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風流與陰謀

第十一章 生死時速165天

　　永貞革新是中唐時期政治領域的一件大事，但是因為史料不足，很多相關史實和細節多被曆史的煙塵所湮沒。翻閱《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官修正史，其中更是對“二王八司馬”持貶斥態度，乃至把這些人視為“邪黨”。讓我們撥開重重迷霧，看看一千二百多年前在那一百四十六天的日日夜夜裏究竟發生了什麽，看看那場失敗的政治改革究竟傳遞了一種什麽信號。

　　永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誦即位，這就是唐順宗。唐順宗當太子當了20年，還是比較關心朝政，他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對唐朝政治的黑暗有著深切的認識。即位後還是想有一番作為的，可惜身子骨不爭氣，即位時已得了中風不語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進行改革，可上天留給他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永貞革新，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政治改革也隨之拉開帷幕。

　　非暴力者白皮書

　　永貞革新集團的骨幹人物按其出身可分為三類：一是吳越之士，包括王叔文、王伾、陸質、淩準；二是安史之亂後南遷吳越者，包括柳宗元、劉禹錫、呂溫、陳諫；三是吳越以外者，包括韋執誼、李景儉、韓泰、韓曄、程異。這些人中大部分（主要是前二類）是南方寒俊，其中尤以王叔文、王伾最突出。

　　王叔文憑著高超的弈棋之術而升堂登殿，以棋待詔，成為太子侍讀。

　　王叔文是南方越州人，早在肅宗時代，南方就已經是大唐中央財政的半壁江山，到了德宗時期，北方州縣貢賦不入的現實決定了朝廷隻能加重對南方的盤剝。竭澤而漁雖是出於無奈，但帶來的後果卻相當嚴重，南方與北方中央的離心力越來越大，一大批出自南方的新興人士懷著對民間疾苦的強烈關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走進長安，王叔文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成為王叔文堅定支持者之一的南方人劉禹錫曾寫過幾句詩，頗能反映這一情形：“弱冠遊鹹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時賢，馳聲溢四塞。”

　　獻策天子，考取進士，成為當時有誌之士實現抱負的必由之路。唐朝每年都要舉行選拔人才的考試，如果能夠進士及第就可以為將來通過吏部取士科試進入官場鋪平道路，類似於今天拿到學曆以後參加公務員考試。劉禹錫和王黨中堅分子的柳宗元都是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進士。

　　而作為永貞革新的領袖人物王叔文卻沒有資格去博取功名，因為他的出身不好，不算是個士子，所以也就沒有辦法進入進士試。人生的路有千萬條，不一定人人都要去擠獨木橋。唐朝是個很開放的時代，精神文明建設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凡天子所在之處，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藝術、書弈者流，設“翰林院”廩之，日晚而退，有待天子召見。如果沒有高超的棋藝，我們有理由相信，王叔文終其一生也難逃布衣之命。但現在他進入了翰林院，人生出現了重大轉機。

　　王叔文與當時權任日重而被人目為“內相”的翰林學士不同，他隻能算得上是一名“待詔”。叔文“以棋待詔”，從職位上看完全是不入流的。但是，能接近天子，注定了才思敏捷、誌向遠大的王叔文將會不走尋常路。沒費多少周折，對道術頗有研究的德宗看上了他的棋藝精湛、理道玄妙，給他在東宮安排了工作。盡管剛開始王叔文並沒有成為真正的太子侍讀，也沒有其他什麽實際官職，甚至連東宮官屬也算不上，然而，伴讀太子給了他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把他對天下的關心和王政的信念付諸實施。他也正通過自己的步步為營，開始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眾多的侍讀中，王叔文很快脫穎而出，甚至成為太子學院裏不是導師的導師。其中原因，固然是由於他的誠摯理想和強烈鬥誌感染了太子，但更多的是他的智謀使太子深為歎服。

　　太子就是明天的皇帝，叔文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太子身上，他經常向太子訴說民間疾苦，給太子教導王道的真諦，默默地傾注著全部感情。但世事並非都是注定的，本朝皇儲地位不穩頗有先例可鑒，叔文知道明天尚未到來，必須小心謹慎。有一件事終於使太子與他徹底地走到了一起。

　　一次，太子李誦與王叔文等人聊到宮市弊害。他說：“此事弊端太大，我想進言，要求罷免宮市。”大家都讚成，獨王叔文一言不發。李誦等眾人走後，問王叔文：“先生剛才一言不發，是為什麽？”王叔文說：“本朝規定，太子要好好學習，侍膳問安，不要多過問朝政。評頭品足多了，會引起疑心。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機挑撥離間，說殿下收買人心，那怎麽解釋？”太子大驚，嚇出一身冷汗。他望著這位忠心耿耿的師傅，又不禁涕泗俱下：“如果不是先生，我怎麽會知道這些啊！”

　　太子從此明白，這位王叔文是真正和他站在一起的同誌，正忠誠地為自己走進明天的輝煌殿堂而殫精竭慮。太子不能不大為感動。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正月二十日，德宗皇帝已病重了整整二十天。皇帝老子病重，皇帝兒子也好不到哪裏去。真是父子同病相憐。

　　嚴重的中風使太子李誦的身體也徹底垮了，纏綿病榻將近一年有半。這場病生得凶猛，一下子就使他喪失了語言功能，成了一個啞巴太子。

　　這天早朝，德宗在含元殿接受朝賀後退入偏殿，諸王及皇室宗親都來問候，獨獨少了太子。德宗心中非常鬱悶，當著大家的麵涕泣感歎不已。從那以後，龍體即告不適，病情也一天比一天嚴重。

　　二十天來，朝野上下陷入癱瘓狀態。本來皇帝病重已經讓人憂心忡忡，如今太子也拖著病體，生死未卜，這讓整個長安城蒙上了一層陰影。

　　太子李誦雖然成了啞巴，但大腦還始終保持清醒。他清楚，現在迫切需要他站起來趕到父親的床前去，讓皇上和宰臣們知道他有能力繼承大統，立即發布太子監國的詔書，使天下臣民打消疑慮。但是，宮中卻沒有任何消息，似乎早已忘記了太子的存在。危機時刻，他把目光投向了王叔文。

　　關鍵時刻，王叔文和他的戰友們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最忠實的戰友，也是永貞革新的領軍人物“二王八司馬”中的另一個“王”。王伾是浙江杭州人，唐德宗李適末年任翰林待詔（尚未安排正式官職稱待詔），因為寫得一手好書法，被委派為太子李誦的書法老師。王伾，《舊唐書》說他“貌寢陋”。人雖然長得醜，但腦子夠使，幽默詼諧，喜好雜耍，很討李誦喜歡。

　　王伾奉召人宮，成功地聯係了同情太子的宦官李正言稱詔行事，同時廣泛地在皇帝內侍中為王叔文宣傳造勢，使得眾多大權在握的近臣開始注意到在太子身邊還有一位叫王叔文的輔弼之臣。也就在這時候，諸王親戚都到皇帝身邊探望病情並入侍湯藥，皇帝唯獨不傳召太子李誦，形勢正朝著不利於太子李誦的方向發展。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去世。二十六日，四十五歲的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

　　新帝登基了，但在王叔文眼中這隻是實現自己理想抱負的第一步，沒有誰能阻擋他前進的腳步。直到新皇登基，朝廷百官們裏很多人還不能將王叔文對號入座，更不知道他的身邊早已集聚了一大批誌同道合的戰友。知道的人也僅僅限於知道他不過是太子身邊許多侍臣之一而已。

　　但政治敏感性強的朝臣們已經隱隱約約地感到，禦史台有兩位年輕人很不尋常。

　　這一年監察禦史劉禹錫三十四歲，監察禦史裏行柳宗元三十三歲。

　　在王叔文集團裏的人看來，柳、劉二人雖然暫時不能入居高位，但兩人所能起的作用是很可觀的。二王在朝廷內先後物色的一批年富力強的知名人士，最著名的當推劉禹錫、柳宗元二人。後人又稱改革集團為“二王劉柳”。韓愈著《順宗實錄》說，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新唐書》說，王叔文稱劉禹錫有“宰相器”。

　　年輕人氣盛，初露頭角而顯得意氣昂揚、鋒芒畢露是很自然的事，不過，劉、柳這兩位年輕朝官確實大不一般。

　　兩個人是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進士。在古代文學史上兩人均占有一席之地，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間，柳宗元赴京參加吏部考試，出於王叔文的老友，同時也是柳宗元的中表親呂溫的介紹，結交了王叔文。雖然那時二人尚未及深談，但王叔文堅明直亮的性格和文武經略之才一下子就征服了柳宗元。

　　兩年後，柳宗元再試吏部試被錄取，授為“集賢殿書院正字”一職，開始正式踏人仕途。此時，王叔文的另一位老友李景儉也結交了這位才大誌高的同輩，彼此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任滿，調為京兆府藍田縣尉，劉禹錫也從淮南節度幕府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得以重回長安，由柳、呂、李的介紹秘密地結識了尚在東宮的王叔文。

　　劉禹錫對王叔文極為推崇，幾人經常悄悄相聚，暢談國事，針砭時政。柳、劉二人此際雖任職京畿郊縣的簿尉，但有很多時間都是在長安度過，兩人初涉足官場，對官場之上的一些潛規則懵懵懂懂，加之才學過人，年青人有熱情，更顯得卓爾不群。兩人很快聲譽鵲起，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其得到朝中一位同樣富有才名的年輕朝官、兩朝老臣太常卿杜黃裳的女婿、前翰林學士、時任吏部郎中韋執誼的一力拔獎。

　　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閏十月，柳、劉二人同時擢升禦史台。

　　從這時起，他們開始有意識地結成同盟。在這一名單上，還有劉禹錫的中表兄韓泰、當年淮南重臣故相韓湟之侄韓曄、劉晏的老部下陳諫、同是監察禦史的程異，另外還有一位就是柳、淩、李、韓都曾執弟子禮的《春秋》學者陸質。數年間，他們的一切活動顯然帶上了鮮明的政治色彩。

　　順宗李誦即位的當天，單獨召見了王叔文，非正式地命他入直翰林學士院，這也是計劃中的事。同時王伾按照順宗的意思入住柿林院，那是離皇帝寢殿十分靠近的地方，二人進入了實際上的中樞要地。下一步就是要開始安排人事了。

　　首先是宰相人選。王叔文本人當然是絕對不行的，他也從來沒有想過以自己這種侍臣身份去充任宰輔。按照他的意思是想用劉禹錫，前年在東宮與太子商議時就曾經誇過劉禹錫有“宰相才”。可後來事情有了變化，王叔文就把韋執誼推到了前台。

　　韋執誼是關隴人，不過其父做的官並不大，他的出身至多算是沒落貴族。韋執誼自幼聰慧，年紀輕輕就中了進士，吏部試也輕鬆過關，官拜翰林時也就二十出頭。德宗還活著的時候就對這位才子很是寵愛，經常與他唱和詩歌，並時時召他和裴延齡等人入宮備問。執誼少年得意，混跡官場多年，按說他不會去主動與王叔文集團走到一起。

　　兩人最後走到一起，攜手革新，不為其它，就因為太子李誦的一句話。

　　有一次德宗生日，當時還做太子的李誦就獻了一幅佛像，德宗就命韋執誼當場作了一篇佛像讚，文章寫完之後，太子李誦就送了他一些禮品作為酬勞。接過太子的禮品後，韋執誼專程到東宮謁見。在兩人的談話中，就說到了王叔文。

　　太子當著韋執誼麵將王叔文大大誇讚了一番，一句話概括就是，王叔文是一個大大的偉才，不認識他，你就算白活了。

　　韋執誼一琢磨，太子誇誰，誰就有可能是將來朝中的大紅人啊。

　　在官場混跡多年的韋執誼根本不用人教，就知道怎麽做。從那以後，韋執誼有事沒事就往王叔文那裏跑。不久，他因母喪去職了一段時間，更有了與王叔文往來談論的機會，也就在這時候結識了王黨其他成員。

　　天子已入居禁宮，叔文的身份已經不再是東宮侍讀，自然也就不能像早先一樣自由地謁見順宗。但王伾卻仍然有著這樣的便利，這多多少少讓王叔文感到欣慰。在內廷方麵，宦官李忠言是擁立太子繼位的堅定派，順宗的寵妃牛昭容也可以利用，王叔文是很放心的。隻要宰臣是自己人，事情就不難辦，王叔文已經在考慮下一步的策略。

　　這時候王叔文最關心的是另外兩方麵，一是財政，二是軍事。這是他立誌興國的著眼點所在，為了將來順利起事，在這兩方麵的人事安排上就必須格外的周密謹慎。

　　財政方麵起用杜佑，這是王叔文與劉禹錫的共同想法，沒有異議。再輔之以這方麵的幹才韓曄、陳諫，是最佳組合，王叔文本人也極欲從此處入手，建立基礎。惟一無法措手的是軍隊方麵，因為這是最關鍵也是最麻煩的。目前，中央禁軍的領導權全由宦官壟斷，地方藩鎮暫時也找不到恰當的支持者，在這個環節上隻能見機行事。

　　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有一點王叔文和其他人還是沒有想到，他們中的不少人特別是柳宗元和劉禹錫鋒芒太露，正如財物上的暴發一樣，新進得勢必然會引起大多數人的怨望，在講究資曆與出身的時代，這一問題的後果無疑將是災難性的。

　　登基典禮結束的第二天晚上，王叔文照例又在宅第中敘晤了王伾、淩準、劉、柳和其他骨幹，進行他們以往一年來經常舉行的磋商。事情都已按部就班，剩下的就是行動了。

　　二王八司馬

　　新帝即位的第三天，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八日，順宗皇帝並沒臨朝聽政。

　　百官們私下猜測紛起，假如皇上再居喪過哀，事情就更不好辦。他們需要順宗皇帝去除喪服，擦幹眼淚，盡快步入正常軌道處理政務。

　　二月初一，宰相高郢、鄭珣瑜和檢校司空杜佑具署奏章遞上。鄭珣瑜看著宮侍們接過奏疏，傳進簾帷後的順宗。不久，宮中傳旨說皇上仍不同意。

　　第二天，三位宰臣再次上表力請。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內心隱隱的擔憂早已就是事實：順宗皇帝實際上是不能處理國家事務了，他的風疾越來越厲害，已經讓他的身體接近於崩潰。

　　奏章傳到禁中最終是傳到宦官李忠言的手上。事情已無可回避，李忠言立即召來王叔文和王伾。叔文匆匆覽畢，對二人道：“朝臣們都盯著皇上，這麽拖也不是辦法。那就告訴大臣們，皇上明天在紫辰門朝見群臣！”

　　二月三日，有資格參加兩日一朝“正禦朝參”的文武官員在紫辰殿門下按部就班，齊齊向階上的天子行禮。順宗戴著的“通天冠”壓得極低，足足遮蓋了大半個臉。

　　禮畢，隻見杜佑出列，跪行數步，叩首而言：“聽說皇上傷心過度，作為臣子沒有不擔憂的，請陛下讓臣子們一睹聖顏！”說罷，再拜而起。

　　宦官李忠言朝皇上左右的小太監們使了個眼色，便有兩位把順宗的冠冕略略舉高了一些。皇上的麵孔渾無血色，幹澀憔悴，隻有茫然的雙眼微微透出一點光澤。眾人遠遠望見，心中不免酸楚。

　　風波總算挨過去了，新帝也應該頒布新政了。此時，王叔文已從容地開始一步步的工作，並由王傳意於李忠言，再由忠言傳諭翰林學士們草定製誥，發布天下。這一過程沒有其他人知道，當然也不能讓他人知道。

　　六天後的九日，叔文完成了第一步：詔令韋執誼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相。當韋執誼來到禁中履行形式上的謝恩時，王叔文心裏清楚，他的政治集團從此走入了前台。

　　十一日，開始發布新帝即位後的第一個政治措施：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

　　李實本是皇族出身，乃道王李元慶的玄孫，前年始任首都最高長官京兆尹。這個人早年就很刻薄，做山南節度使曹王李皋判官時，曾因克扣糧餉差點被軍士殺掉，幸虧他逃得快才得以幸免。自任京兆尹後，為政猛暴，不顧法令，恃寵強愎，陷害賢臣，長安城中人人側目，無不切齒痛恨。

　　十二日，有詔授王叔文為起居舍人並翰林學士，叔文開始獨攬製誥大權。另外的幾位前東宮師傅包括王伾、馮伉、歸登亦皆升遷不等。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再次朝見群臣，並發布了大赦令，再一次引起轟動。原因是大赦之外，又停征諸般雜稅；同時，尤其明文禁止“宮市”，罷除亂政擾民的“雕、鶻、鷂、鷹、狗”五坊。這無疑是叔文和當年的太子如今的順宗計劃已久的事，現在終於有能力完成它了，叔文真是痛快至極。詔令一出，長安城中是一片歡騰，人們一想到市坊中從此再也沒有強奪豪取的宦官和借供奉鳥雀之名肆行暴橫的“五坊小兒”時，也真是打心眼裏高興。

　　政令是一項接著一項。第二天，有詔罷停鹽鐵諸使的每月進獻；三月初一，出後宮三百人。初三，又追詔前幾年遭貶的陸贄、鄭餘慶、韓皋、尹杭、陽城赴京。十幾年了，先帝德宗對忤旨譴逐者，從來都是不複赦免的。這下子輪到朝廷百官們也忍不住為之歡欣鼓舞了。可惜的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位陸贄和陽城都未及聞詔就死在了貶所。

　　初四，長安百姓再一次的在九仙門外山呼萬歲：這一天又詔出後宮並教坊官妓六百人。他們的親戚們在宮門接著，許多人激動地大叫。

　　幾乎是一晝夜之間，朝廷袞袞諸公忽然覺察到朝中多了一位翰林學士王叔文，這看起來多少有點蹊蹺，於是都在悄悄打聽他的來曆。沒過幾日就清楚了：這個王叔文來自江南越州，本以善棋待詔，後來入值東宮，不知怎麽竟十分得太子的寵愛。盡管有人說他是苻秦時名臣王猛之後，但大多數人不相信這話，他們一致認為，王叔文仍不過是小人僥幸得進而已。至少朝中許多有名望、有資曆的高官達臣們是這麽看，其中包括宰相鄭珣瑜、高郢。但這兩位宰相此時已差不多接近於徒有虛位，一是因為貞元以來，宰相之權早被翰林學士削弱，二是因為新相韋執誼往往能直接從翰林院受詔，單獨執行，根本不和他二位商量。

　　從三月開始，事態越來越明顯，人們覺得朝廷每出一項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院決定可否，然後宣達中書，再由韋執誼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經常是車馬不斷，而且也總是那幾個人：韋執誼、淩準、劉禹錫、柳宗元、韓泰、陸質……。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級官吏，打破了不少論資排輩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此舉無疑會得罪一大批人，朝野上下那些原本抱有極大希望的人顯然徹底絕望，在他們看來，叔文和他周圍的人已經完全是一個專權跋扈的私黨了。這是個非常可怕的結果。

　　終於有一個人忍不住了。此人名竇群，其父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遺，兄、弟皆登進士，獨有他仍為布衣。無奈之餘，隻有另覓他法。本朝特重山林奇人，在這種風氣下，很多聰明人仕進中或有波折，便隱居修行以退為進，以才學處士之名博取賞識。因為大多數人經常選擇長安附近的終南山，故時人戲稱之為“終南捷徑”。

　　竇群隱居在毗陵近二十年，其間跟人學習《春秋》之學並著書、獻書，德宗貞元時終於被薦為左拾遺，不久又升為侍禦史。有一次德宗欲讓他充任人蕃使張薦的判官出使吐蕃，但竇群之誌其實不在這個實惠有限的外任之職，便對德宗發了一番怪論：“陛下即位二十年，方擢臣為拾遺，臣可謂難進者矣。今陛下用臣為和蕃判官，怎麽就如此輕易呢？！”奇怪的是德宗對他這幾句顯然是有點怨氣的話竟沒有怪罪，反而把他留在朝中。

　　有二十年辛酸經曆的竇群仍然不過是從七品上的殿中侍禦史，眼見著許多品階比他還要低得多的人被破格提升，心中哪能平衡。再加上早先同在禦史台的柳宗元、劉禹錫都十分看不起他，更是愈發有氣。這天，他專門去謁見王叔文。

　　竇群毫不遮掩，說道：“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那時王公您在哪裏？不過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處在與當時李實相同的形勢上了，王公怎麽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會有像當年您一樣的人？！”

　　很多朝廷重臣也開始怒形於色，當禦史中丞武元衡聽竇群說，不少與柳宗元、劉禹錫有舊的人就憑兩人的一句話如何如何調升時，冷冷地說：“二王、劉柳是什麽人？小人得誌遂就以為天下無人了？可笑！”元衡作為禦史台的長官，早就對劉、柳二人的冒進不滿。

　　然而到目前為止，王叔文卻堅信自己的這盤棋十分的順當，感覺上每一步都恰到好處，整個陣形舒張有力，正以磅礴的氣勢向戰場開進。他的優勢感太重了。

　　其實王叔文隻要再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他們隻局限在小圈子內而沒有團結更多的人，從而在兩方麵給自己樹立的強大的敵人。他們無論從哪方麵看都是弱者，絕對不能鋒芒太過。這可是生死攸關的錯誤，短短的一個月後，王叔文就不得不吞下這個自己釀就的苦果。

　　正月底順宗即位，二月至三月上旬王叔文集團開始主持政務。頒布一係列新政；到了三月十七日這天，又有一道詔書公布。這道詔誥無疑是叔文全麵出擊的標誌。這天的詔書其實隻有兩個主要內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並鹽鐵使”，二是任命王叔文為副。杜佑是理財名臣，再度出任財政重職自無須置言，關鍵是後一項副使的任命。

　　王叔文對此預謀已久。德宗以來的政治問題歸根結蒂隻有兩大塊：財政和地方割據。先帝德宗雖然努力試圖解決這兩大症結，但終究沒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觀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訴他，財賦的好壞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前提，是振興帝國政治的關鍵所在。從新帝登基到王叔文出任度支鹽鐵副使，滿打滿算不過五十一天，王叔文操之過急了。詔書一發布，舉朝嘩然。本來天子的朝會就已經形同虛設，因為沒有人能親自與皇上奏對，天子總是在厚厚的簾帷後麵端坐不動，由宦官遞進奏章，傳達旨意。人們所能看到的隻是王叔文每日往來於翰林院、中書門下、禦史台等官署，與他的那些私黨們在屏風後交頭接耳的情景。

　　朝野內外猜測紛起，有人甚至說出皇上已經病重而不能理事之類的話。在這種情況下，王叔文又出任度支副使，對不少人來說確實是十分嚴重。宰相鄭珣瑜不像高郢那麽膽小，也不像另一位年已七十五歲的老宰相賈耽那樣隻是屢乞骸骨以示不合作態度。他已經是形憂於色，說話也已很不顧忌。

　　禦史中丞武元衡更是對劉禹錫、柳宗元公開表示不滿。杜佑倒是很看重劉禹錫，也多少有點同情王叔文之輩，但卻不希望他們做出什麽過激的舉動，然而勢難兩全，隻有沉默。

　　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再次表現出他們對倫理綱常的強烈信念，紛紛要求早早冊立太子。王叔文在翰林院一聽到他們提起這事，就憤然拂袖離去。在他心裏，此舉是反對派的惟一法寶，並非是真正為國家社稷著想。王叔文也同樣有一個執著的信念，那就是柳宗元在《六逆論》中提出的“立賢不立嫡”的大膽之論。今天的順宗就是一位賢君，隻是因為疾病而不能獲誌，所以，王叔文要做這位賢君所不能完成的大業，容不得他人破壞。

　　但是，王叔文的意氣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天道聖統觀念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三月以來，原本多旱的京城連日陰雨，長安城中傳言說：這是群小用事之相。

　　革新派覆滅記

　　宮中終於有人開始行動。這些人是先帝身邊的舊人俱文珍、薛文珍、劉光琦。五十多天前的改嗣之議未能成功後，他們已經身處局外了一段時間。作為先朝的禁中老人，他們還是比較傾向於舒王李誼的，可目前的種種情形表明，朝廷的政局顯然對他們很不利。

　　這種不利至少表現在兩處，一是李忠言與牛昭容得以侍從新帝後，竟與王叔文站到了一起。宮中內侍之間產生齟齬本就是俱文珍等不願意看到的事，更毋庸說是嚴重對立了。其他內官們敢怒不敢言，俱文珍卻每次都與李忠言吵得很凶，但李忠言要比他更有機會接近皇上，一時倒也無計可施；二是王叔文悄悄采取的不少措施讓他們反感，俱氏是十幾天前才聽說宮中有些宦官們被減少薪俸的，開始他還未在意，當有人告訴說這是王叔文的主意時，俱文珍才一下反應過來。

　　二十二日，俱文珍以先朝所帶“翰林院使”的身份來到翰林學士院，與鄭絪、衛次公等秘密地見了麵。回宮後立即召來薛、劉及幾位神策軍首領再次商討了半天。

　　二十三日上午，俱文珍、薛盈珍、劉光琦、薛尚衍、解玉五人和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來到皇上的養病的寢殿，位於東內大明宮之西的金鑾殿。幾個人一起跪在順宗的榻前。順宗皇帝睜著茫然的眼睛望著他們。鄭絪從袖中掏出一張早已準備好的紙條，遞到順宗的麵前。

　　紙條上隻有四個字：“立嫡以長。”順宗盯著這張紙條，忽然點了點頭。

　　俱文珍等人盼望的就是這個，齊齊叩首，口呼“萬歲”！李忠言望著這一切，默默地閉上了眼睛。

　　王叔文還不知道這件事，就連王伾也蒙在鼓裏，事情發生得很突然，宦官李忠言根本來不及向他們通報消息。這一行動從計劃到實施實在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鄭絪草製的冊太子詔就予以宣達，王叔文和王伾都十分茫然，搞不懂是怎麽回事。過了一天，王伾終於有了消息，但也十分模糊，因為侍疾皇上的已經不僅僅是李忠言和牛昭容，有時俱文珍等仗著是先朝舊人，也來指手畫腳，所以在聯絡上變得很不方便。

　　王叔文氣得頓腳，連連說：“天命一出，如何再改？！誤大事矣！誤大事矣！”王叔文作為跟隨皇上近二十年的老臣，太了解皇上的長子廣陵王了。這位皇子精力充沛，意誌頑強，對自己的決定常常執著得近於偏激，將來絕不是一個能輕易相處的天子。

　　王伾不作聲，他也覺得如果宮裏情況發生變化，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二十八日，叔文已連續兩天沒見到韋執誼，從柳宗元、劉禹錫處傳來的消息說，目前朝中情形很不正常，不少人暗懷著一股氣，都有早冊太子之意。叔文聽了更是著急，立即動身去尋韋執誼，心想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趕緊拿出對策。

　　中午，王叔文直奔中書門下的政事堂。他知道此時正是宰相會食的時間，韋執誼肯定在那裏。走到門口，一位省中的值事正在值勤。王叔文命他速去通報，有要事與韋相商議。

　　王叔文一見韋執誼，就把他拉進側閣中。

　　三位宰相隻好放下筷子等著韋執誼。時間過了許久，還不見韋執誼出來，三人都覺得過分了。這時，有人來報：“王學士索飯，韋相已與之在閣中同食。”

　　杜、高兩人不語，操箸續食。鄭珣瑜想區區一個待詔出身的人如此猖狂，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一拍幾案，大聲道：“我鄭珣瑜豈可再居此位，作此伴食副相！”說完站起身來大步而出，對家人叫到：“備馬回府！”

　　回到家中，更是越想越氣，幹脆稱病不起。鄭珣瑜歸臥不出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朝中，也傳到了俱文珍的耳裏。文珍與薛、劉等人一合計，都認為事不可緩，太子須盡早正式冊立，天子之側不正常的局麵也應該立即結束。未來的太子廣陵王本人也很著急，接連派小黃門吐突承璀來見俱文珍，意思很明確：無論如何也要趕快行動。

　　俱文珍想，你說的倒容易！皇上雖沉屙不愈，但終究是一朝天子，輕易如何動得？再說如果單是朝中百官倡議，也不見得有效果。此事最好有外鎮節將配合。於是他們最終鎖定了三個人：一是同他倆都有點交情的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一是曾為竇文場養子的河東節度使嚴綬，另外一位也是同他們往來甚密的裴均。

　　四月初六，革新派不願意看見的一幕還是如期上演了，當著文武百官的麵，正式冊立廣陵王李淳為太子。王叔文和他的同黨們那一刻都沮喪地閉上了眼睛，世界陷入黑暗。在這兩個集團的較量中，順宗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但他毫不猶豫地站到了皇太子一邊。這種情況說明，順宗與皇太子的關係，也是誌同道合、融洽無間的。而王叔文和王伾這兩位順宗新提拔的翰林學士，由於他們的反對態度，就完全被排除在立儲一事之外，表明順宗已開始對他們不信任和疏遠，敗端也就由此出現了。

　　二王劉柳決定實施最後的絕地反擊，準備一舉謀奪宦官兵權。先是德宗時任命宦官竇文場、霍仙鳴任中央左右神策軍（中央警衛部隊）中尉（最高指揮官），宦官掌握軍權製度從此確立，終唐沒有改變。此後，各地駐軍也請求隸屬神策軍，稱為神策行營，都歸宦官統帥，這是宦官左右朝政的根本。王叔文力主改變這一製度。為了奪取宦官兵權，通過順宗任命老將範希朝擔任左右神策軍及京西諸鎮行營節度使（最高軍政長官），又派韓泰到軍中協助範希朝統帥神策軍，為行軍司馬（軍政長官助理）。

　　但王叔文不放心。這是最後的孤注一擲，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單靠範希朝的同情和支持似乎並不能解決問題。他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成就一番大事業，說白了，就是解決宦官和藩鎮，恢複帝國和天子的榮耀。當今天子順宗給了他這樣一個機會，他的抱負和理想眼看著就要一步步走向成功，但是，順宗的病卻是日甚一日，已經不足以依恃。假如沒有兵權，那麽他們永遠就隻是刀俎之上任人宰割的魚肉，一切努力都將化作泡影。

　　第二天，王叔文找到了王伾：“奪兵一事，尚有遺漏。”

　　王伾大驚：“王公，此事經眾人商量，莫非還有什麽不妥？再說詔旨已宣，範仆射刻日即將赴任——”

　　王叔文說，“單以範氏為靠，絕非良策，可想法以韓安平（韓泰）為行軍司馬，隨之入鎮，並伺機代之。”

　　韓泰是很有幹才的一個人，他的謀略經常讓王伾感到其並不在王叔文和劉、柳之下；另一方麵，他的官資也較高，在此非常時期，也隻有他才能當此奪軍重任。不過，王伾還是想到了一點，誰都知道韓泰是新進者中的一員，是己方的死黨，在這種情形下，是否會弄巧成拙？但王伾沒有把他的顧慮說出來。於是二人立即分頭進行，王叔文該做的便是悄悄地會見了韓泰。兩天後的五月初六，便有詔書命度支郎中韓泰為範希朝行軍司馬。王叔文沒有想到自己的一著妙棋，其實布下的是爛局。

　　五月十一日，王黨分子、飽學多識的《春秋》學者陸質被任命為太子侍讀，這是韋執誼的意思，本來是一件好事，既可以入宮窺伺新冊太子的動向，又能從某種方麵爭取這位未來天子的同情和支持，王叔文當然很讚同。不過，韋執誼也還有點私心，在他的感覺裏，王叔文或許已經不能作為永久的依靠了，因為大多數人都開始表示明確的反對。在政治上，打擊敵人的一個有效武器就是攻擊對方朋黨比周，韋執誼也不能把自己劃進那種結黨營私的印象中去，那更是為時代的正統觀念所不容的事。韋執誼是個從“正道”上來的人，嚴格說來他甚至不反對早立太子，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他就沒有為王叔文所動反對冊立，韋執誼早已經漸漸地認識到，自己與王叔文之輩也許根本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因此，他更需要太子的理解。

　　就這樣陸質來到東宮報到。陸質是王叔文堅定的支持者，但卻不是一個精於世故的政治家，他不懂得如何巧妙地運用手段。所以當他剛剛開口說了兩句，就被太子義正辭嚴地頂回。

　　太子道：“陛下是令先生為寡人講解經義的，談其他事幹什麽？！請先生不要再說了。”

　　陸質被一悶棍打得噤默而退，回來告訴王叔文。王叔文內心深處陷入巨大地惶恐，他還沒來得及撫平內心的不安，結果又等來了一紙詔書。這是一封調令，調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度支鹽鐵副使依舊，但削去翰林學士一職。

　　事到這步二王心裏都已清楚，皇帝已不再是他們的皇帝，而成了俱文珍的皇帝了。政敵們並且還擁有太子，無論是今天還是明天，敵方已牢牢地占據了主動。王叔文意識到，如果不能奪取宦官手中的兵權，那麽剛剛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隨時有可能被撲滅。

　　王叔文決定使出最後的王牌，韓泰！

　　這時候韓泰已隨範希朝趕到了設在奉天的“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節度使府”。

　　韓泰很清楚自己身上擔負著一種什麽樣的使命，他也知道這是維持新政的決定性之戰和挽救失敗的最後一招，絕對容不得有半點的差池。韓泰信奉實幹，講究謀略，他的好友柳宗元對他的評價是“厲莊端毅，高朗振邁”，確實頗能反映出他的為人。韓泰也是個是非分明的人，年輕的熱情決定了他有著一種對摯友同誌的強烈感情和建功立業的豪邁決心，他堅信自己不會辜負凝聚在他背後的殷切希望。

　　剛至奉天，韓泰立即就開始了行動，首先是四傳命令，召集諸鎮軍將聽宣聖旨，接受新使範希朝指揮。接下來韓泰所要進行的便是從架空範希朝入手，一步步地掌握兵權，最終徹底接管這一重要的軍事力量。

　　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使用他本人去完成這一任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而這個錯誤決定了他們的最後一擊必然以失敗告終。這個重大失誤就是：韓泰的身份！

　　雖然京西諸鎮在性質上講是地方駐防係統，但實際是都直接歸神策軍最高首領——左右中尉——的節度，他們與禁中宦官們的關係不待而言。本朝軍事力量的情況與以往自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似的：軍隊的掌握常常是以一種非正統的政治手段維係，或以家族，或以師生，或以上下屬等等，這種傳統淵源關係一旦建立，其力量甚至強於天下公義和道統信念。這種現象在本朝有兩種反映，一是地方世襲強鎮，二是先帝德宗時釀下的苦果：宦官典掌中央神策禁軍係統。京西將領們與禁中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有數年之久，已經近乎於牢固不破。他們一見到範希朝的行軍司馬是韓泰，都不約而同地恍然大悟，這是王叔文的人！從這個事實推開去，結論就昭然若揭了：範希朝兩人來者不善。

　　這是重要的情況！一封封書信從京西各鎮飛馳京師。

　　俱文珍等人開始還蒙在鼓裏，當他們看到京西將領們的來信時，如夢方醒：“如讓其謀得成，吾輩必死無葬身之地矣！”

　　俱文珍對京西來使說道：“速速歸告諸將，切勿交出部隊！”

　　韓泰是有耐心的，他一直在等待著行營將領們前來報到，他樂觀地認為，一切應該都需要時間。對此，懷著異心的將領們也抱著同樣的心情，他們也在耐心等待著京中的指示。於是，奉天很平靜，一切好像什麽也沒發生過。

　　戰機就這樣一天天地失去。要是韓泰能夠料到後果是多麽嚴重的話，他是絕不會這樣守株待兔的。

　　可京中的王叔文已感到不能再等了，朝中的情形已經一天壞似一天，尤其讓他惱怒和辛酸的是，韋執誼，他們所依賴的宰相、新政的支柱和能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代表，已正式倒戈易幟。盡管他還沒有立即反戈一擊，但這已足使王叔文震撼不已。

　　王叔文早先的預感是正確的，韋執誼從根本上就不是同道者。王叔文反思過去，越發清楚地覺得當初的選擇本就是一種無奈。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南方的寒族，如果不去尋求一種依托，將終究無所施計。成功需要妥協，但這一代價太大了。

　　王、韋交惡的深層原因是“勢”的變化，絕非是由一兩個偶然因素所引起，不過，“羊士諤事件”是使其最終表麵化的導火索。

　　宣歙節度府巡官羊士諤是進士出身，嚴格說來，他與王叔文的老友呂溫還是同門，關係一向不錯。不過此人性情浮躁，好出風頭，在這一點上也有點像他的另外一位同學竇群，喜歡見風使舵，博取時譽。他五月份出差來京，聽說王叔文等人正招致了大多數人，當然是和他同類的那些正統朝官的不滿，眼見有利可圖，再加上一時衝動，竟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批評王叔文，指出王叔文的種種不是，轟動了京城。

　　王叔文對此是不能忍受的，假如允許這麽個一介小官如此猖狂，威嚴何在？王叔文決心殺一儆百，遂請韋執誼出詔命將之斬首，但是韋執誼不同意；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殺，韋執誼還是不同意，王叔文心中積聚多日的怒火一下子爆發，當著不少人的麵，大罵韋執誼忘恩負義，弄得朝廷中人人皆知。劉禹錫、柳宗元都是出自韋執誼的提拔，也不好對此妄加評說，一時間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鬱。六月二日，韋執誼將羊士諤貶為汀州寧化縣尉，算是作了一點妥協，但是人們都已清楚，兩個最主要的人物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了。這對反對派來說，是莫大的喜訊。

　　考驗接踵而來，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想趁朝廷換皇帝的當口擴大地盤，派副使劉辟向朝廷要求兼領三川，並威脅王叔文說，如果不準，必將報複。口氣為何如此之大？原來，唐朝中後期，不少藩鎮擁兵自重，子襲父職，坐地為王，甚至向中央政府開戰，自立為皇帝。韋皋就是強勢藩鎮的代表。

　　王叔文雖然身處逆境，但他斷然拒絕了韋皋這一要求，並準備殺死劉辟，劉辟腿快逃走。

　　韋皋果然來報複了。他與宦官通氣之後，竟然上書要求身體不好的順宗靠邊站，讓太子親政。接著，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跟進，也上書朝廷請求太子執政。一時間，朝內外反改革勢力互相呼應，造成了極大壓力。

　　俱文珍當然不能讓劍南一道獨撐局麵，那樣的話，聲勢就太小了，也有點弄虛作假的味道。讓他欣慰的是，太原嚴綬處的監軍李輔光已有消息表明，河東節度使嚴綬亦將出麵。另外，荊南節度使裴均是自己的舊識，當年都在竇文場門下出入，自也不會不給麵子。看來一切都已就緒，剩下的隻是時間問題。

　　艱危之際，韋執誼的老丈人杜黃裳倒是出了個主意，讓韋執宜率百官主動請太子監國，被韋執誼拒絕。其實韋執誼失算了，如果這樣做，還有機會在李純那裏多少爭取一點空間，日後清算也不會過甚。

　　就在韋皋奏請順宗讓位的同時，王叔文因母親去世被迫離職盡孝，決策指揮中心事實上瓦解。王伾慌了，走馬燈似的到宦官那裏說情，謀求讓王叔文回來複職，當然吃了閉門羹。王伾大恐，火急攻心，竟中風躺倒，失去了活動能力。

　　時間到了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看來，時機已經成熟了。太子的意思也很明確，目前已到了解決宮中不正常局麵的時間。俱文珍等人一合計，現在是外有藩鎮聲援，內有朝官支持，既有神策軍在手，王黨又失勢無靠；太子英明睿智，足為依持，可以下決心了。

　　七月中旬，首先是宮中的人發覺，往常侍疾皇上的內侍李忠言突然消失了，再也沒有露過麵。有人說他已重病在身，命在旦夕。後來，皇上的寵妃牛昭容也消失了蹤跡，人們再也沒有看到她，隻是發現宮中的一個旁殿被禁閉起來，任何人都不得入內。但所有這些，並沒有引起什麽更多的注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人奉詔入宮。在太極殿側閣，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薛尚衍正等著他們，在座的還有一位東宮的內侍西門珍。俱文珍對翰林學士們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請諸位學士即刻草擬詔誥。”

　　七月二十八日，詔書發下。百官在東朝堂朝見太子，太子哭著宣布：因聖上未康，寡人權監國是而已，就不答百宮的拜賀了。群臣無不感泣。

　　七月二十九日，在麟德殿西亭，太子朝見來使，會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開始“權勾當軍國政事”的工作。但太子的重點顯然不盡在此，他整個一天的其他時間裏都與他的可靠支持者們，也就是先帝德宗身邊的舊人、掌握中央神策禁軍的宦官們秘密會商，策劃著下一步，也是決定性一步的具體措施。讓太子感到欣慰的是，所有皇上身邊的內侍都一致認為：皇上的身體己不能支持，皇上本人也早已“厭倦萬機”；他們還說，朝中百官從國家社稷出發，也已經紛紛表示，假如皇上引退，似乎更有利於帝國結束目前不正常的現狀。

　　八月初二，太子監國兩天後的這天夜裏，太子和他的親信東宮內侍西門珍、吐突承璀幾乎是一夜不寐。第二天，二位東宮內侍又與俱文珍在內侍省會晤了半日，當天中午，翰林學士們再一次被召入宮，在皇上的寢殿太極殿接受了俱文珍宣布的皇帝詔命。八月初四，發下了皇上的禪位詔。第二天，已是太上皇的順宗正式告別了隻坐了七個月的皇帝寶座，坐在步輦上，在宮侍們的簇擁下遷居興慶宮。興慶宮位於長安東郭，是本朝的玄宗皇帝所置，因在大明宮及皇城中的太極宮之南，又稱南內。還未等到新君登基，初六這天即有製命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馳驛發遣。開州和渝州兩地分別距京城一千四百六十裏和二千七百四十八裏，正應了那句歌詞，我送你離開千裏之外。

　　八月九日，27歲的李純正式即位，是為唐憲宗。新帝詔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當天，因為朝議認為對王黨成員處罰太輕，新帝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淩準為連州司馬，嶽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馬。到此，加上韋執誼，王黨的八位成員皆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八司馬”。“司馬”在本朝是州府的屬官，二萬戶以上的州，司馬的官階也隻有從六品上。

　　新帝憲宗皇帝在新一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突然下詔宣布“太上皇舊疾衍和”。公布太上皇病情，這是本朝曆史上罕見的事，頗讓一些敏感的人困惑不已，更讓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太上皇就駕崩了，年四十六歲。

　　太上皇升仙不久，王叔文被賜死。王伾亦病死任所。一般來說，本朝貶官在三五年之後可以“量移”，即予以調升或改善境遇。但這一年發布了詔令：此後即使有國家大赦，王叔文之黨也不在量移之限。

　　時間能衝淡世上的一切，但無法抹去人心中的信念。柳宗元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在永州呆了十年。在此期間，他一直在憂鬱悲涼和不甘的煎熬中度過，寫有“微霜眾所踐，誰念歲寒心”的詩句，表明自己的高潔情操。在給親朋好友的信中，柳宗元反複申剖事件的真相，為自己的無辜獲罪而辯白，希望得到他們的援引。感傷激憤，溢於言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有詔征“八司馬”中仍在貶謫的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韓曄、陳諫入京，但不久又相繼被排擠出京，柳宗元於該年三月份外出為柳州刺史，四年後病歿。

　　劉禹錫行至江陵，再貶為朗州司馬，也在貶所度過了近十年的謫貶生活。劉禹錫在此十年中，寫下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政治諷喻詩，抒發心中的憤懣。元和十年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齊奉召回京，旋又以詩歌譏諷執政而外放連州刺史。寶曆二年（公元826年），從和州奉詔回洛陽，方才結束了二十二年的貶謫生涯。此後的十五年中，他先後在洛陽、長安、蘇州、汝州、同州任職。開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閑職，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榮銜。劉禹錫幸得高壽，是王黨中最後一個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誌從未停歇，然而因困頓於現實終使其無所作為。禹錫晚年精華不衰，寫有“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的豪邁詩句。直至臨終，劉禹錫絲毫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毅然寫下了《子劉子自傳》，為早年的行為辯護，為王叔文恢複名譽。

　　公元842年，“王叔文革新”的三七年後，劉禹錫病故於洛陽。

　　為順宗即位立下大功的淩準不幸最先去世，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寂寞地死於任所連州的一個佛寺中。他的好友柳宗元寫了首《哭連州淩員外司馬》詩哀悼他的亡故，並為他撰寫了墓誌銘。

　　貶得最遲但最遠的是韋執誼，為崖州司馬，這是他平生最恨最討厭的地方。因為他是王黨的首腦人物之一，沒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後死於任上。

　　陳諫此前已出京任河南少尹，後被貶為台州司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同柳、劉等一同人京，又一同被逐，先後為封州、通州刺史，死於通州。

　　貶為饒州司馬的韓曄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外放為汀州刺史，又轉為永州刺史。因為韓氏一族累世卿相，韓曄又與曾受叔文排擠的韓皋為表兄弟，因而朝中為之斡旋的人頗多，後來的境遇有所改善。卒年不詳。

　　韓泰受謗較劉、柳為輕，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時，與王黨政見不合的韓愈還曾經舉韓泰自代袁州刺史。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的量移中從漳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後又任吳興郡守，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又拜睦州刺史，不久遷湖州、常州刺史，和他最為要好且有親戚關係的劉禹錫對他的境況頗有歎羨之意。卒年不詳，大約在禹錫之前。

　　程異是“八司馬”中惟一又被重用的人，元和初年就因鹽鐵使李巽的推薦被錄用，擢升侍禦史，後來一直從事財賦工作。程異以他對財政事務的精明才能得到憲宗皇帝的認可，於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被破格起用為宰相，一年後去世。

　　王叔文最早認識的兩個人呂溫和李景儉因為這八個月期間不在長安，受牽連較少。呂溫出使吐蕃將近一年，於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還，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於衡州。他和柳宗元、淩準及二韓都是陸質的學生，傳其《春秋》之學，為人極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們都為他未能參與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遺憾，在他們看來，如果呂溫在場，結果就有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樣子。在他死後，劉禹錫在《哭呂衡州詩》中還為此悵然不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柳宗元更對他的早死悲痛欲絕，他在祭文中寫道：“今複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誌亦死矣。”

　　李景儉也因服母喪不克與事。他與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懷怨望的竇群是同門，後來受竇群提拔出任監察禦史，結果又因竇群獲罪連累被貶。李景儉參加了後來討伐淮西的戰鬥：於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懷往事，心情憂鬱，終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誌而卒。

　　順宗隱秘之死

　　插一句不是題外的題外話，中唐李複言所著《續玄怪錄》中的“辛公平上仙”一篇，當是整個唐朝最為隱秘而恐怖的故事。而大型類書《太平廣記》博收唐朝誌怪與傳奇，而唯獨將此篇排斥在外。這就給後人造成了無數遐想的空間。在這篇誌怪故事中，記錄了人間的一個個令人驚恐的畫麵：畫麵中，一位大唐皇帝浴血倒下……而此次弑君事件不見於任何正史，隻見於本故事。

　　這再次印證了誌怪筆記的史料價值。故事敘述得波瀾不驚，但那種內在的緊張氣氛和壓抑感令人毛骨悚然……

　　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憲宗率群臣為太上皇上尊號。

　　正月十八日，憲宗下詔宣稱太上皇“舊恙愆和”，說是舊病沒有治愈，這就等於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如果不是唯恐天下不亂，這種做法有悖常理。憲宗又說“親侍藥膳”，從當月十六日以後，暫時不聽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順宗就死於興慶宮，同時遷殯於太極殿發喪。這也就等於說，前一天，憲宗向天下發布的是順宗的病危通知。於是有人猜測其實順宗早就死了，憲宗李純不過是通過將病情廣而告之的手段，來掩蓋順宗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這樣做是欲蓋彌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憲宗和宦官的做賊心虛，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人們自然可以看出這隻是凶手玩的一個把戲。太上皇順宗死於興慶宮，此宮在長安城東門春明門內側，與皇宮大明宮相通。奇怪的是，太上皇順宗的發喪儀式是在太極殿舉行的。太極殿位於太極宮，與皇宮大明宮隔著一條街。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易地發喪的。而太上皇順宗被易地發喪，有可能暴露了一個問題：即他不是正月十九死的，而是在前一年十月羅令則事件發生後就已被殺。安排易地發喪，隻是為了不叫人們看到太上皇順宗的屍體。而且，這樣的推斷，與故事中所說的辛公平目擊“升仙”場麵幾個月後，才聽到朝廷宣布皇帝駕崩的消息是切合的。

　　那麽，殺害太上皇順宗的是誰？

　　以俱文珍、劉光錡、薛盈珍為首的扶植憲宗皇帝即位的宦官權力集團。當年憲宗成為太子，也是在他們的支持下戰勝其他有力的競爭者而獲得的。如果憲宗的帝位不穩定，那麽他們也是危險的；同時也將喪失權力。而作為太上皇的唐順宗如果繼續存在，即使他身體羸弱，那麽對他們也是一個威脅。羅令則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宦官們決定處死他們的太上皇。按“辛公平上仙”裏的暗示，太上皇順宗是被匕首刺死的。誰是手刃順宗的凶手？故事中進獻匕首的身著奇異服裝的人以及大將軍和王臻的具體原型是誰？已經無法判斷了。但當時專權的宦官俱文珍、劉光錡、薛盈珍是脫不了幹係的。將太上皇順宗直接殺死，正是擁立憲宗的那些人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隱患，打消那些有著和羅令則等一樣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終自然不外乎是穩固自己的地位。而憲宗個人在當時早已是成熟的年齡，整個過程他自然不會茫然不知，權力的誘惑自然不會使他拒絕對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況九五之尊！

　　順宗之死，首開宦官殺害皇帝後在當時不被追究的先例。

　　而至於“辛公平上仙”這個題目，按故事內容來看，是不確切的。應為“辛公平目擊上仙”。當是在曆代傳抄中漏掉了一個或幾個字。無論如何，辛公平目睹了被曆史的迷霧隱藏的場麵，而那一場麵，在千年後依舊令人膽顫心驚。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討論給憲宗上尊號時，一個宰相主張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認為“睿聖”的尊號已經可以包括其含義，不必再加“孝德”，憲宗聽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貶到湖南任了一個觀察團練使。憲宗對“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說明他“內有慚德”，心中有所顧及，這從側麵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參與了逼順宗內禪的事件。總之，在永貞內禪、憲宗即位的過程中，一定有隱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內容。韓愈與宦官俱文珍關係尚好，在他所作的《順宗實錄》中也隱約透露出了宦官對順宗相逼的痕跡，以致憲宗即位以後，俱文珍等屢屢說其記載內容不實，要求下詔進行修改。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

　　根據一則筆記來給一個帝王之死定性，是不靠譜的事。就算《辛公平上仙》像一些唐史研究的大家們所認為的那樣，是映射順宗遇弑之事。那麽我好奇的是順宗是否遇弑，宮闈秘事，作者又如何知道？即如史學家所考，作者為二王集團之李諒（王汝濤先生反對），恐怕這樣的事情也不是他可以了解的。我懷疑是當時因為順宗不明不白的內禪而退位，很快又死去，因此社會上流傳有順宗遇弑的傳言，而作者也是據此傳言而做了《辛公平上仙》。但是這個傳言終屬虛妄，因而作者寫的非常隱諱。同時，也沒有其他作品可以佐證順宗遇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