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二十五章 宦官橫臥權力之榻的時代

　　從某種意義上講，大明帝國的最高層是一個由皇帝、內閣和司禮監構成的權力三角。

　　皇帝作為三角中的至高點，帝國的一切權力都應該歸屬於他。可現實情況卻並非如此，很多時候皇帝對權力的掌控隻是象征性的。為什麽說他是象征性的？皇帝雖然是三角中的一角，可一旦其它兩角抽離而去，帝國的權力架將會陷入崩塌。

　　在這權力三角中，內閣大學士替皇帝思考治國之道，並以代皇帝擬旨的方式來分肥帝國權力這塊大蛋糕。最後通過司禮監秉筆的手，使內閣的治國理想變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動；這樣一來，司禮監秉筆就有了自己的權限，他既可以讓內閣的理想化為泡影，也可以使內閣的理想成為全國一盤棋的統一行動。

　　明朝以前的王朝，大多走的是皇帝和丞相的雙核體係。丞相雖然不能完全限製皇權，但最起碼可以在皇帝年幼或其他種種原因造成皇帝無法履行職責時，避免皇帝身邊的近侍利用皇帝的名義過於幹預帝國的行政體係。

　　明朝行政體係的形成，使得帝國的權力核心指針完全偏向內廷，外廷反而成了花瓶似的擺設。在這種情況下，隻要皇帝懈怠於政務，太監擅權時，外廷根本就沒有可與之相抗衡的強人能夠站出來。

　　雖然帝國在萬曆年間，曾經出現過張居正這樣一個強勢內閣，但這種強勢並非來自於行政體係本身。它主要還是由於權力係統內部人際關係發揮的作用，年幼的皇帝對自己老師的自然依賴和當時司禮監掌監馮保的通力合作。

　　等到張居正死後，帝國再度陷入內廷為大的怪圈，而外廷再無可與太監們相抗衡的實力。

　　帝國文官集團再無核心可依，彼此互相爭鬥侵壓，限於黨爭的泥沼難以自拔。文官集團的勢力本來就弱於宦官集團，再加上常年內鬥，分散力量，就更無法與宦官們抗衡。

　　帝國從朱元璋削奪相權就定下了一個調調，那就是權力要圍繞皇帝轉，盡可能壓低官僚集團的權力值。自明成祖朱棣以後，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而皇帝與朝臣都在行政體係中邊緣化，帝國的命脈也逐漸轉移到宦官的手中。

　　如果我們把明朝的宦官時代劃分界限，王振無疑是第一代宦官之王，劉瑾是第二代，魏忠賢是第三代。

　　朱元璋掛出的鐵牌怎會鏽跡斑斑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並沒有真正染指權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為朱家子孫們贏得這大明天下。當國家建立以後，那些曾經的戰友（功臣）業已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場，權力禁臠又豈容那些宦官們染指？朱元璋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從手握皇權的第一天起，他就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權力集團的博弈中，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拔河論。拔河的雙方，一頭拴著是皇帝，另一頭則拴著官僚集團。其實本來與宦官們並無多大關係，宦官充其量在權力係統中也就扮演著“打醬油”的角色。

　　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將權力看護得很緊，他廢除丞相製，是因為在他的權力係統中並不需要丞相來平衡權力，他以為憑借自己的一人之力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員拉拽得腳步踉蹌。朱元璋的貧農身份，應該屬於草根中的草根。

　　不要說是宦官，就是那些長年在權力底層撈油水刮地皮的胥吏對於當年的朱元璋來說也是手握傷害權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剛當上皇帝的前幾年，對那些在權力場中“打醬油”的宦官更是嚴加防範。這時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職責就是服務於宮廷生活，其活動範圍很難越出森嚴的宮牆之外。

　　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老太監，其實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他指出國家即將頒發的公文中存在著明顯的漏洞。朱元璋明明知道這個太監並沒有胡說八道，但仍然當即下旨將其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給出的理由是：這名宦官不安於本職工作，越權“幹政”了。

　　要知道在朱元璋時期，太監們除了端尿送茶伺候人的機會，是沒有任何玩一把權力的機會的。即使是有，也沒有人敢去玩。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就曾經專門打造了一麵鐵牌，懸掛在宮門之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可以說，此時宦官的權力在明朝跌入了曆史的最低穀。朱元璋刻在鐵牌上“宦官守則”可不是好玩的，也沒人敢玩。

　　朝廷不僅不允許宦官們幹預朝政，更不能與其他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置辦產業的權力都沒有。太監無後，置辦產業留與誰？朱元璋還以曆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為鑒戒，他曾經感慨萬分：“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嚐不為之惋歎。”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時，也對自家後院裏的宦官們作了種種限製，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

　　事物的發展，並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無論你是皇帝還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做了皇帝的時候，權力集團之間的拔河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首先是他的那些子孫發現自己在這樣一場權力弈局中，漸漸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時候皇帝是被官僚集團拖著往前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時候，他們轉身就發現了站在自己身邊那些恭順有加的宦官。於是皇帝索性將禦筆一扔，奏章一推，說了一句：哥幾個過來，你們來幫我和這幫吃飽撐得沒事幹的官員們拔河。由於宦官的加入，這場皇帝與官僚集團的拔河就拉平衡了。

　　宦官作為帝國權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隻要皇帝是個權力狂人，喜歡玩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治，那麽權力的運行軌跡早晚還是會走上重用宦官、使刑餘之人幹政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迂回之路，特別是在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製後，對那些開國功臣一次次的殺戮。就是為自己的繼任者掃清障礙。

　　當整個朝堂為之一空的時候，他環視四周，能夠信任的隻有那些朝夕相處的宦官。這樣一來，在朱元璋執政的中晚期，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又重新粉墨登場，在權力的舞台上扮演著幹預國家大事的角色。明朝的政治體係其實是各種力量在相互博弈過程中的此消彼長，在這種帶著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剛性權力結構中，文官應該是大明這場權力遊戲中的最佳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為明朝官僚集團中的生力軍，把持了權力係統的所有關鍵點。

　　作為皇帝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須突破那些製度上的剛性約束，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裏，有一大半以上的時間，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文官集團的強力限製。就是在皇帝權力高度集中的專政時期，在權力場上能夠興風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為曆史的看客，很多時候我們看見的不過是表象，這種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鬥，或者宦官和文官鬥。可表象終究是表象，其本質還是文官內部不同派係之間的權力博弈。在這裏，無論是皇帝，還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們會在明代看見這樣的現象，當文官們意興闌珊，攏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張，明朝的整個政治製度也就走到了曆史的終點。

　　關於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間的關係，曾經有人做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們麵前擺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側放上9斤的物體，在右側放上8斤的物體。那麽這時候天平就會完全倒向左側，但如果在右側加上兩斤的砝碼，那麽天平又會完全倒向右側。

　　很多自幼和太監一起長大的皇帝是把太監當成自己的親人的，就是換了你是皇帝，你是喜歡一個從小到大無話不說，十分聽話的玩伴，還是喜歡那些表情嚴肅，經常批評自己，幹涉自己行為的大臣？我想，任何一個人都會選擇前者。

　　明朝的文官集團的權勢已經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們不但幹預朝政，批評皇帝（有些確實是故意找茬），還監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隨便曠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貪杯，雖然他們自己也幹這些事，卻不允許皇帝幹（比如張居正）。於是，皇帝們隻剩下了一個選擇：讓太監去製衡大臣。

　　我們由這個比喻再回到明朝這架權力天平上，在皇帝與文官的權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個後來加上去的砝碼。砝碼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勢均力敵的關鍵時刻，他往往決定著最後的勝負。宦官通過把自己的砝碼投向皇帝，讓皇帝在權力天平上獲得優勢，而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報。

　　其實在使用宦官這個問題上，打破種種禁令的並不是別人，而是朱元璋自己。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宦官人數的急劇膨脹上，尤其是到了他統治的中後期，宦官的人數基本上是呈滾雪球狀態在增長。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設內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麗國索要二百多名閹人，安南國也不斷向朱元璋進貢閹人，每次動輒幾十人。

　　朱元璋統治期間，宦官機構及有關職官設置變動頻繁，宦官數量不斷增加，相關機構逐步膨脹。在洪武年間，明代宦官機構及職官設置就已基本形成定製。

　　明代的宦官機構，以“二十四衙門”為基本主體。二十四衙門包括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內廷任職之外，還能出任各種外差使職。按照原來的規定，這二十四衙門主要隻是為皇帝生活服務的部門。但事實上，明代的宦官已經發展成為極其重要的政治勢力，不但掌管了宮廷內有關飲食起居的一般事務，還控製了全國的軍政要務。

　　尤其是司禮監，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的首席，也是整個宦官係統中權勢地位最高者。可以說，司禮監這個職位雖無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

　　宦官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掌權。一般說來，貴族勢力大，能夠分掌中樞大權時輪不到宦官掌權；必須皇帝有較大權力的時候，作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權。皇帝有權懶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機，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這個皇帝不當回事。經常幹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為生猛的莫過於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太管國事很懶惰的情況下，內閣的權力膨脹了，批紅權就歸了宦官，但在體製上君權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權力不可能超過皇帝。沒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麽也不是，興風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就造成了宦官們身穿“權力馬甲”占據著司禮監這一風水寶地，優哉遊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幹活總得要有別人來幹。於是就有了宦官們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詔諭，這就等於把最高的決策權與行政權都轉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個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權力係統還能運轉自如，不能不說是政治史上的奇跡。而這個奇跡的產生主要得益於龐大的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在那裏平衡著權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與朝臣的勢力相對其他王朝來說，是非常孱弱的。這樣就失去了權力應有的平衡，大權自然也就被宦官們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東西兩廠，握有司法與緝查大權，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權力本身有衍生的趨勢，權閹手中的權力自然會向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滲透。但由於太監幹政是違背常理的，在道義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紛爭必然會在統治內部蔓延起來，最後擴大到民間。王振時代，鬥爭還停留在相關人物上；到了後期，打擊麵擴大到了整個官僚係統，甚至連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禍。

　　再拿魏忠賢來說，在天啟皇帝死後，他掌握了東廠，掌握了錦衣衛，他的那些親信們也在權力結構中占據了顯官要職。和他那張“九千歲”的名片一樣，他的權力此時已經炙手可熱，離皇帝隻有一步之遙。不過這時的大明王朝已經進入倒計時階段，皇權成了一件易碎品。作為宦官的魏忠賢，其手中的權力越大，在官僚集團和皇帝麵前的價值就越低。所以對他來說，權力達到巔峰的時刻，也就是末日到來的時刻。

　　作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讓自己的意誌，有更大的實現可能。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結論背後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一個皇帝，他的個人榮辱，羞恥觀念和普通人是一樣的，他突破輿論帶來的彈性約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詔獄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閾值的可能性較小。

　　皇帝在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通常會受到來自權力係統的製約。就算他們能夠做到不需要過多顧慮官員和世俗世界對自己的評價，也要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慮。

　　那些太監則完全是自由職業者的狀態，他們可以把一切束縛在個體身上的顧慮統統甩掉，輕裝上陣。他們甚至連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從進入這個圈子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割斷了與外麵世界的聯係。這種顧前不顧後的變態心理，可以讓他們在行動的時候更加肆無忌憚，毫無顧慮，更不會有精神和道義上的負罪感。

　　其實這樣做的結果，使他們自己的利益最終也受到損害，難以善終。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他們最後都走了自取滅亡的下場。所以即便是宦官，從這個意義上受到的製約也很厲害，整個明代真正不顧自己的利害關係，不怕自己遭遇悲慘下場而效仿劉瑾，魏忠賢之輩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們都知道朱元璋是從社會的最底層經過奮鬥才走向權力的巔峰。

　　對於一個從戰爭的刀叢血泊中滾過來的草根皇帝，江山得來不易，豈容他人共享權力的果實。明朝有錦衣衛、東廠和西廠，特務密探四出，朝臣的一舉一動，莫不在他們眼裏。有的密探甚至還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騷話都給舉報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腦袋就搬了家。顯然，這是常見的特務統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報，讓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過去的帝製時代，還存在反向特務和密探，是臣子們用來打探皇帝情報的，這些特務和密探，就是皇帝身邊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為逆向特務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掛出的“宦官法則”鐵牌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變得鏽跡斑斑。

　　從永樂朝始，受到朱元璋“宦官法則”壓製的宦官開始有了複蘇的跡象，他們的天空開始漸漸有了亮色。有人說，知識改變命運。知識不光改變我們這些平常人的命運，也在悄然改變著宦官的命運。

　　當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讀書，等到宦官專權，宦官讀書就漸漸成了一種製度性的福利。朝廷設有專門的宦官學校，名為內書堂。學校還專門配備翰林院的官員來擔任宦官的老師，傳授宦官識文斷字。在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個人可以稱之為“高級知識分子”，連皇帝也尊他為“王老師”，此人就是大太監王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是這個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統七年（1442年）公然毀去朱元璋當年禁宦官幹政的那塊鐵牌。他毀牌的理由也給的理直氣壯，那就是“導帝用重典禦下，防大臣欺蔽”。

　　永樂皇帝朱棣和他的父親朱元璋都是治國的好手，兩人可以說是大明王朝最為強悍的兩大帝王。在他們主政期間，他們也在刻意規避皇權旁落的各種風險性。

　　在權力的運行過程中，對於那些接近權力核心層的輔官閣臣，他們可以說是防備再防備。比如說在奏章的批示這件事情上，兩任皇帝基本上都是親力親為，絕不假手於人。

　　他們隻讓那些文官在權力結構中扮演顧問、參謀的角色，並沒有真正放權於他們。

　　等到洪熙、宣德兩任皇帝以後，這種局麵才被生生打破。尤其是票擬製度的產生，更是直接助推了宦官專權。票擬製度的產生主要是因為皇帝太懶，懶得連大臣們的奏章都不願意批閱，隻是讓內閣大臣們代勞。那些內閣大臣就用小票墨書，對奏章草擬出的各種處理意見，貼在各種奏疏的封麵上，然後上報給皇帝；待到皇帝審定後，再讓太監用紅筆寫出，稱為朱批。所以說票擬製度可以稱得上是改變明朝宦官命運的製度。

　　票擬製度為宦官專權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在這項製度中真正撈到實惠的是得到票擬權的司禮監和文書房。司禮監是宦官建製中的十二監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監；文書房則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為宦官建製中的兩大權力要害部門，司禮監“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禦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而文書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並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聖諭旨意禦批，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這樣一來，在明代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中司禮監就成了權力最為龐大的機構。

　　按照兩大部門的職責分工，他們等於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權力通道中間的障礙物。

　　對於官員們而言，不管是六部進呈、還是內閣票擬的奏章，或起草的詔令，在交到皇帝手裏之前，都要先經文書房的宦官們過目；對於皇帝而言，他所下達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達官員，也要先經過文書房的宦官之手。

　　這就是說，所有的奏章在經過文書房的宦官們中轉後，司禮監的太監不僅能夠事先搞清楚其中的內容，而且內閣大臣們的票擬，隻有通過司禮監的審閱後，認為比較靠譜，才能送達皇帝的案牘。

　　明朝本無相，可人們還是習慣把大學士稱作“相”，把秉筆太監稱作“內相”。

　　如此稱呼，其實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外相和內相們的職責雖然不同於真正意義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權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內閣與司禮監作為權力結構中的一個群體單位，一般總要設一個政治代表。內閣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學士，而司禮監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監。

　　如果皇帝、內閣和司禮監這三方相互製約的勢力是均衡的，那麽權力的重心就會正好落在權力三角的幾何重心上，此時的政治局麵就會趨於穩定狀態。但在政治運行的常態下，帝國的權力重心總會或多或少地出現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禎時期，剛愎自用的皇帝時時要強出頭，內閣與司禮監隻好出讓自己的權力份額，帝國的權力重心就會自然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後出現過三次宦官專權，除了後期的魏忠賢，前麵還有劉瑾和王振。這三次宦官專權，具備了一個相同的條件：那就是皇帝不願意承擔自己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帝國就急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為權力經紀人。

　　由於司禮太監所處的特殊位置，為他們充當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為皇帝合法的代筆人和帝國權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禮太監不需要調整政治結構就可以完全勝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麵，司禮大璫一旦成了獨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將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權疊合在一起，這樣一來，他手中掌握的權力值會迅速膨脹。

　　這時候，作為權力三角另一角的內閣已經無力與之抗衡了，隻能被動應付，或者主動繳械，依附過去。王振和劉瑾專政時期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明朝的宦官人數到底是多少？史料並沒有做出精確的統計。但是從整體上講，隨著時間的推移，宦官人數呈直線上升的態勢，由明初的數百人發展到明末的數萬人（一種統計說是7萬人，還有一種說是10多萬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錄用自宮者3000多人；從萬曆元年至萬曆六年之間，兩次從自宮者中錄用了6000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權中，雖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對於帝國造成的影響卻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出場時間的先後來劃分，王振應該算是帝國權力經紀人中的一號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輕的時候雖然飽讀詩書，卻屢試不第，連個秀才的資格都沒有撈著，史稱“九年無功”。憤怒的書生在鬱悶之餘就幹了些違法之事，因此被充軍。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穀之時，明成祖朱棣準備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宮女文化知識。對於戴罪在身的王振來說，這是一個絕對的好機會。

　　可王振卻在機會麵前做了短暫的猶豫，這是因為報考需要一個必備條件。那就是報考者須是淨身之人，因為這個職業要常年與宮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個不淨之人。

　　經過一番利害權衡，王振最終選擇了淨身入宮。在權勢與做一個真正的男人之間，顯然前者更具誘惑力。在王振看來，一個得不到權勢的男人要比一個做不成純爺們的男人來得更加痛苦。

　　對於對於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來說，這是一場人生的賭局；對於整個帝國來說，一個人的選擇往往會在不知覺中改變一個時代的運道。

　　古代讀書人通常會將“修身齊家治天下”作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無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氣將自己逼入宮門，絕不僅僅是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為了洗刷一個罪犯的恥辱。作為一個文人，他更希望觸手可及帝國的政治權力中心。

　　對於讀過兩本聖賢書的王振而言，他當然知道宦官在帝國的政治舞台上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雖然太祖皇帝朱元璋嚴禁宦官幹政涉權，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初的嚴刑峻法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力道。

　　王振從邁入宮門的那一刻起，就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盤算如何在帝國權力場上實現個人的理想。機會隨著宣宗朱瞻基的上位如期降臨，朝廷在紫禁城設立內書堂，挑選可靠能幹的宦官入堂讀書，王振便是其中之一。

　　王振本來就是讀書人，具備先天的有利條件，所以很快就從內書堂宦官中脫穎而出。

　　宣宗朱瞻基非常欣賞王振身上的文人氣質，就任命他為東宮局郎，專門伺候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朱祁鎮，宮中人都當麵稱呼他為“王先生”。

　　朱祁鎮此時還是一個懵懂的孩子，“王先生”就這樣成了他人生中的啟蒙老師。

　　對於一個人的一生來說，啟蒙老師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往往是其他人無法相比的。等到朱祁鎮當了皇帝，王振就直接越過排名在他前麵的幾位老資格太監，成了司禮監掌印。王振的強大支配力不僅影響了朱祁鎮個人，並且通過朱祁鎮將這種影響力直接導向明朝的國政。

　　明宣宗臨終前為朱祁鎮留下了五位輔政大臣，他們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其實帝國的真正掌舵之人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後。張太皇太後是個賢德之人，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

　　明英宗即位時還是不滿十歲的孩子，不具備指定權力經紀人的資格。而此時的王振還算是個循規蹈矩的太監，時常當著“三楊”的麵敦促明英宗多讀聖賢書，做個有作為的君主。王振所做的表麵工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就連久曆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不僅發出感歎“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

　　王振暗地裏大肆排斥異己，將自己的親信任命為禁軍都督，掌控禁軍軍權。氣得張太皇太後當著明英宗以及五位“輔政大臣”的麵，要將其賜死。在朱祁鎮和大臣楊士奇等人求情下，王振才算逃過一劫。似乎有所預感的張太皇太後警告皇帝和眾位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幹擾國政”。

　　等到明英宗年齡稍長，張太皇太後已死，“三楊”也先後去位，大太監王振才算真正迎來自己事業的春天。

　　朱祁鎮非常尊敬自己的啟蒙老師，甚至有些害怕，就是他後來當了皇帝還稱呼王振為“王先生”。兩人之間的關係，也並不僅僅局限於師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朱祁鎮對“王先生”產生了精神上的依賴。這種依賴與權力大小無關，與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有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緣分。從後來明英宗對王振非同尋常的恩寵來看，兩人之間有著君臣、師生和朋友之間的三重關係。

　　王振掌管司禮監後，充分利用皇帝對自己的寵信，以代批奏章、傳達詔諭等方式，逐步掌控了中央朝廷。為了試探自己手中的權力究竟有多強大，王振在京城朝陽門外專門築起一座點將台，請明英宗閱兵。所有京營各衛武官，校試騎射，都要在接受檢閱。從表麵看是王振陪同明英宗閱兵，其實王振在這裏玩的是狐假虎威的把戲。他想通過收取兵權，實現與帝國文臣集團分庭抗禮的政治理想。

　　沒過多久，王振私自擢升親信指揮紀廣為都督僉事，任命親侄王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因為明英宗年紀尚幼，隻是個對權力一知半解的半大孩子，一切機要朝政都被他的“王先生”所把持，為了在權力係統能夠樹立起威信，王振利用一切機會打壓朝臣。朝廷中凡是與他有過節的官員，不是被撤職，就是發配充軍。一些王公大臣見風使舵依附於王振，並尊稱他為“翁父”。皇帝的老師，其他人稱呼他為父親，按道理說也不算吃虧，不過認太監作父也不是什麽光彩的事。此時的王振已經進入一個事業的巔峰期。

　　王振由一個鬱鬱不得誌的落魄文人，在割去胯下之物後，居然實現了自己人生的華麗轉型。然而此時的他已經沒有當年的書生意氣，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經變成了亂天下的權力角逐。王振命人私下損毀朱元璋立下的“不許宦官幹政”的鐵牌，在帝國的權力之路上實現彎道超越。

　　王振在帝國權力係統隻手遮天，種種惡行結下累累惡果。比如說不擇手段打壓與他政見不和的大臣，將其下獄或者迫害致死。大肆賣官鬻爵，在帝國權力係統安插親信，在“朝貢貿易”中收受瓦剌賄賂，並向外國使臣索賄。

　　對於明朝宦官來說，他們更多時候像是被強行拉上皇帝政治戰車的一撥人。其中的大部分並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道德至上的帝國文官們的行為也不見得就比他們好到哪裏去。隻不過宦官大多出生低賤，由於身體上的殘疾導致的心理問題讓他們的行為顯得比較偏激，更容易被人們反感。

　　綜觀整個明朝將近300年的曆史，其中不乏有禍國殃民的壞太監，也有為君分憂的好太監。但有一個曆史事實讓我們不容回避，那就是無論他們如何猖獗，都沒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國曆史上宦官權力最大、氣焰最為囂張的朝代並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後期，宦官完全操縱了國家大權，甚至可以立廢皇帝，儼然就是國家最高的權力統治者，而在明朝，太監雖然專權結黨，但是皇帝要動手幹掉他們，隻需要寫一張小小的字條就可以搞定（明武宗），就像孫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過如來佛的手掌心。當然作為皇帝的老師，王振也會利用一些機會替明英宗分憂。王振雖然性格偏狹隘，經常利用一切機會打壓自己的政治對手。可就算是被釘上曆史恥辱柱的王振，也並非壞的一無是處。

　　王振曾經提議朝廷禁止內宮宦官出外“采辦”，以減輕地方農民負擔。在排除異己的同時，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風。帝國重臣“三楊”中的楊榮，楊士奇的諸多親信在反貪風暴中落馬，得到查處。

　　王振還於正統十年，十二年兩次在山東，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國家稅收，也讓諸多失去土地的農民能夠安居樂業。在邊防軍備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許多因土地兼並而逃亡的官兵，允許他們返回軍隊戴罪立功，使邊關增加了數萬兵員。正統九年（1444年），王振還命戶部撥出專款，幫助陝西，山西兩省因受災而賣兒女的百姓，贖回被賣子女。

　　至於被王振陷害的帝國忠良有於謙、陳敬德、李時逸等股肱之臣，但其中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於權力係統的大小親信，其中既有不學無術者，也有治國的能臣。

　　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王振作為一名讀過書的儒生，雖然機緣巧合披上了太監的權力馬甲，可他的骨子裏還或多或少保留幾分儒生的氣度。國子監祭酒李時逸因事開罪王振，被判罰被戴重枷“罰站”。他的學生石大用知道後上書王振，表示願意替自己的老師受罰。

　　王振在了解情況後，發出感歎“我還不如一娃娃”，然後當即釋放了李時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來是王振的老鄉，就因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錦衣衛詔獄，準備將其秘密處決。王振家老仆人卻向王振說情，說薛瑄在“蔚州老家”廣有聲譽。王振聞言後感歎道“是我忘本了”，當即將薛瑄釋放。

　　正如柏楊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現使帝國走進中國曆史“第三次宦官專權”的時代。說句公道話，雖然明朝在土木堡之變前已經在走下坡路，但還沒有走到生死存亡的不堪境地。在王振的攛掇之下，明英宗領著百餘名文武百官和50萬戰鬥力打問號的軍隊上路了。

　　這種權力賽道上的“過山車”遊戲終於釀成了捅破天的惡果，王振不但連累堂堂帝國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虜，本人也直接死在了這場突如其來的事變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一怒之下將王振斬殺於戰場上。

　　後來明英宗靠著“奪門之變”推翻景泰帝複辟，當他念及“王老師”的種種好處，居然下詔公祭，為王振招魂厚葬。並把京城智化寺專門用來祭祀王振，並在巨匾上親題“精忠”二字，對大太監王振的一生作了總結。

　　劉瑾：“第二代宦官之王”的一滴眼淚劉瑾的眼淚，依照我們的慣常思維，它更接近於鱷魚的眼淚。可再惡毒，在權力世界再強大的人也有他脆弱的時候。《明史紀事本末》裏記載，大太監劉瑾曾經在權力極盛之時當著下屬的麵哭得一塌糊塗。

　　一代權宦在自己的親信麵前毫不掩飾內心的脆弱，而且是邊泣邊訴：“從前宮裏人（太監）擔心受外臣欺淩，就推舉我與他們抗衡。我舍身豁了出去，因此得罪的人太多了。如今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將來會落得怎樣的下場！”

　　劉瑾的眼淚在這裏並非作秀，也許他早已預料到自己將會迎來一個慘淡收場的結局。

　　劉瑾本不姓劉，祖上姓談，是陝西省興平人。他在六歲以前便淨了身，投靠了一個姓劉的太監才得以進宮，因此就改了劉姓，連他的父親也改名劉榮。正德三年（1508年），他的父親劉榮被封為後府都督同知。

　　劉瑾在景泰年間剛進宮時，隻是乾清宮中一個普通的廝役（“答應”）。明孝宗在位時，劉瑾曾經犯了宮內的規矩，差一點被處死，後來僥幸逃過此劫。否極泰來，隨後他由權宦李廣引薦，轉到東宮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明武宗。

　　正德初年，和皇帝關係最為密切的太監共有八人，他們分別是馬永成、穀大用、丘聚、劉瑾、張永、高鳳、羅祥、魏彬，人稱“八虎”或“八黨”。八個太監與皇帝同榻共眠，成天用鷹犬、歌舞、角觝等玩物引誘十五歲的小皇帝，想方設法滿足少年人喜歡逸樂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寵信。

　　太子朱厚照即位初期，劉瑾還隻是一個掌管鍾鼓司的太監，在“八虎”中的排名並不顯山露水，甚至有些靠後。

　　以“八虎”為首的太監將明武宗的生活攪和得雞飛狗跳，他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皇權被置於太監的掌控之下。這一點引起外廷官員的極度不安與反感，針對日趨抬頭的宦官勢力，帝國官僚不得不有所行動。

　　對於官員的諫言，明武宗根本聽不進去。有時候朝官們盯緊了，盯煩了，朱厚照隻是表麵接受，可暗地裏依然故我。有一次，皇帝暗中支使宦官斂財一事被閣老們從中梗阻，朱厚照拍案而起，當著滿朝文武的麵指著內閣大學士劉健等人怒斥道：“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動不動就說太監的不是，你們這些朝臣也沒有幾個是好東西。

　　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一場文臣與太監之間注定無法避免的生死對決就這樣爆發了。外廷官員聯合起來想要一舉鏟除“八虎”，以清君側。這次事件是劉瑾命運的重要轉折點，也迎來了帝國的第二次宦官時代。

　　這次事件的帶頭大哥是戶部尚書韓文，他率先發難，五府六部各衙門官員聯名上疏諫勸明武宗。在這次官員反“八虎”行動中，內閣、部院、科道等各級權力機構的官員達成統一共識。

　　這次統一行動是文官為了爭取自己利益合法化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他們不能坐等宦官的勢力做大。那樣的話，他們的利益就將趨於邊緣化。

　　對於一個王朝來說，宦官的驕橫是因為皇帝對文官控製能力不斷減弱造成的。皇帝對宦官的重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與文官集團分庭抗禮，這也是宦官勢力得以壯大的根本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反“八虎”的輿論浪潮中，有一個人起草的奏疏讓皇帝讀得“驚泣不食”，差點走向精神崩潰。此人就是當時的文學名士李夢陽，他是替戶部尚書韓文擬草的彈劾奏章。

　　這個李夢陽並非籍籍無名的小角色，由他起草的奏章，文風犀利，直擊要害。

　　這已經不是李夢陽第一次擬草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奏疏，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時任戶部郎中的李夢陽就因為奏疏製造了一起轟動事件，史稱“應詔上書”。

　　當時李夢陽寫的是一篇長達五千言的《應詔上書稿》，在那篇奏疏裏，李夢陽將國家弊政概括為二病、三害、六漸。奏疏中重點彈劾的是皇後張氏（後來的太皇太後）的弟弟壽寧侯張鶴齡“驕縱犯法”之事，結果身陷牢獄。等到他出獄後，在路上遇見身為外戚高官的張鶴令，他揚馬鞭打落其兩齒，可見這是一個不畏強權的“直臣”。

　　如今“八虎”禍亂朝廷，李夢陽卷土重來。連皇後的弟弟都敢痛罵，何況幾個宦官。

　　對於李夢陽這樣的“直臣”，皇帝是既愛且恨。愛是因為他的確是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才當的“直臣”，恨是因為他的“直”往往會傷害到皇帝的顏麵，無視皇權的威儀。

　　李夢陽這次起草的奏疏是《劾宦官狀》，矛頭直指劉瑾等八個妖孽太監。這是一篇怎樣的奏疏，居然能讓皇帝讀得痛哭流涕，茶飯不思。在這裏摘錄其中一段，讓我們來領略一下明朝高級言官的功力。

　　“臣等伏睹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臒，皆言太監馬永成、穀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造巧偽Y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蝶褻，無複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誌德······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就是上麵這段文字讓明武宗讀得“驚泣不食”，要知道明武宗少年登基，哪裏經曆過殘酷的政治鬥爭？又加上個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年輕的皇帝為自己剛剛即位就深陷權力泥沼而無力掙脫，感到恐慌才會“驚泣不食”。

　　這份奏疏如果隻是李夢陽一個人的意思，也不足為懼。李夢陽隻是捉刀之人。奏疏下麵的署名之人是以韓文為首的帝國大佬們，其中不乏閣老、九卿等重臣。

　　沒有哪一個皇帝願意與他人共天下，可很多時候在權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隻會選擇其中一方作為自己的權力經紀人。這種權力博弈中的聯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說在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上，皇帝作為恒量，常常會聯合勢弱一方來打壓勢大的另一方。

　　為了保全八虎，妥善應對帝國官員的滔天輿論，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於南京。這引起了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等官員的極力反對。他們知道，這是皇帝的權宜之計，治標不治本。等到朝廷輿論休止，劉瑾等人又會卷土重來。依照劉健等人的意思，這幫禍亂帝國的妖孽之徒都應該處死。

　　官員的意思由太監王嶽傳達給了明武宗，王嶽雖然也是太監，卻是“倒虎派”成員。

　　得到消息的“八虎”驚恐之餘，趕忙商討應對之策。為了能夠保住自己的利益股份，已經嚐到權力甜頭的“八虎”豈能坐以待斃，他們公推“巧佞狠戾，敢於作惡”的劉瑾作為他們的權力經紀人，去奪取太監最高權力機構——司禮監的位子，以借助皇帝的勢力與帝國官僚集團分庭抗禮，以便“脫禍固寵”。

　　本就對朝政就心生厭倦的正德皇帝無法忍受朝臣們一天到晚在自己耳邊喋喋不休，索性任命劉瑾掌司禮監，連同治理國家的大權也一並交了出去。劉瑾掌權之後，對那些反對過宦官的帝國官員進行徹底的清算。

　　群臣的彈劾不但沒有讓劉瑾有所收斂，反而更加激發了他的權力鬥誌。

　　劉瑾開始為自己晉升司禮監展開拉票活動，他私下對其他宦官同仁們說：“使瑾入司禮，可使科道結舌，文臣拱手。”隻要你們投我的票，讓我掌權司禮監，我就會為你們擺平那些文官。

　　劉瑾又在皇帝麵前為自己打廣告：“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隻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金銀可滿三間房屋。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令彼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賂司禮監。”

　　鬼迷了心竊的明武宗並不認為劉瑾是在吹牛，反而認為劉瑾是個有膽識的職場達人，越發信任於他。此時明武宗朱厚照長年居住於豹房，豹房成了一座離內廷最近的別宮。在這裏，皇帝可以擺脫來自於帝國臣工的約束，除了上朝和遊戲人生之外，朱厚照會將大部分時間都留在豹房，包括批閱奏章。

　　在明武宗的權力庇護之下，“八虎”雖受驚嚇，卻毫發未傷。在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劉瑾。經過“八虎”的公推公選，皇帝最後的民主集中，劉瑾成了帝國第二代的宦官之王。

　　皇帝任命劉瑾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團營提督；馬永成為東廠提督，穀大用為西廠提督，張永等掌管京營軍隊，分別把守要害地方。於是乎在一夜之間，宮廷的機要、特務及警衛，統統落入“八虎”之手。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帝國的政治形勢就發生了驚天逆轉。朝臣們實指望能夠聯手將“八虎”踢出中央朝廷，結果卻成全了這幫宦官。他們以閃電般的速度獲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劉瑾更是坐上了宦官的頭把交椅。

　　內閣大學士劉健等“倒虎派”官員見無力挽回敗局，隻好明哲保身。他們紛紛向皇帝提請辭職，以避其鋒芒。這樣一來，劉瑾剛好可以利用司禮監掌印太監的權力，代皇帝起草聖旨，逼迫這幫“倒虎派”官員致仕（退休），退出這場權力博弈。

　　在明武宗的權力庇護下，這場聲勢浩大的“倒虎派運動”以失敗收場。

　　當天，內閣大學士劉健和謝遷先後離任。內閣隻剩下了一個李東陽。隨後，劉瑾安排“自己人”吏部尚書焦芳進入內閣。而文官擔心內閣為劉瑾所控製，推舉剛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隨同入閣。

　　經此一役，大太監劉瑾一躍成為帝國權力的真正操盤手；經此一役，朝臣們也心灰意冷。皇帝寧願與他們這幫文官翻臉無情，也不願意與宦官決裂；寧願與那幫宦官逍遙快活，也不願意聽他們這些文官一天到晚絮絮叨叨。

　　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已經當上司禮太監的劉瑾開始實施他的“權力清盤”計劃。他將戶部尚書韓文、戶部郎中陳仁，還有李夢陽等反對派人士全部清理出中央朝廷。

　　為了架空皇帝的權力，夯實自己手中的權力。劉瑾在這裏使的是“迷龍術”，讓皇帝沉迷玩樂，無所作為。

　　“迷龍術”可以說是太監專權成功的不二法門，這套理論的創建者應該是唐文宗時期的大太監仇士良。仇士良專政期間，曾經殺二王、一妃、四宰相，可以說是壞事做絕。就是這樣一個人卻是權力場上的常青樹，盡享皇恩厚禮。他在晚年向其他太監們傳授秘訣時說：“侍候皇上的辦法就是不能讓他閑著，讓他追求吃喝玩樂，不要給他讀書問政的時間。皇上不管事，凡事就全得全靠太監，這樣一來，寵信和權柄就飛不走了（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誌，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劉瑾盡得前輩“迷龍術”的精髓，他領著皇帝沉迷玩樂，無暇他顧，然後又在皇帝玩性正濃時遞上一遝遝的奏章讓他批閱，搞得小皇帝極為不爽。每每衝著劉瑾吼道：“朕要你幹什麽用？怎麽老是拿這些東西來煩朕？”

　　劉瑾隻好打著替皇帝分憂的旗號，順勢將批閱奏章的權力轉移到自己手上，在不自覺中就成了皇權代理人。他掌權以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大學士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53位朝臣列為“奸黨”，清理出中央權力機構。由此劉瑾步入了自己權力生涯中的巔峰時期，將帝國的權力運轉納入自己的遊戲規則。

　　在畏懼和討好雙重心理作用下，帝國各級官員向皇帝奏事，都要先將章奏送達劉瑾處，具紅揭，稱紅本。然後上通政司，稱白本。劉瑾經常將奏章帶回私人居所，與同黨商量著批閱。這一時期對官僚奏議的批答，能夠較為全麵地反映劉瑾的執政理念。

　　劉瑾在權力上的肆意妄為，使得京師流行“兩皇帝”之說。同時代的文人王世貞在其所著的《國朝叢記》裏將其形容為‘站的皇帝’。原因是劉瑾擅權時，群臣上朝麵聖時。首先要做的就是向東北一揖，因為劉瑾這個‘站的皇帝’立在那裏。還有同黨在背地裏稱他為“小太祖”。

　　劉瑾擅權期間於明朝典章製度頗多更張，時人謂其亂製。在劉瑾倒台以後，帝國從上到下來了一場大清算。在這次清算中，對劉瑾所亂之製進行了統計。史料記載“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由此可以推算，劉瑾的改革措施至少有八十五條，大多集中在人事、財政、軍事等方麵。

　　現在我們隻能從一些相關的記載裏麵，粗略了解劉瑾在政治上的一些作為。劉瑾是個崇尚嚴刑峻法的人，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打擊政敵不擇手段。在其專政期間，爭議最大的就是“罰米例”，有人認為是劉瑾獨創。

　　其實“罰米贖罪條例”還真不是劉大太監的專利，它是明朝建製以來贖罪製度中的重要一款。洪武年間，官員拿到的薪俸都是本色米，罰俸實際上就是罰米。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定下“罰米贖罪”條例，除死罪外的其他罪行都可以“罰米贖罪”。後來，贖罪製度也可以用於死罪犯，當時規定犯死罪者可以繳納一百石大米，送至邊疆要塞充作軍糧。運送過程中，國家不提供運費及口糧，死罪犯自備米三十石，死罪即可豁免。

　　正德初年，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為了緩解帝國的財政危機，劉瑾主持了盤查核實全國各地倉儲的運動。平允而論，劉瑾希望通過盤查達到“使邊儲充實，國庫足用”目的也是明顯的。在這種情境下，劉瑾采取各種措施，包括“罰米贖罪”以彌補國家財政虧空也是合乎情理的。

　　對於劉瑾來說，盤查倉儲有很大的利己成分在裏麵。同時他還可以借助“罰米例”的手段達到打擊朝臣的目的，可謂一舉兩得。由此可見“罰米法”並非劉瑾創設，而劉瑾的“罰米例”，其實是對帝國贖罪製度中“罰米贖罪條例”的濫用。

　　劉瑾當權期間，為了限製其他宦官的勢力，還搞了個內廠，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監視其他太監主管的東廠、西廠。

　　廠衛是明代特務政治的工具，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東廠、西廠和大內行廠（內廠）的頭目，基本上都是由司禮監太監充任。當時的“八虎”馬永成和穀大用分別掌管東廠、西廠，而他們又與劉瑾產生了矛盾。隨著文官集團的敗退，宦官集團內部因為權力分肥也出現了分裂。

　　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劉瑾又在京師榮府舊倉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設內行廠，自成係統，偵緝範圍比錦衣衛、東廠和西廠三個特務機構還要大，除監察臣民外，錦衣衛、東廠和西廠也在監察之例，權勢居東、西廠之上，用刑尤為酷烈。

　　劉瑾專權時間也隻有短短的三年多時間，正史對其列出的罪名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大條。一是收受賄賂，二是殘害官員。尤其是前者讓他在死了五百年後，還能創造一個世界之最。

　　在《亞洲華爾街日報》評出的50個世界級“千年最富”的排行榜上，大太監劉瑾赫然在列。報紙是這樣介紹的：劉瑾是中國明朝一個富得驚人的宮廷太監，他濫用職權，聚積了巨大的財富，最後因叛逆罪而被處死。

　　應當說，中世紀政府的運作，除了有正式權力的推動，還要有非正式權力的輔助。行賄是非正式權力運行的潤滑劑，他在將帝國的權力係統塗抹上一層灰色的同時，也在用這套生存規則推動曆史的發展。也就是說“政以賄成”並非是行政體係走向衰落之後才會有的現象，它貫穿帝國的始終。那些帝國官員或太監為了能夠得到當權者的提拔重用，往往都會采取金錢戰術。這也成為劉瑾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劉瑾到底聚集了多少財富呢？華爾街所依據的數字，也是最大的數字，即黃金1205.78萬兩，白銀2.59億兩。華爾街把明朝的一兩（36.9克）誤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將劉瑾的家產低估了7.5萬公斤黃金，150萬公斤白銀。

　　與劉瑾同時代人陳洪謨的《繼世紀聞》和郎瑛之的《七修類稿》兩部史稿，都詳細記錄下這個數字。這幾個作者都是明朝人，而且還都不是小角色。其中陳洪謨在劉瑾死時隻有36歲，中進士十餘年，曾經當過刑部和戶部的部曹，最後以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退休。

　　這樣一組數字，究竟能夠說明一個什麽問題呢？我們可以就此來做一個橫向比較。

　　在劉瑾所生活的年代，帝國的財政年收入是白銀200萬兩；與這個數字相比，劉瑾的財產相當於帝國150多年的財政收入。七十多年後的張居正通過十年改革為帝國辛辛苦苦積攢下的國庫存銀也不過1250萬兩；與這個數字比，劉瑾的財富足足是它的25倍。如果按照1兩白銀大約折合人民幣400元來算，劉瑾的個人資產高達1200多億人民幣。

　　史料記載，正德初年，兵科給事中周鑰奉命去淮安地界查勘。就在他辦完公差的返京途中，在自己乘坐的船上自殺。由於事發突然，等到身邊的人反應過來，周鑰隻剩下一口氣。他身亡前沒有留一句話，卻留下“趙知府誤我”幾個字。

　　劉瑾當權期間，一手抓權一手抓錢，但凡有京官奉使出差，他都會狠狠地敲上一筆竹杠。對於當時的京官來說，能夠出趟公差，就等於獲得一次斂財的機會。劉瑾在這裏玩得是權力分肥，既然我給你權力，我給你下去發財的機會，那麽我就應該分潤利益。當時官員凡進京朝見皇帝，或從外地出差歸來，都得先見過劉瑾，送上份厚禮，才能去見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禮的分例是兩萬兩，拿不出來的，就先在京師借，然後回到地方上設法償還，時人稱為“京債”。

　　當時的兵科給事中周鑰到淮安出公差，返京也要按規矩向劉瑾送厚禮。淮安知府趙俊本來答應借給周鑰“千金”，以應付劉瑾。可是突然變卦，這讓周鑰無計可施。眼看京城將至，周鑰在別無選擇的情況隻好自殺。

　　處理結果讓人大跌眼鏡，那位出爾反爾的趙知府被押送京城問罪。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影響自然很不好。劉瑾的黨羽張彩是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對劉瑾說：如今人們送給您的財富，並不都是私財，往往先借貸京師，然後回去後又動用官庫中的銀子償還。您何必搜斂怨恨、遺留禍患呢？

　　劉瑾深以為然。他早已不缺銀子了，安全卻越來越可寶貴。這時候，禦史歐陽雲等十餘人恰好按照老規矩納賄來了，劉瑾揭發檢舉了他們的行賄行為，將他們全部治罪，給自己換來了拒賄一次的名聲。隨後，劉瑾派遣十四位給事中和禦史下去，嚴格盤查各地官庫。官庫的銀子早被劉瑾等人抽虧空了，如何經得住那些鷹犬的嚴查？於是，各地政府爭相厚斂百姓，彌補虧空，就像吳思先生所說的那樣，這個過程假如反映到賬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雜簿”，各省長官回去後搜刮“雜入”，填補正簿中的“雜出”。而劉瑾等又從宦官的雜簿中領走了自己的一份。

　　劉瑾也不是生來就如此貪婪，作為一個無家無業的太監，財富對他們這樣的人來說又有多少世俗意義呢？劉瑾的胃口是被那些奔波在權力之路上尋找終南捷徑的帝國官員們一點點喂大的。

　　根據史料記載，第一個送劉瑾大額賄款的人是右都禦史劉宇。正德元年（1506年）歲末，劉宇通過大學士焦芳的引薦搭上了劉瑾這條權力線。劉宇很是大方，出手就送了劉瑾上萬兩的銀子（折合400萬人民幣）。這是劉瑾“初通賄”，也就是說這是他收的第一筆上萬兩銀子的賄賂。

　　對於一個“初通賄”者來說，對賄賂的期望值肯定是比較低的。上萬兩的賄銀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也難怪劉瑾會問：“劉先生何厚我。”言下之意，我們之間並無深交，你怎麽下這麽大的血本？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權與錢的交易永遠是一種非常態下的常態投資。

　　這一萬兩銀子就像是一個炸藥包，直接轟開了劉瑾在財富麵前的最後一道防線。劉瑾雖然在帝國的官場混了幾十年，可在權力尋租的官場潛規則麵前並無多少實戰經驗。他當然知道權力是有價的，但卻不一定清楚到底價值幾何？

　　也許在此之前，他收到的不過是一些成百上千的賄款，甚至有些帝國官員送他一個小禮品，就可以享受到他的權力庇護。正因為他不懂行情，以致於劉宇奉上萬兩銀子時，才會表現如此。

　　金錢所到之處，帝國的權力之門洞開。劉宇在成為劉瑾“閹黨”的核心成員後，仕途通暢，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是僅次於太子太師的至尊頭銜。劉宇在兵部尚書的位置上大肆受賄，因為在此之前，他的權力成本付出太多，所以他必須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收回成本，獲取利潤。

　　在他當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書後，發現文職官員根本不如武官來錢快，不免慨歎：“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劉瑾的權力保鮮期隻存在了短短的三年時間就走向速朽，明武宗朱厚照開始對劉瑾的獨斷專行漸生不滿。他有意起用與劉瑾素有嫌隙的張永，試圖對劉瑾進行權力製衡。

　　正德五年（1510年）春天，世居甘肅的安化王朱寘鐇以劉瑾亂政為名，舉兵造反。

　　朝廷派楊一清前往討伐朱寘鐇，又同時派宦官張永監軍。楊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劉瑾，當他得知張永與劉瑾之間存在矛盾，就利用張永鬥劉瑾，發動宦官鬥宦官。

　　當平叛任務結束，正德皇帝設宴犒賞張永等人。就在這次宴席上，張永獻上朱寘鐇討伐劉瑾的檄文，並揭露了劉瑾所犯下的十七宗罪。在聽完張永的匯報之後，皇帝隻說了一句話：“劉瑾負我。”

　　幾天之後，正德皇帝就下令逮捕劉瑾，執行任務的就是宦官張永。張永不敢稍有怠慢，急匆匆率禁軍包圍劉宅，將劉瑾逮捕。

　　劉瑾入獄後，張永和閣臣李東陽擔心他再度複出，於是一再奏請皇帝抄沒他的家產。估計他們已摸清底細，隻要劉瑾的財產數目被公諸於世，這個帝國巨貪絕對難逃一死。一切不出所料，當朝廷果然搜出劉瑾五年來苦心經營的那座金山銀山，以及一大堆證實他謀反的違禁物品。皇帝的小宇宙徹底爆發了，他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同百官，在午門外對劉瑾進行公審。

　　在公審當天，劉瑾故作淡定，用一種極其傲慢的姿態凜然麵對審訊他的官員：“公卿多出我門，誰敢審我？”你們這些人都是我提拔的，哪裏有資格來審判我。

　　不久前剛剛被劉瑾提拔為刑部尚書的劉璟第一個將頭垂了下去，其餘百官也紛紛躲閃著他的目光。隻有駙馬都尉蔡震站出來說：“我是國戚，並非出自你的門下，該有資格審你了吧？”隨即命人左右開弓地扇他的耳光，同時厲聲說：“公卿皆為朝廷所用，還敢說是你的人？說，你為何私藏盔甲和弓弩？”

　　如果私藏兵器，意圖謀反的罪名坐實，劉瑾就死定了。對於皇帝來說，貪汙是他們能夠接受的，可謀反卻是不可恕的。

　　雖然說劉瑾坐地貪贓成了“千年巨富”，可最後真正要他命的還是權力場上的遊戲規則。

　　幾天之後，劉瑾的心腹黨羽焦芳、劉宇、張彩、劉璟等60餘人全部遭到逮捕。我們來看一看在劉瑾的這張權力大網中，究竟網住了多少條大魚。其中內閣大學士3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書9人、侍郎12人，都察院19人，大理寺4人，翰林院4人，通政司3人，太常寺2人，尚寶司2人等等。

　　作為劉瑾的黨羽，這些網中之人或被誅殺，或被下獄，或被貶謫，或被罷黜。經過這麽一番折騰，整個帝國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劉瑾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受到的是古代刑罰中的超豪華待遇——淩遲處死。據說劊子手對劉瑾施刑整整用了三天，從頭到尾共剮了他3357刀。

　　劉瑾到底因何被殺並不沒有多少深究的意義，他的死隻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充當皇帝的權力代理人，或生前，或身後，都很難落得好下場。造成皇權代理人可悲結局的一個基本原因，是代理人作為一個政治角色，形式與內容太不統一。

　　雖然說皇帝需要內廷的宦官勢力來製衡外廷官員，可是當皇帝發現像劉瑾這樣的大太監手中握有的權力有可能威脅到皇權的時候，帝國的當家人就會毫不猶豫將其連根拔除，然後去重新扶持另一個權力經紀人。不僅宦官的命運如此，就連那些帝國權臣最後麵臨的結局也大抵如此，明中後期的內閣首輔就沒有幾個笑到最後的。

　　礦監是財經帝國結成的權力怪胎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春節剛過，明神宗朱翊鈞就突發重病，眼看將要命不久矣。於是他急召大學士、首輔沈一貫進宮交代後事。

　　在這次君臣見麵的過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礦監到地方收礦稅之事。他說，原來設礦監收礦稅也是不得已的事，因為大殿維修需要錢。現在可以停下來了，派出去的太監也都召回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萬曆皇帝是源於良心的發現，還是顧惜自己身後的聲名，抑或是對因果報應的憂懼，我們不得而知。總之，他決定撤回礦監稅使，以此來終結為害帝國多年的礦稅之禍。

　　口說無憑，明神宗還親筆寫了一張諭旨當場交給沈一貫。沈一貫壓抑住內心的喜悅，隻等第二天頒詔天下。可等到漫長的一夜過後，沈一貫就再也笑不出來了，他憤怒了。

　　第二天，萬曆皇帝的病突然好轉。作為臣子的沈一貫本應該為君王龍體康複而感到高興，他的憤怒又是從何而來？原來否極泰來的萬曆推翻了前夜自己親手擬定的諭旨，皇帝說話不算數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貫搶先頒布出去，連續派出二十多名太監向沈一貫索要諭旨。

　　太監到了沈一貫那兒，值班的官員堅決不同意，君無戲言，既然說了，我們就下發。

　　這時候來追繳聖諭的宦官一撥接著一撥，前後有20多人。宦官們磕頭出血，請求沈一貫把聖旨交回去。無奈之下沈一貫隻好交還聖旨。

　　皇帝說話如同兒戲，為了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兩天後，朱翊鈞又給內閣重新下了一道諭旨：“朕前日頭暈目眩，召卿麵諭之事，且礦稅等項，因兩宮三殿未完，帑藏空虛，權宜采用。見今國用不敷，難以停止，還著照舊行，待三殿落成，該部題請停止，其餘卿再酌量當行者擬旨來。”帝國正在用錢之際，又怎能取締礦稅，撤回礦監？除非皇帝將死，腦子不好使了，才會犯下前日的錯誤。

　　對於朝臣們來說，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朝令夕改。

　　這裏提到的礦監，是萬曆時期權力結構中湧現出來的權力新貴。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領開采金銀等礦的的宦官。與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此時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趨勢。由於分工不同，宦官的權力格局也不僅僅限於皇宮內院。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駐地方稅務部門的官員。他們的任務就是找人開礦或者是為別人開礦辦理手續，從中抽取高額利潤。

　　宦官越過宮牆本就是僭越大明祖製，如今他們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攬礦斂財，這更是一件瘋狂之事。張居正死後的第二年，萬曆皇帝全權接手帝國大權。沒過多久，大明王朝的財政出現了嚴重虧空。

　　導致明朝財政虧空的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龐大的皇室俸祿開支，拖垮了中央財政。明朝的皇室宗親，吃的是國家的俸祿。明朝剛建國的時候，朱元璋的子孫還不是很多，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皇室人數越積越大。人一多張嘴吃飯的就多，由此宗祿就成為大明國庫的沉重負擔。據《明史·食貨誌》記載，當時天下每年供給到京師的糧食是400萬石，而諸府的祿米是853萬石，缺一半還多；以山西為例，山西留存的糧米是152萬石，宗祿米是312萬石；再以河南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萬石，而宗祿米是192萬石。

　　也就是說，兩省存留米的全部，還不夠皇室宗親所需糧米的一半。在這裏還沒有加上朝廷官員們的俸祿和官兵的軍餉，沒有加上並不代表不用出。

　　二是運行龐大的權力結構，讓帝國財政步履維艱。明朝實行的是兩京製，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機構，各有一幫官員。這樣就導致機構臃腫，官員隊伍龐大，各項俸糧達到了數千萬，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隸額派的夏稅秋糧2668萬石，出多入少。這樣的結果就造成了王府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塞地區缺軍餉，各省缺廩俸。

　　三是萬曆時期的建設和開發，拖死了帝國財政。萬曆末年，由於皇家大興土木，導致內府經費吃緊。沒有辦法，隻好暫時挪用濟邊銀來補充虧空。

　　明朝的皇帝很講究自己的居住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