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七章 有多少錢犯多大事兒

　　一般人當不了清官

　　法國思想家博丹曾經下過定論，財政是一個國家的神經。如果這根神經出現紊亂，那麽權力係統往往就會發出錯誤的指令，最終導致整個社會陷入一種恐慌與混亂的狀態。

　　我們翻開史書，輕易就可以找到無數的史實來證明這個定論。換言之，一個王朝財政製度出現偏差，是造成許多社會亂象的深層因素。如果要避免出現社會亂象，就必須使財政製度符合帝國的政治需求。而要達到這一目標，最重要的是區分帝國“公共”財政與皇室“私家”財政，要明確帝國財政是用於提供公共服務的，而皇室“私家”財政隻能代表小集團的特殊利益，兩者不可混淆，必須要用清晰的製度加以區分，避免小集團利益淩駕於公共利益之上，帝國財政變為私家財政。

　　在封建“家天下”的大一統時代，從理論上講一切都應該歸皇帝所有，就連一草一木都是皇家自留地裏長出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裏家與國完全混為一談。

　　對於皇帝來說，私設小金庫也就失去了意義。道理雖然說得明白，但事實上在清朝以前的曆朝曆代，皇帝照樣有獨立於國家財政之外的小金庫。這裏的小金庫雖小，但其中的真金白銀卻一點也不會少，有可能比外朝國庫的還要多。也就是說，皇帝小金庫的“小”並不是因為裏麵的錢少，而是由於性質上的私密。

　　對於古代官家財政製度而言，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在很多時候是割裂不開的。雖說皇家的歸皇家，國家的歸國家，井水不犯河水。不過，連這天下的草木都是皇帝的，更不要說實實在在的硬通貨了。當皇帝口袋底朝天的時候，他先是會去向大臣們哭窮，然後免不了要把手伸向國庫，把國庫的錢財竊取到皇家的小金庫。

　　我們先拿西漢時期來說，當時國家規定的田賦、14歲以上成年人的人頭稅、賣官鬻爵的收入和鹽鐵專賣的收入，都歸國家所有；而土貢、山澤園池的出產、關稅酒稅的收入，都歸皇家所有。有意思的是，14歲以下未成年人的人頭稅，叫做口錢，每年23文，其中的20文歸皇家，3文進入國庫。就是說，在皇帝和他的老婆孩子瀟灑度日的費用中，有不少就來自於3歲到14歲孩子的人頭稅。這些小孩人頭稅對當時的社會生活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當時的大臣貢禹就上奏漢元帝說，有些人家因為交不起孩子的口錢，孩子一生下來就將其活活掐死，這種做法太殘忍了。

　　漢元帝並不相信他說的話，按理說，一個孩子一年23文錢好像並不多，作為家長至於要把自己親生的孩子掐死嗎？漢元帝坐在皇宮裏，又怎知民間疾苦？要知道每個孩子每年23文隻不過是國家的規定，而真實的情況卻是，地方官府在執行過程中變為一年中反複征收，再加上地方的種種附加稅，數額早已是規定的數倍。

　　漢武帝把孩子的人頭稅從7歲提前到3歲，下麵征收的時候，常常是孩子落地就要交稅。因此，孩子人頭稅引發了民間大量的殺嬰現象。可見漢朝皇帝的小金庫，是如此的罪孽深重，血跡斑斑。

　　即便到了如此境地，還有人嫌折騰得不夠過癮。東漢的第十一位皇帝漢靈帝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位酷愛做買賣的皇帝，一輩子最大的愛好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去創收。他開了個大商鋪，專門用來批發一樣東西——官帽。本來賣官鬻爵的收入應該收歸國庫，但是他卻根本不管這一套。既然官帽批發部是我開的，那麽錢也應該由我來得。他毫不客氣地把賣官鬻爵的收入都劃到了自己的小金庫。為了讓自己的官帽批發部生意紅火，他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官爵交易所之類的機構，和一些熱衷買官買爵的人在裏麵討價還價。其中一個叫崔烈的名門望族花了500萬錢買了個司徒，崔烈忍不住問兒子，人們怎麽看他買官的事。兒子實話實說：“論者嫌其銅臭。”賣官的銅臭雖然難聞，但是與征收口錢逼得窮人殺嬰相比，好像還不算是最壞的。

　　此後的朝代，基本上也都是這個樣子。宋朝皇帝的小金庫倒是有些意思。從開國皇帝趙匡胤開始，就專門設立了內庫，叫做“封樁庫”。也就是把國家財政每年節餘下來的錢都藏到這個庫裏麵。

　　這筆錢將作為財政準備金，用來應付國家的一些突發事件，但發展到後來也逐漸變了性質成為皇帝的小金庫。在皇帝的小金庫裏麵到底藏有多少財物，就連當時的宰相，帝國的“二把手”也搞不清楚。當然，國家一旦遇上戰爭、災荒之類的大事件，那些大臣們總是念念叨叨想讓皇帝能夠破點財，拿出點私房錢來幫助國家渡過難關，這就好比民間的破財消災。

　　這時候就連主管財政的三司官員也會厚著臉皮跑去向皇帝借錢，皇帝雖然內心極不情願，但也實在找不到拒絕的理由，隻好借錢給政府。可借歸借，欠條一定不能少。不然的話，到時候找誰去要錢。在這裏，皇帝將國與家分得清清楚楚，國家不能占我皇家的便宜。雖然政府也很講誠信，總是能夠把皇帝的私房錢按時歸還，即便如此，皇帝也忍受不了這種形同勒逼的借錢方式。宋真宗不得已一麵規定以後每年從小金庫無償給三司撥款60萬，同時下詔“切誡三司，毋得複有假貸”，一麵又惡狠狠地規定，“內藏庫專副以下，不得將庫管錢帛數供報及於外傳說，犯者處斬”。也就是說，皇帝老子有多少私房錢，誰都不要到處亂說，不然有你們的好果子吃。

　　因為有這樣的家法，宋朝皇帝小金庫到底有多少私藏，就成了無人可知的秘密。在宋高宗時期，坊間流傳他的小金庫每年占去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的皇帝盡管很不情願，有時還是會拿出小金庫中的錢財資助政府。輪到明朝皇帝，則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不光舍不得從自己的口袋裏往外掏錢，還想方設法向政府敲詐勒索，把國庫的錢財弄到自己的口袋裏。內府動輒就將國庫數十萬兩銀子挪到內庫，這成了最稀鬆平常的事，最多的一次居然搬走了2400萬兩銀子。

　　就是在帝國麵臨內憂外患之際，政府窮得沒有銀錢支付軍餉，皇帝也照樣會發出命令“諭廷臣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意思是說，你們這些大臣們要想出長久的解決辦法，不要總打皇帝小金庫的主意，皇帝也需要過日子啊！

　　大臣們除了增加稅收沒有別的法子可想，隻好向老百姓攤派，征三餉：遼餉、剿餉、練餉。所謂“三餉”就是練兵、征討崛起於東北的後金以及征剿李自成的軍費。“三餉”之外，還向大臣們攤派“助餉”。“三餉”和“助餉”惹得天怒人怨，更加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結果搞到最後尾大不掉，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其實“三餉”和“助餉”都沒有收到多少錢，而明王朝就在這種雞飛狗跳的財政困境中垮台了。李自成入京後，發現崇禎皇帝小金庫中財寶堆積如山，總數達到3700萬兩。據曆史記載，李自成組織數千騾馬、上萬騎兵，浩浩蕩蕩地把這些金銀財寶運回了陝西老家。崇禎皇帝辛辛苦苦一場，不過替他人蓄積私藏而已。

　　就明朝而言，明太祖朱元璋早就為自己的子孫後代定下了每年用錢的數量，如果超過了這個數量，就得伸手向戶部要。戶部管的就是國家的財政預算、財政收入和支出。戶部的錢都是從農民、手工業者及商人等納稅人那裏征收的。

　　戶部征收的稅糧、稅銀，每年都有一定的數額，用錢得在這個數額之內，所以有一個用錢的計劃，叫做“量入製出”。就是說每年能夠收到多少，多少用於發官俸、多少用於發軍餉、多少用於賑濟災民等，都是事先做好計劃的。

　　皇帝的經費也在戶部這個大盤子裏麵。皇帝的衣食住行及一切用度，包括正常的祭天、祭祖等，都是戶部按計劃供應的。如果要在這個計劃之外，再操辦祭告神靈儀式、煉仙藥，再額外建造祭壇、額外求神求道，那就需要向戶部額外要錢，這應該算是預算外開支，需要有預算外的銀子。但是，戶部並沒有預算外的錢，除非向老百姓攤派。但是一攤派就相當於敲詐百姓，容易激起民變，所以戶部的官員對此也很忌諱。當然，如果皇帝要是在計劃外強行索取銀子，戶部也不敢不買賬。但這種事情偶爾為之可以，總不能一年到頭向戶部要錢吧？所以，凡是皇帝需要額外用錢的，很多時候需要自己找門路弄錢。

　　明朝正德皇帝尋找的門路是“搶稅收”。怎麽搶？他讓宦官到京城的各個城門，以及通往京城的交通路口開“皇店”，強行征收過往商人的稅收，和戶部搶商業稅，弄得戶部天天提意見。正德皇帝死後，這一製度被廢除。從明代皇室人數而論，在建國初期不過幾十個人，而到萬曆年間，已近20萬。由此可見，皇室人員的繁殖能力是何等強大。

　　滾雪球似發展的皇族宗室人口，已經成為帝國財政不能承受之重，也成為製約明代中晚期社會發展的瓶頸。早在嘉靖時期，龐大的宗室開支已經與北虜、黃河，被人視為禍害明朝財政製度的三大元凶。

　　按照明初的規定，藩王的祿米一年萬石。但是隨著國家財政實力的日益削弱，已經無法承受如此重負，隻好降低支付標準。即便如此，嘉靖時期的宗室祿米仍然高達853萬石，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如果將其放在全國財政收入的大盤子裏比較，這個數字占去了全國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按照當時的財政供給方案，南方地區向北京提供400萬石的漕米，北方地區向邊境軍隊提供800萬石的軍糧。853萬石的宗室祿米已經超過了800萬石的軍糧，這不是一個小問題，這時候大明王朝的財政係統已經在發出預警。也就是說，國家財政連養皇室成員都步履維艱，況天下乎？

　　國家財政赤字導致軍餉無法正常發放、地方受災無法及時救濟。前者導致軍隊嘩變，後者導致流民遍野。另一方麵，官方為了保證財政安全又加重稅費征收，這又導致農民反抗。財政問題引發了社會不穩定，致使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最終病入膏肓，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明王朝在內外交困之下焉有不亡之理？

　　到了清朝區分了“國家”財政和“皇家”財政，皇帝的“小金庫”充公了。這也就結束了明代及明代之前中國曆代王朝，皇家財政和國家財政沒有區分的曆史。但另一方麵，皇帝的“小金庫”雖然充公了，但對皇帝的生活質量並沒有絲毫影響。皇帝需要花錢，隨時可以向戶部支取，隻要戶部還能夠拿得出錢。如此一來，戶部一頭牽著國家財政，另一頭又要掛著皇家的賬戶。

　　對於戶部來說，他們所要承受的壓力比以前更大了。當帝國遇上一個會過日子的皇帝還好，一旦攤上一個花錢如流水的皇帝，或者說皇室人太多而又奢靡浪費的時候，國家財政就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很容易被壓迫得變形乃至癱瘓，其惡果就是整個社會陷入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

　　由於皇帝不好好過日子導致帝國財政出現危機的現象並不在少數，但一個人的奢侈浪費畢竟還是有限的，大多數時候是整個皇室集團的奢侈導致了帝國財政的危機乃至國家的滅亡。皇室集團在權力結構的上層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同時又是利益必須保障的特殊集團。如果沒有製度對他們的行為加以限製，這幫人揮霍起來對帝國財政的衝擊是非常可怕的。這時候，就連那些憂心天下的朝臣們也束手無策。畢竟連天下都是人家的，不就多弄些零花錢嗎？可這零花錢還算是“零頭”嗎？

　　由於有明朝的前車之鑒，所以對於清朝的權力集團而言，他們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解決皇家財政與帝國財政的矛盾，既能保證皇帝這裏有錢花，又能保證帝國那邊不斷糧，同時還要避免皇家財政對於整個帝國財政安全造成的損害。為此，清朝成立了內務府。

　　內務府就是為解決皇家財政與帝國財政的矛盾量身打造的，它的職責就是專門管理皇室財政，與主管帝國公共財政的戶部分灶吃飯，各自保持相對的獨立，互不幹涉。通常情況下，戶部隻需要每年向內務府撥10萬兩銀子，作為皇帝的花銷。其他情況下，皇帝是沒有權力要求戶部向其撥錢的。在這一點上，清朝要遠遠好於明朝。清朝皇帝通常會遵守這項製度，在平時開銷方麵有所節製，不會讓戶部的官員們太難做。

　　相對前朝而言，清朝中前期的財政製度運轉是穩定的。之所以穩定，主要得益於內務府與戶部分灶吃飯的財政製度。相對穩定並不是說各方麵的關係已經完全得到解決，分灶吃飯雖然使皇帝的開銷受到了限製，他不好意思再向戶部伸手。但話又說回來，如果皇帝非要花這個錢，那麽他就會想辦法避開這種製度的限製，另辟財路。

　　皇帝在搜刮錢財方麵好像都是天賦異稟，清朝皇帝也不例外。

　　乾隆針對朝廷大員屢犯過失，實行議罰養廉銀製度。就是讓那些犯了錯誤的地方督撫大員交納“議罰銀”，花錢消災。議罰養廉銀所得的銀兩，或交與內務府、廣儲司、造辦處，或用於浙江海塘，或用於河南河工、賑恤，或用於各省司庫地方支用，但大部分是交與內務府為皇室所用。“議罰銀”最少也得萬兩，通常三萬兩上下，其中最多的一例，就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兩淮鹽政全德被議罰交銀達到了38.4萬兩。

　　對於皇帝來說，並沒有缺錢花的時候，隻要他們稍微發揮一下自己的聰明才智，錢就會滾滾而來。比如說，他們可以派內務府人員去主管鹽政和稅關，從商人那裏榨取錢財。

　　在清朝皇帝的潛意識裏，農業才是帝國經濟命脈，商業隻是細枝末節。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當國家經濟陷入窘境，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農民負擔不能加，商人利益可以刮。無論是官家集團還是民間社會，他們都將商人視為資本的原罪，資本從來到這個世界，從頭到腳都流著血，所以從商人的口袋裏掏錢並不讓人有負罪感。清朝財政體製實行的還是賦稅製，當時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靠征收鹽稅和關稅。正因為鹽稅和關稅決定著國家財政的命運，皇帝才不敢怠慢。皇帝通常特派內務府包衣（即滿清入關以前即投靠的漢人）去征管。之所以會安排內務府包衣有兩層含義：一是這些在清軍入關以前就已經投靠了清廷，忠誠度上有保證；二是漢人到地方征管賦稅，容易獲得身份上的認同。

　　當時鹽稅征收的重點在兩淮地區，關稅征收的重點在廣東海關地區。

　　有時候，皇帝覺得假借人手不過癮，也會親自上陣。我們就以乾隆第六次南巡為例，當時乾隆南巡的消息一傳出，負責管理食鹽批發和稅收的鹽運使就來報告：說是在這次活動中，有一批鹽商自願捐銀100萬兩，讚助皇帝南巡，請皇帝在方便的時候能夠接見他們。

　　乾隆皇帝見到這個報告，大筆一揮：鹽商就不必再通過鹽運使了，直接在運河邊的泰安等候他的接見。

　　鹽商憑什麽要孝敬乾隆皇帝銀子呢？又為什麽要求麵見皇帝呢？第一、麵見皇帝畢竟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既可以向所有的人炫耀，又可以光宗耀祖、造福後世；第二、可以當麵向乾隆皇帝表達自己的忠心，尋求權力庇護，爭取政策上的傾斜。乾隆皇帝接受了商人的讚助，達到了權力尋租的目的。

　　清代中期以後，連年戰禍，內戰不止，外戰不休，戰爭使國家的權力係統和財政係統雙雙進入貧血時代。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國家的錢賠得差不多了就得從民間想法子。皇帝特派內務府人員大肆征收商業稅，就是想通過非正式財政的管道為內務府補充新鮮血液。內務府的奴才們在為內務府財政撈錢的同時，當然也不忘讓自己發財，這就導致了商人負擔的加重、商業秩序的混亂，以及商人與官方的衝突。晚清時期，廣東海關的撈錢做法，就屢屢引發中英矛盾，對鴉片戰爭的爆發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皇帝不能容忍官員自給自足，因為這裏涉及一個利益分配的問題。既然朝廷半公開接受官員打破灰色地帶，那麽作為官員就不能獨吞灰色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政府出台過“議罰銀”製度，也就是讓那些觸犯灰色地帶的地方大員交“議罰銀”，將他們裝進腰包裏的灰色收入分出來一部分。同時皇帝還通過委派內務府人員來掌控鹽稅、關稅而獲得好處，這樣就保證了內務府財政的有效運轉。

　　對於地方官吏來說，他們從國家財政中獲取的正式收入是極其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必然要想方設法通過打通權力管道來謀求灰色收入及貪汙受賄。既要滿足國家的財政需要，又要滿足自己的欲望需要。兩種需要就像兩張血盆大口，填不滿也填不完。如此就會陷地方官吏於更加瘋狂的境地，征稅時的浮收無止盡，官民衝突不斷升級，權力係統像是被人為地放置在火山口旁。所以有人說，道鹹年間的中國，也是一個火山口上的國家。

　　盡管清朝時期內務府財政和戶部財政分家的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明代財政製度的頭重腳輕症。雖然皇帝不能隨便向戶部要錢，但是並沒有製度能夠保證皇帝不逾越灰色界限。所以這種頭重醫頭，腳輕醫腳的做法還是無法根除病症，並且隨著封建帝國末日喪鍾的敲響，淪陷已經成為一種定局。

　　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是，慈禧就曾經挪用巨額海軍軍費為自己修建頤和園並興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這可以說是晚清政局陷入危局的標誌性事件。在內憂外患不斷、財政瀕臨破產、統治岌岌可危的險境中，她竟能動用巨額軍費為滿足自己“頤養”、遊樂之欲而大興土木、修建奢華園林，且無人敢勸阻，則不能不說大清王朝的“氣數”將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