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二十章 與狼共舞的日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春天，在首輔徐階的大力薦舉下，吏部尚書郭樸和禮部尚書高拱先後進入內閣班子，分別擔任武英殿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二人在帝國的官僚體係中都屬於能力超拔，才華出眾之人，並且為官資曆也非淺。尤其是高拱，在裕王朱載垕身旁擔任講官長達九年，與裕王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後經嚴嵩、徐階等內閣班子推薦，高拱由翰林院侍講學士升太常寺卿，分管國子監祭酒事宜。高拱離開裕王府，赴任新職的時候，裕王朱載垕居然哽咽不忍別離，給了他豐厚的物質獎賞。高拱雖然離開裕王府，但是府中事無大小，裕王都會派人前去征詢他的意見，可見雙方的信任指數有多高。

　　嘉靖十三年（1534），26歲的嘉靖皇帝有了第一個皇子朱載基。載基者，承載國家之基業也，從這個名字，我們就可以獲知皇帝對這個兒子還是有所期許的。可惜的是，兩個月以後，這位短命的皇長子就夭折了。

　　就在嘉靖皇帝陷入喪子之痛時，他所信任的道士陶仲文在他耳邊嘀咕了一句：皇子早夭，是因為“二龍不相見”的讖言在作怪。也就是說，太子是一條潛龍，而皇帝是一飛衝天的真龍，二龍相見，必有一傷。時間仿佛也在用事實驗證這句話，兩年後，嘉靖皇帝又先後生下了三個兒子。分別是二兒子朱載壑，三兒子朱載垕（後來的隆慶皇帝。以及四兒子朱載圳。

　　三年之後，明世宗冊立朱載壑為皇太子，朱載垕為裕王，弟弟朱載圳為景王。在這次冊立大典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意外。儀式結束以後，太子和裕王回到各自居所打開冊寶一看，結果發現他們的冊寶拿錯了，太子的冊寶進了裕王府。後來朱載垕當了皇帝，好事者以此為噱頭，說皇帝之所以為皇帝，是因為天意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嘉靖二十五年（1546），太子已經十一歲，官員向皇帝要求太子加冠禮出閣講學。這在無形之中就觸犯了嘉靖皇帝內心對於那條讖言的忌諱，他當然沒有同意。不僅嚴詞拒絕，明世宗還對那些疏請的大臣進行了嚴厲的懲戒，有人因此被充軍到邊疆。從此以後，太子的出閣問題就成了嘉靖最為忌諱的一件大事，也是引發皇帝和官員衝突的一根導火索。

　　嘉靖皇帝在這個問題上一再糾結，難免會引發朝中大臣們的無限遐想。由於嘉靖皇帝對皇後比較刻薄，大臣們都認為嘉靖皇帝對太子的漠不關心以及後來對裕王、景王的態度都始於他的冷漠無情。其實事實並非如此簡單，翻閱史料，我們會輕易就找到嘉靖皇帝與皇子之前也存在著濃濃的世俗父親情。有一次皇太子突然出水痘，皇帝焦急萬分，他在宮中不停地祈禱（盡管用處不大）。等到太子病愈，皇帝卻累得病倒了。到了皇太子14歲的時候，嘉靖皇帝再也頂不住來自大臣和太後的壓力，以及可能出於自己確實對太子的關心，就允許太子出閣講學。可是在隆重的典禮過後，太子突然病倒，有記載說，太子在病重之時，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向南跪拜說：兒去矣！然後盤腿而坐，病重身亡。

　　又一個皇太子倒了下去，本來毫無希望的裕王朱載垕就這樣依序成為帝國的皇長子，法理上的皇位第一繼承人。老天似乎要和他開個天大的玩笑，一直等到朱載垕即位那一天，他都沒有嚐過當太子的滋味。作為帝國最為尷尬的儲君，身份也是最為特殊的親王，他長時間承受著來自權力係統內部的壓力以及精神世界的質疑與煎熬。

　　明朝的官僚集團圍繞著皇位繼承人廢立，從來就沒有一天真正消停過。大臣們請求立裕王為太子的奏疏在嘉靖皇帝的案前堆積如山，嘉靖皇帝無法擺脫來自內心的憤怒，他將這種憤怒投射於那些沒完沒了糾結於皇位繼承的言官們。官員們催逼得越緊，他就拖得越發長久。

　　如此一來，就害苦了裕王朱載垕。誰都知道他是理所當然的儲君，可嘉靖皇帝對他的冷漠和固執，還是導致了權力係統內部出現了諸多不和諧的聲音。朱載垕的母親是杜康妃，皇帝並不喜歡她，而景王朱載圳的母親盧靖妃，卻很受皇帝寵愛。有人不禁據此猜測，嘉靖皇帝是不是打算立景王為太子。難道皇帝是因為礙於帝國的政治體製，怕那些不要命的言官站出來反對，才陷入這種兩難境地嗎？

　　帝國權力係統內的這種猜測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對於法理認可的繼承人朱載垕相當不利。這種猜測很容易就導致權力係統內部的派係之爭，官員們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傾軋。明朝並不缺乏誓死維護體製的大臣，而且這種人還相當的多。但是也不排除有人在這場儲君之爭中撈取個人私利，轉而幫助景王奪權。嚴嵩父子在沒有倒台之前，就一直處於這種搖擺不定中。在官員的攛掇之下，景王朱載圳也是蠢蠢欲動。

　　嘉靖皇帝的所作所為似乎也在助長皇權之爭，他命令大臣為景王選擇藩地，最終確定為湖廣德安府。他並沒有為裕王選擇就藩的地點，而是將其留在京都，這基本上算是宣告了朱載垕的儲君地位。

　　雖然景王並不甘心就此退出這場遊戲，但是在大臣們一再要求下隻好原則性地選擇去了自己的藩地。所幸的是，沒過多長時間，景王朱載圳病逝於就藩之所，整個帝國都似乎為之鬆了一口氣。有人說，嘉靖皇帝偏向景王，其實這是沒有絲毫根據的。嘉靖皇帝在聽到景王的死訊後，在徐階麵前長歎道：此子素謀奪嫡，今死矣。

　　事已至此，即使嘉靖皇帝私下再怎麽看不慣裕王的行事作風，即使朝臣們心底再怎麽懷疑裕王的智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個替補隊員都沒有的情況下，裕王是無人可以替代的。裕王雖然沒有被正式冊立，但實際已與儲君無異。向高拱示好，就等於向裕王示好。裕王繼承大統後，持有這份好感的人便可持續地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在時人眼中看來，徐階所走的這步棋還是靠譜的。

　　然而，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徐階愈發強烈地感覺到，讓高拱入閣是上帝和自己開的一個玩笑。高拱恃才傲物，對他這個首輔兼恩人全無半點感激之意，反而處處喜歡與其爭鋒。

　　隆慶皇帝朱載垕主政期間是居於嘉靖和萬曆之間，可以說是帝國皇權遞延過程中的一個過渡人物。

　　朱載垕從父親嘉靖皇帝朱厚熜手中接過權柄，已經是30歲的成年人。由於他的生活長期置於嘉靖皇帝的陰影籠罩之下，人生難免處於一種灰色狀態。

　　作為皇長子，朱載垕並沒有早早地就被立為太子，而在其成長過程中，嘉靖皇帝也沒有表現出對其高看一眼的恩寵姿態。就算後來朱載垕被立為太子，他也沒有如我們想象得那樣享受到一個太子應該享有的待遇。從表麵上看來，嘉靖皇帝對於自己將來的接班人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度。以至於有官員私下裏議論，朱載垕隻是一個掛名太子，最後能不能順利完成權力的交接還是未知數。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隆慶皇帝在其心理甚至生理上都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隆慶皇帝本來就不是一個心智聰慧之人，按照大學士高拱後來的回憶：皇帝是個智力平平、笨口拙舌，優柔寡斷，經常沉默不語的人。正因為如此，有的大臣甚至以為皇帝是一個啞巴，甚至還有人懷疑他患有輕度的精神失常。曆史並沒有為隆慶皇帝朱載垕留下多少篇幅，在這有限的篇幅裏既沒有證據表明，他是英明果斷的明君賢主；也同樣沒有證據表明，他就是一個智力遲鈍的精神病患者。

　　文官們有時會拉他參加一些場麵盛大的典禮中，想讓皇帝在百官萬民麵前樹立一個正麵的形象。但是朱載垕的表現往往讓他們大失所望，因為隆慶皇帝壓根就不願做一個場麵上的政治人物，他甚至不把在這種場合該說的套話說完，就讓大學士們代他發言。

　　或許是誤打誤撞，也或許是故意為之。隆慶皇帝朱載垕這種無心插柳的執政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收到的實際效果超過了正德、嘉靖兩位前輩。隆慶皇帝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無能或不願幹預朝廷具體事務的超然態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文官們放手去行使朝廷賦予的正式權力，將諾大的一個帝國治理得井然有序。

　　隆慶皇帝在位前後隻有短短的六年時光，這倏忽而過的六年時光是帝國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期。誰也不會料到，就是這樣一個在官員看來類似精神病人的隆慶皇帝，居然在自己短暫的政治生命中，開啟了帝國的第二次中興，第一次是弘治中興。每個男人在青春期的時候，都玩過騎自行車雙手撒把的刺激性遊戲。雙手離開車把，自行車依舊會穩穩地向前行駛。權力上的雙手撒把遊戲，隆慶皇帝並不是首創。他的父親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是一個癡迷於此的高手，在其當政的四十五年時間裏，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嚴嵩擅權達十七年之久，可謂瘋狂至極。可讓人不解和驚歎的是，帝國的權力運行機器好像在故意證明就算沒有皇帝的操作，它照樣能夠運轉如風，甚至在某些時候做得比那些勤政之君更好。

　　隆慶皇帝的執政風格，在無形之中為他幼小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萬曆皇帝的執政理念種下了善根，樹立了一個道德標杆。可以說，由於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內閣班子，足以應付朝廷事務，因此，衝齡即位的萬曆，雖然不能隨心所欲地行使皇帝的權力，但仍能依靠強大的文官班子來治理帝國，不致於發生統治危機。這種做法雖然沒有導致帝國的權力架崩塌，但它卻存在著致命的缺陷。

　　隆慶皇帝顯然對帝國的政治製度和自己的能力有著清醒地認識，他既做不到像孝宗那樣一心撲在工作上，又同樣無法做到像武宗那樣離經叛道和世宗那樣剛愎自用。我始終懷疑他是一個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人，要知道在他的權力係統內部，活躍著當世幾位頂尖高手，他們儼然就是文官中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無論是大學士徐階，還是緊隨其後的高拱和張居正，哪一個不是精明強幹又野心勃勃的政治狂人。他並不想讓自己卷入皇帝與文官無休止的爭鬥中去，或許正是這些原因，才使得隆慶皇帝在位期間，以隱形人的姿態示人。他從來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決斷，這麽做就是為了避免卷入皇家和文官的權力紛爭當中。

　　因為權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現以下的兩種情況。一是帝國的中央權力係統由數位權臣共同掌權，其後果是極易引起文官之間的傾軋或黨爭，並由此影響到朝政。二是在中央權力格局中出現一位大權獨攬的權威型人物，並由他以皇帝的名義來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權力，就像萬曆初期的張居正那樣。

　　如果出現第二種情況，會同樣帶來兩個棘手的問題。一是如何保證這位文官獨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權為自己的圈子或個人謀取私利，甚至威脅皇帝的地位，動搖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這位文官獨裁者的權威一旦失去時所帶來的各種災難性的後果。

　　隆慶皇帝朱載垕在位六年時間裏，他所推行的政令可以用“簡單”二字來形容，這主要和他隱形的執政方式有著很大的關係。在個人生活作風方麵，朱載垕並不像他的父親嘉靖皇帝那樣喜歡幹一些煉仙丹集青詞玩弄女性的荒唐之事，應該算得上是一位還算靠譜的君主。也許是性格使然，隆慶皇帝在執政方麵表現出柔性有餘，剛性不足的缺憾。如此一來，在其執政期間，帝國的權力運行為後世埋下了太多的伏筆。

　　比如說輔政的各大臣之間爭權奪利，互相傾軋，這就是朱載垕的隱形權力留下的禍患。

　　皇帝既然喜歡當甩手掌櫃，這就為那些內閣官員的明爭暗鬥騰出了巨大的空間。官員之間的爭鬥變得尤為激烈，就連宮中那些掌權的太監也都裹入其中。先是隆慶元年（1567年）高拱罷相，徐階作為首輔擠走了高拱。不久後徐階自己也被時勢淘汰出局。

　　隆慶三年（1569年）十二月，內閣迎來了一場大風波。吏部尚書楊博致仕，朱載垕召高拱複入內閣，兼掌吏部事。從此內閣和吏部的大權就集中到高拱一個人手裏，他成為名副其實的首席內閣大學士，也就是首相。

　　高拱能夠入閣，完全是宮中太監從中周旋的結果。朱載垕是個寬厚之人，但是因為他和大臣平日裏聯係極少，所以在關鍵時刻能夠左右他的思想與行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身邊的內監。隆慶初年最得朱載垕信任的太監是滕祥、孟衝、陳洪，這幫人有事沒事就喜歡領著朱載垕吃喝玩樂，消磨皇帝的意誌。

　　這難免會讓人聯想起，唐文宗時期的當權宦官仇士良，這是一個窮凶極惡之人，殺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餘年將壞事做盡，卻依然能夠享受到皇家的最高禮遇。他在晚年向身邊的太監們傳授秘訣時說：“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誌，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新唐書·仇士良傳》）。仇士良在這裏就是告誡他的那些徒子徒孫們，侍候皇帝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能讓他閑著，要讓他一天到晚追求吃喝玩樂，不要給他讀書問政的時間。皇上不管事，凡事全靠身邊的太監，那麽寵信和權柄也就也就自然落在了太監的身上。

　　有人將仇士良這一套經驗稱之為“迷龍術”，可見隨著年代推移，宦官們的心機越來越深。凡事隻要用心，褲腳管下的虱子早晚也會爬上頭頂。而仇士良那一套免費教材——“迷龍術”也因此成為宦官成功創業的必修科目。

　　徐階顯然沒有將這幫“迷龍術”的傳人放在眼裏，最終吃了虧。隆慶二年（1568年），徐階被強行離職退休，便是因為和太監關係緊張，導致滕樣、孟衝、陳洪等一幫太監在皇帝麵前集體中傷。等到高拱入閣以後，文官集團與太監的關係得到了極大地改善，盡管如此，可仍然無法圓滿地處理各種矛盾衝突。司禮掌印太監出缺時，馮保認為應由自己頂補，誰料高拱推薦陳洪。等到陳洪出缺時，高拱再次繞開馮保，推薦了孟衝。幾次三番，馮保在失望之餘更加仇恨高拱。這也為後來，張居正和馮保聯手對付高拱，埋下了伏筆。

　　高拱重新入閣以後，張居正處在了一個較為尷尬的位置。一邊是自己的老師徐階，一邊是權力新貴高拱，自己夾在中間，所走的每一步都要步步驚心。熱衷權力的人是不會輕言放棄的，但是要想讓權力之花常開不敗，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高拱對於張居正，固然感到威脅，但是張居正對於高拱，也時時感到危險。“爾詐我虞”，成為高、張聯合內閣的主旋律。傳聞徐階的兒子送三萬兩銀子給張居正。在大學士的朝房裏，高拱看見張居正，便半真半假地問起這事。因為是當著眾人的麵，讓張居正有些下不了台。他當時臉色就變了，然後極力否認。經過這樣一番剖白以後，高拱才出麵予以澄清，這完全是一場誤會。如此一來，這件事才算勉強告一段落。

　　……

　　隆慶朝的最後一年，在帝國的最高權力中樞機構裏，在帝國的權力巔峰之上，就剩下了兩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張居正。高拱和張居正曾經是最好的朋友，他們有著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奮鬥目標。所有的人都以為他們將會是帝國文官集團中的最佳拍檔。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並不代表即成事實。所謂拍檔，往往是一個巴掌拍不響。

　　至少有一個人並不認為權力中央可以容納下兩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張居正。

　　在張居正看來，帝國的官場就像是一個炫目的舞台，而他卻又是個不喜歡跳“雙人舞”的演員，他要把所有的聚光燈的光芒都集中他一個人的身上。在官場打拚多年的張居正也明白這個道理，要實現第一男主角的夢想，那就要將高拱擠出權力舞台的中央，可這又談何容易？

　　高拱在帝國權力核心層中的威信還是很高的，大臣們也都唯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睜大眼睛，期盼著帝國的權力係統能出現張、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時艱的美妙畫卷。

　　高拱和張居正曾經有過一段甜蜜的時光，而且是非常要好的那種朋友。他們都為彼此能夠成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場需要朋友，需要那種真正能夠拋去利害計算的朋友。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是朋友，但卻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無論是性格還是人品，可以說都是兩個世界的人。高拱比張居正整整大了十二歲，通過科舉登第進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講究權力排序的年代裏，高拱應該算是張居正的前輩。

　　帝國的文官在起步階段都與科舉製度有著密切關係，逢進必考。建國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其本意就是為了加強對文官集團的控製。但這種製度一旦付諸實施，實際上控製所有舉子命運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帝國的人才選拔權仍然掌握在文官自己的手中。皇帝其實是很想將這種選拔權攬過來的，比如說殿試就是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的舉行意在告訴天下文人，隻有皇帝才是真正決定他們命運的終極推手。

　　在殿試結束而公布考試結果的時候，被錄取的三等舉子前麵一律冠以一個“賜”字，分別為“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和“賜同進士出身”。然而殿試畢竟是一個形式。參加殿試的資格是先通過由禮部官員負責的會試。凡通過會試者一律參加殿試並一律保證通過，皇帝隻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會試的資格，則必須通過由文官主持的各省鄉試。而鄉試資格的獲得，則是通過府縣的考試而成為秀才。

　　在這層層的考試中，主考文官對士子的政治命運無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他們實際上取代皇帝而操持著人才選拔的大權。在應考者方麵，除了對主考者心懷感激而結成師生盟誼之外，他們還有一個觀念，即認為自己獲得邁向政壇的通行證，完全憑的是自己的運氣和才學。換句話說，科考的成功者認為他們獲得仕途的通行證，並不應當感激皇帝，而應歸功於個人的努力。在帝國科場上流行著這樣一句話：“一緣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讀書都被放到最後一位，所以更談不上對皇帝這位殿試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響著知識階層的政治命運，而科考的通過又完全憑借個人的才學和運氣，這樣，知識階層在步入仕途以後，自然就認為有理由控製社會的部分權力。而科舉這種選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為從知識階層中產生的文官集團攫取社會權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必然要結成各式各樣的關係，考官與考生之間形成的師生關係，考生與考生之間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鄉”（同鄉考生）關係，同姓考生之間結成的同宗關係，等等。這些關係的形成，無疑會為帝國文官集團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實力提供了保障。

　　高拱非常欣賞這個小老弟，在工作接觸過程中，高拱如此評價張居正“年少聰明，孜孜向學”。對於如此好學之人，高拱將自己在官場積累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用高拱的話說，他和張居正的關係“在乎師友之間”。直到徐階將高拱排擠出內閣，下野回老家賦閑，兩個人還書信往來不斷。很顯然高拱並沒有因為張居正作為好朋友沒有替他說情而產生怨氣。隨著高拱的複出，事實上是主持中央全麵工作。他的複出其實是張居正從中斡旋的結果，由此高拱對張居正就更加高看一眼。

　　複出後的高拱，當涉及到帝國的大政方針和幹部任用等大事，他都會和張居正商量著來。兩人攜手，開啟了為時十多年的隆（慶）萬（曆）新政。但是這種來自於表麵的琴瑟和弦，卻無法掩蓋權力陰影下的暗流湧動。從高拱複出之日起，張居正就已經在為自己留後路。

　　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內閣是沒有人事任免的職責和權力的。帝國重要官員的任免，按照製度是不允許內閣幹預的。但是高拱作為帝國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又是吏部部長。雙重權力賦予一個人的身上，可見高拱的權限有多大。

　　張居正並不是真的盼望高拱複出，這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早就想成為內閣的一把手了，而且這種爭先進位的信念從來就不曾動搖過。兩個人的蜜月期雖然很長，但還是迎來了分崩離析的那一刻。

　　高拱在一些官員的任命上，充分征求張居正的意見。在這些任命的官員當中，其中也有張居正推薦的人選。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張居正的意見，這等於是賦予了張居正一定的人事權力。如此一來，那些想要提拔重用的官員就會跑到張居正那裏活動活動，大家都知道高拱是個不容易變通之人，很難做通工作。而張居正作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個懂得攻守進退之人。

　　當時帝國的官場上流傳著一些話，某某人得到職位，那是張居正向高拱推薦的結果。還有某某人為什麽丟了職位，是因為高拱不滿意，而張居正再三求情，可是高拱就是不聽。無風不起浪，有傳言的地方就有人心向背。

　　這個傳言真真假假，那些受到提拔的人覺得張居正才是他們恩人；而遭到撤職或者降級的人，也對張居正心存感激。也就是說，好人都讓張居正當了，惡人都讓高拱當了。

　　張居正和高拱的分歧也正是在這時候出現的，官場內部開始流傳張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賄賂的言論，高拱也是從別人口裏聽到的。其實這不難理解。即使都是權力高層，誰沒有一些耳目啊？況且在那個時候，像高拱、張居正這種級別的官員，都當過科舉考試的主考、副主考。既然如此，誰沒有幾個門生？

　　高拱雖然沒有就這些傳言作出針對性的措施，但是在態度上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此以後，高拱也就很少再與張居正共同研究幹部問題了。張居正是一位精算得失而後才肯出手的人，在他與高拱之間，他做過一個衡量。想輕易取代他的生死之交兼領導高拱，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一點上，張居正非常清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張居正不是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可高拱能夠抓住的把柄實在是少之又少。

　　高拱是個才幹超群的官員，在任期間政績斐然。準確地說，明朝中期的改革實際上是從隆慶三年（1569）高拱複出，其後任內閣首輔，張居正任重要閣員時期開始的。換句話說，隆慶時期實為大改革的始創期，也為萬曆時期的改革奠立基礎和確定政策走向的關鍵性時期。由張居正總攬大權以主持的萬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高拱在隆慶時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和發展。帝國官員中喜歡不喜歡高拱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高拱的執政能力。還有就是高拱的意誌力非一般人可比，金錢美女糖衣炮彈是很難將其打垮的。當然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高拱和隆慶皇帝的私人感情，皇帝對他的信任完全是一種無條件的信任。

　　事實證明，君臣之間建立起來的私人感情，既成就了高拱，也同樣害了高拱。但是在高拱發跡之初，這種勾連關係是高拱的一筆雄厚的政治資本。不管官員如何看待，至少在隆慶皇帝眼裏，高拱是個集人品、學識、能力、功勳於一身的文官楷模，是帝國百年不遇的大才之人。這是隆慶皇帝在公開場合說的話。以一國之君的身份如此公開褒揚一個官員。可以說，這是帝國建製以來，絕無僅有的。由此可見，在隆慶皇帝的心目中，高拱作為一個帝國官員是無可挑剔的。

　　在皇帝心目中的高拱，與在百官心目中的高拱是截然不同的。高拱同時期的史學家王世貞在其所著的《高拱傳》中如此評價道，“高公持正，而暗於事幾”；“性剛而機淺”。也就是說高拱身上所表現出來剛性過頭，柔性不足的個性讓人不容易接近。

　　在與閣臣同僚相處的過程中，高拱鋒芒畢露的傲慢常常會讓人陷入難堪的境地。盡管他並無半點惡意，但這種性格還是會讓人感覺到不快。這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不應該具備的性格缺陷，也可以說是大忌。

　　高拱這一秉性的延伸便是其沒有城府、不諳權術的表現。這樣的人在激烈的權力角逐中很容易就會落入別人的圈套，遭人暗算。與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張居正可謂擅於心計，老謀深算。

　　高拱既然是隆慶皇帝心目中的一哥，那麽張居正就是其心目中那個最佳的副手人選。隆慶皇帝希望張居正能夠做好高拱的助手，最好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可張居正偏偏不是一個安於現狀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去實現。

　　如果我們非要找出高拱和張居正有什麽誌同道合的地方，那就是他們都有著強烈的事業心。在張居正看來，高拱走得未免太遠了。高拱要開海運，那閉關鎖國的國策還要嗎？一旦國門洞開，那帝國的權力係統就亂了套。張居正持強烈的反對意見，但是他表麵上又不能公開反對。在張居正看來，高拱所采取的戰略屬於軟弱政策，如果任其推行下去，必是養虎為患。而張居正本人卻是真正的強硬派，他主張在帝國的權力係統內實行鐵血政策來實現政治的穩定。

　　至於其他方麵，比如高拱的施政綱領是把除弊放在第一位的，而除弊的方略，就是推行改革。推行改革的結果就是常常忽略“祖製”，這也是張居正所不能認同的。

　　基於以上因素，張居正下決心要整垮高拱，並且能夠取而代之。唯有如此，他才能讓自己的政治藍圖在帝國的版圖上得到實現。

　　帝國的權力中樞舞台之上隻能留下一個人獨舞，那些聽上去很美的音符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和諧。曾經可以暢談人生理想，工作上互幫互助的朋友也將一拍兩散。

　　先說高拱。他曾經希望能和張居正在大明權力中樞的舞台上共舞一番。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也。高拱已經明顯感覺到，張居正並不是自己的最佳拍檔，因為他們始終沒有踩在一個步點上。張居正始終沒有按照主旋律在跳，人家是一個人在玩“獨舞”。

　　高拱考慮來考慮去，覺得還是應該多拉一個幫手在身邊，或許這樣可以掣肘張居正。高拱擬了道奏疏，要求再提拔些年輕幹部，充實到內閣領導崗位上。當然，這道奏疏是高拱和張居正商量過後聯名上奏的。

　　張居正對高拱的做法非常不滿意，他雖然不喜歡“雙人舞”，但是更不喜歡“多人舞”。既然如此，那麽張居正為什麽還會聯署簽名上上奏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程序如此。如果張居正不聯名，那不就公開和高拱叫板了嗎？這不符合張居正的行事風格。況且張居正對於這道奏疏的最後結果，已經事先預料到了。因為這道奏疏的批示，也是張居正草擬完成的。

　　不出所料，這道奏疏果然被隆慶皇帝毫不留情地駁回。不是張居正能掐會算，而是他抓住了隆慶皇帝的工作方式。隆慶皇帝疏於朝政，不太願意看官員的奏折，更不想自己動腦筋甚至動手去做批示。

　　通常情況下，奏折都是交由內閣去擬好批示，然後再交由他身邊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照著內閣擬好的底子代皇帝用紅筆批示下發。然而隻一次，皇帝沒有交內閣擬批示，而是直接批了。這就給了張居正可乘之機，他偷偷事先擬好了批示，派人交給皇帝身邊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太監照著謄抄了一份。

　　張居正擬草，太監謄抄的這份批示的大致意思是，你們兩個人能力強，我信任你們，不需要再充實人了，有你們兩個人就足以把國家的事情辦好。

　　高拱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皇帝既然這麽說，他也無話可說。在關鍵時刻，向張居正伸出援手的是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在這件事上，張居正做得並不牽強。他會讓皇帝覺得這個批示不錯；讓高拱也無話可說。任何人都挑不出什麽毛病。

　　高拱心裏明白，張居正這樣做隱含著深謀遠慮。他知道現在張居正與馮保內外勾結，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整垮自己。就連高拱也在事後發出感歎，張居正這套官場手法“其謀至深”。

　　如果我們把張居正比作一種動物，他應該像一頭狼。英國動物學家紹·艾利斯說過：“在所有哺乳動物中，最有情感者，莫過於狼；最具韌性者，莫過於狼；最有成就者，還是莫過於狼。”憑著高拱和隆慶皇帝的私人關係，本不應該讓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得逞。張居正之所以有把握贏下這場牌局，就是因為他像狼一樣了解自己的對手，了解高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