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五章 成功背後往往暗含危機

　　無處不在的灰色

　　從中國曆史來看，義和團暴動的起點應該始於大刀會聚眾練拳時期。

　　1895年春，由於山東和江蘇交界地區的匪患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情形下，清廷隻好頒布諭旨，要求各地大力剿匪。對於大刀會這種民間組織，清政府一直懷著一種萬分複雜的情緒。

　　盡管如此，事態的發展並沒有成為權力格局中無法調和的敵我矛盾。

　　清王朝對大刀會違背正統道德規範的宗教活動雖不太滿意，但還是把大刀會與普通意義上的土匪明確區分開來，僅要求解散大刀會。

　　這種陰陽莫定的局麵，使得大刀會不僅沒有被解散，相反還對地方政府的剿匪行動進行了大力配合。結果，脫下土匪裝，加入大刀會的人越來越多，大刀會成了地方權力係統的一支重要分支。隻要大刀會恪守最初確定的保家保財產的宗旨，它與官府的合作關係就能得以維持下去。但是，當大刀會與當地教民發生衝突後，地方政府轉變態度就是一念之間的事情了。

　　1896年2月初，臨近年關時節，在山東省曹縣、單縣和成武縣交界的太平集上，藥鋪商人郝和升正忙著年關收賬。當他找到鄉民呂登士收賬的時候，碰到了釘子。呂登士說自己手頭緊，能不能緩一緩，等過了年關再說。郝和升當然沒有同意，兩個人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這裏有必要交待一下呂登士的另外一重身份，此人加入了天主教。

　　當時的魯西南地區與河南和江蘇交界，是個屬於“三管三不管”地區，也就是說處於一種權力的真空狀態。正因為權力真空，才造成了盜匪的橫行和大刀會的興盛，同時也為天主教提供了在該地區建立和穩固傳教據點的機會。隨著教民數量的不斷增加，許多不法分子也被吸收進來。自1860年基督教傳教工作在中國取得合法地位以來，這種情況比較普遍。因為急於招收教徒的傳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約束的，不法之徒被教會的保護傘所吸引，紛紛入教。在這種情況下，教民與土匪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其中一些匪徒因害怕被“富人”捉拿，就信了天主教。

　　不管你入的是什麽教，欠賬還錢，天經地義。郝和升認定呂登士仗著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想要賴賬，屬於“羊羔子教庇護匪人”。呂登士的族人呂萊則辱罵郝和升加入大刀會就是“白蓮教妖人”。罵了半天，雙方都還算理智，沒有發展到肢體衝突。

　　事情發生後，當事人雙方都窩了一肚子的火。呂萊想找機會好好教訓教訓呂登士，他找到了附近教堂的布道事工張連珠。他添油加醋將郝和升辱罵基督教的事說了一通，要求教會給他出頭，不然沒辦法在當地混下去了。張連珠大怒，決定替自己的教徒出這口氣，他召集一夥基督徒，拿著家夥直奔太平集找郝和升算賬，不過撲了個空。

　　第二天，郝和升到當地的李海集的集市上做生意。呂萊和張連珠等人得到消息後，又帶著人去找郝和升算賬。有得到消息的族人將消息透露給了郝和升，郝又躲過一劫。不過總這麽躲來躲去，被動挨打也不是個辦法。你能找到自己的組織，我也有自己的組織。正好這時候，大刀會的首領之一曹得禮也來了李海集，郝和升找到曹得禮。曹得禮聽聞事情經過後立馬召集大刀會的弟兄，要會會天主教這幫教徒。

　　大刀會和天主教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水火不相容。這主要是由於兩方掌控的權力係統在作祟。即大刀會在世俗世界裏的明權力和天主教在神權世界裏的暗權力之間的鬥法。

　　魯西南地區的人口密度居山東之首，自然災害眾多，是山東舉人比例最低的地區。而且這一帶存在嚴重的盜匪問題。造成這個地方盜匪嚴重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這個地區販賣私鹽和種植鴉片現象十分普遍，加之地處山東、江蘇、河南三省的邊界地區，盜匪活動很容易擺脫地方官府的追查，盜匪遂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盜匪問題的泛濫，造成了這一帶村莊內部的高度凝聚力。依靠土地經濟財勢和宗族家族權威對鄉村進行控製的眾多豪紳和族長嚴密控製了這一地區的鄉村社會，並建立了眾多的武裝自保組織，大刀會最初就是作為一個防範盜匪的鄉村自保組織出現的。

　　許多大刀會的活動和組織都是以宗族、家族為單位進行的，並作為一種維護宗族利益的武裝力量而出現。當依仗西方勢力的天主教不斷向鄉村進行滲透和挑戰時，這些武裝組織的矛頭就由防匪順理成章地轉向了反教。

　　這就像是武俠世界裏的東邪與西毒，一個是東方的鄉紳實權，一個是西方的天主神權。雙方都是地方權力的利益分割者，誰也不願意輕易丟掉屬於自己的那份利益。

　　雙方人馬在一個藥店狹路相逢，一場惡鬥眼看就要一觸即發。附近的百姓聽說有熱鬧看，都圍攏到藥店附近，人越聚越多。藥店老板對雙方首領都不陌生，趕緊出麵調解。最後雙方也就是拍拍桌子，亮亮手中的家夥，然後各自回去了。

　　這麽大的陣勢，卻潦草收場，讓天主教徒們覺得臉上無光。回到教堂後，他們抱著《聖經》禱告了一番。然後由張連珠出麵，又跑到在天宮廟附近主持教會的王教士那裏求援，要求兄弟單位帶人前來助陣，同時派人給曹得禮送去了一封挑戰書。

　　曹得禮也覺得對方有點玩過了，應該給點顏色看看。於是將此事匯報給了當地的大刀會首領劉士瑞，劉士瑞同意曹得禮帶人前去“講理”。在這種情況下，曹得禮再次糾結人馬去破樓角寨和張連珠理論，一番折騰，沒有見著張連珠。曹得禮一幫人又直奔天宮廟，結果被當地防營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長等人堵在了半道。他們一番勸解，並約定日期為雙方調解。這事越鬧越大，就連成武縣的知縣也得知了情況。縣長也趕到現場，平息事端。曹得禮才領著大刀會的兄弟，回去再從長計議。

　　而此時，某德國傳教士在宋清太營中聽說了這件事，就找到了張連珠，以耶穌他老人家的名義，將張連珠批評教育了一番。德國傳教士害怕事態進一步激化，又請防營的哨官宋清太從中調解，這件事才算暫時平息下去。

　　按照曹縣、單縣和成武縣三位知縣向山東巡撫李秉衡的聯合報告中的敘述，這件事從頭至尾並沒有激化成民間械鬥，得到了妥善處理。

　　但是根據教會一方的描述，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據天主教會的文字記載：在調停的過程中，大刀會的人砸壞了他們天主教禮拜堂的門窗和聖像，並警告他們不得引誘大刀會的弟子入教，也絕不能使太平集基督教化，如若不然，還要開戰。但是這段文字並沒有出現在官方的卷宗裏。

　　德國聖言會主教安治泰上書巡撫衙門，強烈抗議大刀會拆毀教堂，誘拐教民，並要求政府給予從嚴懲處。不僅如此，德國公使海靖還跑到總理衙門去向清廷施壓。這樣一來，曹縣、單縣和成武縣發出公告，取締大刀會的一切活動。同時，曹州知府毓賢還頒布告示，懸賞捉拿大刀會的帶頭大哥。當然，這隻是迫於壓力，做做表麵文章，當地官府並沒有組織人力去抓捕大刀會的成員。

　　衝突雖然暫時得到了平息，但教會和大刀會之間的鬥爭卻趨於激烈。這種鬥爭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希望地方權力結構能夠發生重組，最好是一方獨大，將另一方擠出地方權力的核心圈。在大刀會成員的眼中，來自西方的教會包庇匪人，欺壓良民，而他們則是鄉民的保護者。教會則認為，大刀會太過霸道，成為他們前進路上的絆腳石。

　　從政治權益方麵看，鄉紳們憑借其功名資格、財力物力、文牘翰墨的本錢，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負有“習慣法”所賦予的組織、管理和教化之責權，處於“師”的地位。同時，他們也是宗法製度下族權的控製者，地方武裝（團練之類）一般也由其掌握。這種權威給他們帶來了優越感和種種特權。而傳教士們不但橫行鄉裏，而且大力發展教徒並縱其不法，鄉紳們深感自己的權威被衝擊動搖。很多像呂登士的族人呂萊那樣的地痞流氓，過去見了鄉紳們都是畢恭畢敬、俯首帖耳的“鼠”輩，如今加入教會後，就像找到了自己的組織，由“鼠”一躍而為“虎”。這讓掌控地方威權的鄉紳們怎麽能不憤怒，這種權力分肥讓他們很不習慣。

　　不光鄉紳們的政治地位受到了挑戰，切身利益也由此受到侵犯。從經濟利益方麵看，教會強占房產土地，必然嚴重損及鄉紳，因為他們在基層是房產土地的主要擁有者。其華堂麗室、肥田沃土被教會指為教堂舊址，或以其他借口勒索之事屢見不鮮，所造成的損失不僅房產土地本身，且往往連同可供其剝削的佃戶。

　　鄉紳作為知識階層，具有較敏銳的政治眼光，而其在鄉在野的地位，又使其不像官員那樣直接受朝廷的限製，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權。鄉紳憑著其在民眾中的優越地位和威望，足以起一呼百應的號召作用；而地方官府亦須依靠和庇護他們這些“地頭蛇”。士紳這種上承官下啟民的特殊地位和條件，使其在反對外國教會的抗爭中能夠發揮顯著作用。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陣線中的領導力量，與教會形同水火。

　　山東的事件剛剛平息不久，就在1896年的初夏時節，大刀會又在江蘇碭山縣（與山東單縣接壤）與教會爆發了一場規模更大的衝突。這件事得從黃河改道說起。在江蘇的碭山縣有個名叫東湍的地方，這裏位於龐家林和劉堤頭兩個村之間，原本是曲阜孔府的鵝鴨飼養用地。當時這裏因為靠近黃河，主要是一些不能耕種的湖地。在黃河改道後，黃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這裏便形成了千畝良田。

　　這個地區一直以來土匪橫行無忌，鴉片種植和販賣私鹽等不法活動猖獗，而士紳階層的力量相對較弱。駐守在這個地區的清軍又被調走，更使這裏的治安狀況趨於惡化。在一個不法之徒橫行，並且脫離官府控製的社會環境裏，人們為了保護財產，隻有武裝起來進行自衛，非官方的地方武裝往往擔負起保衛家鄉的職責。可以說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大刀會於1895年成為這個地區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刀會最初的目的隻是為了自衛，它的成員包括地主、富裕中農和佃戶。佃戶是其中生力軍，他們學會大刀會的拳腳功夫，以保護地主的財產。而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窮人卻很少參加大刀會，主要是他們屬於無產階級，沒有財產需要保護，而且他們窮得連飯都吃不上，更別說買武器裝備（刀槍）和每天必燒的香燭了。

　　這時因為撚軍之亂，加之原來這個地方是黃河故道，土地產權一直不明晰。所以龐姓和劉姓兩村的大戶人家經常發生爭執。據後來被訪的農民說，“附近誰有勢力，誰就可以霸占耕種”，“農民租種，誰有勢力就向誰交租”。而在當時，龐家在爭鬥中占據優勢，領頭的是一個叫龐三傑的地方鄉紳。龐三傑年紀不大，不到三十歲，而且還是個鑽石王老五。會武術，打起架來三五個人難以近身，家裏有近三百畝的土地。

　　劉氏家族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有教會罩著他們。劉氏家族在劉堤頭修建了一個小教堂，他們以此為後盾來加強自己對這塊土地的控製。1896年6月，劉堤頭的地主劉藎臣派族人到那塊地裏搶收麥子。龐三傑在得知此事後，立刻帶人前去興師問罪，但劉藎臣很快藏進了劉堤頭教堂，使得龐三傑等人無計可施。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龐三傑就跑到山東單縣請來大刀會的師傅智效忠，並在龐家林組織大刀會。

　　實事求是地講，這本來不過是地主之間的普通土地糾紛，不存在誰是誰非，一塊因黃河改道形成的田地，屬於大自然的禮物。就算進入司法程序，縣衙門也沒辦法判決。普通的事件，之所以釀成複雜的局麵。是因為雙方各自的身份，一方加入了教會，另一方加入了大刀會。估計也是考慮到劉家可能會借用教會的勢力把持訴訟，龐三傑也前往山東單縣找劉士瑞請求增援。龐三傑從山東帶回了六十名大刀會的成員，將劉堤頭的教堂掀了個底朝天。

　　事情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急速升溫。因為當地的傳教士認為這是兩個家族之間的世仇和土地之爭，與教會利益無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們抽身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當地官府也沒有給予更大的關注，知縣也隻是找到龐三傑勸說一番：年輕人，不要太衝動。

　　在晚清政府的權力體製下，官府的公共權力權威，曆來是影響士紳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大刀會（義和團）興起階段，由於西方教會憑借條約製度，通過中央當局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加上維護正常封建統治秩序的考慮，地方官府也采取了許多製約及鎮壓措施，以圖控製事態的發展。但總體而言，由於主政官員們手中的兵力不足，加上他們對洋教勢力參與地方權力分肥的做法也非常不滿，因此在具體措施上就顯得猶豫而不夠強硬。

　　也許是教會的退讓和官府的縱容，助長了龐三傑的野心。他隨後領著大刀會的成員又襲擊了傳教士在碭山縣的主要駐地侯家莊，並將這裏圍了三天。在這三天裏，龐三傑等人不斷到周圍的村莊對教民進行恐嚇和劫掠，並放出狠話：如果山東的人馬膽敢過來，這裏將會迎來真正的腥風血雨。龐三傑等人的反教活動得到了鄉紳集團的響應，他們派人參戰，並向戰鬥一線運送食物、衣服、牲畜等。由此看來，士紳階層似乎要想徹底清除教會在當地的影響。

　　6月15日至24日，龐三傑等人對教會和教民的劫掠行為吸引了很多人的參與。在回山東的路上，龐三傑又劫掠了單縣的教民財產，並燒毀了天主教薛孔樓洋學。在這過程中，龐三傑的人馬增加到上千人，在從碭山縣到單縣和豐縣的路上，他們燒毀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隨後又返回侯家莊並將那裏的建築付之一炬。

　　這時，江蘇的官員們終於按捺不住了，他們隨後調集了一隻相當規模的軍隊前來鎮壓。龐三傑顯然也知道這點，隨後他又向劉士瑞請求增援，劉士瑞便派出弟子彭桂林前去領導山東大刀會的成員。但這支上千人的隊伍因為夾雜了太多原本不是大刀會的人而變得紀律失控，為了解決食物問題，龐三傑和彭桂林隻能對這些人的劫掠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管是官軍還是賊軍，當時打起仗來後勤問題總是一片混亂。

　　6月28日，龐三傑、彭桂林等人率大刀會圍攻單縣和碭山縣交界的馬良集，並對集內的鹽店、酒店、京貨鋪、雜貨鋪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門進行了一番搶掠。這些人的舉動激起了地方團練的憤怒，當時馬良集的寨主便率領上千人與之對陣，並協助趕來的官兵一起進攻。最終大刀會失利，在死傷了八九十人後，首領彭桂林和智效忠分別被擒被殺，龐三傑僥幸逃命，餘眾則一哄而散。

　　龐三傑引發的事件被武力平息後，迫於德國和法國公使要求嚴懲凶手的壓力，山東巡撫李秉衡決定對大刀會進行彈壓。為根除隱患，李秉衡分別向當時已經升任為山東按察使的毓賢及新任兗沂道錫良發布指令，要求將劉士端和曹得禮二人處決。李秉衡此舉，似乎是有意要撇清與大刀會的關係，以免去自己“包庇縱容例禁會匪”之嫌，而這兩位新任的官員，看來也要對上司有所表示。

　　令人稱奇的是，整個抓捕過程簡單而順利。7月7日，曹縣知縣派民團首領曾廣寰前去邀請大刀會首領劉士瑞赴會。曾廣寰和劉士瑞是朋友，他們曾在剿匪中長期合作過。也許是劉士瑞覺得自己並沒有直接卷入六月份的事件，或者是他認為官府邀請赴會隻是為了解散大刀會的事宜，總而言之，劉士瑞並沒有任何的懷疑便跟著曾廣寰去了，結果很快遭到逮捕並經毓賢審問後斬首。在這個過程中，劉士瑞看來是如此的天真，不過這也反映了他們與當地團練及官府的信任合作關係，不然無法解釋他何以輕易赴會。大刀會的另一個首領，劉士瑞的大弟子曹得禮也被單縣縣令以同樣的方式加以誘捕，錫良則主持了整個審判和處決過程。

　　突然之間，大刀會便喪失了兩個主要首領，這使得當地的事態很快便歸於平靜。盡管在一個多月後，金鄉縣（臨近單縣）的大刀會眾曾聚集五千人說要“報仇”，並計劃進攻單縣和曹縣後進軍北京，但這次計劃同樣因為後勤保障不足而擱淺，加上連日來突降大雨，這些人隨後便解散各自回家了。

　　總而言之，大刀會的公開活動在劉士瑞和曹得禮被斬首後便幾乎銷聲匿跡，會眾們停止了公開聚集演練其儀式和武術的活動，直到1900年北京朝廷公開容忍反洋教活動時，大刀會才在菏澤、鄆城一帶複活，但是，在大刀會發源的曹縣及單縣卻一直是風平浪靜，正如劉士瑞之子所說的：“劉士瑞被殺後，大刀會便沒有什麽活動了”。

　　至於那個在六月份的事件中逃命的龐三傑，他的結局更是戲劇化。很顯然，他應該對這次的事件負主要責任，官方也隨即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搜捕。但是，官方力量在地方士紳的緩衝下，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雖然當地官府將龐三傑的哥哥送進監獄，並且將他的大部分土地充公；隨後，官方又組織了當地的士紳去參觀那塊有爭議土地的毀棄，以表示龐三傑勢力的消除。

　　盡管如此，官府並沒有抓到龐三傑，雖然當地很多人包括縣令在內，其實都知道龐三傑並沒有逃逸，他在族人和朋友的庇護下一直隱身當地。最後，在多種壓力之下，附近十八個村的龐姓長輩經過商議後采取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對策，他們向當地的法國神父多爾提交了一份印有四千多人名字的龐氏宗族族譜，他們要求全部加入天主教。

　　在隨後的禮拜日裏，多爾神父剛打開教堂的大門，龐氏家族的三四百人便湧進了教堂（其中還包括龐三傑的父母在內）。龐家的長者像對待當地官員一樣，向教會提出幾點要求以作為皈依的條件，其中就包括饒了龐三傑的命、放了龐三傑的哥哥並讓他的家庭平安度日，他們答應將龐家的部分宗祠改做教堂或者洋學之用。

　　多爾神父顯然被這事給嚇壞了，他不敢自作主張而是將這事上報給他的上司格恩神父。格恩神父隨後便去找道台，並稱這樣做比官府“砍掉有影響的頭”的方法要好得多。因為有抓捕並處死龐三傑的上諭嚴令，道台並不方便公開讚成這個建議，但他答應釋放龐三傑的哥哥並暗示龐三傑最好在一段時間不要露麵，以便讓這個事慢慢過去。不管是息事寧人也好，姑息養奸也罷，這也是中國古代處理事變的一種傳統方法，隻要地方上風平浪靜，地方官自然也樂得逍遙。

　　在“解散脅從，懲治首要”的政策下，大刀會被一種“和平”的方式鎮壓了下去，但其種子並沒有被徹底拔除，它的組織及成員與當地士紳依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不過總體來說，這種組織形式對官府相對有利，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地方士紳對事態進行控製，這也是魯西南地區的鄉村政治形態所決定的。但在魯西北地區，情況就不一樣了，那裏的士紳力量很薄弱，一旦起事，就會變得極為複雜而難以掌控，這是後話。

　　至於在六月份事件中受損的教會和教民，他們也得到了官府的賠償。在德國公使的壓力下，當地官府經查驗後與德國主教安治泰達成協議，由當地官府賠償京錢10000吊（合庫平銀3585.6兩）作為了結。在整個事件中，並沒有傳教士和教民傷亡，就這點而言，大刀會顯然是有意回避這種事件的發生，他們的用意似乎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而不是去故意傷害傳教士和教民，如果他們想這樣做的話，這並不是一件難事。

　　教會在這次的事件中因禍得福，他們因成功影響了當地官府而獲得了勝利者的名聲，這從教民人數的增長可以看出。但他們沒有認識到的是，在打破地方權力平衡的同時，也將給自己帶來無窮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