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風流與陰謀

第三章 盛世麵影下的妖冶

　　從社會層麵上講，和諧意味著人際關係的和諧。社會和諧問題，說到底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而人際關係問題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著力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親情奪權”

　　李隆基走上政治前台後，把鞏固皇位，穩定政局放在首位。他親曆了太多皇權易手的政變，從神龍元年（705）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八年多的時間裏就連續發生了七次政變，換皇帝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如果不迅速扭轉這種君權不穩、政局混亂的局麵，大唐帝國的一切都是扯淡，滿城盡帶黃金甲也是早晚的事。李隆基看到問題本質，他比誰都清楚，對皇位的威脅和政局的幹擾，主要是來自於宗室和功臣。

　　唐代的皇位授受相較於曆朝很不正常，它不是由嫡長子繼承而是由眾皇子爭奪，爭奪時甚至危害到老皇帝的安全。李隆基自己本來就隻是睿宗的第三子，憑實力才越過兩位哥哥做上皇太子，並讓睿宗退位做上皇帝。他自己不是以嫡長子身份繼位的，這在重視宗法關係的封建王朝，就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這個缺陷也促使他在政治生活中注意處理好和宗室諸王的關係。

　　一方麵，唐玄宗努力加深兄弟之間的手足之情，以至他和兄弟的友愛達到“近世帝王莫能及”的程度。農村苦哈哈的兄弟有時候還會為一犁子田地爭得頭破血流，何況是離皇帝寶座近在咫尺的皇子們？因此很多皇室成員為了自身利益爭得不可開交，自相殘殺也不算稀奇事，玄武門之變不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嗎？而李隆基的兄弟們之間卻異常地和諧。

　　這一方麵是由於李成器的明智和大度，使得李隆基不需要象李世民一樣要在手足之情和皇帝寶座之間二選一。當了太子之後，李隆基就表現出了一副對兄弟非常友愛的姿態。他曾經讓人縫製了一張特別大的被子，說是為自己弟兄五個一起睡覺用的。大被同眠通常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事情，不過就象很多被認為不好的東西一樣，關鍵是你怎麽用。刀可以用來殺人，也可以用來切菜、砍柴；大被同眠這種事情可以拿來傷風敗俗，也可以拿來增進兄弟情義。當時的皇帝李旦對李隆基的這個創意也表示非常滿意。

　　李隆基即位後，在禁宮周圍為四王建宅，以便就近往來。他在禁宮的西麵、南麵建樓，西麵的叫“花萼相輝之樓”，南麵的叫“勤政務本之樓”，他經常登樓，聽到諸王府中有樂曲聲，便急忙召諸王進宮，或者幹脆駕幸其第，與兄弟同樂。飲酒、聽樂、擊球、鬥雞、放鷹犬為樂。至於金帛賞賜，更是日日不絕。史書上誇耀“天子友悌，近古無比”，其實無非是控製兄弟的手段，兄弟們“奏樂縱飲，擊球鬥雞”，幹什麽都可以，隻不許過問時政，結交朝官。

　　另一方麵，不過李隆基自己是以親王的身份通過政變取得天下，對諸王友愛出自天性，但也倍加防範，以防有人向自己學習。對於那些參加過誅滅武韋和誅滅太平兩役的功臣，唐玄宗是有所戒備的，密切地注視他們的言行，稍有不規，便加以懲處，但方式較為寬和，一般不下獄，不殺頭，隻是降職貶逐，令其離開京城。唐玄宗用恩威並施、寬嚴結合的手法，有效地調整、緩和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唐朝初年，親王成年後都分封到各地，以親王的爵位兼任各州的都督，掌握一方的軍政大權，這些親王也都有一定的實力。李隆基即位後，在宮苑附近設“十王宅”，把分封在外任刺史、都督的親王們召回，削奪了這些人的軍政實權。

　　開元十五年（727年），李隆基大封自己的兒子們為各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等官職，隻是虛名，這些皇子們並不到封地任職。並蓋了所大宅叫“十王宅”，讓兒子們分院居住，派宦官管束，以後還蓋了孫兒輩居住的“百孫院”。皇太子也不按慣例住東宮而跟隨皇帝住別院，以免私下有所舉動。古時皇子成年後就封（到自己的封地），稱之為“出閣”，和女兒出嫁一樣，意思是說他要離開父母身邊，獨立生活了。李隆基結束了大唐的皇子“出閣”製，皇子皇孫們都聚居京城，而且每宅都派自己親信的宦官監管，徹底防止了有實力、有野心的親王造反的可能。這對皇子皇孫們講自然少了點自由，但換來的卻是政治上的安定，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中沒有哪位王爺敢在長安城裏鬧動亂。然而這一舉措的副作用也不小，後來安祿山起兵造反，李隆基倉皇出逃，大部分皇子皇孫公主們都沒來得及逃走，被攻入長安的安祿山屠戮淨盡。

　　“宦寺如刺”

　　唐朝初年對宦官的控製很嚴，基本上沒有宦官參與國家政事的事例出現。女主臨朝，是東漢宦官興盛的原因，但武則天不像東漢那些女主們要憑借宦官成為自己和男性大臣溝通的橋梁，這一階段宦官沒形成什麽勢力、品級也都很低。到了李隆基時，卻因為高力士一人而發生了大的轉變。當高力士還是在武則天手下時，《新唐書·高力士傳》記載：“（高力士）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

　　李隆基為臨淄王時，高力士就慧眼識英雄，“傾心結納”。後來李隆基發動兵變，討平韋後逆亂，高力士立下首功，被提升為內給事。後來又在討太平公主一役中立下功勞，被提升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成為宦官中的第一人。李隆基對高力士極為信任，“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開了宦官處理國家政務的先例。高力士對李隆基也是忠心耿耿，公平地說他沒利用李隆基對自己的信任胡作非為，他很善於窺伺李隆基的心事，可以說是所有人當中最了解李隆基心事的人，他又小心謹慎，知道適可而止，所以李隆基極度寵信他，外人對他也沒有很壞的評價。

　　高力士精力充沛，不愧“力士”二字，他忠心侍奉主子，大事小事無不辦得穩愜，深得李隆基歡心。休假時也不出外，睡在大殿的帷幔裏，他已成為李隆基生活裏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李隆基也說：“力士值班時，我才能睡好覺。”高力士權勢可謂極一時之盛，當時的許多將相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國忠、安祿山等人都是因為巴結高力士而當上大將、宰相的。其餘巴結他和想巴結卻找不到門路的人不可勝數，“僥幸者願一見如天人然”。當時太子李亨管高力士叫“兄”，其他的親王、公主叫“翁”，其他人可想而知，李隆基經常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將軍”以示尊寵。

　　與高力士同時，還有一個叫楊思勳的宦官，經常出外帶兵打仗，升官至三品將軍，受寵與高力士差不多。而其他宦官如黎敬仁、牛仙童、王承恩、邊令誠等等，或在內供奉，或出外監軍，做修功德使，市鳥獸使寫，宦官開始得到重用，這些人也都倚勢撈錢，京師的府邸園林、良田，獲利豐厚的產業，十分之六都落到這些宦官手中，而宦官以前大部分都在七品以下，現在卻有不少升為三品將軍，數目也增至數千人。重用宦官是李隆基的一大秕政，它為後來宦官掌握軍權、操縱朝政開啟了方便之門，唐朝雖說是亡於藩鎮之手，直接原因卻是宦官專政。

　　“換人如刀”

　　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國基礎還是相當不錯的，太宗開創了貞觀盛世，為大唐的政治、經濟、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武則天雖然發動周武革命，另立新朝，大行屠戮，觸動的隻是朝廷中的上層權貴，國家經濟依然得以穩步發展。中宗時代，韋後、武三思亂政，斜封官遍天下，對國家經濟造成破壞，所幸時間短暫，破壞程度不大。李隆基穩定政權後，以少年天子的銳氣，開始了初期的勵精圖治。

　　國家動亂依賴於大將平定，國家安定依賴於賢相治理，這是封建社會治理國家最經典的理論。李隆基深明此理，相繼任用姚崇、宋璟為相，步入了開元盛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李隆基用人的一大特點，姚崇初為宰相時，一次向李隆基奏請依序為郎吏升職，李隆基卻仰視大殿的屋頂，不加理睬、姚崇說了幾遍，李隆基始終不予理會，姚崇以為自己說錯什麽了，又找不出原因，隻好心中忐忑地退了出去。宦官高力士勸諫李隆基說：“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麵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李隆基說：“朕任元之（姚崇當時的名）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不久高力士到中書省傳達李隆基的旨意，對姚崇說了李隆基的話，姚崇轉憂為喜，感激之餘放手施為，國家政治蒸蒸日上。

　　唐朝實行多宰相製度，侍中和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也稱真相，後來以他官如兵部、禮部尚書、侍郎的官職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銜，便也是宰相，或者加上“參知政事”的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參議國政，隻是後者權柄要輕一些，這也是為了防範西漢初年相權太重，君權反而被駕空的前轍。唐朝宰相數目很多，但被稱為賢相的隻有太宗時的房玄齡、杜如晦，玄宗時的姚崇、宋璟，謂之“前有房杜，後有姚宋”。

　　姚崇相業輝煌，卻不善於治家，他的兩個弟弟光祿少卿宋彝，宗正少卿宋異卻倚仗哥哥的權勢，招權攬賄，給姚崇造成很壞的影響，姚崇的親信主書趙海接受胡人的賄賂，被查出後，李隆基親自審問，判了死刑，姚崇卻千方百計營救，李隆基因此對姚崇大為不滿。姚崇隻得多次申請辭職，但他畢竟是賢相，向李隆基力薦廣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看來古人所說修身平家治天下，還是有些道理，個人修養的不夠完善，家人的胡作非為使得姚崇過早地離開相位，既是他個人，也是大唐的一大損失。好在接替他的是宋璟，《資治通鑒》記載：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

　　古時宰相的職能最為重要，國家政治的好壞，經濟發展的快慢，往往取決於宰相是否得人。李隆基任用姚、宋而天下大治，開創開元盛世，用一李林甫而天下大亂，幾乎丟了江山，就是最好的證明。

　　“盛世極光”

　　人們習慣將一個美好的時代稱為“黃金”時代，這種黃金時代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玄宗所開創的“開元盛世”是最為人們稱道的盛世典範之一。這的確是一個閃耀著黃金般光輝的時代，一個政績彪炳、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力富強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光芒萬丈的時代，無論是內政、外交、軍事，還是文化、藝術，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開元時期，土地開辟，許多“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由於開源節流，國家財政日益豐裕，全國的糧倉充實，致使物價十分廉宜。據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鬥至十三文，青齊穀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見當時糧食布帛產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繁茂。有杜甫詩為佐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洲四道無豺虎，遠行不勞求吉日。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國的絲綢沿著絲綢之路到了西方，馬上就成為羅馬貴族們手裏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奢侈品。

　　當時大唐的百姓，不僅在家安居樂業，出外旅行也很舒適，道路暢通，行旅安全。《通典》記載：開元時東至洛陽、汴梁，西至關中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肆豐溢，每個驛站都出賃驢馬供客人騎乘。南詣荊襄，北至太原、範陽，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驛站和店鋪。杜甫也曾經在詩中描寫：從秦州（今甘肅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亞一帶）的驛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當時甘肅到新疆的驛舍有池、有竹，可見氣候和水源遠比現在好得多。還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社會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開元十八年（730），全國犯罪的僅24人。

　　國力強盛是開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標誌。自唐高宗以後，吐蕃強大，成為唐朝西方的嚴重威脅。武後時期，後突厥複興於漠北，契丹崛起於東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勢的緊張。許多在貞觀、永徽年間歸屬唐朝的地區重又脫離控製。玄宗即位後，加強鄰接地區的軍隊，開立屯田，大大充實了防務，又從東北到西北和南方設立了平盧、範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伊西北庭、劍南等9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以統一指揮戰守軍事。對外戰爭也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開元五年（717年），唐朝從契丹收複了遼西21州，重置營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羅、回紇等都重新歸順唐朝。在西北，唐朝收複了碎葉城，並打敗了強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亞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開，唐朝對西域的主權恢複，唐朝的聲威遠播西亞。日本、朝鮮半島同唐朝的聯係頻繁，南亞各國同唐朝交往不斷。各國的使者和商人來往不絕。關於打敗吐蕃和玄宗的邊防體係，後麵在《哥舒夜帶刀》一節中再詳細講述。

　　許多來華的胡人（唐人對各國人士一律統稱為“胡人”，外國商販稱之為“胡商”、“胡賈”，外國僧人統稱為“胡僧”，外國女子統稱為“胡姬”）見識了唐朝舉世無雙的繁榮，樂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國，幹脆就留在了中國。當時西域少數民族普遍向往東方樂土，都城長安更是眾望所歸的聖地，所以這裏雲集著數量驚人的西域胡人，有時可達20萬之眾。長安獻藝的歌、舞、百戲、幻術（雜技）等高手，以及與他們相伴而來的是在長安開設飯鋪酒肆、歌樓舞謝的胡商胡姬，他們很快就成為唐朝文化大視野中的一道新奇風景。

　　社會經濟的繁榮必然推動文化的發展。盛唐在文學藝術方麵取得的成就也是碩果累累，氣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詩最為後世稱道。唐詩大潮在開元時期達到了頂峰，一瀉千裏，蔚為壯觀。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等均為空前絕後的超一流詩人，將整個盛唐詩壇裝點得空前壯美，氣象萬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詩人（所謂大曆十才子）也是這個時期培育出來的。大書法家張旭、顏真卿，大畫家吳道子，大音樂家李龜年的藝術成果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藝術，也無不取得輝煌而顯著的成就。

　　在一個封建朝代，集中出現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傑才俊士，是玄宗統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寫照。他的成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但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皇帝，後來的帝王也再也沒人能夠超越他。開元，確實開出了一個嶄新的新紀元，開出了中國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輝煌的豐碑。

　　開元盛世，是一個充滿著夢想，同時也能使夢想變為現實的時代，人生的種種理想都能被這個氣勢恢宏的時代所激蕩。一個封建泱泱大國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這半個世紀的歲月中閃耀：疆域遼闊，物產豐富，經濟繁榮，文藝昌盛。整個開元年間，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過。還有什麽比生活這樣的盛世更令人心滿意足呢？唐朝，成為東方的傳奇。長安，成為傳奇的樂土。

　　然而，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過：“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又提出要“見盛觀衰”。遺憾的是，玄宗沒有借鑒前人的經驗教訓，他看到了繁榮強盛的表麵，卻沒有看到背後更深刻的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