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夏言的倒台,嚴嵩毫無意外地成為帝國內閣首輔,沿襲明朝成例,他獨操帝國相權。可是權力的遞延規律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開就曲終人散,夏言雖然畫上了生命的句點,可大明的權力機器還在繼續運轉。嚴嵩在接過帝國相權的同時,也同樣接過了權力給自己帶來的麻煩與紛爭。
無論是夏言,還是嚴嵩,作為首輔之爭的參與者,他們都不是隻懂得權力鬥爭的政客。相反,他們都是具有極高文化水準的士大夫,他們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很多時候,他們會高舉著“仁、義、禮、智、信”的精神旗幟,將自己劃歸為文人的行列。但是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讓他們將文骨狠狠地砸碎。為了在權力的夾縫中求生存,他們需要學會結黨營私,不擇手段地打擊政敵。
權力的欲望和政治的野心使這些儒家弟子搖身一變成為冷酷無情的政客,他們用陰狠殘忍的手段置對手於死地,這是權力集團內部經常發生的事。即使未能達到目的,也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些以儒學起家的閣臣大僚,表麵看上去雖然端著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態處處顯擺,但在儒雅的表象之下,他們陰狠險毒的手法絲毫不亞於那些動刀動槍的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在文官集團政治鬥爭的大背景下,有一個人橫空出世。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心學”理念,為那些在權力係統內苦苦掙紮的文官們照亮了前進的方向。此人就是前麵提到的王守仁,他還有一個更為響亮的名字叫做王陽明。
王陽明死於嘉靖八年(1529年),距離嚴嵩掌權已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兩個人在政治風波中,並無交集。估計連王陽明也不會料到,二十年後,自己的弟子會成為帝國政治鬥爭的核心人物。
作為心學創始人王陽明就是在實踐中完善“心學”和“知行合一”,並最終悟道。他跟其他的聖人或哲學家最大的區別,就是他不是純粹的理論派,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理論加實踐派。
那些在帝國官場上苦苦追求的文官,他們在權力的沉浮中痛苦地發現,自己在書生時代堅守的那份信念與現實有著很大的差距。聖人的說教沒有用,士人的禮儀廉恥沒有用,忠孝節義也沒有用。在剝除這個醜惡世界的所有偽裝之後,他們在曆史的轉彎處終於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利益”二字。
可在痛苦過後,他們依然執迷不會悔地陷落於這條權力的不歸路。等到王陽明參悟了知行合一的真意,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才醍醐灌頂。一個儒學之士無論有多麽偉大正直的理想,如果要實現它,就必須懂得兩個字——變通。唯有變通,將自己的思想付諸於實際的行動,才能適應這個變化萬千的世界。追求光明的“心學”正是誕生於在這黑暗的世界中,倔強地閃耀著自己的光芒。
按照出道的時間先後,王陽明與徐階本來是不應該存在生命交集的,幸好這個世界還有一種叫做“思想”的東西,它可以超越時間的界限,讓人的精神實現時空穿越。
徐階平生酷愛陽明心學,並且不遺餘力地將其發揚光大。他在翰林院工作期間,多次聚集門生大肆講學。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更以首輔之尊在京師舉辦大規模心學講學活動,聽者數以千計。
根據當事人羅汝芳的記載:“以徐首輔為榜樣,六部九卿、台閣大員們紛紛到場(靈濟宮),與學術界的賢者們親切會晤。徐首輔親手謄寫了程子著作中的精彩片段,來自兵部的某高官激動地出列,熱情洋溢地向在場同仁們逐句朗讀。與會人員紛紛要求徐公詳細解釋,徐公亦不吝賜教,耐心地為與會諸君一一解惑,受教的人無不歡欣雀躍。”
徐階的喜好一度成為帝國的政治風向標,當然這有賴於他手中握著的權力資源,權力主導著話語權。心學成為人人崇尚之學,成為官場上追名逐利的一種手段。
徐階的祖上是土裏刨食的農民,到他父親徐黼才當上衙役,後升為宣平(今屬浙江)、寧都(今屬江西)縣丞。徐階五歲隨父在地方為官,耳熏目染了父親處理公務的那一套程序,這對於他後來官場生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徐階在十六歲時,他遇上了改變自己一生命運的人,那就是華亭知縣聶豹。這個地方的父母官見徐階聰敏早慧,讀書用功,十分喜愛,就將其視為忘年之交。並利用機會向其講授王陽明的良知之學,這時候,王陽明的心學早已風靡天下。徐階也深受其影響,他還常與王陽明的弟子歐陽德一起切磋學問。徐階在當地縉紳士子中間聲名鵲起,其才學受到當地“諸賢長者交口稱譽”。徐階的成長與嘉靖的掌權可以說是同步共振的,嘉靖元年(1522),徐階通過應天鄉試,第二年,二十一歲的徐階又以探花(第三名)的好成績中進士。
按照史書記載,徐階是個麵目和善之人,“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在他入朝晉見皇帝的時候,內閣首輔楊廷和見他氣度不凡,內心十分喜愛。於是,在楊廷和的大力舉薦下,嘉靖皇帝授徐階為翰林編修,讓其為太子和諸王講授儒家經典,並參與編修《大明會典》及祀儀等機務。徐階在起步階段還是很有人緣的,夏言在當首輔期間,也曾經在嘉靖皇帝麵前保舉過徐階。這也為後來徐階和嚴嵩之間的鬥爭埋下了伏筆。
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趁著大議禮事件餘波未盡,準備罷黜孔子文宣王的王號,並且將孔子的像改為木像。按說此舉等於是要了天下書生的半條命,可奇怪的是,以時任首輔張孚敬為代表的文官們居然也附和皇帝的意見。隻有徐階持反對意見,他提出黜孔子的王號是非常不靠譜的事。
張孚敬很不高興,當麵就質問徐階:“你小子這麽做,算是背叛我嗎?”
徐階的回答也很直接,“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既然從來就沒有依附你,又何來背叛?”
徐階就這樣開罪了皇帝和首輔,被貶為福建延平推官。徐階就這樣由一名京官被貶為邊遠地方的七品刑獄官,對於一名正在成長中的年輕幹部,這應該算是一次不小的打擊。可徐階並不以為然,他於人前自我解嘲:“無論官職大小,不都是皇帝的臣子嗎?”
徐階到地方任職後,還是幹了很多實事。平反冤獄,釋放長期關押在監獄裏的囚徒;打擊盜賊,懲治地方上的不法胥吏;針對當地風氣不淳的弊端,他主張拆毀大搞封建迷信的祠堂,創辦鄉社學,並親自為地方士子們講授聖賢之學。
作為地方的七品小官,徐階無力改變地方的貧困麵貌。當他靜下心來的時候,也會自我反省,自己之所以會淪落到窮鄉僻壤之處,全是書生的狂狷之氣惹的禍。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閣挑選屬官。在這次全國性的海選中,徐階有幸被選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這對他來說無異於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沒過不久,他再度被提拔為國家最高學府的主管官——國子監祭酒。
隨後,徐階的仕途進入一個順暢時期,先是禮部右侍郎,兩年後改吏部右侍郎,相當於今天的副部級官員。這時候徐階剛剛進入自己的盛年期,時年四十三歲。
時隔不久,徐階受命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品級雖然不高,卻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力。翰林院是帝國高官的培養基地,朝廷遴選閣臣的重要場所。也就是說徐階在這個位置上,擔負著培養選拔國家高級官員的重要職責。張居正就是徐階在這一時期遴選出來的儲相人選,二人因此結下師生之誼。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階以少保兼禮部尚書的身份進入內閣,參預機務。
徐階是個悟性極高,極富韜略之人。嘉靖皇帝修玄崇道,帝國權力高層的文官們為了迎合皇帝的癖好,將大量的時間用於“青詞”寫作。徐階能夠回到權力的核心地帶,也與自己在“青詞”寫作方麵所表現出來的天賦有著很大的關係。
雖然嚴嵩也是“青詞”妙手,但怎奈年事已高。很多時候,他都是讓自己的兒子嚴世蕃為其捉刀。發展到後來,離開嚴世蕃,嚴嵩就無法與嘉靖皇帝進行“青詞”交流。這時候的嘉靖皇帝沉迷修道,根本就沒有心思打理朝政。他下的手詔,一些官員讀來如破解天書密碼,摸不清狀況。隻有嚴世蕃一覽之下就能夠破解其中玄機,猜中皇帝的真實意圖(答語無不中)。
通常情況下,嚴嵩接到嘉靖皇帝手詔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忙派人往家裏送,以期從嚴世蕃那裏能夠找到正確答案。
可是有一段時間,嚴嵩的夫人歐陽氏去世,其子嚴世蕃在家居喪,不能再跟在父親身後幫著破解皇帝的“青詞密碼”。嘉靖皇帝為了修道方便,就在西苑為閣臣專門設立一個辦公室,叫“直廬”。這裏就成了皇帝與官員交流“青詞”寫作,探討道學的場所。嚴世蕃不能陪伴在側,嚴嵩就完全失去了主心骨。
嚴世蕃在居喪期間沉迷女色,根本無法騰出時間替自己的父親分憂。嚴嵩派人來詢問對策,他隻管自己逍遙快活,並不按時回話。這種做法完全沒有顧及到自己父親的尷尬處境,嘉靖皇帝是個性急之人,他無法容忍老邁的嚴嵩在那裏一道命題拖上半天時間。嚴嵩磨磨唧唧又無法如實相告,以前所寫的“青詞”都是自己兒子的作品。沒有辦法,隻好自己硬著頭皮去應付,可往往是詞不達意(往往失旨)。嚴嵩突然大失水準,這讓嘉靖皇帝在疑惑的同時大為不滿。
這時候的嚴嵩已經進入人生的古稀之年,而徐階隻有49歲,年齡上的差距讓他們分出了高低。徐階作為“青詞”寫作的後起之秀,大有取代嚴嵩之勢。徐階的異軍突起,難免會引起嚴嵩的警覺,帝國的新一輪博弈也就此拉開帷幕。
其實,嚴嵩與徐階的矛盾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當初夏言任內閣首輔當政期間,曾經推薦過徐階。按照帝國官場的圈子定律,徐階應該算是“夏言的人”。嚴嵩當初殫精竭慮除掉夏言,如今就不能不提防徐階的報複。
其實在這一點上,徐階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早晚要與嚴嵩上演一場權力龍虎鬥,可眼前他還沒有能力與對方掰手腕。更為重要的是,徐階在很多事情並沒有完全贏得嘉靖皇帝的信任。比如說世宗的方皇後去世,世宗打破成規,欲令皇後先入太廟供奉。作為禮部尚書的徐階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是皇後沒有先入太廟的先例。
嘉靖皇帝與方皇後的感情甚篤,嘉靖二十一年(1542),宮女楊金英等謀逆,刺殺嘉靖皇帝,全賴方皇後才沒有受害。皇後去世,嘉靖皇帝很悲傷,要按照元配皇後的禮儀把方皇後安葬在永陵,追諡為孝烈皇後,並且入太廟供奉。結果卻遭到了徐階的強烈反對。
嘉靖皇帝半輩子都在與帝國的禮法製度較勁,其實他的所作所為,作為一個有感情的正常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剛即位時,為了父母的名分,與文官們鬥得血染宮階。如今為了自己的知心愛人又與官員較勁,他不明白,人的感情為什麽總要被那些冰冷的禮儀製度所製約?直到晚年,嘉靖皇帝仍不死心,還反複要求,要把皇後跟自己百年以後的神位並列在一起。令人遺憾的是,就算是皇帝,他的感情仍舊無法僭越無情的規定。
嘉靖皇帝對待徐階的態度,嚴嵩看在眼裏。有一次,嘉靖皇帝與嚴嵩聊到朝廷官員孰優孰劣。當談到徐階的時候,嚴嵩給出的評價是:“徐階這個人不缺才華,卻多二心。”由此可見,嚴嵩這時候對徐階已經暗藏殺機。“二心”說白了就是喂不熟的狗,一旦皇帝認可了某個官員具有“二心”,不打入死囚牢就算客氣了,更談不上重用。這話後來傳到徐階耳朵裏,他行事更加小心謹慎。嚴嵩在時刻盯著他,步步驚心。
徐階需要做的就是先麻痹對手,做好決戰前的蓄勢準備。為此他把自己的孫女許配給嚴嵩的孫子做妾;在內閣事務中,他也是一切唯嚴嵩馬首是瞻;借躲避倭冠之名,他把自己的上海戶籍轉到江西,就這樣與嚴嵩攀上鄉情。
麵對如此聽話乖順的下屬,嚴嵩一度放鬆警惕。就連那些官僚們都在私下裏議論,徐階不過是嚴嵩的一個小妾而已。
徐階在穩住嚴嵩的同時,也在盡可能地討好嘉靖皇帝。穩住嚴嵩是為了保住自己在帝國權力高層的席位,穩住皇帝是為了圖謀更大的發展。徐階示好皇帝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在“青詞”寫作上多下些功夫。
雖然徐階的謀略在不動聲色中顯露,可是一招一式中暗藏的殺機並不能迷惑老於仕途的嚴嵩。不久,鹹寧侯仇鸞因為邊關之事獲罪。徐階與仇鸞本是死黨,嚴嵩想借此機會將徐階一並除掉。
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告發仇鸞之人竟是徐階,這件事讓嚴嵩大為震驚。徐階竟然不顧老友之情,搶先告狀,以使自己擺脫幹係,其政治手段之老辣狠毒,讓官場老手嚴嵩也自歎弗如:“我比徐階年長二十餘,智略卻不及他啊……”
嚴嵩和徐階爭權奪利,幕後的真正操縱者是嘉靖皇帝。嚴、徐二人有共同之處:那就是全力博取皇帝的寵信,隻有能夠抓住皇帝的心,就等於抓住了權力。嚴嵩位極人臣,雖然時時處處謹小慎微,但也難免會怠慢皇帝。
比如說嘉靖二十一年(1542),因為宮婢之變差點丟了性命的嘉靖皇帝不敢再居住在大內,移居西苑。可移駕不久,西苑的居所永壽宮又發生了火災,這場大火是皇帝和宮姬在貂帳裏玩火引發的。嘉靖皇帝有心重新修繕,但卻遭到了嚴嵩的反對。嚴嵩的意思是讓皇帝移駕重華宮,那裏既不需要維修,並且居住條件也不錯。嘉靖皇帝大為不滿,因為重華宮是當年景帝軟禁英宗的地方。
在嚴嵩這裏碰了釘子,嘉靖皇帝轉而征詢徐階的意見。徐階不但沒有反對,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方案。嘉靖皇帝自然高興,就順勢任命徐階之子尚寶丞徐璠任工部主事,專門負責營建事宜。徐璠不負聖望,百日完工。公平地說,嚴嵩的反對是出於公心,因為這時候正在維修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國家財政相當吃緊。
徐階順應聖意完全是諂媚之舉,連時人也認為“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臾旨”。這件事讓徐階撈到了實實在在的政治資本,不僅皇帝給他加官少師,其子徐璠也由尚寶丞(正六品)破格晉升為太常少卿(正四品)。與此相反,同樣是這件事卻讓嚴嵩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分大打折扣。
老邁的嚴嵩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仕途如同漸漸老去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階段。
在與徐階的權力鬥法中,他始終不肯承認是對方戰勝了自己,隻承認打敗自己的是時間。嚴嵩最擔心的是等到徐階得勢之後會報複自己及子女,他到了該示弱的時候。於是他擺酒設宴款待徐階,老頭領著自己的滿堂兒孫跪拜在徐階麵前,舉杯托孤:我命不久矣,希望徐公將來能夠放過他們(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之)。
徐階沒有因為嚴嵩的示弱就結束這場博弈,政治鬥爭從來就不需要溫情的麵紗來遮羞。
明朝的權力是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的,在製度上對文官集團的功能和權力做了種種限製。權力部門成為具體的辦事機構,為皇帝承擔繁重的事務,可權力按鈕卻攥在皇帝一個人的手中。自從嘉靖十一年(1532)發生“宮婢之變”,宮女合謀暗殺皇帝未遂後。嘉靖皇帝幹脆移居西內,連內廷都不去了。從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五年的24年時間裏,除了曾有三次朝見群臣外,就再也找不到嘉靖皇帝上朝視事的記錄了。就連最起碼的皇家文化課——經筵也被廢止,皇帝與朝臣真正處於長期隔絕狀態,刷新了曆史上皇帝怠政的新紀錄。
嘉靖時期,帝國的權力體係很難有創造性的發揮。官員要想自保或有所發揮,他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先要想辦法取得皇帝的信任或寵臣的信任。從張熜、夏言、嚴嵩,包括後來的徐階,他們都先後獲得過嘉靖皇帝的信任。究其根源,是因為他們都悟透了權力之道,那就是“君為臣綱”。
可以說他們在某個時期裏都悟透了皇帝的心理,然後按照皇帝的想法去大張旗鼓或潛移默化地推行,所以他們才能夠長期占據帝國的權力中樞而不被替代。其實這幾個領頭之人,沒有一個算得上是治國良臣和道德楷模。他們最後之所以從權力高層一頭跌落下來,甚至惹來殺身之禍,也是因為失去皇帝的信任。
如果說這時候的嘉靖皇帝最信任的人是說,那就是能夠為他帶來長生希望的道士。徐階便向嘉靖推薦了道士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地界的道士,會扶乩之術,其實這種法術就是道士和太監合夥蒙皇帝。
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先是由皇帝把要詢問神仙的問題寫在一張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道士用乩語給予指點迷津。如果道士不靈驗,就說明辦事的太監汙穢不潔,神仙不給麵子。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偷偷告訴做法的道士。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從中做手腳。
這一天,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奸臣奏事”。嘉靖皇帝就問帝國為何會有亂象,藍道行就借著乩語說道: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
嘉靖皇帝繼續追問,那麽這朝堂之上誰是賢臣,誰又是小人?
藍道行就勢說道,徐階是賢臣,嚴嵩是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隻能在私下裏說說,並不能成為皇帝拿出來整人的理由。堂堂一國之君,總不能昭告天下,說自己的治國方略是依據道士的乩語吧。但是藍道行的這句話卻成為一粒種子在皇帝的心目中生根,早晚會破土而出。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的某天,有一個叫鄒應龍的禦史從太監的口中聽說了“神仙藍道行”在皇帝麵前的這番話。鄒應龍從中捕捉到了一個信息,嚴嵩已經失去皇帝的信任(帝眷已潛移)。
鄒應龍擬了一份《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呈報嘉靖皇帝,這篇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皇帝沒做過多猶豫,就做出批複:嚴嵩給米百石,打發回原籍養老,其子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
嚴嵩倒台,文官集團也無人站出來替他翻案。《明史》將其列入奸臣行列,應該算是中肯的評價。在他擅專國政的20年的時間裏,他並沒有盡到一個帝國肱骨之臣的職責。光是貪汙受賄一項罪名就足以將其定為死罪。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數不勝數的珍稀古玩和名人字畫。就連張居正也說,嚴嵩當國,其實就是“商賈在位”,利字當頭。
另外被嚴嵩打壓和整死的官員也不在少數,在《明史·奸臣傳》中開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七品小官,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小官。沈煉雖然在帝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工作,但還算是個正直的官員。史書對其評價是“為人剛直,疾惡如仇”。
沈煉的領導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陸炳常常帶沈煉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盡管如此,沈煉還是不願與嚴嵩父子同流合汙,上書彈劾嚴嵩。在奏疏裏警醒嘉靖皇帝,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官員和老百姓都活在嚴嵩的淫威之下,拿朝廷和皇帝根本不當回事。嚴嵩當然不會放過他,就隨便捏造了一個罪名將沈煉殺害。
同樣是七品小官的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也是同樣的遭遇,他上書彈劾嚴嵩,在奏疏裏為嚴嵩開列了“十項罪名,五大奸事”。在“五大奸事”裏,楊繼盛將皇帝也裹挾進去。“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
嚴嵩跑到皇帝麵前說,這不是在罵我,而是在罵當今聖上。就這樣,嚴嵩借著嘉靖皇帝之手將楊繼盛下獄治死。
82歲的嚴嵩就這樣走到了自己的窮途末路,其子嚴世蕃沒有到達發配地就逃回老家。他回家後並沒有消停,投入巨資將自己的豪宅又重新修繕擴建。嚴世蕃如此大張旗鼓地一番折騰,地方官員實在看不下去。在權力核心層混過的嚴世蕃,根本就沒有將那些七品的地方官放在眼裏。
袁州府的地方官員就將嚴世蕃告到巡江禦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裏,林潤早就對嚴世蕃不滿。他將嚴世蕃定了個“裏通倭寇”的死罪上報朝廷,罪名成立的依據是嚴世蕃與倭寇王直的親戚羅龍文過從甚密,而羅龍文也是從流放地潛回原籍。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製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意欲謀反。
嚴世蕃就這樣再度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也就是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司會審”。刑部尚書黃光升等人欲置嚴世蕃於死地,將嚴世蕃的各種罪責做了一個打包處理,就連迫害沈煉、楊繼盛等官員也列入其中。
當徐階拿到這份準備呈遞給皇帝的判決書時,他認為,這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官員,這份判決書不但要不了嚴世蕃的命,還可能會救了他的命。比如說迫害官員這件事,嘉靖皇帝也有份參與,善護己短的明世宗是不會認可的。
徐階從袖中拿出自己早已寫好的奏章,讓審判官員譽清上交。徐階所寫的奏章抓大放小,大到足以置嚴世蕃於死地。隻要嚴世蕃被處死,嚴嵩也就完了。徐階這份準備好的奏章裏隻寫了一條,嚴世蕃糾集亡命之徒,勾結倭寇,蓄意造反。見南昌倉地有王氣,乃大造府第,圖謀不軌。
自古以來,凡是與謀反扯上關係都是板上釘釘的死罪。正如徐階所料,嘉靖皇帝下令處死嚴世蕃,籍沒嚴氏家產。
隨著嚴氏父子的倒台,帝國權力高層的鬥爭也暫時告一段落。當然政治鬥爭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勝利者,傷人一千,自傷八百。在這場權力博弈中,徐階雖然笑到了最後,但也同樣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當初為了討好嚴嵩,徐階將其長子徐璠之女許配嚴世蕃之子。後來嚴世蕃判處斬刑,徐璠迫於無奈將親生女兒毒殺。當徐階得知孫女已死,居然能夠做到笑著默許。讓人體會到在帝國的權力鬥爭中,人性的扭曲和事態的炎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