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五章 說了真話害了自己

　　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麵臨著複雜的形勢。南方的前明割據政權和農民軍仍然威脅著這個新興政權。在這種局勢之下，清初統治者為了維係人心，安定秩序，采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做法。先是寬政於民，免除明末苛賦，後又嚴禁經征官員巧取豪奪，紓緩民力。可這些措施並沒有真正落實到位，隻是停留在官方的文告中。當局雖然聲稱所有加派，要全部免除，甚至要以“殺無赦”來懲治那些不執行新賦稅政策的官吏。但是這種聽上去很美的言辭，並沒有改變地方官吏加倍征收賦稅的事實。順治元年剛剛禁革明末加派（正項以外增收的賦稅）的稅額，不出三年，就在原額之外，又加上“天啟、崇禎遞增額數一半征收”。

　　這種政策上的朝令夕改，使得賦稅政策對不少州縣而言，隻是一紙空文。康熙初期，江寧巡撫湯斌還未赴任，就有人告訴他：那裏承明積弊之後，田賦之重，與明朝時期並無二致。也就是說，清朝當局不但沒有減免那些加派在老百姓頭上的賦稅，反而在原有基礎上又加了新的額外征派。由於明末長期的戰爭，導致國家戶口田土銳減。在明朝的絕大多數時間裏，登錄在賦役簿籍上的土地數量平均約為7億畝，人口5000多萬。等到了順治二年（1645），這個數字降到僅僅4.05億畝，人口僅有1000多萬。

　　在以地、丁為征收對象的財政製度下，這種數字上的前後變化意味著國家財富的銳減。清初麵臨的形勢更加嚴峻，這種特殊的社會處境使得清朝初期的財政肩負著雙重使命：既要滿足戰爭軍費支出的需要，又要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財政來源。

　　由於地方賦稅的加重，導致江南財政吃緊，這也就意味著國庫缺少真金白銀。國庫缺錢，最直接的體現是，軍隊糧餉告急。順治十三年（1656年），廣東瓊州駐守有6000名官兵，由於軍隊多年缺餉，很多官兵因此缺糧而死或自縊而死。作為地方官兵，他們一年隻能領到半年的軍餉，剩下的半年隻有挨餓的份。

　　廣東巡按張熙更是心急如焚，這樣下去將會出現難以收拾的局麵。他一再上奏，請求朝廷從速撥發糧餉，不然實在撐不下去。

　　不僅廣東駐軍，其他地區也遇到同樣的問題。順治十六年（1659年），福建省出現了軍隊騷亂。當地駐軍因為有七八個月沒有領到軍餉，這些暴脾氣的士兵索性拎著家夥出去搶，搶不到就把軍服一脫跑去當強盜，或者當農民，當兵不就為了混口飯吃嗎，現在沒飯吃還當什麽兵。福建總督（軍區司令）李率泰上奏說：省財政已經難以為繼，吃飯成為頭等大事，情形“萬分危急”。

　　新朝剛立，就出現這種缺米下鍋的局麵，一時之間軍心渙散，人心思變。那麽麵對這接二連三的奏折，清政府又是怎樣做出應變的呢？

　　明清交替之際的江南，受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的雙重襲擊，傳統的儒家道德觀念對社會管理失控，在社會群體中產生了強烈的精神衝擊，江南文人集團的心態開始嚴重失衡。江南文人群體是一個特別的文化概念，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內，發揮著特殊的功能。明朝末年，不安分的江南文人試圖以社會批判的方式改造世界；清軍入關後，江南地區儼然成為國家重大政治活動演出的舞台。而在這方舞台之上，江南文人集團所扮演的雖然不是主角，但也絕對不是配角。然而在國家權力的重壓之下，他們也隻能將內心的衝動壓製起來。

　　自古以來，江南地區也算是全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到了順治時期，這些地區還一度成立了“江南省”，包括今天的安徽、江蘇和上海一帶。當時，江南一省的賦稅就占去全國的三分之一，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數就占了全國的近一半，因此才有了“天下英才，半數盡出江南！”這樣的說法。

　　如今繁華不再，弊病叢生。為應對眼前的財政危機，戶部責成江蘇巡撫朱國治追繳欠款欠糧。朝廷之所以在艱難時局會想到從江蘇地皮上刮錢，也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這裏曆來是國家的財賦重地，清朝開國以來，也看中了這塊寶地，稅賦有增無減。國家把這麽重的擔子壓了下來，作為江蘇省一把手的朱國治既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又預感到這將是一次立功表現的機會。幹好了，頭上的頂戴花翎會染得更紅；幹不好，丟官事小，沒命事大。朱國治接到朝廷的命令後，二話不說就將任務分配下去。要求江蘇的紳衿富民們，在兩個月時間內，按攤派下去的繳納數目如數上繳，不得討價還價。

　　為使這項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順治十五年（1658）七月，由吏、戶、禮三部共同製定並出台了針對紳衿抗糧的處分規定：對拖欠錢糧八九成的貢生、監生、廩生等人罰四十大板，革黜為民，枷號兩個月，並繼續嚴催沒有繳清的錢糧；拖欠五六七成罰四十大板，革黜為民，枷號一個月，並繼續催繳；拖欠四成以下的人，全部革職，罰二十大板，並繼續催繳。對那些包攬別人拖欠的人，不論拖欠多少，都革職為民，罰四十大板，枷號三個月。如果有官員知情不報，被他人揭發，將一並處罰。

　　為什麽朝廷要將這項政策鎖定的主要對象放在紳衿身上？因為在官方心目中，隻要拿下了紳衿，就意味著任務完成了大半。

　　為什麽這麽說呢？這要從鄉紳階層的政治地位說起。

　　鄉紳階層主要由科舉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當地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鄉或長期賦閑居鄉養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鄉村社會有影響的人員構成。他們近似於官而異於官，近似於民又在民之上。另外他們中間的有些人還曾經掌握過有限的權印，極少數人可能還在官場上混過。

　　他們有著雙重的權力身份：第一是扮演在鄉村社會貫徹朝廷、官府政令並領頭執行的角色。也就是說，封建統治集團想要將自己的政令、法令，傳達下去，隻需將政策、法令告之鄉紳，其他事就不需多慮。

　　第二是這些人扮演鄉村社會的政治首領或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地方鄉民對朝廷政令及各種賦稅的服從或不滿，都要先反饋到鄉紳那裏，再經鄉紳向官府反映。

　　順治十八年（1661），農曆二月初四的上午，江南蘇州郊區的文廟，傳來了潮水般的哭聲。順治皇帝駕崩的消息從京城傳來，文廟作為江南祭祀孔子的場所之一，此時聚集了江蘇全省軍政要員和社會名流為順治皇帝送行。當然朱國治也在其中，作為一省之長，他不但需要參加，還要擔任儀式的主持。自己的皇帝死了，算是國喪，儀式的莊嚴肅穆可想而知。

　　也就在大家垂首做悲痛欲絕狀之際，突然文廟外出現了一陣騷亂。

　　很快就有人衝破巡查士兵的封鎖闖了進來，隨即騷亂轉換成激烈的鼓聲。還沒等靈堂內的官員和地方豪紳做出反應，十幾個人就跪在了巡撫朱國治的麵前。這幫人看起來不像匪人，也不像大字不識的農民，倒像是一幫參加過科舉考試的士子。詢問之下，朱國治才搞清楚。他們中間為首的倪用賓、薛爾張、丁紫洄等人，都是當地的科舉士子領頭的倪用賓向朱省長遞上了一遝狀紙，要求巡撫大人為民做主，懲治貪官。而他們所告的貪官是吳縣知縣任維初。

　　吳縣知縣任維初，是個惡毒貪婪之徒，上任以來搞得與百姓關係非常緊張。這種官員往往讓老百姓厭惡，但卻能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因為他憑借其心黑皮厚的本領，幹工作往往不計成本。為了完成上級交給的繳納錢糧任務，他是無所不用其極，手段異常毒辣。

　　每過堂必用烙鐵烙人，受刑人慘叫之聲達於通衢，皮肉焦臭之味聞於四門，因此他也被稱為“烙鐵任”。他還特別發明了一套刑具，就是準備數十塊竹條，放在尿水中浸泡。行刑之時，命令衙役扒掉欠稅款者的褲子，用竹條將P股打得皮開肉綻。竹條在尿水中浸泡數日，毒性不小，受酷刑者的傷口處受到病菌感染，很多人就這樣被活活折磨而死。

　　當然這還不是書生們跑到文廟來哭訴的主要原因，他們此行主要是揭發任維初的貪汙行為。也就是說，在全縣上下勒緊褲腰帶為國家擠稅款的當口，縣長任維初卻不顧廉恥帶頭貪汙。那鄉民們是怎麽發現縣長貪汙的呢？事情的起因源於有人發現在縣城的一家米行有三千多石糧食在高價銷售，國家不是號召全民納糧嗎？那麽眼前的高價糧又是從何而來？為了查個水落石出，有人就將米行老板騙到酒館裏喝了一頓酒，米行老板在迷迷糊糊中說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來這批糧食是吳縣的一個衙役吳行之寄存在這裏，讓他幫忙出手的。而這個吳行之是在任維初手下當差的，一番打探摸排之下，很快就查到了任縣長的頭上。也就是說，這個高價糧是任維初搜刮農民的，然後準備向外倒賣。

　　官吏如刀俎，糧戶為魚肉，刀俎掌握著對魚肉的加害權，所以通常情況，糧戶隻能逆來順受，任其宰割。事情曝光後，糧戶們敢怒不敢言。

　　碰上這樣的事，倪用賓、薛爾張、丁紫洄等人不可能視而不見。他們覺得自己有替鄉民出頭的義務，也有這個話語權。他們這份自信，來自於他們的官方身份——士子。

　　雖然知識分子處於國家正式的權力係統之外，但是他們具有功名和職銜的特殊身份，這個階層源源不斷地為國家輸送各種大小官吏。可以說，士子階層是政府官員的後備軍，屬於地方的鄉紳集團，他們往往視統治集團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為一體。

　　在“皇權不下縣”的年代裏，他們自覺自願地充當起統治集團代言人的角色，在地方基層承擔起輔佐政府治理地方的職責。而國家也因為有這些士紳階層的協助，其猶如空中樓閣般高懸在廣大民眾之上的政權機器才能夠運轉自如，那些“山高皇帝遠”的鄉民們雖與皇權相距遙遠，也依然俯首稱臣。

　　倪用賓、薛爾張、丁紫洄等人接受任務後，正巧趕上了順治皇帝駕崩這個時間節點。於是利用江蘇巡撫朱國治到蘇州主持祭祀儀式這一時機，闖進文廟敲鍾告狀，希望引起高層的重視。

　　倪用賓、薛爾張等人的正義行為，是應該作為典型得到官府嘉獎的。但事實情況卻是，巡撫朱國治當場下令，逮捕領頭告狀的一群科舉士子，將他們關進大獄。自此，由蘇州文廟案為開端，禍及一萬多名江南鄉紳士子的大冤案拉開了序幕。

　　朱國治的態度讓倪用賓等人措手不及，他們萬萬沒有料到，巡撫大人會用這種方式來迎接他們。那麽我們來看一看倪用賓、薛爾張、丁紫洄等人在這個事件中充當了什麽角色。首先是民間社會庇護者的角色，由於他們的領頭抗爭，吳縣的糧農有可能會減輕糧胥的盤剝，也可能會讓盤剝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其次，這些科舉士子也是新權力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此次告狀成功，他們會在基層樹立起自己應有的權威，這種權威在民間將會轉化為真切可見的權力收益。

　　誰料巡撫朱國治隻是沉悶的一聲斷喝，就切斷了他們的夢想。盤根錯節的勢力豈是輕易就能扳倒的。

　　在朱國治看來，這幫讀書人說的話句句是實，就是因為他們說出了事情的真相，才應該去監獄裏麵待著。至於吳縣縣長任維初犯得那點事，根本就不算什麽。憑借著任維初的那副奪命手段，在催款納糧上肯定出力不少。更深層的原因是，朱國治本人也是寄生在這條權力鏈上的“食權者”，要知道任維初貪贓所得，有一部分是進了他的口袋的，現在需要他出頭擔當一下責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