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二十章 領導需要比規則更重要

　　小人是個好工具

　　明朝開國，朱元璋這個草根皇帝在坐穩龍廷後，恨不得能夠將天下的權力收歸他一人所有。這種權力上的大包大攬，讓自己成為大明王朝的國家一級勞模，皇帝也就自然煉成了一台日夜運轉的工作機器。

　　朱元璋本身就是苦孩子出身，這種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風對他來說也是幸福的事。真正遇到挑戰的是他的那些皇二代、皇三代，這幫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兒孫，他們沒有幾個人願意跟在朱元璋後麵當個勞模皇帝。如果為了找罪受，他們又何苦來當這個皇帝。從朱元璋廢丞相製以後，內閣作為替代物就將丞相的權力進行了重新分配。這種分配，雖然使得內閣權勢與曾經的相權相去甚遠，但它終究還是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政治集團，它與君主集權的另一產物宦官集團相對應而存在。雙方的爭權奪利也被皇帝充分利用，從而使得皇權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

　　既然說到宦官，那麽我們就來看看這幫寄生在明朝權力係統中的特殊群體。宦官因為是被閹割之人，他們在生理上失去了生殖和過正常性生活的能力。這種特殊的身體狀態，又加上宮廷內的生活環境，從而讓他們大多產生出一種畸變的心理狀態。當然，像司馬遷、鄭和那樣對中國曆史曾產生過好影響的宦官也不乏其例，可是對於一個群體來說，畢竟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的宦官，在取得權勢後都成為禍國殃民的幫凶或主凶。那種貼近最高權力，處於權勢爭鬥中心的地位與充滿傾軋、算計、爭鬥、波譎雲詭的環境促使他們養成了卑賤、奴性、附勢、貪婪、凶殘的變態人格。宦官的變態人格，作為一種宦豎人格被定型下來，並成為官場人格中的一個重要類型。

　　何為“宦豎人格”？也就是官員個體完全成為一種聽令的工具。這就是古代官場上很多下級官員的生存狀態。上級有選擇下級的權力，他當然要選擇最稱職最合意的下級。如果沒有鞍前馬後的服侍功夫，沒有說一不二的忠心，沒有給上級開門引路的嫻熟，這個下級就是不稱職的，也就成不了“內侍”或“近侍”。早晚會被權力所疏遠，那麽想發達也就隻能是南柯一夢。很多人就是靠這樣的太監人格在仕途之上一路狂飆，官員與官員之間成了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團體。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並沒有真正染指權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為朱家子孫們爭來了這大明天下。當國家建立以後，那些曾經的戰友（功臣）業已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場，權力禁臠又豈容那些宦官們染指？朱元璋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從手握皇權的第一天起，他就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權力集團的博弈中，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拔河論。拔河的雙方，一頭拴著皇帝，另一頭則拴著官僚集團，本來不幹宦官們的事，宦官充其量在權力係統中也就扮演著“打醬油”的角色。要知道那些權力係統中的天王巨星很多人都是跑龍套出身，任何時候都不要看不起那些“打醬油”的小角色，尤其是在官場上。

　　朱元璋這個開國之君將權力看護得很緊，他廢除丞相製，是因為在他的權力係統中並不需要丞相來平衡權力，他以為憑借自己的一人之力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員拉拽得腳步踉蹌。朱元璋的貧農身份，應該屬於草根中的草根。不要說是宦官，就是那些長年在權力底層撈油水刮地皮的胥吏對於當年的朱元璋來說也是手握傷害權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剛當上皇帝的前幾年，對那些在權力場中“打醬油”的宦官更是嚴加防範。這時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職責就是服務於宮廷生活，其活動範圍很難越出森嚴的宮牆之外。

　　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老太監，其實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他指出國家即將下發的公文中存在著明顯的漏洞。朱元璋明明知道這個太監並沒有滿嘴跑火車，但仍然當即下旨將其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給出的理由是：這名宦官不安於本職工作，越權“幹政”了。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就曾經專門打造了一麵鐵牌，懸掛在宮門之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可以說，此時宦官的權力在明朝跌入了曆史的最低穀，朝廷不僅不允許宦官們幹預朝政，更不能與其他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置辦產業的權力都沒有。太監無後，置辦產業留與誰？朱元璋還以曆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為鑒戒，他曾經感慨萬分：“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嚐不為之惋歎。”他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時，也對自家後院裏的宦官們作了種種限製，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

　　但是事物的發展，並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無論你是皇帝還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做了皇帝的時候，權力集團之間的拔河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首先是他的那些子孫發現自己在這樣一場權力弈局中，漸漸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時候皇帝是被官僚集團拖著往前走。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時候，他們轉身就發現了站在自己身邊那些恭順有加的宦官。於是皇帝索性將禦筆一扔，奏章一推，說了一句：哥幾個過來，你們來幫我和這幫吃飽撐得沒事幹的官員們拔河。由於宦官的加入，這場皇帝與官僚集團的拔河就拉平衡了。

　　宦官作為帝國權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隻要皇帝是個權力狂人，喜歡玩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治，那麽權力的運行軌跡早晚還是會走上重用宦官、使刑餘之人幹政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迂回之路，特別是在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製後，對那些開國功臣一次次的殺戮，就是為自己的繼任者掃清障礙。

　　當整個朝堂為之一空的時候，他環視四周，能夠信任的隻有那些朝夕相處的宦官。這樣一來，在朱元璋執政的中晚期，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又重新粉墨登場，在權力的舞台上扮演著幹預國家大事的角色。明朝的政治體係其實是各種力量在相互博弈過程中的此消彼長，在這種帶著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剛性權力結構中，文官應該是大明這場權力遊戲中的最佳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為明朝官僚集團中的生力軍，把持了權力係統的所有關鍵點。

　　作為皇帝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須突破那些製度上的剛性約束，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裏，有一大半以上的時間，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文官集團的強力限製。就是在皇帝權力高度集中的專政時期，在權力場上能夠興風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為曆史的看客，很多時候我們看見的不過是表象，這種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鬥，或者宦官和文官鬥。可表象終究是表象，其本質還是文官內部不同派係之間的權力博弈。在這裏，無論是皇帝，還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們會在明代看見這樣的現象，當文官們意興闌珊，攏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張，明朝的整個政治製度也就走到了曆史的終點。

　　關於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間的關係，曾經有人做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們麵前擺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側放上9斤的物體，在右側放上8斤的物體。那麽這時候天平就會完全倒向左側，但如果在右側加上兩斤的砝碼，那麽天平又會完全倒向右側。

　　我們由這個比喻再回到明朝這架權力天平上，在皇帝與文官的權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個後來加上去的砝碼。砝碼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勢均力敵的關鍵時刻，他往往決定著最後的勝負。宦官通過把自己的砝碼投向皇帝，讓皇帝在權力天平上獲得優勢，而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報。

　　其實在使用宦官這個問題上，打破種種禁令的並不是別人，而是朱元璋自己。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宦官人數的急劇膨脹上，尤其是到了他統治的中後期，宦官的人數基本上是呈滾雪球狀態在增長。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設內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麗國索要二百多名閹人，安南國也不斷向朱元璋進貢閹人，每次動輒幾十人。朱元璋統治期間，宦官機構及有關職官設置變動頻繁，宦官數量不斷增加，相關機構逐步膨脹。在洪武年間，明代宦官機構及職官設置就已基本形成定製。

　　明代的宦官機構，以“二十四衙門”為基本主體。二十四衙門包括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內廷任職之外，還能出任各種外差使職。按照原來的規定，這二十四衙門主要隻是為皇帝生活服務的部門。但事實上，明代的宦官已經發展成為極其重要的政治勢力，不但掌管了宮廷內有關飲食起居的一般事務，還控製了全國的軍政要務。

　　尤其是司禮監，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的首席，也是整個宦官係統中權勢地位最高者。可以說，司禮監這個職位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

　　宦官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掌權。一般說來，貴族勢力大，能夠分掌中樞大權時輪不到宦官掌權；必須皇帝有較大權力的時候，作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權。皇帝有權懶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機，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這個皇帝不當回事。經常幹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為生猛的莫過於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30年不上朝。在皇帝不太管國事很懶惰的情況下，內閣的權力膨脹了，批紅權就歸了宦官，但在體製上君權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權力不可能超過皇帝。沒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麽也不是，興風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就造成了宦官們身穿“權力馬甲”占據著司禮監這一風水寶地，優哉遊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幹活總得要有別人來幹。於是就有了宦官們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詔諭，這就等於把最高的決策權與行政權都轉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個皇帝30年不上朝，權力係統還能運轉自如，不能不說是奇跡。而這個奇跡的產生主要得益於龐大的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在那裏平衡著權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與朝臣的勢力相對其他王朝來說，是非常孱弱的。這樣就失去了權力應有的平衡，大權自然也就被宦官們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東西兩廠，握有司法與緝查大權，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權力本身有衍生的趨勢，權閹手中的權力自然會向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滲透。但由於太監幹政是違背常理的，在道義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紛爭必然會在統治內部蔓延起來，最後擴大到民間。大太監王振掌權時期，鬥爭還停留在相關人物上；到了後期，打擊麵擴大到了整個官僚係統，甚至連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禍。

　　再拿魏忠賢來說，在天啟皇帝死後，他掌握了東廠，掌握了錦衣衛，他的那些親信們也在權力結構中占據了顯官要職。和他那張“九千歲”的名片一樣，他的權力此時已經炙手可熱，離皇帝之位隻有一步之遙。不過這時的大明王朝已經進入倒計時階段，皇權成了一件易碎品。作為宦官的魏忠賢，其手中的權力越大，在官僚集團和皇帝麵前的價值就越低。所以對他來說，權力達到巔峰的時刻，也就是末日到來的時刻。

　　明代的宦官人數到底有多少，史書上並無明確記載。但從整體上講，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代政治日趨腐朽，宦官人數呈急劇上升的趨勢，由明初的數百人發展到明末的數萬人（一說七萬人，一說十多萬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錄用自宮者3000多人，從萬曆元年至萬曆六年之間，兩次從自宮者中就錄用了6000多名宦官。

　　作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讓自己的意誌，有更大的實現可能。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結論背後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一個皇帝，他的個人榮辱，羞恥觀念和普通人是一樣的，他突破輿論帶來的彈性約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詔獄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閾值的可能性較小。所以皇帝在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通常會受到來自權力係統的製約。就算他們能夠做到不需要過多顧慮官員和世俗世界對自己的評價，也要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慮。而那些太監則完全是自由職業者的狀態，他們可以把一切束縛在個體身上的顧慮統統甩掉，輕裝上陣。他們甚至連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從進入這個圈子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割斷了與外麵世界的聯係。這種顧前不顧後的變態心理，可以讓他們在行動的時候更加肆無忌憚，毫無顧慮，更不會有精神和道義上的負罪感。

　　其實這樣做的結果，使他們自己的利益最終也受到損害，難以善終。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他們最後都走到了自取滅亡的地步。所以即便是宦官，從這個意義上受到的製約也很厲害，整個明代真正不顧自己的利害關係，不怕自己遭遇悲慘下場而效仿劉瑾、魏忠賢之輩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們都知道朱元璋是從社會的最底層經過奮鬥才走向權力的巔峰。對於一個從戰爭的刀叢血泊中滾過來的草根皇帝，江山得來不易，豈容他人共享權力的果實。明朝有錦衣衛、東廠和西廠，特務密探四出，朝臣的一舉一動，莫不在他們眼裏。有的密探甚至還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騷話都給舉報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腦袋就搬了家。顯然，這是常見的特務統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報，讓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過去的帝製時代，還存在反向特務和密探，是臣子們用來打探皇帝情報的，這些特務和密探，就是皇帝身邊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為逆向特務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