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三章 攀上老鄉好做官

　　官府中人喜歡結拜鄉黨，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趨於親情化。原本你我就是鄉裏鄉親，如今又成為官府衙門裏的同僚，位高權重者長一輩，仰仗權勢者就會矮上三分。無事走訪純屬裏人往來問候，登門造訪算是老鄉互相走動；納敬隻歸於鄉情交流，賄賂也劃為鄉誼往來。送者堂而皇之，受者心照不宣。對其中尊貴顯赫者，年紀輕的直呼幹爹，平輩的就尊稱一聲老大。同鄉之間，或認了幹親，或拜了把子，或結了兒女親家，或攀了嶽丈東床；同鄉圈裏，張三是李四小舅子的叔叔，王五又是趙六大伯家的聯襟。官府衙門裏玩的雖然是鄉情鄉誼，走的卻是不折不扣的裙帶路線。

　　公門結拜鄉黨，使得權力庇護完全呈公開化趨勢。官高位尊者猶如一棵參天大樹，大樹底下乘涼的就是一撥撥鄉人。權力結構滲透鄉黨勢力，水泊梁山也同樣盤踞著各個山頭和幫派體係，人身依附摻雜著裙帶關係。到了民國時期，此風未消反長。當年的閻錫山用人原則也是“會講五台話，就把洋刀挎”。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以血緣、地緣為紐帶打造出來的權力結構，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以鄉土觀念作為人情的黏合劑。對於晚清時期那樣一個官家社會而言，但凡能夠與權力沾染一絲半點的關係的都會深深地打上鄉土觀念的烙印。

　　我們就拿主宰了晚清沉浮命運的“湘係勢力”來說，曾國藩本來隻是想在政治上尋找到盡可能多的支持力量，沒想到那些識於微時的故交舊友會成為後來湘軍的主要將領和幕僚。這些人物本就不是安於平淡之人，很多都是湖南地界的拔尖人才。曾國藩的湘軍核心層就是由這些老鄉中的傑出人物組成，不光是高層，就連“湘軍”隊伍中的中層和底層也基本上都來自於湖南、湖北兩個省。湘軍本來就是打著血緣與地緣旗號組建起來的民間武裝組織。

　　中國人有著極重的鄉情意識，當然湖南人也不例外。湖南有個傳統，就是當地人習慣把自家居所前後方圓十餘裏內的鄉親都稱之為“屋門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無；如果遇上“屋門口人”與外鄉人發生爭鬥，他們不管是非曲直都會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財也要維護“屋門口人”的利益，所以當時在這一地區經常發生大規模的鄉民械鬥事件。

　　湘軍將領生於斯長於斯，長期受到這種地域性文化的熏陶，他們將這份鄉情看得很重。曾國藩就堅定地認為“同縣之人易於合心”，一個地方的人能夠同心協力。而他的弟弟曾國荃在用人上比曾國藩更為決絕，他奉行“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裏之人”。也就是說，曾國荃可信可用之人圈定在屋門口十餘裏。

　　在湘軍發展過程中，這種“唯鄉人是舉”的用人觀念在當時也的確起到了凝聚人心、提高戰鬥力的作用。

　　曾國藩為首的湘係，就是靠著濃厚的鄉土觀念集結在一起的。湘軍，兵源來自湖南，遍及三湘四水，以湘鄉籍最多，人們以“湘軍”稱之，就釋放著濃鬱的鄉土氣息，曾國藩幕府的80餘人中湘籍占1/4，作為基本陣營是不可忽視的。湘軍將帥，從創始到第二代如劉坤一等，基本上都籍隸湖湘。湘軍將帥隨著軍事發展，遍布天下，後來成為督撫提鎮，由軍而政，形成龐大的湘係軍事政治集團。

　　對於權力運行來說，政緣與地緣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我們就拿湘軍來說，離開了“地緣效應”的“化學反應”，“曾國藩們”就無法組建起一支有著特種兵潛質的“湘軍”，沒有“湘軍”的軍事力量做保證，湘係官員的權力也就無法保證；而權柄在握的湘係官員，又反過來對湘係勢力的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也就是說湘係勢力在崛起過程中，有一個由軍而政、由政促軍的權力連鎖係統。

　　在金庸先生的筆下那個玩轉官場乾坤的韋小寶就是個把“官場人脈”用到極致的標誌性人物。他從一個隻會耍嘴皮子，耍無賴的江湖小流氓，竟然混到娶了七個美貌的太太，還有數不盡的財富，在官場上更是紅到發紫的地步，最後還在一個小島上過起了逍遙自在的日子。

　　韋小寶的人脈關係枝枝節節伸向社會的各個層麵，尤其在官場更是達到巔峰。總結韋小寶的發達路徑，無外乎四個字，經營人脈。

　　請看韋小寶初見平西王吳三桂時是如何攀親的：韋小寶聽他說話中帶著揚州口音，倒有三分歡喜，心想：“辣塊媽媽，你跟我可是老鄉哪。”說道：“這個卻不敢當，卑職豈敢高攀？”話中也加了幾分揚州口音。吳三桂笑道：“韋爵爺是揚州人嗎？”韋小寶道：“正是。”吳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遼東，原籍揚州高郵。咱們真正是一家人哪。”

　　初次見麵，三言兩語就攀上了鄉誼。如此駕輕就熟，韋小寶又怎能不混到手眼通天。在這裏韋小寶打的就是鄉情牌。

　　鄉土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曆史起源，當鄉土觀念滲透進官場因素，就形成了一個個地方實力派係。晚清官場可以說是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尤其是曾國藩的湘係軍事政治集團和李鴻章的淮係軍事政治集團，起到了龍頭作用。

　　鄉土觀念在官場上形成的強大凝聚力，有時候讓皇帝們也坐臥不寧，一有機會就將地方勢力的首領人物來個乾坤大挪移，讓他們遠離鄉土，千裏為官，無法在權力係統中形成抱團勢力。

　　在晚清權力結構中，與曾國藩齊名的李鴻章也是一個特別看重鄉誼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鴻章曾經很無奈地說過一句話，官越做越大，親戚也越來越多。這句話就是說親戚的數量與官職的高低成正比，官親是一種利益之親，而人都是有趨利性的。

　　李鴻章晚年坐鎮北洋時，隻要是安徽來的老鄉有事相求，但凡能辦到的，他都會一路綠燈開到底。結果搞到最後在他的軍營裏，有些權力的崗位幾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就沒有插足的機會。估計當時有人想要到他的地盤上混飯吃，首先要找人托關係修改成安徽戶口。

　　光緒元年（1875），李鴻章由天津入京覲見新皇，按照日程安排，他應該到京城後就返回自己的任所。可當他聽說順天鄉試就在這兩天將要揭榜時，就臨時改變主意，等到鄉試揭榜後再返回任所。榜單揭曉後，李鴻章得知當年所中的舉人竟沒有一人是出自他的老家安徽，憤怒地質疑道：“鹹豐戊午科（1858）順天鄉試也沒有一個安徽人，今年又鬧出柏中堂那樣的亂子了吧？”柏中堂也就是柏葰，此人是鹹豐戊午科順天鄉試的主考官。在那場考試中，因為他的家人私下接受賄賂，這件事被他的政敵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結果柏葰被朝廷殺了，以儆效尤。李鴻章這句話裏明顯藏著一把刀，言下之意：主考官如果不錄取安徽人，就是徇私舞弊，就會落得柏葰那樣的下場！

　　李鴻章的這句話好似小孩子賭氣一般，但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官場鄉誼之風刮得有多麽猛烈。

　　經李鴻章一手保舉的重要官員有很多都是安徽人，並且占據了官場的顯位。比如說跟隨他多年的幕僚周馥、楊士驤，兩人既是李鴻章的老部下又是老鄉。在李鴻章的大力舉薦之下，兩人官至巡撫、總督（省部級高官）的位置。對於那些曾經在他手下打過工的老部下，他也是有求必應。

　　晚清做官靠的是鄉誼，而這份鄉誼裏如果能夠靠上李鴻章這樣一棵大樹，可以算是鄉誼關係中的VIP待遇。除了做官需要鄉誼的“化學效應”，就連當幕友（師爺）、書吏（胥吏、書辦）這樣的小角色也少不了鄉誼的作用。

　　一些地區的幕友、書吏還以鄉誼為紐帶結成了堅如磐石的地域性行幫（舊時從業者就行業或地域關係結成的小團體）抱團闖市場。比如說李鴻章的淮軍幕府中雖然也有來自其他省的幕友，但是在關鍵位置上還是偏重於皖籍人員。

　　說到權力地緣效應的蔓延，最瘋狂的莫過於清朝中晚期的“紹興師爺”。

　　清朝時“紹興師爺”可以說是幕業中的品牌，其權力抱團形成的火力也是最強的，往往某個幕友的家族、親戚，通過在一個省的上下級衙門當師爺，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鄉人網絡，借此操控官府。

　　手頭就有一個現成的案例，我們從中或可窺見一斑：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湖北地界發生了一起蹊蹺的案件。在上一年，湖北地界的官府捉拿了兩個盜賊，張洪舜和張洪炎。兩個案犯的名字與乾隆二十六年歸州知州（市長）趙泰交抓捕歸案的張紅順、張紅貴兄弟字音相同。由此，刑部懷疑眼前拿獲的張氏二犯與兩年前的歸州案的犯人係同一案犯。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乾隆二十六年歸州抓捕的兩人目前尚在獄中，又怎麽會跑出來繼續作案呢？按照乾隆年間的司法管轄權限，疑案應該提交刑部來定奪，但當時湖北的官員並沒有按司法程序走。

　　如今刑部在梳理案件過程中發現了疑點，就向乾隆皇帝奏報了。乾隆皇帝獲知情況後，著派刑部侍郎阿永阿為欽差大臣前往湖北複審兩案。經過複審，得出的結果與刑部前麵的推斷相一致：此張氏兄弟就是彼張氏兄弟，兩案為同一案犯。

　　案件卷宗裏的內容譯作白話大致如下：乾隆二十五年，張氏兩兄弟於本鄉李作棋家盜竊銀子160兩及衣物，隨後被官府拿獲。但這個案子在審問擬罪的時候，張氏二人當庭翻供，最後居然被無罪釋放。審查了半天，卻是無罪之人。知州（市長）趙泰交因為“濫刑妄斷”被流放，事主李作棋、保正袁誌芳等人也因為誣陷栽贓受到了法律的製裁。無罪釋放的張氏兄弟依然逍遙在外，並且重操舊業。他們在盜竊趙啟賢家90兩白銀後被抓獲。這時候原任按察使（省高院院長）沈作朋此時已經升任布政使（副省長），他擔心翻改前案自己會受到處分，堅持隻將後案審結，而置前案於不問。由此才造成了案中案的複雜局麵。

　　現任歸州知府（市長）秦錫占在查審此案時，也是看上司沈作朋的臉色行事，才導致案情陷入迷局。

　　乾隆皇帝獲知真相後，大為震怒。他下令將張氏兄弟立即正法，被冤枉的李作棋、袁誌芳等人也被釋放，趙泰交也得到了赦免。

　　這個案子牽涉到一個省部級高官，交由乾隆皇帝親自審問。審問的結果是沈作朋立斬，原任湖北巡撫周琬、總督愛必達改絞監候（後兩人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這個案子到這裏還不算完。因為在乾隆皇帝審問過程中，越審越感到在高官涉案的明線背後有著一條更為隱蔽的線索。他對湖北大吏這種上下通氣，抱團犯罪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

　　在隨後的調查取證中發現，案件背後的灰色線索是由官員雇傭的幕友串聯形成的。涉案的總督、巡撫、按察使司這幾名高官雇傭的幕友都和徐掌絲兄弟及其姻親有關。徐掌絲是紹興人，他本人在按察使沈作朋署內做幕，而他的弟弟又在總督（省長）愛必達的手下做幕，他的妹夫盧培元在巡撫（常務副省長）湯聘的手下做幕友。這麽一個幕友家族依附著湖北省權力高層多年，他們之間互通消息，與地方官員來往密切。

　　在這個案子中，各衙門之間互相串通的公文和消息，都經過他們的手。他們之間就相當於建立了一個情報網絡，正是這個網絡左右了案情的發展，也正是這個網絡讓本來簡單的民間盜竊案，發展成為政府高官縱盜冤良案。

　　如果說，官家製定的政治製度和法律製度代表著皇權，那麽湖北發生的這起民間盜竊案，就是官僚集團聯合起來對抗皇權的妄為之舉。乾隆在了解內情後，震驚之餘不免憤怒。他命湖廣總督李侍堯等速將涉案的幕友徐掌絲兄弟等拿獲交由刑部處理。乾隆借此案為各級官員敲響警鍾，他著令各省督撫要徹查幕友上下交通，幹預政令的事，並禁止新任督撫藩臬（省部級官員）續用舊任幕友，以切斷他們與幕友之間的聯係網絡。

　　但是這種情況並沒有因此而得到遏製，反而愈演愈烈。到了嘉慶、道光年間，甚至出現了一個家族將一個地方各級衙門的幕友崗位全部壟斷，幕友網絡在地方官場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中記載，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段光清就任建德知縣（縣長），按照官場規矩去拜見知府（市長）時，知府問他有沒有請幕友。段光清回答刑名（司法）、錢穀（財政）兩席已定，知府聽了非常不高興。他陰沉著臉說：“爾處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處朋友皆上憲所薦也。”意思是，你這個縣長聘請幕友竟然可以自作主張，而我這個市長聘請的幕友都是上級領導派發下來的。

　　段光清聽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他忙解釋說，我剛剛上任，需要依賴幕友幹點事，今天大人要推薦幕友，是人情難卻。但是人情隻能安排一小席，刑錢（司法和財政）兩大席卻不能安排。

　　好個不曉行業潛規則的段縣長，沒有辦法，知府隻好向他推薦了一個小席，這樣，段光清就實在找不出理由再拒絕，沒辦法隻好收下。段光清在文中還談到當時向他推薦幕友的人非常多，甚至可以用“車載鬥量”來形容。稍微出色點的，薦條都貼到簽押房的牆壁上，次一等的，薦條也貼到了內賬房的牆上。

　　可以說，上司向下屬推薦幕友，早已在晚清官場的“灰色地帶”中通行。上司這樣做，不光是為了使親戚朋友能撈到就業崗位，更主要的是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個權力的信息管道，便於掌控。對於上級官員來說，幕友之間的上下交通，能使他們掌握的權力管道達到暢通無阻的地步。

　　州縣官為了能夠在今後的工作中不受刁難，往往對上司推薦的幕友不敢不用，也不能不用，就是你有一千個不滿意，也得欣然接受，這就是“勒薦”。用權力掐住你的脖子，讓你不得不接受他的推薦，不然你就得在權力這條道上窒息而死。

　　道光年間，在南昌府衙裏有一個叫胡懷符的幕友。此人混跡江西官場十餘年，人際關係網絡盤根錯節。他與臬司幕友謝固齋關係非同一般，仗著這層關係，幾乎所轄州縣的幕友，都是由他一人推薦。和前案的徐掌絲有著同樣的經曆，他的很多家族親人，都在江西各地做幕友。他的兄弟姊妹很多，比如說他的弟弟胡老五、胡老七和妹婿章老七分別在建昌府、安遠縣、南昌府做幕。簡直把幕友這個職業，做成了家族產業。

　　如果地方遇到什麽案件，最先得知消息的不是地方官員，而是幕友胡懷符。因為各州縣幕友先是通報給胡懷符，征求其意見，然後經過胡的批準才上報給地方官。隻要有新派駐的官員來到江西地界為官，胡懷符都會找機會將自己的人推薦給新任官員做幕友，那些初來乍到的州縣官也不好拒絕。胡懷符就這麽靠著批發幕友，居然富甲一方。

　　由胡懷符這樣的幕友編織的網絡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主要還是由政治體製本身所造成的。在清朝權力係統的分配製度下，州縣官的責任無限大，權力無限小。很多事情自己無法拍板做決定，需要層層上報，等待上級給明確的指示。這就造成了上下級衙門幕友之間來往頻繁，為幕友濫用法定權力之外的灰色權力創造了機會。

　　幕友就業的途徑無非兩種：一是幕友之間互相推薦。也就是胡懷符這種類型的幕友，他們直接向下級推薦自己的親友，進入下級衙門做幕友，並講定一年要分給自己多少好處費（規例），遇事彼此關照。

　　二是段光清這樣的州縣官員大多由自己的上司推薦幕友。因為上司左右著州縣官員的升遷，如果拒絕接受上司推薦的幕友，就會被視為異己分子。既然不是圈裏人，就有可能被踢出局。州縣官員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個不滿意，也會無奈地接受，而識相一點的州縣則會主動向自己的上司奏請薦幕，畢竟在權力係統內部還是奉行“態度決定一切”的規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