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二十二章 永遠隻對上級負責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春節剛過，明神宗朱翊鈞就突發重病，眼看將要命不久矣。於是他急召大學士、首輔沈一貫進宮交代後事。

　　在這次君臣見麵的過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礦監到地方收礦稅之事。他說，原來設礦監收礦稅也是不得已的事，因為大殿維修需要錢。現在可以停下來了，派出去的太監也都召回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萬曆皇帝是源於良心的發現，還是顧惜自己身後的聲名，抑或是對因果報應的憂懼，我們不得而知。總之，他決定撤回礦監稅使，以此來終結為害帝國多年的礦稅之禍。

　　口說無憑，明神宗還親筆寫了一張諭旨當場交給沈一貫。沈一貫壓抑住內心的喜悅，隻等第二天頒詔天下。可等到漫長的一夜過後，沈一貫就再也笑不出來了，他憤怒了。

　　第二天，萬曆皇帝的病突然好轉。作為臣子的沈一貫本應該為君王龍體康複而感到高興，他的憤怒又是從何而來？原來否極泰來的萬曆推翻了前夜自己親手擬定的諭旨，皇帝說話不算數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貫搶先頒布出去，連續派出二十多名太監向沈一貫索要諭旨。

　　太監到了沈一貫那兒，值班的官員堅決不同意，君無戲言，既然說了，我們就下發。

　　這時候來追繳聖諭的宦官一撥接著一撥，前後有20多人。宦官們磕頭出血，請求沈一貫把聖旨交回去。無奈之下沈一貫隻好交還聖旨。

　　皇帝說話如同兒戲，為了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兩天後，朱翊鈞又給內閣重新下了一道諭旨：“朕前日頭暈目眩，召卿麵諭之事，且礦稅等項，因兩宮三殿未完，帑藏空虛，權宜采用。見今國用不敷，難以停止，還著照舊行，待三殿落成，該部題請停止，其餘卿再酌量當行者擬旨來。”帝國正在用錢之際，又怎能取締礦稅，撤回礦監？除非皇帝將死，腦子不好使了，才會犯下前日的錯誤。

　　對於朝臣們來說，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朝令夕改。

　　這裏提到的礦監，是萬曆時期權力結構中湧現出來的權力新貴。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領開采金銀等礦的宦官。與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此時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趨勢。由於分工不同，宦官的權力格局也不僅僅限於皇宮內院。也就是說他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駐地方稅務部門的官員。他們的任務就是找人開礦或者是為別人開礦辦理手續，從中抽取高額利潤。

　　宦官越過宮牆本就是僭越大明祖製，如今他們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攬礦斂財，這更是一件瘋狂之事。張居正死後的第二年，萬曆皇帝全權接手帝國大權。沒過多久，大明王朝的財政出現了嚴重虧空。

　　導致明朝財政虧空的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龐大的皇室俸祿開支，拖垮了中央財政。明朝的皇室宗親，吃的是國家的俸祿。明朝剛建國的時候，朱元璋的子孫還不是很多，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皇室人數越積越大。人一多張嘴吃飯的就多，由此宗祿就成為大明國庫的沉重負擔。據《明史·食貨誌》記載，當時天下每年供給到京師的糧食是400萬石，而諸府的祿米是853萬石，缺一半還多；以山西為例，山西留存的糧米是152萬石，宗祿米是312萬石；再以河南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萬石，而宗祿米是192萬石。

　　也就是說，兩省存留米的全部，還不夠皇室宗親所需糧米的一半。在這裏還沒有加上朝廷官員們的俸祿和官兵的軍餉，沒有加上並不代表不用出。

　　二是運行龐大的權力結構，讓帝國財政步履維艱。明朝實行的是兩京製，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機構，各有一幫官員。這樣就導致機構臃腫，官員隊伍龐大，各項俸糧達到了數千萬，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隸額派的夏稅秋糧2668萬石，出多入少。這就造成了王府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塞地區缺軍餉，各省缺廩俸。

　　三是萬曆時期的建設和開發，拖死了帝國財政。萬曆末年，由於皇家大興土木，導致內府經費吃緊。沒有辦法，隻好暫時挪用濟邊銀來補充虧空。

　　明朝的皇帝很講究自己的居住環境，但是誰也不願意去做“房奴”。他們拿出國庫裏的真金白銀先後興建了南京、北京、中都（臨濠，今鳳陽）宮殿，每一項都是大工程、大項目，花的也都是大價錢。光是修建自己死後的住所——定陵，就耗費掉白銀800萬兩。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身邊的宦官去采礦收稅，除了內府嚴重缺錢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受當時的經濟大環境影響。當時的商品經濟發展已經呈現出非常迅猛的勢頭，讓整個帝國的官僚地主階層都患上了財富狂熱症，他們紛紛將自己權力管道打造成為一個抽水機，當然抽的不是水，而是錢。

　　萬曆皇帝就算沒有追逐財富的強烈願望，但在那樣一種風氣之下，他那敏感的神經也會有所觸動，更何況他的帝國財政也的確需要更多的真金白銀來填補巨大的虧空。

　　在這種情況下，明神宗下令全國隻要有礦的地方都可以開采，以便從中收稅。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礦監開始，一批批太監被派往各地，開始采礦。

　　明神宗是頂著大臣們的一片反對聲，實行礦監製度的。為什麽大臣們的反應會如此強烈？因為明神宗的這種做法，觸碰到了他們的利益。這種皇帝直接派人深入民間收稅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帝國自上而下的權力秩序。萬曆越過官府衙門和地方精英集團的做法，既違背了朱元璋的“祖製”，又破壞了權力係統的層層分肥法則，在利益管道中強行截斷了中間環節。這樣的話，就必然會遭到來自於朝臣和地方官員的強烈反對，同時在民間也難以獲得認同和有效合作，這樣隻會加劇權力係統內部各勢力集團之間的矛盾。

　　短短的半年時間裏，全國各地都能見到礦監的身影。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一個叫陳增的礦監被派到山東去開礦。但他在山東開了兩年後發現，這個地方根本就沒有什麽值錢的礦。於是，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他創造性地把礦稅改成了店稅。陳增向明神宗匯報，山東做生意的多，商鋪多，可以逐店取稅，肯定會大有收獲。

　　萬曆皇帝覺得這的確是一條生財之道，就因勢利導，同意在下麵的礦監可以同時開征商稅。當然並不僅僅限於商鋪，隻要能夠列出名目的稅都可以一並征收。下麵取稅的宦官編製不夠的，明神宗又加派稅使。

　　隻要能列出名目的，都可以開征。萬曆皇帝的這個口子開得太大了，有些像在開玩笑。

　　萬曆二十四年（1596），坤寧宮發生一場特大火災，由於沒有及時撲滅，連乾清宮一起被燒為灰燼。

　　修複兩宮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這樣一來導致國庫再次吃緊。於是萬曆皇帝又一次將抽水管道伸向地方，有管道，還得有水源。明神宗命地方四處開采金銀礦和原砂礦，隻要發現礦源，就立刻派個宦官下去管理。

　　明朝的稅收本沿用兩稅法，是由戶部（財政部）主持，但皇帝又另外設立了一個專門的征稅係統，由他親自指派的宦官來負責，稱為“某地某稅提督太監”，老百姓就戲稱他們為：礦監、稅監、鹽監、珠監等等。太監，也的確太能監，無所不監。

　　太監稅使是個專業性很強的職業，他們隻管稅收而不管其他地方事務。他們的頂頭上司隻有一個人，也隻對一個人負責，那就是皇帝。他們的政績也僅僅體現在稅收的量化上，以數字說話。與地方的官府衙門相比，他們的權力行為隻看重眼前，隻對上負責，不需要對下有所交代。因此，他們所采取的權力手段往往是殺雞取卵式的。

　　我們就拿礦監為例，按道理說，派個礦監就是1個宦官，可事實卻並非如此。掛實職的是這一個宦官，但P股後麵最起碼還要帶上百個隨從。在這上百個隨從裏麵挑選出來負責幹實事的就那麽十來個，其他都是喝茶看報吃閑飯的。這還不算，這十來個官吏也不是單架子，每個人起碼又要帶上100多個手下。這樣本來是幾個人就可以搞定的活，跟滾雪球似得滾來滾去就滾成了一個龐大的礦監集團。粗略一算，就算每個隨從5個家人，一個礦監就解決了5000多個人的吃飯問題。比如說礦監稅使每年盤剝近千萬兩白銀，上繳內廷的隻有百萬，也就是說，隻有十之一或二的數目作為任務被上繳，而十之八九的數目都要落入了礦監、地方官員、各級胥吏的個人腰包。

　　萬曆二十六年（1598），明神宗又向全國各地派設稅監。礦使、稅監往往是二位一體，主持開礦者，同時也兼征稅收。此外，有的太監是專職征稅。從萬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礦使、稅監共搜刮三百萬兩，並隔三岔五地向皇家奉獻金珠、貂皮、名馬等。皇帝下派太監到基層搜刮地皮的做法，激起了官僚集團的強烈反對。吏部尚書李戴在當時就指出了其中的貓膩，他說：礦使、稅監到地方征稅，如果以十分計算，落到皇帝手裏隻有一分，礦使稅監本人私入腰包的二分，他們的隨從人員就地分取三分，當地土豪惡棍中飽私囊占去了四分。

　　這幫家夥一向是以“搜刮天下之民脂民膏為己任”的，而且來頭還不小。一個個披著權力的虎皮深入地方，“口銜天憲，手握皇綱”。表麵看上去他們是替中央在收錢，實際上幹的更多的是個人斂私財的勾當。這些“監們”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一大堆人在集體禍害權力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