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一章 太絕了誰都活不了

　　灰色的底線

　　對於古代官家來說，他們最大的威脅並不是民變所引發的社會動蕩，而是源於權力體係內部的潰敗與腐爛。誰都知道民變是由民怨引發而起的，是民眾對不恤民情政府的不滿所采取的一種暴力行動。這種暴力行動的初衷隻是為了追逐利益計算的均衡。

　　其實這並不難理解，民變畢竟隻是一種外在的衝突事件，它對權力製度所造成的傷害隻能算是硬傷，而不算致命的內傷。權力內部的潰敗正好與其相反，它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我們打個比方，民變就好像一個有著健康體魄的人，忽然走路摔了一跤，最後骨折了；而潰敗就好像一個平日看上去健健康康的一個人，忽然發現自己體內的癌細胞正在擴散，最後要了自己的命。

　　民變是可以修複好的皮外傷，而潰爛卻是無法挽救的要命事。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著權力的三角互動，也就是“官”、“紳”、“民”各占一角。三者之間有衝突，更有著錯綜複雜的利益交集。按照常規性的理解，官與紳是一根繩上的螞蚱，而民往往是單打獨鬥的。但是這種權力結構的劃分又太過於隨意，官與紳勾結，是為了與民爭利；但如果官與紳在聯合過程中，因為瓜分利益出現分歧，那麽就會形成第二種可能，紳與民聯合，把持地方事務，然後再轉過身來與官鬥。在這三角關係中，鄉紳往往擁有官方無法剝奪的民間話語權，紳是官與民之間的橋梁，三者之間的關係也因紳的變化而變化。

　　權力與利益糾結在一處，有時候就像兩個不該結婚的人在一起紮堆過日子，隨時都有產生怪胎的可能。晚清時期，社會潰敗的跡象日趨明顯，而對於權力集團來說，其核心的問題莫過於權力的失控。社會的潰敗是權力失控的導火索，而官員的腐敗是這種絕症的外在形式。權力這時候就像一個野孩子，成了家長沒法調教，老師也無法管束的野孩子。

　　這種外部和內部都無法約束的力量，讓官家製度形同虛設。而在此之前，對於權力係統來說，外部約束雖然缺乏，但內部約束卻相對有效；體製內部的潰爛使得權力的基礎受到了極大的創傷，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成為上無約束，下無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製衡的一股力量，封建官家權力成了打碎的鏡片，勉強拚湊，倒映出來的也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官員喪失了最起碼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保官升官而不惜犧牲體製利益（不要說社會利益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晚清的腐敗處於一種失控和不可治理的狀態。

　　晚清後期，各地發生的百姓騷動可謂此起彼伏。這邊火撲下去，那邊又燒了起來。據史料記載，晚清最後十年發生的民變有史料記載的達到數百起，這當中還不包括那些沒有記錄在冊的小事件。有人曾經做了更大範圍的統計，得出的結論是至少1300起。

　　這樣算下來，平均每兩天半就要發生一起。無論以何種統計口徑，可以肯定的是：晚清是中國曆史上民變的一個高發時期。

　　1909年的四五月間，湖南北部永順地區遭遇特大洪災，境內的永定、慈利、石門等縣成為一片汪洋澤國。這一地區莊稼顆粒無收，受災百姓達百餘萬人。北部正鬧著水災，湖南南部衡州、寶慶、長沙地區又鬧上了旱災，糧食收成也是歉收嚴重，等到糧食上市，價格比常年翻了一番。這種大麵積的災荒，讓濱湖地區的災民都湧入長沙地區以行乞為生，由於大批災民的到來，長沙四鄉吃官府救濟糧的災民越來越多。濱湖地區一直是湖南省的“大糧倉”，糧倉缺糧，受災百姓都蜂擁至長沙。這樣一來，長沙的糧食也隨之緊缺。

　　受了災自然就要賑災，在各地的賑災中，一向有“清災”、“渾災”的說法。所謂“清災”，也就是地方官在賑災中能夠奉公守法、按章辦事，賑款能夠足額發放到災民手中，地方災民得到救濟。而所謂的“渾災”，就是指那些靠著賑災大發國難財，中飽私囊的貪官汙吏。湖南地方官府在這次賑災中表現出來的就是“渾災”。

　　首先，官府仍聽任周邊歉收的省份沿襲過去的辦法來湖南地界采購糧食。湖北在1909年湖南罹遭巨災的情況下，“鄂中大吏猶沿襲往時故事，資湘米以供鄂食”，每月運走糧食10萬石以上。自給自足尚且困難，官方這種割肉式的“窮大方”，害苦了地方鄉民。

　　其次，聽任那些商紳地主們拿著熱錢炒糧食，他們大量囤積，拉高市價。比如說，當地鄉紳葉德輝一家就存穀一萬多石，另一個鄉紳楊鞏家約有七八千石。在這種情況下，米價直線攀升，對於商人們來說，這是大賺黑心錢的好機會。這就導致市麵上流通的糧食價格是一天一個價。

　　除了外省和地方商人的雙重盤剝，當時的湖南巡撫岑春蓂還與日、美、英三國洋行簽訂了關於運米出境的照約，而且此舉居然能夠通過清廷外務部的批準，令人費解。這些外國商人在地方官府的庇護之下也加入到這場炒糧運動中，他們誘引本地奸商深入糧食產地，坐地收購，偷運出境的糧食“每月二三千石”。

　　湖南市場上嚴重缺糧，可穀米卻大量流出境外。巡撫岑春蓂利用其巡撫特權，指使親信分駐長沙、漢口兩地，借口糧食全部收為官買，挪用官款搶購囤積，並勾結英國人私運出洋。如此一來，除了損害農民利益，也損害到了湖南地方豪紳的利益。官洋相互勾結，分攤了地方豪紳的利潤。湖南豪紳便由王先謙領銜先後多次致函岑春蓂，要求官府“禁運”。岑巡撫不僅沒有禁止運穀米出境，反而提出“先辦義糶”。同時借口辦“義糶”，勸鄉紳們從大局出發，為地方官府買單。王先謙要求官府開倉平糶，巡撫岑春蓂當然不會同意地方豪紳的要求，因為“平糶”就意味著官方要讓出絕大部分利益給地方豪紳。

　　從表麵上看，鄉紳要求巡撫岑春蓂“平糶”有謀取私利的因素在裏麵。但毋庸置疑的是鄉紳這次也有老百姓形象代言人的意思在裏麵，為民請願。可在以巡撫岑春蓂為代表的官方人士眼中，鄉紳們替老百姓出頭，是在與官府爭奪基層社會的控製權。

　　官方對鄉紳這種為民請願的姿態非常不滿意，如此做法，置官家權力於何種境地？紳權打著正義的旗號，幹下謀取私利的勾當，卻收獲了民間大眾的支持。官方當然不服氣，大家都是與民爭利，憑什麽你扮菩薩，我要扮惡人。當然在這裏，我們雖然不能說“紳權”就等於“民權”，但紳權的存在及擴張，肯定對官權的肆虐有限製作用。

　　1909年秋，省谘議局提出了全麵禁運的議案。在全體士紳及藩司的聯合壓力下，巡撫岑春蓂才算勉強同意“禁運”。

　　禁運的告示發布後，各國駐華使領卻並不買賬，他們搬出1902年中英商約的規定，宣稱在禁令公布21天之後方可以生效。也就是說，在這21天內，他們可以加足馬力，為所欲為。那些華洋商販互相勾結，爭相購運，整個湖南糧食市場處於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也就是在這短短的一二十天時間裏，出口的糧食達到了數百萬石。

　　洋商將穀米大量地運出境外，商紳地主也在拚命囤積穀米。這種互為表裏的利潤盤剝，使得湖南糧荒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根據當時的官方調查數據顯示，1910年三月下旬，長沙縣城官府與平民“存穀不滿三十萬石，即顆粒不外溢，不足兩月之食”。而這時候距離新穀上市還有半年多的時間，米價一日數漲，由往年每石二千文上下，猛增至每石七八千文，前後翻了四倍。長沙的很多米店掛起了“早晚市價不同”的牌匾。

　　穀價的直線上漲，使得本就掙紮在貧困線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徹底走向了破產。這時候，周邊受災的百姓大量湧入長沙城內，使得社會局勢動蕩不安，像坐在了一個巨大的火藥桶上，隨時有爆炸的可能。很多吃不上飯的饑民為了能夠生存，往往會鋌而走險。

　　1910年4月11日，長沙市麵上的米價已經突破了每石8千文的大關。也就在這一天，在南門外靠挑賣河水營生的農民黃貴蓀，將自己一天所得的80文錢交給妻子，讓她買些米回來下鍋。畢竟好幾天，一家老小都沒有沾一粒米了。在交易過程中，米店老板以其中有幾文是爛錢為由，不肯收。沒辦法，黃妻隻好折返回家換錢。可等到她回來的時候，米價已由剛才的每升80文漲至85文了。

　　糧價自古以來就是民生大計，國之根本。曆朝曆代的官家集團都會在大災之年出台一些“平抑糧價”的措施，以緩和日趨緊張的社會矛盾，所以這才有了“救荒之策，備荒為上”這一說法。應該說，清代的倉儲製度還是比較完備的。可再完備的製度，也在於如何去執行。

　　就拿眼下的湖南長沙來說，地方官根本無視倉穀是否充足，領了國家財政下撥的購糧銀後並不及時采買；受自然災害、戰爭破壞以及年久失修的倉廒不能得到修複，倉穀黴爛；倉內所存的糧食也被官商變賣、挪用、侵盜等等。

　　由於這些積弊日久且深，各倉的虧空十分嚴重。很多地方的倉儲可以說是名存實亡，有的地方雖然糧倉還在，可空無一粒穀；有的地方雖然劃出了存糧之地，卻無一座糧倉。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倉儲自然起不到任何預防災荒的作用。

　　本來因為家鄉受災來長沙城尋活路的黃貴蓀一家四口人不但沒有尋到活路，卻在不知不覺中被逼到了生存的“血線”。黃家人這時候已經餓了幾天，好不容易才掙了幾個小錢，卻連一升米都買不到，黃妻在憂憤之下跳水自盡。等到黃貴蓀辛苦一天返家，不見妻子和兒女，打聽之下才知去了妙高峰下的老龍潭。當黃趕到的時候，卻隻見兩個孩子站在潭邊啼哭，妻子已投潭而死。悲痛至極的黃貴蓀抱起兩個孩子也跳入潭中，步了妻子的後塵。一家四口就這樣絕望地離開這個世界。

　　黃貴蓀是受災農民，長期以來被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民，土地帶給他們沉重的賦稅，也帶給他們些微薄的活命之資。可如今一場天災，他們連最起碼的生存需要都化為泡影。對於那些饑寒交迫瀕臨死亡者看來，寥寥衣食就意味著性命本身，絕非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和等身之物中間的分界線就是“命—物等價線”，一旦突破了這條線，以命換物就可以視為有利可圖的交換。突破越深，交換之利越大。突破越廣，搏命之人越多。“血線”之下的人類行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機會的最大化。

　　黃貴蓀的妻子作為一個女人，可以說是社會權力結構中最為脆弱的群體。當80文錢換不來一升米，當饑餓威脅到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存“血線”。作為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她沒有想到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去當土匪或者小偷，靠玩命出賣血酬來獲得活命之資。最後她的結局雖然也是玩命，不過是讓自己完命。

　　這場悲劇性事件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每個人心頭，湧入長沙城裏和黃貴蓀同樣身份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口口相傳，人們心頭的憤怒像瘟疫一樣迅速傳遍了長沙城內外。一場大規模的危及長沙公共安全的重大風暴即將來臨。但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

　　第二天，一個老太太在南門外碧湘街鄒姓碓坊買米，又碰到了與黃妻相似的遭遇。老太太當場質問，商人怎麽會如此賺黑心錢？結果惹得店主大怒，衝著老太太一通辱罵。過往行人和左鄰右舍都圍攏了過來，剛好這時候隔街鼇山廟正演皮影戲酬神，看皮影戲的觀眾也聞聲而來。黃貴蓀一家前一天慘死的話題還沒散去，如今又出現眼前這一幕。鄉民們再也無法忍受，他們怒吼著衝進米店，將店主抓住一通暴打。同時搗毀了米店，搶光了大米。

　　巡防隊聞訊趕來時，他們要將在百姓中帶頭動手的木工劉永福逮捕，結果遭到現場百姓的強烈抵製。事發現場在混亂中陷入僵局，巡防隊在第一時間稟報善化知縣郭中廣。當郭縣長帶人趕到現場時，也被憤怒的百姓團團圍住，要求他立即開倉平糶，讓老百姓能夠在這非常時期買到平價糧。

　　好漢不吃眼前虧，郭知縣同意第二天中午開倉平糶。以緩兵之計脫身後，郭中廣就直接跑去向巡撫岑春蓂報告了情況，請示對付百姓的辦法。岑春蓂以“愚民聚眾，必有匪徒鼓煽，何以巡警局不早拿訪”。責令巡警道賴承裕對帶頭鬧事者要“務必嚴拿”。賴承裕退出撫署，立即派消防所長龔培林帶領緝勇出城巡邏拿人，在南門外就將劉永福逮送巡警公所收押。

　　秦漢以來，帝國製度下的農戶始終是以一盤散沙的遊離狀態存在於社會結構中。對於權力集團來說，不論是豪門大族，還是民間組織，它們都會受到帝國製度的警覺性限製。其實官家製度對底層農民的約束是有限的，農民是生活在裏甲製度的嚴格控製之下。

　　對於農民來說，他們對於官家製度的體驗更多是來自胥吏與地方豪紳的威權。老百姓中的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微薄到隻能夠維持半條命。就是這微乎其微的收益，也要麵臨著巨大的投資風險。

　　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隻要能夠湊合著活下去，退縮忍讓通常是他們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水平高，與外界交易的次數少、數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緊。因此小農對實現公正穩定的社會秩序要求並不苛刻，也不願意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