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流金歲月——三毛扮演者王龍基的精彩人生

第十五章 兄弟姐妹俱是人傑

　　王龍基曾寫過一篇名為《“恐龍”爸爸與“童話”媽媽》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

　　我常說，我的爸爸王雲階是“恐龍”，雖然是龐然大物卻必然要被社會所淘汰。因為他太不適應商品經濟、他太書生氣、他太不懂應酬、他太不領“市麵”；但他對理想、對音樂有種自始自終極其執著的追求精神，我的父親隻要認準了一個目標就一定去實現。

　　他對音樂這位繆斯已經著了迷，學習和追求的願望如此強烈，真可謂達到“為伊消得人憔悴”、“雖九死而不悔”的地步了。

　　我爸爸他見到書不要命，讀起書不要命，創作起來不要命；他經常讀起書來忘了晝夜，創作起來忘了吃飯。他常講：“活到老，學到老，知識更新思想永不老；真也好，善也好，努力探索創作求美好。”他年輕的時候，寫起“綠豆芽”（五線譜）來了勁兒，竟把一斤生大蒜全部烤熟加點醬油吃光了（因為條件艱苦，沒有其他東西吃），直到胃燒得痛時才發現吃得太多了！五十年代時，為了學習蘇聯專家的“音樂作品分析”和“複調音樂”，曾經一個通宵為故事片《林則徐》錄音樂。可第二天清早，他顧不上吃早飯，就騎自行車從閘北趕到漕河涇的上海音樂學院，一直堅持學完了全程。文革期間，他也是全身心地學習。

　　1947年，爸爸開始了電影音樂創作。第一部是史東山先生導演的《新閨怨》的電影作曲，其中有不少受到國內外同行的好評並獲獎。在我主演的《三毛流浪記》電影中，我爸爸不僅作曲，而且還扮演了為上官雲珠伴奏的鋼琴師的角色。九十年代，爸爸常受心髒病的侵襲，長期以來又患有嚴重的白內障視力極弱。他為整理冼星海的《第二交響樂》總譜而把自己的創作計劃放在一邊。

　　過去我弄不明白，爸爸為什麽極不喜歡擔任行政領導工作。解放初，在北京擔任中央電影局藝委會委員兼音樂處副處長時，就因為他要搞創作不願搞行政工作而受到多次批評。回到上海，他又為當音樂創作室主任和上海電影樂團團長而愁眉苦臉。

　　1991年，為了在慶祝“王雲階音樂生涯六十周年係列紀念活動中演出他的新作，他都是戴著眼鏡還依靠放大鏡那一束聚光，艱難地在細細的五線譜上標下每一個顫抖的音符。正是這種超凡的神力，才凝成了他受大自然的啟示、生活的感受、對未來的憧憬”的“第三交響樂”那盎然的春意。他喜歡創作，習慣創作。他認為在五彩繽紛的音樂幻想世界裏翱翔，是最大的幸福。逐漸地，我懂了。爸爸十分熱愛生活、熱愛家庭、熱愛工作，他講：“一個對生活冷漠的作曲家，是不會寫出動人心弦的音樂作品的。”正是這一點，使我也越來越理解了生活的真諦。

　　爸爸身體並不好，可他的精神特別好，就是在八十六歲高齡時，他走起路來還是快節奏，三步並做兩步。他常講：他靠的是七分精神加三分體質。爸爸就是這樣滿身的固執，滿身的獨特，滿身的與眾不同。可我和弟妹們，包括我的兒子和愛人，就是喜歡爸爸，敬重爸爸，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因為爸爸忠厚善良、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不僅把我們當做子女，更當成朋友和知己。我結婚時，爸爸送給我們“不驕不躁、謹慎謙虛、艱苦奮鬥”幾個字，我們一直掛在牆上。從記事起，爸爸就和我們談心。我常想“我和爸爸媽媽的感情，交心要是能傳到我兒子身上該多好呀！”我確確實實在不知不覺地尋找成為“恐龍”之路。我喜歡“恐龍”。

　　有一篇名為《老頭子和老太婆》的童話，講的是一位善良的老頭子把一頭牛換成一頭羊，再換成一隻鵝，最後換成半袋爛蘋果，而善良的老太婆每次都誇獎老頭子說：“我的丈夫真聰明。”她對丈夫隻有滿意，從無怨言。

　　我的媽媽正是這樣一位不算太老的“老太婆”。她和爸爸年輕時是一對愛國的熱血青年，相識在冼星海合唱團，抗日救國的共同目標使他們相愛並結為夫妻。從那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裏，他們相伴奮鬥在人生的道路上，共同承擔了生活的困苦，一起品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相親相愛，相敬相知，仿佛融合成了一個整體。

　　那時，全家靠父親在大學教書所獲的微薄薪水維持生活。可父親還常常資助進步學生，弄得家裏經常揭不開鍋。結婚後，她把唯一的一床棉被給住院的爸爸蓋，自己卻裹著棉衣睡。

　　我的一個弟弟就是因為貧病交加，在父親的懷抱裏夭折的。可母親從來沒有過怨言，沒叫過苦，總是用樂觀的精神來支撐這個家。在那苦難的歲月裏，我家唯一的財產就是書，父親母親什麽都可以丟，就是這些書一本也不能少，不論多麽艱苦他們總是一起讀書，搞創作。他們的精神是那麽充實、那麽富有。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在母親的幫助下，父親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如《抗日戰爭》、《春天》等交響樂，還有《三毛流浪記》、《林則徐》、《護士日記》、《阿Q正傳》等四十餘部電影音樂音樂等等。媽媽和爸爸相處五十多年，一直都是這樣，不論爸爸要買什麽書，她都說應該。爸爸不會算帳，也從不算帳。媽媽有錢時為爸爸用；沒錢時，醬油湯拌飯吃，而且總是樂嗬嗬的，心甘情願。文革時，她把僅有的20元生活費全部花在爸爸身上，而自己隻吃辣椒拌飯。

　　媽媽為了爸爸，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她比童話裏的老太婆更偉大。因為除了為爸爸，她還為子女們操勞，在她心目中，隻有爸爸和子女，就是忘了她自己。現在我們都已長大成了爸爸媽媽了，而我們的媽媽仍然一心一意為著爸爸和我們在樂嗬嗬地勞累著……

　　這就是父親母親在他心中的形象，這兩個高在形象深深地影響著王龍基和他的兄弟姐妹。

　　王家有個傳統，就是從來不過生日。但每年的8.13是一定要召開家庭會議的。因為這一天是王龍基父母的結婚紀念日。他們家每年逢八月十三日那一天，無論父母如何忙，總會在晚飯後大家聚在一起開會。

　　會議總是父親主持，他首先把母親誇獎一番，告訴他們母親操持這個家是多麽的不容易。然後，母親發言，把父親也讚美了一番。使他們知道父母親的工作和生活艱辛。接著，又把他們兄弟姐妹逐個地表揚一番。父母把他們每個人的優點和進步一一加以肯定，使他們都很有自信和自豪感。然後，兄弟姐妹自由發言，表示對父母的謝意，也可以向父母提意見、建議。父母親都會認真傾聽，並一一作答。最後大家唱歌跳舞，快快樂樂度過了一個幸福的夜晚。

　　至今王龍基還保存一份父親在1982年家庭會議上的發言提綱。

　　解放前夕，家裏生活十分艱苦。租住在徐家匯三角地昆侖影業公司大門（當時是垃圾堆場）汪世中家樓梯下的閣樓裏。有一年8.13父親買了美軍剩餘物資——杏仁罐頭，大家圍坐在昏暗的樓梯旁一邊吃著杏仁，一邊聽著父親用英文版講的“魯濱孫漂流記”、“森得巴德航海”等故事，然後，再給他們直譯出來用漢語講。那時盡管生活艱苦，但精神十分富有。他們長大後，每年8月13日，都會增加一個蛋糕……後來，王龍基的兒子們長大，他們主動提出，蛋糕由他們負責買。每一次，兩個兒子都會買較高級的蛋糕。可是，對爺爺奶奶，他們總會把二、三百元說成二、三十元買的，害怕挨批評。

　　他們的父母親首先把他們當成朋友，然後才是兒子、女兒。他們從來不會強迫他們幹什麽不幹什麽，有事總是以商量的口氣和他們說。王龍基讀初中時，下鄉勞動，不想多帶衣服。一天天氣忽然變冷，他在田裏幹活，正冷得不得了，躺在地溝裏時。父母專程趕到鄉下，給他送棉衣，卻沒有講一句責備他的話。

　　王龍基的兩個兒子對他們隻有一個希望，就是永遠住在一起。王龍基在上海的兩個妹妹最近都搬到他家附近，他們都說：“年紀大了要和哥哥住得近些”……他們的鄰居同事都十分羨慕他們的家庭，相互的關係那麽和睦……

　　王雲階的大兒子王肇基是個好孩子，高中畢業後，國家保送他到蘇聯去學習。離開祖國前，他專程到上海來，與父親談關於祖父的遺產房子的問題。王雲階一貫熱愛祖國、熱愛黨，他聽了長子的話，馬上表態說：“我們堅決走共產主義的道路，不要遺產。”並寫了條子，他也代替王龍基簽名蓋章交給了肇基。

　　王龍基非常喜歡哥哥，也非常敬重他。喜歡，是因為他正直、善良、和藹；敬重，因為他博學、多才、謙虛……哥哥比他大三歲，“肇”乃開始之意，是他們家新一代的開始。

　　哥哥從小讀書用功，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都是品學兼優。在重點中學山東省立青島二中高中畢業後，被選拔並考取留蘇聯預備生。在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俄語，被評為先進班中的優秀生。爸爸為了獎勵哥哥，特別買了一本《俄華大辭典》，以爸爸、媽媽、王龍基和三妹的署名送給了哥哥。

　　1956年出國學習，哥哥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森林工程大學化工係讀了五年書，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優秀畢業證書和“蘇聯工程師”稱號。每年暑假，他都去參加勤工儉學，用掙來的錢去白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加盟共和國參觀學習，並在卡羅利、芬蘭地區勞動鍛煉過。畢業回國後，被分配到北京輕工業學院任教。文革中，學校遷到了鹹陽，後改名為西北輕工業學院，他擔任了化學係教研室副主任兼實驗室主任。

　　1979年，回到了青島，他和同事們一道創建了輕工技校，第一輕工業學校，青島職業大學。由於工作成績突出，他先後榮獲青島市輕工係統“先進工作者”，“模範共產黨員”，“青島市先進工作者”和“山東省優秀教育工作者”的光榮稱號，曾經先後擔任過輕校副校長，職業大學黨委書記、校長。青島市市委常委、秘書長，青島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國際商學院黨委書記、校長。

　　哥哥在擔任市委常委兼秘書長期間，幫助解決了許多企業和群眾的困難，受到了大家的稱讚。但對於親戚所托的事情，他卻從來沒有利用過職權去辦。二大爺曾經多次對王龍基說過：“龍基，你哥哥這個人太老實，當權的時候可以幫助親戚辦很多事，但他從來不肯辦。”所以，哥哥這麽多年下來，兩袖清風。盡管他離開領導崗位多年，但他的朋友還是非常多的。去年春節，王龍基和王楨琴去青島看望哥嫂和侄子侄女們，一頓午飯哥哥就領他們參加了三處朋友聚會的飯局，結果吃到了四點多鍾。原定的第四個飯局他們就沒有再去了。王龍基感到哥哥在青島的人緣特別好。

　　王龍基的三妹王梅立，她早已參加了南京前線歌舞團，在部隊拉大提琴。她性格很像父親，勤奮好學，看的書很多，能說、能寫，很有才氣。在文化大革命後，她努力學習，最後，她大學畢業了，後又學法律，目前是律師。

　　四妹瑞俐是1949年出生的，按照英文（Release，也是解放）取的名。當時上海既將解放，而父母希望更快解放，所以取了這個名。她美麗善良，理科很好，腦子動得快，她特別酷愛小動物，甚至連小蟲都養。她是54中高中六八屆畢業生。

　　有一天，媽媽整理她們的書桌，發現有幾個蜘蛛在桌上。她覺得很怪。打開四妹的書桌一看，看到好多小蜘蛛。正在這時，四妹回來了。媽媽批評她太不講衛生，居然弄這些蜘蛛。她說這是特意養的，是為了觀察與研究。這真叫媽媽哭笑不得。在文革時，她是家裏最大的孩子了。父親後來被關在牛棚裏受審查。好在他平時的為人比較和善又喜歡幫助人，在單位裏人緣比較好，再加上他又是才開了刀，看管牛棚的同意家裏每天給他送飯。四妹就承擔了這個任務。她每天做好了飯，就去送，不管是刮風還是下雨，從沒有間斷過。有一次，她的臉凍得通紅，看管牛棚的看著於心不忍了，偷偷地告訴她：你爸爸就要出去了，你可以不要來送飯了。

　　四妹高中畢業後，因為“文革”她不能考大學，恢複成人考試後，她以高分從西安輕工業學院數學係畢業。後來，去了台灣，成為一名大學教授。

　　五妹穎俐，從小就比較弱，媽媽讓她學鋼琴。她性格溫柔，很聽話，非常願意幫助人。她有一個同學的腳不好，她每天與幾個同學去背她上學。她是54中初中六七屆的畢業生。她的身體不好，媽媽實在不舍得讓她遠離自己。按政策，她的兩個哥哥姐姐在外地，她可以分在上海。

　　但，因為他們家是受審查的對象，她沒有權利留在上海。她很懂事，就和高中六八屆的四妹一同分配。被分到內蒙豐鎮去插隊落戶了。她沒有放棄自己的鋼琴專業，還取得了大專學曆。

　　小弟弟燕基，從小是對音樂特別敏感，鋼琴上的音他都能準確無誤地叫出音名來。媽媽常在鋼琴上彈和聲給他聽。文革時，媽媽怕他到外麵打架惹禍，把他關在家裏請人教他小提琴，他本來學鋼琴，後來因為鋼琴抄家搬走了，隻能學小提琴。他由於耳朵特別好，學小提琴進步很快，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已經拉了幾本書，當然是跳著學的，聽起來，好像學了很久。他也是54中初中六九屆畢業的。事實上他初中還沒好好的學一年，馬上也該分配了。

　　“文革”中，因為家庭的關係，有些孩子欺負他。他的脾氣又很倔，媽媽真怕他出事。一個同事知道後，就介紹了一個會武功的人給燕基。並對李青蕙說，讓燕基學一點武術罷，學了武術後，別人不敢欺負他。他也知道自己的手有多重，不會去打別人了。沒想到，歪打正著，燕基對武術漸漸有了興趣。一直到酷愛。有幾個有名的大師看他的拳打得不差，曾指點過他。在安徽金塞插隊期間，他還每天早早起來打拳練功，拉小提琴。後來，全國高考時，他考進了中央音樂學院。在大學時，他每天工課之餘，還是抓緊時間練功。在國內武術比賽中，他三年都得了冠軍。日本請他去教武術，他認為日本不是留人的地方，他到日本半年後，瑞典就請他去教武術了。

　　王雲階和李青蕙最小的女兒叫曉俐，她十分可愛，聰明精幹。她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要與人吵架時，她會念一遍毛主席語錄，念得恰到好處，道理充足，使別人無法抓到她的“辮子”。在幼兒園時，她就是孩子中最出色的人物，從不知道害怕。記得有一次“三八”婦女節，讓她們上台來表演歌詠。上了台，所有的孩子都不敢開口唱，隻有她一個人好像獨唱似的，唱完後，從容走下台來。她初中時是在淮海路六十四中讀書，她醒愛音樂，媽媽教她學了幾天的鋼琴。後來，抄家把鋼琴抄走，她沒琴彈了。“文革”中又不能好好上課，常常惹禍，燕基就出來幫她。這樣，燕基就會與人打架。王雲階是“三名三高”又是反動學術權威，李青蕙怕孩子會出事，就找朋友幫忙。最後，就請交響樂團大提琴演奏員盧佩琳教她拉大提琴。這時曉俐已經12歲，學小提琴年齡大了，所以隻能學大提琴。老師還幫曉俐借來一個琴，是樂團給她在家練的琴。每星期給她上一次課，她進步很快。這孩子耳朵很好，樂感很強。隻學了幾個月就能拉小曲子，而且很有味。那時，王雲階每月隻能從幹校回來一次，而且隻有短短的幾天，他管不了孩子。孩子學樂器必須懂樂理才能進步快，李青蕙隻有自己教他們。有時除了騎車就是步行，或是到醫院去看病拿藥假條時，都要曉俐同一塊走去。在路上，李青蕙可以講簡單的樂理給曉俐聽，用手一張開就等於是五線譜，把音名告訴孩子，讓她認識譜，再教她上加線，下加線，全音，半音等等。可是，曉俐學的是大提琴，必須要教她認中音譜，低音譜，這孩子特別靈，一點她就明白。

　　那時，他們是受審查對象，兩人的工資也減少了。王雲階工資266元，他在牛棚時隻拿生活費。“解放”後來隻發150元的生活費，這是他的病假工資。在他上班後很久，還是拿病假的工資。李青蕙也不敢說什麽。當時，因為王雲階的工資高，組織上分配房子時，是把好的房子貴的房子分給工資高的人住，他們的房子每月要一百多元。後來減了一次，是八十多元一個月房租，加上水、電、煤氣費等沒個月要一百多元。他們的孩子又多，當時隻有王龍基和三妹參加了工作。其他的孩子都在家，開銷是很大的。王雲階根本不知道自己每月能拿多少錢，李青慧也不敢告訴他，免得他心煩。但，家裏的情況王雲階是知道的，他在幹校吃飯，每月隻拿走12元夥食費。李青蕙的工資每月是88元五角，後來隻給她拿25元。

　　即使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李青蕙仍沒有放棄對孩子們的培養教育。

　　那時，她血壓很高，高壓達到180-200mmHg，低壓也有130mmHg，隻要一去醫院就會被留在觀查室，她就逃回來。她實在沒辦法，要管孩子。拿的藥很少吃，如果血壓降下去了，她必須要去上班。那時上班也沒工作做。李青蕙就不吃或少吃藥，她也知道這對病情不好，可是她一點沒有反映。別人有點高，都是頭昏。她每天像沒事一樣，睡在床上聽孩子們拉琴。

　　曉俐的學校早已停課了，交響樂團又要收回盧佩琳的大提琴，曉俐就沒有琴可拉了，怎麽辦呢？正好雲南省歌舞團來上海招生，曉俐要去投考，李青蕙隻好同意了。曉俐考取了，於是，隻有13歲的小妹，他們最小的孩子也離開他們到遙遠的昆明去了。最後，她成了中央民族樂團一級演奏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