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十章 撈點實惠比什麽都強

　　官與吏這兩個字，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被我們混著用的。漢朝的時候，官和吏並沒有明顯區別。當時每個部門的一把手就是官，其他的全都是吏。

　　漢朝的大官，常常是由吏而來的。甚至宰相都有可能是從吏員一步一步升上去的。到了唐朝，吏和官，就已經有清濁、高下之分了。造成重官輕吏的罪魁禍首是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走的是馬上得天下的創業路子，以為騎兵就是一切。他們不掌握漢字，根本就無法治國。這時候漢族的知識分子，都被堵在了科舉做官的路上。當時進官府裏當書記、文案的知識分子，也就成了吏。吏成了一條無可奈何的出路。

　　從此官吏分流，遺禍千年。到了明成祖朱棣時，又定了一條更壞的政策：吏不能當禦史、不能考進士。這也就是說，就算胥吏再會蹦躂，在權力的世界裏也蹦不上天。

　　這樣一來，吏在官場上就失去了光明的前途，形成了一種“天花板效應”。他們向上發展的空間被上麵的“天花板”活活堵死了，青雲直上的夢想也隨之終結。結果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麵，優秀的讀書人都不去做吏，隻有落第的秀才們才願意去官府衙門做個跑腿幹活的胥吏。於是朝廷裏充斥著大量死讀書的書呆子，吏員們則把持朝廷六部、地方州縣的行政。

　　明代有人去紹興當官，朋友鼓勵他說，天下治亂在於六部，六部的吏基本上都是紹興人，所以，治好紹興就等於是治理好了天下，可見當時吏的權力觸角無處不在。

　　到了清朝年間，吏的權力就更大了。天下不管什麽事情，到了吏的手裏，都會迎刃而解。銓選（考察提拔幹部）可疾可遲，處分可輕可重，財賦可侵可化，典禮可舉可廢，人命可出可入，訟獄可大可小，工程可增可減。他們既被人看不起，又沒有官場的前途，也沒有正式的俸祿，索性自認流品卑汙，自暴自棄，撈錢使壞。既然政治上沒有發展空間，那就來點實惠的。

　　胥吏成了古代各級行政機構中的具體辦事人員，所有髒活累活全由他們扛，最後出了紕漏還讓他們承擔責任。胥吏地位獨特，是“官民交接的樞紐”。與官相比，他們無品無權，在官的指令下承辦衙門中的具體事務；與民相比，他們又是身處官府的公家人。

　　他們是遊走於官與匪、黑與白之間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計算利益的方式很簡單，既然向上的權力通道被官家製度堵死，那就索性來個向下搜刮。總之，要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能虧了自己。

　　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初三，在福建省的漳浦縣令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命案。這一天，縣令朱以誠正在縣衙大堂裏坐鎮審案。在審訊過程中，從朱以誠的座椅背後躥出一個成年男子，手持短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眾目睽睽之下把正在審案的縣令殺死。而且犯人手法相當老辣，采用的是一種相當專業的方式——割喉。

　　經過初步調查，這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刺殺行動，而且有可能牽涉到當地的黑社會團夥。

　　這起命案目標很清晰，那就是取縣令朱以誠的性命。我們都知道縣令作為一個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是基層握有最高權力的官員。是什麽人膽子如此之大？是什麽人與當地的“父母官”仇恨如此之深？無論怎樣，這都是令人震驚的大案。

　　正在工作的縣令居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死，這件事震動了朝野上下。這不是一起普通的命案，更不是普通的暴力事件，這是對官家權力的公然挑釁。這個案子來得太過於突然，事前毫無征兆。經過官府的深入調查，最後將殺人凶手鎖定在一個叫賴石的人身上。賴石這個人因為這樣一個案件突兀地闖入曆史卷宗，由於資料甚少，沒有人知道此人是什麽職業，有過怎樣的人生經曆。唯一可以下定論的就是，他是一個殺手。

　　從案發過程來看，賴石刺殺縣令朱以誠，一刀割斷朱以誠的喉嚨導致其當場斃命，這說明賴石是個訓練有素的殺手。如果沒有這起暗殺行動，漳浦縣令朱以誠和殺手賴石一樣都將不會在曆史上留什麽痕跡。

　　賴石隻是一個殺手，所謂殺手對於一起謀殺案來說隻是利器，而真正的主謀則另有他人。也就是說，賴石隻是別人高價雇傭來的殺手，他的客戶才是這起暗殺行動的主角。很快，案件的偵破就有了眉目，組織這次暗殺縣令行動的主謀是一個叫蔡懷的人。堂堂政府官員在工作中被暗殺，這個案子的性質相當惡劣。漳州鎮總兵龍有印在給朝廷的奏章中寫道：監生蔡懷用高價收買刺客賴石行凶，起因是蔡懷因為品行不端，曾遭縣令朱以誠訓誡，遂懷恨在心，於是勾結同被朱知縣枷責過的胥役陳士亮、買辦衙役李珠，用一百兩紋銀收買賴石行凶。

　　龍有印給朝廷開出的結案陳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這裏涉及到一個犯罪風險成本計算的問題。蔡懷因為受到縣令的訓斥，就一怒之下雇凶殺人，這種定論下得太過於輕率，經不起推敲。要知道他殺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一個地方的行政長官。作為殺人者，他應該在事前計算過其中的犯罪風險成本。犯罪風險成本由犯罪懲罰成本和破案率兩個因素組成。暗殺政府官員，無論是犯罪懲罰成本還是破案率，都會比普通命案要高出許多。這樣的話，犯罪風險成本也就隨之抬高。能夠混到監生隊伍的蔡懷絕對不是糊塗人，在這一點上，他不可能計算不出來這種高犯罪風險成本。一句兩句訓斥，就去殺害地方行政長官，這不符合常規邏輯。那麽到底是怎樣的深仇大恨和幕後背景，讓蔡懷無視犯罪風險，去冒險一搏的呢？

　　答案很快得到揭曉，監生蔡懷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也就是說上麵的犯罪風險成本並不是蔡懷一個人在承擔，因為在當時他已經是黑社會組織小刀會的成員。

　　蔡懷隻是一個監生，監生並不是一種實際官職，而是“進身之階”。也就是說讀書人通過考試，取得監生的資格才能做官。乾隆以前，國子監的考核很嚴格。但發展到後來，那些達官顯貴、豪門巨富也可以用金錢買到監生的身份，這就叫“捐納監生”。這樣一來，監生就慢慢成為一種形式，並不需要在國子監讀書。用今天的話說，國子監的學生由當初的脫產學習轉變為函授學習《紅樓夢》第十三回賈珍向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為賈蓉買五品龍禁尉官銜的一段精彩描寫正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

　　那戴權輕鬆大方地說：“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曆來。”賈珍不敢怠慢，臨送戴權上橋，又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並送入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吃虧了。不如平準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一個是揮金如土、一心想依勢求榮的紈絝子弟，一個是熟諳世情、慣於中飽私囊的老奸巨猾。他們明明是在走後門、行賄受賄。但做起來是何等的冠冕堂皇，舒展自如。

　　蔡懷是乾隆初年的監生，這時候的考核還算嚴格。由此我們可以肯定蔡懷的監生頭銜並不是通過花錢買來的，而是通過真才實學考取的。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既然已經獲得了“進身之階”，撈個一官半職是早晚的事。可他在此時卻偏偏改弦易轍，去混了黑社會，而且混得還很專業，居然還撈了個黑社會的頭領。蔡懷由埋頭讀書獲取功名到埋頭砍人去混黑社會，這完全顛覆了世人對知識分子的價值期望。

　　在我們的印象中，讀書人應該有“學的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政治抱負，應該有“窮則獨善其身，富者兼濟天下”的胸懷。可蔡懷卻拉攏了一幫異姓兄弟，成為小刀會成員。在這裏我們要從蔡懷的另一重身份切入，蔡懷的官方身份是監生，可監生的非官非民性，使蔡懷處於一種邊緣化的生存狀態。由於監生這時候已經不需要進京脫產學習，蔡懷就被下放到地方官府充為胥吏。他和胥役陳士亮、買辦衙役李珠的身份並沒有差別，幹的都是一樣的活。

　　中國古代權力體係由官僚係統和胥吏係統組成，官僚是正式權力的指導者，胥吏是正式權力的執行者。兩者共同維持著中國古代權力機構的正常運轉。很多時候，官僚擔的是權力的名，胥吏擔的是權力的實。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才會發出“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的感歎。

　　尤其是到了清代，胥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危害都達到了一個巔峰時期，官家也倚重胥吏來共同治理天下。正所謂“與胥吏共天下”。

　　大部分的胥吏都是出身於有地方勢力的鄉紳家族，便於官府用他們來管理地方鄉民。也有像蔡懷這樣受過教育的讀書人，因為性格原因或者學識還沒有達到要求，而徘徊在仕途門外。也有少數曾經做過官的胥吏，他們或者因為行為不檢而被革職，或者因為官家的大幅裁員，而失去了原來的官職。

　　失去政治前途的胥吏，隻好將眼光投向其他地方，總不能混到最後一無所獲。

　　就整個官家體係而言，胥吏的社會地位始終處於底層。一直到封建官家體製即將走到盡頭，他們還沒有恢複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要知道參加科舉考試是連農民都可以享有的一項權利。也就是說，他們享有的政治權利還不如一個農民。這時候的胥吏完全成了一種“四不像”。老百姓拿他當官府的人，對他不信任、懼怕，甚至排斥和討厭，而那些高級官員又打心裏鄙視他們。盡管他們如此的不受歡迎，可仍然是古代官僚體係中最重要的一個階層。

　　那麽我們在回到案子中間來，看一看到底是什麽原因使蔡懷這樣的胥吏加入黑社會組織，並促使著他，聯手胥役幹掉了縣令朱以誠。

　　這時候，清朝政府還不知道小刀會這樣的黑社會組織在江湖出現，更不知道小刀會是個什麽樣的組織。如果不是因為朱以誠被暗殺，朝廷還不知道有個小刀會。在這裏，清政府還要感謝朱以誠，是他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驚醒了權力集團。在朱以誠被暗殺的同一年，朝廷開始留意小刀會的行蹤，從此，小刀會在江湖上風起雲湧。

　　當時，小刀會在漳浦一帶活動非常猖獗。乾隆元年（1736年），福建邵武縣出現了“關聖會”，乾隆七年（1742年），三、四月的時候，漳浦、雲霄一帶幹旱嚴重，小刀會內之人便乘機傳播謠言，異姓結拜和歃血為盟開始興起，吃不上飯的鄉民們希望通過這種神秘的儀式來祈求老天降雨。

　　漳浦縣知縣朱以誠對這件事非常重視，通過調查，逮捕了兩名姓張的小刀會成員。並且拔出蘿卜帶出泥，又發現了很多小刀會的成員。能抓的都抓，剩下的都是不方便下手的。之所以不好下手，是因為朱以誠在調查取證中有了重大發現，那就是吃官糧的兵丁中居然有小刀會成員。一邊吃著官糧，一邊拿著黑社會的分紅。

　　知縣朱以誠在軍營中發現小刀會成員後，並沒有收手的意思，但是他卻遇到了一點麻煩，潛伏在軍營裏的小刀會頭目阻止朱以誠將抓捕的小刀會成員押回縣衙。這件事讓朱以誠這個縣長很為難，他決定把這件事報告上級領導，讓上級領導拿主意。既然抓住了小刀會成員，那就要做做姿態，好好審理。這一天，朱以誠正在大堂審理小刀會成員，受蔡懷指示的殺手賴石從背後斜刺裏殺出，朱以誠當場斃命。

　　到這裏，我們才算真正搞清楚監生蔡懷、胥役陳士亮、買辦衙役李珠相互勾結刺殺朱以誠的真正動機。蔡懷、陳士亮、李珠都是小刀會成員，而且，蔡懷還是小刀會的一個首領。如果朱以誠繼續審查小刀會成員，不但蔡懷等三人的身份將暴露，而且有更多的小刀會成員也將陷入困境。按照犯罪風險成本計算，如果暗殺縣令朱以誠能夠取得成功，那麽就可以減小其他小刀會成員的風險成本。

　　在這個容易被曆史忽視的暗殺事件中，也是在這起微不足道而又語焉不詳的暗殺事件中，我們發現了黑社會具有的獨特的權力基因。黑社會組織如果有政府機構人員參與，就會形成“官匪”共同執掌“黑權力”的局麵。胥吏為什麽會放著官家賦予的“公權力”不去執掌，卻要不惜冒險與官府對抗？

　　胥吏身在官場，卻沒有官家給的合法收入，也沒有升官發財的路徑。對於官場的那些潛規則，他們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在那樣的一個官場環境中，他們所能接受到的文化熏陶，說是貪官文化也毫不為過。同時像蔡懷這樣胥吏還有管理平民百姓的權利，說是管理，無非是幹些欺壓良民，魚肉百姓的事情，所以胥吏的身上又兼具了江湖流氓的秉性。既然權力機製將胥吏的生存狀態引向邊緣化，那麽像蔡懷這樣的胥吏跑到黑社會組織中去尋求一份兼職，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蔡懷之所以找殺手刺殺縣令，源於江湖權力的利益計算。在這裏我將其命名為“黑權力”

　　蔡懷刺殺縣令的利益計算，是源於他的隱身份，小刀會的小頭目。既然是小頭目就有可能成為中頭目乃至大頭目。小刀會屬於江湖組織，而江湖是一個獨特的趨利性社會。在江湖社會中，要想獲得生存發展，必須遵守江湖規則，“義”是統領一切江湖規則的規則，是江湖的非成文性憲法。一個黑社會分子講“義”是為了更好地獲“利”，“義”要用“利”來體現，這是江湖中人交易雙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約。

　　我們以前看港片《古惑仔》，其實混黑社會的古惑仔們在人際交往中，看上去是為了一個“義”字，其實一直遵守的是金元外交定律。那些黑社會老大們將銀子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同時，獲得了與日俱增的江湖支持率和認同度。也就是說蔡懷刺殺縣令朱以誠，是他在小刀會獲取江湖地位的必要手段。也許在官府供職的那些小刀會成員中，他的江湖地位是最高的。如果他不出頭想法營救蒙難的兄弟，那麽他在小刀會的地位和影響力將會跌至穀底。基於這種風險計算，蔡懷才會動用自己的黑權力，放倒手握公權力的一縣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