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二章 貪心過頭隻會樹敵過多

　　4月13日清早，得到郭知縣要開倉平糶消息的上千名饑民，都提著米袋、米桶，紛紛走出家門湧上長沙街頭，等待官府開倉放糧的時刻。可隨著時間的流逝，饑民們遲遲不見有官府衙門的人出來主持平糶工作。還有人發現，各米店均自行關門停業，但黑市交易似乎並沒有停下來，長沙城的米價仍在不斷地上漲。

　　也就在這時，他們得知前日領著他們搗毀米店的劉永福被官府抓了。這個消息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將數千名百姓心頭的憤怒瞬間炸開了一道缺口。他們直接衝進了裏仁坡鼇山廟巡警分局，要搶回劉永福。長沙縣知縣餘屏垣、善化縣知縣郭中廣趕緊派人進城向巡警道（公安局局長）賴承裕求援。賴承裕得到消息後，親自率隊前往彈壓。隊伍剛剛走到鼇山廟巡警分局，賴局長的轎子就被百姓給堵住了。賴承裕的態度極其囂張，不僅毫無半點愧疚之意，反而辱罵百姓：“你們在茶館裏喝茶，一壺茶100文不嫌貴，一升米賣到80文就算貴了？還不都快快退去！”，他更是揚言要“拿幾個宰了”。百姓的滿腔怒火正愁著無處發泄，這樣的話點燃了現場一觸即發的氣氛，他們將賴局長當場就捆吊在廟側的大樹上。賴承裕的一個親兵趁人不備脫去號衣，冒充百姓，謊稱要將賴承裕扭送撫署找省長岑春蓂說理去。一路上，貧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在長沙的省內外饑民，以及其他下層百姓，皆“聞風麇至，愈聚愈多”。等到巡撫衙門，聚集的百姓不下萬人。

　　擁擠在撫台衙門外麵的饑民憤怒高呼口號，要求釋放劉永福，平抑糧價。有些情緒激昂的百姓居然喊出了：“殺死撫台！”的激烈話語巡撫岑春蓂龜縮在巡撫院內不敢露麵，下麵的文武大員隻好硬著頭皮應付。等到百姓稍稍安靜，岑春蓂才站出來表態：“五日後開倉平糶，價六十錢一升”。平日裏被官府忽悠慣了的百姓並不答應，他們要求立即釋放劉永福。岑春蓂詭稱“人已由警務公所帶至南門城樓，一時無人可放”。百姓根本不相信，他們實在無法接受官府這種毫無誠意的做法。有人振臂一呼，上萬百姓將官府衙門的外部陳設砸了個稀巴爛，更有甚者直接衝擊官署內堂，大有奪權的勢頭。

　　慌了神的岑春蓂火速調集常備巡防隊入署，並下令開槍，當場打死饑民十多人，傷幾十人。鄉民們被迫從官署撤出，隊伍塞滿了大街小巷，“爭向各碓坊，以官平糶價，強糶穀米，霎時各碓坊存米被搶一空”，城內各商鋪隻好罷市停業。

　　從14日上午開始火燒巡撫衙門，一直延續到15日下午。長沙城裏的學堂、教會以及傳道士的住所，外國人經營的會社、船舶等遭到了嚴重的毀損。其實這時候“長沙民變”的幕後操縱權已經移交到了當地豪紳的手中，“民變”的走向已經不是饑民所能控製的。地方豪紳派出的人員喬裝為“饑民”，他們打著擁戴布政使（二把手）莊賡良為巡撫的旗號，在民眾中大造由莊賡良做巡撫的社會輿論。同時，由豪紳王先謙領銜用七士紳的名義，致電湖廣總督要求更換湘撫，試圖通過重組地方官紳權力結構達到士紳權益的最大化。湘紳們借助於“民變”，欲將“官紳之爭久矣”的矛盾轉化為“似專與巡撫為難”的官民衝突。

　　巡撫岑春蓂也感到了事態的複雜性，在無計可施之下，隻好去找他的對手“四大豪紳”，商討對付饑民的辦法。這次會議是在百姓包圍撫巡衙門的緊急情況下召開的，巡撫岑春蓂感到事態嚴重，於4月14日早晨在小瀛洲席少保祠開會，以孔憲教、楊鞏為首的頑固派士紳提出合作解圍的項條件即是：停辦鐵路，停辦學堂，廢警察，複保甲，平糶，開皇倉，撤常備軍。

　　內有紳與官討價還價之爭，外有民眾之圍困，在公開出場的官、紳、民三方力量的博弈中，似乎“紳民共構”為針對官方的力量，至少在表象上形成了這種態勢。但從士紳們堅守的利益立場和其向官方開具的七項條件而言，集中表達的卻是士紳的利（如對“紳捐義糶”的抵製）和權（如針對“新政”利權的奪取）的訴求，絲毫未及“饑民”的基本要求。這一利益指向與晚清各地“民變”風潮中“毀學”、“抗捐”的“紳民衝突”基本一致。“搶米風潮”中官民矛盾之所以日漸激化和最終以極端方式爆發，與長期隱匿著的“官與紳之間的鬥爭亦趨激烈”的曆史糾葛不無關聯，而官紳之爭的曆史內容最終借助於“民變”風潮得以宣泄。

　　在官、紳、民三方關係處於隨時可能崩解之時，就利益的調整方向而言，呈現出“官”向“民”的某種傾斜和士紳對民眾利益的堅拒態勢。在指望紳富捐辦義糶遭拒後，巡撫岑春蓂十分惱怒，兩次發布措詞強硬的告示，稱：“無論紳富行店以及耕佃人家，均一律由團保秉公據實驗明倉囤，除劃出本戶自留食穀不計外，但查有餘存穀米或少至數石者，即屬忍心害理，意存遏糶。一經清鄉總紳查出或被本團舉發，指名稟縣罰究，並將徇隱團保議罰。”因此，在官、紳、民三者利益關係上，至少從岑的主觀意願及其最初舉措來看，更多的是傾向於“民”的一方。正是由於“岑春蓂的兩項措施直接損害了士紳的利益”，才使得官紳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而士紳們則既不顧及民眾的生計，也不慮及社會秩序的安穩，卻在明畫深圖中謀取著官紳權力的重組。

　　在長沙搶米風潮發生之前，官紳之間的鬥爭主要是圍繞著糧食問題而展開。但風潮發生之後，官紳之間的鬥爭就已經集中到爭奪巡撫權位的鬥爭上了。

　　在要求岑春蓂“禁運”和“平糶”的鬥爭中，布政使莊賡良是支持四大豪紳的；在爭奪巡撫權位的鬥爭中，四大豪紳又反過來支持莊賡良。正如時任湖廣總督瑞徵所分析，由於岑春蓂“平日辦事，與紳不甚融洽，拒絕請托，亦間有之，紳遂積不相能”，“實欲借此以排陷撫臣”。開明士紳也是支持倒岑的，他們認為，“前撫岑不特事前全無防閑，臨事又倉皇失措”，“乃以溺職貽國禍，棄疆符如敝屣。視朝命如弁髦，幾為外禍之媒，實啟內憂之漸”。“此次亂源實官吏泄遝所釀成也”。於是莊賡良和士紳聯合起來，開展倒岑運動，倒岑的策略是：利用饑民“鬧事”，擴大事態，陷岑春蓂於困境，然後逼他下台。

　　就在岑春蓂猶豫不決地對地方豪紳提出的七項要求之時，“民變”再度升級。在泥木工人的率領下，饑民再度包圍撫台衙門。正受著四大豪紳一肚子氣的岑春蓂再次下令開槍，頓時撫院前坪立刻又有20多個饑民倒在血泊之中。麵對血腥屠殺，百姓更為憤恨，行動也更加激烈。他們說：“上官不悉民情，無異官逼民變，隻有燒盡而已”。有人運來許多洋油，在巡撫各處的一片吆喝聲中，放起火來。頓時撫署內的號房、賚奏廳、文武巡廳、大堂、二堂、一實堂等處，濃煙滾滾，烈焰燎天。這場大火從上午10時左右一直燒到午後2時，足足燒了4個多鍾頭，這座自明代以來營建了五六百年的巡撫衙門，短短的幾個時內，便變成了一片瓦礫場。

　　饑民們放火燒撫台衙門，為的是逼岑春蓂放劉永福，並立即解決吃飯問題。因此火一起，饑民們又在撫院外麵高呼：“放劉永福出來！放劉永福出來！”嚇得麵如土色的岑春蓂馬上下令停止開槍，並釋放劉永福。劉永福終於走出了撫台衙門。一萬多饑民頓時激動地歡呼起來！

　　饑民們在火燒撫台衙門後，更加鬥誌昂揚，不僅號召各店鋪堅持閉市，又將清政府的大清銀行、官錢局、巡警局、長沙海關等衙署焚燒搗毀。接著饑民們又將矛頭指向外國在長沙的機構和建築。日本領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東信三井洋行及教堂、躉船等都予以搗毀或焚燒。

　　當巡撫衙門被焚以後，岑春蓂感到已無法收拾，便於當日下午急電清廷自劾，並請以布政使莊賡良護理巡撫事務，即時交卸。

　　風潮發生後，清政府驚慌萬分，連忙調集軍隊，開進湖南。4月15日，護理巡撫事務的布政使莊賡良開始了對百姓的殘酷鎮壓。劊子手們舉著“放火搗亂者，就地立殺無赦”的高腳牌，揚起沾滿鮮血的馬刀，提著血淋淋的人頭，在大街小巷殺氣騰騰地對人民進行恐嚇。連日來，“無辜受戮者，時有所聞”。英、日、美、德等帝國主義國家也紛紛從上海、廈門、武漢調來10多艘兵艦，幫同清政府鎮壓百姓，轟轟烈烈的長沙搶米風潮終於被中外反動派殘暴地鎮壓下去。

　　這場風暴雖然是由嚴重的自然災害所引發的，但卻充滿著錯綜複雜的權力糾結。這裏麵既有因饑荒所引發的官紳與饑民的矛盾，又有官與紳之間、官與官的明爭暗鬥，後者更加劇了這場城市公共安全危機。尤其是湘軍興起之後，湖南士紳的勢力特別雄厚。這些豪紳平時幹預政局、包攬訴訟、巧取豪奪、廣置房產，他們多以省垣長沙作為據點。至清末，在長沙的豪紳當中，最有勢力的代表人物當推王先謙、葉德輝、孔憲教、楊鞏等人，有所謂長沙“四大豪紳”之稱。這四大豪紳都希望在湖南政壇上找到代言人，使他們能左右湖南政局，保證他們自身的政治、經濟權益。

　　正好此時的湖南巡撫和布政使的矛盾，為豪紳們的如意算盤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機會。

　　在湖南省政大員中，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巡撫岑春蓂和布政使莊賡良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官場上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岑春蓂是廣西西林人，屬於典型的“官二代”。他的父親岑毓英曾經官至雲貴總督，哥哥岑春煊原是慈禧太後身邊的寵臣，曆任兩廣總督、郵傳部尚書等職。岑春蓂在1906年由貴州巡撫調任湖南巡撫，也就是說他來到湖南地界隻有3年多的時間。而莊賡良靠鎮壓革命黨人“有功”，被擢升為湖南布政使，其地位僅次於巡撫，他在湖南為官已有40餘年，時年已屆七旬，但總是爬不上巡撫的寶座。這兩個人，一個後台硬，手段硬；一個在湖南為官已久，與湖南地方上的權力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百姓”基礎深厚。兩個人之間的矛盾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連外國人也能看得出來，英領事休特勒說：“他（指莊賡良——引者）對巡撫的惡感是人所共知的，這兩個人從來就合不來；再有，從巡撫的觀點來看，由於這個老頭在湖南做官多年，他在大部分士紳中是太得人心了。”更有甚者，1909年夏，岑春蓂奏劾莊賡良吸食鴉片成癮，莊因此奉召入京麵複，但被免罪開釋。由此，莊更加嫉恨岑，兩人勢如水火。

　　官紳雙方鬥爭最激烈的是4月14日召開的席少保祠會議。正當席少保祠會議還在進行，官、紳之間的討價還價仍在沒完沒了進行當中的時候，圍聚巡撫衙門的百姓有的已經湧進大堂。在這種混亂的局麵下，巡撫岑春蓂令軍隊開槍射擊，當場打死20多人、傷數十人。於是百姓縱火燒毀了巡撫衙門。岑春蓂在匆忙之中將眷屬從撫院後麵送走，然後自己攜帶印信，藏身於別院。

　　在岑春蓂下台之前，四大豪紳派人在百姓中宣傳莊賡良的“德政”，騙取老百姓對莊的好感，擁護莊賡良上台，大造莊做巡撫的輿論；並派人打扮成“貧民”，四處活動，處處表現出“對莊公極深愛戴”的樣子，“每於來去時輒讓道致敬，且皆以莊青天呼之，相誡匆驚犯憲駕”，謂“一經莊公訊處，必可無事”。“我們要莊大人做撫台”！“逐瘟官，迎青天”喊聲不絕於耳。同時由王先謙領銜、黃自元起草，用七大士紳的名義，打電報給湖廣總督瑞澂，指控岑春蓂，要求代奏朝廷撤換之，以莊賡良繼任。岑無可奈何，深感自己無法擺脫危局，“不能不暫從權變，借資補救”，“即牌示托病”，於14日下午電奏朝廷，自請治罪，懇請速敕令藩台莊賡良署理巡撫。在奏折中，他還對莊賡良及豪紳進行了攻訐，他說：“現查擾亂之徒多有泥、木兩項匠人在內，弁兵開槍後，凶暴如故，惟布政使莊賡良會同士紳出麵開導彈壓，該痞等雖未即散，尚無十分抗拒……當時詳察痞徒不法情形，似專與巡撫為難。”不言而喻，這段話在於向清廷說明莊賡良與頑固派士紳聯成一氣逼他下台。岑辭職後，旋即派人把莊從席少保祠請來，捧出大印付莊，對莊說：“吾方寸亂，君好為之。”縉紳“至是曰‘妙著！妙著！’”一場爭奪巡撫權位的鬥爭至此告一段落。

　　民變的初發期都稱之為苗頭性時間，如果我們把長沙搶米風潮視為一場百姓燒起來的憤怒之火，那麽在這場大火隻見火星，未見火起時，作為官方就應該有所警覺。可以說，這是一場由簡單事件引發的複雜鬥爭。以巡撫岑春蓂所代表的公權力表現出了某種令人擔憂的利益化傾向——輕者言之是權力自利，重者言之則是權力販賣。而以地方豪紳為代表的基層權力，在與官爭權，與民爭利的過程中，不惜以身試法。可見在利益麵前，所有人都是該出手時就出手。

　　作為一個階層性的群體，豪紳並不是組織嚴密，布局完整的社會群體。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個人的，士紳階層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網絡。

　　豪紳集團的權力也不同於官方授予的公權力，這種權力更多來自於地方社會的認可。當巡撫岑春蓂在與民爭利時，又與境外資本相互勾結擠壓地方豪紳的利益空間。這種情況下，地方豪紳隻好與其決裂，準確地說是聯合饑民與巡撫岑春蓂爭權奪利。為了能夠將岑春蓂趕下台，他們不惜抬出新的官方代表莊賡良。因為莊賡良可以重新分配權力收益，讓他們得到自己能得的那份蛋糕。

　　其實事態發展到最後，已經背離了初衷。而最初點燃火星的饑民也逐漸退居次要位置，占據舞台中心的是這樣幾類人：第一類是執意顛覆清朝統治的會黨分子，比如那個表演了飛身上房絕技、將巡撫衙門點火的木匠。他們紀律嚴明行動快捷，能量巨大，而且不斷有從外地趕來的增援者。第二類是對湖南地區出現的西方色彩持仇恨態度的人，其中有義和團的餘部，有在西方工業衝擊下生計日艱的手工業者，也有狹隘仇外的民眾。那些與洋人沾邊的教堂、教民、洋商甚至新式學堂都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第三類是在官府工程中沒有拿到應得利益的匠人；第四類是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但對未來預期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定感，在從眾心理的驅策下尋找宣泄的平民。不要忽視這一類人，他們目的性不強，破壞力卻往往因過於隨意而大增。

　　搶米風潮參與者的多樣化，顯示了清末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仿佛誰都對現狀不滿。自列強強行打開國門以來，外憂內患頻仍，清王朝疲於應付，其權威開始迅速動搖，但任何一種統治都存在慣性的支撐力量，所以清廷麵對一場又一場風暴，似乎總能化險為夷。而到了清末，各種結構性矛盾凸顯，慈禧和光緒的去世又加劇了社會的離心傾向。從這個角度說，長沙搶米風潮隻是清王朝統治徹底崩盤的一次預演。就在搶米風潮後一年，武昌起義幾乎也是以一種極其偶然的方式爆發，最後卻以連起義領導者都預想不到的結果，埋葬了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