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八章 以高尚的名義謀私利

　　在中國古代官家社會中，商人處於四民之末（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地位是最低的。在春秋戰國時代，國君們都知道商賈利於國家富強，所以爭相與商人結交，以使“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就連把商人安排在四民之末的管仲，也是通過大興鹽海之利把齊國的經濟繁榮起來，才讓齊桓公有資格爭霸天下的。也正是由於管仲對商賈的了解，才清楚他們的“利害”。

　　在權力世界裏，“利”和“害”始終聯係在一起。就因為權力集團知道商人的“利”，所以也就看清了商人的“害”。盡管國家為了斂財的需要，早從秦漢時期就開始和商人做起了買賣交易：一手交錢，一手交“權”。但這種捐納的官職，並沒有多少實際好處，很多時候不過是一項榮譽頭銜。商人用錢獲取的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待遇。對於古代官僚集團來說，商人不過是“取款機”，是官員獲取“灰色收入”的管道之一。

　　對於皇帝來說，商人就是“中央銀行”，當國家快要揭不開鍋的時候，商人們就要出出血，共克時艱；但是當商人財富越積越多，富可敵國的時候，也就到了皇家翻臉的時候。這就像農民養豬，等豬肥起來，也就該到宰殺的時候了。明朝初年“資巨萬萬，田產遍於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沈萬山就是鮮活的例子。他用自己的財富不斷向新政權示好，可是馬屁還是拍到了馬腿上，犯了朱元璋的忌諱。說到底還是沈萬山的財富觸痛了朱元璋，結果落得三次抄家，流放雲南。

　　有人形象地將商人比作權力的“二奶”，這也許是商人離不開官員的主要原因。是“二奶”，就有想被扶正的野心。而在這“二奶”轉正之路上需要付出多少艱辛，很多時候還是花自飄零水自流。商人總是通過一些灰色通道與權力係統勾連在一起，將自己的身份漂白。很多時候，父輩打拚取得的財富就是為了子孫後代能夠遠離商場，成為權力係統中的一分子。有研究明清商業史的學者，發現在當時除了極少數西化的買辦資本家，願意將自己的商人職業永遠幹下去之外，中國商人中的絕大多數還是將經商作為旁門左道來經營，作為自己家族未來轉型的階梯。由於和朝廷、官員的深度勾結互為利用，“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壟斷與利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商業領域，壟斷一旦出現就必然伴隨不公平競爭。

　　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員與商人漸漸地形成了撕扯不開的複雜關係。而這種關係，也為商人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官商勾結猶如一個人從娘胎裏帶出的胎記，記錄著財富積累過程中的機緣與特色。下麵，我們就拿晉商來對上述買賣關係作一分析。

　　隆慶四年（1570）的春天，蒙古首領俺答汗的孫子把那漢吉與俺答之間發生了激烈衝突，把那漢吉一怒之下就投奔了大明。這種事並無先例可查，讓明朝的官家集團也不知如何應對？由此引發了在處理把那漢吉問題上的朝政之爭。和每次政見之爭一樣，官僚集團內部大致分作兩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戰。

　　以趙貞吉為首的一派主張采取強硬的軍事手段，以王崇古、張四維等為首的一派主張議和開馬市。

　　關於在邊境開馬市，這已經不是什麽新鮮的話題了。因為在此之前，雙方就此有過實質性的接觸。

　　嘉靖年間的時候，在蒙古比較靠近山西的地方地默川地區（今天的呼和浩特一帶）出現了一個新的部落土默特部，其首領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他一直希望能夠通過和談的方式，與明朝政府在邊境設立一個“互市”，既可以有所交流，又可以滿足生活需求。他在嘉靖十三年的時候，第一次主動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貢”。所謂“封貢”，也就是封他為王，給他一個王的封號，這樣自己就可以保證部落民眾和軍隊不騷擾明朝北方邊境。俺答汗還提出一個雙方在商業上合作的架構：你要和我“互市”，你要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然後我用牛、馬、羊和你進行交換。

　　明朝中央政府卻始終不買賬，在整個嘉靖一朝，俺答汗每一次的請求都被嚴詞拒絕，就連俺答汗好幾次派來和明朝進行談判的使者都被殺了。

　　明朝當時的國策就是堅決對蒙古草原實行經濟封鎖，但實際上這種封鎖是封而不鎖，因為民間是禁不住的。王崇古在就任宣大總督以後早就把這個事看得很透了，這個時候需要的是一個貫通雙方利益的契機。要使明朝的中央朝廷改變國策，作為一個鎮守邊關的總督，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作為官員他隻能執行這種國策，也就在這時候出現了俺答汗的孫子降明這一事件。

　　俺答汗一怒之下陳兵大同城下，王崇古無意與其開仗，他想把這個事情圓滿地解決。

　　這樣一件偶然的邊境事件在王崇古看來卻是解決蒙漢爭端的最佳良機，他馬上上書朝廷，建議封俺主要推動者，連《明史》都承認：“貢幣之議崇古獨成之”。

　　作為一個邊境官員，王崇古這麽賣力難道僅僅是為了消除邊患？其實這裏麵有著商人的利益計算。王崇古出生在晉商之家，祖籍蒲州（山西省永濟縣）。他的父親王瑤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山西商人，還曾經做過學正這樣的小官，可是所掙的薪俸無法滿足自己宏大的財富夢想，所以他很早就從公務員隊伍裏辭職不幹了，與哥哥王現邁入了商旅生涯。

　　地貧人多使得當時很多山西人不得不從土地中走出來，在經商的交換和流通中取得維持生存的必需品。我們知道在一個區域內長期困頓壓抑的人，如果有一天突然獲得了自由與財富，他自然會將這種獲得財富的途徑無限放大。王崇古的父輩們亦是如此，他們深深相信：與政治力量相結合會保持自己獲利的持久性與豐厚性。“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商人就是以盈利為目的。通過什麽樣的渠道能夠保證利益的最大化，那麽這個渠道將是他們極力推崇與維護的。

　　王崇古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作為一名官商，他的很多親屬大多是山西的商界名流。他比誰都清楚：政府製定和實施的政策對商人的經營活動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他需要做的，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讓山西的商業活動與明朝官家的權力結合，或者以財力通過各種方式結交官宦，從而影響政府做出有利於商人進行經商盈利活動的政策。而政府也把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餉供應的工具。就這樣，商人與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依托關係。官商勾結，實現各自的利益訴求，在這一點上，晉商的百年興衰史就是最為真實的寫照。

　　到了隆慶五年（1571）三月，以王崇古為代表的議和派終於在這場政見之爭中占據了上風。明朝政府也做出決定：與蒙古議和，封俺答為順義王，允許與蒙古通商貿易。也就是說，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關）三鎮的長城以外開設馬市。後來發展到在陝西、寧夏二鎮也開馬市，每月一次在長城的各關口同時開設小市場。沒想到的是，交易市場異常繁榮。交易商品除了布帛、菽粟、皮貨外，還有服裝、針、線等日用百貨。

　　王崇古與其外甥張四維等在議和開馬市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更應該看到，推動這一政策還是以晉商為代表的商人勢力。王、張雖然身在官場，可二人均為晉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瑤、伯父王現、長兄王崇義、從弟王崇勳、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張四維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張四維的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弟張四教、嶽父王恩、妻兄王海等也是晉商。可見王氏、張氏均為大商，此時擴大與蒙古地區的貿易，將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商業利潤。

　　當時像王、張這樣有著“商人胎記”的官員在當時不在少數，這種官商合體家族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商人勢力的不斷擴充，必然引發商人參政議政分享政權的願望和可能。在明中葉正德、嘉靖年間，一些參與國家重大經濟活動的商人，他們的子弟通過交結地方官吏以郡縣學籍參加科考，一部分商家子弟由此步入仕途，而官府對此並不明令禁止，這就打破了長期以來不許商人子弟仕宦為官的成例。卿相出自科舉是明代的定製，商人子弟入仕做官，提高了商人家族在社會上的地位，同時商人家庭借此利用其政治地位鞏固他們商業上取得的成就，這就是出現官商一體化家族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