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風流與陰謀

第七章 天子遙分龍虎旗

　　永王正月東出師，

　　天子遙分龍虎旗。

　　樓船一舉風波靜，

　　江漢翻為雁鶩池。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其一）——李白

　　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唐軍與安祿山叛軍在北方戰場上的鏖戰中已明顯處於劣勢，與此同時，唐王朝的南方統治區也醞釀繼而爆發了一場大動亂。是年底，唐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自江陵起兵，迅速成為長江流域的一大軍事集團。然而李璘在江淮地區進一步擴展實力的行動，遭到地方勢力的聯合抵抗，次年二月，在雙方的軍事較量中，李璘兵敗身死。對這一事件，舊史家認為，李璘身為皇子，“不能立忠孝之節，為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為己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就是說這完全是他擅自發動咎由自取的悖逆行動。後代史家基本未持異議。前人的看法是否符合曆史實際，這一鮮為人重的史事與同時其他重大事件有何聯係以及它的前因後果，到底真相幾何？

　　“永王突圍”

　　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唐軍在靈寶決戰中大敗，潼關失守，京城長安門戶洞開，一片混亂，玄宗皇帝倉皇奔蜀。玄宗之所以執意奔往蜀中，有著更為深遠的謀算。“漁陽鼙鼓動地來”，半壁河山幾盡棄於他人之手，但這畢竟隻是一場地方勢力發動的對中央政權的反叛，玄宗在離開長安時曾對高力士說：“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由此可以看出玄宗在遭受重大挫折後並沒有氣餒，他前往蜀中的目的，避難隻是其中一點，更多有著糾集力量卷土重來的戰略考慮。

　　靈寶之戰後，北方唯朔方軍的實力基本完整地保存下來。此前參與對安祿山叛軍作戰的唐軍主要將領或敗或死或降，加之京城陷落，唐王朝失去了一大政治優勢，對唐玄宗來說，朔方軍將領的態度是否會因此而改變尚屬未定。再者說，朔方軍先前隻作為偏師出擊河東、河北，並未用作抗擊叛軍的主力投入正麵戰場，其戰鬥力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因而在玄宗看來，朔方軍的可靠性大成問題。從太子李亨馬嵬事變後離玄宗而去時高力士代宣的口敕中亦可見此端倪：“汝好去，百姓屬望，慎勿違之，莫以吾為意。且西戎北狄，吾嚐厚之，今國步艱難，必得其用，汝其勉之！”。玄宗對所謂西戎（吐蕃）北狄（回紇）“嚐厚之”的程度，無論如何與安祿山是沒辦法相提並論的，況且前麵二者長期以來是唐王朝在邊境戰爭中的主要對手。在這種情況，他讓太子李亨前去投靠，卻絕口不提朔方軍，隻能說明玄宗對朔方軍已無信任可言。

　　由此可見玄宗一門心思入蜀，一方麵是為確保自身安全的應急措施，另一方麵又是重新部署力量進行反擊的戰略安排。當基本脫離險境後，玄宗就著手籌劃對安祿山的反擊了。也就在入蜀途中的普安郡，玄宗發布製書，做出了以永王李璘等諸王分充諸鎮節度大使的重大決策，命帥遣將，準備全麵回擊安祿山叛亂。

　　永王李璘，是郭順儀所生，順儀是皇宮裏嬪妃的稱號。郭順儀早死，李璘從小就失去母愛。史載，永王李璘小時候是個聰明好學的皇子，但長得寒磣了一點，同時“視物不正”。也就是說他不光長得難看，還有斜視的毛病，那時候也沒有眼科大夫給確定一下，到底是散光還是近視。由於很小就失去了母親，李璘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後來的肅宗李亨帶在身邊。三哥對他還是疼愛有加的，睡覺的時候也常抱著他。由此可見，兄弟二人還是有感情基礎的。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

　　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唐玄宗在逃亡成都的路途中，將太子李亨留下以圖恢複北方。七月十五日，他在宰相房琯的建議下，下發分置製詔，這個詔書的主要內容是：太子李亨做天下兵馬大元帥，負責收複長安、洛陽等黃河流域的失地，永王李璘負責經營長江流域的事務，盛王李琦負責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地的事務，豐王李珙負責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地的事務。由於唐玄宗在登基之初就規定皇子們在沒有長大成人後，是不出閣的，也就是不能離開京城的，等成年後，才能到他們的封地上去。所以盛王李琦、豐王李珙因年幼，並沒有到分封地去，而是跟隨唐玄宗一起去了成都。太子李亨、永王李璘分別奔赴任所。由於盛王沒有出閣，他所管轄的地盤實際上在李璘的控製之內。唐玄宗頒發這個詔書的目的，是讓幾個兒子各占一方，以防其中一人獨大。但唐玄宗“火中取栗”的做法遭到了諫議大夫高適反對，他認為這樣做可能會造成太子與諸王之間的矛盾，但玄宗沒放心裏去。

　　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唐玄宗下達分置製詔的前三天，留下來平亂的太子李亨卻在甘肅靈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同時單方麵尊唐玄宗為“上皇天帝”。

　　八月十二日，靈武即位的通報到達成都，悲悲戚戚的唐玄宗隻好麵對現實，麵對自己尷尬的身份。尷尬年代，尷尬的又何止唐玄宗一個人，還有那個被李亨抱著睡大的弟弟永王李璘。

　　玄宗的分置製詔下達後不久，李璘就從成都到達襄陽、江夏，開始招兵買馬、籌措軍備，這期間，他的哥哥李亨卻已經成為皇帝，何去何從？永王李璘沒有做過多的思想鬥爭，就給出了答案。不知道他在做選擇的時候有沒有回憶起，兄弟相擁而眠的那些日日夜夜。

　　永王李璘在太子李亨即位後，繼續按照唐玄宗分置製詔的意圖，經營長江流域的軍政事務，並迅速成為長江流域一支巨大的軍事力量。長江流域不是黃土高坡，不需要西部大開發就可以豐衣足食。

　　李璘總領四道節度都使，鎮守江陵。這時，江淮租賦像山一樣都堆積在江陵，李璘在這裏招募勇士數萬人，每天消耗的費用就高達數以萬計。李璘在這裏招兵買馬，是完全按照玄宗意思去辦的，但後來的形勢發展是不是玄宗的意思，就難說了。他是讓李璘去平叛，還是騷擾一下肅宗的皇權，這就的確不大好說了，雖然史料給李璘定性為有“異誌”，卻又“未露其事”。曆史從來講的就是成王敗寇，誰的劍快誰有理。永王李璘手握兵權，就算沒有異誌，他也失去了話語主動權，話說回來兵權這個東西又的確容易讓人滋生野心。這時候他的手下薛鏐等人站出來為他出謀劃策。如今天下大亂，南方安定富庶，永王又手握四道大兵，管轄數千裏地區，就算不能將李亨從皇帝寶座上掀翻在地，也可以占據金陵，割據江南，建立一個東晉那樣的偏安半壁江山的朝廷。

　　且不說這個辦法是否可行，但這能夠帶來的巨大利益，很難讓人不動心。史書寫李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其實這句話用來形容任何太平時期皇宮中長大的孩子都不為過。不更人事，也就難免不知天高地厚。史書上的這句話無疑是暗示李璘的確是動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擊叛軍不假，但借此時機發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條件，簡直就是順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肅宗看來是這樣。當肅宗得知有人勸他取金陵自立的時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視，當下便讓李璘往蜀中朝見玄宗，但李璘不聽。

　　從肅宗的反應來看，也沒有什麽地方說不過去，當時他地位不穩，對此難免會特別在意。不過他隻是讓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別嚴厲，隻不過是一次試探而已，未必是存心為難，當然，試探的後麵是隱藏了奪目的劍光的。這種情況下要想打消肅宗的疑慮，避免發生什麽事件，李璘就該依言回蜀地。李璘沒有回去，確有可疑之處。從客觀上講，如果是從關中由陸路向蜀中進發，就像玄宗這般逃到蜀中，確實辛苦，但是從成都由水路經白帝城離川，則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長江一線。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這條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絕不困難，除非他實在懶的回去；從主觀上講，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離開江陵則可能意味著永遠失去實現這個願望的機會。客觀條件沒有太大問題，但對於主觀條件的猜測，不確定性就非常大了。因為李璘也可能是以為自幼和三哥關係好，所以才有膽量違抗此時已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書上對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試想，謀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關係非同小可，不見得哪個人都有這份膽量。永王的想法無外乎兩種，其一，他心懷鬼胎，不願錯過時機，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關係良好，大膽抗命；其二，他在江陵主要是抗擊叛軍，有意無意間擴展了一下自己的實力，但並未上升到與李亨爭奪天下的地步，是無心之失，所以胸懷坦蕩而又以為三哥不會加害自己的他，並未注意肅宗的警告。曆史，專史研究，考研曆史，曆史帝國，曆史天空，百家講壇，文獻資料，軍事政治，經濟，永王拒絕回到蜀中，江陵長史李峴嗅出了其中的味道有些不對勁，便借病辭別李璘奔赴肅宗行在，肅宗又召來高適，幾人一起商量計策。高適分析了一番江東的形勢，認為李璘謀反必敗。

　　父子鬥法

　　而這時候身在蜀中的玄宗也沒有一刻消停，本來他以為安史之亂是一場“狼來了”的遊戲，誰知道折騰了半天，自己成了過期皇帝。

　　玄宗是通過宮廷政變，以一個普通皇子身份登上皇帝寶座的，所以他深諳宮廷鬥爭的底蘊。為了消除對其地位的各種潛在威脅，他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尤為警惕皇子發展自己的勢力。玄宗防止皇子擴充勢力的關鍵措施，就是根絕皇子同外界的各種聯係。玄宗多子嗣，有59個子女，其中29個兒子，30個女兒。開元十四年（726年），玄宗下令在皇宮東北角專門為諸王建立一座王宅，史稱“十王宅”。這樣，當皇子在宮內長大，得到封號後，不是像從前的皇子出宮自立門戶，而是住在十王宅中，日用所需等由朝廷統一供應。玄宗這一措施，能夠有效地管理監督皇子們的行動，這是諸王地位衰落的一個標誌。之後，因為皇子皇孫太多，十王宅不夠住了，又在十王宅附近建了百孫院（《舊唐書·卷一百零七·玄宗諸子傳》）。

　　玄宗如此對待自己的子孫們，是生怕他們幹政，當然還不僅僅是擔心幹涉朝政那麽簡單，關鍵的還是怕這些子孫奪他的皇帝位。玄宗集中管理的這一招，確實徹底防止了有實力、有野心的親王造反的可能。然而，有一點玄宗沒有想到。安祿山造反後，玄宗倉皇出逃，十王宅和百孫院中的大部分皇子皇孫們都沒有來得及逃走，被攻入長安的叛軍屠殺一盡。皇子們集中居住，當然是為了便於監視和控製。這種防範措施，對太子也不例外。

　　在玄宗嚴密的監管下，當時作為太子的李亨，日子更加不好過。天寶五年（746年），對於太子李亨來說，是多災多難的一年。就在這一年，李亨相對安寧的生活被打破。身為大唐太子，甚至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住，不得不用離婚的手段來保護自己，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事情要從邊關大將皇甫惟明說起，皇甫惟明當時進京向唐玄宗獻對吐蕃作戰中的戰利品。皇甫惟明曾經擔任過太子李亨的幕僚，頗為念舊，當他發現宰相李林甫專權、正大力排擠太子李亨時，心中對李林甫大為不滿，便趁敘職時勸唐玄宗罷免李林甫。並提出刑部尚書韋堅有宰相之才，可以起用。皇甫惟明的介入，使李林甫和太子一方的暗中較量一下子成為公開的秘密。

　　天寶五年（746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之夜，風清月朗，太子李亨出遊，借觀燈的機會，在市井之中匆忙與他的小舅子韋堅見麵。韋堅，京兆萬年人（今陝西西安郊區），是太子妃的哥哥。玄宗忌諱皇室人員與外臣相交，曾經發布敕命：“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這就是為什麽這次太子李亨與韋堅的碰頭也是偷偷摸摸、見不得光的原因。之後，韋堅又匆匆與皇甫惟明相約夜遊，一同前往位於城內崇仁坊中的景龍道觀。

　　李林甫上奏，說韋堅與皇甫惟明將要支持太子發動政變。二人因此鋃鐺入獄，數十人受到牽連，韋氏家族被清洗一空。最後鬧到太子李亨與韋妃離婚，見麵也視同路人，方才算完。

　　後來有人向玄宗密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時，玄宗也就很不以為然，“我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此妄也”。在這種情況下，皇子出外典兵那是萬萬不可能的，尤其對於太子。

　　安史之亂爆發，玄宗多年苦心孤詣經營起來的一套政治格局完全被肢解。恩遇最深的統兵大將安祿山率先起兵造反，使玄宗對其他將領也疑忌重重。至德元載七月十五日的《幸普安郡製》，標誌著玄宗以皇子代替邊鎮將領典兵這一重大政策轉變。

　　太子李亨宜充天下兵馬元帥，仍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采訪等都使，與諸路及諸副大使等，計會南收長安、洛陽……（《唐大詔令集》卷79《鑾駕到蜀大赦製》）。

　　太子李亨雖然肩負獨撐北方戰局的重大責任，但玄宗對其究竟能有多大作為實在沒抱多大希望，而李亨自馬嵬離玄宗而去後的一段時間內也確實是棲棲惶惶，無棲身之所。在這種情況下，隻能寄興複的希望於南方了。李璘正是背負這一使命赴任的。因同時受任的其他諸王皆未出府，故李璘此行，關係尤其重大。他所領諸鎮，其開發程度雖不及江淮一帶，但也並非無關緊要。早在安史之亂初，這一地區即為唐廷提供了大量兵源。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李亨卻得到了朔方軍的全力支持，並於七月十二日在靈武即帝位。隻到八月十二日，靈武派來的使者趕過來，玄宗才知道皇太子即位。肅宗有強大的朔方軍為後盾，北方又是政治中心所在，而玄宗畢竟偏據蜀中一隅，至此也隻有表麵上承認這一既成事實。但對肅宗擅自登基，把自己擠下皇帝寶座的這一行動，玄宗並未善罷甘休，他不安於肅宗為他安排的太上皇地位，“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上皇臨軒冊肅宗……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舊唐書·玄宗紀》），也就是說玄宗保留了發誥的權力，仍可號令天下，而且對軍國大事的處理上也明顯留了一手。

　　在肅宗掌握了朔方軍的情況下，玄宗唯有也控製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武裝，方可與之抗衡，並進而重掌最高統治權。這時候李璘在南方的活動又有了特殊意義。他已持有玄宗的兩道明令，又得到玄宗縱容，於是更有恃無恐地放手擴展力量。

　　李璘兵敗之後，史書給他扣上的逐條罪狀。“召募軍隊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巨億。以薛珦、李台卿、蔡坰為謀主”《舊唐書·李璘傳》。

　　隻要我們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李璘所謂謀反的這些罪狀，不過是玄宗所頒布旨意的具體化而已。李璘在南方發展勢力，令肅宗大為不安，他詔令其趕快歸覲於蜀，李璘沒有聽他的。肅宗當然不願聽任玄宗在南方培植起一支足以與自己分庭抗禮的武裝。而李璘原本聽命於玄宗，自然不必從命於肅宗。在放手聽任李璘發展勢力的同時，玄宗還采取了其他對策。他先後數次派親信宰相重臣到肅宗身邊，以圖加強對肅宗的控製。至德元載（756年）八月，玄宗得知肅宗即位，旋即“遣左相韋見素、文部尚書房琯、門下侍郎崔渙等奉冊書赴靈武”；至德二載（756年）正月，“上皇遣平章事崔圓奉誥赴彭原”以上均見《舊唐書·肅宗紀》。肅宗當然不會聽任玄宗的親信事事掣肘，這些人先後被一一清除出中樞，“（韋見素）除左仆射，罷知政事……房琯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舊唐書·韋見素傳》。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璘起兵的同時，玄宗沒有安分守己做他的太上皇，在蜀中的政治活動也大為活躍，呈呼應之勢。至德二載（756年）正月，玄宗以襄陽太守李峘為蜀郡長史、劍南節度使；將作少監魏仲犀為襄陽、山南道節度使；永王傅劉彙為丹陽太守兼防禦使，以憲部尚書李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同李璘的活動既有時間上的一致性，又有地區上的共同性，其用心可謂昭然若揭。

　　這時候，玄宗雖稱上皇，實際上並沒有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不過是由最初的獨舞換做了雙人舞。他仍以誥的形式發號施令，不僅像在朝皇帝那樣命相遣將，甚至還保留著一個自外於肅宗朝廷的小朝廷。至德二載初李麟拜相，“時扈從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玄宗以麟宗室子，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舊唐書·李麟傳》，由此出現了國有二主的局麵，南方玄宗朝廷和北方肅宗朝廷兩個政治中心一時並存。

　　肅宗對此並不是毫無覺察。賀蘭進明曾向肅宗進言：（房）琯昨於南朝為聖皇製置天下，乃以永王璘為江南節度，潁王璬為劍南節度，盛王琦為淮南節度，製雲：“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諸鎮。且太子出為撫軍，入曰監國，璘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舊唐書·房琯傳》。

　　這句話正觸到肅宗的痛處，南方玄宗的“南朝”及奉玄宗旨意統領重兵的李璘確是肅宗最大的心病。

　　黃河流域戰亂不已，勝負難卜，唯有以長江流域尤其是富庶並且未受戰亂波及的江淮地區作為憑仗，方可保證穩操勝券。因此這一地區不僅安祿山誌在必得，也是玄宗和肅宗爭相控製的重點。

　　玄宗主要依靠李璘的軍事力量以求如願，而李璘大張旗鼓的進軍也正是由於有恃方才無恐。當時的某些參與者並未認為李璘的行動有何不妥。李璘水師途經廬山時李白受邀加入其幕府，留下《永王東巡歌》10首，反映出李白對這次起兵的看法：“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李璘部下將領季廣琛在李璘軍受阻於江陵時，謂諸將曰：永王李璘的部將季廣琛也起了私心，想為自己留好後路，於是召集諸將說：“我們跟從永王到此，難道我們想造反嗎？如今上皇（玄宗）播遷，道路不通，而諸位皇子之中沒有比永王更賢德的人，如果我們能夠總領江淮地區的銳兵，長駐雍、洛，那麽大功可成。’”《新唐書·李璘傳》。

　　這時候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覺得此事非同一般，就寫信責問李璘為何要擅自發兵東下，他的意圖究竟是什麽。李璘大怒，說“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於，地尊侯王，禮絕僚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李璘的話中，提到“上皇天屬，皇帝友於”，這話就是說，玄宗才是真正的天子，而如今的皇帝隻能算是我的兄弟。永王李璘派大將渾惟明進攻李希言，李希言則派大將元景曜和丹徒太守閻敬之抵擋。結果李希言軍大敗，閻敬之被殺，元景曜投降了永王李璘。李璘殺掉了閻敬之，並且將他的首級示眾，嚇得元景曜與李承慶趕緊投降，江淮地區為之震動。在李璘一路過關斬將的同時，肅宗也未消極坐視事態的發展，而是采用向江淮地區安插親信、策動和利用地方勢力的辦法來對抗李璘。

　　在李璘到達江淮地區時，肅宗已完成了關鍵性的人事安排，這一地區的地方實力人物，也已做好了聯合對付的準備。這時候，肅宗事先專門任命的防範永王李璘的高適、來瑱與韋陟三人在安陸（今湖北安陸）會合，結盟誓軍討伐永王李璘。之前吃了敗仗的廣陵長史李成式決定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一起討伐永王李璘。李銑率領數千兵馬，駐紮在揚子（今江蘇揚州西南）一帶；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人馬，布軍在瓜步（今江蘇六合東南）一帶。這是代表肅宗利益的地方勢力向代表玄宗的李璘發出的正式挑戰。

　　裴茂甚有心計，為了壯大唐官軍聲勢，便製作了許多旗幟，插在長江沿岸。永王李璘登上城樓，看到旗幟遍布江邊，唐官軍聲勢浩大，心中開始恐懼。

　　永王李璘的部將季廣琛也起了私心，想為自己留好後路，於是召集諸將說：“我們跟著永王走到這一步，都是老天不幫我們。人謀不成，不如趁沒交戰的時候，趕快自謀出路，要不然兵敗身死，我們就永遠成了逆臣賊子。”於是季廣琛率部逃往廣陵，渾惟明逃往江寧，馮季康逃往白沙（今江蘇儀征）。

　　至此，永王李璘身邊無兵無將，已經是窮途末路，無計可施。長江北岸的唐官軍又故意多點火把，火光照在水中，李璘倉皇中不辯真偽，誤以為官軍已經過江，連夜帶著家屬逃跑。一直到天亮的時候，才發現根本沒有人過江，這才重新入城收兵，乘船而逃。

　　永王李璘一路逃竄，打算南逃到嶺南一帶，江西采訪使皇甫侁派兵窮追不舍追擊，終於生擒了永王李璘。至德二年（757年）二月二十日，皇甫侁暗中派人殺死了永王李璘，其家屬被送往成都。肅宗聽說弟弟被殺，還大發雷霆說：“皇甫侁既然俘獲我弟，為何不送來而擅自殺之？”於是罷了皇甫侁的官。其實皇甫大人的做法未必不好，不然肅宗又要如何處置這個“愛弟”呢？如果處罰的太重，難免有反對的聲音；處罰的太輕，又沒辦法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從兄弟二人的交情來看，肅宗親自下命殺永王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玄宗得知李璘兵敗，迫不得已下誥廢李璘為庶人。《唐大詔令集·降永王璘庶人詔》中有“擅越淮海，公行暴亂，違君父之命，既自貽殃，走蠻貊之邦，欲何逃罪”之句，可證此誥實發自獲知李璘兵敗南逃而死訊未至之時。

　　這場軍事對抗實際上是玄宗和肅宗間的最後攤牌。李璘的失敗，使玄宗在同肅宗的鬥爭中失去了最有分量的籌碼，至此，勝負已成定局，因此不難理解，何以李璘死後“上皇傷悼久之”。

　　即使如此，肅宗也並沒有對玄宗掉以輕心。玄宗在蜀，猶如他人酣睡於臥榻之側，故對玄宗的處置仍是他的腹心之患。至德二載二月，肅宗到鳳翔後，想盡快拿下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裏先事範陽乎？’。而他最親信的謀臣李泌則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叛軍擄獲到金帛子女，都運送到賊窩範陽，這說明安祿山之流隻有苟且之心，沒有竊據全國的遠大誌向，因而不足為憂。到來年春天，可任命建寧王為範陽節度使，從塞外領兵南下，令李光弼率軍北上，兩支隊伍互為表裏，夾擊範陽，抄叛軍的老窩。這樣，叛軍退則無地盤，守則不安寧，我們各路大軍一起前往剿滅，必然獲得徹底勝利。”

　　以後戰局的發展，基本證明了李泌的預見。然而肅宗斷然否定了這一意見，並且不顧河東戰場上節節取勝的形勢，調回了郭子儀統率的朔方軍主力。肅宗不可能全然不知其中利弊，他必欲先取長安的用心其實不難窺透。李泌上言後，肅宗的回答是：“朕切於晨昏之戀（胡注：言急於複兩京，迎上皇），不能待此決矣。”看來肅宗的真意就是不能坐視蜀中仍存在著一個小朝廷，而是盡快把玄宗弄回到身邊養起來。

　　在付出沉重代價收複長安後，肅宗主動表態“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而玄宗的回答是：“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複東矣。”

　　這句話讓肅宗焦慮不已。肅宗請歸東宮的表示，稍了解封建宮廷鬥爭之酷烈者即知這絕不會是本意，其真實意圖無非是要把玄宗請至長安，置於嚴密控製之下。故玄宗表示要以劍南自奉後，肅宗當然憂心如焚。而當玄宗自信能安做天子父回到長安後，就完全落入了肅宗的股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