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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流浪青海幾經沉浮

  過了不久,他們找了個教堂,請求讓他們練練琴,唱唱歌。教堂同意了。這樣,他們開始每天去練。這個教堂後麵住著一對外國夫婦,他們也有個小孩子,和王龍基一樣大,他們對他們二人的鋼琴和聲樂很感興趣。有一天,他們夫婦出來和王家夫妻認識,大家談了不少有關音樂的問題。他們還拿出了一本英文版的兒童唱歌法給王雲階看。王雲階看了看內容,馬上想到當時的小學隻重視孩子的主課語文與算術,認為音樂課是副課並不重視,他想能翻譯出來後,我們中國的孩子就可以用,對我國的音樂教育都是有益的。這樣,他借了回去翻譯。回到家後,他很快就譯了出來。然後,把原書還給那對夫婦。這本書在1942年的音樂月刊上發表了部分,新中國成立後全部出版了。

  王雲階擔任的音樂組長是輔導大學音樂。他每天晚飯後都要到單位去,為了不遲到,他總是提前吃飯就離開家。他到單位要走約十裏路,而且全是小路,中途還要走過一片很大的墳地。晚上,回家經過墳地時,看到螢火蟲滿天飛,高高低低到處都是,一小點一小點的光亮閃耀,增加了更多的神秘與恐怖。他獨自一人,踏著高低不平的亂泥地,在雨天走起來更加艱難。可是,他為了學生們,還是每天都去上課,直到深夜到家。有個青年同情王雲階,曾送給他一首詩,詩名《人們歌頌你的真》。這也是他在湖北思施最可貴的一點收獲了。

  思施不是久留之地,王雲階寫信給四川朋友,說明要回四川去。

  四川終於來回信了,是胡然寫的來。他是男高音聲樂家,在上海“音專”和王雲階是同學,他在重慶辦了一個合唱團叫“抗敵合唱團”,是屬於一廳政治部領導的,他是團長。他請王雲階去做副團長,也請李青蕙去當合唱團員。於是,他們又匆匆忙忙地找朋友關係,找了“黃魚船”回重慶。

  到了重慶,他們才知道王雲階根本不是副團長,隻有胡然一個人說他是。國民黨的政治部根本不承認他這個副團長。胡然是聲樂家,他不懂管理,加上他們夫婦生了一個女兒,怕請的奶娘對孩子不好,出門還請人幫他看著奶娘。這樣一來,他更沒心思管管團裏的事了。因此,團裏很亂,什麽貪汙、腐化事都出來了,“抗敵合唱團”辦不下去了。

  這一年8月,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聘請王雲階任鋼琴專業講師。他曾幻想這個學校是個高等學府,到那裏可以教學相長,一邊教書,一邊自己深入學習音樂藝術的理論與技巧,所以,他馬上答應去了。

  在國立音樂學院,王雲階住在音樂院的老師宿舍,他的課程很多,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生活。李青蕙在離開青木關十五裏的小彎小學任音樂教員。每星期六下課後抱著王龍基回家,幫丈夫買米燒菜,洗衣服。

  當時,秀嵐在音樂院學習,同宿舍的都是部長、次長的女兒。他們的父親都是高級人物,都穿得很華麗,而秀嵐連換洗的衣服都有問題。李青蕙真怕她會有自卑感。當時,他們實在沒錢,處處都因陋就簡了,如果有錢,應該先為秀嵐買件換洗衣服。那就很好了。

  到小灣小學任教後,李青蕙上課時就把王龍基放在教室外麵。孩子很乖,比小時好帶多了。就是時間太長了,孩子就沒有了耐心,他就要鬧。因為王龍基小時從床上翻到地下過,李青蕙隻好在工作時請人暫時看看孩子。她是從菜錢上省下來給看孩子人工錢的。

  後來,李青蕙看王雲階的身體不好,就舍不得再克下菜錢。有時回家來,她還要用僅有的一點生活費,為丈夫做點可口的菜給他吃。王龍基這時也能吃點好湯水來拌飯吃,平時他隻能吃一點青菜湯拌飯。所以,孩子很瘦,隻有個大頭。李青蕙隻求全家平安,別無所求了。

  每天帶兒子到學校後,她上課不叫他走開。兒子隻有兩歲兩個月。他也挺頑皮,路還走不穩,看見小朋友滑滑梯,他也會爬上去滑。見別人頭向下滑,他也把頭向下滑。有一次,他摔了下去。幸而滑梯不高,是最小的同學滑的,而他又是貼著滑梯滑下來的,別的沒什麽,把鼻子摔出了血。他臉上全是血,看起來很嚇人。其他的小朋友是一年級學生,都比他大,站在旁邊驚得發呆。李青蕙一下課看見孩子滿麵血,嚇得她抱起來心痛地大哭起來。其他的老師都過來看孩子,幫他洗淨臉上的血。勸李青蕙說,李老師別哭吧,孩子都是摔摔打打長大的,不過今後千萬告訴他不能滑了,他太小了,若是真摔壞就不得了了,現在看來還沒大關係。

  他們勸李青蕙,可他們哪裏知道她內心的苦處。孩子小,丈夫身體又不好,他脾氣又壞,工作不順心就離開。在生活上動蕩不定,國民黨的特務總想抓他。李青蕙為他的人身安全擔心,常常是想哭也沒地方哭。今天為了孩子,又引起她無限傷心,回來痛哭了一場。李青蕙常和王雲階講全家平安就是福,為了這,她什麽苦都願意吃。王雲階隻對她笑笑說,放心吧,沒什麽要緊。

  音樂學院裏有一個男學生找到王雲階,說:王先生,我家裏這個月的錢還未寄來,我馬上沒飯吃了,我想向您借錢吃飯,等家裏的錢一寄來馬上奉還。當時,王雲階身邊也沒有錢。可是,他馬上帶著這個學生到會計科,借支了下個月的薪水全部交給學生了。星期六,李青蕙回家後,看看家中什麽都用完了。一問他,才知道一個月的薪水全借給學生了。她真沒法怨他,這就是他的秉性。李青蕙也不敢把身邊的錢交給他,否則這一個月他怎麽過?幫他買好了一個月的米、油、鹽等必須物品,又買了一個星期不會壞的菜,有的菜幫他做好。然後,李青蕙帶著王龍基回學校去了。她沒有錢一直坐在公共汽車到小灣,而是走走停停。抱著孩子走一段,累了,就哄孩子在地下走上點路。等休息好了,再抱他走一段路,然後再乘車。那時的車是算站買票,站多錢就多。這樣,她可以省一點錢。王雲階呢,每天隻能煮稀飯吃,可他還很高興。學生借的錢還了沒有,李青蕙也不敢提,怕影響他的情緒。結果,那個學生借了錢後,就銷聲匿跡了。

  在音樂學院半年多的時間裏,接連發生了兩件大事,打破了王雲階對國民政府的最後一點幻想。

  第一件事,國民黨TCC係的頭目之一的陳果夫,為他們拍的所謂《移風易俗》影片請人寫了卅首歌曲,派周玲蓀等人為他譜曲。邀請了部分師生出席評選歌曲。院當局事先隻通知開會,並沒告訴評選歌曲。評選會是陳的一位秘書主持的,他簡單說明來意之後,要大家提意見,楊仲子是院長,他首先發言,他說:“這些作品太不雅”。那位主持人連忙說:“不要提意見了,就選曲舉手表決吧!”王雲階非常氣憤,站起來說:“我頭痛”,離席而去。過了幾天,當時身為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下條子撤了楊仲子的院長職務,由陳立夫自兼院長。王雲階非常震驚,感到在音樂學院受到了侮辱。

  第二件事,是因為二妹秀嵐。她在國立音樂學院學聲樂,因為當時環境所迫患了精神分裂症,音樂學院軍士教官竟用棍子打她。王雲階當著一些同學的麵就罵了那個軍士教官,同時也罵了音樂學院當局,他說:“活生生的青年來這裏學習,你們卻把她逼成了瘋子,看看你們是怎樣教育的。”

  這兩件事後發生之後,王雲階感到重慶政治空氣實在令人窒息,急欲離開。當時的地下黨對他是非常關懷的,在音樂學院學習的闕大津又名絡辛,曾在音樂學院附近的半山的樹林裏,誠懇地對他說:“王先生咱們走吧!到解放區去”。

  可是不久,兒子患上了痢疾,李青蕙要上課,無法請假照顧孩子。為了生活卻管不了兒子,隻能送王龍基到北碚住院治療。這時候音樂學院有一位女同學她叫梁淑馨,她對秀嵐很好,在秀嵐患病時,她一直陪著秀嵐。王雲階帶秀嵐離開了學校,這位女同學特地到北碚醫院來看王龍基,她名義上是來看王龍基,實際上她是要告訴王雲階這樣一句話:王先生,他們了解你,你如果有困難可到“生活書店找他們。”(生活書店是共產黨辦的)當時他們夫婦真是感謝黨的關懷,可是另外的機會讓他們陰差陽錯去了青海。

  有兩個學生要回青海辦學。一個叫趙芳,一個叫黨輝瑛,她們是1940年6月由青海省送來學聲樂的女學生。她們請音樂學院的教導主任李抱忱代為聘請音樂教師,去青海辦青海省立音樂學校。

  王雲階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去找李抱忱先生,請他介紹去青海。李抱忱告訴王雲階,陳立夫把楊仲子先生撤職後,他自己兼音樂學院院長,下條子不準老師辭職。王雲階說:“我不管,我一定要離開這裏。”見他如此決絕,李抱枕隻好答應了他。並介紹他與青海省駐重慶市辦事處主任趙佩接洽的具體事宜。

  1943年3月,王雲階一家離開重慶,乘長途汽車奔向西寧。路上的風光隨著汽車的奔馳,瞬息變化,目不暇接,他內心的感情為外部的美好景色所吸引,並在心海裏化作動聽的節奏,不停地起伏著。可是,每當夜間在旅店歇宿時,一股憂傷的感情便從心底緩緩上升到心頭。終夜不能成眠。在到達廣元那天的半夜裏,外麵的街上傳來了叫賣聲,那是小孩子在賣鹽茶蛋。這更勾起了他的思緒。他翻身下床,把這淒楚的調子記了下來。

  經過半個多月的日行夜宿,好不容易到了西寧。

  自從1927年6月,王雲階在上海學習音樂那個時候起,就在他的思想深處種下了“永恒的藝術”的因子。1938年在武漢,他參加冼星海主持的“海星歌詠團”。在救亡運動的洪流中,思想起了重要的變化。但到青海省辦音樂學校的時候,“永恒的藝術”再度回到了他的腦子裏,他把莊子思想和歌德思想相結合,醞釀成了“以有涯之生命、創永恒之藝術”的自律座右銘,他還請青海省的一位篆刻家,用青海石刻了一方印鑒。這樣的消極,源於他對國民黨政府的絕望。

  他渴望永遠在藝術的海洋裏暢遊。

  但是,現實生活卻常與他的主觀想象相對抗,客觀現實一再把他的藝術理想砸得粉碎!國土淪喪,且即將亡國滅種,國民政府腐敗成風,那裏會有藝術家的象牙塔?

  進了西寧城,王雲階的心就涼了大半。原來青海當局連住的地方也沒給他準備。他們隻好臨時住在湟中公園。所謂的公園,實際上隻是一片樹林籠罩著的湟水,沒有進行過加工。他們就在樹林與湟水之間的一間約十平方的小屋裏住下。

  青海的四月天,天空還在飛雪。屋裏很冷,他們隻得用個火盆生起煤火取暖。當天夜間,王龍基突然大吵大鬧,把他們吵醒。他們隻覺得頭昏耳鳴,渾身無力,知道是中了煤氣,就趕緊打開窗戶,透進新鮮空氣,全家這才沒有被煤氣悶死。這就是青海省國民黨當局對於請來擔任省立音樂學校校長的見麵禮。

  天氣轉暖後,多次的暴雨,王家的屋頂漏水不能住了,黃河水上漲也威脅著他們的安全。青海當局才把他們搬到香水園。不久,著名畫家吳作人,到王雲階家來訪問,他特別喜歡王龍基,對他的形象很感興趣,當場為他畫了一幅素描。他們家一直珍藏至今。

  遷居之後,青海當局隻把王雲階安排在昆侖中學教音樂。李青蕙受聘在西寧女子師範教音樂。她教的是抗戰歌曲和藝術歌曲。王雲階教的音樂課,一開始就受到阻力。有個學生叫徐明德,他在課餘唱歌,受到“打背花”的野蠻處罰,弄得音樂課很難繼續。王雲階很同情這個學生,時不時地幫幫他的生活。

  11月1日,報上登出消息——“青海省政府通過成立青海省音樂學校,由王雲階任校長,兼音樂從業人員訓練班主任”。可笑的是,盡管在報上發表了消息,青海省當局也撥了一處房子作校址,並且掛上了“青海省立音樂學校”的招牌。可是,卻隻告訴王雲階,將來撥三十名男生和三十名女生就可以開學了。至於音樂學校請什麽人當老師,學生是否要經過考試,課程如何安排計劃,學製年限怎麽樣,職員是什麽人等等,他一無所知。他們也不征求他的意見。實際上就是把他當個傀儡,裝裝門麵,一切卻聽從他們擺布。這些,王雲階雖然早有覺察,但沒想到會是這樣糟。

  自從音樂學校籌辦的消息傳出來之後,青海省有個叫趙養天的地頭蛇,就一直纏著王雲階,又威脅王雲階,說他要成立一個文化委員會,管著音樂學校。王雲階聽說他專門為虎作倀,幫馬步芳幹盡壞事,就堅決抵製他。過了幾天,他又要求到音樂學校來當副校長,王雲階也堅決反對,因此,他懷恨在心。

  在1943年底,在他們軍部舉行同樂會,李青蕙幫助女師附小的一部分學生排練了一部兒童歌舞表演《玩具抗日》(陳華柏曲)參加演出。那天,趙養天擔任舞台監督,一直壓著這個節目不讓上場,實際上也是反對抗戰。當時天氣很冷,又是在晚間,孩子們穿的都是表演衣服很單薄,凍得瑟瑟發抖。王雲階幾次要求這個節目上場,他都置之不理,王雲階實在生氣,在幕落之後,大步走上前台,把幕布揭開,對台下大聲說:“同樂會不開了”,弄得同樂會不歡而散。當時馬步芳就在現場。

  第二天,王雲階親自到青海省政府的秘書處,正式通知他們辭職不幹了。這樣,他們一家就離開了青海省,奔向蘭州。王雲階不明白,為什麽為抗戰做工作,卻要這樣備受刁難。他很想念青海的學生。為此,他寫了一首藝術歌曲《牧羊戀歌》1948年歌唱家周小燕、喻宜萱從國外歸來,在上海舉行獨唱會時節目中演都唱了這首歌曲,受到歡迎,後來周小燕獨唱灌了唱片。

  在西寧,王雲階曾聽昆侖中學的同事和學生說起,在他到青海之前,有個音樂家王洛賓先生,努力發掘民歌的事跡,他聽了,很受感動。他想,趁音樂學校未辦,昆侖中學的音樂課又受到阻力,不能開展之時,學習和記錄青海民歌。於是,他在《青海日報》上編了一個《樂藝》附刊。《樂藝》是個半月刊,先後出了十五期和一個《青海民歌專號》這個刊物的刊頭,是王雲階自己畫的。每星期發表一首,他自己記錄的青海民歌。當時發表了《菜子花兒黃》、《山丹花》、《雜馬兒》和《四季歌》等等,《四季歌》原是《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調,由當時在昆侖中學教國文的老師石蘊玖先生配詞,這首民歌在《樂藝》附刊發表以後,很快就流傳了。

  《樂藝》附刊上還發表了王雲階自己根據西藏民歌音調創作的《西藏情歌》(詞曲都是王雲階自己創作的),在《樂藝》附刊上發表以後,傳到重慶,黎英海同誌,以為是西藏民歌,還特地為它配上了鋼琴伴奏,收在1948年“山歌社”編輯的《中國民歌選》中。

  王雲階還在《樂藝》上介紹《音樂史》。這是他根據W。J。巴勒譯(W。J。Baltzell)原著翻譯的。包括“引言”,第一課:中國,日本和印度音樂。第二課:巴比倫,埃及和西伯來音樂,第三課:希臘音樂,音階,第四課:希臘音樂(結論),第五課:宗教音樂,第六課:音符,第七課:宗教以外的音樂,第八課:複調音樂發展的起因和複調音樂時代的重要性等等。

  現在回顧《樂藝》附刊的意義,主要是搜集青海民歌。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了,並且引起了作曲家的重視。作曲家馬思聰曾對王雲階說過《菜子花兒黃》這首民歌,具有豐富的可塑性和發展的可能性。他曾為這首民歌配過鋼琴伴奏。作曲家王義平曾用《菜子花兒黃》的曲調發展成為一首管弦樂曲《獵殊舞曲》。再如《四季歌》曾作為不少歌唱家在音樂會上的演唱節目。聽眾都十分喜愛。

  在學習和記錄青海民歌的過程中,王雲階提高了對社會與藝術關係的認識。一方麵,他認識到民歌曲調的可塑性,和具有比較寬廣的藝術表現力。比如《再等上一等我》這首民歌的內容是表現清朝移民西北。丈夫遠行,妻子無依,唱起來速度較慢,並帶有悲戚怨恨的情緒。可是配上《四季歌》的歌詞以後,情緒根據歌詞唱起來速度變快了,情緒就活躍了,並且有些青春氣息;在學習和記錄《山丹花》的過程中,他認識了那撒拉族青年民歌手。她能唱那樣一首旋律比較複雜的民歌。每次唱的情緒、音準、節奏、咬字基本是相同的,而且主調音的高都一樣,王雲階很欽佩她。可是,在那個封建軍閥統治下的黑暗年代,這些民歌手為生活所迫,淪為被侮辱、被損害的“撒拉婆”。

  住在他們家斜對麵的“三王爺”(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是馬步芳的弟弟,當地人給他起了這個綽號)對王雲階很不滿意。他的老婆逢人便說,我們青海省請來了一個王先生,他把妓女都領來了。這位“撒拉婆”的青年女歌手,是王雲階的學生們介紹來唱的。“三王爺”老婆的風言風語,使學習青海民歌學生們感到壓力,也影響了以後王雲階的學習和記錄。以至在西寧的九個來月的兩百多天裏,他隻學習和記錄了二十多首青海民歌後來,王雲階在《山丹花-青海民歌集》出版的“前言”裏有這樣一段話,“為了紀念當時第一個為我唱山歌的優秀歌手,在舊社會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歌手,僅將她所唱的《山丹花》作為這本小集子的書名。”

  在到西寧不久,王雲階參加了第一次同樂會後。那天,他背著手風琴回到湟中公園的住處,經過東門時,清澈的月光,把城門照得輪廓分明。城門顯得十分淒涼,從暗處傳出來的婦女的痛哭聲,深深地觸動了他,他站著聽了一會兒,拿出本子把它記了下來。1947年,他為史東山編導的音樂故事片《新閨怨》作曲時用著音樂主題,用了這個記錄,收到了較好的藝術效果。

  在西寧,王雲階還寫了一首鋼琴與樂隊的《民歌主題狂想曲》的初稿,1957年在柯靈編導、湯曉丹導演的影片《不夜城》中用了其中一個片斷,就是當劇中人資本家張伯翰(孫道臨飾)

  進入夢鄉,夢見在黑海洋中行船時,他的女兒張文靜(師偉飾)彈奏鋼琴時所演奏的。

  解放前,王雲階一直把這樣兩句話作為信條:“以溫暖的回憶,灌溉或可枯萎的童心,用熱情的詩歌,洗滌永不染汙的靈魂”。正像柴可夫斯基《在我的音樂生活》中,引用過海涅的話“語言停止的地方,音樂就從那裏開始”。王雲階也是這樣實踐的,當他思想感情不能用語言充分表現的時候,他寫音樂;當他感到音樂不能充分表現的時候,他寫詩。在西寧的時期,他曾經記錄了民歌和婦女的哭聲。他寫了銅管樂曲和鋼琴與樂隊的樂曲,但是自己所看到的現實生活,不能盡情地用音樂來表現,他也曾寫了一首詩《浣衣少女》,還翻譯了英國詩人斯文明的詩《歌》,借以抒發當時自己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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