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九章 跪著掙大錢

　　商人通過結營官僚，進而影響朝廷政策以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與持久性。其實這種利益勾連是相互的。皇帝與他的官僚集團也不是傻子，在這場博弈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在官家集團的眼中，商人們最大作用就是作為朝廷推行財政政策和軍餉供應的工具。比如說“開中法”的推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的手段。

　　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商人賺得盆滿缽滿，朝廷也樂得坐收暴利。可以說晉商也正是在這時候興起的。清朝入關後，朝廷更是把山西視作“聚寶盆”，看做國家“財賦有出”之地。

　　清王朝許多大規模的軍事活動得力於晉商的讚助。比如1720年的西北準噶爾叛亂，清政府調集重兵征剿，當時因路途遙遠，運輸糧草成為最突出的問題。晉商得知後積極地隨軍進剿，代運軍糧。

　　除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亂，以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撚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清政府都得到了晉商在財力物力的支持。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後、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晉商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穀，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第二年，慈禧太後、光緒帝由山西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回鑾差款”匯兌。因此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這句話絕不是民間戲言。

　　晉商介入權力結構的方法除了充當官方的“中央銀行”這一角色之外，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利用金錢來綁定權力，讓權力成為其財富帝國的擴張通道。

　　晚清時期，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是閻維藩，此人在經營上很有一套。閻維藩是祁縣下古縣村人，自幼家境貧寒，念了幾年書便輟學進了平遙蔚長厚票號當學徒。他天生聰明靈活，口齒伶俐，善於應對，又寫得一手好字，再加上勤勞肯幹，深得掌櫃賞識。經過幾年的實踐，便出落得精明能幹，是個不可或缺的人才。於是總號派他去福州分莊當經理。他去福州以後，積極拓展業務，結交官府，為蔚長厚賺了不少錢。當時福州有一位年輕的武官恩壽與閻維藩交往密切，也給蔚長厚攬了不少買賣。閻維藩看出此人將來必成大器，恩壽也被閻維藩的經商才幹所折服，二人交情日厚，如同兄弟。

　　此時清朝政府腐敗，賄賂公行，官員們往往需要花銷許多銀子才能得到升遷機會。恩壽因手頭拮據影響升遷，閻維藩便慷慨地為他墊支了10萬兩銀子。本來，閻維藩雖精明能幹，但卻年輕資淺，來福州分莊任經理後，頗受年長的同事妒忌。這樣一來，他們見有機可乘，便寫信向總號告了閻維藩一狀。

　　總號得知此事後，覺得這麽大的事不與總號通氣，不僅有越權之過，更有冒險之錯：萬一恩壽借了銀子不還怎麽辦？10萬兩，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於是總號派人來福州查處閻維藩。總算閻維藩福分大，恩壽造化大，恰巧這時候朝廷擢升恩壽的聖旨到了福州。於是閻維藩被免於查處，繼續留任福州分莊經理。沒過幾年，恩壽便還清了蔚長厚福州分莊的10萬兩銀子。閻維藩覺得此事已了，想到當初差點被總號查處，對蔚長厚也早已沒了感情，所以決定離開蔚長厚票號，從福州還鄉，準備另謀前程。

　　要知道商人在封建時代生存是非常艱難的，在權力集團的沉重壓迫下，在重農抑商的文化氛圍裏，他們不得不以卑微的身份，周旋於金字塔般等級森嚴的官僚階層中，在摧眉折腰的畢恭畢敬中聚斂起巨額財富，換句話說就是“跪著把錢掙了”。那麽在這種前提下，結交官員起初隻是商人謀求生存的智慧。像閻維藩這樣有著經營眼光的商人，又怎能不諳熟此道。要想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立於不敗之地。就要善於做好權力投資，以謀求種種經營特權。

　　官商勾結發展到後期，很多商號的成敗直接取決於是否買通、誰家買通了有關官員。他們極盡籠絡結交官員之能事，不惜煞費苦心做長線投入。這就好像炒股的人，需要的是投資眼光。癟子炒短線，高手玩長線。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進京應試，一旦儒生考中，晉商再利用自己的種種關係尤其是雄厚的經濟實力代為活動，使其順利走馬上任，然後再想方設法幫助他們放任外官，以便為自己日後行方便。各票號掌櫃和清王朝的王公貴戚、達官顯要們打得火熱，稱兄道弟，關係非同尋常。他們不僅經辦匯兌公款，而且逐漸發展到代地方收取賦稅，甚至幫助任職官吏私存、匯寄搜刮的中飽之銀，幾乎成為官員們的財務代理人。

　　官員們得了晉商的好處，自然為其大開政策綠燈，有人形象地說，前麵官家鳴鑼開道，後麵就緊跟著票莊的賬房先生。官商相助，利益均沾，晉商漸漸地與官員、官府形成了一言難盡的複雜關係。

　　閻維藩在這方麵還是很有經驗的，本來他也是按照行業規則在走，誰知道自己的大老板不吃這一套，他一怒之下就炒了老板的魷魚。

　　當時喬家的喬致庸——我們知道喬致庸是喬家的成長過程中非常關鍵的一個人物——聽說閻維藩已經辭職回來了，就想聘請他當自己票號的總經理。於是喬致庸就派他的兒子在從福建回山西的路上專門等著閻維藩，等了好幾天終於把這個閻維藩等來了。喬致庸當年已經是山西有名的富翁了，這麽大的一個富翁派兒子專程來接自己，還帶了十人大轎，這使得閻維藩非常感動，心裏熱乎乎的。來到喬家，喬致庸設宴隆重招待了閻維藩，然後和閻維藩談起了他的打算。閻維藩覺得覺得喬家對自己如此重視，那自己一定得好好地做出點樣子出來。後來閻維藩成為了喬家票號，大德通的大掌櫃。這一當就是二十六年，這期間票號裏每股的分紅平均達到一萬兩銀子，這在當時是非常突出的。

　　可以說在當時資助官員成為各大商號競相奔忙之事，誰也不會放過這種長線投資的機會。一旦押準了寶，將來的收益就不僅僅是這幾萬兩銀子的事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長厚票號蘇州分號在送達京城分號的信中寫道：“又複開去王家言老爺三代單一紙，恐前信遲延，耽誤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黃國校、朱錦文二位捐從九品職三代各一紙，查收遞捐。”“今封去周學浩兄，由俊秀捐從九職，黃偉、司靄雲二位由俊秀捐監生履曆各一紙，查收遞捐。”

　　蔚長厚京城分號在回複蘇州分號的信中寫道：“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遞捐，伊用過咱平定銀一百四十七兩零八分，黃偉、司靄雲二位各用銀一百四十五兩零八分，周學浩、鄭錫周二位各用銀一百一十八兩四錢”。

　　這一回一複之間，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這是蔚長厚票號在替上述索取功名或官職之人墊付活動經費，就是一種放長線釣大魚的辦法。現在花點錢，花點小錢，圖的就是日後的超值回報。從根兒上說，清政府的一些官員在先天上就離不開晉商。一些窮儒寒士也完全是靠著晉商的經濟資助才得以進京應試，考中後又靠晉商利用他們的種種關係尤其是雄厚的經濟實力代為活動，使自己順利走馬上任，然後又由晉商再想方設法幫助自己放任外官，上任之前準備盤費，上任之後打點上司、修建公館、雇傭下人等等。這些曾經受到晉商惠賜、幫助的儒士一旦官場得誌，在晉商票號所經營業務上怎能不予以關照呢？中國人嘛，最講究的就是人情，有情不還非君子。

　　不僅如此，如果說這是一項隱形投資的話，那麽，山西票號還赤裸裸為一些有意仕途的“潛力股”代辦代墊捐納官職。

　　鹹豐時期，清政府為了籌集軍餉，更是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遊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國家開放買官政策，這就給了那些長期結營官僚的山西票號更大的發揮空間，財富到達之處，權力大開方便之門。

　　他們抓住機會大肆攬辦，在承辦過程中，他們遵循著不成文的灰色章程那就是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密，而票號也同樣得到了官僚的庇護。那些已捐虛銜者，為了能夠獲取實職，他們還需要票號為其打聽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活動和打通關節。而那些已經得到實職的，為了能夠早日進步，得到更高一級的職務，也會請票號代辦“印結”。所謂印結，實際上就是一種簽有印鑒的證明文書。票號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能夠辦通捐納。票號平時自親兵至郎中，分別等級行賄，逢年過節必贈款送禮，臘月二十到除夕，每日兩三輛馬車專門拉包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贈送。對王公大臣，均在“相公”處殷勤接待。所謂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靜，招待周到之處。因為王公大臣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所，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

　　嚐到了甜頭的山西票號，自然在發展業務上與權力結構中的利益集團進行深度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