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章 想發財就要聽話

　　在利益的驅使之下，晉商們一天到晚琢磨著結營官宦，而官宦也會利用一切機會結識晉商。別看現在的官員為企業服務是政績，在當時，官府衙門裏的官吏更是熱衷於結交晉商，尤以結交票號商為風尚。他們借此謀求私利不說，還可以打造自己的“親民”形象。官員們也從不避諱自己和晉商的來往，就連左宗棠、李鴻章、岑春煊、端方這些封疆大吏都與晉商私交甚密。朝廷的王公貴戚、達官顯要與那些晉商票號掌櫃們更是如膠似漆，朋比為奸，互為利用。政府的軍事行動、皇帝外巡以及官員升降、調任等各種官場內幕消息，官員們就向晉商“透風”作為特別“關照”，而這些獨家披露的信息背後自然是驚人的好處費。

　　大德通的掌櫃高鈺，在大德通幹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當老大，以善於與高官交際而出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大德通對於朝廷和戰局的一舉一動，掌握得一清二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過大德通，來了解朝廷和戰局的動向。在慈禧西逃期間，高鈺和隨駕的內閣學士桂月亭聯係緊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訴高鈺一個絕密的信息：“鑾駕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如此絕密的軍情信息，高鈺就可以預先聞知，可見他與朝廷大員的關係有多鐵。後來就連慈禧也下榻在大德通票號，隨駕的董福祥等大臣，則住在協同慶票號。

　　當山西票號以各種方式與官宦成為“鐵關係”之後，生意上的照顧自然在情理之中。於是個人存款、賄賂橫財盡存票號，公款業務也照顧票號。清律回避製度規定官員不得在原籍任職，必須在原籍行省五百裏之外任職，於是大部分官員都同專門辦理匯兌業務的票號建立了聯係。

　　一些官員把貪汙、搜刮來的贓款低息或無息存入票號，票號得到的利潤頗豐，同時為這些官員的“隱私”嚴格保密。即使萬一這些官員落馬，晉商票號也會想盡辦法讓他們存在自己票號的款項安然無恙，晉商票號可以稱得上是清政府官員們忠實的財務代理人。

　　另一方麵，清政府很多官員決定把一樁大業務交由哪家商號來辦理直接取決於哪家商號的“孝敬”豐厚。官員們得了晉商的好處，自然為其大開綠燈。個別官吏勾結晉商獲取非法利潤，比如利用公家官銀來獲利，有的官吏甚至私下將官銀支借給晉商商人最終下落不明。有些朝廷命官以上欺下，在地方官員麵前為與自己交情好的商家撐腰做主，用自己的權力地位帶來的威懾力量“罩”住他們。

　　張之洞因母守製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的官位，於是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因數目太大日升昌未能爽快答複。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掌櫃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麽，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額。張聞言大喜。而掌櫃的打算是，既拉攏張，又想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麽官，借銀數額也可隨機應變。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同時也順利地在兩廣設立分莊，拓展業務。

　　山西票號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都有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交款毫無推拖。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諸多高官達貴不僅讓晉商票號經辦匯兌公款，而且逐漸讓他們參與地方賦稅的收取。

　　晉商票號利用自己的官商勾結，最後想不發都不行。慈禧西逃回宮後，各省上交朝廷的官銀、《辛醜條約》的賠款，達官顯貴的私房錢潮水般流進了晉商們的票號，僅庚子賠款一項就10億兩白銀。1900年到1910年十年間列強入侵，天下大亂，商業蕭條。按照常理，商家處境都應該十分艱難，但實際晉商票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利潤收成達到有票號以來的極盛時期。而我們的一些所謂學者在總結晉商衰敗時卻說：戰爭讓晉商票號傷了元氣。曆史無言，而偏執學者“毀人不倦”。

　　就這樣，商人與政府、官員在長期的“合作”過程中各取所需、各獲其利、互惠互利，從而形成了一種三方互動的利益捆綁關係。

　　事實上，對於多數明朝商人來說，皇恩往往是通過各級官員的“跑冒滴漏”，間接流入民間的。所以，為商之人都知道，沒有官府的幫襯，生意根本就沒辦法做大。也就是說，像晉商這樣生在權力軀體上的商人群體，他們與手握權力的官場中人達成的“契約精神”是一把雙刃劍。在成全自己財富的同時，也有可能淪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隨著“權力經濟”體製的長期延續、不斷膨脹，在保證統治者的權力安全和“權力暴利”的同時，也迫使整個社會付出驚人的“製度成本”。

　　而這種成本有時候會直接動搖國家的根本，比如說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與後金（清朝前身）的遼東之戰中一敗塗地，總兵官、監軍乃至西、北、東路的明軍高級將領多半殞命，如此慘敗的原因之一，就是軍需供應商們與掌權太監沆瀣一氣，摻雜使假無所不為，連火藥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勢之下，“遼事”日益成為明朝的肘腋大患。

　　中國幾千年來“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皇權統治最終離不開官員，官員是統治的手段。而被作為手段的“官員”，也知道手中的權力是一種壟斷性資源，這種資源是可以用來與商人進行交易的，它不是商人經商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官員也能從中得到豐厚的收益。

　　由於國家發放的長期飯票有限，造成官場資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顯了封建社會官職的高貴。這種高貴對於大多數謀求當官的人來說，除了光宗耀祖之外，還與發財聯係在一起。於是，古人削尖腦袋往官場裏擠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名利雙收。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當官”與“發財”往往是緊密相連的。當官不為財，不如回家賣紅薯。皇帝對官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依賴，而官對皇帝卻是一種權力的索取。

　　這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皇帝們既沒有能力靠一己之力來打理江山，又必須找一個說得過去的方式來統治江山，所以，不得不報出一個有誘惑力的市場價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職業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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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許許多多有理想、有抱負卻又由於各種原因當不到官的人來說，既然“當官”是和“發財”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那麽，在當不到官的情況下，直接跑出去“發財”也是一條捷徑。

　　不過皇帝不高興了。都跑去“發財”了，誰來幹活！

　　皇帝能夠“忽悠”天下人才為己所用的一個絕招，就是為廣大讀書人提供取財的“正道”——當官。倘若沒有機會走上當官的“正道”，盡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過經商來實現自己發財的願望，也不失為上佳選擇。在從商的路上，從來就不缺乏人才。

　　帝王們都知道，官商勾結的後果是把“皇家私有”變成“官家私有”，從本質上講，就是把社會財富從一家之“國有”變成千百家之“官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封建社會的宮廷之爭也好，官場之爭也好，都可以說是國家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鬥爭。王朝的皇帝們為了穩固自己的“天下”，一麵堅決讓有錢的商人沒有社會地位，一麵又想法子抄官員的家。這也是“天子”們的政治智慧。

　　根據曆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中國封建社會由於沒有一套準確的數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壓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麵揮霍無度；另一方麵逼迫各級官府強征暴斂，官府則借機巧取豪奪，變本加厲。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從掠奪商人入手，因為吃大戶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變。於是，商業的發展總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擊，無法持續。

　　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員與晉商漸漸地形成了撕扯不開的複雜關係。而這種關係，也為晉商的失敗埋下了伏筆。由於官宦的深度接觸，對官場過於依附，使晉商漸漸失去了特立獨行的本色，淪為“不敢對威權說不、又與威權交結、再受威權敲詐”的“弱勢群體”。盡管那些身居平遙、祁縣、太穀等偏遠小城的總號大掌櫃們曾經從容地借助官府的力量，“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甚至一度風風光光地遙控朝廷的顯貴、左右國家的大政方針，他們不再是純粹的商人。這種深層次的官商勾結注定了當清政府滅亡之時，昔日風光無限的晉商也會隨之土崩瓦解的命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於清廷的晉商還有立足之地麽？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商業的發展有其經濟學的規律，政權並不能命令經濟規律按它的意誌運行，違背了規律，再大的輝煌也要“無可奈何花落去”。

　　毋庸置疑，晉商們是聰明的，在大多人選擇去適應環境的時候，他們卻獨辟蹊徑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路。清軍入關的經費是靠他們的讚助，清政府的鞏固也離不開他們的經濟支持，有這樣良好的基礎，他們在清軍入關之後的二百年內，才能遊刃有餘地遊走在商場和官場之間。

　　但正是這莫大的榮耀，讓一部分晉商開始忘乎所以地叫囂‘朝廷離不開我’，這激起了權貴的不安與妒忌。晉商說到底還是商人，有其天真單純的一麵——始終以‘小我’的利益為其價值體現，遠沒有官場的野心與殘酷。他們想得更多的不過是實在的看得見的利益，幻想依靠政府的‘情義’來獲取盡可能大的商業利益。這是他們與封建政權休戚相關的根源。

　　的確，走官商道路的確可以在短期內發達，但是其間充滿風險，而且已經嚴重與道義相背離。赤裸裸的錢權交易，靠錢財發言，實際已是非常單薄脆弱，想玩轉官場卻最終被官場所玩，想依賴官場的最終被官場所拋棄。

　　魯迅先生曾拿獅子和肥豬來打比方，他說，動物強壯不一定都是好事，強壯對於這兩種動物的命運大不相同。獅子強壯，可以為自己競爭森林之王增添砝碼，而肥豬強壯就可能麵臨屠宰的命運。

　　財富的原罪論告訴我們，財富對於不同身份的人來說，也是福禍兩重天。

　　資可抵國或富甲一方的大亨並不太多，一旦巨富的聲名不慎暴露，並引起朝廷、官府與黑社會的注意，那麽災禍也就跟著找上門來了。你資助也好，捐贈也好，總有喂不飽的獅子在張著血盆大口，不弄到你傾家蕩產，人財兩空，決不會罷休的。

　　在封建時代，暴富始終是無法治愈的“原罪”。它從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血統裏帶著難以偽裝、清洗不掉的悲劇色彩，盡管明清時代的各大商幫試圖主動依附傳統的倫理體係，與儒家攀親拉關係來穩固自己的地位。這些在現實世界裏追逐銅臭之人，自命“儒商”，並在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打出“信義”的招牌。然而，但是，他們所依附的主要目標仍然是權力體係。無論是以仕進為目標的“捐班”，還是官商勾結以尋求保護，他們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枷鎖。就算他們臉上貼滿金子，也不過是為高高在上的權力塗抹一層斑駁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