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一章 有準備才能打破遊戲規則

　　走不出的灰色地帶

　　忽必烈說過中書省是朕的左手 樞密院是朕的右手，禦史台是醫治朕的兩隻手。要是皇帝的腦子生病了怎麽辦？就是要靠丞相和給事中及其諫議大夫來醫治。

　　而朱元璋廢除相權，一再打破皇權的灰色界限，引發了一係列風波和動蕩。他雖然是權力之主，但也要遵守權力上層的灰色地帶。如果沒有灰色地帶的製約，製度越突破和創新，就會對國家造成越大的傷害。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的某天，大明王朝的獨相胡惟庸稱他家的舊宅井裏突然湧出了甘泉，於是散布天降祥瑞的消息。為了顯示自己不敢獨享祥瑞的端正態度，胡惟庸邀請自己的皇帝朱元璋前去觀賞此等稀罕事。這事有點蹊蹺，不過既然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作為皇帝的朱元璋又焉有不去之理？

　　天下之大，隻要我們稍加留心的話就會發現，全國各地每天都會有稀奇古怪的事情發生。而在那時，無法解釋的事都會與天王老子扯上關係。皇帝是天子，上天搗鼓出來的玩意，天子又怎能不去捧捧場。就在朱元璋走到西華門時，突然有個太監闖到他的車馬前，緊緊拉住了韁繩。太監像個天外來客，瞪著無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著朱元璋的鑾駕，半天沒說出一句話，卻急得豆大的汗珠順著臉頰往下淌。詢問之下，才知這名太監名喚雲奇。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小小的太監膽敢衝撞當今皇帝的聖駕。緩過神來的衛士們立即撲了過去，將雲奇按倒在地就是一通亂棒，差點沒把他活活打死。可無論怎麽打，雲奇一直用手指著丞相胡惟庸府邸的方向。這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覺，他感覺事情來得太過突然，其中必有隱情。他當即讓車隊返回，自己親自登上宮城向丞相府邸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他看見了什麽呢？按照史書記載，朱元璋發現了胡惟庸家牆道裏都藏著士兵，刀槍林立。在這裏，我們不得不佩服皇帝的眼神比我們普通人不知道要犀利多少倍，居然可以穿透厚厚的牆看見藏匿其中的刀兵，比紅外線還要厲害。朱元璋當即下令將胡惟庸逮捕，並於當天將其處死。

　　這裏有一個天大的疑問，那就是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惟庸的府邸非常近，既然他事先已經知道胡惟庸想要謀逆，可為什麽不提前告發。非要等到事發前一秒，才冒著殺頭的風險攔駕阻止？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設下埋伏，怎麽會堂而皇之地將刀槍亮在光天化日之下，讓朱元璋登上城牆就可以一覽無餘。丞相謀反這麽大的案件，當天就被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不得不讓人心生疑慮。據《明太祖實錄》記載，也就在事發四天前，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發胡惟庸謀反，以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怎麽還會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子虛烏有的祥瑞？可見，雲奇告變是不可信的。

　　但無論過程怎樣，胡惟庸謀反案卻成了板上釘釘之事。這件事前前後後長達十餘年，誅殺了三萬餘人，成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事後朱元璋親自頒布《昭示奸黨錄》，告誡帝國的文武官員們，做臣子莫學胡惟庸，不會有好下場。

　　這是一場早有預謀的布局，還是丞相胡惟庸真就有了謀反之意？

　　開國之初，朱元璋對自己的權力係統還沒有完全騰出手來認真梳理，隻是在自己的王朝體製建立上照搬元朝時期的那一套，在中央仍然設立中書省作為輔佐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機構。中書省的權力結構設置是左、右丞相（後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其屬官有左、右司郎中，員外郎等官員。

　　在當時看來，中書省的權力極大，可以說是總領百官，工作事務涉及方方麵麵，就連帝國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書省呈轉頒發，不然就視為違法和無效。除了人事任免權、決策權、行政權、監察權、財政權等大小不等的權力，中書省還同時掌管軍權、軍務。也就是說，靠著中書省一個權力機構的運轉，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這種權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裏，不像是一個人，倒像是一個震懾人的牌位。丞相的權力也極大，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連後來盛極一時的六部長官也下轄於中書省，成為其屬吏。自洪武元年起，中書右丞相徐達就還是軍中的最高指揮官，可謂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直到十七年後他死在北京城。

　　從秦朝創立丞相製度起，排除一些曆史時期出現的波折，丞相的權力時大時小。丞相製度天生就有個缺點：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權力分配問題難以平衡。別小看這個問題，因為在王朝的製度中皇帝是至高無上的獨裁統治，官家集團隻有一個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給皇帝打工的。丞相的特殊性質就在於，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與皇帝的關係處理得不好就會引發許多麻煩甚至危及江山社稷。如果皇帝太強勢了，丞相就會經常換人，而且有可能是換一個殺一個；皇帝太軟弱了，皇權就可能為相權所架空。

　　一旦這種局麵形成的話，朱元璋所能做的就隻有根據丞相的建議發發聖旨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麽心。時人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誰，但一定會知道當今的丞相是誰，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於草根階層，但是在當了皇帝以後，他還是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底子薄，知識結構非常不合理。他在學習前朝明君聖主們治國的經驗的同時，也以一個草根階層的立場來觀察自己的帝國和臣子。比如說這時候他就會想起宋朝的王安石、司馬光、秦檜這些實權派大臣，這些人在掌權時都是說一不二，風頭有時候甚至蓋過皇帝。他還會想到，丞相因為權力過大就有可能幹預到皇帝的意願，甚至威脅到皇帝本人的權力和地位，搞到最後自己的地盤自己也做不了主。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就是一個前車之鑒嗎？

　　這應該是朱元璋內心深處最大的憂慮，這種憂慮促使著他將會對本朝的權力結構做出重大的改革與調整。

　　新朝剛立，朱元璋就任命了兩位丞相，分別是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

　　作為新皇，左右丞相無異於早期明教中的左右護法，一文一武。當朱元璋還是吳王的時候，李善長便出任了右相國。在相國這個位置上，李善長幹得還是很有起色的，也充分展現了他裁決如流的相才，是大明開國的首功之臣。李善長是安徽定遠人，和胡惟庸是小同鄉，和朱元璋算是大同鄉。而徐達和朱元璋是小同鄉，都是安徽鳳陽人。

　　在年齡上，李善長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歲，不應該算是同輩中人。李善長並非草根階層出身，史料記載“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由此可見，他是一個讀過書，修習過法家思想，深謀遠略的底層知識分子。但李善長又與通常意義上的儒生有著很大的不同，愛習法家言的人往往是封建世道裏的實用主義者。他們認為儒家信奉的“為政以德”那一套過於柔和，不足以為政治國。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善長與朱元璋在性格上有相似之處，朱元璋登基後在自己的權力係統推行的鐵血政策與法家“以暴抗暴”的統治理念如出一轍，讓權力成為嗜血的猛獸。

　　李善長這樣的實用主義者，身逢亂世，他們活著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能夠找到博取權貴的機會。讀書是為了破解生存的密碼，在他們眼中，普世的家國情懷隻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遊戲。而他所使用的計謀和手腕，也是為功名利祿服務的。儒家推崇的導君於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頭腦中所占的比重是極少的，也是不切實際的。

　　洪武初年，明朝權力係統的實權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同鄉，也就是所謂的“淮西勳貴”。他們和朱元璋同飲淮水，操著同一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兒時一起放牛的夥伴。在十餘載櫛風沐雨的征戰途中，他們形成了一個以朱元璋為核心的堅強集體。而淮西官僚集團的核心人物就是李善長。

　　也正是因為這種地方勢力的抱團，才幫助朱元璋從民間社會的最底層一步一步走向了權力的巔峰。這種權力結構中的“地緣效應”在打天下的過程中，起到了黏合劑的作用。可以說“淮西集團”個體之間結成了以同鄉、師生、親友為紐帶的龐而雜的人際網絡，這個網絡在明朝初年的官場上也表現出了驚人的凝聚力、戰鬥力和影響力。

　　中國的熟人社會講究差序格局，打個比方說就好像我們把一塊石子丟在水麵上，水麵會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紋。而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向外輻射出去的，是私人聯係的累積和增加，而社會範圍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聯係發展起來的網絡。

　　一個時代的權力係統扯出來的私人網絡越多，也就是分離出來的子係統越多，那麽這個時代的權力私有化成分也就會越重。盤根錯節的網絡關係就等於把權力結構進行一係列的重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個，那就是把正式權力資源當做自己的私有財產來使用。這也是為什麽在封建政治製度中，官與民在對權力的認識上會產生激烈地衝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地方勢力帶來的是權力資源的私有化，這種私有化又將孕育出主宰官家權力的富豪權貴階層。當士族權貴們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權力、暴力、財富、勢力等完成權力資源的世襲製傳遞，也就意味著，作為終極資源和最高資源的官家權力，也正在進行著潛移默化的重新分配。“淮西集團”的產生，主要是源於製度性的權力管道滲透進古代中國的傳統鄉土觀念，並使得這種“地緣性”的觀念也轉化為官場基因的一部分。

　　李善長作為“淮西勢力”的領軍人物，在他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時候。朱元璋就曾經問過他，如今亂世當道，你有什麽辦法可以平定天下。

　　李善長的回答是：你應該向秦末大亂中起家的漢高祖劉邦學習，劉邦同樣是一介草民，但是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亂殺人，也就隻用了五年時間，便成就了帝業。您是濠（今安徽鳳陽）人，距漢高祖的老家沛縣（今江蘇沛縣）不遠。山川王氣，將會在您身上得到應驗。隻要您效仿劉邦，將來的天下就一定是您的。

　　朱元璋對李善長這種既有馬屁效應，又具有前瞻性的回答很是滿意。於是李善長也就長期留在朱元璋的身邊做了一名謀士，同時負責軍隊的後勤補給工作（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漢代蕭何就是靠為劉邦轉運糧餉而摘得頭功，並進而榮升丞相，也就能夠明白此時的李善長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有何等重要。

　　朱元璋自稱吳王後，就封其為右相國。因為元朝是以右為大，所以說這時候的李善長已經是帝國的大管家。他並沒有辜負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軍機檄文之類文案工作。更主要的功績是保障了軍隊的後勤供給，使得前線將士能夠安心作戰。同時他還以元朝製度為基礎，取利棄弊，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法規，如經營鹽，立茶法，立錢法，開礦冶煉，定魚稅等等。

　　在李善長的高效運作之下，朱元璋的統治區域呈現出一派兵強馬壯，生產繁榮的景象。吳國元年，朱元璋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後來改革官製，不再如元朝那樣以右為尊，改以左為大，李善長也就理所當然被拜為左相國。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長雖然沒有在戰場上刺刀見紅獲取卓著的軍功，但並不妨礙朱元璋對他高看一眼。褒獎他的理由是：後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給軍食，功甚大）。於是授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

　　除了上麵這些優厚的待遇，朱元璋賜給李善長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也就是說憑此鐵券，李善長本人可以赦免兩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在朱元璋封公的六個人中，李善長名列第一。在頒發的嘉獎令上，李善長被比做漢代的蕭何，其風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絕對是獨一無二的。

　　這時候的右丞相徐達常年領兵在外東征西討，朝中實權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長一個人的手中。以他為首的淮西集團在帝國的權力係統中炙手可熱，這種權力上的壟斷地位也為其他地區的政治勢力所不滿，所覬覦。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駕護航之下，就算其他權力集團有什麽非分之想，也隻能將羨慕嫉妒恨暗藏於心。

　　淮西集團的權力勳貴們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國權力要塞，由他們釋放出的熏天勢焰讓其他派係根本無法近身，更談不上掣肘。當權力集團內部各個派係之間的欲望無法得到遏製的時候，那麽帝國的權力紛爭也就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拾。

　　在朱元璋的一手扶持之下，淮西勳貴的權勢被推至最高點。而淮西集團與其他派係之間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湧動，開始浮出水麵。為了能夠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權力空間。淮西勳貴又既能容下其他勢力集團與自己利益分肥，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打擊壓製其他勢力團體。從前期的李善長到後來的胡惟庸，前後十七年的時間，淮西權力集團竭力擠壓非準人的權力生存空間，根本不給非淮人包攬大權的機會。正如明史專家吳晗所說：“對不是自己係統中的人排擠，從鄉裏觀念出發而演成的政治鬥爭，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個特征。”

　　隨著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了皇權。李善長位居左丞相，地位僅次於朱元璋這個帝國一把手。加上他又是皇帝的同鄉，權勢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不光其個人權勢到達巔峰，就連親友的勢力也遍布朝堂內外，人事關係盤根錯節。

　　對於這樣的功臣，曆代開國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為確實好用，忌是因為功高震主。有一次，朱元璋齋戒過後，與李善長有過一次語重心長的談話：“人之一心，極艱檢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誌，對越神明。”這句話就是說，作為一個臣子要時時檢點自己，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凡事都要講究一個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那麽就可能會前功盡棄。

　　聰明如李善長，又怎會聽不出朱元璋這句話的弦外之音？這是皇帝在向自己敲響警鍾，讓他做人要低調，不要過於張揚。在這次談話後不久，李善長就以“患病”為由向朱元璋遞交了辭職報告。

　　朱元璋沒有與他多繞彎子，就順勢批準了他的請求，然後將其打發回老家安徽定遠。雖然中央朝廷賞賜給李善長土地若幹頃，並賞給150戶人家為他守塚，佃戶1500家，儀仗衛士20戶。可物質上的豐足遠遠比不了權力帶給一個人的精神滿足，雖然是榮歸故裏，可李善長覺得這是一件丟人的事。五十八歲就被提前退休，回家頤養天年，遠離了權力的核心地帶。

　　在李善長回鄉的第二年，無官可守的清冷歲月讓曾經執迷於權力的他寂寞難耐。他偶爾會站在淮水岸邊，遙望著南京的方向，徒留一聲歎息。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權力真是一個好東西，它帶來的不僅僅是財富與顯赫，更多是來自於精神層麵的強大。不甘就此謝幕的李善長連著向朱元璋發了幾道奏疏，匯報說自己病早就好了，希望能夠繼續為帝國服務，發揮一個老同誌的餘熱。

　　朱元璋看著奏疏苦笑連連，這個老夥計想要重新回歸權力中樞的想法顯然是過於天真。朱元璋擔心他再次進京，就在鳳陽當地給他安排了一個活幹。委托他在鳳陽主修宮殿，接著又將江南14萬戶富裕人家遷到鳳陽，在家鄉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這麽做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將李善長像釘子一樣鍥在中央權力核心之外。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將女兒臨安公主嫁給李善長的長子李琪，並封李琪為駙馬都尉。在準備操辦喜事時，他通知李善長可以進京。

　　當年的丞相，如今又成為皇帝的親家翁，此等榮耀絕非一般人能夠享有的。他進京以後，雖然被朱元璋委任了一些職務，但是想要東山再起亦是枉然。這時候的他隻能麵對昨日的榮耀空歎，因為他已經沒有能力再次染指帝國權杖上那顆最耀眼的寶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