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二十三章 “國本之爭”是一場政治賭博

　　萬曆皇帝共有八個皇子，卻沒有一個是出自於正宮娘娘王皇後。按照中國古代宗法製中“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繼承原則，皇長子朱常洛應該被立為太子，作為帝國的合法繼承人。

　　可問題是，皇家曆來有子憑母貴的傳統。朱常洛的母親本來是李太後（萬曆帝生母）宮中的宮女，生出這位皇長子完全是一場意外事故，並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寵愛。時間倒回萬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萬曆皇帝像往常一樣來到了慈聖太後的住處慈寧宮準備向李太後請安，不巧的是聖皇太後因事不在。慈寧宮的一名年輕貌美的小宮女王氏向少年皇帝獻茶，萬曆皇帝一時衝動就寵幸了這個王氏宮女。萬曆皇帝的第一個皇子就以一種方式來到了世間，在德至上的明朝，這應該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萬曆皇帝本來準備提上褲子就不認賬的，哪裏會料到歡娛過後還要負責任，因為王氏宮女為其播下了一個龍種。雖然他事後還想賴賬，可專門記錄皇帝吃喝拉撒睡的官員已經在《起居注》裏留下了證據。

　　萬曆皇帝是個感情非常專一的人，他的心中隻有一個鄭貴妃，情比金堅。雖然王氏為其誕下龍種，可還是無法得到皇帝的感情。

　　在位長達將近半個世紀的萬曆皇帝，就像一個幽閉症患者，天天沉溺於後宮，差不多有三十年沒有上朝問事。或與心愛的鄭貴妃廝守纏綿，或與太監和宮女縱情玩樂。就連宮廷失火、帝國官吏缺失一半這樣的大事，他都懶得去過問，關起宮門過自己的快樂生活。

　　文官與皇權之間的激烈衝突，更是讓他心灰意冷。在他看來，那些帝國的官僚們總是和自己對著幹，而且越幹越有勁，自己提議或讚成的，他們一律反對，而大臣們堅持的，又是自己最頭疼的。

　　為了能夠將鄭貴妃的兒子立為太子，萬曆皇帝與官員們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較量。這也為本朝埋下一個極為慘重的政治危機，最終導致帝國拖著沉重的病體滑向沉淪。

　　鄭貴妃先後為皇家生過三個兒子，皇三子朱常洵和皇四子朱常治，其中皇二子少年早夭。

　　萬曆皇帝很不願意將皇長子朱常洛立為太子，更何況孩子的母親還是一位職位低下的宮女，他並不喜歡她。當然除了鄭貴妃，他的感情世界已經容不下第三者。正因為這份感情的牽扯，在冊立皇太子這樣的國本問題上，萬曆皇帝為了心愛的女人，不惜與帝國的官僚集團撕破臉皮，不僅不冊立太子，還私下允諾立鄭貴妃的兒子為太子。

　　麵對帝國上下的流言洶洶，萬曆皇帝絲毫不為所動，以皇長子年齡尚小為借口推托過去。

　　等到皇長子朱常洛年滿5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王氏還沒有受封，而剛剛誕下皇三子朱常洵的鄭貴妃卻要被封為皇貴妃。消息傳來，就有一位給事中上疏提出異議：按照倫理和習慣，這種尊榮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恭妃王氏，德妃鄭氏僅為皇三子的母親，卻後來居上，實在是本末顛倒。

　　這一異議雖然引起萬曆的一時不快，但冊封典禮仍按原計劃進行。在子憑母貴的皇家後宮，這種身份上的強烈對比，傳遞給官員大臣的信號就是——萬曆皇帝隨時會廢長立幼。這給了本就喜歡尋找話題的言官們有了更多發揮的機會，一時之間，皇帝的意圖與代表傳統禮法的文官產生火花四濺的碰撞。

　　在所有的儒家經典和前朝舊製中，“無嫡立長”都是一個死理。在儒家信徒和大部分帝國文官儒臣的眼中，他們認的死理往往就是絕對的真理，誰反對都是錯，就算是皇帝想要與真理抗拒也不行。

　　不遵循傳統，就是不守三綱五常；不講人性道德，就是對帝國政治局勢的破壞。

　　帝國官員不能容忍自己的皇帝成為反人倫綱常的急先鋒，更不能容忍他拿帝國的長治久安開玩笑。

　　帝國的言官們毫不避諱，說萬曆皇帝晉封鄭德妃是為朱常洵立嗣創造條件，皇帝不應該專寵鄭貴妃一人。按照傳統習慣，皇帝應當先晉封產下皇長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更有人直接喊出了“冊立東宮”的口號。

　　麵對帝國官員的指責，萬曆皇帝除了憤怒還是憤怒。他向官員們解釋，“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就是說冊封貴妃與立儲沒有任何關係，朝臣不應該把這兩件事聯係起來指責他。

　　萬曆皇帝給出的解釋，沒有人能夠聽得進去。官員們雖然一直在拿“無嫡立長”的法則來掣肘皇帝，但是對於萬曆來說，他有自己的應對策略。他之所以在冊立太子一事上久拖不決，正是處於自己利益的考慮。等到皇後去世，鄭貴妃可以升為皇後，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則，到那個時候，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立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兌現自己對鄭貴妃愛的承諾。

　　君臣之間因為冊立太子而鬥得天昏地暗，太子是嗣君，是帝國未來的掌舵人，是國家命運之根本，因此這場曠日持久的君臣鬥爭就成了“國本之爭”。

　　“國本之爭”的時間跨度之長創造了帝國政治鬥爭的一項新記錄，在帝國權力高層足足折騰了三十多年。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前後起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繼位止，這樣一幕政治鬧劇給明代後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極深遠的影響。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本之爭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些批評萬曆皇帝的朝臣們的思想動機開始變得複雜，“國本之爭”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遊戲，逐漸淪為權力集團黨爭的工具。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在家鄉無錫的東林書院聚眾講學，一些誌同道合者如高攀龍、錢一本等人都參與其中，一時聲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時”，“退處林野”的士大夫們都聞風而向附，以至於書院的學舍常常擁擠不堪。

　　一些有心結黨博取利益的帝國官員，借著向萬曆皇帝發難的機會，以達到掣肘皇權，擴張權力地盤的目的。在這場“國本之爭”中，東林黨的崛起徹底改變了帝國的命運走向。

　　東林黨發端於東林書院，東林書院從成立之初就打著學術的旗號，行政治之實。

　　其實它並非單純的學術團體，而是一個有著政治目的的在野人士俱樂部，其人員構成主要是在野知識分子。

　　東林書院就像是一個權力信號的發射台，帝國官場的各種複雜關係和政治能量都會在這裏交匯並發散出去，進而形成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網絡。隨著影響力的增加，東林書院講學大會的規模也越來越大。有時會多達千人以上。

　　走進東林書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連一些在職官員也會前來參加講學活動。用東林書院創辦者顧憲成的話說，“同誌畢集，相與講德倫學，雍容一堂”。官員的不斷參與使得東林書院逐漸成為朝堂之外的權力集散地，低級別官員加入其中是為了形成抱團勢力，尋找政治靠山；而那些高級別官員加入其中，則是為了能夠形成對抗皇權與其他勢力集團的黨派。

　　明朝是一個道德至上的時代，而東林黨從建立之初就將自己置於道德的製高點上。其成員以文人的道義氣節為標榜，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個道德統治的國度裏，東林黨人卻把自己視為道德的化身。可問題是，結黨必然會營私，結黨必然會破壞政治勢力的平衡。無論在任何時代背景下，統治者都不願意看到有人結黨，無論是官家，還是民間。

　　現在有一個詞叫“圈裏圈外”，裏外是兩個世界。東林書院的存在，將帝國的政治勢力劃為圈裏圈外。圈裏是東林黨人，他們往往能夠堅持自己的原則，專門同皇帝和帝國的高級官員作對，自命為“正人”或者“清流”；而圈外是非東林黨人，他們是遵循官家的遊戲規則，迎合皇帝和輔臣的人，稱為“邪佞”。

　　如果說帝國的政治圈子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但凡入股者都有利益分紅。東林黨的存在和發展必然會威脅到其它非東林黨人的利益，還有皇家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非東林黨人士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會采取防範措施。既然東林黨是抱團組織，那麽為了保持權力博弈的均衡性，非東林黨人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鄉人中的高官為領袖，在帝國官場上也形成一個攻守聯盟。

　　在這種風氣的引領之下，帝國的權力係統內部黨派林立。在當時能夠與東林黨相抗衡的黨派，是同樣居於帝國權力係統內部的浙黨。

　　如果說東林黨是在野人士的權力抱團，那麽浙黨則更多是來自於政治鬥爭第一線的權力團體，是朝堂人士的權力抱團。當時的帝國首輔沈一貫，糾結京城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黨”。他們與東林黨認針鋒相對，又與宮中的閹黨遙相呼應。

　　除了浙黨，帝國的權力係統，還有很多小派係。比如當時還有以湖北籍官員為主的是“楚黨”，以山東籍官僚為主的，稱“齊黨”，而楚黨與齊黨常依附於浙黨，合稱作“齊楚浙黨”。另外還有“宣黨”和“昆黨”。

　　由於“國本之爭”拖得時間過長，東林黨與“浙黨”等非東林黨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深。發展到最後，帝國的派別之爭到了針鋒相對的地步。不論是大事小事，原則問題還是非原則問題，正邪雙方都要爭得沒完沒了，帝國的中央權力係統被折騰得烏煙瘴氣。各黨派將帝國權力係統分解得支離破碎，相互之間明爭暗鬥，致使黨爭綿延數十年。

　　而萬曆皇帝也逐漸對東林黨感到厭惡，因此直到萬曆年間，東林黨人在這場帝國權力博弈格局中始終沒有占得上風。

　　官員之間的權力黨爭並沒有發展到在朝堂上短兵相接，很多時候，他們隻是利用“京察”的機會互相攻擊。明代對官吏進行考核有兩種製度：“京察”和“外察”。“京察”每六年施行一次，考察對象是在京任職的官員；“外察”每三年一次，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職的官吏。

　　“京察”不同於那些隨便走過場的幹部考核，因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書之首的吏部尚書。如果一個官員在“京察”中出了問題，那麽他在官場上也算走到了盡頭。

　　萬曆皇帝雖然在即位問題上一拖再拖，可最後還是做出了妥協和讓步。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長子朱常洛被冊立為太子。這時候，他已經年滿二十歲。

　　“國本之爭”雖然有了一個形式上的結果，可是在這漫長的鬥爭過程中，對帝國權力係統造成的破壞是無法計量的。

　　帝國雖然有了名義上的太子，可是在萬曆皇帝的心中卻並不認同這個太子。正因為內心的不認同，導致他對朱常洛的態度也非常冷淡。加上這時候外朝內廷不斷有流言傳出，皇帝早晚會廢了太子，再立皇三子朱常洵（福王）。在這種局麵下，使得太子朱常洛和他的身邊人都陷入一種焦慮狀態。

　　所有人都不看好朱常洛這個太子，連他自己都對未知的明天充滿了懷疑。他無法安心待在東宮做一個享受型的宅男，等待皇權易手的那一刻。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年底，皇長孫朱由校（後來的天啟皇帝）降臨人世。朱由校的降生並沒有為這個步履沉重的帝國帶來多少輕鬆，反而讓那些帝國言官們又找到了一個更好的炒作話題。

　　皇長孫朱由校的出生，並沒有讓萬曆皇帝對太子改變態度。不僅沒有改變，萬曆皇帝還把施予太子的冷漠又同樣複製了一份送給皇長孫朱由校。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禦史上奏“皇長孫年已十齡，未聞出閣，豈成燕翼之深謀？”也就是說，太子皇孫的朱由校已經年滿十歲，可還是沒有接受過宮廷的正規教育，將來怎麽能夠擔當大任。這份奏章始終被萬曆帝皇帝“留中”，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這難免會讓那些帝國官員們浮想聯翩，當年太子朱常洛也有過同樣的人生際遇。

　　萬曆十八年（1509年）初，當時還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經八歲，已經過了正式入學讀書的年齡。在朝臣的壓力之下，首輔申時行等四位大學士集體向萬曆皇帝請願，提出“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

　　朱常洛的出閣讀書涉及到一係列的儀禮問題，必須要確認他的太子身份。萬曆皇帝寧可拖著耽誤皇子的教育，也不願意把冊立太子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太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曆代統治者無不重視皇帝和太子的教育，製定一係列典章製度，並慎重選擇皇子的講官和近侍，盡心培養帝國的接班人。在太子的教育問題上，明朝雖然製定了皇太子出閣講學的禮儀程序，卻沒有規定皇子入學接受啟蒙教育的時間，也沒有確立對未冊封為皇太子的皇位繼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權利和規範。

　　當時的皇家教育（尤其是東宮教育）是建立在冊封基礎上的，沒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順，雖貴為皇子，卻因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連最起碼的基礎教育也難以進行。

　　朱常洛的教育問題一拖再拖，主要是因為太子身份始終未決。因為萬曆皇帝的冷漠態度，使得朱常洛受冊封為太子後，也沒有得到一個太子應該得到的受教育機會。

　　由於萬曆皇帝在位時間過久，他不光耽誤了太子朱常洛的教育時機，而且連皇長孫朱由校的受教育機會也給白白耽誤了。

　　天啟皇帝朱由校幼年從來就沒有跟著真正的文臣儒匠讀過書，他的所謂的啟蒙老師也不過是東宮裏有些文化底子的太監。他長至十七歲仍不能出閣講學，接受正規的皇室教育。

　　由於“國本之爭”導致東宮始終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所以太監所從事的啟蒙教育也遠非嚴格正規的教育。天啟皇帝就是在這樣一種教育環境下成了明朝曆史上僅有的不親史書、沒有受過正統儒家精英教育、詩書熏陶，大字不識幾個的半文盲皇帝。

　　更重要的是他的啟蒙教師是那些沒有文化素養的太監和宮女，他們的人生價值觀、世界觀與儒家的正統教育是相背離的，他們將人性中幽暗的一麵投射於小主人身上。

　　由於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使得天啟皇帝在成人後表現出偏執、乖張的性格特征。

　　從小沒有人督促他讀書學習，正好養成了他“不好靜坐讀書”的性情。這種性情的另一麵就是好動，喜歡瘋狂與熱鬧。太子受教育的年齡越長，可塑性就越差，對宦官內侍的心理依賴就會越強，他們“昌齡日茂，未離阿保，講讀未就，冠婚已逼”。

　　朱由校自幼生長於清冷的東宮，母親很早就離世，平日裏圍繞於身邊的就是宮女和太監，沒有機會接觸其他人。在人多的陌生場合，帝國的未來小主人往往會表現出笨拙羞澀的一麵，像一個涉世未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