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二章 整人要師出有名

　　漢唐時期，丞相的權力大得沒邊際。在這個問題上，皇帝的表現還是很糾結的。沒完沒了的政事需要有人來替自己打理，可他又不希望有人借此機會來分肥自己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皇帝隻有把一個丞相變成一群丞相，以達到分權削權的目的。

　　站在前輩們肩膀上的朱元璋覺得僅僅把一個丞相變成一群丞相，還是無法滿足自己大權獨攬的欲望。他要做得更絕，更加徹底，那就是削奪中書省宰相職權。在當時來看，這真是一個讓人瘋狂的想法。

　　隨著元朝勢力一路向北敗退，天下大局趨於穩定。朱元璋覺得時機已經成熟，該到他動手的時候了。當然促使著他手起刀落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勢所迫。由於長期手握重權，那些文武官員們也開始嚐試著將自己的權力觸角伸向不該觸及的領域，這讓朱元璋根本無法忍受。

　　朱元璋決定出手，而且準備出重拳。他將目標直指相權，他要借此機會將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項權力奪回自己手中，對官家的權力係統進行一次重新布局。這時候，廢除中書省已經箭在弦上。

　　新朝初立，朱元璋奪回相權，就意味著要動一動那些功高蓋主的開國功勳，這是一件讓他很頭痛的事。這些在帝國第一輪權力分配中撈到實惠的大臣，想要讓他們吐出吃到嘴裏的食物，並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廢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治製度，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倫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穩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倫理政治的遊戲規則隨心所欲。

　　但對於朱元璋來說，不容易的事並不代表做不到。他做出了一個假設，如果這些大臣犯下了國法難容的重罪，那麽皇帝不就有可能對當下的權力配置做出調整了嗎？

　　雖然說，德厚不足以止亂，威勢卻可以禁暴。對於古代官家集團來說，單純的以儒治國，沒有暴力機製的約束而能治理好國家，也是難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統治觀念是一邊高舉旗幟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一邊又要求權力集團所代表的國家機器適當考慮老百姓的願望和要求，按照社會普遍公認的倫理道德原則活動。一句話說透了，就是要做到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從表麵上看，國家機器是在上天與民眾之間搞倫理調和，實質上是在統治階層和廣大民眾之間搞利益調和，上層統治力量要努力為自己所實施的行為尋求一個合適的借口，披上一件讓大多數人無可爭辯、無話可說的倫理外衣。從政治運作和倫理觀念這兩個角度來講，朱元璋要從幾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軍事、財政等大權，就必須采取一種合適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讓天下人覺得這事幹得順乎天意民心，又能順理成章奪回大臣們手中握著的重權，為自己的後世子孫執掌天下權柄掃清障礙。

　　從洪武十三年（1380年）爆發“胡惟庸奸黨案”，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牽連處死李善長等大臣，再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藍玉奸黨案”。朱元璋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權力再分配。而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393年3月22日處死藍玉。與此同時，他又在北方邊境任命了幾名皇子駐守要衝，免除了幾位開國將領的職務。

　　藍玉案件的細節至今尚不清楚，因為現存的記錄不完全。1392年12月藍玉在甘肅地界取得了對蒙古人月魯帖木兒的軍事勝利。藍玉以軍功要求朱元璋授權他在四川邊境地區設立軍事衛所，並且開辦軍屯事務。這件事被批準以後，藍玉再進一步請求準他招募當地農民，以便向更遠的西部進軍做準備。朱元璋批駁了這項建議，同時命令藍玉從戰場上撤回軍隊，隨即解除了他的指揮權。

　　朱元璋掀起的這場權力“連環三擊”前後持續時間長達十多年，被卷進去殺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5萬人之多。朱元璋打破權力“灰色地帶”，大權獨攬的效果是達到了，可摧毀的天意民心卻難以交代過去。

　　其中有些人的確屬於罪大惡極，自取滅亡的。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著手中的威權，惡貫滿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實在是冤枉，理由給的也是不清不楚。朱元璋巧妙地借助了朝臣之間的矛盾，將誣陷栽贓運用到了極致，他先後以謀逆、謀反、通倭種種理由把胡惟庸、藍玉、李善長等幾大權力集團全部收拾幹淨，隻殺得刀鋒卷口，史書流血。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春節剛過，朱元璋借著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機會，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將原來屬於丞相的權力分配給原來丞相管領的六部和監察機關，大幅度提升了監察機構在權力係統內的地位。在官家複式權力結構中，丞相作為官僚係統最頂端的那尊大神，在權力演變的過程中，一直與皇權進行著此消彼長地博弈。朱元璋索性將其連根拔除，為自己的繼任者們“撥刺”。在對權力集團上層進行大手術的時候，朱元璋出台了一係列安民撫民的政策，力圖不觸動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的利益，使得這次官家機構的大整頓，官家權力的大轉移能夠得以和平實現。

　　這項權力整頓運動雖然讓官僚係統內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軍政大權的相權集團還是被皇權生生斬落馬下，那些開國功臣被清除殆盡。

　　經過整頓之後的帝國權力係統頂端成了皇帝一個人的獨角戲，皇權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團的分權製衡呼之欲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權被瓜分得支離破碎，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監察機關七大部門瓜分了這塊權力的大蛋糕，各部門隻對皇帝負責，受皇權的直接領導和監督。它們既獨立行使職權，又相互掣肘。監察機關將六部納入監察範圍，六部的給事中（言官）也可以反過來對監察機關的官員進行彈劾，充分體現出官僚集團內部權力的相生相克，這樣既達到了分流相權的目的，又健全了權力結構中的監督機製。

　　朱元璋的分權製衡體係建立起來了，那些潛在威脅朱明王朝統治的功臣們被一個個剔除，但事情還遠沒有到結束的時候。雖然相權這時候被生生剝離出了權力係統，但由於朱元璋的血腥殺戮毫無節製，使得權力結構中的輔政係統損毀嚴重，最後到了形同虛設的地步。

　　這就造成了一個什麽局麵呢？就是說在那個複式立體化的權力係統中，官家權力機構都變成了花瓶式的擺設，看上去很美，可中看不中用。官員事無巨細都要跑到朱元璋麵前去請示匯報一番，朱元璋沒有拍板的事，誰也定奪不了。這就好像在一個幾十口人的封建大家庭裏，大事讓一家之長拿主意。如果一個人餓了喝碗牛肉湯，渴了泡壺龍井也要來請示匯報，一次兩次算是尊重長輩，天天如此，誰也受不了。一個家庭尚且有輕重緩急，運轉一個偌大繁雜的帝國係統又豈是一個人能夠忙得過來的活。

　　朱元璋雖然是勞模皇帝，可勞模皇帝畢竟是人不是神。他麵對的是龐大的官僚機器，麵對的是沒完沒了的複雜政務，這讓他陷入了身心俱疲的境地。朱元璋進行的權力整頓運動可以說是官家製度的重大變革，這項以強化皇權為目的變革是中國權力史上的一件大事。與皇權較勁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相權就這樣在朱元璋手裏化為無形，這也開啟了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官家權力新格局。

　　雖然廢除宰相製度，讓朱元璋的工作量翻了幾番，他甚至感覺到了力不從心，但他從沒有想過再度恢複宰相製度。前朝的前車之鑒擺在那裏，朱元璋不能不有所警醒，每次皇權與相權博弈之後，當皇權取得主動，皇帝為了分流相權，往往會讓自己的官家係統生出新的權力枝節，也就是新的輔政機構。這就形成了權力的惡性循環。在每一次循環過程中又產生了新的權力危機：不是宦官（太監）幹政，就是皇親國戚篡權。我們可以統計一下，曆史上哪一次宦官專權不是由開國君主為了加強皇權引發了禍端，自己美滋滋得了現實利益，報應卻落在後輩中的無能者身上。朱元璋對廢相後麵臨的權力困境還是認識不夠，可他並不願意在曆史的鐵律麵前乖乖就範。他要走出一條權力的新路，一條可以打破常規的道路。

　　朱元璋以此為開端，對新帝國的官吏隊伍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大清洗。除了朱元璋本人，誰也未曾料到這樣的一場清洗方式會以如此暴烈的方式，持續的時間會有十年之久，涉及人員會超過兩萬多人。

　　朱元璋在殺伐決斷上絕對夠得上一名快刀手，隻要他感到不快或者不安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出手，而且出手的頻率是快如閃電的。但是，讓人不解的是他在對待胡惟庸的問題上卻是另外一番情形，縱容，再縱容。甚至在長達十多年時間裏，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權力結構中都是一人獨攬大權。即一個人當丞相，時稱“獨相”。但是對其他人朱元璋卻缺乏足夠的耐心，要知道在胡惟庸前麵垮台的那些人中，常遇春、徐達、劉伯溫諸人的地位與威望又有誰不曾超越胡惟庸？可這根本擋不住朱元璋清洗的腳步。

　　為什麽說朱元璋這個快刀手對胡惟庸表現出了足夠的忍耐，甚至是縱容。

　　讓我們拿李善長與其比較一下，李善長是朱元璋的“大管家”，和朱元璋有鄉情和親家的雙層關係。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地緣效應”的官僚體係中，朱元璋連他都不能夠做到完全信任，又能信任誰？李善長曾經被朱元璋比喻為自己身邊的蕭何，是公認的大明王朝第一開國功臣。可就是這樣一個人，朱元璋在給予他崇高讚譽之後，偏偏不讓他繼續做丞相。

　　李善長在58歲時就被朱元璋強迫退休回家抱孫子，77歲又被拉進胡惟庸奸黨案。朱元璋一口氣殺掉其全家70多口人，隻赦免了他的女兒和女婿。赦免主要是因為他們是駙馬和公主。與李善長居於同等位置的還有劉伯溫，劉伯溫的才幹、品性與威信也遠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為自己的張良，朱元璋也同樣不讓他做丞相。朱元璋是鐵了心要將那個可能會在宰相這個位置上折騰出動靜的胡惟庸推向權力的前台。

　　朱元璋這麽做，也就難怪會有人認為。他需要胡惟庸這樣一個權欲熏心、並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礙，如消滅劉伯溫。他還需要這個人鬧出點大動靜，為自己提供一個端掉丞相製度的理由。這個理由是給官僚集團和天下百姓看的，不過是掩耳盜鈴罷了。

　　這盤棋從一開始就完全落入了朱元璋個人獨裁的掌控之中，不出手則已，出手則要人命。

　　廢除丞相製度，朱元璋對帝國的權力結構進行了重大改組。也就是前麵說到過的，由六部和監察機關分食相權這塊大蛋糕，皇帝總領全局。為了將這種製度延續下去，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留下一句極為酷烈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

　　這種權力係統的設置與前朝的官僚體係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簡單透明，透明是為了方便皇帝能夠對龐大繁雜的權力結構一覽無遺。所有的權力全部被皇帝劃拉到口袋裏，即所謂“大權一歸朝廷”。朱元璋這麽做就是逼著自己的子孫們不要偷懶，對待自己的家族企業要做到親力親為。此項製度在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閃展騰挪，演變得麵目全非，可以說大明官家製度表現出來的種種亂象，都與此有關。朱元璋的權力整頓運動，讓人頓生矯枉過正之感，為明王朝的後世之亂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彈。

　　對於這時候的朱元璋來說，他所能體驗到的隻有兩點：一是手中皇權的確夠大，二是皇帝的工作負擔也的確夠重。

　　《明太祖實錄》卷中記載說：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國共有1160件各種文書報告送到朱元璋案頭，其中涉及各類事項3391件。平均計算，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閱文件字數約20萬字（一本書的容量），處理事務423件。這樣的工作量，即便朱元璋五加二，白加黑，不吃不睡，一個小時也要閱讀8000字以上，並在20多件國家事務上作出決斷。

　　這種工作量就是放到今天，連我們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人也會感到畏懼，更別說快接近六十歲退休年齡的朱元璋了。就算皇帝個個龍筋虎體，就算他對自己的職業有著無限的熱愛，處身於那樣一個崗位上也是形同苦役。

　　在廢除了丞相製度之後，朱元璋先是設立了四輔官，稱為春、夏、秋、冬四輔官。後來又設置了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和東閣等大學士，但這些人的工作能力與先前被殺的那幾位丞相，是不可同日而語。另外由朱元璋一手營造出來的恐怖專政的政治氛圍，也讓這些人戰戰兢兢無心戀位，他們怕的是一覺醒來就赴了黃泉。朱元璋試圖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以解決皇帝工作負擔過重問題，又能夠使皇權不旁落。

　　無可否認的是朱元璋推行的權力整頓，帶來了吏治清明，權力監督也較以往到位。但是如何設置皇帝輔政機構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作為開國之君，他隻有無奈地把這個難題留給自己的後世子孫，而在這期間官家權力結構經曆了一個非常漫長的嬗變過程。

　　1398年，朱元璋帶著這個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按照他生前的安排，他的皇長孫朱允汶即位，是為建文帝。

　　史料為建文帝開出的評語是，這是一個懂得仁愛，能力有限，並不具備做皇帝的資質。這些特點與朱元璋大相徑庭，在朱允汶執政期間，朱元璋時代繃得緊緊的權力之弦大為緩和，官家權力運轉也是循著朱元璋定下的製度進入了正常軌道。

　　在廢除相權幾十年以後，六部長官直到此時才算真正成為手握重權的六卿。但是這些手握重權的大臣們卻不足以擔當大任，他們缺乏的是才略和經驗。朱允汶對此也很無奈，那些洪武時代的治國能臣被朱元璋掃蕩一空，留給他的就是眼前這些平庸之輩。古代官員的平庸對權力者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無能力威脅皇權，更無能力鞏固皇權。這對於朱允汶來說，就是他權力生涯的一場悲劇。

　　無能的官員，加上毫無資質的皇權繼承者，讓朱元璋的第一任接班人就陷入了巨大的權力危機。有危機就會有危險，危險來自於皇權內部。朱元璋的子女眾多，有26個皇子。建文帝的很多叔叔被朱元璋安置在各處為藩王，借此鞏固自己的“家天下”。這些叔叔輩的藩王對建文帝無異於一枚枚的定時炸彈，他們在各處都擁有大量的軍隊。

　　建文帝君臣也顯然到了這一點，準備著手削藩。這等於是推翻了朱元璋執政時期分封同姓諸王，內外相維的軍事體製。削藩的出發點是沒錯的，錯就錯在操之過急，策略也有所偏頗。建文帝即位不久，又帶著一幫摸著石頭過河的大臣，顯然不適合在此時完成這一鴻篇巨製。另外在軍事策略的選擇上，他犯了盲動主義錯誤。他應該先從那些勢弱的小王開始收拾，同時利用好藩王之間的矛盾。當燕王朱棣獲知朱允汶馬上要對自己動手時，他知道，屬於自己的曆史大時代即將到來。

　　這場耗時三年的內部戰爭，最終是以燕王朱棣的全麵勝利而告終。

　　1402年，燕王朱棣帶領軍隊進入南京，從此明朝的曆史開始翻開了屬於永樂時期的一頁。與此同時，明朝中央的政治權力體製也隨著新皇帝的誕生而悄然發生著變化。永樂皇帝朱棣認為在朱元璋搭建的權力框架之內，不可能再產生出強有力的輔政機構。他決定不完全拘於朱元璋那一套，在權力的一畝二分地上，他要再搞出點新的花樣來。

　　即位不久，他就“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但這時候還沒有打破六大部門分權製衡的權力分配體製。因此，內閣的參政議政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權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潛在危機，卻並未從根本上打破舊有的權力格局。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六部長官和內閣成員共同幫助皇帝處理政務，隻是朱棣在遵從祖製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種權變。

　　永樂皇帝開始嚐試性地讓這些大學士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置。雖然他們的官階隻有五品，沒有部下，沒有統轄機構，甚至沒有自己專門的辦公場所。可以說是既無宰相之名，又無宰相之實。但並不排除這些人不是權力係統中的紅人，因為他們全部是圍著皇帝轉的人，是皇帝的親信近臣，每日侍奉於皇帝身邊，奔走於殿閣之下，特別是可以參與國家政務，貌似宰相。

　　為了避開宰相這個已經變得不祥的字眼，加上其名稱為“入值文淵閣”，又在內廷辦事。所以人們含混地稱之為“內閣”，算是有了內閣製的大模樣。

　　我們知道一種體製的好壞，效果究竟如何，一方麵取決於這種體製本身是否嚴密完善，另一方麵取決於那些高層權力擁有者的識見、謀略、態度和活動。二者同樣重要，有很多時候，前者還要受製於後者。體製的不完善或漏洞可以通過政治高層的具體行動或臨時政策來設法彌補，體製缺陷帶來的不良影響可以通過具體努力控製在最小的程度和範圍內。

　　開始參政議政擁有一定實權的大學士雖然事權不明，與部臣、宦官之間卻也從未發生類似後世那樣的嚴重權力衝突。因為永樂隻讓大學士做自己讓他們做的事情，嚴令大學士和六部發生其他關係，他以此防止造成權責不清引發衝突，這是他的高明之處。

　　但他和他的父親朱元璋都沒有學過哲學，不明白這個世界，不是靜止的，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士們開始兼任各部尚書、侍郎之職——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長、副部長職位，有的還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從一品的少師、少傅、少保等崇高榮銜，權力地位不斷提高。他們雖然不能到兼職的各自部門裏去實地任職，也不能幹預各部事務，名義上仍然隻是皇帝身邊的侍從顧問之臣，但在重大事務的決策上，他們實際上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權威。如人事推薦與任免建議、內政外交政策製定等。他們真正的權威，則來自宣德年間所逐漸發展起來的所謂“票擬”之權。

　　票擬，又稱為票旨、條旨，裏麵暗含了帝國官場運作的大部分奧秘。

　　這裏涉及帝國國家機器運轉的方式與程序：在通常情況下，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報告文書先是匯集到通政司（相當於國務院辦公廳），這個機構是中央聯係地方的紐帶。通政司將文書登記在冊，錄下副本，隨後又轉到內閣，由大學士（辦公廳主任或副主任）將處理意見“用小票墨書”後，分別貼在這些報告的封麵上，送呈給皇帝作最後的批示，這就是票擬的整個過程。皇帝的禦批通常使用朱筆，所以，又叫“批紅”。經過批紅的文書，再登記備案，錄下副本，然後，分發再下發至各地、各有關部門，要求遵照執行。

　　所以說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那些掌握了票擬權的大學士就等於掌控了全國各地、各部門，包括中央六部。也等於同時掌握了票擬和批紅在內的這種官家權力機器運轉方式與程序。它帶來的惡果也隨之顯現。當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學士正式成為首席大學士時，“首輔”之稱謂便隨之產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認同。

　　首輔既無宰相之名，也無宰相行政號令、任免官吏之實。但當他深受皇帝信任時，卻可以壟斷票擬之權，並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從而將屬於皇帝的生殺予奪大權，相當大程度地轉移到自己手上。此時，其令人畏懼的威力，甚至遠遠超過了以往真正的宰相，這可能是朱元璋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

　　朱元璋以為他的那些後世子孫會像他學習，人人爭做勞模，靠著不眠不休“白加黑、五加二”的精神把朱明王朝推向千秋萬世。可惜的是他的子孫們雖然流淌著他的血，卻沒有繼承他的革命意誌。他們漸漸喪失了處理這些事務的能力和興趣，他們最後索性將專屬皇帝的“批紅”大權，交給了身邊寵幸的宦官們，也就是說首輔手中的票擬之權也同時失去了效用。皇帝和滿朝文武就這樣被架空權力，朱明王朝在一幫閹人的胡作非為之下，跌跌撞撞，一路踉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