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六章 找錯合夥人受傷的是自己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五日淩晨，軍機大臣趙舒翹和順天府尹何乃瑩就匆匆上路了。他們奉慈禧太後之命前往河北涿州去“考察”義和團的實力。

　　雖然他們打著“宣撫拳勇”的旗號，實際上是奉了太後的密旨去摸摸底。這是自義和團鬧事以來，朝廷傳達出的一種曖昧信號。清廷對待義和團，如同小孩子玩蹺蹺板，在“剿”和“撫”之間始終搖擺不定。

　　慈禧太後與義和團扯上瓜葛，說起來還是戊戌變法惹的禍。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慈禧通過政變重新實行訓政。但慈禧對於屢屢反抗自己意願的光緒皇帝非常不滿，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國公使都喜歡光緒的開明，於是聯合起來反對，慈禧迫不得已隻好暫時作罷。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載漪之子為皇子，再次試圖廢光緒，兩天之後，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1200餘人發電報反對廢立，稱“各國有調兵幹預之說。”慈禧一心要廢光緒，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時，當時京城中頑固派勢力的代表端郡王、莊親王和大學士徐桐如獲至寶，鼓動慈禧利用義和團來對付洋人。

　　守舊派們相信借助義和團刀槍不入之術，就可以抵禦洋人的堅船利炮。慈禧曖昧的態度也等於同意了守舊派的意見，正因如此，下層反洋人的運動受到了官方的鼓勵，變得異常活躍。為了讓慈禧堅定地做他們的權力代言人，守舊派還不斷煽風點火。甚至不惜放出風聲，列強們要慈禧太後還政於光緒。慈禧對外國人幹涉他們的“家事”十分惱怒，在晚清的權力體製下，熱衷於權力的慈禧其實處於非常尷尬的位置。對於慈禧等人來說，他們與洋人之間的矛盾雖屬主子與奴才的矛盾，但這矛盾是因主子要撤換奴才引起的，在這一矛盾中慈禧等人的權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脅；而他們與整個社會階層的矛盾當時集中地表現在他們代表並維護西方列強在華利益這一點上，義和團運動對於慈禧等人的權力和地位並無直接威脅。在這兩對矛盾中，前者當時顯然居於主導和支配的地位。慈禧等人也正是根據他們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狀況來決定其對待義和團運動的政策的。

　　慈禧這時候之所以遲遲沒有落下棋子，是因為她還吃不準義和團這個插足的“第三者”究竟有幾斤幾兩。也就是說對於義和團的神術能不能靠得住，慈禧還心存疑慮。雖然這個時候，宮裏宮外已經把義和團大師兄的超人功夫傳得跟真事一樣。但慈禧還是派了兩個她認為信得過的軍機大臣前往駐紮在涿州的義和團，看一看團民刀槍不入法術的真假。

　　正是基於這種原因，西太後及其黨羽和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利用義和團抵製洋人的想法也在心底開始了醞釀。

　　這是第一次有中央級別的朝廷官員去考察義和團的“神功”。趙舒翹在看完義和團的表演之後，不以為然。他知道，要是把朝廷的命運寄托到這群烏合之眾身上，那就完蛋了。

　　趙舒翹打算回去勸慈禧不要迷信義和團的那套鬼把戲，就在他準備回京城的時候，軍機大臣剛毅忽然到來。剛毅在了解了趙舒翹的打算之後，跟他說了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展如（趙的字），萬不可鑄成大錯。”

　　剛毅聰明，趙舒翹也不笨。回到北京之後，趙舒翹采取當麵匯報的形式，把自己的這次經曆講得十分詳細，甚至手舞足蹈地把義和團的表演重新給慈禧模擬了一遍，就是沒給出任何評價。而慈禧就依據趙的調查結果，相信或者宣稱自己相信——義和團是真的神仙下凡。

　　剛毅提醒趙舒翹的話，究竟是什麽意思？很值得玩味。剛毅深知老佛爺的心意，老佛爺現在是一心想跟洋人幹上一場，為自己掙回麵子，以此證明大清朝還是她說了算。對於慈禧太後來說，當時能夠用來對抗洋人的，就是義和團。即使義和團是假把式，那也不能說是假的，否則就會拂逆了老佛爺的意思，下場可想而知。趙舒翹隨後的做法，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不能公開說假話，以免將來背黑鍋；但也不能說真話，衝撞了老佛爺可不是鬧著玩的，那就幹脆胡鬧一番，等於啥也沒說。

　　揣測一個人心中的意思達到如此細微的程度，不負責任也達到如此驚人的程度，隻能說明大清朝的江山是慈禧一個人的，別人無法行使權力，也不必承擔義務。

　　有必要交代一下，隨後到達涿州的另一位軍機大臣——滿人剛毅。這是一位狂熱的仇洋派人物，他和趙舒翹的看法大相徑庭。趙舒翹看穿了義和團的把戲是不靠譜的，同行的何乃瑩還代擬了一折。然而他卻礙於端王和剛毅是義和團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剛毅推舉，私人關係相當好；經過一番思想鬥爭，還是沒有上折。如果趙舒翹能夠實事求是地把他所見的真實情狀一一陳奏，明白無誤地主張拳民不可靠，慈禧還會不會開戰呢？

　　射出去的曆史之箭，無法回頭。但在當時，趙舒翹還是做了有利於個人利益的選擇。這樣一個選擇，從此把趙舒翹與剛毅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也正因為做了這樣一個選擇，他被大臣視為援引義和團入京的朝廷大員。就連李鴻章也發來了“剛、趙袒匪”的電奏。一年之後，聯軍要求懲罰義和團事件罪魁，趙舒翹名列其中。剛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趙舒翹被賜自盡。

　　就在派趙舒翹查看義和團實力的第二天，慈禧召見了軍機大臣和滿清王公開了個會。

　　會上，帝國的最高權力核心層們因為“剿”和“撫”的問題而爭執不休。雙方各執一詞，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近支王公和剛毅等人是安撫派。他們要求慈禧承認義和團的合法地位，並且希望朝廷能夠利用這些有著“特異功能”的天兵神將把洋鬼子趕出中國去。別的大臣隻要有異議，他們便冠之以“通夷”的罪名。賣國賊的帽子，曆來都是打擊政敵最有效的手段。反對派們根本沒辦法還擊，仇洋派們成為此次會議的主角。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對外政策的“戰”與“和”，與對內政策的“剿”與“撫”是密切相關的。時已日薄西山的清王朝不可能在對外主“戰”的同時，再對內主“剿”，使自己背腹受敵。對外主“戰”則必然要對內主“撫”，以求有一個安定的後方，甚或能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對內主“剿”則一定要對外主“和”以避免洋人的幹涉，或謀求洋人的援助。

　　大臣們雖然群情洶洶，慈禧還是沒有做出最後的決斷，搖擺不定。緊接著朝廷繼續發布禁拳的上諭。也就是在這次會議後，清廷派剛毅去視察拳民。一路上，剛毅對拳民褒獎有加，同時要求地方軍隊停止一切剿拳行動。僅僅過了兩天，大批拳民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北京城。原本駐紮在京郊南苑的董福祥部也奉調入京，以對抗外國使館衛隊。

　　如同北方夏日裏的一場夢境，一夜之間居民們突然發現頭戴紅巾標誌的拳民們扛著大刀、長矛，從各個城門進入了北京城。董福祥的甘軍和載漪的虎神營都沒有阻攔，一路綠燈。這時候，清廷的各級官員都認為慈禧是支持拳民的。

　　端郡王載漪的王府成了義和團北京總部，義和團成為北京城中街頭巷尾議論的熱門話題。此時的中國麵臨著從古至今都沒有遇到過的權力大變局，萬裏之外從不相識的人，如今卻出入於朝廷，居留於鄉間。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西關係已經成了一種內部的問題，成了洋人、朝廷、民眾之間的三角衝突關係，義和團反抗教會擴張的力量，也在這複雜的三角關係格局中形成了。義和團剛剛北上之際，慈禧的內心是非常糾結的。她既想利用義和團來驅逐洋人，又怕洋人勢大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在這樣一種舉棋不定的狀態下，以慈禧為首的權力集團在對待義和團的問題上就呈現出陽剿陰撫的局麵。在皇帝頒發的上諭裏（其實是慈禧的意思）不斷出現一些曖昧不清的詞匯，義和團有“良莠之分”，不同的情況要區別對待。對那些“不逞之徒”要下重拳懲治，而對於那些“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裏，是乃守望相肋之義”。所以朝廷剿匪本著“為匪與否，肇釁與否”的原則，與本人有沒有入會，有沒有授拳無關。如此一來，以慈禧為首的權力集團也就等於公開承認義和團的合法性。

　　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慈禧任命載漪管理各國事務衙門。隨同載漪進入總理衙門的官員啟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和禮部侍郎那桐也是仇洋派。慶親王奕劻沒有了實權。這個任命讓所有人大吃一驚。洋人也將慈禧的這種做法，視為一種對抗的姿態。載漪是道光帝第五子惇親王奕誴的次子，算是慈禧的子侄輩。

　　1900年1月1日。朝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了一道諭旨：自己身體不好，為了不使皇家斷了香火，立端郡王的兒子溥儀為同治皇帝子嗣。這顯然是慈禧的意思，就是想盡快將光緒趕下台。這種做法激怒了西方各國，各國公使們約見慶親王和李鴻章，亮明觀點。如果光緒被踢出局，將會產生不利於中國的後果。

　　這樣一來，望子成龍的端郡王與洋人有了根本性的利益衝突。既然廢黜光緒遇到了阻力，那麽借用底層的力量來打破這種僵局，也是一條可以選擇的路徑。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多年來浸淫中國官場，他對這一備受關注的任命自有獨特的看法。在寫給英國公使竇納樂的信中，他這樣說：“過去有過多次類似的情況。一些極端的仇洋派在進入總理衙門之後，由於責任重大，在對外交更加熟悉之後，反而變得友善起來。所以我認為端王入總署未必是件壞事。”這位從1854年便服務於清廷的中國通揣測，慈禧把端王推到前台，讓他親自解決義和團的事，可能是將了端王一軍，畢竟他需要考慮自己兒子的利益。

　　通過這一任命，其實並未顯示出慈禧已經決心徹底對抗洋人。

　　但是就在任命書下發的那一天，西摩率領“使館衛隊”聯軍上千名先頭部隊從天津出發，後續部隊也陸續跟上。北京將麵臨兵臨城下的危險境地。

　　然而這時候，北京城裏又在上演著怎樣令人一幕人間鬧劇？

　　義和團在北京城已經到了難以控製的地步。王大點是當時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雖然沒有多高的文化，卻冒充文化人，沒事喜歡記日記。尤其是那本《王大點庚子日記》，更是展現了那個血腥紛亂世界的一幕幕場景。

　　王大點的日記裏，記錄最多的是義和團殺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殺的教民大都手無寸鐵，其中還有不少是婦女和兒童。有的捉住就殺，根本不用核實。義和團還將教民分為三六九等，比如說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貨的是三毛子。義和團是一路殺下去，要從大毛子一直殺到十毛子。

　　義和團殺的第二種人是白蓮教徒。白蓮教自明朝定鼎以來，一直被官方視為邪教，處於明令禁止狀態。但義和團殺的這些人，其實多半不是真的白蓮教徒。這有點鬼打鬼的意思，義和團練氣功，練刀槍不進，喝符念咒，團的頭銜上還有八卦的名號，什麽“乾字團”、“坎字團”之類，其實跟民間宗教也是一脈相承。如今進了北京城就拿自家人開刀，原因是清廷封他們為“義民”之後，幾乎所有的義和團都打出了禦封或者皇封的招牌，豎起了“奉旨練團”的大旗。既然咱們是“奉旨”（其實也就是奉慈禧太後的旨），那麽剿殺邪教也就成了分內的事。

　　義和團殺或者輔助殺的第三種人，是朝廷裏與慈禧太後唱對台戲的那部分官員，也就是所謂“親洋派”的官員。這幫官員除了“主和”之外，更重要的是被視為“帝黨”，即光緒一邊的人的緣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內閣侍讀學士聯元、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誅殺這一號人物，也表明了義和團的政治立場，那就是在太後和天子敵對的問題上，他們是站在太後一邊的。端王的戰士最聽太後的話，有的義和團宣稱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這個“一龍”，就是光緒。在端王眼裏，光緒就是個該千刀萬剮的二毛子。他效法外洋，是教民“總教主”。“二虎”指辦洋務的慶親王和李鴻章。三百羊則指京師所有洋人。就在六月十六日這一天，義和團焚燒前門外大柵欄老德記大藥房。首領“法術”不靈，火勢熊熊燃燒，帝國的天空刮起了大風，約一千民宅和大批商鋪被夷為平地，大柵欄一帶數百年的商業精華化為灰燼。

　　另一方麵，大批洋兵即將兵臨城下。於是，從朝廷發出的上諭互相矛盾。一會要軍隊進京剿匪，一會要武衛軍去保衛天津和大沽口，前線軍隊不知所從。他們大概處於曆史上最烏龍之狀態：同時麵臨勢同水火的兩方敵人，又都無法明確予以剿除或抵抗。

　　這樣一種令人萬分糾結的情況，表明大清帝國權力分配管道的堵塞。這是強製型權力結構，通常意味著一種權力統治關係。權力意味著不對等的關係，常常表現為一種政治不平等的“主奴辯證法”。權力要維持其持續的運作，必須要有一定的基礎，除了擁有最強的暴力能力之外，還要有讓命令得到服從的機會。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與洋人之間的矛盾是有條件的，一旦抗爭未逞轉而向洋人跪求時，一旦西方列強表示承認慈禧的權力價值不變時，他們的矛盾便迎刃而解了。清朝頑固派招撫義和團也是有條件的，一旦慈禧等決定再次向洋人投降時，一旦清政府的對外政策由“戰”而變為“和”時，他們對義和團的政策也要由“撫”而變為“剿”，必然要舉起他們手中的屠刀。

　　在團民、洋人、朝廷的三角衝突格局中，清廷的表現除了尷尬還是尷尬。在這場來勢洶洶的“權力三角戀”中，義和團的態度非常明朗，就是要逐洋滅教；而洋人的態度也很堅定，就是剿滅義和團，與清廷皇帝共天下；三者之間，隻有清廷的態度讓人覺得像個花花公子，既想逐洋滅教，又想剿滅義和團。清廷中有人希望借助義和團逐洋滅教，有人看到義和團潛在的危險，盡管它聲稱“扶清滅洋”，誰能保證最後不釀成洪秀全或李自成之亂。清廷剿撫不決的時候，義和團運動已一發而不可收拾，各國公使急電調兵增援北京，本來清軍聶士成部與董福祥的甘軍的一部分奉命剿滅義和團，如今他們與義和團民一道，圍攻自天津開來北京的西摩爾援軍。

　　就在這天，慈禧召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禦前會議，討論如何對付八國聯軍，近百名高官參加了這次會議。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首先提出了義和團的問題。仇洋派和主和派展開了激烈辯論。

　　慈禧在這次會議上拋出了一份洋人照會，內容有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四、勒令皇太後歸政。在會議上，慈禧隻宣布了前三條。

　　會後，清廷發布詔書，招撫義和團為“奉旨義和神團”，義和團開始“奉旨滅洋”了。清廷剿撫不定，如今終於有所抉擇。形勢所迫，也不得不做最後的選擇。在1900年6月以前，朝廷猶豫不決，主要是由於慈禧太後始終沒有考慮好。她既不喜歡洋人也不喜歡團民，但又幻想借義和團之力驅逐洋人，然後再剿滅義和團。其實這時候如果非要慈禧來個二選一，那麽在洋人與團民之間，慈禧的利益天平多少還是倒向團民的。

　　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在京城的勢力不斷坐大，清廷已不再有選擇剿邪匪或撫義民的餘地，隻可撫，不能剿了。慈禧在致電各省督撫時充分表達了這種別無選擇的困境：“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變，其眾不下十數萬……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隻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十數萬義和團在北京城內，許多官軍與朝臣同情參與義和團。端王、莊王與貝勒載濂、載瀅，甚至率領義和團民闖入大內，以“搜拿教民”為名，要捕殺光緒皇帝。慈禧太後明白，暴民與昏官隨時都可能推翻她這個朝廷。唯一的辦法是招撫，這樣可以爭取時間，穩住義和團，等待外省勤王的部隊進京。在團民與洋人之間，朝廷選擇了團民，盡管不排除有所同情，但主要是權衡形勢，義和團的威脅更嚴重，至少慈禧太後認識到這一點。

　　義和團隻可撫，不能剿，洋人則隻可戰，不可降。首先是為了招撫義和團，朝廷也必須要擺出“滅洋”的架勢。其次，洋人已攻占大沽口，進逼北京，慈禧太後年輕時經曆的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的一幕，可能重演。於是，人們看到朝廷進入一種政令混亂的狀態，6月稀裏糊塗招撫義和團，7月歇斯底裏向洋人宣戰，8月倉皇逃出京城流亡。

　　義和團沒有能夠排外滅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強聯合大舉進犯，生靈塗炭；滿清朝廷也沒有能夠借義和團的“天兵天將”將洋人趕盡殺絕，揚眉吐氣，反而倉皇出逃，投降賠款。民誤國，官也同樣誤國。

　　在當時，中央最高的決策權完全操縱於慈禧太後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當時在權力結構中能夠與她分享皇權的還有光緒皇帝，光緒雖然隻是個掛名皇帝，並無實際權力。但是作為一個權力的幻象，光緒的存在具有非同尋常的利用價值。至少有三方勢力是打著光緒的旗號與慈禧集團進行博弈：一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影響之下的海外華僑，二是位高權重的南方漢族疆臣，三是洋人（各國駐華公使背後的西方列強）。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慈禧集團的運作之下，冊封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儀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繼穆宗皇帝（同治）。慈禧這麽做，得到了滿族親貴們的大力支持，可同時也遇到了來自其他各方勢力的強大阻力。各國駐華公使以拒不入賀的方式，與慈禧集團對抗。他們甚至表達了強迫慈禧歸政於光緒的願望，在這種情形之下，慈禧集團不可能坐以待斃，他們隻有在權力博弈中尋找其他的生存路徑。而義和團的崛起，讓慈禧仿佛撈到了可以與西方列強放手一搏的本錢。所以義和團在進入京城之後，除了放話要鎮壓以洋人為首的“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洋人，要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許退教，不退教同樣殺無赦。三毛以下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的富商和官員。除了對付洋人，義和團還要殺掉“一龍二虎”。一龍者光緒爺也；二虎者搞洋務的李鴻章、奕劻等人。說到底，這場由洋人、慈禧和義和團共同演繹的“三角戀”不過是一場權力博弈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