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二十四章 “連環三案”將帝國逼進死胡同

　　萬曆皇帝的長期怠政，使得帝國上下呈現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由於帝國權力係統內黨爭不斷，紫禁城內亂象叢生。

　　在朱由校成長時期，他的父親朱常洛已經被冊立為皇太子。“國本之爭”雖然漸漸趨於緩和，但是由其引發的政治後遺症依然如厚重的烏雲密布在帝國的天空。在立嗣之爭中，大多數帝國官員乃至社會輿論都站在了東林黨所提倡的傳統禮法一邊，與萬曆皇帝對著幹。但也有那麽一撥人，希望通過支持萬曆皇帝來撈取政治資本。

　　其中也有一些居於高位的中間派人士，他們並不希望看到君臣反目，將帝國的權力係統拖向崩盤的邊緣。可他們又無力改變他們“正邪”對質的局麵，於是隻好在博弈雙方之間扮演著和稀泥的角色。那些固本清源，專門同皇帝和高級官僚作對的東林黨人常常自命為“正人”或者“清流”；而那些阿附皇帝、輔臣的人則被稱為“邪佞”。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中，“正”、“邪”兩大政治派別到了視同水火的地步，不論是國家大事，還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雙方都會台上桌麵纏鬥不休，朝堂上下是一地雞毛。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帝國皇城內發生了一件大案，一位男子擅自闖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暴力襲擊太子，史稱“梃擊案”。每每讀史至此，我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麽張差入宮行刺所攜帶的工具不是刀具或者暗器之類，一個身手平常之人拎著一根木棒就想襲擊太子，難道他隻是為了嚇唬太子，而是為了將其置於死地？

　　當時的巡視皇城禦史劉廷元經過一番初審，拿出初步意見：罪犯叫張差，薊州井兒峪人。察其行跡似乎有瘋癲症狀，而仔細看他的容貌實乃狡猾之人，請交給刑部嚴加審訊。

　　這些平日裏巡查皇城的官員並不具備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更何況這個案子牽連到的還是皇太子朱常洛。

　　劉廷元非常聰明，他將整個案件重新梳理了一遍，將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做了初步判斷。一個流竄進京的農民，竟然去襲擊帝國的少主人，他知道這個案子再往下深究，將會牽扯出什麽樣的內幕，他隻好將這個皮球踢給了最高司法機關——刑部。

　　劉廷元不愧是一位長期在皇城辦差的老練官員，他在上報的調查材料裏留下了一個進退可守的伏筆：張差雖然行事瘋癲，但是看上去是個狡猾之人。

　　對於這樣一個行事瘋癲，內心狡猾之徒，案情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可大可小。

　　劉廷元和當時的大部分帝國官員都心裏清楚，這個案子背後很可能有強大的政治背景在為其撐腰，越審越讓人感到深不可測，案子本身已經遠遠超出了普通刑事案的範疇。由於“國本之爭”的慣性使然，案情既然涉及到太子，那就會被那些文官們炒作成一項嚴重的政治案件。隨著案情的發展，這樣的政治案件已經超出了一個低級別官員能夠掌控的權限範疇。

　　這個案件剛剛發生，就引發了帝國官員對於政治方麵的諸多聯想。萬曆皇帝喜歡鄭貴妃所生的福王，迫於祖製和群臣的壓力，不得已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儲。為了維護常洛的太子地位，打著維護祖製旗號的東林黨人不斷發動攻勢，迫使福王常洵離開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為此，他們不遺餘力地對萬曆皇帝所寵愛的鄭貴妃及其勢力進行攻擊，而且總是要牽扯到其他政敵。

　　在東林黨人看來，隻要是圍繞“爭國本”的鬥爭，他們都能在輿論上占有優勢。官員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歡那個已赴洛陽就藩的福王，在這種情況下，隻有一種可能會改變弈局，那就是太子朱常洛死在萬曆皇帝的前頭，福王朱常洵就會作為候補隊員頂上。

　　也就在這時候，宮內發生了“梃擊案”。帝國官員自然會將這個案子引向朱常洵的生母鄭貴妃和她的兄弟、當朝大臣鄭國泰。

　　這個案子經過刑部郎中胡士相複審後，認為張差確實是個瘋子，並判了斬刑。

　　就在案件將要塵埃落定之時，結果又節外生枝。提牢主事在私下裏套問張差，張差供出是宮裏的太監將其引至慈慶宮門前。也就是說宮內有內應，案子的主謀就藏於宮內。

　　事情傳開後，很多朝臣都懷疑是鄭貴妃和他的哥哥鄭國泰陰謀策劃借張差之手傷害太子。

　　刑部侍郎張問達采納刑部員外郎陸夢龍的意見，下令刑部十三司對張差進行會審。參加會審的其他官員都知道事關重大，不敢深究，惟獨陸夢龍審問得特別認真。張差供出給他引路的太臨是龐保、劉成兩人，這兩人對他說：“打死小爺（指朱常洛），有吃有穿”。

　　龐保和劉成都是鄭貴妃手下的太監，傻子都知道，再往下查必然會牽連到鄭貴妃。

　　這時候，希望案子馬上了結的，除了可能是幕後指使人的鄭貴妃姐弟，還有萬曆皇帝。鄭貴妃姐弟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釋了，而萬曆皇帝除了偏愛鄭貴妃和福王因素在裏麵，他還站在全局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這個真相一旦大白於天下，就會將太子和皇帝、鄭貴妃的矛盾擺到明麵上，這是皇帝的家醜不說，它將會在帝國高層掀起更大的風浪。以當時帝國文官黨派林立、攻訐為常的習氣來看，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利用這個案子興風作浪，帝國權力係統將會陷入更大的紛爭與動亂。

　　具體辦案的一些中層官員，並不會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他們隻想著還百官一個真相，還人心一個公道。尤其是諫官，就是靠這個來博取名聲的。以浙黨為首的非東林黨人，顯然不希望東林黨人通過此案的審理從中獲益，他們從一開始就企圖草草結案。

　　東林黨人則希望通過此案的審理，擴大事態，打倒自己的競爭對手。萬曆皇帝對東林黨人熱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慮的。他下令迅速結案，並警告東林黨人，不許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間的關係。在萬曆皇帝看來，今後破壞帝國權力係統的，一定就是朋黨。

　　案子審理到了這個地步，逼著萬曆皇帝跳出來做最後的裁決。萬曆皇帝明知自己是被綁上戰車的，可也找不到退縮的理由，畢竟國運所係。就算他再有寵愛鄭貴妃的私心，強行結案，也擔心天下人悠悠之口。於是，他先諭令鄭貴妃今後要老老實實做人。這時候，鄭貴妃隻好請求太子的諒解，說明自己毫無惡意。然後讓當事人太子出馬化解。久居深宮的萬曆皇帝親自臨幸慈寧宮，由此可見他對此案的看重。他在皇太後靈位幾案前召見太子，並讓文武百官站在旁邊作見證人。

　　皇帝拉著太子的手，說：“此兒很孝順，朕十分喜歡，如果有別的意思，為何不早立別人呢？外臣心懷何意？動輒用流言離間朕父子。”

　　他還把太子生養的三個孩子叫到跟前，讓各位大臣看，說：“朕的孫子都這麽大了，還有什麽可說的。”並要太子心裏有什麽話，當著文武百官的麵說出來，不要隱瞞。

　　萬曆皇帝既然把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太子朱常洛就算再心懷不滿，也隻能無奈地作出表態：將案犯馬上處決，不能再拖。同時他也配合著萬曆皇帝，父子二人在群臣麵前演起了雙簧，他說：“毋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本宮為不孝之子。”

　　等著看好戲的大臣隻好暫時散去，本來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結果成了皇帝的家務事，不讓別人插手了。

　　最後的處理結果是，闖宮的張差被淩遲處死，太監龐保、劉成在宮內用私刑處死。至此，一件意圖謀害皇儲的案件，就這樣成了一個葫蘆案。死的隻是三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沒有更多牽連。每個人都揣著明白裝糊塗，帝國的一場大風波就這樣消弭了。對於張差梃擊案，曆來就有兩種不同的猜測，除了台麵上的鄭貴妃幕後指使意圖加害太子外，也有台麵下的太子行使“苦肉計”以達到陷害鄭貴妃和福王的目的。

　　萬曆皇帝利用皇權將這個危機強行化解，可令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後，這個案子會被一再翻出來，引發了帝國政局的大動蕩。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太子朱常洛終於在苦熬了三十九年後，登上皇帝寶座。

　　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宣布以明年為泰昌元年。（由於明光宗當年即逝世，後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下一年則為天啟元年。）

　　朱常洛由謹小慎微的東宮太子好容易熬成了一國之君，最高興的莫過於他身邊那些親信、侍從和擁戴者們。朱常洛的擁戴者很多都是東林黨人，這些人在“國本之爭”中力挺太子朱常洛，今天終於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在朱常洛即位的短暫時間裏，有大批的東林黨人得到起用和提拔，從內閣中樞、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帝國的權力係統儼然成了東林書院的別院，到處都是東林黨人士。

　　明光宗夾著尾巴憋屈了幾十年，一朝貴為天子，及時行樂就成了他的王道。可命運無常，就在他的新生活剛剛拉開帷幕，就戛然而止。一個月時間，帝國的兩任皇帝先後“龍馭上賓”，去了另外一個世界。對於一個帝國而言，這種結果無異於兩次政治巨變。各方利益集團在這兩場政治巨變麵前，都在積極主動地做出調整，以尋找新的權力路徑作為朱常洛的鐵杆粉絲，東林黨人正準備借著新皇帝的權力庇護，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空間。朱常洛的突然死亡，讓他們陷入一種忙亂無措的狀態。他們在慌亂之餘，更多的思考則來自於如何保住甚至發展已經到手的權力。

　　既然明光宗已經死了，他們隻有去重新尋找政治靠山。對於帝國的新主人而言，投靠者的存在就是為了謀取一份雙贏的局麵。在這種亂象橫生時期，誰能夠主動站出來，誰就有可能占據有利地形。

　　在朱常洛死後沒幾天，東林黨人幹了兩件事：一是督促盡快查明朱常洛的死因，這麽做是為了坐實與這個案子有牽連的“非東林黨”人士的罪名；二是掌控即將繼承皇位的朱由校，將其監護人李選侍打發得遠遠的。這就是繼“梃擊案”後的另外兩案：“紅丸案”和“移宮案”。

　　明光宗走得過於突然，八月十日患病，十二日還強撐著病體組織召開了一次禦門聽政。

　　在明光宗病倒之時，身邊太監召來了禦醫崔文升為皇帝診斷。崔太醫診斷為腎虛火旺，需要瀉火，便給朱常洛開了一副藥性很烈的瀉藥。皇帝在服藥之後，一夜之間便泄了數十次，幾近衰竭。

　　史料記載，明光宗在病倒之前，曾經接受了鄭貴妃向自己進獻的美女。按《明史》的說法，鄭貴妃送來8名美女；《明史紀事本末》則減半，成了名。但無論是8名還是4名，喜好美色的朱常洛樂得逍遙無邊。

　　鄭貴妃獻美有兩種意圖：作為“國本之爭”的競爭對手，她擔心朱常洛登基後會報複自己。除了進獻美女向明光宗示好，她還聯合朱常洛所寵幸的妃嬪李選侍，請求朱常洛立李選侍為皇後；作為條件交換，由李選侍出麵請朱常洛封鄭貴妃為皇太後。

　　鄭貴妃這麽做的效果還是很明顯的，美女被朱常洛摟在懷裏，夜夜春夢了無痕。就連立自己為皇太後這樣的事，明光宗也同意了，並且在自己病重期間，明光宗還專門就此事詔諭禮部準備大封。於是這才引發時人猜測，明光宗是因為縱欲傷身，才一病不起。

　　官員們見皇帝突然病重，都認為是崔文升庸醫誤人，或另有其他陰謀。

　　大臣中的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等人上了一道奏折，主張嚴懲太醫崔文升。這個崔文升原先是鄭貴妃宮中的親信太監，後被提升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兼禦藥房太監。

　　東林黨人主張將崔文升拘押審訊，定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們要求明光宗能夠收回進封皇太後的成命，讓鄭貴妃先離開乾清宮，搬回慈寧宮居住。此時，明光宗的身體略微好轉，還與兩位大臣見了麵，並且交待了一些朝中的事情。

　　就在光宗病急亂投醫之時，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能夠藥到病除，明光宗有意嚐試。

　　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召見內閣大臣，特地問道：“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

　　首輔方從哲回話：“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妙藥，臣等未敢輕信。”鴻臚寺丞隻是六品的小官，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處級幹部。如果不是因為病急，皇帝又怎會關注到位卑職微的李可灼。

　　光宗命身邊太監速召李可灼進宮獻藥，可見皇帝治病心切。李可灼診視完畢，光宗命其快快進藥。諸臣再三囑咐李可灼要慎重用藥，可皇帝卻不斷催促趕快和藥。到日午，李可灼進獻了一粒紅丸。泰昌皇帝先飲湯，氣直喘。待藥入，即不喘。於是稱讚李可灼為“忠臣”。大臣們心懷不安，都聚集在宮門外等候。一位太監高興地出來傳話：皇上服了紅丸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第二天，明光宗又服下一顆紅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皇帝駕崩。

　　即位剛滿一個月的明光宗突然駕崩，一時之間，朝野上下輿論嘩然。

　　東林黨人堅持認為，明光宗死得過於蹊蹺，有人蓄意謀殺。他們的理由是鴻臚寺丞李可灼既然不是醫官，那麽讓他為皇帝進藥就有弑君的嫌疑。服用“紅丸”是導致皇帝崩逝的直接原因，那顆原本用來救命的紅丸就是致人死命的毒藥。李可灼進獻紅丸，也就成了逆臣投毒弑君事件。

　　在東林黨人看來，光宗是死於一場政治陰謀，而這場陰謀的最大嫌疑人就是鄭貴妃以及首輔方從哲。順著這個思路一路追究，將會引發帝國權力高層的又一次大動蕩。

　　李可灼進宮為皇帝獻藥，是首輔方從哲帶進宮的。雖然是皇帝自己要求的，方從哲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但是對於政治鬥爭而言，一次子虛烏有的事件就可以致人於死地，更何況這還是確實存在的事。

　　需要在這裏指出的是，當年的“梃擊”案，首輔方從哲就表現出庇護鄭貴妃之意。如今他又攪合到“紅丸”案，難免使人猜疑。

　　巧合的是，明光宗是因為吃了崔文升的泄藥，導致病體加重；如今又服下李可灼的紅丸，命歸西天。崔文升是鄭貴妃的老部下；李可灼又是鄭貴妃的同黨（首輔方從哲）帶進宮麵見皇帝。

　　非東林黨人士則認為，光宗之死與紅丸無關，東林黨人的推理隻是一種主觀臆斷。其實細究之下，明光宗在服下紅丸之前已經是病入膏肓，服用紅丸隻是催發了病情的惡性發展。

　　所謂紅丸，其實就是“紅鉛金丹”，又稱“三元丹”。其煉製所用的配方十分變態，取處女初潮之經血，謂之“先天紅鉛”，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烏梅等藥物，攪拌在一起煮，熬成藥槳，再加上紅鉛、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產的朱砂）、鬆脂等藥物炮製而成。

　　禦史王安舜認為：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麵唇紫赤，滿麵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王禦史的說法還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李可灼進獻紅丸促成了光帝之死，並不說明這就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弑君事件。李可灼進獻的“紅丸”與先前崔文升進獻的大黃藥性相反。身體本就極度虛弱的朱常洛，在最後的歲月連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兩味藥物的折騰，豈能不暴斃而亡。

　　東林黨人揪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出於兩方麵考慮：一是要全力以赴將首輔方從哲牽扯到這個案子裏，借機將他踢出帝國權力核心地帶，由東林黨大臣取而代之；二是暗示這個案子的幕後主使是鄭貴妃，這樣就可以向世人強調數十年來的“國本之爭”是合乎天意民心的事，以此標榜東林黨人的政治業績。

　　東林黨人借著“紅丸”案將鄭貴妃拉下水是一種策略，其實這個案子是不值得推敲的。之所以不值得推敲，是因為這時候的鄭貴妃缺乏殺人的動機。宮廷鬥爭是殘酷的，步步驚心，一步錯就會將自己陷入萬劫不複。任何一個決定，都會產生要命的連鎖反應。人都有趨利避害的一麵，任何一個參與博弈的人，都不願意去做賠本的買賣。

　　光宗這時候已經即位，就算死了也會將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鄭貴妃想將自己的兒子福王朱常洵推向帝位，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此時光宗的鄭貴妃的關係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鄭貴妃也有了成為皇太後的想法。

　　東林黨人執意要將鄭貴妃拉下水，其目的昭然若揭。此舉無非是向帝國的新主人天啟皇帝邀功，為長達將近二十年的“國本之爭”找到一個理由釋放的出口。他們就是要向帝國的臣民們明白一個所謂的真相：鄭貴妃一黨是邪黨，一直以來以褫奪光宗的皇儲地位，以加害光宗的性命為奮鬥目標。新皇能夠順利登機，也全是東林黨人的奮鬥結果。

　　就在“紅丸”案糾纏不清，泰昌皇帝死因未明。東林黨人又一手炮製了連環三案中的“移宮案”。乾清宮是內廷的正宮，是皇帝和皇後居住的地方。明光宗朱常洛在生命的最後時日裏，就是住在乾清宮，李選侍陪侍在側。

　　李選侍是光宗最為寵幸的妃子，很受光宗的寵愛和信任。明熹宗朱由校（天啟皇帝）和明思宗朱由檢（崇禎皇帝）生母早逝，他們都曾由李選侍撫育。一次，光宗當著群臣的說：“先侍數產不育，可惜隻有一個女兒。皇五子也沒有母親，也是選侍撫育。”

　　光宗言下之意，就是要讓朝臣們知道李選侍的地位等同於皇後。

　　光宗駕崩當天，朝臣都趕至乾清宮，要求見皇太子。李選侍不讓他們進宮，還命親信太監將群臣擋在門前。東林黨人給事中楊漣、大學士劉一燝和光宗皇帝的親信太監王安就內外聯合，連嚇帶騙，將朱由校強行弄了出來。

　　第二天，東林黨主將之一的左都禦史左光鬥等人上書，要求李選侍馬上搬出乾清宮。李選侍當然不會同意，她派太監去向天啟皇帝朱由檢求援，希望朱由校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壓製群臣。結果派出去的太監被大臣擋在門外，沒有見著天啟皇帝。

　　幾天後，群臣齊集慈慶宮外，要求朱由校下詔，令李選侍搬出乾清宮。在東林黨人一再堅持下，李選侍隻好搬到宮女養老的鸞宮去居住。

　　在這種情勢下，東林黨人的非常規手段，引發了一些非東林黨人的不滿。以此為起點，兩大黨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拉鋸戰。

　　移宮案其實是帝國權力集團的雙線運作，明暗兩條線互有轉換。從明麵上看，移宮案是李選侍企圖挾太子自重，實際上是東林黨人想通過控製皇帝，成為帝國權力博弈的操盤手。一場連環案，東林黨人的博弈重點並不是放在“移宮”案上，而是企圖利用權力之爭，來不斷擴大自己的利益版圖。

　　萬曆皇帝死後，朱常洛重用東林黨人。東林黨人遍布朝堂，明光宗在位一個月就突然死去，東林黨人要想在新的權力結構中，保持勝利的果實，那就要想辦法控製住新皇帝。

　　其實明光宗在臨駕崩之前，對帝國的後事已經做好了安排，尤其是冊立太子之事。他遺命由朱由校繼位，李選侍封為皇貴妃，負責養育太子並幫助太子處理政務。朱由校的生母王氏原是太子宮中地位不高的一位侍妾，因為生了皇長孫，母以子貴，封為才人。但王才人命薄，沒等天啟帝長大成人就死去了。其後，李選侍以寵妾的身分爭取到對太子長子的監護權，直到光宗即位之後。天啟帝幼稚晚熟，雖然已經十六歲了，卻沒有對其監護者李選侍表現出一點獨立意識。

　　明光宗在駕崩之前曾經召集首輔方從哲等大臣於乾清宮開過一個托孤會議，對後事做了專門的安排。明光宗這麽安排也是經過一番利益考量的，當時太子朱由校還是未成年的孩子，按照慣例應該由母後輔政，但是太子的生母早已不在人間，太子也是由李選侍撫育。明光宗也有心安排自己最寵愛的妃子擔負起母後這個角色，以製衡朝臣。

　　為此明光宗封李選侍為皇貴妃，專門負責養育太子並處理政務。明光宗去世時，朱由校已經冊立為太子，李選侍還沒有被封皇貴妃。可以說李選侍履行母後職責，輔助朱由校並住在乾清宮，是明光宗駕崩時已經安排好的。

　　在這裏有一個疑問，那就是明光宗為什麽沒有一步到位將李選侍封為皇後？這樣的話，對於李選侍輔政將會更加名正言順。

　　其實明光宗應該考慮過這個問題，他之所以沒有這麽做，還是因為李選侍畢竟不是太子的生母。李選侍與太子的生母有過矛盾，他也要對李選侍留一手，防止李選侍權力過大威脅到皇權，這也是李選侍沒有成為皇後的主要原因。

　　明光宗看人的眼光還是很準的，也就是在那次病榻托孤中，李選侍拉著朱由校也在場。當時李選侍在朱由校耳邊嘀咕了一番，朱由校居然在明光宗的病榻前要求：封李選侍為皇後。這一幕讓皇帝和在場的大臣們臉色大變，不禁愕然。他們一方麵覺得李選侍太不懂禮數法度，另一方麵也感到十六歲的皇長子朱由校的表現像個未斷奶的孩子，仍由李選侍擺布，將來難當大事。這也是為什麽在明光宗死後，朝臣們催逼李選侍移宮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光宗在駕崩之際，故意在帝國權力核心層造成這樣一種三方博弈的格局，朝臣與李選侍相互製衡，朱由校居中擺布。

　　在明光宗死亡當日，以楊漣、左光鬥、劉一燝為首的東林黨人就開始為朱由校舉行立太子的儀式。這麽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帝國的官員和百姓中造成一個假象，李選侍的存在威脅到了皇權。他們要求李選侍移宮，是為了正本清源。

　　東林黨人打著捍衛大明道德法理的旗號運行權力，其實隻是為了能夠在將來帝國的權力新格局中實現利益最大化。

　　東林黨人這麽做顯然是違背了明光宗的遺命，李選侍既受皇命，那就要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她當然不能坐視東林黨人的霸道行為。而東林黨人無視先皇遺命，為了能夠控製新皇帝，他們就必須在這場三方博弈中，想盡一切辦法將李選侍踢出局。他們要求李選侍空盡快搬出乾清宮，與太子脫離關係。

　　為此他們不惜撕去自己的道德外衣，用盡各種手段。他們結黨上門逼宮，催逼李選侍搬出乾清宮。甚至連李選侍想與太子亂倫這樣的理由都能生造出來，可見在權力麵前，以學術涵養著稱的文人也無所謂道德底線。

　　首輔方從哲認為遲搬幾天也可以，可東林黨人卻心急火燎，表示如果李選侍一天不搬出乾清宮，他們也賴在這裏不走。在東林黨人的催逼之下，李選侍隻好搬到宮女養老的地方去住。離開皇帝身邊的李選侍，就像一個武林高手廢去了自己的武功。對於李選侍來說，她失去的是參與輔政的能力。

　　由此可見，移宮案的實質在當時的背景下相當於一次非暴力政變。在帝國皇權的交接時刻，既定的政治格局需要來一次重新調整，有時候麵臨的還是一種顛覆性的破壞。為了能夠通過控製新皇帝而繼續掌控權力，東林黨人在帝國新舊勢力交替之際，不惜使用這種非常規手段。

　　在連環三案中，有一個人身陷其中，成為東林黨人打擊的主要目標，那就是方從哲。

　　首輔方從哲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進入內閣，第二年成為首席大學士。萬曆朝的最後幾年，內閣中就隻有方從哲一人獨相，權勢極大。

　　其實方從哲並不是一個強勢的獨裁者，史料對其評價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首輔方從哲作為帝國官僚集團的帶頭大哥，這是東林黨人最不能容忍的地方。為了壯大己方勢力，他們自然會將方從哲視為自己的打擊目標。禮部尚書孫慎行（東林黨黨人）在劾疏中就直接指認方從哲犯下弑君之罪，“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而且請求天啟皇帝為帝國除惡，殺了方從哲。

　　這時候，方從哲為了能夠擺脫東林黨人的糾纏，做了一件自認為聰明的事。

　　他在征得中書省各位閣臣的同意後，頒布了由他親自起草的遺詔。在這份遺詔裏，他以明光宗的名義褒獎了李可灼，並詔賜錢物。方從哲以為這樣就可以平息言官的攻擊。結果事與願違，這份褒獎李可灼的遺詔剛一頒發，就引得朝堂內外群情沸騰，攻擊更甚。

　　方從哲本來就因為“三大案”成為眾矢之的，在避無可避的情況下，他隻好提出退隱的要求。為了緩和政治鬥爭引發的矛盾，天啟皇帝也就順勢批準了他的要求。

　　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初，在帝國權力場上執政八年的方從哲，在蕭瑟的秋風中黯然地離開了帝都。

　　對於少年朱由校來說，他來到這個世界上，接受的第一門人生課就是政治鬥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後來的思維判斷和行為方式。

　　一是成年後的天啟皇帝始終對政治意興闌珊，以旁觀者的姿態參與帝國事務；

　　二是天啟皇帝缺乏安全感，始終在極力地逃避現實，將自己固著在幼年狀態。而這種心理幼稚的外在表現，就是對母性（他的乳母）長久依戀。

　　少年天子朱由校在運作皇權時急需一位政治代理人，或者說是權力經濟人。從朱由校從政的經曆來看，他應當屬於那種不願意承擔皇帝職責的甩手派君主。他的“甩手”並不是將權力完全甩出去，而是將政務當作一個皮球踢給了他的權力代言人——宦官。

　　在天啟皇帝登基前後的一個月時間裏，對於帝國的新主人而言，這一個多月的風雲激變，無疑是個人社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關節點。更何況朱由校隻是個心智初開的少年，又加上本身屬於斷奶比較遲的晚熟型男人，對未知的帝國命運缺乏安全感。

　　在這三十多天的時間裏，他耳聞目睹了太多的宮闈陰謀和權力黨爭。而這所有的一切都集中於：篡奪或者分肥帝國的權力。

　　這時候內官中的第一號人物是大太監王安，王安不光是先帝（明光宗）的伴讀太監，更是東林黨中許多政界要人的好朋友。在“移宮”案中，就是他與東林黨人裏應外合，逼走了李選侍。

　　王安在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後就迅速晉升為司禮監秉筆，成為光宗身邊最為信賴的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