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二十四章 為主子辦事就得不擇手段

　　皇帝把儒家思想作為招牌，卻不給儒生以管理國家的權力，反而任用並不信奉儒家觀念的胥吏來進行殘酷的治理。這個時候，在君、吏、士三者的關係當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現，而酷吏正是君權的直接體現。

　　主子的替罪羊

　　酷吏是中國古代官場的特殊群體，我們都知道合法傷害權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錢。而這種本錢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們把這種參與權力分肥的本錢用到了極致，甚至超出了人類的思維。酷吏的酷，是對於犯法者動輒處以極刑，殺頭無數的表現手法。在權力係統秩序井然的官場上，酷吏是一夥善於投機的人。在皇權遇到麻煩，需要酷吏站出來清除障礙的時候，也是酷吏迎來自己機會的時候。他們會不斷將自己的“合法傷害權”升級換代，將這種傷害能力兌換成“政績”以獲得提拔。而對於政績的評定又取決於統治集團建立的體製，所以酷吏總是很容易就浮出了權力的地表，成為一支強勁反彈的潛力股。

　　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突發奇想決定製造白鹿皮幣。白鹿皮幣的提法，的確是瘋狂者的瘋狂想法，這主要是因為漢武帝劉徹迷信方術所致。古人經常以白鹿為祥瑞，白鹿出沒，則與仙人為伴。後來的說法更加玄乎了，說：“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盡管劉徹那個年代還沒“滿五百歲則其色白”的說法，但白鹿被視為吉祥之物的說法已經確立。

　　下麵我要說的這個人，叫顏異，時任大農令，也就相當於國家的農業部部長。

　　作為部級幹部的顏異很能幹，也非常廉潔，從綜合考評來看也算是一個好官。漢武帝對他還算器重，將他提拔到九卿的位置上。當時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被封為“九卿”，“九卿”是秦漢時期對中央各部門長官的一種尊稱。

　　漢武帝劉徹就征求顏異對造白鹿皮幣的意見，顏異並不客氣，明確表示反對。他說“現在各王、侯朝賀用的禮物都是白色的玉璧，價值隻幾千錢，主次很不相稱。”

　　劉徹本來是想聽好話的，結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所以對顏異的言論很不滿意。

　　皇帝的心理反應是下邊人揣摸的重點，看一看那些權臣們又有幾個不是皇帝肚子裏的蛔蟲。顏異這種官場一根筋的人物，每個時代也都少不了。沒有一根筋，又何以襯托出其他人的八麵玲瓏。

　　有人就根據劉徹不高興這一政治動向，給顏異“找茬兒”了。估計這撥“找茬兒”的人，多數是顏異的政敵。於是就有人站出來告發了顏異，漢武帝就派長安吏張湯負責這個案子。善於捕捉政治風向的張湯本來就與顏異有舊怨，所以這正是一個將顏異整趴下的天賜良機。

　　沒有等到張湯親自動手，就有人站出來告發顏異。告的是什麽呢？很怪，隻是一個表情。有人說：顏異與客人談到緡錢（西漢時期出現的新稅目）等法令時，他的表情不對。客人說這些法令製定得不符合國情，擾民。顏異當時一句話沒說，隻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張湯就抓住這一微妙的動作，開始大做文章，向漢武帝上奏說：顏異見法令有不恰當的地方，不到朝廷陳述，反而在心裏非議，應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誹”。

　　張湯這個人真是太有創意了，張嘴就給人定下一個罪名。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他這一招要比一千二百年後整死嶽飛的“莫須有”罪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他給人定罪的藝術可以說是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隨便就在中國曆史上創立了一個新的刑名，叫“腹誹罪”。顧名思義，你就是一句話不說，心裏有不滿也照樣能治你的罪。張湯這種給人定罪的藝術，來自於他在司法實踐中的大量總結。他總結出的理論很有“後現代”氣息，可以稱為“政治上正確”的始祖。理論上並不算太高深，但實用性卻非常強大。

　　史書是這樣評價張湯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用現在的話來說，皇帝想給哪個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張湯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羅證言、證物，甚至不惜造假，給那個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如果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張湯就采取另一種辦法，讓手下少用證據，甚至毀滅證據來達到減刑的目的。也就是說張湯的腦袋是扛在皇帝肩膀上的，他內心的利害計算，是建立在皇帝滿不滿意的基礎上的。

　　在張湯的一手操辦下，漢武帝時期恢複了漢初廢除的連坐法、族誅法、妖言誹謗罪等嚴刑峻法；對那些應判刑的罪犯也是毫不留情，全部施以重典。

　　張湯的閃亮登場，使得文景盛世寬厚之風蕩然無存，西漢也由此進入了酷吏統治的恐怖時代。

　　這時候的漢武帝為加強封建大一統，罷百家尊儒術，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張湯也順應時勢，他一邊上書請求選派儒家博士為廷尉史，輔助自己來辦案，一邊又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谘詢已經還鄉退隱的董仲舒，以他的意見作為重要的審判依據。在儒家經典裏，為嚴刑酷法找依據。我們不得不感歎，張湯是個天才。

　　從此張湯和他的那些同事們斷案，言必六經，史稱“春秋決獄”。他們一邊要迎合皇帝的旨意，一邊又要附會古人之義。迎合皇帝是為了不犯錯誤，附會古人是為自己行使公權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像張湯這樣的酷吏，雖然知道掛著儒家的羊頭來賣狗肉，但並不能說明他們真就是一群具有儒家意念的人。

　　有個故事可以反映這一點。張湯小時候，他的父親任長安丞一職。有一次出門，留下張湯一個人在家。誰知道家裏老鼠多，把肉偷吃了。張父非常生氣，就把張湯拎過來揍了一頓。張湯內心不服，就掘了老鼠洞，逮住老鼠，取出那塊肉。然後自己搞了一個模擬法庭，將老鼠和那塊肉丟在堂下，宣布罪狀，拿出刑具。張父在旁邊看著，張湯的一言一行完全不像一個孩子，就像一個有著多年斷案經驗的老獄吏，他非常吃驚，於是就讓張湯從一個書記員幹起。

　　這一細節好似一出精彩的戲劇。仔細分析這則材料，我們可以發現張湯所受的教育隻是“刀筆吏”的專業教育，他對儒家經典是陌生的。也就是說他掌握的隻是斷案的“技術”層麵，而缺少一種終極的觀念和信仰。

　　像他這樣的胥吏，“能力”完全是來自於“實踐經驗”。

　　他們在麵對問題的時候，會用實用主義的立場來處理所有的事務。

　　張湯的飛黃騰達，首要原因在於他在成功之前還是一個很低調的人，也善於編織官場關係網，打下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張湯得到了漢武帝劉徹的充分信任。

　　張湯的一言一行從漢武帝的這個角度看去，無不是唯皇命是從，正所謂：一流的奴才，三流的忠臣就是說的這號人。這樣一來，漢武帝自然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理所當然地應該重用他，賦予他大權。

　　不過張湯斷案也不是逮著案子就死咬不放，他斷案大多是有選擇性的。比如遇上漢武帝討厭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罰；遇上漢武帝喜歡的，就尋找借口法外開恩；遇上漢武帝不關心而與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審到底，以排擠仇家為政績，在維護皇權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擴張己欲。名義上萬事由皇帝一人裁決，其實最終決策權卻完全被張湯的個人意誌所引導。

　　位列三公後的張湯仗著有漢武帝的寵信，常常幹下一些越權的事，權勢遠超丞相。他在朝堂上肆無忌憚地談論國家大政，忽悠得漢武帝廢寢忘食遲遲不退朝，皇帝不走，害得其他大臣們也沒辦法準時下班。

　　張湯因病不能上朝時，漢武帝竟然會禦駕專程前往張府看望，做臣子做到如此地步，應該是拉風到極致了。

　　我們具體來看一看張湯任侍禦史專司刑法時處理的三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是“巫蠱”案。在漢武帝為膠東王時被娶為王後，登基後封為皇後的就是“金屋藏嬌”中的那個陳阿嬌。帝後感情雖篤，遺憾的是陳皇後始終沒能為漢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漢武帝巡遊至姐姐平陽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陽公主府上的歌女衛子夫（其弟就是後來平定匈奴的大將軍衛青），遂將其納入宮中，因為懷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寵愛集一身。陳皇後不甘心失寵，召女巫楚服為其祈禱，以圖漢武帝能夠回心轉意。時間久了，引起武帝猜疑，就命張湯來調查這個案子。楚服仗著背後有皇後撐腰，並不買賬，從而激怒了張湯。張湯一怒之下將楚服以“巫蠱”定罪，隨之牽連到宮中300餘人，均被處以死刑。此案辦得快速利落，皇帝一高興，張湯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為廷尉，成為最高司法長官。張湯辦的這個案子純粹是為了迎合漢武帝對皇後妒忌的不滿，基本上是一樁冤案。但對仗勢蠱惑人心者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皇帝後宮的安全來說卻是絕對有利的。但也由此得罪了宮中的一部分人。

　　第二個案子是淮南王劉安謀反案，這個案子倒是證據確鑿，張湯明白謀反大案都是皇帝最為忌恨的案子，從律令來說又是十惡不赦的，而且謀反案人少是反不起來的，所以，他辦起來更是殺氣騰騰，審訊時，所有能讓人魂飛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數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簽紮，或火烙，或煙熏，無所不用其極，每到審訊之時，全堂上下鬼哭狼嚎，血流滿地，慘不忍睹。此一案，就有2萬多人被殺。

　　張湯辦的第三個大案仍舊是謀反案。在審理淮南王謀反案時，張湯已經偵得衡山王劉賜也參與同謀，但武帝不想牽連過多，就將此事壓了下來。孰料3個月後，劉賜的太子劉爽上了一個奏折，告他的弟弟劉孝與父妾通奸，並與父親串通謀反。武帝下令張湯立即查辦。劉賜自殺。此案也造成2萬多人被殺。

　　第二和第三個案子共誅戮4萬多人，可謂殺人如麻。在張湯這樣的酷吏眼中法律是極不穩定的，可以根據需要對法律加以解釋和利用，可以隨意放大法律的傷害權。特別是在迎合人主需要時更是隨意地曲解法律。

　　張湯眼中的世界無所謂法律，隻要皇帝需要的就是法律，反之不需要的就可以置法律於不顧。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得到皇帝的喜歡，受到器重，最終可以達到一種挾天子以壓百官，挾刑威以虐萬民。

　　張湯迎合主上的目的是為自己手中的權力尋租，借此為放大自己的“合法傷害權”尋找靠山。換句話說，也是為日後曲解法律尋找正當性的根據，最終達到一種自己能隨意解釋法律的狀態。由於法律規定的剛性和具體案件的個性，也需求法官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衡平，這在客觀為酷吏們曲解法律提供了正當性借口。欲其生則附生義，欲其死則附死比。欲生欲死全在其自由裁量之下，曲解法律的目的無非是唯官、唯內、唯反、唯來、唯貨為個人目的服務，是用國家權力進行尋租。而公權力在任何朝代都是禁止尋租的，但迎合人主的需要就為權力尋租上了保險。

　　這三件案子張湯辦得相當漂亮，也由此得到了漢武帝更多的寵信，衡山王謀反案辦完的次年張湯就升為禦史大夫，地位僅次於丞相。

　　像張湯這樣的酷吏階層是附屬於政治統治者的次生統治階層，是統治階層的在政治上的私人打手，具有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曆來都受到統治者的歡迎。前秦時期就有“路人以目”的現象，也就是說他們是統治集團直接放在民間和大臣們中間的“一雙眼睛”。

　　張湯作為皇帝一手提拔起來的酷吏，在漢武帝的授意之下瘋狂地打擊那些豪強權貴。

　　張湯像一柄利器，被漢武帝深深地紮進了豪強們的心髒。

　　在嚴打豪強的過程中，由於程序正義的缺失，酷吏撈政治資本心切，有時也將打擊麵擴大化，經常殃及平民。酷吏杜周為廷尉，每年要辦一千多個案子，大者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裏，近者數百裏。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最終“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其中當有多少冤獄，多少枯骨，已經無法計算。

　　酷吏吃香，酷卒也跟著成為官場紅人，黑獄風雲可屢自史冊窺見。《史記·周勃傳》記其感歎“吾嚐將百萬之眾，今始知獄吏之貴”；《史記·周亞夫傳》記其在獄中不食五日，嘔血而死。不吃飯也許可致人死，但不至於嘔血死，這或是當時黑獄的一種例行死法吧？《史記·李廣傳》記其不願對刀筆吏，自刎而死；《漢書·司馬遷傳》記其“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可見西漢獄吏之尊，且用的大多都屬於法外之刑；從酷吏到獄卒，沒有幾個人是按照法律程序在走。

　　然而酷吏的下場，往往像他們的名字一樣也很殘酷。因為一個非法治的社會，沒有規則的社會，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會。非法的執法者怎能保證，他自己有一天不會被另一個非法的執法者給法辦了呢？

　　張湯這種動輒就見血封喉的做法使權貴們感到威脅，為求自保，他們隻好聯合起來欲除之而後快。犯了眾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寵信，曆朝的皇帝幾乎都有這種毛病，他越寵信誰，大夥越反對誰，他就越是寵信，非要跟眾臣對著來。

　　但是不要忘記一點，皇帝寵信大臣，就跟寵愛妃子一樣，時間一久，難免會生膩。這時候，寵臣倒黴的日子就到了，張湯也是如此。這些年為皇帝鞍前馬後積攢了很多怨氣，朝堂上很多人瞪著血紅的眼睛尋找著機會，一個置他於死地的機會。

　　當時西漢和匈奴長年間大規模的戰爭導致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危機，漢武帝又讓張湯來主管經濟改革，策劃國家與百姓爭利，負責製造白金貨幣和五銖錢，實施鹽鐵專賣法案，到處張貼緝拿令，嚴刑打擊豪強富賈，酷法壓迫平民弱勢，全國被搞得通貨膨脹，騷動不堪。最終張湯淪落到了萬夫所指的地步，可控製的經濟危機已被人為惡化成了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這就如同不義的輝煌總逃不過慘淡的收場，張湯的權勢也快走到盡頭了。

　　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於鹽鐵收歸中央政府獨占，極大損害了同姓諸侯國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個人恩怨，趙王劉彭祖率先指控張湯與其下屬魯謁居合謀危害國家。

　　魯謁居是張湯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製冤案以陷害張湯的舊怨禦史李文。這次因趙王上告被關入獄中不久病死。被連累的魯謁居的弟弟認為張湯見死不救，於是在牢裏揭露了其兄與張湯違法挾私尋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減宣調查李文案，而同為酷吏的減宣恰恰是張湯的老對頭，欲借此案置張湯於死地。他私下秘密行動羅織大罪。正在這危機時刻，有賊偷盜了漢文帝陵園的下葬錢，依慣例，丞相莊青翟與張湯相約一同向武帝謝罪。

　　誰知張湯臨時變卦，單方麵推卸責任，準備先彈劾莊青翟，將罪名全歸於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長吏朱買臣、王朝、邊通也都與張湯結有深怨，三人得知張湯計劃後，一起聯名先發製人，替丞相聲辯無罪的同時，告發了張湯平日的種種非法行徑，將前後數件事一一聯係。武帝暴怒，認定張湯內心險詐，一貫欺君，便不由分說，派使者帶著罪名簿以八項大罪痛責張湯。

　　武帝還派出當年與張湯情同兄弟的酷吏趙禹來質問他。張湯見了好友，自以為事情終有轉機，正準備解釋，卻被趙禹當頭痛斥：“今天你覺得自己冤枉了，當年被你殺的那麽多人就不冤枉嗎？現在別人告你都是有真憑實據的，皇上關你到牢裏，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斷，為什麽還要爭辯呢？”（這與成語“請君入甕”有神似之處）這麽一折騰，張湯終於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為，再以自己對武帝的了解，盡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

　　於是在諸侯、部屬、酷吏、同僚上下內外四麵八方的夾擊下，皇帝也拋棄了這個曾經為自己擺平一切違規者的戰友。

　　在中央政府，這些豪強權貴聯手對付張湯這樣的高級酷吏。與此同時，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過。漢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機關的酷吏，擾亂了地方權力結盟的內在平衡，中央政權卻又缺乏有效的措施來加以控製，結果導致漢武帝在位後期關東諸郡（華北平原的經濟中心）處於動蕩狀態，乃至群盜紛起，叛亂時作。

　　詭異的是，這些叛亂分子與地方豪強、地方官員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換言之，叛亂分子並非是那些過不下去日子的下層農民，而是武裝起來的地方實力派。這也可視作地方豪強對中央高壓政策的一種對抗性的回應。

　　位居“三公”的張湯在權貴們的合力構陷下，被逼自盡，死後全部家產不過500金。這是他為官一生的俸祿加上皇帝的賞賜。下葬時，張家僅以牛車送至地頭，有棺無槨，這在當時是少見的。

　　至於後來東漢的董宣不僅執法如山，即使是皇親國戚也不枉法徇情，所以光武帝才稱他為“強項令”；更為可貴的是他為官清廉。他曾經因為堅持原則，處死公主家奴，得到皇帝賞賜的30萬錢，悉數分給了下屬。待他病故，也僅僅落得“布被覆屍，妻、子對哭”的淒涼之景。他留下的全部財產僅有大麥數斛，敞車一乘。連皇帝麵對此情此景，也不由感慨道：“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話說回來張湯落到一個悲慘的結局，最致命的原因在於他的兩麵性格，執法太過冷血，由此結怨太多，最後被皇帝所拋棄。

　　其實張湯在這裏做了冤大頭，他撈取的酷吏惡名都是拜一人所賜，那就是他所效忠的皇帝。為了維護皇帝的顏麵，張湯時時處處按照皇帝的指示精神在做人和辦事。說到底，他不過是皇帝豢養的一條忠狗，忠心耿耿，專以咬人為己任。一生的事業，無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員，一不許他們有貳心，連私下的牢騷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來，滿門抄斬。二不許他們多浪費皇家的銀子，少花錢多幹事，最好是讓馬兒跑，又不讓馬兒吃草。

　　然而，問題是，那些被張湯看住的官員，其實也同樣是皇帝豢養的獵犬，為皇帝看家護院，維持秩序、征收錢糧。雖然說，某些官員可能沒有張湯這樣的忠心赤膽，可以過苦日子還屁顛屁顛地東奔西走，不辭勞苦，但也都是皇家離不開的。說白了，皇家的天下，不就是靠這些人在支撐著嗎？

　　蒼鷹郅都被斬，屠伯延年棄市，乳虎寧成亡家，張湯死於三長史之手，王溫舒五族俱滅。這絕非世俗意義上的因果報應，但或可視為一種惡法循環的因果報應。公元前81年，漢武帝死後的第六年，朝廷召集會議，“舉賢良文學”，全麵檢討漢武帝的政策。被舉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他們對漢武帝當年出台的打壓豪強的酷吏政策展開抨擊。漢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壓地方豪強的多年努力，也隨之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