，比如說蘇曼殊等，都不單純以詩名著稱，而更多是以此人的行為而著稱於世，所以要想真正成為李清照還是困難的。隻是說她的詩後來愈來愈有巾幗不讓須眉之感，且看——
莫重男兒薄女兒，平台詩句賜蛾眉。
吾儕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肉食朝臣盡素餐，精忠報國賴紅顏。
壯哉奇女談軍事，鼎足當年花木蘭。
還有一首詠物的《殘菊》也寫得很是動人——
嶺梅開後曉風寒，幾度添衣怕倚欄。
殘菊猶能傲霜雪，休將白眼向人看。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關鍵是嫁個什麽人；同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就看你自己是否中意了。締結婚姻關係，在那個年代主要還是看門當戶對的。我們知道秋家是跟湖南湘潭的王家聯姻的。王家是商賈之家，跟曾國藩還多少沾親帶故的，如果照傳統的觀點，商人跟文人官人聯姻，那算是高攀的，但要知道那也已經是19世紀末了，如果從現實的角度看，那是衣食無憂的，用今天的說法，那是官二（三）代嫁給了富二代，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清楚，秋瑾至少比王廷鈞大了3歲（有說是4歲）的，所謂女大三抱金磚，也正是那個時候，好多男的還有納妾的喜好，所以倒完全不必多慮男女生理上的需求。怎麽說呢，女的大了三四歲，在今天看來這是一種姐弟戀的格局，但有沒有戀起來，我們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真是秋瑾18歲結婚的，那王兄也隻有15歲吧，但不管戀和不戀，三年中秋瑾為王家生下一兒一女，作為王家的媳婦，一開始秋瑾也是稱職的吧，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日子也就這樣過著。這個時候誰也想不到，她後來會轟轟烈烈，這起因還是緣於丈夫王廷鈞進京做官了。
丈夫愛做官，這是男人要進步的表現，自古皆然。尤其是在多子多兄的家庭裏，有了錢之後，一個家裏有個當官的在，那是很能撐住台麵的。好多人避而不談當官的好處，隻說為民服務或實現理想，我以為隻說對了一半（即使他們真能做到！）。當官實際上可以體麵的拿錢，但前提你得真做公仆啊。今天有所謂跑官之說，而古代則有捐官之舉，即可用錢來買個官當當（今天也還有）。當然我還不清楚除了出錢之外，還需不需要筆試和麵試，需不需要考策論一類的，哪怕是走過場的。湖南的生活，有沒有讓秋瑾學會吃辣，這一點史料是不會記載的，但於我看來，秋瑾後來的表現倒是有一點辣妹子的感覺的，從她福建—浙江（紹興）—湖南—北京這麽一路走來的人生軌跡看，這實在是一個見過世麵的小腳女子。當然，下一站，還有日本，還有上海。
2.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
秋瑾老公後來謀到一個京官，秋瑾便隨丈夫到了北京，時年為1895年，秋瑾20歲。要知道1894年中日開戰，即甲午海爭，那是留給全體中國人的痛啊，隨後的《馬關條約》就挺能說說明問題。大概從那時起，中國要強大才真正成為知識分子和國人的心聲。在北京秋瑾開始接觸進步報刊，觀念大變。同時與丈夫的關係也冷淡起來了。這跟她與吳芝瑛的認識有直接關係，吳大她七歲，吳的丈夫和秋瑾的老公同為清廷官員，兩家住得很近，同住在菜市口西的南半截胡同，不過吳芝瑛的丈夫廉泉官比王廷鈞要大，但秋和吳都屬於官太太，談吐頗為投緣，後來又結成金蘭之好。中國男人靠拜把子桃園結義，而女子也有這樣的所好。
京城總是藏龍臥虎，江南女子一到京城，觀念和行為就大變樣了。正如今天，LV雖然為女子所愛，但國家大事也是女子可談論可參與的，而不隻是參與到“非誠勿撓”一類的。據說秋瑾那時就向吳芝英傾述心事，吳芝瑛便支持秋瑾跟丈夫分居，並贈秋瑾一聯：貌合神離，有距離難成眷屬；同床異夢，無緣分何必夫妻。
一個成功的女子背後，必然有一群助陣的男子，而一個很作的女子背後，又至少有一個投緣的小姐妹在支持。秋瑾就是那個時代的作女，不是在丈夫麵前小作作，而是要與時代一並風雨大作。且看她居京城後的一首《滿江紅》——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為籬下黃花開遍，
秋容如拭。四麵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
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
不因人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折磨。
莽紅塵何處覓之音？青衫濕！
讀秋瑾的詩，“誰說女子不如男”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那麽倒了後來，她的想法實際上又進化了，非但否定“不如男”，而是要用實際行動做給男的看看，要跟男的“競雄”了，而當這種心理跟民族大義聯在一起時，那就加速甚至超速行駛了。
從秋瑾的詩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情商頗高的女子，如果她僅僅生活在湘潭或紹興，那也就罷了，那也就是口味重一點罷了，問題是到了北京，完全是見識了世界，她不僅認識了吳芝瑛，還認識了日本教師服部繁子夫人，服部繁子的先生是到京師學堂來做老師的，所以現在也有人說，不要以為西太後沒有在進行改革，隻不過那是在她的計劃內改革。當時京城已有頗為流行的派對，那就叫“談話會”的，服部繁子夫人就是在那樣的場合見到秋瑾的，後來作為秋瑾留日的引路人和見證者的她，就留下了最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如我前麵所述，服部繁子夫人的回憶文字已經成了研究秋瑾跳不過去的一章，所以在此我也不妨做一回文抄公——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個會館裏舉行了婦女談話會的建會式……二月的一天，談話會在歐陽夫人的家中舉行……有歐陽夫人、吳芝瑛夫人、陶大鈞夫人（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時一樣，先讀中國的書，然後讀高等女子學校一年級程度的書，圍繞這些提問題，隨便交談。在隨便交談的時候，一個女傭進來了，在夫人耳邊低聲說了幾句，（歐陽）夫人想了一會兒，便與我打了一個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會兒，她回來了，有點為難似地說：“我的一個親友現在來了，說是想入會，允許嗎？”我說：“很高興見她。”夫人就把那個親友帶了進來。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現在我麵前的這個親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長的身材，稍朝前彎曲，濃密的黑發披著，穿著男裝，帽子橫戴著，一半遮著耳朵，藍色的西裝，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較長，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著一根細細的手杖，肥大的褲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係著緑色的領帶。臉色青白，大眼，細鼻，薄嘴唇，一個挺瀟灑的青年人。歐陽夫人說：“師母，這就是我的朋友。”一語未完，那個青年便大聲說：“王秋瑾！”我伸出手與她握了一下。吳夫人對我說：“師母，您不要見怪，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來這是一個穿男裝的女子。吳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說：“給師母行禮！”那個婦女笑了笑，丟開手杖，給我行了個半跪禮。我用兩手扶起她，讓她坐在旁邊的位子上。她講浙江口音的話，講話講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請教歐陽夫人做翻譯。我首先按照中國的習慣問她住在什麽地方，她說住在前門外。歐陽夫人說：“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門外的一個大商店的主人（秋瑾丈夫王廷鈞，花錢捐得一個小京官，在北京清政府任戶部主事的官。），這位太太很喜歡讀書，是個很有學問的人。”這個男裝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說話，一個勁地與二位夫人說話，三人都說南方話，不好懂。談話似乎很激進，吳夫人臉露難色，歐陽夫人看看我的臉色，後向王夫人（秋瑾）使了個眼神。陶夫人和女兒先告辭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詩……
這一段記述的年代應該是1903或1904年，由此看秋瑾，那時已經著男裝了。如果從服裝心理學來說，秋瑾會不會是一種易裝癖呢？也許沒那麽複雜，秋瑾僅僅是一個挺潮的人，這是用今天的話來說的。那時的秋瑾雖然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但從家庭條件來看，顯然是衣食無憂不需要做家務的，所以她才會有時間和精力來參加談話會來談論國事和天下事。服部繁子夫人接著寫道——
吳夫人對王夫人說：“妹妹，今天是談話會，既然加入了談話會，就要向師母請教”。王夫人點點頭，看著我，問：“請問夫人，您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說：“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來：孔子的信徒！那麽，就是‘女子與小人難養’（孔子原話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則不遜，遠則怨。”）的信徒了？歐陽夫人和吳夫人擔心地看著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來，說：“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說的‘女子和小人難養’中的那個女子，據說有另外一種意思，這句話，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說是一種格言。現在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意思是說女子有學問害多益少，這可以說是對婦女的侮辱，為什麽要讓別人這麽說？我們就必須有修養。我一向佩服中國婦女的勇氣和好學，我們都是婦女，要超越國境，相憐相愛……。”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語，歐陽和吳兩夫人向我頻頻點頭。
請注意，一個遠道來中國的日本女子竟然是孔子的信徒，這大概在今天也可以支持關於要在全世界辦孔子學院的計劃。而旁邊其他女子的擔憂則說明秋瑾在當時不僅是一個潮人，而且還是言語無禁忌的人，好在服部繁子夫人對秋瑾不僅不為怪，而且還是饒有興趣且是“越看越喜歡她”，因為顯然這是一個觀察的標本。不，標本是死的，而眼前的這個潮人卻是最為鮮活的，因為在老外眼裏，你要麽是古董，要麽是潮人，隻要這樣才能進入她們的視野——。
二月的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對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爐前，上次約好的，今天秋瑾來訪問我。和上次不一樣，這次她顯得較沉著。還是穿著藍色的肥大西裝。我讓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歡她，她是一個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長著象林黛玉一樣的修長身材，加上她走路時的風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說：秋瑾，聽到你的名字，讓我想起白樂天的《秋槿》（白居易《秋瑾》詩原文為：“風露颯已冷，天色亦黃昏。中庭有槿花，榮落同一晨。秋開已寂寞，夕殞何紛紛！正憐少顏色，後歎不逡巡。感此因念波，懷哉聊一陳。男兒老富貴，女子晚婚姻，頭白始得誌，色衰方事人。後時不獲已，安得如青春？）詩，那首詩讓人感到婦女的悲哀，而你卻不同，很幸福。”秋瑾說：“我的名字似乎是從那首詩取的，後來把‘槿’字改成‘瑾’的。”我說：“你為什麽要穿男式西裝？我想聽聽你的想法，看看我原來的猜想對不對。”秋瑾說：“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國，男子是強者，女子作為弱者永遠受壓迫。我想有一顆男子一樣的強者的心，這樣，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會是男子的心。發辮是夷族風俗，不是中國人必須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裝。夫人，是不是這樣？”
我輕輕點點頭說：“這樣你就如願地成了強上加強的人啦！”秋瑾有點難為情，說：“是的。”
我懷著可憐的心情望著她說：“我的意見和你有點不同，女子決不天生劣於男子，作為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論孝道的時候，沒有光說孝父，而說孝父母，也就是說在家庭裏，男女是同權的。你的穿男裝的想法充滿幼稚。羨慕男子而形態上模仿男子，不如說這是一種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裝，但不能改變身體的組織。女子永遠是女子，並不可恥，要堂堂正正地讓男子敬慕。”秋瑾睜大著眼看著我，說：“夫人說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見！”我點點頭，說：“可以，隨你的意。另外，我想問問你的家庭。”
聽她說，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個財產家（王廷鈞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兩歲，二十五歲，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四歲。比她年小的丈夫是個善良溫和的人，他從不幹涉秋瑾的意誌和行動的自由。我握著秋瑾的手笑了，說；“那麽，在你的家庭裏，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個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國有句舊話，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這種模範，你丈夫是這個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說：“夫人，我的家庭是過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強暴一些，強暴而壓迫我，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以更加堅強的決心對抗男子。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為了所有婦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幹男子也不能幹的事！”
……
讀到這裏，除了應該佩服服部繁子夫人描述的功力之外，我想這一段也許可以幫人了解秋瑾的丈夫以及他們真實的婚姻情況。因為在以前的各種資料中，總是說秋瑾的丈夫是個惡棍，吃喝嫖賭全來，何況當個官還是買來的，等等，竭盡能事地把這個男人說壞，好像以此就能襯托秋瑾的偉大和不易。但這樣的觀點，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王秋一家後人的承認（作為讀者也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按常識論，如果丈夫不支持妻子，一個有孩子的母親是不可能出國的，而且也不可能那麽輕易地拋家別子去參加革命活動。在秋瑾死後，這個王官人也沒有再娶妻妾，而是承擔著“罪名”，要把她葬在湖南老家的土地上，他臨終前還要求與妻子合葬在一起。誠然，夫妻沒有共同語言或貌合神離這是存在的。也許作為一個丈夫，王廷鈞不夠強悍不夠新潮，這有服部繁子夫人的記述為據，但你要知道，姓王的當時是公務員啊，他得擔心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啊。即使如吳芝瑛，跟秋瑾同結金蘭之好，但她僅僅是思想新潮，她本人也並不是革命黨人啊！當然，我們也可以對服部繁子夫人的描述存疑，但如果從秋瑾的行為邏輯來看，倒還是比較可信的。服部繁子夫人繼續這樣寫道——
我看著她，有點可憐她，說：“秋瑾，你過份地沉溺於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兒戲。丈夫越強暴越好，這是對家庭婦女的嘲弄。男子，強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時是強的。你勉強地想戰勝男子，正顯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說：“但是，夫人，我難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說：“請問夫人，在萬世一係的天子的日本國，對革命，您怎麽看？”我說：“革命？秋瑾，我們日本是擁戴萬世一係的天皇的國家，我們討厭聽到革命這種口號！”我臉顯難色。秋瑾握著我手說；“不，我不是說日本。在我們中國，擁夷族為天子，我認為這是一種卑屈。”
談到這兒，我停止了話頭，我看出這個婦女有過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流行病，看來這個婦女也患了這種流行病。
“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流行病”，這個話還是很準確的，如果換一種表述，那就是“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潮流”，如果我們想想1919年前後，再想想我們經曆過的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想想當下的物質和娛樂潮流的革命，的確，秋瑾就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她具備了弄潮兒的一切標簽，比如長相俊美，比如才華橫溢且文武雙全，又留學日本，又走出家庭，又被清廷斬殺——曹雪匠能寫出林黛玉，托爾斯泰隻能寫出安娜·卡列尼娜，但他們絕對寫不出秋瑾，這是時代寫就的一個大寫的人。
服部繁子夫人後來還寫到去秋瑾家的見聞，這讓我們從內部看到了秋瑾——
書架上堆滿著書物和衣類，屋角裏瓜子殼和果皮散發出異樣的氣味，不能說很幹淨。秋瑾後麵跟著她的丈夫，是個看上去較年輕的白麵青年，溫和的家庭青年，有點難為情似地行著禮。秋瑾低聲對他說了句什麽，他便又行了個禮出去了。好像是離開家了。秋瑾笑著說：“從滿人的官宦人家來看，這真是個不清潔的小屋吧？但灰塵中也開花。”我笑著說：“水底也有珠玉在閃光。”秋瑾很高興。秋瑾說：“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異教徒，我們相互敬愛，真是不可思議。我說想見見孩子，她說因為太吵，讓老媽子帶出去玩了。”
灰塵中也開花，這正是我本文的題旨，我之所以要大段的引用服部繁子夫人的文字，目的隻有一個，最大限度地還原這一個女子，這一個人！
3.國破方知人種賤
20世紀之初，最為流行的事情就是出國留洋，當時日本欺侮我們，讓我們受辱，但是國人對日本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所以那個時候的出國，絕大多數都是去日本，去那裏學習先進的思想和技能。蘇曼珠、李叔同、魯迅、鬱達夫、郭沫若，包括學軍事的蔣百裏蔣介石以及為革命而流亡的孫中山等，都是在日本找到棲身之地，可以說，日本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一個思想和軍事基地。
1904年春末夏初的秋瑾女扮男裝，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據說吳芝瑛又傾囊資助，並在北京陶然亭為她餞行，並贈一聯：“駒隙光陰，聚無一載；風流雲散，天各一方。”
吳芝瑛、秋瑾，後來還有一個徐自華，三個奇女子，鏘鏘三人行，傳一段紅顏佳話。
這個時候我們不知道秋瑾的老公在忙些什麽？一個女子，為何如此熱血澎湃，為何拋家別子？從家庭的角度以及秋瑾對自身對婦女的看法來說，我們已經完全知道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了。而從民族和國家的角度來說，她更有自己的想法，這可由她的詩為證——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時無計愧偷生；
搏沙有願興亡禁，博浪無稚擊暴秦。
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
經營恨未酬同誌，把劍悲歌涕淚橫。
這就是把個人的解放跟民族的解放糾結在一起了。今天我們稱秋瑾是女俠，這個俠並不是她真的去殺人放火，而是她的精神和氣度。不過現在也有一種佐證，說秋瑾本來是想去美國的，但後來還是去了日本，究其原因還是日本一衣帶水從距離上費用上更為現實一點吧，所以她選擇了日本。那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她去了美國，那還會是後來的秋瑾嗎？據說她去美國是想學法律的，如果學了法律，一切真的依法行事，那還會有反清之義舉嗎？秋瑾在準備出國之前，已經在學日語和英語了，說明她是做好了兩種準備的，或者說當時還在為去哪一個國家而猶豫。同樣的，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回憶錄中，完全顛覆了王廷鈞的形象，在以前的描述中，丈夫是千方百計阻擾秋瑾出國的，事實上他反倒是在服部繁子夫人麵前懇求過她，讓這個日本女人帶秋瑾去日本。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去理解，既然要去遊學，那在美國和日本之間，還是舍遠求近吧。
到日本後，秋瑾惡補日語，並結識了如下名人，他們是就是黃興、陳天華、陳其美、陶成章、張靜江等——這些人都是中華民國的牛人，因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魯迅和郭沫若都是先去學醫，後來是棄醫從文。文也好醫也好，那都是一門技能吧，特別是理工之類的，而秋瑾學到的就是兩個字——革命。
那麽從個人的潮到時代的潮，怎麽從出人頭第到敢於反對朝庭，這個心理的轉變，我覺得還是缺乏必然的邏輯性，因為吳芝瑛隻是讓她認識到了女性要解放自己，但這個解放可能是身體的解放，也可能是精神的解放，但不一定就是要去擔當民族的解放大義，那麽很可能，就是因為遇到了黃興、陳天華以及徐錫麟這樣的革命者，遂使一個女子，一個如林黛玉般的女子不是隻寫寫閨房詩，穿穿西裝，而是紅顏一怒為天下啊。
革命在當時的具體含義就是結社和辦報，據我們知道，她與陳擷芬一道重組了婦女革命團體“共愛會”，又與劉道一等組織了反清秘密團體“三合會”。注意，當時在秋瑾等一批革命誌士看來，滿清統治就是“夷族統治”，所謂反清複明即是這個意思。包括同為紹興人的劉大白，本姓金，但也是出自政治的需要而改姓為劉，因為劉，因為劉邦，才是漢室的正統啊。秋瑾創辦了《白話報》，發表了《演說好處》、《敬告中國二萬萬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當時秋瑾進的是一所叫實踐女子學校的，由於這是一所校規很嚴的學校，據稱“如沒有保證人的保證，就不能單獨外出或單獨與外人會麵，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隻允許出校門二次，且外出和歸來都必須向宿舍管理人報告等等”。那麽秋瑾顯然對學校的製度感到不滿。這種不滿一開始是說夥食不好，反正找了很多理由。
1905年初，秋瑾回國省親，據說也做一些類似於“中介”的事情，她奔走於滬杭紹之間，重要的史實是和蔡元培見過一麵，並參加了光複會。光複會是什麽組織，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暗殺組織，是以暗殺清廷官員為己任的。秋瑾隨後又於當年的7月份再度赴日，因為錢少坐的是三等艙，到日本後就生病了。比較巧合的是，她這一次入的仍然是同一所學校，因為她日常居住和學習的實踐女子學校中國留學生分校就在東京的赤阪區檜町十番地，與同盟會籌備會議的會場在同一條街上，這樣的近水樓台，使她的加入同盟會好像也成為一種必然，她也被推為浙江的主盟人。
這一次不是初來乍到了，秋瑾後來對實踐學校的教育多有批評，甚至對校長本人也有言辭激烈的批評。當時的一個大事件是，清政府和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使得在日留學的8000名留學生大憤，秋瑾激烈地反對這個規則，主張退學回國，以示抗議，以洗國恥，並組織了敢死隊，與日本政府交涉。陶成章在《浙案紀略》中說：“是時，取締規則風潮起於學界，學生盛倡歸國主義，瑾亦主張之，因結敢死隊，瑾又為其指揮，紛擾者匝月。”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投海自盡。於是在日本留學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在永田圭介的《秋瑾——競雄女俠傳》（2007年群言出版社版）一書對這一段有這樣的記述——
翌日（12月9日），留學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她公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這可是第一次披露秋瑾和魯迅之間的正麵衝突。由此看來，在留日學生中也有兩派，一派主張回國，一派主張留在日本學習。要知道魯迅和許壽裳都為官費留學，而秋瑾等是自費留學，這是從經濟角度講的。而從政治理想上來說，魯迅也熱血沸騰過，也曾參加了光複會，但真的當暗殺任務落在他身上時，他還是沒有去執行，這正是魯迅可愛而複雜的一麵。而關於秋瑾要殺魯迅一事的背景，包括周作人和其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中都曾經提到過，但從沒有說到秋瑾和魯迅的正麵衝突，沒有敢提要害的部分，可能還是為名人所諱吧，因為這倆人都是名人且同為紹興人。而魯迅先生本人好像也沒留下片言隻語，或者是我們看不到，如果照魯迅先生的脾氣，他不會不記的，至少會記在心上的。秋瑾的形象後來被先生寫進了小說《藥》裏，這是更為深刻其實也是更為悲觀和絕望吧。至於說魯迅對秋瑾的正麵評述，那也是來自於魯迅的學生許欽文的間接引述，隻可略備一說。
1906年，秋瑾回到國內，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裏91號租了房子，開始籌辦《中國女報》，這自然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大事。隻是辦報需要錢，錢從哪裏來，秋瑾隻得四處奔走，多方募集，又在報上大登廣告，號召大家入股。可是響應者寥寥無幾，杯水車薪。走投無路的秋瑾最後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到湖南的公婆家去籌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錢，而秋瑾娘娘家由於父親去世，在錢財上已經無力支持她。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兒子與兒媳之間不和，見到兒媳突然光臨，以為她回心轉意了，就熱情接待。秋瑾對公公說自己想辦學，但缺少經費，希望公婆家能給予資助。為了使兒子能和兒媳破鏡重圓，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筆錢送給秋瑾。幾天之後，秋瑾又改成男裝，不辭而別。所以後來有人說，秋瑾為了革命完全是不擇手段了，而魯迅想著老母、想著朱安、想著弟弟和弟媳，即還想著人間的一切煙火，所以讓他去參加暗殺行動，他必是有所顧忌的。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報》。
《中國女報》是一種16開本的冊子，封麵上畫著一個婦女，雙手高擎一麵旗幟，象征著婦女的覺醒和前進。該報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並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婦女聯合會的主張。為了使當時大多數文化水平低、不識字的婦女能看懂聽懂，女報一律用白話文，並采用彈詞、歌曲等民間喜聞樂見的形式。
該報的絕大部分稿件都出於秋瑾之手。除“發刊詞”外，她還寫了《敬告姐妹們》《勉女權歇》《感憤》《感時》《精衛石》等政論和文學作品，編譯了《看護學教程》。秋瑾在《中國女報》上試圖鑄造“國民”與“國民之母”的思想。她認為，“國民”大於皇權，男女亦平等：“改革專製政體，變成共和，四萬萬人都有主權來管國家的大事”，而在這四萬萬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萬萬婦女。
接下去的事情我們知道了，秋瑾回到了大通學堂，這是反清的一個秘密基地，本來她是要和在安徽的徐錫麟形成一種呼應的，秋瑾是要發動在浙江等地的起義的，但1907年的7月6日，安慶發事，徐錫麟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但起義很快失敗，徐錫麟被捕就義。據說到了10號這一天，徐錫麟慘死的消息傳到紹興，秋瑾痛哭失聲，不語不食。有人勸秋瑾立即離開紹興，也有人勸她前往上海，並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處隱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絕。她說：“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這一點很讓人不解，她為什麽要束手就擒呢？有人說她以為大通學堂不會暴露，雖然她做了轉移槍支的行動，也燒掉了秘密文件，但也有人說她早做好了流血犧牲的準備，或者說因徐錫麟的就義而讓她感到徹底絕望。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她必須為革命而捐軀，否則她覺得她對不起那些義士，也對不起剛剛被砍頭的徐錫麟。至於她和徐錫麟之間，除了革命大義之外，有沒有其他的感情牽掛，這至今也沒有一個定論。也好，曆史的謎團即使永遠是謎，也是不錯的。官府來抓她時她沒有反抗，抓她那天是13號的下午4點，而她被斬首是在15號的淩晨，這真是“從嚴從快”的典型案例了。她最後的絕筆是先寫下了一個“秋”字，這本是她的姓啊，審判官再逼她寫，然後才是“風秋雨愁煞人”6個字，要知道那是最熱的夏天，是7月15日啊，所以秋瑾之“秋風秋雨愁煞人”已經超出了對時令季節的感慨。這一年她33歲！
今天這個年紀的女子，好多還在為婚戀發愁呢，那也是另一種秋風秋雨愁煞人啊！
4.秋風秋雨愁煞人
比較令人感歎的是，秋瑾死後民間便有聲音強烈抨擊官府，雖然當時沒有網絡沒有微博，但報刊已有。我看到有一個史料很有意思，說參與搜查、審訊、行刑的山陰知縣李鍾嶽，在秋瑾斬首3天後被撤職。他在杭州賦閑期間，經常流著淚，獨自凝視、默誦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後的10月29日，李鍾嶽便自殺身亡。
那麽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省問責和懺悔意識呢？100年前就有了嘛。
而與秋瑾案相關的其他官員被調到地方任職時，當地鄉紳上書拒絕。出行時，需軍隊保護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民心之向背，由此可見一斑。
國破方知人種賤，這是秋瑾當時的觀點，我們在此不再評述了，但這麽一句刻骨銘心之語，看得出秋瑾當時的心是在流血的。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百年之前，仁人誌士，包括育有一子一女的這樣一個家庭婦女，這樣一個官太太，還在為革命赴湯蹈火，這是何等的氣慨啊。要說婦女解放，這難道不是一種解放嗎？
秋瑾死後，她的生前好友，徐自華、吳芝瑛冒著殺頭的危險，把她的忠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橋畔。因為秋瑾和徐自華同遊西湖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死後真能埋骨於此，那可是福份太大了。”
現在再回到秋瑾的丈夫。妻子死後王廷鈞鬱鬱寡歡，三年後抱病去世，臨終前，她要求兒子把他跟秋瑾合葬在一起。
後來秋瑾的兒子王沉德將她的遺骨取出，歸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革命黨人複將她的遺骨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為此徐自華曾作《西泠重興秋社並建風雨亭記》一文，如下——
嗚呼！風風雨雨，當年之殉義堪憐；烈烈轟轟，此日之英名永著。感承光複，益悼前徽，樹之風聲，能無有事？此自華所以於秋瑾之烈，思之又重思之，而不容不力為表闡也。
蓋當瑾之殉，華嚐卜地西泠，為結秋社，營墓，立碑建亭，藉資憑吊，乃觸虜廷之忌，徇宵人之請，遽令偽撫增韞，立時毀損，亦可悲也。
頃者革命功成，共和願遂，凡諸往烈，鹹與表彰，而如瑾者，俊偉激發，尤吾女界之光，可無念乎？爰特布告同誌，募集資財，謹擇良日，就昔墓地，重建一亭，名曰“風雨”，以期永久，並就亭旁劉氏偽祠，改號秋社，奉君栗主，春秋祠社。其他女俠，凡殉烈於革命之役者，均與列焉。九原有靈，庶無憾乎！
1912年，孫中山為秋瑾題寫“巾幗英雄”。今天西湖邊的名人墓中，我以為惟秋瑾之墓最為氣派和脫俗，而蘇小小墓最俗不可耐！
隻是據人記載，秋瑾墓之“遷徙”的數次，大概也可列入中國之最了，現拷貝如下——
始葬：1907年7月15日，紹興府城臥龍山西北麓。
首遷：1907年10月，遷往紹興常禧門外嚴家潭。
二遷：1908年2月遷葬於杭州西泠橋西側。
三遷：1908年12月1日，因禦史常徵“告發”，被迫遷葬回紹興城外嚴家潭。
四遷：1909年秋，遠遷湖南湘潭昭山，與王子芳（秋瑾丈夫）合葬。
五遷：1912年夏，遷葬湖南長沙嶽麓山。
六遷：1913年秋，還葬杭州西湖西泠橋西側原葬處。
七遷：1964年，遷葬杭州西湖雞籠山。
八遷：1965年初，由杭州雞籠山遷回西泠橋原葬處，改為圓丘墓，墓表石刻馮玉祥題聯：“丹心已結平權果；碧血常開革命花”。
九遷：1966年文革動亂發生，墓被拆除，遺骸再葬於杭州雞籠山。
十遷：1981年10月，還葬於西湖孤山西北麓，西泠橋南堍。墓頂設漢白玉雕像。
在這裏要記住1908年和1964年和1966年的這三次。
1908年，那是清廷做的事情。1964年，山雨欲來風滿樓了，不要說秋瑾這樣的女俠，地上地下的“牛鬼蛇神”統統惴惴不安了。1966年，那就一言難盡了。杭州雞籠山，我也隻在地圖上看到過。好在秋瑾名氣大，那些名氣較小的烈士，則沒有再遷回西泠橋邊。蘇小小雖不是烈士，但名氣甚大，旅遊拉動等原因，也得以再遷了回來。
秋瑾放在西湖，讓西湖少了一點脂粉氣，多了一點俠氣，而西湖和杭州，也對得起這樣的一位女傑的！
2003年，杭州的某係統開展“西湖十大佳人”的評選活動，起初候選人中有秋瑾，為此也還爭論過一番，後來秋瑾的後代站出來說話，說把秋瑾跟蘇小小、白娘子等並列，那是對英雄的汙辱，遂將秋瑾從候選名單中刪去。後來當選的“西湖十大佳人”是西施、白娘子、祝英台、李清照、李慧娘、王朝雲、蘇小小、方百花、琴操和花魁女，基本是傳說和文學類人物，有的到底跟西湖有沒有關係也說不清楚，其中方百花是方臘起義中的女將，見於一些傳說故事。
不是佳人，而是巾幗英雄，這樣說能說服我自己嗎？說服不了！
今天的女子們在西湖邊踏春，春暖花開，裙子張開——這個時候抬頭看秋瑾，哢嚓哢嚓照幾張照片回去，在電腦上看看修修，QQ上聊聊天，這樣的日子豈不是很好嗎？
隻是關於秋瑾的銀幕形象，鮮有出彩的，而且也總是糾紛不斷。
一百年了，國破方知人種賤，秋風秋雨愁煞人。
一百年了，我們不會承認國破方知人種賤這種說法的，但秋風秋雨真的是依然愁煞人的，有人甚至說出更絕的話——來世不再做中國人！所以我要重複前麵的觀點——
紹興以秋瑾為榮，中國以女俠為榮，但紹興和中國也應以秋瑾為恥，而且這個恥也應該永遠延續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臉上或變成城雕，但應該像魯迅在桌上刻一個“早”字那樣，銘在我們的心中，否則我們還是沒有希望的。
經亨頤跟浙江一師的結緣，完全是一種陰差陽錯。學校辦不好，清政府急啊，於是隻有到日本去請海歸，找同鄉會來公議吧，結果聰明的人連會都不去參加，老實如經亨頤就這樣臨危受命，然後梅開二度，終於執掌一師帥印。經先生是個教育家無疑，但他更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問官府要銀子來構建他的一師，然後又向社會募錢來構建的浙江教育會。看經先生日記，他的應酬往來之多，令人感歎，但他的確是在為這個學校的教育而奔忙，偶有一點小閑心，也是書畫印俱來，直到晚年，才寫寫打油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