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風流與陰謀

第十五章 沒有勝出者的博弈

　　四十年不長，曆史長河也不過是回眸一瞬。

　　四十年不短，王朝更迭，驪歌翻新闋。

　　不管是關河萬裏，還是咫尺朝堂，一樣的晚來風疾，一樣的西風瘦馬失意人，一樣的三尺青鋒八千鐵騎，重複了又重複，日光之下了無新意。

　　長安是文人官僚的江湖，是江湖就有是非。它不是一個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來去都由著自己性子的地方。黯然去國的離人換了又換：元稹、裴度、李紳、李德裕、李宗閔，還有牛僧儒……拋開他們，那段風驚雲動的年代將會被抽離得隻剩下一根時間的線；而有了他們，那一段曆史卻又如此的醜態百出、支離破碎。許慎在《說文解字》裏明確的說：“朋，古文鳳的象形字，朋本神鳥，鳳飛而群鳥從，故用為朋黨字。”所以說“朋黨”絕非單純的朋友之黨，在其字麵之下有著更為深邃的意境。自隋開科舉，削弱士族勢力，加強皇權後，到唐朝建立，士族的地位仍很高，唐以關中立國，其統治集團多是宇文氏關隴士族，但東漢以來沿襲四百年的關東、江南士族仍然保持很高的聲望，對李唐王朝及關隴士族很不利。他們甚至不屑與李氏皇族通婚，害得皇帝女兒也愁嫁。李世民下詔修《氏族誌》禁止七姓十家互婚，見效甚微。到武則天時期，由於其出身寒微，不合正統禮教，士族集團群起而攻。在這種大曆史背景下，她大力提拔科舉庶族，貫穿有唐一代的士庶朋黨之爭應該說由此拉開序幕。

　　從茲時節換，誰為惜年華。中晚唐文職官僚和他們所從屬的階層——士的靈魂淪陷成為“牛李黨爭”最直接的導火索。這與他們陷入當時畸形的人事格局之中有著很大的關係，裹足纏身的官場泥沼讓他們喪失了力挽狂瀾的強勢姿態，也喪失了執著於道的精神。在他們身上徒留的隻是一種無奈的攪局心態，以及在擠壓中熱辣辣地流瀉而出的個人欲望。

　　《劍橋中國隋唐史》中這樣敘述道：“大致可以這樣說，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繼其父憲宗即位，九世紀朋黨之爭或可和緩得多，或者甚至會使中國人不知朋黨為何物。”可這話說的完全是跳出曆史看曆史，跳出中國看中國。其實，朋黨總是會有的，結黨已經成為九世紀大唐帝國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存在假設，也無法割裂。它就像一顆腫瘤，也許剛開始是良性的，隨著時間不斷惡化，直至讓貌似廓大的王朝拖著病體走向死亡。

　　“考試惹的禍”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四月，朝廷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也就是招考一些敢說真話，敢提意見的國家公務員。有三名考生在這次考試中脫穎而出，對策時毫不留情痛詆時政。這三人分別是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宗閔。他們這種敢說真話，勇當炮手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當時的主考官楊於陵、韋貫之，於是三人被評為上第，優先錄用。

　　製舉舉選合一，和進士科可不同，登科就即可授官。對於朝廷來說，這是打破常規選拔非常之才的考試製度，在士人則被看成平步青雲的捷徑。

　　本來這是一樁皆大歡喜的好事，帝國添良佐，個人得升遷。可這個世界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大團圓結局，同樣一件事，有人歡喜就有人憂。

　　三人的表現引起了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的極大不滿，李吉甫作為削藩策略的製定者，憲宗皇帝最為倚重的宰相，很多國策都是出自他的手。牛僧孺等人在考試中將文字化為匕首直刺帝國要害，觸痛了李吉甫這位官場大鱷的神經。要了解李吉甫的痛點所在，我們還要大致了解下唐代科舉。唐代科舉世族雖與寒門同試，但一直以來世族中試較易，中唐以後風氣漸變，主司漸有壓抑豪族獎掖寒微的情形，有時公卿子弟雖有實學，但主司反避嫌不敢錄取，因此寒門中試的漸多。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門望族。其父李棲筠，曆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官至禦史大夫，在當時名望顯重。27歲擔任太常博士起，三入朝廷，兩次拜相，是中唐時期比較有識見、有學問的宰相。特別是一部《元和郡縣圖誌》，流傳至今，奠定了他在曆史上地理學界的地位，被後世稱為著名的地理學家，他的學者聲望，在某種程度上壓倒了他的政治名頭。

　　李吉甫跑到憲宗麵前聲淚俱下地控訴牛僧儒等人在文章中大肆對自己進行人身攻擊，同時泣陳朝臣徇私、考試舞弊。除了打壓冒尖的新人，他還不忘把矛頭直指那些官場對頭。在他的意識世界裏，這些冒進輕躁的年輕人背後的主謀是複核卷子的翰林學士裴垍、王涯等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事人之一的舉子皇甫湜是王涯的親外甥，明知應當回避的王涯竟然事先沒有明言，而身為同僚的裴垍也沒有任何異議。

　　宰相既然開口說話了，而且有理有據，憲宗皇帝還是要給麵子的。盡管我們從《全唐文》留存的皇甫湜策文內容看，也看不出策論文章是針對李吉甫本人的。可李吉甫非要自己找罵，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閔抨擊的對象。憲宗為了維護宰相的權威，先是下令免去複核卷子的裴垍、王涯的翰林學士，裴垍改任戶部侍郎，而王涯貶虢州司馬。就連識人有誤的韋貫之也被貶為巴州刺史，到老少邊窮地區當下派幹部去了。

　　牛僧儒等“考試三人組”更是被掃地出長安，打發到藩鎮凶險之地。

　　憲宗皇帝這麽做使整個朝野一片嘩然，其實這完全是一場沒有勝出者的博弈。憲宗皇帝輸掉了這場考試的政治目，李吉甫輸掉了輿論，牛僧儒等三人暫時輸掉了前途。

　　元和三年（808年）的這場考試注定不平常，在唐朝中晚期的曆史進程中還是舉足輕重的。也就是在這樣一場考試中，日後產生了四位宰相。一場考試出了四位宰相，中獎率高得還是很離譜的。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場突如其來的策論案，雖然它引發了延綿不絕的恩怨糾葛，成為數年後牛李黨爭的源頭所在。但就事論事，這樣一場考試風波隻能算是偶然事件，還算不上有準備有預謀的黨爭，充其量頂多算是置大局於不顧的意氣之爭。這種僅僅以對進士科舉的態度來作為劃分兩種不同政治集團的標誌，在理論上是難以說通的，在實際上也不符合客觀材料的。進士科在唐初就開始實行，到這時已經經曆了二百年，為什麽到這時偏偏發生了牛李兩黨的爭論呢？更何況以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閔為代表的“考試三人組”還隻是徘徊在政治邊緣的小人物，與叱吒政治拳壇多年的李吉甫根本不是一個重量級的選手。雖然支持他們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有得一拚，可在政治上他們還沒到翻臉的地步，更算不上是政敵。翻閱史料，我們還會發現兩人在朝廷人事安排上還有互相捧場的先例。策論案也許傷害了他們的交情，但在案件發生時，兩人並沒有結怨，更談不上結黨。

　　李吉甫先生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在不經意間燒起來的這一把火，竟然延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爭論不休了千年。而他和牛僧孺的恩怨，使兒子李德裕一生都糾纏往複於其中，不能自拔，同時加速了帝國流星的隕落。

　　李吉甫壓製對策之舉引發了朝中很多人的不滿，一時之間“上下杜口，眾心洶洶”。為了平衡事態，憲宗皇帝隻好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同時召回了裴垍。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李吉甫回歸長安，再一次當上了宰相。為了避免他借助手中的權力肆意妄為，憲宗這一年又任命另一位大臣李絳出任宰相，來牽製能力卓絕但心胸略顯狹隘的李吉甫。很快李絳和李吉甫各自結黨的傳言在長安流傳開來。憲宗找來李絳詢問朋黨之事，李絳的回答沒有改變他一貫的直率。他說，自古以來皇帝最厭惡大臣結黨，所以小人譖言詆毀君子時一定會借口朋黨。為什麽呢？因為朋黨說起來可惡，可又沒有痕跡可尋。

　　憲宗從長安城的上空已經感覺到黨爭山雨欲來，作為一個敏銳的政治家他能嗅出空氣中流動著一種曖昧的氣息。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病死，牛僧儒擢升為監察禦史，禮部員外郎。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武元衡遇刺，裴度成為新一輪削藩之策的堅決執行者。此時的宰相班子中，又湧現出一位本事不大，政績了了，卻心胸險惡之人——李逢吉。《新唐書》中這樣刻畫李逢吉先生“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也就是說他是個典型的陰人。

　　李逢吉的工作注定了他是一個玩長線投資的人，他當時就任太子諸王侍讀，也就是皇家禦用教師。在他的這些學生中有一支潛力股，也就是李宥，後來的唐穆宗李恒。

　　麵對著強藩的暗殺威脅和朝廷內主和派的諸多牽製，裴度毅然肩負起平藩的重任。李逢吉清楚地知道要想崛起於朝堂，隻有打壓裴度。而打壓裴度，就必須反對武力削藩之策。一旦削藩成功，自己想翻盤就難上加難。《新唐書》載“裴度討淮西，逢吉慮其成功，密圖沮之，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

　　李逢吉選錯的對手，沒有等到他出手，裴度已經起勢做好了伺機反攻的準備。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討伐淮西的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前方戰爭屢屢失利，兵餉運輸又發生了嚴重困難，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內形成了一股很強的反戰勢力。在延英會上，憲宗向宰相們征求意見。這時是裴度出來支撐局麵，才使得已經進行的武力計劃不至於中途流產。“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裴度立下生死狀，自請去前方督戰。

　　裴度的主動請纓使唐憲宗深為感動，立刻任命裴度為淮西招撫使。裴度用自己的勇氣挫敗了李逢吉之輩的圖謀。為了掃清裴度的後顧之憂，憲宗免去李逢吉的宰相之職，南謫東川。他的政治盟友令狐楚也被逐出翰林學士院。

　　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過招，以李逢吉先生的完敗終結。

　　“三槍拍案驚奇”

　　元和十五年（820年）年初，憲宗的離奇死亡使長安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畢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稹、李紳、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唐穆宗李宥的賞識，成為朝堂之上最為耀眼的政治新星。

　　很長一段時間，社會普遍認為所謂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進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輔。出闈後為新進士安排的一係列近乎做作的鋪張更使這種文官選拔製度在全社會範圍內贏得了空前的關注。然而，科舉給寒素創造的機會遠不象表麵上反映的那麽公平：

　　科舉形式上遵循書麵考試的規則，但行卷、舉薦又公然地幹預了書麵考試的結果。這種地球人都知道的暗箱操作手法為一直朝野所默許，並未合法化。我們姑且稱之為“潛規則”。

　　長慶元年（821年）三月的進士科考試中，即將出赴西川節度使的前宰相段文昌，在離開長安前，向主考官錢徽推薦了楊渾之。段文昌之所以推薦舉子楊渾之，是因為楊將父親已故刑部侍郎楊憑收藏的幾軸書畫獻給了段文昌，換取後者的推薦。段文昌收禮之後，還是很守職業道德的。他又是麵托，又是私書，向入闈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錢徽極力保薦。

　　與此同時，翰林三俊中的李紳也推薦了周漢賓。

　　從唐開始的科舉考試，因處於初期，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導致有時考試題目不能體現一個人的才學。故，唐代的皇帝特許由在文壇上成名或者在儒學上有造詣的官員事先推薦能人，然後給他們預先定好考試的名次。因此，許多人就在考試之前尋找那些官員，將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獻給他們，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好的名次。這樣的行為，在當時被稱為“行卷”、“請托”。

　　另外，考試時的主考官也擁有很大的權力，可以在考試成績和考生日常表現的兩方麵之間權衡，然後定下名次。考生的名次由主考官決定，所以考生的日後發展就和主考官聯係在一起。在考試後，中舉的考生就要去拜訪考官，結成師生關係，考官稱為座主，考生即是門生。

　　所謂朋黨政治，就是執政者多用私人。鄉黨、同年（即同科進士，類似於今天的同學）、親戚、門生、故舊等等，都屬於私人的範圍。

　　推薦歸推薦，買不買賬還要看主考官的臉色。主考官錢徽顯然沒把前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學士李紳放在心上，因為他壓根就沒準備買他們的賬。他有自己要安排的兩個人，指標已滿，恕不買賬。

　　在錢徽手裏通過的兩個人，一個是與自己關係不錯的李宗閔的女婿蘇巢及楊汝士季弟殷士。

　　領導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段文昌、李紳決定撕破臉，兩個人就跑到穆宗麵前指責主考官錢徽徇私舞弊，評卷不公。作為同黨，元稹、李德裕站在李紳一邊。

　　穆宗派中書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製誥白居易主持複試，哪裏知道不試不知道，一試嚇一跳。昨天都是人才，今天全變廢柴。結果原榜十四人中，隻有孔溫業、趙存業、竇洵直三個人勉勉強強算通過考試。可見初試是一場注水嚴重的考試，拿國家公務員考試當兒戲。

　　複試結果出來，心驚肉跳的何止一個錢徽。這個結果在證實錢徽舞弊的同時，也將那些原本高中、繼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譽的泥沼。這些考生都不是尋常百姓家的子弟，讓我們看看這十一人的名單中都有哪些大神，李宗閔之婿蘇巢、裴度之子裴撰、楊汝士的季弟楊殷士、以及鄭覃之弟鄭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讓長慶貢舉案傳遞出一種危險的信號，那就是牛李黨爭呼之欲出。

　　李宗閔、楊汝士勸錢徽一不做二不休將段文昌、李紳請托的私人信件進呈唐穆宗，把原告也拉下水。錢徽無意纏鬥就沒有聽從，將這幾封很重要的函件擲入焦杯，被謫為江州刺史。李宗閔、楊汝士也被貶官。後來成為牛黨實際領導人的李宗閔從此同李德裕也結下仇怨。

　　我們知道，翰林三俊的迅速躥紅並不是得益於什麽幕後推手，而是完全得益於唐穆宗李恒的賞識。在官場上混，有惜才愛才的領導固然是件好事。但有一種資源超越了賞識，那就是私人關係。比如說李逢吉就擁有這種資源，他曾經是唐穆宗的老師。這種關係讓李逢吉的內心始終處於躁動狀態，他正等待一個機會，一個足以把自己P股後麵綁上火箭往上竄的機會。他很清楚，自己現在在朝堂之上處於一個什麽位置。至少有兩撥人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暫時還很難撼動。一撥是他的宿敵裴度；另外一撥就是風頭正勁的翰林三俊。

　　他也不急於一時，對他來說，當務之急不是衝入戰局，魚死網破。那樣做也就太沒有技術含量了，他現在還不是充當男一號的時候，他為自己的角色定位是男三號，也就是男一號和男二號鬥個兩敗俱傷，自己再閃亮登場。

　　長慶貢舉案中，裴度之子裴撰因為翰林三俊的指控，丟了功名，更丟了麵子，這使裴度和翰林三俊的關係處於崩盤狀態。雖然唐穆宗李恒看在老裴的麵子上仍然賜給裴撰進士及第，但對於裴度來說，等於對方給了你一耳光，又送你一個吻，丟了的麵子是不找不回來的。此時裴度正在河北征討王廷湊、朱克融。他上表穆宗，極力指責元稹和知樞密魏弘簡在長安朋比為奸，對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裴度在外用兵，他提出意見，唐穆宗怎敢不作出回應。很快魏弘簡被貶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這一輪的較量，裴度似乎以勝利告終。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包括裴度本人。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唐穆宗如鯁在喉，老裴這是在拿他當槍使。忌於裴度在朝廷中顯赫地位，何況這時候他正手握兵權。

　　在這一回較量中，元稹失去的是重要的職位，而裴度失去的卻是李宥的信任，信任比黃金更重要。

　　元稹雖然被解除翰林學士，但仍然得到皇帝的寵信。不久就升任為宰相。

　　而這一切都看在一個人的眼中，這個人就是李逢吉。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而李逢吉在等待這個機會的過程中已經武裝到牙齒了。很快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獨門絕技——三槍拍案驚奇。

　　第一槍：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寵驟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個典型的弄臣。他急於用一件不世奇功來洗刷自己的負麵形象。於是司空於頔的兒子於方就向元稹推薦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希望可以用反間計救出被叛軍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困在深州的牛元翼。這個大膽的計劃打動了元稹。他立刻同意賄賂兵、吏部令史得到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實施反間計的時候給賜有關人等。在獲悉於方進獻一名武士給元稹後，李逢吉深知機會來了，他立即指揮同黨向神策軍左軍中尉馬進潭告發元稹結交刺客，圖謀不軌。緊接著，其同黨又坐實元稹欲圖行刺者即為裴度。

　　接到神策軍中尉轉來的控告後，穆宗李恒讓尚書左仆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參與偵破於方一案。結果證實，元稹結交江湖人物固然違法，但所謂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來的。

　　當元稹告訴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經被京兆尹劉遵古暗地裏派人監控起來的時候，李宥憤怒了。他一麵派身邊的宦官去安撫元稹，一邊嚴厲地處罰了劉遵古。

　　這表明，穆宗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劃離間叛軍固然不妥當，可說到底，是希望為國建功、為君解憂。沒有什麽不可以原諒的。可借著這個題目打擊元稹，就是明目張膽地黨同伐異。

　　看到裴度在於方案件中一副樂觀其成的姿態，在彈劾魏弘簡、元稹一事中對裴度已有成見的李宥錯誤地認為：裴度就是幕後那雙翻雲覆雨的手。

　　結果於方坐誅，元稹和裴度雙雙罷相。

　　元稹被貶離長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實權。接替他們掌握大權的不是別人，正是導演了這一出大戲的李逢吉。

　　元稹和裴度雙雙被黜落後，空出了兩個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據了一席，另一席位卻一直虛懸。誰能入相，對急於擴張自己權力的李逢吉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並著手網羅了所謂的“八關十六子”等一批小人作為羽翼。看來，李逢吉掌握了一種不為我們所熟悉的政治傾軋手段。

　　這時候，公認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選，是翰林學士李德裕，這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麵。

　　第二槍：李德裕是元稹的密友，此時的元稹雖然處境艱難，但天子對他恩寵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援手，卷土重來未可知。

　　如果真出現這種局麵，對李逢吉來說就是噩夢的開始。

　　黨派之爭，自古就是一個難以掙脫的怪圈。不論你是否願意，在你步入仕途，就意味著你要“站隊”，要麽靠左，要麽靠右，站中間的人很少也很難。這就無形給每個人劃定了範圍。在現如今，不論是多黨製國家還是一黨製國家，利益的牽扯讓很多人因利益的一致性而相互靠近或相互抵製。這樣的博弈現在玩得比以前可能會更複雜和高明。

　　唐朝的這些官員們就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毫無顧忌地鬧著黨爭，幹著拉幫結派的活計，唐朝的安穩已被置諸腦後，有這樣的群臣，亡天下還會遠嗎？

　　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幹的事情。前宣武節度使韓弘和他的兒子右驍衛將軍韓公武相繼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韓紹宗。

　　李宥擔心韓家的奴仆會借著韓紹宗年幼無知的機會竊盜家財，就特地命宦官到韓府查閱宅簿，清點財產，好托付給韓氏宗親中的長者。宦官卻意外地在韓家找到了一本賬。當年，韓公武為了能保住父親韓弘的宣武節度使之位，向朝廷內外的許多當權的官員行賄。每一筆都在賬本裏有清楚的記載。

　　在上千條的記錄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幹”的後麵，用朱色注明“不受，卻付訖”的字樣，顯得非常的醒目。

　　這讓唐穆宗很高興。他很欣慰地對左右侍從說：“果然，吾不繆知人！”

　　李逢吉敏銳地從這個看起來和他沒有什麽關係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機會。很快他就心懷叵測地援引牛僧儒入相，他以為這樣牛同誌就真成了自己人。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點：權力欲不強，“難其進而勇於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顯得平庸；他的原則是有彈性的，對關係疏遠的人或自己的政敵嚴厲，對自己身邊的人卻很寬鬆。

　　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陣營裏。即使牛僧儒不讚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會公然表示反對。

　　這樣，李逢吉不僅褫奪了對他已形成極大威脅的李德裕拜相的機會，還一舉將其從翰林學士的近密職位上擠走。

　　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時候，黯然離開長安，到浙西任觀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紳在長慶貢舉案中打擊了策論案的另外一個當事人李宗閔；現在，李宗閔的朋友牛僧儒聯手李逢吉開始對他實施報複了，牛、李之間的嫌隙終於鬧到了不可彌合的地步。

　　元稹罷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隻剩下李紳煢煢孑立。但是，李紳從沒有放棄反擊。

　　這使李逢吉暗地裏下決心，一定要打垮李紳。

　　第三槍：這時候李紳的本官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隻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請旨將李紳調為禦史中丞。禦史中丞是禦史大夫的副職，與中書舍人同為正五品上。因禦史大夫在安史之亂後經常空缺，中丞號稱“憲台之長”，屬於次對官，赴闕聽對時的序列隻在宰相之後，也很有權勢。

　　按說李紳這算平級調動，又是調任較好的位置，所以唐穆宗李恒並沒有懷疑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議。但是，細心的人卻注意到，經常空缺的禦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選，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韓愈。他是從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禦史大夫。

　　這是一個居心叵測的人事調動，奧妙就在於京兆尹雖然坐鎮京師，在長安城威風八麵，但規格上同於省官，按舊例上任時應赴禦史台謁見執掌風憲、地位超然的禦史中丞，這就是所謂的“台參”。但是，韓愈改任京兆尹時兼任“禦史大夫”，是禦史中丞的上官。

　　從這個角度看，情形應該反過來，由禦史中丞李紳以副貳的身份參見韓愈。

　　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亂。

　　褊直暴躁的李紳遇上了同樣褊直暴躁的韓愈，兩人誰都不願意讓步，指責對方不遵循舊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揚揚，朝野皆知。

　　這時候，李逢吉用有失大臣之體的名目將爭執雙方都數落了一通，並請旨將韓愈罷為兵部侍郎，而把李紳貶為江西觀察使。貌似公允的處置掩蓋了一箭雙雕的陰險。

　　這樣，長慶貢舉案中的翰林三俊全軍盡墨。

　　麵對如此陰險的手段，李紳用自己的淚水喚回了天子的同情。不過，李逢吉並沒有就此罷手，他不把李紳逐出京城就遲早有被反攻的危險。

　　李紳唯一可以依靠的唐穆宗李恒終於坐視不管。李逢吉一黨知道他們解決李紳的時機到了，開始日夜策劃。在楚州刺史蘇遇的建議下，他們為了避免李紳給新皇帝留下好印象，決定在第一次開延英殿聽政之前就對李紳下手。李逢吉讓知樞密王守澄對新皇帝說：“陛下所以能被立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勞。像杜元穎、李紳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人接著上奏，也同樣說。

　　這時，李逢吉也上奏說：“李紳不忠於陛下，請予以貶謫。”

　　二月，癸未（初三），貶李紳為端州司馬。翰林三俊的勢力被掃蕩一空。李逢吉一黨坐大的局麵形成。

　　李逢吉一黨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數文官士大夫，他們開始尋求途徑，打破李逢吉奸黨獨攬朝綱的局麵。客觀地分析，唐穆宗李恒對貢舉案的處置並沒有什麽明顯的失誤：接受朝臣控訴、谘詢翰林學士、舉行還算公正的複試並根據複試結果確定責任、最後罷黜瀆職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同樣是一場有爭議的考試，以憲宗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兒子的表現，高下立現。唐穆宗采取的措施是對路的，差距在哪裏呢？在技術層麵上。十三年前，憲宗應對那場考試所體現出來的是積極而強勢的，而穆宗在整體應對中所體現出的消極，表麵的中規中矩掩蓋不了對事態發展的無能為力。這就是《唐鑒》所謂“凡群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

　　李逢吉在取得絕對優勢以後的表現，正如《舊唐書》所說的那樣，“欺蔽幼君，依憑內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邊的“八關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後，一邊充當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無忌憚地欺壓還有些正義感的士大夫，一邊貪汙納賂，“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無不如意者”。

　　長慶四年（824）正月二十二日，唐穆宗李恒駕崩於他的寢殿，時年30歲。伴隨著穆宗的離世，李逢吉也進入了事業發展的巔峰期。

　　那麽，誰有資格對抗位高權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剛剛铩羽而歸，短時間內很難恢複元氣；撥拉撥拉朝堂之上，隻有一個人，論資望、論才幹、論人品，可以與李逢吉放手一搏——那就是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

　　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沒有同平章事的官銜，問韋處厚是什麽原因？韋處厚就把李逢吉怎樣排擠裴度的情況作了詳細的匯報。

　　這時，李程也勸敬宗對裴度表示敬重，於是，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

　　此後，裴度請求入朝麵聖。裴度剛到京城時，百官紛紛前往看望，以至門滿為患。誰都能看出，李逢吉一黨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冰山將倒，八關十六子們人心渙散。他們有的還想垂死掙紮，李逢吉和他的黨羽千方百計地詆毀裴度。敬宗雖然還年輕，但也洞察張權輿的誣陷和誹謗，對裴度更加親近信任。

　　隨著李逢吉一黨的瓦解，中唐的黨爭也即將呈現出新的局麵：

　　第一，該黨的核心圈一分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訓為代表，包括了張又新等人，潛伏多年後卷土重來，在長安興風作浪。更多的人隨著李逢吉罷相離開了長安，淡出了決策層。程昔範“會朋黨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於家”；劉棲楚被韋處厚趕到嶺南煙瘴之地，任桂管觀察使，並死在任上。

　　第二，李逢吉一黨的邊緣勢力，和李逢吉保持著良好關係並分享他的權力，但又沒深度介入他們的種種惡劣活動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閔等，則在新的形勢下重新整合，逐漸孕育出一個盤根錯節的朋黨——牛黨。

　　第三，與李逢吉奸黨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於武昌軍節度使任上。另外兩位則和鄭覃、陳夷行等逐漸結合。在翰林三俊的蛹裏，李黨破繭而出。

　　中唐黨爭的高潮牛李黨爭終於拉開大幕。

　　“捉對鬥法”

　　兩派圍繞當時朝政中的許多問題在朝堂之上互相攻訐，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更是你說東邊日出我偏扯西邊雨，存在嚴重的政治分歧，搞得皇帝很頭痛。

　　如在平藩鎮勢力的戰爭中，牛僧孺一黨主張息事寧人，不同意挑起戰端；李德裕一黨則主張堅決討伐，削平藩鎮勢力。在邊防安全問題上，李德裕一黨主張用武力平靖邊患；李宗閔則主張懷柔讓步，以求邊防安定。後來發生的“維州事件”足以說明這一點。在改革朝政上，李德裕一黨重視革除舊弊，弘揚新法，采取了不少實際措施；而牛僧孺一黨則主張穩妥為上，維持現狀。

　　隨著兩派歧見加深，陣線分明，每當一方執掌朝政時，就想方設法貶逐另一方。今天李黨逐牛黨，明朝牛黨逐李黨。好似小孩壓蹺蹺板，一會你上來，一會他下去。

　　李宗閔被貶劍州後，心中豈能自甘，便千方百計用金銀珍寶打通權閹王守澄的關節，又入朝當上吏部侍郎。後聽說由於裴度舉薦，李德裕即將入朝任兵部侍郎，不日即要為相，這對自己無疑很是不利，忙去找王守澄求助，舉薦自己為相。

　　王守澄要怎麽樣說李德裕的壞話才能讓文宗信服呢？對李宗閔會說些什麽呢？

　　王守澄果然不負所托，攻訐李德裕雖才華橫溢卻嫉賢妒能，營私結黨，是朋黨之爭的罪魁禍首，不能重用。極力舉薦李宗閔為相，說他熟讀經史，處事有方，自任吏部侍郎以來，清正廉明，奉公守法，能體恤百姓，效忠朝廷，是難得的清官；且為人老實持重，如在平藩一事上，李宗閔十分慎重，讚同文宗以恩德感化，平息爭戰。這樣一可使百姓遠離戰爭，安居樂業；也可使國庫不再因平藩之戰而耗費錢糧。這些話倒合了文宗的思路，覺得李宗閔還是長於李德裕。

　　文宗理了理思緒，同時懾於王守澄的淫威，無可奈何地決定任李宗閔為相。

　　李宗閔達到目的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將當下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李德裕排擠出去。此時李聽恰好回朝任太子太師，義成軍缺了一個主官，李宗閔便以義成重鎮需一文武全才的儒將掌理軍政大事為由向文宗推薦李德裕。此時的文宗心裏也十分清楚，二李在朝，自己也會不得安寧，隻能將在兵部侍郎位上尚未坐熱的李德裕派出去任義成軍節度使了。當然，有李德裕出任，他也十分放心。

　　排擠走李德裕，李宗閔開始培植親信，將武昌軍節度使牛僧孺推薦為兵部尚書。此時，恰巧也有一個職位空缺出來，同平章事王播病亡，牛僧孺就在李宗閔力薦、王守澄幫腔之下，未費吹灰之力的繼任了王播的相位。李德裕未坐穩被逐走，牛僧儒一樣未坐穩卻又一次高升，牛李黨爭的囂張，已經是不避人耳目了。

　　李宗閔、牛僧孺在拉幫結夥培植親信的同時，不斷地借故生非排除李黨官員，即使對貶到義成的李德裕也仍在尋找時機再貶到更邊遠的地方去。

　　這時兵部得到西南邊地發來的告急文書，說西川節度使郭釗身染重病，難理軍務，請求朝廷派員替代。牛僧孺、李宗閔聞報大喜，立即麵奏文宗，請求派李德裕前去西川接替郭釗鎮守邊關，防禦南詔。文宗深知李德裕之才，西川乃西南屏障，也需這樣的人才去守邊，便欣然應允。並召德裕進京，麵授旨意，設宴餞行。

　　李德裕當然知道這是牛黨在打擊自己，但也隻能奉旨前往。到成都後，他先拜訪郭釗，探病問候。接著整治軍紀，訓練士兵，修葺城牆，囤積糧餉，使邊防壁壘森嚴，固若金湯。南詔聞之膽寒，一時不敢輕舉妄動。郭釗把這些詳盡奏報朝廷，文宗十分欣慰，稱讚裴度慧眼識人。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曾暗中聯絡一個吐蕃將領，收複了邊陲重鎮維州（今四川理縣）。這本來是大功一件，卻被宰相牛僧孺說成：“收複一個維州，算不了什麽，要是跟吐蕃搞壞關係，才不劃算呢！”就因為他這麽“隨意”的一句話，文宗命李德裕把維州“還”給吐蕃。這和晚清時候的中法戰爭差不多，得勝的中國人還不得不向法國賠款，作為主帥的李德裕當然憤恨交加。後來，又有人替李德裕打抱不平，說牛僧儒借著這件事在排擠李德裕，才使文宗開始疏遠牛黨。

　　但因為有宦官的從中作梗，把持朝政，加上文宗本人又沒有主見，所以李德裕和牛僧孺還是在輪流地當宰相：李黨當政了，就要排擠牛黨；牛黨在位，李黨也沒有好日子過。於是，這兩派勢力就像“走馬燈”似的轉悠著，到最後，連文宗這位“萬歲爺”也搞不清誰是誰非了，說了一句無限感慨的話：“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駕崩。第二年武宗繼位，建元會昌。牛黨失勢，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入朝為相，開始了李黨獨掌朝政的時期。

　　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可以說是言聽計從。李德裕從政以來從未有過這種風虎雲龍的際會時刻。是時回鶻在北方受挫，整個部落向南遷徙，過著艱難的徙蕩生活。武宗采納李德裕對該部落的懷柔之策，一方麵給他們發糧賑濟，拯救艱危；另方麵又明察暗訪，防範有加。在處理唐朝與周邊少數民族關係方麵，這是一種正確的決策，當時受到好評。對於那些寇邊搶掠擾亂內地社會安定的部族，則采取極強硬的手段，予以堅決地回擊。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鶻另一部族首領烏介克汗，率眾大肆搶掠雲邊之北（今山西北部及內蒙古境內）地區，李德裕立即命河東（今山西太原西南）節度使劉沔與幽州（今北京地區）節度使張仲武聯合討伐。劉沔部將石雄夜襲烏介克汗大本營，重創敵軍，烏介夜遁，唐軍取得重大勝利。

　　武宗篤信道教，於會昌五年詔令廢佛。李德裕從避免減損州縣戶口出發，積極支持武宗的廢佛決定。當時毀廟驅僧，勒令返俗，從事農耕，對農業生產的恢複，國家賦稅的增長確有助益。

　　李德裕這次入朝為相，雖然一派掌權，政由己出，毫無掣肘之虞，並且在平叛、破回鶻、廢佛等方麵做出巨大成績，讚譽之聲盛傳朝野。但他在行使職權的時候，獨斷專行，排斥異己的作風，不僅為牛黨所恨，也為宦官所不容。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他的厄運立即降臨。宣宗一向討厭李德裕飛揚跋扈的作風，即位之後即貶他為東都（洛陽）留守，並將李黨從朝廷各級崗位上紛紛逐出，又將牛黨令狐、崔鉉等人召入為相，牛黨首領牛僧儒也返朝為官，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東都留守，貶為潮州（今屬廣東）司馬，再貶為崖州（今海南島瓊山東南）司戶。

　　在黨爭中曾經風光無限的李德裕終於走下神壇，帶著滿心的落魄踏上了人生的末路。在崖州地界有一古寺，斷了香火已經多年，人跡罕至，甚至寺名是什麽也無從記載。那時一個冷寂的下午，李德裕閑遊來到寺中。李德裕見禪院屋裏的牆上掛著十多個葫蘆。李德裕向僧人問道：“這葫蘆裏裝的是藥嗎？弟子的腳有病傷，願得藥以救治。”僧人知道他是前朝宰相李德裕，就歎了一口氣道：“這葫蘆不是裝藥的，裝的全是官場失意人的骨灰。這些骨灰都是在您掌權時被貶到此的官員的，貧僧非常可憐他們，在他們死後，把屍體火化，骨灰保存在此，將來他們的子孫或許會來這裏找他們。”說者也許無心，聽者應是有意。官場進退紛擾多年，到頭來不過是一捧骨灰寄天涯。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愁病交加中死去，終年六十四歲。

　　正如《劍橋中國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個清算和評估過去的時代”。經過會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兩次大的清算，李黨總算被肅清；隨著李黨的消失，失去參照的牛黨也成了過眼雲煙。

　　直到懿宗即位，才開始重新起用李黨人士。長達40餘年的牛李黨爭，至此才告結束。但是大唐王朝已經在這場黨爭中元氣大傷，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滅亡。其實，牛黨和李黨在政壇上鬥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圍繞“宰相”這個位子在爭奪。誰當上宰相，執掌朝綱，這一派就得勢，另一派就要失勢！

　　經曆了劇烈的內耗的文職官僚就此失去了他們的獨立地位——他們或委身藩鎮幕府，或者屈從於那些沒有什麽文化，更談不上政治抱負的宦官，而他們背後的官僚政治體製也就日甚一日地沒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