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求得內心的安穩,讓權力永世成為自家院子裏那顆歪脖子棗樹上掛著的果實。宗室諸王不遺餘力,他們本應該是“家天下”最有力的擁護者,是帝國麵前最可信賴的一道屏障。但屏障弄不好就成了智障,成了自家門前最大的威脅。
宗室諸王對君權繼承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固定順序繼承法說到底就是為約束這幫人而定的。因為他們是離君主寶座最近的人,近得隻有一步之遙,近得似乎唾手可得。
於是乎,宗室諸王或是誘使君主違反固定順序繼承法,力爭立自己為儲君;或是散布流言蜚語,陰謀陷害太子;必要時幹脆直接發動政變,幹掉皇帝和太子。而宗室諸王又是王室中除了君主、太子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王位繼承的後備力量。除了存在時間很短的王朝,其他曆時較長的王朝都有過王室嫡係無子,由宗室諸王入主大統的事例。當有別的勢力威脅君權時,擁有實權的諸王是拱衛君主的重要力量,所以又不可輕易廢除。
有鑒於此,曆代王朝一般都不讓他們在朝廷中擁有實權,以防止他們直接篡奪中央政權。但諸王畢竟是君主最親近的人,他們或是他的兒子,或是他的兄弟,或是他的叔伯。榮華富貴,不與自己的親人分享,難道拱手讓給別人不成?況且君主一人統治天下,難免有照顧不到的地方,難免有個閃失,這時不靠自己的親人又能靠誰呢?
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封藩製”帶著開國君主們美好的願望來到人間——使宗室諸王出任外藩,既避免他們爭奪皇位,又可讓其發揮重要作用:對內防止權臣、宦官、外戚等其他勢力威脅君權,對外抵禦敵人、鎮壓暴力奪權。
西周大封諸侯,開始確實得償所願,可越往後越適得其反。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分封的諸侯基本上都是同宗同姓的,然後把他們支得遠遠的,挑撥他們互相對抗和殺伐,最後連周天子都製止不了天下大亂的局麵。
到了秦朝,秦始皇因噎廢食,廢封建、置郡縣,讓宗室諸王毫無實權,眼睜睜看著橫掃天下的大秦帝國被小人篡奪卻束手無策。麵對昔日最卑賤的奴才,宗室如同待宰羔羊任人宰割。秦未亡於陳勝、吳廣,嬴氏子孫已死於宦官之手。
秦始皇子孫的悲慘命運大大地刺激了漢高祖劉邦,他吸取秦始皇的經驗教訓,大封自己的子弟為藩王。藩王們倒也不負重托,在後來反對諸呂作亂中立下了大功。當平亂的硝煙散盡,他們共同的敵人消滅之後,問題又出來了。由於諸王坐大,直接威脅到中央政府,不得已漢室江山又鬧了一出“撤藩”的大戲,引發了“七國之亂”。
其實劉邦並不是不知道“封藩”的個中利害,問題在於劉邦當時根本沒有其他路可走。劉邦所能做的,隻能針對前朝的經驗教訓采取措施罷了。但他隻猜中了開頭,卻沒能猜中結局,西漢最終的結局是被外戚王莽所篡奪。假如當時諸藩未撤,王莽又怎能輕易得手?至少他也得發動一場削平七國的戰爭,而這正是劉邦大封藩王的初衷。
此後曆史一再陷入“封藩——撤藩——再封藩——再撤藩”的惡性循環,皇帝在這件事上也很糾結。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想依托藩王“屏障皇室”,保障中央政權不被篡奪,正所謂“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親之助”,孤立者易敗;封藩,則藩王與皇帝又互不相容,兩難選擇竟是無解。
從大明帝國建立的那天起,為了能夠使得朱明江山穩如磐石,傳之千秋萬世,朱元璋的大腦就沒有一天真正休息過。他在一片反對聲中,處心積慮地推行早已被曆史多次淘汰的分封製。朱元璋決定了的事,任何人反對也隻是徒勞。
藩王勢力的膨脹,勢必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在朱元璋大封諸王的時候,有個叫葉伯巨的人就站出來指出,藩王勢力過重,數代之後必定尾大不掉,到那時再削奪諸藩,恐怕會釀成漢代“七國之叛”、西晉“八王之亂”的悲劇,提醒朱元璋“節其都邑之製,減其衛兵,限其疆土”。一句話,節製,節製,再節製。你說你的,我做我的,弄不好還給你小鞋穿。朱元璋不但聽不進勸告,反而認為葉伯巨吃飽了撐得,在這裏小題大做,居心不良,於是將他抓進監牢,囚死獄中。
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朱元璋並不是一個衝動的熱血青年,他對於自己已經決定的事,往往經過了深思熟慮。另外我們要搞清楚的一點就是,朱元璋並不是一個辨不清方向的庸君,而是一代雄主。他對曆史上由分封所帶來的沉痛教訓還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推行的分封製,是對前朝製度的繼承和發展。並且他固執地認為,他的分封是鞏固皇權的唯一手段。
那麽經過朱元璋創新發展的分封製又是怎樣一番麵目呢?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讓藩王的勢力遠離帝國的心髒地帶。從明朝分封諸王的就藩地點來看,基本上都是以北方邊境為重心,長江以南很少。這一點與曆朝曆代是有所區別的,在明朝之前的分封藩地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交通要衝、軍事要地或者經濟中心來大做文章。這等於為朝廷的權力軀體做了一次心髒搭橋手術,一旦手術所搭建的橋梁崩塌,就有可能危及到帝國的政治生命。如此分封帶來了諸多弊端:許多地區經濟中心被各路藩王占有,直接削弱了帝國中央的經濟實力。同時帝國的許多軍事要地被藩王們占有,一旦藩王與中央政府翻臉,就很容易出現藩王割據的局麵。如果將帝國的核心地區封給藩王,一旦禍起蕭牆,後果不堪設想。西晉的“八王之亂”正是禍起於此,最終導致了帝國的滅亡。
這麽多的前車之鑒擺在那裏,朱元璋大搞諸子藩王分封時完全可以參照著來。在大明帝國的心髒地區——南京(包括今天江蘇與安徽兩省)和兩浙等地不實行分封,要封就把諸王封得遠一點。朱元璋以北方邊境軍事防務為中心,沿著長城一線布防分封。一方麵可以將這些藩王支得遠遠的,另一方麵又可以讓這些諸子藩王保衛邊疆,輔佐中央皇室。當時分封到長江以南地區的藩王很少,這也是分封製的創新所在。他的那些繼任者們也是堅決貫徹,誰也不肯將帝國的心髒地帶拿出一小部分來分封給諸子藩王。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第一次大封諸子藩王時,第五個兒子朱橚曾被封為吳王,但因為年紀尚小並沒有迅速就藩。洪武七年的時候,有司請將其安置在杭州一帶。朱元璋隻說了這樣一句話:“錢塘財賦地,不可。”
永樂年間,朱棣大行分封之事,寧王朱權在靖難戰爭開啟時就跟著朱棣舉兵,算是開業功臣。在舉兵之初,朱棣曾經開出過口頭支票:“事成,當中分天下”。而等到曾經的燕王朱棣搖身變為永樂皇帝,口頭支票卻成為永遠無法兌現的一張白條。朱棣不僅沒有分一半天下給朱權,甚至還想賴賬。此一時彼一時,朱權也無話可說。可作為一個小股東,最起碼的利益,自己總要爭取一些吧!朱權向朱棣提出要求去蘇州,朱棣笑著搖頭說:“這不行,蘇州在京都周圍(畿內也)。”言下之意,如果我這個皇帝將你安排到那個地方,我還能睡一個安穩覺嗎?
沒有辦法,寧王朱權隻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去錢塘。永樂皇帝朱棣還是沒有樂起來,他依然搖頭拒絕,最後寧王朱權被打發去了南昌。
從分封諸王的血緣關係來看,朱元璋分封的諸藩王絕大多數是自己的兒子,也就是後來明朝第二代皇帝朱允炆的叔叔,屬於直係血親。這和前朝的分封有所區別,有的朝代往往將皇族裏隔了幾代的皇親國戚也列入了分封的重點對象。當然朱元璋的這種大封親生骨肉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讓他們保衛邊疆,輔助皇室。想法雖好,但終究是朱元璋的一廂情願。事實證明,朱元璋給皇太孫朱允炆出了一道尷尬的政治難題。
為什麽說這是一件尷尬的事呢?從政治地位上來講,朱允炆與他的那些叔叔們是君臣關係;但是從血緣關係上來說,諸王又都是建文帝的親叔叔。很多王叔的年紀比建文帝還要小,但論起輩分,他們又都是建文帝的長輩。這種輩分上的差距,放在講究倫理道德的傳統社會中就是優勢。這種優勢帶來的是心理的變化,從而導致了建文朝叔侄君臣關係陷入僵局。尤其對於建文帝來說,他對別人可以“講政治”、“講原則”、“講大局”,但對於那些藩王叔叔們還得講輩分啊。
朱元璋將諸子藩王的政治地位定得這麽高,隻有皇帝與皇太子才能製約藩王,在正常情況下,它既可體現出朱家基因的高貴,又能夠維護皇帝的最高權威;但是在非常規的情況下,當皇帝或皇太子沒有辦法駕馭藩王時,藩王就有可能成為帝國的脫韁野馬,無人可以製約。朱棣就是第一匹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本來應該是朱明“家天下”最為忠心的擁躉,卻成為明火執仗的家賊,大張旗鼓地舉兵篡奪皇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當朱元璋剛剛離開他為之奮鬥的世界,他的皇太孫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好他的喪事。他生前苦心醞釀的分封製所埋下的惡果就到了破土而出的時刻。朱元璋的四皇子、朱允炆的四皇叔朱棣在謀士道衍的唆使下正在北平燕王府邸嘩嘩地磨刀,那令整個帝國都為之膽寒的磨刀聲,如果地下有靈的朱元璋能夠在另一個世界聆聽得到,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朱元璋是個實實在在的草根皇帝,出身寒微。就因為他自己曾經掙紮在社會的最底層,吃過苦中苦,不希望自己的子孫遭同樣的罪。他對諸子藩王的後代及後代的後代都作了製度上的規定,予以實實在在的特殊待遇:皇子封親王,授金冊金寶,一年俸祿上萬石,府置官屬。身邊的護衛隊少者三千人,多者達萬人。衣食住行,親王們隻比皇帝差一等,公侯大臣見了這些親王也要行跪拜之禮。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則授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長孫立為世孫,冠服視一品。諸子年十歲,則授塗金銀冊銀寶,封為郡王。嫡長子為郡王世子,嫡長孫則授長孫,冠服視二品。諸子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其生也請名,其長也請婚,祿之終身,喪葬予費,親親之誼篤矣。
藩王們及其後代擁有如此優厚的福利待遇,誰還有心思幹事創業。他們隻需要無憂無慮度年華,四體不勤混日子就可以了。飽暖思淫欲,皇族子孫繁衍如滾雪球似得瘋狂壯大。這幫生下來就含著金鑰匙的皇室子孫,生生拖垮了帝國的財政,也使得後來的那些皇帝們在“當家”時常常入不敷出。
盡管朱元璋給諸子藩王的福利待遇極高,但他有一樣始終不願意給他們。那就是政治權力,不讓藩王們插手地方政務,所有的地方事務治理權統統歸於朝廷任命的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官吏所有。朱元璋這麽做,有他自己的考慮。他這麽做是為了限製諸子藩王的權力,防止他們勢力坐大。藩王勢力坐大,就會威脅到中央的權力。那樣的話,就有可能會出現骨肉相殘的血腥一幕。
朱元璋的分封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諸子藩王成為獨當一麵的軍事中堅力量,以此來拱衛中央皇室。他的目標很明確,措施卻不靠譜。朱元璋在這裏的做法很讓人糾結,他一方麵限製藩王參與帝國政務的權力,另一方麵卻又不斷地賦予諸子藩王以極大的軍權。
洪武五年(1373),距離朱元璋第一次諸王大分封過去了四年時間。朱元璋下令成立“親王護衛指揮司”,規定藩王一年享有的俸祿上萬石,府置官屬。身邊的護衛隊少者三千人,多者達萬人。
到了洪武六年《祖訓錄》修成時,朱元璋又進一步地擴大了諸子藩王擁有的軍事權力,不僅規定諸子藩王擁有藩國內護衛軍的軍事權,而且在緊急情況下就連藩國所在地鎮守軍的軍事指揮權也歸給了藩王。這樣,地方藩王的軍事權力得到無限製的擴張。
從明初朱元璋殫精竭慮地設計出分封製的表象來看,經過洪武時代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大明已經成功地完成了朱元璋時代的使命,具有巨大潛在危險的功臣勳將隨著洪武年間的“胡惟庸謀反案”和“藍玉黨案”的展開而被殺戮殆盡。
朱元璋通過分封製,將自己的親生骨肉培養成為大明江山的拱衛者與“中流砥柱”,完成了傳統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家國一體化”,出現了“打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理想格局。他希望的和諧畫麵,是朱家的子孫都能夠拱衛大明皇室,看家護院,將自己的不朽功業萬代相傳。
但是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對於接任帝國大位的第二代君主朱允炆來說,是如此的痛苦和尷尬。他眼睜睜地看著朱元璋用左手將江山交給了自己,又用右手將兵符交到了諸叔藩王的手中。雖然皇叔們的藩邸大多分布於遠離帝國心髒地帶的北方邊境,但是這些人一旦有了非分之想,整個帝國也就成了一座隨時都可能引爆的火藥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