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九章 摸清門路才坐得穩

　　明清權力係統實行的是“一衙兩製”，也就是說一個官府衙門有兩種人事製度，官員一套，胥吏一套。官員是帶著國家編製的正式員工，其升遷任免係於朝廷，由朝廷提供俸祿；胥吏則不納入國家編製，通常是由官府衙門的主官自行聘用，朝廷並不向其發放工資。對這部分聘用人員，朝廷是既不考察，也不考核，完全放權給官府衙門的主官。而這些聘用的胥吏也隻需對一個人負責，那就是使用他們的地方主官。

　　那時候在官場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官員走馬上任，除了帶上家眷，還會帶來一批吏；到了官員卸任或者易地為官，又會帶走一批吏。胥吏儼然成為官員的私人物品，隨身攜帶。新官和胥吏差役們之間有著非常微妙的關係，官員對這幫辦事人員既要依賴，又要防範。生怕自己的權力被架空，受其挾製和蒙蔽。明朝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隻要想做官，就隻能穿越半個中國。清朝雖然有所緩和，但官員依然不得在家門口為官。先是三百裏，後是五百裏，最後發展到千裏為官，稱為“避籍”。官員遠赴他鄉，異地為官，可以說是一個人去麵對陌生的環境和複雜的社會關係。就連平時說話也是雞同鴨講，南腔北調。那麽官員赴任，如果能夠帶去幾個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尤其是被官員視為心腹的胥吏，那情況就會大為改觀。這等於是帶了幾個幫手，本來一個人去麵對的複雜局麵，就變為幾個人共同去麵對。官對於吏的駕馭程度因人而異，有的官員比較聰明，可以把手下的吏掌控得恰到好處，但是有的官員比較昏庸，就可能被吏糊弄和忽悠。能夠在上任的時候帶上幾個“自己人”，做官的保險係數就要大許多。

　　在這裏我們拿出胥吏中的“門子”來簡單梳理一下官與吏之間的關係。

　　《紅樓夢》中的賈雨村攀上了賈家勢力當上應天府知府（相當於一個地級市的市長），他上任後給他上第一課的不是公務員培訓班的專家學者，而是在他手下當差的胥吏。有人狀告薛蟠強搶民女、草菅人命。剛剛上任的賈雨村拍著驚堂木正準備要公平斷案，而且立刻派人前去緝拿凶犯薛蟠，卻被站一旁的門子給製止了。

　　門子當時就亮出了自己身藏的暗器，賈雨村隻能乖乖就範，將公平正義放在一邊。一個小小的門子居然身藏官場暗器，不由讓人另眼相看。其實在當時的官府衙門，懷揣暗器的門子並不是多麽稀罕的事。明清時期，那些看門的或者服侍官員的青年男子就是門子，老百姓私下裏習慣將其稱之為“小二爺”。官員是老爺，他們是小二爺，門子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在當時門子的選任也是很有講究的，門子一般來源於當地老百姓當中十五六歲的小孩，他們一般唇紅齒白，麵容姣好，比較幹練。然後這些小孩就陪伴在官員的周圍，為官員穿衣戴冠，上茶點煙，伺候他們的生活。時間一長門子的職責就逐漸進行分流，有些當了衙役，有些當了捕快。對於門子來說，他們是伴隨在官員鞍前馬後的跟班和常隨，年紀不大卻和官員的關係最為親密，是官員片刻也離不了的人。因此他們碰到的、看到的、聽到的往往都是官場深處最為隱秘的事。

　　門子將賈雨村引至內室，從懷中掏出一張紙來，上麵寫著：“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就是賈史王薛四大豪門家族，世襲公侯爵位，家資巨富，“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

　　這就是明著告訴賈雨村，這四大家族是一體的，牽一發而動全身。另外賈雨村本人就是靠賈家勢力當上的官，而薛蟠恰恰是這其中薛家的公子。當了解了內情，賈雨村也驚出一身冷汗。他動用公權力將此事壓了下去，事後又寫信向薛家邀功，說此案已了。

　　這張紙條，門子稱它為“護官符”，顧名思義就是每個官員要想保住官位，就要照顧紙上寫著的豪門巨室。因為“上麵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隻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做‘護官符’。”

　　在這裏一句“各省皆然”，道出了當時官場的通行規則。不論你去往何處為官，都要想辦法弄到這樣一張護官符，摸清當地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和人情網絡，不然吃了虧，還不知道怎麽回事。“門子”屬於官員的生活秘書，一般是官員最為信賴的人。“門子”沒有辜負領導的信任，在關鍵時刻拉了領導一把。那麽我們換言之，如果賈雨村在這裏聘用的是一個讓他不省心的主，這件事就有可能會呈現出另外一種局麵。

　　其實這個案子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陳案，賈雨村前麵幾任官員都沒有將其判定。之所以沒有判定，主要還是因為忌憚於薛家的勢力。賈雨村開始準備派公差去拿人，也有他自己的考慮。因為像他那樣的讀書人，最初都有匡時濟世的政治理想。等到功名落定擁有一官半職，他們也想做些利國利民的事。對於賈雨村來說，他與這個案子還有著私人的聯係，被拐賣的小英蓮是他的大恩人甄士隱的女兒。雖然有上麵的因素，但是賈雨村還是選擇繞道而行。

　　當然選擇繞道而行，是賈雨村用行動詮釋官場“灰色地帶”的一種方式。賈雨村能夠擔任應天府的知府，也是費了一番周折，疏通了各種關係。他攀上最大的高枝就是“賈不假白玉為堂金做馬”的大家長賈政。依靠權貴賈政的直接幫忙，他才得到了應天知府的官職。換言之如果沒有“門子”的那張護官符，依著賈雨村最初的想法行事，他維護了馮淵和小英蓮的權益，判處薛蟠殺人罪成立，那賈雨村也由此得罪了四大家族。輕則賈雨村官沒得做，重則也許他死無葬身之地，兩方麵一權衡，賈雨村還是選擇了攀附權貴，維護四大家族的利益。

　　門子與其他胥吏相比較，有其工種的特殊性，他們長期追隨在官員的左右，熟悉官場的情況。年紀輕輕當門子，如果說他跟的是一個壞官，那麽就難免受到這個壞官的誘導，跟在後麵幹些壞事。在明末淩蒙初的《拍案驚奇》中講述了無錫人張記良的幾件事情。

　　張記良是無錫一個菜農的兒子，長得眉清目秀。十五歲那年父母雙亡。無錫新任知縣何知縣就將其留在自己衙門裏當了門子，張記良這個小孩腦子非常好使，很快就熟悉了官府衙門裏頭的各種製度和環節。何知縣是個貪官，經常幹些貪贓枉法之事。既然自己是被老板雇傭的，張記良就跟在主子後麵做了幫凶。

　　張記良行惡事的能力特別強，青出於藍勝於藍。發展到最後，無錫縣的民間流傳出這樣一句話：西山有記良，無錫無知縣。意思是，張記良在衙門裏頭肆意妄為，到了無人製約，無法無天的地步。再到後來，巡撫大人來到無錫追究何知縣的罪責，為了逃避罪責，何知縣讓張記良想辦法投奔到巡撫大人門下。這樣，張記良就能在第一時間將巡撫大人怎麽搜羅何知縣的罪狀，怎樣處理何知縣的信息傳回何知縣的耳中。這個張記良膽子非常大，一次居然把巡撫大人的官印也給偷了出來，交給了何知縣。

　　這樣巡撫大人想要裁斷何知縣或者想要懲辦何知縣時，一蓋章發現自己的官印沒有了。後來才發現，是張記良私自把官印給偷給了前任主子何知縣。雙方心知肚明，再加上何知縣私下裏又賄賂了巡撫大人不少好處。這樣上下級之間就沆瀣一氣，張記良成了溝通他們兩個人的“經紀人”。

　　不過，張記良漸漸不滿何知縣對他的人身束縛，就勾結其他的鄉紳控告何知縣貪贓枉法的種種劣跡，最後把自己主子給告倒了。上級官員就讓張記良擔任主簿，把他從一個門子提拔成了一級官吏。後來又把他放到廣東省韶關一帶去當官，不料他長期以來形成的惡習難改，在任上幹盡壞事。結果被當地的官員彈劾，最終丟官棄職，慘死在任上。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孩進了官府衙門做門子，雖然他內心可能是純淨的，但是如果他受到了貪官汙吏的教唆，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也會轉變成貪官汙吏的幫凶。當然這種影響是相互的，在專製的封建統治之下，一些官吏往往也被他們身邊的一些小人物所操縱所擺布。

　　官與吏在私人關係上，很多時候相處得還算愉快。這種愉快是建立在一種互惠互利的基礎上，胥吏需要借助官員的權勢立威於民間，以達到撈取私利的目的；而官員也會借助胥吏之手來勒索鄉民，以實現共同分肥的目的。官有官的優勢，吏也有吏的長處，雙方各居其位，各司其職，互為依存。

　　一個官員初到衙門，胥吏就會以舊規為名，唆使官員違法，以便自己能夠從中分肥。這樣，官員也就逐步為胥吏所控製。胥吏希望自己的主官是個貪欲之人，貪欲之人容易上套，也容易被拉下水。嘉慶、道光朝在浙江、廣東等地做過地方官的王鳳生說：“長隨書役，未有不覬本官之苞苴以分肥者。”“一中其計，予奪予求，無不如誌矣”。對於這一點，乾隆朝輔佐過十幾位州縣官的資深幕友汪輝祖告誡道，作為官員千萬不要收受書吏陋規，一旦收受書吏陋規，則必然為其所製。如果主官能夠拒絕饋送，那麽手下的胥吏也就難以借用權力來撈取灰色利益。官與吏之間看似親密無間，其實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一場智慧和定力的較量。

　　這些胥吏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總結起來無外乎三點：一是依仗官府的權勢，鄉民不敢拿他們不當幹部，更不敢為難他們；二是官員都是外來的，胥吏卻是土生土長的，官員基本上管不了他們；三是他們世世代代都把持著地方政務，老子死了，兒子接班，完全將胥吏作為一項家族事業來對待和經營。官員換了一撥又一撥，胥吏的權力卻始終沒有任何變化。

　　實際上，地方官員受製於胥吏，很多時候還是因為利益分配問題。對於胥吏來說，沒有國家正式工資可拿。他們的雇傭金非常少，所以為了能夠像官員那樣過上富足的生活，他們就會通過一些灰色渠道撈取灰色收入，建立自己的小金庫。

　　清朝乾隆年間的著名師爺汪輝祖寫過一本《學治說贅》，此書可以稱之為官吏合作的經典教材。在書裏，幹了一輩子胥吏的汪輝祖教導後來的官員要建好四本賬。這四本賬分別是正入簿、正出簿、雜入簿、雜出簿。正入簿、正出簿都是台麵上的明賬，裏麵記錄著法定的錢糧穀物的征收、支出數字和官府的合法開銷、法定工資等。而雜入簿和雜出簿就是那些見不得光的暗賬，裏麵記載的是各種陋規、捐贈甚至行賄、貪挪的金額。後者是不合法卻是官場上“斷不可省者”，從中可以學習每個地方、每個係統官場的遊戲規則。不僅地方州縣有，連中央部委各衙門也少不了。

　　汪輝祖要求官員們沒事的時候經常算賬結賬。正入簿虧了，可以先用雜入賬上的錢補。由此可見，清朝的小金庫很重要，“斷不可省”，官吏們管理小金庫的賬目也很有一套，來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來源當然是陋規收入，或是下級的孝敬，或是從老百姓手裏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則是不能不送的禮物等，也就是對上級的孝敬。同時還包括一些“正出”項目中沒有的日常費用。

　　對於新任官員來說，如果沒有拿到前任的賬本，將會給自己的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煩。

　　在《官場現形記》中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湖北興國的新任知府，因為得罪了前任的門子，沒有拿到前任的賬本，結果讓自己賠了錢又丟了官。

　　新知府到任後，前任知府聘用的門子（文吏）還沒離開崗位，門子正拿著老賬本在那裏待價而沽，等著新知府派人來買。作為一個門子深知自己手中老賬本對於新官的重要性。新官上任後，需要對照老賬本來管理經費。之所以需要對照，是因為“種種開銷，倘無一定而不可易章程，將來開銷起來，少則固惹人言，多則是遂成為例。所以這州、縣官賬房一席，竟非有絕大才幹不能勝任。”湖北興國到底有多少家底、老爺能貪走多少都得以暗賬為準。

　　交接的時候，新知府就應該派“自己人”到前任門子手裏去買這本賬簿。根據所在地的財政肥瘦規定價格，暗賬的價格從四五百兩銀子到數十兩不等。興國的這位前任門子就開價一百兩銀子，其實這個門子也為自己留了一條後路，這個價格應該屬於“人情價”，並不算漫天要價。誰料新知府覺得自己前腳剛到任，後腳就有人來敲詐自己一筆銀子。憤怒之餘也有些舍不得，思慮再三決定不買，要求前任門子能夠識大體顧大局無償交出賬簿。門子也是在官府衙門見過世麵的，對於官場之事再熟悉不過。他當然不願意，任憑新老爺一天討要好幾遍，軟硬兼施，就是不給。

　　後來，新知府見工作實在開展不下去，隻好咬牙掏出了一百兩銀子。可這時候情況發生了轉變，這位前任門子覺得這位新知府太拿自己不當回事了，對他如此吝嗇，於是私底下將賬簿做了手腳。比如把應酬的金額給改小了，以前知府老爺生日要送200兩銀子的，他改為150兩，卻把其他開銷給改大了，比如衙門差役的工錢每月給2兩銀子，他改為了3兩。至於現任道台老爺忌諱“六十四”和“喜”字，同知老爺的太太喜歡牡丹這些信息，賬房都統統撕掉。很快，按照假賬參與遊戲的新知州招惹得同僚厭惡，種種公事也往往因為“不合規矩”進展得磕磕絆絆，最後不得不掛冠離職了事。（引用的故事最好可以用不同字體標出來）

　　中國古代官家製度，其實就是一場權力的流水席。朝廷在官員的使用上製定了大量的條條框框，在製約官員權力的同時，也讓權力發生了嚴重的畸變。因為回避，因為升遷，那些通過科舉出來的官是真正的“流官”。這些人就像權力係統中來來往往的過客，他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往往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待不了幾年，搜刮一番民脂民膏，拍拍P股走人了事。而諸如門子這樣的小吏大多是當地人士，有的還是世代為吏，父親當一輩小吏，老了就讓兒子接著當。對當地的社會情況太熟悉了，王莊有哪幾戶富翁，張村有幾個二流子，他們清清楚楚。他們不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場和朝廷的各種律例。

　　皇帝、宰相、巡撫、知府，乃至知縣高高在上，一般老百姓見不著他們，老百姓和官府打交道，說白了就是和小吏打交道，所以說小吏的素質直接決定一個王朝的政治生態，人常說治國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封建專製社會那樣的政治結構，決定了多數胥吏一定是欺上瞞下，他們所作所為與自身利益相關，在利益麵前，道德實在是太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