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三章 威脅必須扼殺在搖籃中

　　由於開國功臣的權力特殊性，造就了明朝建國初期權力係統的一種三權分肥的現象，也就是相權、將權、皇權的權力分肥製。對於將權力看得高於一切的朱元璋來說，這是他根本無法接受的。朱元璋是從社會底層打拚出來的，他無法接受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權謀。

　　如果自己不出手製服，那麽後果將無法想象。朱元璋決定先拿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太子朱標勸阻父親：“誅夷過濫，恐傷和氣”。朱元璋聽後很生氣，扔給他一根荊棘枝，讓他撿起來。朱標怕刺紮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說：我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著為子孫拔刺的朱元璋將誅殺功臣的行動推向極致，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不依不饒拿他大做文章，將他的罪行逐步升級，不斷擴張打擊麵。胡惟庸的罪狀被定性為“通倭通虜”，也就是投敵賣國。在任何時代，賣國賊都是全民公敵，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殺算不得冤假錯案，有自取滅亡的成分在裏麵。但是因為一個胡惟庸，將大批無辜的開國功臣卷入進來，這是令人發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傳遞的一個信號，他要沒收相權，重整一個嶄新的權力係統。既然殺戮已開，殺一個也是殺，殺一萬也是殺。朱元璋索性將所有懷疑對象都冠上“胡黨”的罪名，一個不能少。有人評論“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積疑成獄”，這句話道破了皇帝與功臣之間的那點貓膩。

　　藍王黨案又何嚐不是如此。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戰場上的一員猛將，曾經立下赫赫戰功，有常勝將軍的美譽。洪武二十年（1387年）升為大將軍，兩年後進封諒國公。隨著權力籌碼的不斷增加，藍玉變得驕狂傲慢。而與此同時，朱元璋也正將另外一張大網悄然張開，網中之魚猶未可知。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注定是不平淡的一年。隨著胡惟庸的倒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這個沿用了千年的官職，也將相權直接收歸中央。昔日的三權分肥，成了皇權和將權的直接對視。當朱元璋將目光鎖定在藍玉那張驕狂的臉上，有人嗅到了不祥的氣息。錦衣衛指揮蔣獻在朱元璋麵前誣告藍玉有“謀反”之意，功臣謀反，這是朱元璋心頭最為在乎，也最為難解的一道死結。一個無中生有的罪名，一通有模有樣的審問。最後的結果讓整個帝國為之戰栗，“藍玉案”連坐族族達一萬五千人，繼胡惟庸案之後又一場腥風血雨。此案讓大明王朝的開國將領所剩無幾，將權受到重創。隨著相權和將權的相繼沉陷，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實的寡頭政治家，大明王朝也由此翻開了君主集權的一頁。

　　我們可以從朱元璋讓禦用文人寫的《逆臣錄》中看出，那些被誅殺的功臣們死得都是稀裏糊塗，那些攤派在他們頭上的罪狀根本經不起推敲，破綻百出。按照書裏記載，一個叫蔣富的人供述，藍玉領兵回來，請朋友們喝酒，這個叫蔣富的人也在列。也正是因為這次酒宴，藍玉對他說：我們是老朋友，我跟你說個事。我有心想謀反，你回頭來幫幫我，事成之後共享富貴。這個蔣富隻是藍玉家的打漁網戶。

　　另有一名叫張仁孫同樣供述，藍玉出征回來，前去拜見，藍玉對他們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人準備好武器，等候消息。這個張仁孫隻是鄉裏的染匠。造反這麽重大的事，藍玉的表現如此小兒科，與他的“常勝將軍”威名不相吻合。

　　借用一套經濟學理論來分析權力成本和收益，造反之類的事對於權力成本和收益來說都是最高的，當皇帝的收益就不用多說了。總之，與當皇帝的收益相比較，任何權力成本都會相形見絀。隻要有些風險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也就難保不讓人怦然心動。麵對近乎有無限收益的皇帝寶座來說，不可能根據成本和收益情況確定出一個分離條件，皇帝們隻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

　　對於朱元璋來說，他能夠想到的就是動用手中的皇權來加大處罰的力度，比如動用滅九族、淩遲等超出人類承受極限的手段來提高造反者的入市成本。

　　這樣一來，那些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就會選擇老老實實在家裏待著，造反有風險，入市須謹慎。但話又說回來，當皇帝的權力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不免蠢蠢欲動。在皇帝的眼裏看來，那些曾經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個個都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在朱元璋看來，事後懲罰的威脅對藍玉這些以冒險為樂趣的功臣們來說絲毫不起作用。

　　“飛鳥盡，良弓藏。”皇帝與功臣始終都難擺脫這種權力困境，曆史的活劇也如同盜夢空間的陀螺一直旋轉下去。當權力運轉進入到這樣到一個灰色地帶的狀態，作為局中之人越掙紮，被灰色吞沒的幾率也就越大。朱元璋為什麽非要置那些功臣於死地呢？在這裏就要說到權力學的一條原理。根據權力學原則，最高統治者與屬下之間需要一個權力空白區，這時最高統治者在心理上才會感到安全，宋太祖趙匡胤的一句名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堪稱這條原理的最形象的闡釋。

　　美學中有一個“距離產生美”原理，這個原理也同樣適用於權力。在權力空間裏沒有距離就會產生威脅，有了距離才會帶來安全感。淮右集團之所以成為朱元璋奮鬥時期的最可依賴的勢力，是因為地緣關係。親不親，都是故鄉人。而距離在這裏就成為皇帝與功臣的灰色地帶，雖然胡惟庸不屬於朱元璋的鄉黨，但是他是李善長栽培起來的。在戰爭年代，權力上的親疏關係會成為一種戰鬥力和影響力；但是在和平年代，這種權力結構中的親疏關係，就會成為潛在的威脅。特定的社會結構塑造了相應的政治結構，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隸屬依附關係。在傳統觀念的壓抑下，使人們恭敬地遵循“為臣之道，為人之道。”當政治氛圍形成了某種慣性的因素，身處這個氛圍中的人就不得不受其製約。

　　權力空白區內的“灰色地帶”其實是一個危險邊際，皇帝的功勞簿上留下了功臣們一筆又一筆的功勞。等到江山已定，硝煙散盡，功勞簿上留下的功勞越大，功臣們的危險指數也就越高。這樣也就有了“飛鳥盡，良弓藏”這樣一個曆史怪圈。朱元璋總擔心李善長、徐達這樣的開國功臣會輕易跨過那條灰色界限，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則生疑，生疑則要吃人。作為朱元璋的同鄉、故友、勳臣，讓他感覺不到權力的空白地帶，感覺不到距離。每個朝代都無可幸免地與這樣一個怪圈迎頭撞上，所以這應該與皇帝的個人素質無關，而是權力通道出了問題，造成一種習慣性的堵塞。有人借用經濟理論來形容兩者的關係，說他們是一種委托代理關係。也就是說，皇帝作為帝國的法人代表，他手裏控製著帝國的產權，但他又分身乏術，抽不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親力親為，於是就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

　　皇帝給功臣們派發高薪，政治上讓他們享受高職位。皇帝用這些現實的利益來換得功臣對皇權的一顆赤膽忠心。皇帝的底線，就是這些功臣們不要動不動就造反。

　　造反是一項高風險，但同時也是高收益的行業。對於任何一個皇帝來說，要讓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世傳下去，就要將功臣造反問題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誰將會造反的時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為皇帝懷疑的對象。這是一種很要命的邏輯，因為這種完全靠內心推理來完成的命題，對於功臣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趙光義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國家來說，麵對的不是外患，就是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因為無形則讓人無從察覺。每個開國皇帝都麵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隻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隻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麵臨同樣的困境，麵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了見識了一幕幕鬧劇。

　　不要問你想做什麽，而要問你能做什麽，功臣們天生就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在對待功臣上這話是對的，所有的皇帝防功臣都像防賊一樣。

　　這也道出了皇帝在處理與功臣關係時的那種無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沒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腦門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沒有辦法來鑒別。我們可以大膽設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們能夠掌握一種密碼，我們姑且把這種密碼稱之為權力分離碼。這種權力分離碼能夠讓皇帝破譯出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而且不會混同。這樣的話，這道權力困惑的難題或可解決。可這隻是設想，卻無法付諸實施。更何況帝王的權力操守也因人而異，就算有這種權力分離碼，他們也未必會當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