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二十三章 領導信任就是一切

　　明神宗能夠想象到那些宦官們在下麵打著自己的旗號為非作歹，但是到底能夠禍害到什麽程度？他就不一定能把握得準了。官員們屢屢上疏彈劾宦官，萬曆卻始終充耳不聞。曆史記載，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各路礦監稅使向朝廷內庫供奉銀兩就高達三百萬之巨。看著從下麵滾滾而來的真金白銀，明神宗就是有天大的火氣也給滅了。

　　作為一國之君，明神宗看重的是豐厚的利益回報。那些過去整天在身邊瞎轉悠的宦官到了地方上，居然能夠如此給力，為國謀福祉的能力絲毫不遜於那些地方官員。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戶部都給事中包見捷上疏：長此以往，礦監稅使將動搖國之根本。明神宗根本聽不進去這些危言聳聽的話，他不以為然道：老祖宗不也幹過這事嗎？到了嘉靖年間才告停，現在我隻不過是在遵祖製而行。

　　其實明神宗與宦官之間的關係，絕不僅僅是主人養了一條狗的關係那麽簡單。朱元璋當年廢黜丞相集大權於一身，這就等於為自己的後世子孫定了“民工皇帝”的調調。起早貪黑，埋頭幹活。大大小小的紛繁雜務，皇帝都要親力親為，絕不假手於人。

　　既然官員們都不值得信任，皇帝隻能依靠身邊的宦官。尤其是萬曆皇帝，從張居正大權獨攬時期一路走過來，他與權力係統內的官僚早就沒有了互相信任的關係。我們從明神宗全麵掌權之後的官僚機構布局中可窺一斑，萬曆四十年（1612年）時，首輔隻剩下葉向高一人。權力副手本來就少得可憐，而明神宗自己又不願意幹活，通常情況是，官員的奏章遞上去，他就留中不發。導致許多問題根本無法處理。

　　既然你皇帝都不拿自己的“家天下”當回事，作為官員又何苦操那份閑心。大學士、首輔葉向高索性也當起了甩手掌櫃，請了一個長期病假，窩在家裏閉門不出。而當時中央權力機構中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隻有吏部趙煥一位尚書，戶、禮、工三部各有一位侍郎，都察院也整整八年沒有配備正官。吏部尚書趙煥多次上疏乞求補充缺少的官員，萬曆皇帝就是不予理睬。累急了，趙煥就寫了個辭呈遞上去，辭官回家，不幹了。

　　職能部門嚴重缺員，已經使政府機構陷入一種半癱瘓狀態，而那些在位的閣臣，由於長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見，根本就沒有辦法開展工作。就信任度和個人情感而言，在大臣與宦官之間，萬曆皇帝更加傾向於宦官。

　　明神宗賦予宦官威權，其實就是出於權力掣肘的目的。一方麵他可以通過抬高宦官的地位來打擊或壓製那些不聽話的閣臣和官員。另一方麵，派到地方去的礦監稅使就好像皇帝伸展到權力結構中的“觸角”。作為坐鎮權力中央的皇帝，他自己做不到無處不在地監聽四方，而他又擔心自己被天下臣民們當傻子愚弄。那麽皇帝隻有去尋找可信之人來監視臣民的活動。宦官特務也由此成為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為權力機製注入了一道血色注解。

　　萬曆時期，帝國的政治體製和社會、經濟狀況出現了很大的波動。內閣、皇帝、朝臣、士林之間的多方博弈在這一時期異常激烈。這時候在帝國權力結構的中央地帶分化出來兩大派係，一派是以萬曆皇帝為首，以內閣大員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現實利益派”，一派是反對礦監稅使運動的“道德保守派”。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萬曆皇帝派禦馬監太監陳奉到湖廣（今湖南、湖北一帶）地區去征收店鋪稅的，同時兼采辦興國州礦洞的丹砂以及錢廠鑄錢之事。

　　陳奉深入地方以後，胡作非為，仗勢虐害百姓。往往借口巡曆，鞭笞官吏，搶劫行旅。陳奉才待了五個月，就讓當地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拆其骨。其實陳奉在地方上禍害到的不光是老百姓的利益，還同時還分肥了地方官僚和士紳商人的利益。

　　其實明朝宦官在聚集財富上很有辦法，不光那些握有實權的宦官能夠大撈特撈，就是普通宦官的表現也毫不遜色。明朝宮廷內部設有許多內庫，類似於皇家的專用小金庫。而這些小金庫裏“專受四方任土之貢”，這些來自地方的貢品都是皇家所需的必需品，其價值尤為可觀。內庫通常是由宦官掌握，各省解送內庫的實物也是由宦官檢驗，認為質量合格才能入庫，否則就拒絕接受，解送人員就會長期滯留在北京而不能完成任務。因此要想順利完差入庫，就必須賄賂這些宦官。此外，宦官還可以利用其他種種名目肆意勒索。

　　而宮中那些並無特權的宦官也可以利用宮中舉行慶典或者興建大的工程項目之時通過克扣或冒領錢物來滿足自己的貪欲。時人沈德符曾指出：“修建皇家住所（宮殿），同樣的工程要比民間多花費數百倍。我曾經聽說乾清宮的窗槅壞了一扇，估價至五千金。扣除宦官的侵削，部吏員吃的回扣，就是滿打滿算，真正用於工程上的錢並不多。”

　　宦官們深居皇宮大內，他們的權力行為基本上不受外廷官員的監督和約束，另外他們貪汙的手法也極其隱蔽。陳奉在沒有被派往湖廣地區之前，是宮中的禦馬監奉禦。這是個非常有油水可撈的宦官職位，類似於孫悟空在天界“弼馬溫”的官銜。

　　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禦馬監和司禮監一樣都是極其重要的部門。這個職務不光可以管轄養馬人員，還同時還統領禦馬監人員組成的禁兵。由此可見，陳奉在皇宮內也是炙手可熱的人物。

　　在陳奉還沒有到達湖廣地區之前，當地的部分官員已經開始有所行動。地方官員之所以抵製礦監稅使，主要還是吳思先生提出的“抽水機原理”在作怪。雖然皇帝委托宦官下來采礦收稅，但皇帝自己也是個冤大頭，權力管道抽上去的“金水銀水”沒有匯入帝國財政的水庫。抽取的水在向上流的過程中，已經被宦官截留了，並且截的是主流，到皇帝手中的隻有十之二三的支流。

　　其實懂得“抽水機原理”的皇帝不在少數，如果有人說，萬曆就是傻孩子，他根本算不清這筆賬。我肯定不會同意這種說法，萬曆並不傻，隻是他為錢所困。在他感覺命不久矣的時候，他也提出廢除礦監稅使，這說明他也看到了問題的本質。朱元璋當年就看透了這一點，他認為“（礦）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意思是說，開礦對於官府來說得不到好處，同時隻會損害老百姓的利益。官府得不到好處，那麽官員得到的好處也就有限；老百姓得不到好處，還要承受傷害。在這種利益計算的過程中，地方是隻見付出不見回報，而十之七八的利益都落到了礦監自己的腰包裏，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對當地百姓有百害而無一利。

　　明擺著貼錢的買賣，可又無權拒絕。因為到了萬曆皇帝這裏，開礦成了一項政治任務。太監成了皇帝的權力經紀人，替皇帝去開礦撈錢。主奴之間達成了利益分肥的默契，官員即使心裏有話也說不得，皇帝根本聽不進去他們的建議。

　　等到礦監陳奉深入地方後，那些試圖發動本地名流和民眾去堵“抽水機管道”的地方官員就成了宦官打擊報複的對象，其罪名就是“阻撓開礦”。我在前麵說過，宦官本身是不具有正式權力的。他們的權力主要還是皇帝給的“馬甲”，一個聰明的宦官，他會想盡一切辦法把自己納入到皇帝的權力屋簷下。

　　陳奉就是這麽幹的，開礦是皇帝交辦的政治任務，那麽部分地方官員和老百姓阻撓開礦就是反對皇帝。這個大帽子扣下來是要人命的，這種動輒上綱上線的做法是官家社會的通用規則。

　　湖廣部分官員於是想委托科道官員告禦狀來達到攻擊礦監的目的，可毫無效果。明神宗對官員這種沒完沒了的奏章感到非常不耐煩，他曾經很多次地譴責那些提交報告的科道官員，迫使他們提出辭職。而對於陳奉遞交上來的彈劾當地官員的報告，他都會認真對待，要求內閣及時擬定處罰措施。其實這是意料之中的事，科道官的禦狀是遞交到明神宗手裏的，禦狀的措辭激烈，矛頭直指陳奉這些礦監，這就等於在攻擊萬曆頒布的“新政”。皇帝雖然沒有處罰上疏的科道官員，卻給地方官員安了個勾連京官以黨爭禍國的罪名，通過處罰地方官來發泄對科道官員的憤怒。由此，湖廣官員就這樣卷入京城的黨爭，也淪為萬曆皇帝和科道官員之間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在權力集團內部鬥爭的同時，民眾的參與也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考量。因為在那樣一種製度下，采礦和管理礦產的官員都是皇帝最可信賴的人，皇帝的信賴就意味著權力之源取之不盡。陳奉這些礦監從京城空降地方，雖然在地方上沒有權力基礎，但卻可以動用公權力來強迫當地民眾幾乎無償為他挖礦，也可以不給當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將礦拿走，一些“基礎設施”都是地方貼錢，占用地方資源。

　　在皇權的打壓下，地方科層的權力指數急劇下滑。為了頭上那頂烏紗帽，地方主要官員也不得不依附於礦監，這樣就等於放權給礦監稅使，“陳奉們”越加大對地方壓榨的力度，民眾對地方官府就越不滿。對於民眾來說，官員與礦監是相互勾連的利益共同體，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如果我們將陳奉放在正式權力的天平上稱一稱，他不過是正八品的小吏，隻能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科級幹部。按說他們根本無法與權力秩序內的官員相抗衡。可事實情況卻並非如此，他領著一幫主動投靠來的親信黨羽在湖廣地區為所欲為，將征稅的過程直接升級為流氓式的攔路搶劫，竟無人可以製衡。

　　這種人好像生來就具有做惡人的天賦，他派出手下四處打探富戶人家的祖墳位置，探聽到結果後，就認定這些祖墳下麵有礦，按照皇上旨意要挖。富人隻好給陳奉獻上金銀，來賠償礦監的經濟損失。陳奉在自己作惡的同時還鼓動手下人作惡，其黨羽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闖入民宅，奸淫婦女，大膽一點的幹脆將婦女掠入稅監辦公的官署。

　　礦監稅使雖然身負皇命，但他們在地方上的瘋狂無異於流氓階層。也就是說，礦監集團的發展是以網羅利用流氓階層為前提的。當地官員也對陳奉這種流氓式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更談不上配合他們的工作。

　　由於權力枝節向下層層遞延，對於那些長期居於內宮的宦官們而言，明朝中後期的政治製度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由此他們流氓式的手段也不僅僅限於牟取皇權利益範圍之內，還以極大的勢能向整個權力體係輻射。對於“陳奉們”來說，他們根本沒有官家製度的概念，在他們的眼中，隻對皇帝一人負責。如今他們是奉了皇命，那麽其他的都不在話下。

　　一次，陳奉從武昌到荊州征收店稅。消息被當地的官員故意散布出去，商人和老百姓得知後，數千人聚集在他必經之路鼓噪起哄。即使沿途有官兵護衛，陳奉也被飛來的石頭砸傷。事後，陳奉向萬曆皇帝告狀，說當地官員如何不配合自己在下麵開展工作。他提供了五名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員的名單，然後將罪責全部推到這五個人的頭上。意在告訴皇帝，他們不是為難我這個宦官，而是拿你這個皇帝不當回事。

　　明神宗一怒之下將陳奉供出來的幾個人全都抓到北京關入監獄，其中就有湖廣僉事馮應京。

　　馮應京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在當地有著很高的威望。老百姓給的威望，很多時候在帝國官員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那樣一種權力運行機製下，老百姓既不能決定官員的升遷，又不具備對官員的加害能力。所以在當時的大部分官員看來，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認可是無關緊要的，能夠納入正式權力的運行秩序才是最有效的。

　　像馮應京這樣的好官，被朝廷派去的錦衣衛抓捕之時，那些認為他是好官的老百姓也隻能幹瞪眼看著，幫不上忙。

　　陳奉無中生有地將馮應京的罪狀公布出來後，老百姓難抑心頭的怒火，上萬人將他的住所團團包圍。陳奉心虛，就躲藏到了楚王府裏。巡撫支可大從中調停，極力維護陳奉。老百姓一把火燒了巡撫衙門的正門，並捉住多名稅官將其捆綁後扔進長江，兩名錦衣衛緹騎也在這次騷亂中受了傷。

　　由於武昌當地政府的軍事力量已被稅使控製，所以陳奉躲在楚王府裏還能夠調動地方軍隊前往平亂，由此可見地方權力自主性的喪失。民變發生後，地方官府不僅不敢處置違法的稅官，甚至還在陳奉的指揮下動用了官軍鎮壓民變。在官兵們暴力相向之下，事態得到暫時的平息。聚眾的百姓雖然散了，但就整個事件而言，不僅沒有妥善解決，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軍事鎮壓不僅沒有達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反而觸犯了眾怒，民變向整個湖廣地區擴散。

　　陳奉在楚王府裏躲了將近一個月，他擔心再留在地方會有性命之憂，於是請求萬曆皇帝將其召回京城以避難。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地方政府已經無力左右事態的發展，最後在陳奉的授意下，巡撫支大可向中央政府發出求援。

　　當萬曆皇帝將陳奉從湖廣地區召回的時候，他攜帶著從地方搜刮來的“金寶財物巨萬”，在地方軍隊的護送下，綿延數裏。在陳奉回京的同時，馮應京也被解往京城受審，老百姓十裏相送，嚎哭不絕。一邊是從地方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一邊是從地方上收獲的民心民意。搜刮民脂民膏的人，成了權力的寵兒；而收獲民心民意的人，反而成了權力的棄兒。馮應京穿著囚衣坐在囚車裏，用動情的言語勸老百姓不要再鬧下去，給皇帝添堵，給朝廷添亂。

　　馮應京和另外幾個阻撓陳奉的官員被押解到北京後，拷訊關押，三年後才被釋放。那個阻撓開礦的知縣則瘐死獄中。而在地方上捅了大婁子的陳奉回京後，風光依舊，邀功受寵。有兩名不識時務的監察官員說他的壞話，也被明神宗撤職法辦。

　　皇帝不加掩飾的偏袒使得在京科道官員除了憤怒就是無奈，而帝國權力係統內部日趨緊張的權力黨爭迫使那些高級官員在這件事上保持沉默，他們也不敢貿然表明自己的立場，隻能持一種觀望態度。這樣就在無形之中就加劇了皇帝和科道官之間的對立，也消耗了帝國的權力能量。

　　明神宗和科道官員對立關係的日趨緊張傳遞出了一個信號，那就是陳奉這些太監稅使們手裏把持的才是皇命所在的正式權力；而那些不配合陳奉工作的州府官員就是對抗皇命的逆臣。

　　馮應京等地方官員之所以在陳奉來到地方後，表現得如此激烈。固然有維護地方科層權力集團利益的因素在裏麵，但也是出於地區穩定的考慮。

　　當這些地方官員正準備動用自己的權力與之周旋時，以萬曆皇帝為首的中央權力集團就揮動自己手中的大棒，給其沉重的打壓。地方官員權力空間被打壓得越厲害，陳奉們在地方所占據的空間也就越大，搜刮得也就越發厲害，而這一係列行為的最終結果則是國家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