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國的謊言與真相

第六章 諫臣之王的“嫵媚術”

　　貞觀六年（632年）的金秋七月，大唐天子李世民在丹霄殿設宴，與近臣飲樂。席間，和自己的大舅子長孫無忌咬起了耳朵。李世民同誌拉著皇帝腔，拽得跟二五八萬似的。我說，這夥大臣裏啊，有個叫魏征的小老頭，如果我不聽他的進諫，他就會拿架子不理我，你說這是為啥？

　　當事人魏老頭的耳朵就像長了腿似的，立刻湊了過來：我進諫就是有意見，您意見都不肯聽了，我還搭理您，您就真要自行其政了，我這是沉默抗議。

　　李世民忍不住了：你不會先應付我一句，轉過頭再來進諫啊？魏老頭繃著臉道，我若當麵順從、轉身唧唧歪歪，可不符合聖人的教訓。

　　大唐天子覺得魏老頭眼下這模樣逗極了，便指著這個被他笑話長了“山羊鼻”的老頭子說：人道魏征粗魯傲慢，我怎覺得他嫵媚動人呢？

　　1、倒黴蛋出身。

　　在生命的前46個年頭裏，“嫵媚動人”的魏征，隻是個不合時宜的倒黴蛋。他也算生在望族：河北巨鹿，北齊魏氏。可惜，他出生前三年，北周吞了北齊；他出生後一年，外戚楊堅（隋文帝）又篡奪了北周，吃掉了江南陳朝。

　　這廂，分裂300多年的中華重歸一統，大隋的盛況，一時空前。那一頭，最盛的時代裏，魏征過得最窮。他那個講氣節的老爹魏長賢，在北齊滅後堅決不肯出仕，家庭經濟損失頗為慘重。老爹一死，孤苦貧窮的魏征，出家做了道士。盛況隻是鏡花水月，魏征做了30多年的“隋人”後，隋文帝的繼承人就毀掉了隋朝。“自古喪亂未有如隋世者”，魏征如是說。

　　幸好他和父親不同，對短命的舊朝並無留戀，卻屬意於亂世裏的“縱橫之說”。10多年中，魏征先後投靠了名頭最響的“反王”瓦崗李密，和出身低微但聲望卓著的河北竇建德，求名建功之心，可見一斑。然而風起雲湧中，他們都不是最終的勝利者，殲滅群雄一統神州的仍是關隴集團成員——楊堅的外甥、隴西李淵，以及他的次子李世民。

　　在一戰定天下的虎牢關，年輕的李世民奇跡般地擊敗了竇建德10萬援軍，也將四處投機、尋找明主的魏征帶回了長安。

　　但長安有更好的選擇：太子李建成。更何況，李建成又不是懦弱無能的太子，他留守長安多年，襄助李淵，嫻熟政務，禮敬賢人。對魏征，亦是太子洗馬的禮聘。

　　遇到他，魏征的政治投機生涯也該結束了。他開始積極地為李建成出謀劃策，核心是：要留心武功太盛又咄咄逼人的弟弟李世民。在魏征的協助下，李建成逐步鞏固了權力，眼看就要取得最後勝利了。

　　可慢著！魏征半生的黴運還沒完，他活像個災星，跟誰誰倒黴——武德九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門，太子建成血濺當場。然後，是大家最為津津樂道的曆史片段了。李淵禪位，李世民登基，史稱唐太宗，改元貞觀。一個最恢宏、最磅礴的時代，拉開了序幕。

　　魏征似乎又要掉進那個命運的怪圈了：最繁華時最淒涼。他被帶到李世民的麵前。

　　說來魏老頭前半生的努力，都多多少少栽在了這個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輕人手裏。眼下，李世民責問他：“為什麽挑撥我們兄弟不和？”

　　通常勝利者的責問都是理直氣壯的。可小老頭魏征的回答，簡直比李世民還要理直氣壯，“如果皇太子早聽我的建議就不會失敗了。”大跌眼鏡之餘，李世民也起了敬重之意，在寬容太子舊黨的基礎上，開始重用魏征。

　　好在魏征沒有哭天搶地要殉節，亂世無常，剛剛興起的李唐很難說得上誰是“正統”。相反，如此一次又一次的“遇人不淑”，都消磨不了他半百之年的鬥誌。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謂群星閃爍，人才濟濟：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尉遲敬德、秦叔寶……他們要麽是李世民的創業班底，要麽是李世民的長期合作夥伴，要麽和李世民有姻親關係，和他們相比，魏征無法不自慚形穢。

　　雖然唐代並不十分講究門第出身，但出身名門望族依然是可以傲視他人的原始資本。當然一個人的出身無法選擇，退而求其次，那就要看一個人的“出處”，也就政治身份。所謂英雄不問出處，那是掌握話語權的人做賊心虛之時的自我安慰。所以一個人要想在風雲變化的朝廷之上站穩腳跟，要麽同時具備良好的出身和出處，要麽二者居其一。但是，魏征既無良好的出身，也無過得硬的出處。而且，在和李世民相遇之前，魏征的個人信用幾乎喪失殆盡。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要說也算是北齊之名門望族，其父曾任北齊屯留令。隻是魏征時乖命蹇，在距他出生還有三年之時，北齊就被北周消滅了；在他剛滿一周歲之時，北周又被楊堅的隋朝給取代了。連續的改朝換代，連續的政治洗牌，生生把原來勉強稱得上望族的魏氏給弄成寒門。因此，對魏征來說，所謂的名門望族隻是一個可供自己精神勝利的溫暖回憶而已，他從來沒有從中得到過一絲一毫的實惠。反倒因為家貧，年紀輕輕的魏征很早就出家做了道士。

　　魏征親身感受到了離亂之苦，所以他說“自古喪亂未有如隋世者”。“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對此，魏征算是有了深切體會。後來裏爾克總結道：“哪有什麽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

　　挺住，挺住，再挺住！是魏征的生活信條。在這一信念支撐之下，魏征先後或主動或被動地改變了五次主人：先投舉兵反隋的武陽郡丞元寶藏；接著服侍瓦崗寨首領李密；後隨李密降唐效力於李淵；不久因被俘開始效命於另一個義軍首領竇建德；竇兵敗後，魏征開始作為主要謀士奔走於李建成的鞍前馬後，在此期間，他曾為李建成獻出了及早動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計。

　　辛苦了幾十年，連個穩定的靠山都沒有找到，每一次押寶都押錯了地方，這就是魏征在遇見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曆。出身就不用說了，這樣的政治履曆讓魏征對自己的出處也無法說得清楚。可以這樣說，在李世民的文臣武將之中，像魏征這樣一生幾易其主、數跳其槽的人並不多見。我們無法想象魏征將如何麵對世人，麵對新的主子李世民。

　　李世民幹淨利落地幹掉李建成之後，所有的人都知道魏征這次玩完了。果然，李世民剛坐穩位子，馬上就把魏征喊來痛罵：“你個垃圾，當年為何明目張膽離間我兄弟情感？”可以想見，當時的場景多麽恐怖——秋後算賬的時間到了，魏征似乎已在劫難逃！誰知魏征卻不卑不亢，慷慨自若，他從容說道：“當日皇太子若聽從我的勸告，哪會遭逢今日之禍？”在場的所有人都預測，這次魏征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麵對作為勝利者出現的李世民，魏征居然連一點悔過的表示都沒有，反而在公共場合大放厥詞，豈有此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麵對死不悔改的魏征，唐太宗居然“為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訪以政術”。

　　魏征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卻是當時情景之下他的唯一活路：他如果痛哭流涕地懺悔，或者無原則地自我貶低，反而會讓唐太宗滿懷厭惡地將他殺掉。於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標榜自己的先見之明，同時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的不聽良言、自己懷才不遇的基本事實，而這一切又都是為了襯托李世民的偉大，李世民勝利的必然。因此，在關鍵時候，魏征以自己的才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同時更贏得了李世民的青睞。

　　2、“生存術”大師求職記

　　魏征隨李密降唐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見大唐重用自己。哥們是成大事的人，是治國安邦的超級人才，不能在這裏幹坐著不幹活啊！於是自己就耐不住寂寞主動站出來向李淵請纓：老李啊，你得給我機會讓我立功啊！你讓我去山東維護一方穩定，那地方我說話還管用。於是魏征就擔負起收編各地義軍的重任，發一書而降李世責力，並先後使李績、竇建德部下曹旦及齊善行等歸降李唐。魏征在山東豪傑中的影響就充分顯示出來。

　　既然魏征在安撫穩定地方上這麽有能耐，故而玄武門之變後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撫河北時，亦極力保護山東集團中的精英。這魏征什麽人，是生存能力極其強悍的小強，隋唐更替的亂世，失業率死亡率高居不下，他居然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跳槽六次，工作經驗豐富，年薪看漲。

　　盤點一下魏征的幾任主子：元寶藏投機，李密陰鷙，竇建德雄廓，李淵豪縱，建成狐疑，世民更深通權術、狠辣好名。可魏征偏偏能夠每走一步都受到重視，可以說他是一個善於適應環境的人，按現在的說法，叫做“生存術”大師。

　　魏征活了63歲，他38歲以前，都生活在隋朝。

　　魏征出身寒微，從小讀書，不治產業，為求生計還當過一段時間的冒牌道士。而這個小道士喜歡讀什麽書呢？他十分著意“縱橫之說”，也就是《戰國策》《鬼穀子》這些著作。這兩本書可以對照學習，前者講事例，後者為理論。其中以忽悠人為要旨的《鬼穀子》可以說是生存的法門之術。

　　一是翻覆鋪陳，就是要對於同一件事，正說反說都能夠成理服人。在這方麵蘇秦是大師，他先設計了六國合縱，又在後期安排同學張儀去秦國搞連橫，而加強六國依賴合縱的危機感。這有才的人很多，為什麽有的人能脫穎而出，有的人埋於沙礫。這就不得不說到魏征的廣告效應，也就是關鍵時候你要學會牛皮哄哄，當然這牛皮不是空穴來風，你得有真材實料。有一天，李世民和朝中大臣商議如何治國，以封仆射為代表的關隴軍功貴族迷信武力，認為大亂之後，短時間國難治好，主張嚴刑峻法，威服天下，就是如秦始皇，隋煬帝那樣。這時候魏征又站出來了，他說，這國家大亂後最容易治理，就像給饑餓的人容易準備食物一樣是不難的，主張偃武修文，並吹牛說像我這樣人來治理國家，就像發出聲音便立即有回響一樣，一年就可見成效，三年可大治，世民見魏征對治國如此有信心，也認同魏征的政見，如何使目的實現，魏征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種矛盾的焦點所在。利用自己為諫議大夫之機，積極進諫，以“居安思危”之語打動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書，不急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語，聖人擇焉”。

　　這也正是時人認為他“精通群書，頗明王霸之術”、“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進諫於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為鑒。楊隋之亡，與重役山東，攻伐高麗密切相關。而李世民經略關中，安撫山東，亦無不是為與高麗作戰做準備。一旦重與高麗開戰，山東所受賦役又必然加重。這是山東集團所反對的，也是魏征最不願看到的。

　　作為山東集團的代言人，為擴大山東集團在唐中央的實力，取得部分關隴集團成員的支持，魏征先後向太宗推薦侯君集、杜正倫、褚遂良，並特別強調侯君集、杜正倫有宰相才，使他們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與王珪的關係也非同一般，這從每當王珪進諫李世民之時魏征必然附和，魏征進諫時王珪也同樣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別是杜、褚二人，對李世民的言行是“必書”、“必記”，達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為非法”的目的。

　　二是抵戲飛箝，抵戲（實義為“隙”），即尋找君主的思維盲點和心理弱點而選定言辭；飛箝，拋出一個看似不相幹的話題，激起君主的問詢需要，然後說服其就範。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鄒忌諷齊王納諫》用的是“飛箝”的手段；《觸龍說趙太後》則是“抵戲”的手段。

　　我們翻開《貞觀政要》看看，通篇記載的李世民與魏征等臣子所論之事，無非是一些居安思危、“水能載舟，也能煮粥”之說。而這些理論恰恰是大唐實現強國之路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煬帝“飛蛾撲火”的夢想就是因為光有想法，沒有實踐的辦法，最終葬送了隋王朝。前車之鑒就在眼前，隋亡的警示鍾聲還音猶在耳。李世民不能忘記，他需要有人不斷地提醒自己。更何況魏征的多數諫辭，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還可起到抬高李世民聲威的作用。

　　如每當李世民責怪魏征進諫的直言時，魏征就雲：“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如此之語，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然而在重大實質性問題上，李世民就獨斷專行，不會接受魏征的諫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摸透了李世民的心思，把準了他的性格脈絡。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識人。魏征的聰明，就在於他看到了李世民虛心求諫、重用人才的表象後麵隱藏著本身固有的疑懼、殘忍及獨斷，也看到了李世民急於在眾人麵前刻意修飾自己，以掩飾自己殺兄逼父之非。這些從貞觀時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後期由於功德圓滿和對山東集團的成功打壓，所以殺掉侯君集、逐杜正倫。對魏征，也在他死後“罷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時二人的關係才從“求諫”、“直諫”的重重迷霧之中露出了原本互為所用的實質關係。看來這君臣二人在玩陰的上麵，都不是善茬。

　　三是揣摩權斷，主旨是利用察言觀色而實現心靈感知，做到能夠迅速把握君主的思維動向，拋出核心話題，促使君主決斷；風頭不善，則迅速將話題蕩漾開去。這方麵較有代表性的是《戰國策》裏的《吳起不恃河山》與《中射士論偽藥》。如果說魏征是李世民實現大業的一顆棋子，那麽李世民又何嚐不是魏征博得“青史留名”的一顆棋子。君臣相得，其樂融融。李世民看到了魏征的背後有龐大的山東集團做後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淺，國家未安”，必須協調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使自己時時處於“居安思危”的狀態，保持清醒的頭腦，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顏”進諫亦就不足為奇了。為取得山東集團的支持，維護統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斷遭到臣下的“犯顏”，而且要把不滿深深地隱藏在心中。

　　兩個人都揣著明白裝糊塗，都想為我所用。《舊唐書，魏征傳》載侯君集被誅，杜正倫遭逐後，“上始疑征阿黨”，但實際上並非在魏征死後李世民才懷疑魏征“阿黨”，而是一直就有所覺察，隻因種種因素的製約，始終隱忍罷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君臣之情誼，合作之默契，留下了諸多佳話，在曆史上廣為傳頌並被稱道至今，成為後世君臣竭力仿效的楷模。0可為什麽魏征死後不久，李世民卻下令砸毀魏征墓碑呢？

　　3、“逆龍鱗”不過是幌子

　　李世民比魏征小19歲，發動玄武門之變逼取帝位時，才二十六七歲，血氣方剛，不擇手段。他初登帝位，內外危機重重，臣民上下觀望，於是李世民核名實，買人心，把幾個當時的人傑安排在宰相班子的合理位置上。

　　因為實行三省六部製，當時的宰相是五六個人，三省即尚書、中書、門下，在唐中期以前，三省長官即為宰相。尚書省轄六部、管政務，長官尚書令，因為李世民曾擔任此銜，所以後來廢置，尚書令副手左右仆射成為事實的長官，房玄齡、杜如晦就是左右仆射，但杜如晦在右仆射位置上一年多就早逝了，後來此位置換過多人，前後有封德彝、李靖、長孫無忌等。中書省管政令的擬定和國策研究，長官為中書令，岑文本、溫彥博、馬周都任過此職。門下省管政令的複議、封駁，有權打回中書省和尚書省的擬敕和奏折，糾錯矯正，是最接近皇帝，並承上啟下的部門。門下省長官為侍中，魏征長期任此職，此外還有一個侍中叫王珪。

　　三省製的要旨，就是這幾個宰相互相製約，說的不做，做的不說。宰相們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議政，其中房玄齡、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載李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其實李靖出將入相，房玄齡深謀遠慮，都不是不能言詞，但偏偏不說出來；與魏征出現言語交鋒的，多為封德彝、溫彥博等。

　　這正是唐太宗希望看到的

　　房杜、長孫這些人，從李世民還是秦王時，就都是其藩邸舊人，號稱“十八學士”，李世民取帝位後，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實務交給了他們，但是李世民最擔心的恰恰是這股勢力太大，不好控製，所以常暗地壓抑。而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建成的親信舊人，唐太宗竟先後重用這樣兩個人做侍中，顯然是要利用他們“孤臣”的身份，抑製秦府舊人的勢力過度膨脹，達到“兼聽”的效果。

　　而封德彝不容魏征，是由於他和魏征在善於縱橫術上麵是一類的：封德彝在隋朝時是中樞佞臣，到唐高祖時，在太子和秦王處兩邊投機。封德彝處處為難魏征，魏征也在太宗麵前說封德彝的壞話，太宗曾問：隋煬帝博學多才，為什麽把天下丟了？魏征說：他以為自己最聰明，結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太宗聽了一度深以為然。

　　封德彝當年正是虞世基的死黨。唐太宗在貞觀年間的一次國宴上，失口對長孫無忌說了一句感慨：“魏征、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

　　魏征怎麽說呢？“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原來，被後世人目為諍臣的魏征，其“無限話語權”是唐太宗給他的，魏征同誌不過是扮演了一個肉喇叭的角色。魏征是唐太宗的發言人，唐太宗不能講，或不好突兀講出的話，就由魏征說，或由他當眾“啟發”出來。

　　翻開《諫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並沒有觸及唐朝政體的實質，不過老生常談的高調而已，唐太宗能夠發動政變奪權，能夠穩住朝局，已經說明他是個很明白權力規則的人，魏征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談對他是沒有什麽意義的，把這樣的文字公諸天下，隻不過是皇帝要強調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

　　魏征死後，唐太宗哀歎：我失去了一麵鏡子！這個比喻很精確：唐太宗始終把魏征當做自己的分身，讓天下人可以從老魏身上看到一個更完美的自己，並且這個善於縱橫術的分身，可以給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數，放大自己的言辭於天下。不過，魏征他比一般“言官”偉大的地方在於，他的手段雖然複雜，但政治抱負還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

　　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識人。魏征的聰明，就在於他看到了李世民虛心求諫、重用人才的表象後麵隱藏著本身固有的疑懼、殘忍及獨斷，也看到了李世民急於在眾人麵前刻意修飾自己，以掩飾自己殺兄逼父之非。這些從貞觀時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後期由於功德圓滿和對山東集團的成功打壓，所以殺掉侯君集、逐杜正倫。對魏征，也在他死後“罷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時二人的關係才從“求諫”、“直諫”的重重迷霧之中露出了原本互為所用的實質關係。看來這君臣二人在玩陰的上麵，都不是善茬。宋代文化圈大佬歐陽修曾經爆料，說有一次李世民、魏征、長孫無忌三人一起喝酒，可能喝高了，氣氛比較曖昧，說話也就有點越界。長孫無忌跟魏征抱怨說：你丫混到今天這份上，實現自我價值，有我一份推薦的功勞吧，怎麽我現在在你這兒說話就這麽不管用呢？魏征一個勁兒地打哈哈，喝酒，喝酒。長孫把話匣子一打開，三人就這個話題耍開了嘴皮子。最後魏哥仗著酒勁，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李世民說：我知道老板需要我放炮，要不然我哪敢跟您硬頂？要不是您有需求，借我十個膽子也不敢，除非我活膩了。還有一次，魏征當麵給李二指出錯誤，李二也當場表示悔悟。皆大歡喜之餘，老魏說了句無比誠懇的話：俺願意做良臣，不願意做忠臣。良臣是啥？老板英明，自己也幸福，總之你唱我隨，一生平安；忠臣是啥？直著脖子死諫老板也不聽，還把你給殺了。瞧瞧這馬屁的水平，不僅表明自個兒心跡，力道和方向也恰到好處，不肉麻不惡心，已是天外飛仙的境界，不是你我凡俗之人能夠拍出來的。

　　據史料上講，魏征光上書諫言給李世民就有二百多條，數十萬言，還不用說大量的口頭諫言呢？這些諫議，不僅是有關國家大事，更多是在生活上、道德上的。老魏這老狐狸的形象功臣當得相當不賴，還當出了高水平。李世民也配合得相當的好，倆人一唱一和，成就了戲台上的千古佳話。

　　4、砸爛牌坊一場戲

　　貞觀十六年（640年），魏征染病臥床，李世民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征營構大房屋。李世民隨後親自去看魏征，魏征叩拜後正想講話，太宗就搶先對魏征說：“朕知道你又要來勸諫朕不要花費這些錢財幫你蓋房子，朕告訴你，這些東西都沒有另外花錢，因為這些材料本來就是要替宮中添一座小殿用的，朕現在停止蓋小殿，把這些材料送過來給你蓋正寢，並沒有多耗一分國家的錢，所以你不用操心了。”

　　魏征聽了這話，當然感動地磕頭如搗蒜。過了幾天，魏征病重，唐太宗又來到魏征家中，撫著魏征的手臂，痛哭流涕，並問魏征想要什麽東西？魏征回答說：“臣不要任何的東西與撫恤，臣隻擔憂國家的興亡。”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親臨吊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時光閃回，史料記載侯君集被誅，杜正倫遭逐後，李世民開始懷疑魏征的誠意，認為這魏老頭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於下（上始疑征阿黨），但實際上並非在魏征死後李世民才懷疑魏征“阿黨”，而是李世民一直就有所覺察，隻因種種因素的製約，始終隱忍罷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君臣之情誼，合作之默契，留下了諸多佳話。可魏征死後半年，李世民就開始懷疑魏征在朝廷內有結黨營私的嫌疑。後來，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給皇帝提建議的書稿給當時記錄曆史的官員褚遂良觀看，李世民懷疑魏征是故意靠自己來博取清正的名聲，心裏很不高興。先前李世民已經同意把衡山公主許配給魏征長子魏叔玉，這時也後悔了，下旨解除婚約。到後來他越想越惱火，便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砸毀了自己的“鏡子”。

　　為什麽李世民對生前死後的魏征態度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其實在李世民的心目中，魏征的身份很尷尬但同時又很重要，他是李世民的一顆重要棋子。魏征既不是山東貴族，又不是山東武人，他的責任不僅僅是用來聯絡山東豪傑，更重要的是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同時分合操縱當時唐廷內部各政治集團，讓他們既互相團結，又互相掣肘。形成分而不裂，合而不黏的局麵。如果魏征的行動越過李世民賦予的這種權力，就可能觸犯李世民的政治底線。魏征推薦杜正倫為相，而杜正倫的出身是山東豪門，所以李世民賦予魏征監視山東貴族的作用就有可能消失，轉過來魏征又落了個聯合山東集團文武兩大勢力的嫌疑。候君集與李世民都屬於六鎮胡漢關隴集團，史書上說，他的才能出將入相沒有問題，魏征舉薦杜候二人，等於集合了當時東西文武三大社會勢力，而他自己身為其樞紐，這是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後來侯君集參與太子李承乾謀反被殺，幸好這些事造成的惡果暴露在魏征死後，否則魏征也是罪責難逃。

　　貞觀十八年（642年）初，李世民東征高麗失敗後耳邊重又響起自己大言不慚地批評魏征的話，感覺十分丟麵子，不得不對群臣說出了“如果魏征在，決不會讓我有今天的失敗。”的反省話，他一邊承認錯誤，一邊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並且讓魏征的兒子承襲了國公的爵位。李世民的真正用意是修複了自己的麵子，也重塑了自己納諫惜臣的光輝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