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隻能做不能說的官場秘密

第二章 有權人的親戚有特權

　　在權力係統的各種交易行為中，存在著名目不一的投入成本，其中最為原始的成本就是血緣成本。以血緣關係進行權力轉換的現象是封建官場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也就是說，“官親”是人們最好利用的親戚關係，是以血緣為紐帶結成的利益關係。這種將公權力私有化的社會關係，其投入的是血緣成本，而產出的卻是權力價值。在關係和血緣麵前，正式製度往往成了擺設。

　　在這裏，我們可以將權力的血緣成本列出一個簡單的公式：權力的血緣成本=血親成本+金錢成本。

　　官親，如果單純從字麵上理解就是官員的親人。中國人講究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有人將這種差序格局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就好像一枚石子丟在水中，波紋總是圍繞著核心向外一層層地擴散開去。如果官員是那個核心，那麽官親就是最靠近官員的那一圈波紋。親疏遠近，就表現在紋路到核心的距離。

　　官府衙門供職的官員是握有公權力的人，那麽官親與權力之間也就存在著一種必然的聯係。否則，到了今天，官員的兒子開車撞人後也不會下意識地喊出“我爸是XX”。在兒子的潛意識裏，父親是官員，那麽作為官親的兒子理所應當享有權力的庇護。

　　在古代權力結構中，官親所享有的權力庇護值應該是大於傷害值的，隻有這樣，他們才能真正實現權力的庇護。當然也有例外，一個官員如果犯了罪，血緣成本也就成了賠本的買賣。明成祖朱棣舉兵搶了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之後，就因為方孝孺一句“便誅我十族又奈我何”，就造成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十族之誅。在中國傳統的親屬關係中，最多也就是九族相連。但是，憤怒的朱棣卻史無前例地將方孝孺的門生故舊也算作一族，全部殺掉。因此事而被殺者達到數百人之多，受牽連被發配的更有數千人之眾。

　　所以在古代官家社會裏，官親也不是隻享受公權力所帶來的庇護及衍生權力，他們有時也需要分擔自己親人為官所帶來的風險。

　　在衙門裏最有價值的官親，俗稱“三爺”。這裏的“三爺”指的是以少爺、姑爺、舅爺為代表的官親。官親與其他人相比較，在使用權力製度方麵有著得天獨厚的血緣優勢。但是這種優勢如果利用不當就有可能會轉化為劣勢，而這種劣勢通常是由於權力的濫用所造成。

　　清代不少官員對此有著切膚之痛，曾經當過師爺和知縣的汪輝祖就說：官親滋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傷法”、“治婿則礙女，治舅則礙妻”。女婿幹了違法的事，依法處理就會傷害到與女兒之間的感情；孩子舅舅幹了違法的事，如果依法處理就會傷害到與自己老婆的感情。官員在處理官親的利益方麵，左右為難。

　　在清朝道光年間，既當過京官，又當過地方大員的張集馨也認為：官親“犯事不能懲辦，非如家人（指家丁、長隨）可以驅逐而嚴治之。”在當時的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句話：“莫用三爺，廢職亡家。”這句話就等於是挑明說，誤用官親，對於一個官員來說往往獲得的不是權力值，而是權力的傷害值。嚴重的話，有可能會讓官員丟官破家。

　　而在這一點上，“利不容情”的商界顯然要看得更為透徹。很多像晉商企業“六必居”那樣的百年老字號，就明確地把“不用三爺”列入自己的店規。明令禁止主管者家族中的少爺、姑爺、舅爺參與票號中內部管理。原因很簡單，他們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裏，人的理性往往要屈從於自己的感性，要管理自家的親人並非易事，畢竟有著血濃於水的關係在其中，一旦事情處理方式與血緣關係發生衝突，人的理性思維就會讓位於血緣關係引發的感性思維。而在一個人的感情世界裏，所有的規則和章程都有可能化為烏有。

　　在這裏轉述一段《官場現形記》的故事，讓我們領略一下權力賣場上的血緣成本。

　　故事的主人公何藩台是鹽法道署，鹽政在當時被視為天下第一等的肥缺。在封建社會中，鹽業專營的收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而鹽業專賣是由鹽鐵使、鹽政之類官員控製的。這些官員也是人，他們的人性中也潛伏著貪婪的一麵。在缺乏監督、又沒有權力製衡的情況下，貪婪的人性惡性膨脹，在鹽業專賣體製下就出現了貪汙與腐敗。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晚期，由鹽業專賣引發的權力腐敗更是愈發不可收拾，鹽政官成為天下第一肥缺。如果一個官員能夠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的兩淮鹽政更是肥缺中的肥缺。

　　發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兩淮鹽引息銀特大貪汙案，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案件的起因是，乾隆十三年，兩淮鹽商要求朝廷增加每年鹽引的發放定額，以滿足市場的需求。時任兩淮鹽政的吉慶在私底下收取了鹽商送的5萬兩銀子後，將鹽商的要求上報乾隆皇帝。

　　乾隆在聽取了戶部的意見後，同意在不增加當年鹽引定額的基礎上，將次年的定額提前使用，同時要求鹽商對提前使用的鹽引向政府另外支付一筆“預提鹽引息銀”。鹽商們又向吉慶行賄5萬兩銀子，吉慶同意先支付一部分利息，餘額做欠交處理，以後再全盤結算。鹽商接受了這種妥協的辦法。後繼的鹽政普福、高恒也有樣學樣，按照吉慶定下的規矩來辦。他們在任期裏也接受賄賂允許欠交息銀，而他們分別貪汙10多萬兩和20多萬兩銀子。

　　時間到了乾隆三十三年，尤世拔繼任鹽政，還是沒有辦法去改變這一陳規陋習。鹽商們在官方的掩護下，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尤世拔向乾隆皇帝揭發了這一暗藏在這條食權管道裏的規則。經過查證，三任鹽政和其他官員曆時20年，貪汙應繳國庫息銀1000萬兩。

　　對於何藩台來說，能夠撈到一個鹽法道署的肥缺，自然也花了大量的血本。更何況此人平生沒有其他嗜好，就是喜歡錢。自從上任以來，因為怕別人說他的閑話，還不敢公然販賣手頭上的差缺。就在這時官場發生了變數，新撫台不久就要更換人選，他這個藩台也做不長久，很快也要回任。過了這個村，再無這個店。在利益的驅使之下，何藩台派出自己的幕友、官親，四下裏替他招攬賣官的生意：其中以一千兩起價，就能買個中等的差使；最好的缺，則需要花上將近二萬兩銀子。

　　何藩台手裏有的是肥缺指標，就看誰願意花大價錢，公平交易，童叟無欺。有的沒有現錢，可以出示一張到任後的期票，也就是打張欠條。如果掏現錢的和打欠條的爭一個缺，那麽打欠條的就要讓一讓了。

　　何藩台有個三弟人稱“三荷包”，一直跟著哥哥當賬房，私底下也替自己的兄長拉了不少買官賣官的生意。兄弟二人在私下也達成了一種分肥規則，何藩台留大頭，大概占個六七成；弟弟留個小頭，能分個三四成也算不錯。古往今來，哪裏會有人願意去做賠本生意呢？但是兄弟二人在賣九江知府這個官銜時，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買方要出兩千兩銀子買這個缺，另外私下再送給“三荷包”五百兩的好處費。“三荷包”見其中有利可圖，就將此事滿口應承下來。

　　這一次何藩台沒有賣弟弟這個麵子，因為何藩台有自己的生意經要念。這個缺是個肥缺，五千兩銀子少一分也不賣。何藩台之所以堅持五千兩銀子，是因為一分錢一分貨。何藩台在心中對於這個肥缺有自己的一番利害計量：現在離收漕的時候已經不遠了，買官者前腳一上任，灰色收入就會接踵而至。一分到任規、一分漕規，再做一回壽，再過一個新年，不出半年就能有上萬兩銀子進賬。這時候讓買官者掏五千兩銀子，並不算太過分。

　　兄弟二人在這件事情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可何藩台就是寸步不讓。

　　本來“三荷包”在哥哥何藩台麵前還是遵循長幼禮節的，如今受他這一番排揎，以為被他看出了自己暗中收取好處費的隱情。“三荷包”不禁一時火起，就與自己的藩台哥哥算起了分家賬。

　　何藩台聽說三弟要和自己算賬，冷笑兩聲道：“老三，還有你二哥、四弟，連你弟兄三個，都是我一手帶大的。如今你卻要同我算賬？”言下之意，隻有你老三欠我的，沒有我這個老大欠你的。

　　我們來看一看“三荷包”與自己的藩台哥哥這筆賬是如何算的：父親去世以後，總共留下了十來萬兩銀子的遺產。先是你捐知縣，捐了一萬兩，弄到一個實缺；沒過三年，母親又去世，他回鄉守孝（丁艱），又從家裏搬出二萬兩，彌補虧空。你自己名下的，早已用過頭了。從此以後，坐吃山空，你的人口又多，等到服滿，又虧欠人家一萬多兩。沒過多長時間，知縣不做了，想要高升，捐個什麽知府，連引見走門子，又花去二萬多兩銀子。到了省府之後，當了三年的厘局總辦。按說這是一個有油水可撈的部門，誰知道你還是一天到晚在兄弟們麵前哭窮，搞不清楚你是真窮還是裝窮。候補知府沒當幾天，你又厭煩了。於是買密保（京外官員舉薦特殊人才任職的介紹信）花去八千兩銀子，送部引見又花去三萬兩，才撈到今天這個鹽道的職位。你在官場上的每一點進步，花的都是我們三兄弟的錢。就算你替我們成親，替我們捐官，我們用的不過是利錢，何曾動到正本。從頭到尾，我們用的都是自己的錢，用不著你來充好人。娶親也好，捐官也罷，你甩手不管也可以，隻要你償還屬於我們的那部分錢。隻要手裏有錢，還怕娶不著媳婦，捐不得官。

　　何藩台聽了這話，坐在那裏愣了半天沒說出一句話。

　　“三荷包”見哥哥無話可說，繼續道：現在莫說家務，就是我做兄弟地替你經手的事情，你算一算：玉山的王夢梅，是個一萬二，萍鄉的周小辮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饒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陸子齡五千，廬陵黃霑甫六千四，新佘趙苓州四千五，新建王爾梅三千五，南昌蔣大化三千，鉛山孔慶輅、武陵盧子庭，都是二千，還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時也記不清，至少亦有二三十注。我筆筆都有賬的。這些錢，不是我幫你忙，你從哪裏弄？說說好聽，同我二八、三七，拿進來的錢可是不少，幾時看見你半個沙殼子漏在我手裏？如今倒同我算起賬來了。我們索性算算明白。算不明白，就到南昌縣裏，叫蔣大化替我們分派分派。蔣大化再辦不了，還有首府、首道。再不然，還有撫台，就是進京理論亦不要緊。我到哪裏，你就跟我到哪裏。要曉得兄弟也不是好欺侮的。

　　“三荷包”越說越得意，把他哥哥何藩台氣得是吹胡子瞪眼，渾身隻打哆嗦。

　　在這裏何藩台與其弟“三荷包”兄弟鬧翻算起了家賬，看似兄弟之間算家賬，卻在不經意間抖落出了權力的血緣成本。清朝官員隊伍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科舉，二是保薦，三是捐納，其中，科舉看上去是最為公平的，八股麵前人人平等；捐納次之，基本上也能夠做到金錢麵前人人平等。

　　這個與弟弟算賬的何藩台就是捐納出身，他的官途是用錢鋪出來的。

　　父親臨終前留下的十萬兩銀子，如果走司法程序，按照遺產繼承法，兄弟四人應該都有份繼承。依照“三荷包”算的賬，兄弟四人最後將家資作為賭注全押在了大哥何藩台的身上。也就是說，在官場上做買賣的何藩台並不是一個在戰鬥。這就像是一個家族式的股份有限公司，何藩台雖然是董事長，但哥幾個人人都有股份在裏麵。

　　求官既然花費了巨額的投資，當然就得要求有盡可能多和盡可能快的回報。

　　不論是來自“正途”的科舉和軍功、保薦，還是來自於“旁門左道”的捐納，在當時，人們求官，都是出於為自己的“錢途”而奮鬥，更何況像何藩台這樣花大本錢捐出來的官；而他取得官職的手段，每一步都是金錢鋪出來的。

　　像何藩台這樣的為官之道，在晚清時期是一種大的流行趨勢。他們背負著全家人或者全族人的希望奮鬥在官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做官既然如同做生意，為了做官，首先必須學會投資，這就是各種“正當”的或不正當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銀錢上的付出。

　　朝廷公開賣官，由於官多職少，於是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候補官員大軍。地方官員在其中渾水摸魚，趁機大撈一把，哪裏有了缺，誰給的銀子多，就派誰去填補這個缺。

　　何藩台拿著兄弟四人的本錢去博取仕途，那麽在這裏就等於是簽了一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股份合同。當然隻要用錢鋪路，這條路上的風險並不是很大。兄弟幾人的錢為何藩台贏得了權位，所以他的權力就有了一個血緣成本。

　　權力的血緣成本在這裏就成了“三荷包”這樣的官親獲取灰色收入的重要砝碼，這就好像家族企業的雛形階段。大家都有份參股，到了年底自然會拿著鍋碗瓢盆來分取利潤。這就是為什麽“三荷包”可以這麽牛皮哄哄地在外麵替何藩台包攬生意，他完全是以主人翁的姿態在打理何藩台的官府事務。他對每一筆開銷和收入都心知肚明，這是一般官幕吏役等衙中人員無法享受到的特權。這也是為什麽官親在衙門中的地位要比其他人高出許多，甚至可以指揮其他低級別的官吏的原因了。

　　作為知縣官的剛毅在他所著的《牧令須知》中說，官親“在家鄉，畏官人；在署中，管官人，猶之乎以羊（喻衙中各類人員）將（送給）狼（喻官親）”。一般來說，官親在官員手下諸類人中的地位和幕友不相上下，肯定是高於書吏、長隨、差役等雇傭人員。

　　何藩台的家資還是頗豐的，父親死了，能夠為子孫留下十萬兩銀子的家庭在當時著實不多。這樣算來，兄弟四人應該算是當地的“富二代”了。

　　換言之，如果何藩台生在一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既沒有大筆遺產可供繼承，更沒有兄弟們為自己籌措官資，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血緣成本就會大大降低。降低血緣成本，並不代表他將來身邊就沒有“官親”。其實在泛官親的概念裏，除了血緣維係起來的純粹官親，還有金錢維係起來的利益官親。

　　一個官員赴任地方，朝廷往往會為他配備一套佐貳班子，同時衙門還雇傭著一大幫書吏衙役為他跑腿辦事。即使如此，那些州縣長官還是會帶著自己熟悉、信任的師爺、長隨赴任，並將他們逐一安排到重要的權力環節中。這個州縣長官帶過來的私人班底，也就成了官員最可信賴的“官親”。

　　不過這個“官親”不存在血親成本，隻有純粹的利益成本。如果這個“官親”發起飆來，就不是私下找官員算算賬這麽簡單的事了，他可能會掀起更大的風浪，為官員製造出更大的麻煩。

　　在這個故事的後半段，還套出了另外一個故事。套出的這個故事引出了官員身邊的另外一位爺，我們知道“三荷包”是三爺，因為血緣的存在使得三爺成為最有含金量的官親。既然有“三爺”，那前麵定有“二爺”。所謂的“二爺”就是與官員沒有血緣關係的“官親”。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他與官員之間卻存在著利益之間的勾連關係，正是這種利益的勾連，讓他具有了“官親”的特權身份。

　　在“三荷包”算的這筆賬裏還提到了一個叫做王夢梅的人，王夢梅從何藩台那裏花了一萬兩千兩銀子得到一個“江西著名的好缺”玉山縣。王夢梅買官的銀子來得確實不容易，他沒有豐厚的家資，也沒有親兄弟為自己湊份子。沒有辦法，他隻能從錢莊貸了三千，又弄了一位帶肚子的師爺，一位帶肚子的二爺，每人出了三千，自己又湊了四五千。所謂“帶肚子”又稱為“睹子”，也就是指那些專門放官債的人。這些人手裏都有點餘錢，他們拿著錢專門投資官場。在他們看來，官場的買賣沒有市場風險，收益高。他們通常選擇那些有希望補實缺的候補官員，然後貸給他們銀兩。這位貸款給王夢梅的“帶肚子二爺”叫蔣福。

　　蔣福並不急於收回自己的錢，但他卻開出了一個條件：在王夢梅赴任時，帶上自己。然後他要求在官員手下混個師爺或者長隨當當，目的是能夠與王夢梅共同參與利益分肥。為了確保自己不被王夢梅過河拆橋，他事先與王夢梅簽訂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王夢梅帶出來的蔣福兩位爺，另一位爺事先說好將來為王夢梅管賬（當玉山縣的財政局局長），蔣福隻好當稿案（文書）。其實這裏同樣是集資當官，不過集資對象不同而已。何藩台集的是兄弟的資，王夢梅借的是外人的錢。

　　“帶肚子二爺”蔣福跟著王夢梅到任後，撈起錢來毫不含糊，到處搜刮民財，幹涉辦案，吃了原告吃被告。說起來也可以理解，他們也是拿錢投資，把做官當個生意經營，當然要急於收回成本，因為他們負擔了買賣過程中的“利息”要求。

　　蔣福和王夢梅二人表麵上看他們是主仆關係，其實在權力結構中，他們結下的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也正因為這種利害關係，使得王縣令和蔣師爺的關係呈現出一種非常微妙的狀態。

　　王夢梅帶著二位“爺”到任之後，形勢急轉之下，這兩個“帶肚子”師爺時時處處總要挾製王夢梅。剛開始兩個人還有所顧忌自己的“二爺”身份，到後來，他們居然反客為主，分不清誰是官，誰是仆。有一樁案子，王夢梅已經批駁，結果蔣福得了原告的銀子，定要王夢梅出票捉拿被告。這讓王夢梅大為惱怒，便寫了一紙諭單，公開宣布：“倘有幕友官親，以及門稿書役，有不安本分，招搖撞騙，私自向人需索者，一經查實，立即按例從重懲辦，決不寬貸。”他企圖以此斷絕兩位“二爺”的財路。誰知道“二爺”也不示弱，趁機在背後大做文章。他們對書差假傳王夢梅的指令，“老爺是個清官，不日就有章程出來，豁除錢糧浮收（額外征收），不準書差需索。”百姓本就苦於苛捐雜稅，聽說王縣令主動去除浮收部分，自然非常高興，害得王夢梅三天的錢糧分文未曾收著。

　　兩位“二爺”等於是在背後拆王夢梅的台，去除浮收部分就是在割王夢梅身上的肉。沒有苛捐雜稅，他這個縣令的黑色或者灰色收入就會少了一大半。

　　就像李寶嘉借著《官場現形記》裏的典史錢伯芳之口說出的話，不要看輕了這小小典史，“等到做順了手，那時候給你狀元你也不要呢！”這句話毫無半點誇張的成分。他的解釋是：“州縣雖是親民之官，究竟體製要尊貴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師爺同著二爺，多一個經手，就多一個扣頭，一層一層的剝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而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親，實事求是。”

　　這句話一語道破了衙門裏的這些“爺們”雖然沒有官家賦予的正式權力，但灰色地帶中卻有著千頭萬緒的隱權力枝節。

　　當然“官親”除了幹些破壞正式製度的事之外，也不排除其積極的一麵。比如說，一些時候他們是官員了解現實社會的一雙眼睛，上下奔波打點的一雙腿。官員經常待在衙門裏，很少有時間深入民間，搞調查研究。他們如果想要得到來自基層的第一手資料，就必須要有可靠之人來向其如實提供。對於官員來說，沒有比“官親”更為可靠的人了。所以很多時候，官府衙門出告示、辦公事，所涉及的下情真實而有效，就像他們親眼所見，這個功勞就應該記在那些“官親”們的頭上。

　　另外官親與官員有著經常性的和較為深入的接觸，所以他們更善於揣摩官員的心理和喜好，這也有助於解決官場上的一些棘手之事。

　　權力的血緣並不在於官親居於何種顯耀的權位，而是在於其權力的流動是不是被納入正常的權力管道。如果說，這個權力管道既能夠保證食權者的權力暢通無阻，又能夠有效地抵禦私人關係網的入侵，那麽國家機器就是運行在正常的權力軌道上。換句話說，如果製度性的權力管道是斷裂的、堵塞的，那麽權力的流通隻有借助關係網絡的隱秘通道。那麽這時候由“官親”所構建起來的私人關係網絡就會輕而易舉地嵌入到正式權力管道中，並將其轉化為權力的灰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