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風流與陰謀

第十六章 一個“肌無力”患者的掙紮史

　　開成四年（83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個蒼白而寒冷的冬日，長安城內外深浸著寒意，滿布陰雲的天空好像在催生一場強暴風雪。唐文宗李昂的風痹之病再度發作，服食藥劑後，病情略有好轉。朝會散去，唐文宗李昂獨坐大明宮思政殿久久不願離去。盡管貴為帝王，但這種囚徒似的生活讓他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鎖。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那場慘烈的宮廷流血事件中，當天有超過六百名朝臣被宦官集團血腥屠殺，他的朝堂幾乎為之一空。對於李昂來說，那是一場夢魘，一場史無前例的宦官之禍。日暮東風啼怨鳥，他的春天已經被遠遠地拋棄在繁華散去後的百丈紅塵。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王朝，對於一個在病榻上消磨時光的君王，他已經真切地感受到歲月如無情流水，終將他的生命和希望，都一點一點地帶走。

　　這是一個荒唐而可悲的年代，陰雲籠罩下的長安暮色四闔……

　　陷入沉思的唐文宗忽然抬頭對立於殿外的侍從道：“今日翰林院是誰在值班？”

　　旁邊的翰林院使答道：“中書舍人周墀。”周墀，字德升，汝南人。長慶二年（822年）赴京城長安參加科舉考試，一舉獲中高第，即留京任職。太和九年（835年），累遷官至監察禦史，起居郎。文宗皇帝很器重他，進起居舍人。後拜為集賢殿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

　　“速去把他召來。”唐文宗道。

　　周墀奉旨進殿，文宗先命賜座，又以金卮賜酒三杯，周墀一飲而盡。唐文宗憂鬱的眼神掠過一絲淺淺地笑意，他問道：“依卿看來，朕是何樣君主？”

　　周墀趕緊躬身施禮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堯之聖、舜之明，商湯之仁，夏禹之儉！”這是原話，意思是說唐文宗乃堯舜之主。

　　唐文宗長歎一聲，擺手說：“你這是出於愛君之心，不得不這樣忽悠我。我其實哪裏敢追宗堯舜禹湯之明。我要問你的，你看我像不像亡周的周赧王和亡漢的漢獻帝。”

　　周墀見皇帝自比亡國之君，大驚失色，倒身拜伏，抹著鼻涕眼淚說：“此二人怎能與陛下相比。陛下聖德前所未有！”他不知道如何來安慰自己的皇帝，隻是一個勁地稱頌聖德，勸皇上不要為謙謙小節而掛懷。

　　唐文宗平靜地看著在自己麵前激動流淚的周墀說：“周赧王和漢獻帝二人受製於諸侯，而今朕是受製於家奴。如此說來，聯還不如他二人呢！”

　　說完這句話，唐文宗情難自已，雙手覆麵痛哭。君臣二人，大放悲聲，涕泗並流。

　　一個人的戰鬥

　　文宗李昂有時候會陷入莫名其妙的狂躁之中，盡管他本不是一個十足的憤怒青年。可他這個年青的皇帝當著當著，卻讓自己患上了一種怪病——肌無力。而這種病症與肉體無關，是一種精神上的肌無力。更多的來自於他居於皇帝高位，麵對帝國種種亂相，欲振乏力引起的。

　　文宗上台後，是憋著一股勁想成就一番事業的，史稱他“尤勤於政理，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茲”。也就是說他對於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貞觀之治的局麵，一直很向往。

　　大和六年，他對宰相們說：“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牛僧孺說：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後牛僧孺對同事們說：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資治通鑒》卷244）他於是辭去了宰相職務。兩黨其他官員也都沒有同文宗這種迂闊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現。

　　此時的宦官集團隻手遮天，權力已經滲透到帝國的方方麵麵。從軍隊的指揮和調遣，到朝中大臣的任免，就連皇帝的廢立也完全操縱在他們的手裏。文宗的祖父唐憲宗李純、兄長唐敬宗李湛都是死在宦官之手，要不然也輪不上李昂來當這個皇帝。

　　宦官人數也不斷創出新紀錄，當時朝廷中處理政務和在外地監軍的宦官中，品級在五品以上的就達到四千人之多。不僅朝野大臣巴結討好宦官，就連唐文宗本人也對宦官低眉順眼，殷鑒不遠，珍惜生命，討好宦官才是正道。雖然他心裏是如此的惡心，但麵對宦官的張牙舞爪，也隻能心在流血。史料記載，李昂私下發出感歎“恩欲芟落本根，以雪仇恥，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言。”這是他內心越來越因不能為先輩報仇而深深自責。

　　大和二年（828年），唐文宗舉辦科舉。舉人劉蕡應試時寫了一篇五手字的《直言極諫策》，對宦官專權給予強烈抨擊。通篇切中時弊、才華橫溢，但參加科舉考試的二十三名舉人中二十二人都中了進士，隻有劉蕡一個人落第。倒不是閱卷官覺得劉蕡的學識不行，而是根本不敢細看他的文章，更不用說錄取了。新進舉人李郃憤言：“劉蕡落選，而我等中榜，難道不是我們這些人的恥辱嗎？”

　　他邀集了杜牧、裴休等名人聯名上疏，願將自己的科名讓給劉蕡。奏疏送到唐文宗案頭後，他隻能一聲歎息，將奏疏留中不發。

　　一次，唐文宗在閱讀《春秋》讀到“閽弑吳子餘祭”時，就問翰林侍講學士許康佐：“閽何人也？”許康佐差點沒嚇得尿褲子，趕緊跪地表示自己學識淺薄（窮究未精）不知道。翰林作為帝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許康佐不可能淺薄到連“閽弑吳子餘祭”的典故都不知道。“閽弑吳子餘祭”典出吳越爭霸，太監刺殺吳王餘祭的事情。

　　事後不久，許康佐就打報告辭職回家了，他已經預感到，唐文宗與宦官早晚會有一場魚死網破的較量，他還沒活夠。朝中大臣和許康佐抱著同樣想法的不在少數，他們聽見皇權和宦官之爭就兩股戰戰，走路都要扶著牆，更別說讓他們參與衝鋒陷陣。這就是史書中所說的，在位之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身為大唐帝國的皇帝，竟然在身邊找不到一個有勇氣的人，文宗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

　　在醫學臨床上，肌無力是一種發病的時間長且比較難治的慢性疾病，該病由神經肌肉傳遞障礙所致，肌無力在各種年齡組均可發生、但多在15-35歲的青春期。既然是慢性病，那種無奈的撕咬摧毀的不光是肉體，更多的是來自於精神層麵。

　　患者李昂的臨床表現為，麵對割據四方的跋扈藩鎮，他無力；麵對沒完沒了的文臣之間黨爭，他也無力；麵對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閹宦集團，他更是無力。

　　在李昂看來，前兩種情況雖然讓人惡心，但空間上的距離讓他有安全感，畢竟不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亮刀子。後者卻是他的心腹大患，搞不好那些在眼皮子底下整天亂竄的宦官就會要了他的命，就像當年他的爺爺憲宗和兄長敬宗的下場。

　　文宗的肌無力其實是一種心無力，心無力則肌無力。那些當年參與謀殺憲宗和敬宗的元和逆黨，如今還在他眼皮子底下像幽靈似的晃晃悠悠。

　　當年他的哥哥唐敬宗執政僅兩年，還沒來得及立儲，就被宦官劉克明所殺。陰差陽錯的李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宦官擁立而即位的。也就是說從憲宗、敬宗的被弑，到穆宗與文宗的上台，背後都有宦官集團的操縱。

　　由個別宦官的幹政到形成宦官集團的元和逆黨，首開唐朝宦官弑帝、立帝的先例，這是前所未有的盛舉。

　　清代學者趙翼就指出：“唐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勢以製下，其後積重難返，居肘腋之地，為腹心之患，即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

　　由“挾主勢以製下”到掌握人主的廢立，標誌著宦官幹政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

　　文宗本來就是宦官擁立，受其掣肘也在情理之中，“上患宦者強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製”。就是文宗即位後麵臨的現狀。宦官通過控製皇帝進而控製朝政，任何一位稍有自主意識的帝王都不甘心做宦官的傀儡。

　　唐文宗欲懲治宦官的態度十分堅決，他力圖更張朝政，扭轉積弊，成就霸主之業。但麵對現實，卻有心殺賊，無力回天。若不能排除宦官於政，所有振興朝綱的機會就隻能喊在嘴上，難以落實在行動中。唐文宗在詔書中也說：“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之仇恥，抒億兆之哀冕。”表露了自己除宦為父兄複仇的決心。

　　文宗執政初期，最炙手可熱的宦官首領非王守澄莫屬。為了報答他當初的擁立之功，文宗被迫讓他在樞密使的職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為驃騎大將軍。王守澄從此一手把持宮禁大權、橫行朝堂、大肆收受賄賂，朝野上下紛紛趨附，無不唯其馬首是瞻。

　　對李昂來說，麵對如此強大的對手，他除了肌無力還能有更好的選擇嗎？

　　李昂的回答是，肌無力不是心無力，隻要有心殺賊，一樣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王守澄為首的閹宦集團眼裏，大權旁落的天子李昂和他的父兄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還不是和待宰的羔羊一樣，自己想怎麽蹂躪就怎麽蹂躪。

　　一方是宦官跋扈擅權，一方是君主力主除宦，文宗與宦官的衝突一觸即發。

　　唐代中後期，君主剪除宦官並不能大張旗鼓隨性而發。通常情況下都是通過秘密的手段，或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以宦製宦，或授意心腹大臣見機行事。理由很簡單，宦官身居禁中，朝夕不離皇帝左右，加之手中又握有禁軍之權，使得君主很難公開與大臣商議行事，所謂“九重深處，難以將相明言”。在這種情形下，選擇合適的人選是除宦能否成功的關鍵。

　　當時朝廷大臣呼朋引類，黨爭正酣，而且兩黨都與宦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難以與之秘密謀劃。此事令唐文宗李昂很傷腦筋。

　　這時候，他想起了老丞相裴度，這是一個在關鍵時刻能夠力挽狂瀾的人物。可惜現時他遠在山南東道，無法問詢。文宗想起裴度臨走時曾經對自己說過的一句話，要除宦官，隻有宋申錫可以信賴。

　　宋申錫年輕有為，淳厚穩重，不屬朋黨，不附宦官，且智謀過人，足以重用。

　　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錫給他宣講《貞觀政要》。見左右無人，文宗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便附耳問道：“宋愛卿，你每天與朕談經論道，知道朕的心事嗎？”

　　宋申錫本就聰明過人，怎能不知文宗心中苦痛。他當即拜伏於地，麵露慚色道：“身為人臣不能替皇上分憂，罪該萬死。”

　　文宗見此人可大用，便把壓抑在心中的小宇宙吐了出來：“宦官勢力強盛，憲宗、穆宗、敬宗都是死於非命！朕身為天子，統禦萬民，卻受製於家奴，何以麵對宗廟社稷。”

　　宋申錫當時表態，願為文宗效死力。文宗大喜，宋申錫身為翰林侍講學士，正好處在內廷，正是自己急需之人。隨後文宗下詔，將宋申錫提升為尚書右丞，一個月後又提升為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申錫當上宰相後不辱使命，製定了一整套的除奸計劃。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後，文宗和宋申錫準備對宦官集團動手。

　　事實證明，宋申錫是個想幹事，卻難幹成事的人。一介書生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就準備捋胳膊與手握數萬禁軍的宦官集團來一次正麵PK，這真是要多瘋狂有多瘋狂的想法。

　　這就像在下棋，要想贏得最後的勝利，就要走好每一步，一步錯步步錯。

　　在既不掌握禁軍，又沒有強大的藩鎮作為後盾，要想除掉王守澄為首的宦官集團，宋申錫需要一個幫手，他把目光鎖定在當時京都長安的行政長官——“京兆尹”身上。

　　京兆尹是天子眼皮子底下的行政長官，是相當有實權的。通常情況下，他對橫行犯禁的長安豪門、禁軍乃至宦官還是有一定的威懾力。

　　政變絕大多數時候是超越常規的行為，最終比拚的是實力和時機的把握。

　　京兆尹直隸的區區兵將是無法和宦官掌握的神策軍相抗衡的，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的選手。另外，長安城北在宮廷政變中所處的地位舉足輕重。這裏禁軍雲集，離宮城咫尺之遙，可以在政變的第一時間進入宮殿，控製事態及核心人物。如此緊要的區域，卻不在京兆尹控製下。一旦情況有變，京兆尹的動作絕不會比神策軍更快更強。

　　致命的漏洞很快就出現了，要命的宋申錫居然挑中了更要命的吏部侍郎王璠來擔當重任。王璠曾經是奸相李逢吉的黨羽，在任禦史中丞時，為人行事張狂之極，後來因為冒犯了左仆射李絳被改任官工部侍郎。

　　宋申錫秘密約見王璠，把文宗的密詔交給他，並許給“京兆尹”一職。

　　王璠沒有慷慨表態，隻是含蓄地說需要考慮考慮。衝動是魔鬼，魔鬼要人命。考慮之下，王璠覺得這將會是一場隻賠補賺的買賣，弄不會就搭上了自己的前世今生。

　　王璠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找到王守澄的親信鄭注，把宋申錫找他密謀之事和盤托出。

　　鄭注大吃一驚，趕忙把這件事就稟告王守澄。王守澄就問：“你看這件事該如何處理？”

　　鄭注答道：“還能怎麽辦，立即鏟除宋申錫，清君側。”鄭注又買一送一獻上一計。原來，宋申錫過去曾與文宗的弟弟、漳王李湊有交往，鄭注建議就從這裏打開決口。

　　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軍軍官豆廬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錫與晏敬則等人圖謀擁立漳王為皇帝！這是典型的一石二鳥之策，既殺了宋申錫，又借機除掉皇室中頗有人望的李湊。讓李昂自斷臂膀的同時，還要讓他捂著心口窩領情，在朝野上下造成一種假象，那就是王守澄挫敗了一起針對皇帝的驚天大陰謀。

　　唐文宗一聽，就知道宋申錫出紕漏，走漏了風聲。事情已呈虎之勢，文宗別無選擇，他能做的就是玩丟車保帥的遊戲。他必須和宋申錫撇清關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王守澄不容文宗李昂反應過來，就上書道：宋申錫大逆不道，請陛下立即下詔，全城戒嚴，搜捕逆黨，並抄斬宋申錫的全家文宗猶豫了，折騰來折騰去，把自己的人折騰進去了。對不起，老宋我無能為力，下輩子再見吧！

　　第二天正在“休沐”的宰相們得到宮中的傳喚，匆忙趕往延英殿。宋申錫也跟著隊伍來到中書省東門，可他得到的指令卻是，其他人都可以進去了，隻有他宋申錫不可以。給個理由先，把門的宦官給出的理由是：“所召無宋公名。”也就是說，沒你什麽事，回家待著去吧。

　　宋申錫知道，這場戲該到收場的時候了，在整部戲裏，他本來以為自己是男一號，最後不過是一個跑龍套。他傷感而無奈地朝著延英殿的方向以笏叩額，然後把背影留給這個世界。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如果唐文宗不能將案件交付外廷按程序審理，也就無法保證涉案人員落入王守澄的魔掌。唐文宗李昂雖有心，但身患無力之症也隻有徒歎無奈。延英會議呈現出一邊倒，這根本不是唐文宗主持召開的辦公會。會上，也隻有性情耿直的馬存亮叩頭流涕說了一句：“宋申錫罪狀不明，怎能無故屠其全家？如果這樣下去，京城亂起來怎麽辦？還是先召集幾位宰相商議一下，然後再看該怎麽辦（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

　　也許是馬存亮的一句話讓僵死的氣氛有了些許鬆動，也許是唐文宗無助的目光讓冰冷的朝堂有了些許溫情。

　　大宦官、飛龍使馬玄亮也長身而起，這是一個比較忠厚、老實的人。他認為這件事還沒有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能單憑豆廬著的一句話告密，就要把堂堂一朝宰相滿門抄斬，這也太兒戲了。

　　馬存亮和馬玄亮，不是親兄弟，他們同為宦官，也許是早年投身在一個姓馬的老宦官手下，因此名字聽上去像是兄弟。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唐德宗遭遇清思殿之亂時，馬存亮率神策軍平定叛亂。由此可見，這兩位宦官還算是忠心皇室，並不禍亂朝堂的好宦官。

　　孤立無援的文宗看見“二馬”聲援自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趕緊道：此案事關重大，不能如此草率，應該好好調查，再做結論。

　　皇上不說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嗎？王守澄就開始用自己的方式著手調查，他先是將晏敬則抓了起來。經過一番拷打，最後折騰出一份調查報告（晏敬則的供詞）。

　　現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牆角，隻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議此案，希望有人能為宋申錫說幾句好話，使事情有所緩解。這時，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頭不止，流著眼淚說道：“人命關天，何況是宰相。”

　　文宗這才鼓起勇氣，下了一道聖旨：將漳王流放，宋申錫貶為開州司馬。就這樣，軟弱無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擔責任，卻將宋申錫拋棄！

　　這件事對馬存亮刺激很大，在宋申錫離京師當天，他也上書文宗，以年多老病為借口，要求退休。文宗同意他的請求，賞賜不少珍寶，派人護送他回鄉。

　　不過，宋申錫雖然逃過這一劫，但沒過多久，他就在開州鬱鬱而終。直到臨死前，他還在恨恨地念著一個人的名字，因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隻有王璠知道。所以，他要詛咒這個小人，就是要讓他也不得善終。

　　就這樣，唐文宗策劃的鏟除宦官勢力的第一次行動尚未展開就徹底失敗了。

　　生鏽“鐵三角”時代

　　大和八年（834年）年十月的一天，唐文宗的朝堂之上突然冒出來一張新麵孔。《舊唐書》說他“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有好事者打聽才知，眼前玉樹臨風的帥哥原來是剛剛流放被赦歸來的李訓。

　　李訓的突然現身，在當時引起朝臣們議論紛紛。有人猜測李訓到底屬於朋黨相爭中的“李黨”還是“牛黨”，江湖傳言李訓是由大太監王守澄直接推薦給皇上李昂的；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說親眼看到李訓是由鄭注引薦的；更有人刨根刨出了李訓是前宰相李揆和李逢吉的同族子弟，是有後台有背景的。

　　在當時每一個和皇帝走得近的人都會引起朝臣們的猜測和眼紅，這在官場之上也應該算是一個不好不壞的“慣例”。不管別人怎麽猜測，如何誹謗，但現實卻是唐文宗李昂越來越喜歡李訓這小子了，並準備破格讓李訓成為自己的身邊近臣。消息傳出，京都一片嘩然。

　　宰相李德裕站出來公開批駁李訓是奸詐小人，之前因罪流放，現在雖然已經返回了，但沒有資格出任近侍。更有多位兩省諫官來到皇宮門口跪諫，直言李訓是婦孺皆知的小人，不應該伴隨在皇帝身邊。可唐文宗根本聽不進去這些勸諫，心意已決。

　　李訓，最初的名字並不叫李訓，而是李仲言。當時因為在為唐文宗擔任《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他自己改名為李訓，估計是覺得隨時會紅起來，事先給自己取個藝名。像有人猜測的那樣，李訓的確是肅宗朝宰相李揆的族孫，敬宗朝宰相李逢吉的族子。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李訓以進士及第，開始出任大學助教進入仕途，後來調任河陽節度府冪僚。兩年後，唐敬宗即位，李訓的從父李逢吉出任宰相。李逢吉非常賞識李訓，覺得這小子是個“陰險善計事”的人，有自己的遺風，屬於可造之才。

　　李訓果然沒有辜負李逢吉的期望，他時刻關注朝堂變化，揣測領導意圖。官場上的機會都是為這些有野心的人準備的，機會很快就來了。當時，石州刺史武昭被貶為袁王府長史，因此他對執政大臣心生怨恨。

　　這時候就有人站出來在他耳邊忽悠，說宰相李程曾計劃提拔武昭，結果被李逢吉攪黃了。武昭完全相信，內心憤怒不已。失去理智的武昭私下找到左金吾兵曹茅彙說要找人刺殺李逢吉。

　　計劃趕不上變化，武昭的刀還沒磨好，就被人告發了，並被逮捕入獄。

　　李訓當時擔任河陽掌書記，就脅迫茅彙誣陷宰相李程與武昭合謀，欲將宰相李程拉下水。同樣是事情敗露，陰謀未得逞。武昭被杖殺，李訓也跟著倒黴流放象州（今廣西象州東北）。

　　時間來到827年，唐文宗即位，改元大和，大赦天下。李訓走進新時代，這才遇赦北歸。

　　遇赦後的李訓過了幾年散淡的生活，又恰逢其母病逝，他就居住在東都洛陽為母守喪。

　　這時候他的從父李逢吉先生也被罷相，賦閑在家，可他身退心未退，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卷土重來，恢複往日榮華。

　　李訓揣知從父的意思，就自告奮勇跑去找李逢吉說，自己在長安要關係有關係，要門路有門路，並且與宮廷紅人鄭注有深厚的交情，可以替叔父疏通關係，重回長安。

　　李逢吉是個官場賭徒，他雖然不完全相信李訓，但他為了翻盤，別無選擇。

　　他很清楚鄭注在宮廷政治中的影響力，當紅炸子雞。李逢吉先生就將畢生的積蓄金帛珍寶數百萬全部交於李訓，托付李訓去長安賄賂鄭注。他可以不相信李訓，但他相信鄭注。隻要鄭注能為自己說句話，一切皆有可能。

　　鄭注是何方大神？能讓前宰相李逢吉傾其所有押寶於他。

　　鄭注是當時掌權大宦官王守澄身前的大紅人，也是唐文宗身邊提鞋拎包的近臣。

　　鄭注，絳州翼城人，鄭注出身貧賤，相貌醜陋，不能遠視，任官以前，靠醫術維生，但不是赤腳醫生，是在長安權豪門戶之間做遊方郎中，吃豪門飯。他具有多方麵的才能，“敏悟過人，博通典藝，棋弈，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李愬稱他為“奇才”，王守澄稱他為“奇士”。王守澄入朝知樞密，專擅朝政，把他帶到京師。

　　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患風病不能講話，王守澄推薦鄭注去治療，頗有成效。病治好了，鄭注也得到了唐文宗的信任。

　　小人得誌，這讓朝中大臣非常反感。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玨就對唐文宗說鄭注：“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

　　禦史李款閣內彈之：“鄭注內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幹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李禦史這是在請求唐文宗將鄭注直接下獄審判。

　　彈劾鄭注的諫章數以十計，可文宗依然故我一概不采納。我選擇我喜歡，不勞他人。

　　文宗大和年間，官僚大致分為以宰相李宗閔、李德裕為黨魁的兩黨。兩黨明爭暗鬥，鬧到不可開交的地步。隻有把兩黨骨幹分子從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談得上朝政的決策和實施；隻有起用兩黨以外的人物，才談得上把兩黨骨幹分子從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訓和鄭注適應了這一需要，因此被文宗起用。

　　靠著文宗的信任，鄭注很快就被授予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沒過幾天，鄭注又被提拔為太仆卿兼禦史大夫，成為朝中重臣，風頭無人可及。

　　李訓這時候也敏銳地意識到了鄭注對自己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朝中掌握權力的人都齷齪不行，隻有鄭注好結交士人，有後宮力量支持，可與之共事。”由此可見，李訓是個投資高手。他將李逢吉托付的厚禮全都賄賂了鄭注，以錢為媒，萬事大吉。

　　錢送出去了，很快就起了化學反應。鄭注和李訓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前世兄弟今生緣。鄭注就將李訓推薦到了王守澄麵前，李訓也不是身無所長，他有詭辯之才，尤其擅長向人宣講《周易》。《周易》這玩意之所以稱為玄學，就是人們認為它很玄很強大。

　　王守澄將李訓推薦人宮，當時正趕上李訓正在為母親服喪，按例不能進入官禁。大家一商量，讓李訓換了一套民服，號稱王山人，兩次出入含元殿，接受唐文宗的召見詢問。

　　唐文宗見李訓長得滿臉桃花開，滿嘴火車跑，尤其那套驚天地泣鬼神的玄學，忽悠得龍心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

　　大和八年（834年）8月，李訓剛除去喪服就被授任為諫官。宰相李德裕強烈反對李訓擔任近侍。唐文宗卻說：“人生在世，孰能無過，俟其俊改。”沒過多長時間，李訓又被提拔為四門助教。

　　得到宦官權臣推薦，又能忽悠得君王開心。李訓和鄭注由此成為文宗身邊的核心人物。

　　李訓的到來給李昂打開了一扇通往另一個世界之門，讓他苦悶的心情也隨之豁然開朗。

　　唐文宗再次用“閽弑吳子餘祭”這句話來試探李訓。李訓沒有逃避問題，而是給出了答案：“為君者不能親近宦官，輕宦官即輕死之道也。吳子餘祭遠賢良，親宦官，最終引來殺身之禍。魯國修史的時候忠實記錄了下來，讓後人引以為鑒。”

　　李訓這番慷慨之語讓唐文宗深感滿意，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先看廣告再看療效。

　　唐文宗戚戚然道：“朕左右都是刑餘之臣，宦官多矣。餘祭之禍，朕怎麽能不擔心呢？”

　　李訓下麵說出的這句話，差點讓唐文宗興奮地蹦起來。他說：“陛下睿聖，未雨綢繆。如果陛下有所舉措，臣願效犬馬之勞。本朝曆代先皇都知道宦官的禍患，卻不能疏遠他們；都厭惡宦官，卻不能遏製他們。當今陛下睿智如此，天下幸甚。”

　　本來以為，這朝堂之上早已被宦官唐文宗大為感動，認定李訓雖然是太監所推薦，卻是可以依靠，共成大事的忠臣。史載：“李訓講《周易》微言大義，頗中文宗心意。”

　　當時正是盛夏，唐文宗賜給李訓水玉腰帶和避暑犀如意，並說：“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鄭注、李訓二人又都受王守澄寵信，如果與他們謀劃，會避免王守澄等人的懷疑，而且這兩個人還不是當時朝中二李（李德裕、李宗閔）朋黨，正可倚為心腹。從這一點來說，文宗認為這兩個人是合適的人選。

　　那麽我們回過頭來看李訓和鄭注兩人就真的和唐文宗心思一致，有濟世救民之誌嗎？可惜答案是否定的。李訓和鄭注兩人迎合唐文宗的心思，隻是為了博取唐文宗的信任，借以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他們想的是，借皇帝之手將宦官勢力鏟除，這樣在個人仕途上將會無往不勝。盡管李鄭兩人都是大太監王守澄推薦入官的。

　　自此，文宗對這二人寵信不二，所言無不從，李、鄭聲勢一時顯赫。外人隻以為這兩人是倚靠宦官才擅作威福，並不知他們同文宗還有密謀。李訓、鄭注為唐文宗的肌無力開除了藥方，準確地說這張藥方是帝國複興的藍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複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也就是先誅滅宦官，再收複河西河湟失地，最後清除河北的藩鎮，天下歸心。

　　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唐文宗將李訓的官職連升三級。

　　大和九年（835年）7月，李訓升任兵部郎中、知製誥兼侍講學士；9月又被擢升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至此，李訓成為事實上的宰相。

　　李訓很快網羅了一批人，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文宗起用李訓、鄭注，最初是為了破除官僚朋黨，被他們的誇誇其談所迷惑，誤以為他們是扭轉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後來的事，是實現太平理想的一個步驟。

　　長安政壇的“唐文宗——李訓——鄭注”冒牌“鐵三角”時代到來了。

　　唐文宗在李訓、鄭注的謀劃之下，巧妙地利用了宦官集團中的內部矛盾，步步得手，除奸行動進展十分順利。

　　當時宦官中勢力最大的當屬王守澄，也就是李訓、鄭注的後台。朋友是用來出賣的，後台是用來拆的。王守澄曾三次操縱皇帝的廢立，又握有神策軍大權。神策軍是保衛皇帝的主要禁軍，全國邊鎮中也有許多勁兵悍將歸其統領。

　　李訓、鄭注知道王守澄權焰熏天，一時半會也動搖他不得，就苦思了一個以毒攻毒的辦法，決定先借助王守澄的力量，消滅其他宦官。他們先是把反對王守澄的韋元素、楊承和王踐言三個宦佞驅逐到外地當監軍，不久又將三人處死。此後，又勸文宗將王守澄的原神策軍中尉的職務移封給宦官仇士良，以達到削減王守澄的權力的目的，也就此打破王守澄獨霸神策軍的曆史。

　　仇士良是嶺南循州興寧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大太監，出入政府，待遇恩重。仇士良本人也是曆任數朝的太監，還參與了擁戴唐文宗的行動，但一直受到王守澄的壓製，擔任的都是一些閑職。

　　唐順宗時仇士良就進入太子宮做了宦官，但其後經曆了穆宗、敬宗兩朝直到文宗時才擔任了右領軍將軍一職。也就是說一直被王守澄這幫大太監壓製。

　　史載仇士良這個人“秩清事簡，優逸自娛”，很有自娛自樂、大隱於朝的味道，實際上仇士良年輕時飛揚跋扈，“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活脫脫就是一個惹不起的活閻王。隻是王守澄比他更狠，資曆更老，一直壓著他。為了對付王守澄，李訓、鄭注竟將這個人提拔了上來，無異於引虎逐狼，留下後患。

　　一山不容二虎，王守澄對此很不高興，和仇士良的矛盾也日益顯現。

　　仇士良為了自身的利益，選擇了向唐文宗靠攏。為了安撫王守澄的情緒，防止意外，1個月後，唐文宗將與王守澄不和的太監、原左神策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三人發配到地方，分別擔任西川、淮南和河東監軍。王守澄的情緒得到了穩定。

　　隨後李訓又將楊承和貶往驅州，韋元素貶往象州，王踐言貶往恩州，命令當地官員將三人禁錮。不久長安聖旨到，賜楊、韋、王三人自盡。三個橫行多時的大太監就這麽無聲息地死了，沒有引起絲毫震動。宦官陳弘誌是弑殺唐憲宗的凶手，當時擔任山南東道監軍的職務。唐文宗一直想殺死他，為爺爺報仇。唐文宗采納李訓的建議，將陳弘誌召到青泥驛。在驛站，陳弘誌被關起來，“封杖殺之”。

　　外圍宦官除去後，宦官頭子王守澄依然擔任著右神策軍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掌管所有太監和禁軍。唐文宗有條不紊地封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明升暗調，將王守澄手中的神策軍兵權交給了仇士良，“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

　　期間，凡是王守澄厭惡的宦官，李訓、鄭注都乘機派往鹽州、靈武、涇原等外地巡邊。王守澄也不以為意，誰想李訓轉身就命翰林學士下詔書頒布各州，命地方官將巡邊太監殺死。王守澄這才發現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麵對可能的權力進攻沒有了還手之力。之前王守澄雖然和許多太監有矛盾，相互爭鬥，但在維護宦官集團安全麵前是利益一致的。

　　鏟除王守澄的時機終於成熟了，大和九年（835年）10月，按照李訓的秘密安排，唐文宗又提升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軍觀軍容使，表麵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實際上是讓他離開首都，削弱他在內廷中的權力。

　　在王守澄離開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們去給他餞行。唐文宗也派遣使者去王守澄家送他上路，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使者將文宗所賜禦酒放在了王守澄麵前，他接過毒酒一飲而盡，也就此走完了自己罪惡的一生。

　　唐文宗、李訓旗開得勝，“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除了仇士良等極少數人外，宦官元凶基本被鏟除幹淨。

　　甘露殺人事件

　　王守澄被毒殺後，宦官勢力一時間大為收斂，李訓、鄭注兩人的威望也水漲船高。尤其是李訓，他每次覲見唐文宗時，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和禁軍都懾憚迎拜。李訓、鄭注兩人並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這場輪盤賭還沒有到最後。其實在是否一鼓作氣清除消除宦官勢力的問題上，唐文宗和李訓、鄭注也並不是統一的。唐文宗代表的是皇權，他最關心的是皇權的鞏固。除去王守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是否將宦官全部除去也要放在是否有利於皇權鞏固的標準上去衡量。

　　文宗心裏清楚，如果讓李訓、鄭注這麽肆意地走下去，早晚也會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因此文宗既不允許李訓、鄭注全部消滅宦官，也不會在李訓與鄭注之間搞平衡。專權的宦官和擅權的朝臣在唐文宗的眼中同樣是悲劇。唐文宗當初之所以要除掉王守澄等大宦官，也就是想在朝官與宦官之間搞平衡，以使雙方互相牽製，一切大權皆歸自己。

　　他不可能完全聽命於李訓等人，將宦官全部血洗，使所有權力都轉交給大臣們。

　　而李訓代表的是外臣的權力，他們考慮的是馬不停蹄，加班加點，將宦官勢力消失殆盡，為自己籠絡更大的權力。現在看來這真是荒唐的想法，宦官與中國王朝史相始終，不廢除宦官製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殺掉這一批，還會出現另一批。自唐德宗以來，宦官擔任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是中央禁軍的最高統帥。宦官所以能“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便是由於掌握軍權，形成勢力。

　　對於宦官，兩人的態度也是有區別的。對王守澄等威脅皇權的太監，唐文宗必欲除之而後快，但他又離不開宦官勢力。皇帝需要宦官來操持後宮事務，更需要宦官去處理一些朝野政務。宦官是皇帝用來遏製相權，防止權臣出現的重要力量。唐文宗就比較寵信恭順的宦者，比如劉弘逸、薛季棱等人。若幹年後，他就將後事托付給了劉薛等人。

　　而李訓的心思也全部放在自身的權力上。他和唐文宗的矛盾之所以還沒有暴露，主要是因為在處理剩下的大太監仇士良的問題上，兩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仇士良必須死。但怎麽殺死他，唐文宗和李訓存在計劃的分歧。也就是說在鏟除仇士良方案的謀劃上，李、鄭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瞞著唐文宗秘密進行的。

　　仇士良等宦官手中還掌握著相當大的軍權。

　　為了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鄭注主動出任鳳翔節度使，組織軍隊，以為外援。李訓特地為鄭注挑選了當時的才俊作為輔佐和幕僚，多名才幹品德出眾的名臣子弟隨同出任。同時李訓將自己圈子的人安插在各個關鍵職位，戶部尚書王璠轉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大理卿郭行餘出任邠寧節度使，讓兆少尹羅立言代理京兆尹，太府卿韓約調任執金吾大將軍，刑部郎中兼禦史知雜李孝本代理禦史中丞。

　　和宦官手中的神策軍相比，李訓圈子能夠指揮的隻有韓約掌握的、同為禁軍的金吾軍。

　　李訓明白金吾軍實力遠弱於神策軍，就暗中命令韓約擴充金吾台部隊，授意王位、郭行餘多招募兵士。當時節度使赴任前都要就地招募親兵，因此王佖、郭行餘兩人的招兵行動沒有引起仇士良等人的疑惑。

　　實際上，此時最大的隱患是李訓和鄭注之間的權力矛盾。

　　鄭注在權力跑道上原先處在李訓的前麵，現在看到李訓人閣拜相，自己原地踏步、拜相無望，心理不能不失衡。眼看扭轉逆境比較困難，鄭注於是希望通過鏟除仇士良等人來積累政治資本，收獲全功，借此取代李訓。

　　鄭注主動要求出鎮鳳翔，是看中了鳳翔的兩大優勢。第一，鳳翔地處邊陲，是唐王朝抗擊吐蕃的前哨，軍隊密集。一般都是德高望重、文武兼備的重臣才出鎮鳳翔。出鎮鳳翔無疑將為鄭注出將人相提供籌碼。第二，出鎮鳳翔有利於掌握誅殺宦官集團的主動權。

　　死去的大太監王守澄的葬禮計劃在11月27日下葬於鳳翔。李訓與鄭注約定，由唐文宗下令京城內外、大小宦官當日全都前去送葬，在葬禮上將他們一網打盡。

　　該計劃安排鄭注率鳳翔官兵將宦官就地砍殺，一個不留。當鳳翔節度使的任命下來後，鄭注並沒有立即赴任，先派遣親信丹駿前去鳳翔慰問，籠絡軍心；自己在長安挑選幕僚，並和李訓將整個計劃一一落實。一切就緒後，鄭注才從容赴任。

　　李訓也真是利祿熏心。他看穿了鄭注的把戲，不願意讓盟友獨占全功。鄭注剛走，李訓就單方麵毀約，重新安排了一個政變計劃。

　　他與親信舒元輿密謀說：“如此鳳翔事成，鄭注將專有其功，不如讓王璠、郭行餘二人以赴任為名，抓緊招募壯士作為部曲，配合金吾府卒提前誅殺宦官。”頓了頓，李訓又說：“到時再將鄭注也給除掉。”

　　李訓在得到唐文宗的同意後，計劃與鄭注的約定時間提前六天，在金吾府將仇士良等人一網打盡。臨陣無故改變計劃是政變的大忌。李訓偏偏就這麽幹了。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

　　朝堂上，執金吾大將軍韓約出班奏稱金吾左仗院內的石榴樹昨夜天降甘露。

　　李訓為什麽要托詞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謂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變發生的這一年，僅在鳳翔藩鎮（駐今陝西鳳翔縣），先有五色雲出現，後捕獲白兔，監軍宦官都想上報文宗，節度使杜悰阻止，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鄭注繼任鳳翔節度使，上報紫雲出現，並獻上白雉。在京師，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嚐之，百官稱賀”。因此，李訓托詞甘露，與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們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於開展行動。

　　甘露之變過後，文宗對杜悰說：“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由此可見，唐文宗從依靠李訓、鄭注翦除宦官，到公開批判他們利用祥瑞，看樣子不是為了推卸責任，而是表明文宗雖參與了同他們的密謀活動，但他們具體怎樣行動，文宗未必任何細節都知道。在宦官眾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們的接觸不會過於頻繁，說話不會麵麵俱到、處處明朗。

　　唐文宗乘坐軟輿出紫辰門，前往靠近金吾台的含元殿。但是他沒有直接去金吾台，而是命李訓帶領幾位官員先去察看甘露。一切雖然按照李訓導演的程序來，但唐文宗卻不是他的托。

　　李訓一會回來啟奏說，金吾台的確有異樣的水珠，但不能確定就是甘露。

　　唐文宗自言自語道：“難道韓約在說謊？”接著他又命令大太監、神策軍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弘誌等宦官前去查實。

　　等到宦官離開含元殿，李訓立即調兵遣將，部署誅殺宦官。王璠、郭行餘之前招募的親兵已經集中在宮門外待命。李訓高呼：“來受敕旨！”王璠在政變的緊要關頭，竟然害怕得兩股戰栗不敢前行；隻有郭行餘一個人趕到殿前應命。

　　門外王璠的親兵聞訊而人，但郭行餘的邠寧藩鎮親兵卻徘徊不前，不敢入內。李訓之前寄重望於王璠、郭行餘兩人在長安招募的親兵。誰知道招呼了半天，含元殿前才稀稀拉拉地聚攏了幾百人。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語言來說，李訓組織的這次行動是典型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盲目行動，不可能奏效。李訓、鄭注所以期望通過陰謀詭計僥幸獲勝，是由於他們都是政治投機分子和政治暴發戶，升遷異常，品質多疵，為官僚們所不齒，不具備威望和號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備審時度勢的能力。

　　而當仇士良等宦官來到左仗時，發現韓約神色慌張，情態反常，大冬天的竟然頭冒冷汗。於是驚訝地問：“將軍為何如此緊張？”韓約忙以生病搪塞。也就在這時又刮來一陣大風，吹動金吾台四周房屋的帷幕，現出了埋伏在屋內幕後武士的雙腳和冷冰冰的兵器。不用說，這些武士都是李訓和韓約事先準備將宦官們聚而殲之而預伏的金吾台士兵。

　　仇士良久曆仕宦，是個江湖老手，見此心知情況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廳侍者想要關門，被仇士良怒罵，竟然沒敢關門，讓眾多宦官得以逃脫。韓約被宦官們簇擁，失去了對突發事件的判斷力，此時竟不指揮士兵衝出圍殺，任由仇士良等奪門而逃。

　　事已至此，我們不得不感歎：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啊！殺人越貨這種事最好由武將完成。

　　唐代的皇城分宮城和皇城。宮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監和皇帝宮嬪等，一般人沒有密詔是不能進入的。左金吾府在宮城外皇城內，駐紮著保衛宮城的軍隊。

　　仇士良等人挾持唐文宗急忙逃入內宮，得以保命並反撲。李訓立即指揮親兵護駕，並大呼：“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親兵們應聲而上，堵在唐文宗的正麵。仇士良急中生智，繞到殿後，踢開屏風，抓住唐文宗的軟輿。李訓也抓住軟輿死死不放，高呼：“陛下不可入宮！”仇士良揮拳就向李訓打去，被李訓躲開，撲倒在地。

　　李訓抽出暗藏在靴中的匕首就要撲上去刺殺仇士良。幾個小太監及時救起仇士良，躲人人群中。

　　聞知有變的羅立言、李孝本兩人這時率領四百名士兵由東、西兩階殺上殿來，與王璠的親兵會合，在含元殿前見宦官就殺。數十個太監倒地身亡。餘下的太監護著仇士良、魚弘誌，抬起唐文宗的軟輿拚命向內宮跑去。李訓死死抓住皇帝的軟輿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門。李訓依然不放手。

　　太監郤誌榮人高馬大，是個猛人，朝著李訓胸口就是一記霸王拳。李訓當場仆倒在地，唐文宗被太監們抬入東上閣門，進入內宮。

　　等李訓半天爬起來，早已蹤影全無。李訓仰天長歎，一切都結束了。他於是脫下紫服，穿上從吏的綠衫，走馬而出。他在道上揚言說：“我何罪而竄謫！”因此無人懷疑與阻攔他。李訓逃離長安後，投奔終南山結識的僧人宗密，要求落發為僧。

　　宗密與李訓有舊交，同意給他剃發，但寺內的僧徒怕招來禍害，堅決不同意。李訓隻得離開山寺，再次逃亡。

　　在後宮，宦官們挾持了唐文宗後，立即調遣神策軍精銳，由東上匼門殺出。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神策軍對付李訓臨時拚湊的烏合之眾，牛刀小試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軍各出動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訓力量和不相幹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僵屍遍地。

　　這還遠遠不夠，仇士良接著下令關閉長安城門，搜捕在京的公卿百官和金吾台官兵，掀起了又一輪血腥屠殺，這一次殺死千餘人。京都之地，恐怖之城。

　　甘露之變事起，宦官們協調了內部關係，加強了族類意識，對於官僚士大夫，不論有黨無黨、何派何係，一律視為仇敵。巡邊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資治通鑒》卷245）宦官對所謂逆人親黨進行大清洗，城中有許多流氓強盜也冒充禁軍，大搞打砸搶活動，頓時“橫屍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三人被逮捕下獄，在嚴刑拷打下自誣謀反。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心靈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

　　長安城被攪得天翻地覆，一片血雨塵囂。兩天後，緊閉了的大明宮右側福建門才被重新打開。百官恢複早朝。

　　那些幸免於難的官員紛紛和家人訣別，揮淚進宮朝會。因為人數過少，早朝的班列顯得空空蕩蕩的。官員們都經過了嚴格搜身，神策軍士兵緊握兵器，隻準每位官員攜帶一名隨從入官。

　　文宗見沒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對宦官說：“宰相王涯等為什麽不上朝？”

　　仇士良說：“王涯等謀反，已逮捕下獄！”順手就把王涯“謀反”的狀子及有關“罪證”呈上。事已至此，文宗隻好敕令起草詔令，宣布李訓等罪狀。

　　李訓準備投奔鳳翔的鄭注，途中被盩厔鎮守將宗楚擒獲。押送到昆明池時，被貪功的押解官兵所殺。

　　鄭注聽到長安有變的消息，帶領鳳翔藩鎮軍隊五百餘人連忙赴京，準備配合李訓的政變。到達扶風時，李訓提前行動失敗的消息傳到軍中，鄭注決定先退回鳳翔另做打算。

　　鳳翔監軍太監張仲清得到仇士良的密令，假裝迎接歸來的節度使鄭注，並在監軍府為鄭注洗塵。鄭注剛坐下，就被張仲清的伏兵按倒砍掉了腦袋。

　　李訓的族弟李仲景、戶部員外郎李元皋也牽連被殺。李訓、鄭注兩家遭族誅。結果李訓、鄭注兩人的宗族、賓客收押的人很多，日夜嚴刑逼供。

　　中書令裴度不忍心，上書力爭，才保全了其中幾十人的性命。

　　王涯、舒元輿、賈餗、王璠、郭行餘等人也都被滿門誅殺。當時京師死者狼藉，王涯等人雖貴為宰相、大將，但都暴屍街頭無人敢於收殮。後來經令狐楚奏請，唐文宗才叫京兆尹薛元賞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賜葬衣。仇士良暗中派人將他們的墳墓都給刨了，將屍骨投入渭水，以解心頭之恨。

　　之前在各地被禁錮看管的太監現在全都得到赦免。有幾封誅殺相關地方宦官的詔書已經發出，政變後收到詔書的地方官都不敢執行，將詔書廢而不行。宦官集團氣焰喧囂直上，朝臣集團則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癱瘓狀態。仇士良等人開始毫不掩飾地幹政。

　　仇士良在政變後成了第二個王守澄，宦官權勢由此達到頂峰。“自是天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宰相成為花瓶式的擺設，仇士良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宰相。

　　朝廷宰相在在這次事件中全部被殺，李石、鄭覃續起拜相。但他們也是有名無實，每次要做什麽決策，或者奏事的時候都要看仇士良的臉色，隻要仇士良不高興，就會惹來一頓訓斥。朝綱日益混亂。李石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官員，見仇士良等人動不動就拿李訓、鄭注的事情來威脅朝臣，就反問仇士良：“李訓、鄭注是禍亂朝政的罪魁禍首，但不知李訓、鄭注是由何人推薦提拔的？”

　　仇士良無言以對，對李石恨之入骨，決心暗殺李石。時隔不久，李石騎馬上朝的中途遭到刺客射殺。李石受傷後伏在馬背向家逃去。不料他的家門口也埋伏著刺客。刺客見馬跑來，揮刀就砍，幸好隻砍斷馬尾，李石得以幸免。唐文宗知道後命令神策軍遣兵護衛李石，並下令捕刺客。

　　最終自然是查無結果。百官人人自危，以致有人不敢上朝。為逃避殺身之禍，李石上表請求辭去相位。李石最終出任荊南節度使，從此朝中再沒有敢於直麵宦官的人了。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在憂愁和傷感中駕崩於太和殿，享年三十二歲。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年），仇士良從崗位上退了下來決定告老還鄉，他的那些徒子徒孫們群起相送。

　　臨走之前，仇士良向大小太監們傳授了伺候皇上的秘訣，準確地說應該是控製皇帝的秘訣。其精髓就是“不可讓皇上閑著”。他說：“皇上閑了就要看書，接見大臣，就會采納他們的意見，智深而慮遠。如果這樣，我們這些人的恩寵就會薄了，權力也小了。你們今後要想盡辦法弄錢財，蓄養獵鷹好馬，每天讓皇上沉溺於聲色犬馬，使他高高興興而不想閑著。這樣，他必然會排斥儒學之士，不想關心政事，凡事都聽我們的，這樣，我們的恩寵和權力就能長久了。”

　　仇士良這番話，道出了自古宦官專權幹政的訣竅與經驗。仇士良回鄉後不久就去世了，被追封為揚州大都督。第二年，有人告發仇家暗藏兵器數千件，想造反。唐武宗下令追削仇士良官爵，抄沒仇家。仇士良的報應雖然來得晚了一點，但總算是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