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十八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鋒

　　嘉靖在位期間，內閣首輔的權力已經大到除了皇帝，就無人可以約束的地步。正因為如此，文官們爭奪首輔之位的鬥爭也就愈演愈烈。明世宗將內閣辦公的地點設在了午門之內，這樣就與從前內閣所在翰林院和文淵閣區別開來。

　　時人在談起內閣的時候，不再簡而化之地將這幾個機構混為一談。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嘉靖皇帝在製度上將內閣大學士定位為文官之首，並且將那些既忠心又聽話的文官選入內閣，賦予他們幹預六部事務的權力。

　　其實內閣製的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國文官集團的一場權力演變。

　　帝國建立初期，朱元璋籌建內閣的目的在於輔政，就是幫助自己處理文書報告，以備顧問，但是絕對不可以參與朝政，手中並沒有多少實際的實權。說白了，內閣就是政府的秘書機構。到了永樂時期，內閣大學士可以參與軍國大事，大學士儼然成為皇帝最為親信之人。大學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門的領導，有的還兼領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級別官銜，權力地位有了質的飛躍。雖然他們還不能到兼職的各部門去擔任實職，名義上還是皇帝的高級秘書，但是他們在帝國事務中，已經擁有了強大的話語權和處置權。

　　後來由於明朝皇帝的體弱多病或年幼無知，大學士們權力逐漸增大，他們被賦予“票擬”的特權。正是“票擬”權的產生，直接將內閣大學士送上了權力的製高點。帝國權力係統的各個部門，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內閣大學士的掌控之中。為了使內閣成員之間保持平衡防止專斷，一度廢止了內閣首輔之位，但在明世宗時內閣首輔保留了下來，並且日益重要，成為爭奪之焦點。

　　需要在這裏說明的是，嘉靖皇帝對宦官控製很嚴，動不動就將將那些犯錯誤的宦官往死裏整。嘉靖執政時期，宦官的勢力在帝國的權力分潤中並沒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權力收到局限，這就使首輔的爭奪成為帝國權力爭奪的最大焦點。明世宗時期先後就任首輔之人多達十幾人，頻率之高，人數之多，都創造了一個時代之最。

　　嘉靖初年，楊廷和執政，獨攬票擬之權。嘉靖皇帝因為“大議禮”事件而移情專寵張璁，使其平步青雲，以火箭般的躥升速度坐上了首輔的寶座。隨著時間的推移，嘉靖皇帝感覺到張璁這個人在做事的時候有些耍滑頭，恃寵不讓。於是朱厚熜就想找一個人來製衡他，目標很快就鎖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禮儀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這時候夏言上疏建議請嘉靖皇帝親耕南郊，讓其生母蔣皇後親蠶北郊，“為天下倡”。夏言這麽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決心，以此博取了對方的信任。同時這麽做還有一層考慮，那就是沒有將自己完全暴露於帝國官員內耗的火力網中，引起反對派的憎恨。由此可見，夏言是一個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議天、地分祀的疏文。這道疏文寫得相當有水平，引經據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觀點與世宗的想法不謀而合。皇帝龍心大悅，自然少不了一番嘉獎。嘉靖皇帝將其調入翰林院，為侍讀學士，也就是專門陪皇帝講讀經史。

　　夏言是個外形俊朗，氣度不凡之人，極具個人魅力。作為一名侍讀學士，他講讀經史聲音洪亮，一口標準的官話（北京方言）。嘉靖皇帝喜歡聽他講讀經史，每次授課結束，皇帝都會賜其茶飯，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現與前麵張璁在“大禮議”事件中的表現可謂異曲同工，兩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議禮”事件的爆發，使得嘉靖皇帝與廷臣之間的關係勢同水火。“大議禮”事件雖然已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但明世宗對此仍耿耿於懷。他急於想在禮儀製度改革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為自己糾結於此找到一條合法的通道。也就在這時，夏言上疏建議改變祖宗舊製，分別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時，內心也是激動萬分。

　　其實改變祖製這種事，曆來就是討好新君，惹怒舊臣的事。新君為了標新立異，證明自己是個有兩把刷子的君主，往往會在舊瓶子裏裝一些新酒，向世人證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處。夏言的這道奏疏雖然贏得了世宗的歡心，卻引起了朝中諸多大臣的反對。而在眾多的反對者中就有“大禮議”事件中的先鋒派人物，此時的內閣首輔張璁。

　　張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禮議”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這件事，他卻和皇帝唱了反調。當初在“大禮議”事件中結盟皇帝，是為了能夠躋身權力高層；如今與皇帝唱反調，張璁是擔心夏言借著“天、地分祀”這件事上位，以達到權力分潤的目的。

　　張璁無法接受夏言與嘉靖皇帝在這件事上一個鼻孔出氣，他將夏言視為政治上的潛在對手。張璁決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韜找機會詆毀夏言，使其在皇帝麵前失去信任。

　　嘉靖十年（1531）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長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訪太常寺卿彭澤的府邸。在這次不請自來的造訪中，薛侃交給彭澤一份文稿。因為太常寺是專門管理禮儀祭祀的部門，所以薛侃才會主動上門請教。這份文稿是他準備上疏給皇帝的，其中內容涉及到明朝皇帝的禁區——繼嗣問題。

　　疏中的內容就是勸嘉靖皇帝早日確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時嘉靖還沒有一個皇子。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繼嗣問題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斷子絕孫才輪上他來當這個皇帝。

　　當彭澤看完這份文稿的時候，他從中捕捉到了置夏言於死地的殺機。薛侃、彭澤和夏言是同榜舉人，薛侃是夏言的死黨，而彭澤卻是張璁的幕後同黨。隻要薛侃罪名成立，作為死黨的夏言就難脫幹係。

　　彭澤帶著這份文稿找到了張璁，經過一番密謀。張璁將抄錄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並直指，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寫。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將薛侃收監，命中央司法機關嚴肅查處此事，從重治罪。經過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細致摸排，終於得出了一個上報結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寫，彭澤指認夏言幕後所為，純屬栽贓誣陷（澤誣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後，皇帝破格嘉獎夏言。賞賜其四品官服和俸祿，用來表彰他“不黨”（不與廷臣結黨）的忠心。其官職也由吏科都給事中兼任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再升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經筵講官。

　　如此一來，夏言與張璁這兩大寵臣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公開化，那些在“大議禮”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員也趁機在這時候站出來彈劾張璁，張璁在朝中混不下去，隻好打著提前退休（致仕）的旗號離開崗位。張璁並不甘心，雖然他後來又多次回朝想挽回敗局，可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夏言在帝國權力集團內部的地位與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張璁之勢。夏言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地位與聲譽雙豐收，主要得益於兩方麵。一方麵由於“大議禮”事件，官場的士大夫討厭張璁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他們希望能夠借夏言之手，向張璁討回“大議禮”事件的欠債；另一方麵，夏言謹慎低調的個人處事風格為自己贏得了市場。

　　嘉靖十七年（1538），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權力巔峰，成為帝國的新任首輔。

　　夏言是個權力場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其擔任內閣首輔之後，夏言還算是一個兢兢業業，隨時為皇帝排憂解難的人。但這個人有個大毛病，這個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氣，這種人在官場上容易得罪人。就連在皇帝麵前，夏言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傲慢姿態。當時在大臣中就頗有微詞，有“不睹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之語。

　　嘉靖本來也是一個極要麵子的強勢之人，這樣就為君臣之間埋下了一顆隨時都可能會引爆的定時炸彈。而此時，夏言在權力生涯中的真正對手，已經在黑暗處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隨時準備施以致命一擊。這個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權臣，擅專國政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嚴嵩。

　　嘉靖時期，帝國先後湧現了四名內閣首輔，其中夏言和嚴嵩兩人的任期時長相加起來足有20多年，整整占據了嘉靖在位45年的半數以上時間。由此可見，兩人在明中葉的帝國官場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兩人都是江西人，年齡也接近，夏言隻比嚴嵩小了兩歲。

　　兩人雖然都是帝國的文官領袖，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並非生於知識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貫是江西貴溪，隸軍藉，祖上是靠軍功博取功名。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隸匠籍，祖祖輩輩都是靠手藝吃飯的匠人。

　　嚴嵩的家族譜係與權力沾上親，還要追溯到他的高祖父。其高祖父曾經做過省部級高官（四川布政使），隻可惜後來家道中落。夏言的父親夏鼎因為投奔在京城任軍職的兄弟，才有機會留在京城讀書，最後通過個人的努力撈取到進士的資格，派駐地方為官。夏言在京城一直長到十四歲才跟隨父親到地方，所以在他成人之後，能夠說一口漂亮的京腔。

　　兩人混跡官場都具備相當高的天份，就出身而言，嚴嵩的起步顯然要比夏言略占優勢。嚴嵩二十歲的時候就通過鄉薦（舉人），幾年後又考中進士，而且還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因此被朝廷以庶吉士的身份選拔進翰林院做編修。明代的翰林院實際上就是內閣的署衙，內中網羅了天下的許多科舉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團和書記處。在館閣的日子裏，嚴嵩的經義文章每每在館試中列為首選，他的詩詞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頭籌，於是，人們在欣賞他的文章的同時，又領略了他的書法技藝，觀其文便可獲雙重享受。

　　夏言二十八歲中舉，不久入國子監讀書。一直到三十五才拿到進士資格。他的科舉成績考得並不理想，隻能達到第三甲的水平。所以夏言剛進入官場隻能在中央行政機關行人司當個辦事員，後來才轉到兵科給事中的職位。

　　與夏言所走的性格路線不同，嚴嵩的傲氣是深藏不露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做人相當低調。在外人看來，嚴嵩完全就是一個八麵玲瓏的老好人，甚至透著三分諂媚，七分奴顏。

　　就在嚴嵩懷揣著政治理想準備在官場上好好打拚一番的時候，他忽然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返回原籍養病。嘉靖十五年（1536年），嚴嵩帶著為皇帝祝壽的旗號重返北京。嘉靖皇帝誠摯地邀請嚴嵩留在京師，嚴嵩沒做絲毫猶豫就爽快地留下了。嚴嵩留在京師之地，也就此拉開了嚴嵩混跡帝國權力中樞的序幕。

　　在嚴嵩退出權力核心地帶，返鄉養病的十年時間，正趕上大宦官劉瑾權傾帝國之時。及後劉瑾與其黨羽被掃蕩後，嚴嵩北上順天，才算正式宣告複出。在其複出的十多年之中，他先後供職於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而當時他的同鄉，內閣次輔夏言已經成為嘉靖皇帝身邊的第一紅人。

　　雖然嚴嵩在年齡和科舉資曆都要超過夏言，但是在夏言麵前，重返權力場的他還是擺出了一副後進晚學的姿態。在嚴嵩所著的詩集裏，有不少詩句就是專門獻給夏言的馬屁頌。其中一句“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親”，盡顯嚴嵩向夏言討好獻媚的嘴臉。不過也由此可以反映出，在嚴嵩權力爬坡的過程中，夏言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夏言當時雖為次輔，但是他在帝國權力高層的影響力早已超過首輔，為嘉靖皇帝所信任和倚重。嚴嵩是個明眼人，怎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關係。正因為經過一番利害權衡，所以說他選擇抱緊夏言的大腿也算是明智之舉。

　　嚴嵩要想在帝國官場一飛衝天，就絕對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借勢上位的機會，何況這個有勢之人還是自己的老鄉。其他人就是想攀這個高枝，還沒有機會。

　　有一次，嚴嵩過生日，他向剛剛榮升首輔的夏言發出邀請。夏言卻退回請柬，不想出席。嚴嵩便長跪於夏府門前，將請柬舉過頭頂，口中吟誦內文。可見嚴嵩當時的攀附之情是何等的熾烈。盡管如此，夏言還是沒有賞臉，嚴嵩隻好怏怏而回。開席之際，嚴嵩畢恭畢敬地跪在為夏言預留的席位前，為沒有賞臉而來的首輔獻酒。

　　這件事傳到夏言耳中，夏言頗為受用。但這件事對於嚴嵩來說，恐怕又是另一番心境。

　　對於正在權力爬坡階段的嚴嵩來說，除了要擺平首輔這個官僚集團的帶頭大哥，更要俘獲皇帝的心，投其所好。嚴嵩在58歲時撰成了《慶雲賦》和《大禮告成賦》詞藻華美，氣勢恢宏，用詩賦來討好嘉靖皇帝，對其仕途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嘉靖皇帝喜歡道教，喜歡沒事就搞個祭天儀式。他平常不上朝，也不住在皇宮，而是住在一個叫西苑的地方，一天到晚就琢磨著長生不老。因為經常要搞祭天的儀式，這個祭天的儀式中有個重要內容就是火化青詞。

　　青詞，又稱綠章，是道士齋醮時上奏天神的表章，用朱砂寫在青藤紙上。舊時迷信之人信奉的神仙多，凡間要告訴天神的事也多，於是文人客串，青詞綠章竟漸成一種流行的文體，並不局限於道士的專業。

　　嚴嵩的青詞寫得極好，曾經一度無人能夠望其項背。

　　其實青詞並不好寫，那是一種賦體的文章，要求能夠用極其華麗的文字表達出人間君主對上天神靈的敬意和誠心。嘉靖皇帝求仙心切，想早日得道升天，所以官員們所寫的青詞總是無法滿足自己瘋狂的想法。

　　那些閣臣半天憋不出一首青詞，常常將自己關在房間裏抓狂。別人抓狂，可對於嚴嵩來說並不是多難的事，他是有求必應，得心應手。其實這並不奇怪。嚴嵩原本就是頗負盛名的詩人，文學修養很高，自然長袖善舞。更重要的是嚴嵩在這方麵是盡心竭力，使出渾身解數來滿足皇帝的精神需求。

　　在任何社會，像嚴嵩這樣有才能的人都理所當然的受到重視，且不論這種人的內心是高尚還是卑下。小人對於私欲的執著養育了他們的一技之長，這使小人在攀援的過程中具備了更雄厚的資本，增加了更多的選擇，強化了其競爭的優勢。

　　夏言也是一個寫青詞的高手，他和嚴嵩被時人稱為“青詞宰相”。夏言缺乏耐心，寫一段時間就不願意再傷自己的腦細胞了，後來就隨便糊弄皇帝。皇帝又豈是容易糊弄的，嘉靖皇帝有時半夜派人悄悄去夏府和嚴府，察看夏言和嚴嵩分別在幹些什麽，每回去夏府的人回來報告說夏言早已酣睡。夏言此時所呈上的青詞都有槍手捉刀，很多都是自己府上的幕僚。夏言連把關都不把關，就直接進呈世宗。結果可想而知，皇帝看後很不滿意，常常怒氣衝衝地擲於地上。而嚴嵩因有宮內情報相通，每次皇帝派人來察看，他都正襟危坐於燈下創作青詞。來人回去匯報，嘉靖皇帝自然高興。兩人一怠一勤，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時間一久，隻有嚴嵩寫的青詞能夠獲得嘉靖皇帝的歡心，正所謂“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所以皇帝漸漸寵信於他，再加上嚴嵩很會做人，後來就被提拔為內閣次輔，相當於國家的副總理。

　　嚴嵩雖然表麵上是個相當低調之人，但骨子裏卻藏著一顆睚眥必報的小人之心。再加上夏言曾經在政壇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複原職後都能輕易地超越他，這很讓他羨慕嫉妒恨。他暗下決心要找一個機會將夏言徹底放倒，真正取代他。

　　夏言雖然並不喜歡嚴嵩這個人，但是他倒沒有想過要將嚴嵩一腳踢出局。因為在夏言看來，嚴嵩還不值得他這麽去做。既然他沒有把嚴嵩這個人放在眼裏，他又怎會把對方當成潛在的對手置於死地呢？

　　夏言打心裏瞧不起嚴嵩這號人，隻懂得搖筆禍主，一副奴顏媚骨的賤樣。《明史，夏言傳》裏說他平常在內閣，對嚴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也就是他非常鄙視嚴嵩這種跳梁小醜似的人物，大事小事，大權小權，都是自己一個人攬上身，權當嚴嵩是內閣飄蕩的一縷空氣。

　　慈慶、慈寧兩宮皇後駕崩，武定侯郭勳建議將其中的一宮能夠騰出來讓與太子居住。這個提議立即遭到了夏言和嘉靖皇帝的一致反對。沒有想到的是，嘉靖皇帝會轉而詢問夏言，既然你反對，那麽你說太子應該住在哪裏？

　　皇帝的問話，讓夏言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可他又無法給出解決的方案。沒有辦法，夏言隻好出爾反爾，轉過來支持郭勳的建議。這讓嘉靖皇帝很不高興，他甚至懷疑言官們彈劾郭勳，都是夏言這老小子在背後搗鬼。

　　等到大享殿修繕完畢，皇帝命太監高忠監工，同時催逼夏言草擬獻敕稿。可夏言遲遲沒有拿出稿子，這讓嘉靖皇帝極為不快。

　　我們知道嘉靖皇帝是個好道之人，他渴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夠尋找到長生不老之術。他不光自己信道，還要求朝臣們跟他一起做道教徒，整個帝國在當時看來就像是一個大道場。那時，明朝朝臣所戴的冠服是烏紗折上巾，就是類似於唐朝的翼善冠那種樣式的官帽。皇帝戴的帽子通常用烏紗折巾而成的，稱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應該戴的翼善冠而戴香葉冠，也就是道士帽。自己戴著還不算完，他還製作了五頂道士帽和五雙道士鞋，分別賜給當時的首輔夏言、次輔嚴嵩等五人。

　　此時再看嚴嵩和夏言的表現。首先說嚴嵩。嚴嵩得到皇帝的賞賜後，不但欣然地戴上了道士帽，穿上道士鞋，還在道士帽上罩上輕紗，更顯得神秘莫測。嘉靖皇帝很是欣慰，故意問他為何這麽做，嚴嵩的回答是，天子所賜，不敢輕慢，恐灰塵玷汙耳。

　　如此馬屁，嘉靖皇帝很是受用。如此一來，嘉靖皇帝對嚴嵩另眼相看。在嚴嵩的領頭下，除夏言外，其他三人都追隨嚴嵩的腳步向嘉靖皇帝領賞謝恩。夏言卻認為冠服禮儀是朝廷的大事，作為官員馬虎不得。國家製度規定了何種等級的官員應該穿什麽樣的冠服，道士鞋帽不在帝國製度規定之列。他根本不買皇帝麵子，將道士裝束扔在一邊。理由是，自己乃是一朝堂堂宰輔，怎麽會穿戴這些亂七八糟的服飾，像嚴嵩這種小人做派，隻會為天下人所恥笑。

　　這句話等於是當麵抽了嘉靖皇帝一記響亮的耳光，皇帝的小宇宙當時就爆發了，他喝令夏言立馬退出宮苑。夏言麵無懼色，迎著皇帝的怒火而上，他傲然說道：“須有旨，乃可行！”想讓我滾蛋，你得有旨可依。

　　嘉靖皇帝示意廷尉趕快將夏言趕出自己的視野，君臣之間形成頂牛之勢。與此同時，嘉靖皇帝下令大臣們入值西苑時，都要按照道士的習慣騎馬，不準坐轎。可夏言根本不理會，依然是坐轎進出西苑。

　　嚴嵩見時機已經成熟，便打算公開向夏言發動攻勢。有一天，嘉靖皇帝單獨召見嚴嵩，與他談到夏言，並問及兩人之間的關係。嚴嵩先是假裝害怕地沉默不語，待嘉靖皇帝追問得緊，他立刻仆倒在皇帝腳下，顫抖不已，痛哭流涕。

　　嚴嵩這個狀告得可真有技巧，他並沒直接說夏言不戴這個“香葉冠”是對嘉靖皇帝的不尊敬，而是像小孩訴委屈一樣說夏言欺負他。嘉靖皇帝見六十多歲的嚴嵩竟然哭得如此傷心，料想他一定受到莫大的委屈才會至此。嚴嵩充滿戲劇性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滿意的效果，皇帝動了側隱之心，對夏言更添憤恨。

　　也就在此事過後不久，帝國的天空出現了一次日全蝕。古人迷信，認為天象的變化與世事、時政有著必然的聯係，而太陽是帝王的象征，日蝕則寓意奸臣佞人當道遮蔽了帝王的光芒。嚴嵩乘機陷害夏言，說放眼帝國能夠遮擋皇帝光輝的人隻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夏言。天象已經做出預警，如果皇帝不盡快處治夏言，帝國將陷入危險的境地。

　　嘉靖皇帝本來就十分迷信，經過嚴嵩這麽一說，更加深信不疑。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嘉靖皇帝下旨將夏言免職，遣返老家。夏言的離去，最直接的受益者當然是嚴嵩。第二年，作為次輔的嚴嵩就如願以償地取而代之，登上了帝國的首輔之位。

　　夏言的離去讓嚴嵩更加肆無忌憚，時間一久，嘉靖皇帝有所察覺。三年後，夏言再度重返權力高層，仍為首輔，嚴嵩再次退居次輔。

　　夏言的卷土重來是有備而來，他對嚴嵩實施了一連串的報複打擊。經此一劫，他對嚴嵩這個人看得更為透徹。凡是嚴嵩決定的事，全部推倒重來；凡是嚴嵩安插的親信，也一個不留地將其排擠出權力的要塞部門。嚴嵩對此也是毫無辦法，隻得打掉牙往肚子裏咽。

　　在嚴嵩擔任首輔期間，將自己的兒子嚴世蕃安插在朝庭一個機要部門——尚寶司。嚴世蕃得此肥缺，大肆撈錢。

　　嚴世蕃是個比他父親更加妖孽三分的人物，尤其在那些文學家的筆下更是極品。明朝小說家馮夢龍所著的《情史》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嚴世蕃在家中養了一些美女，一吐痰就讓這些美女用嘴去接，嚴世蕃把這些用嘴為他接肮髒之物的女子叫“香盂”。由此可見，在時人的心目中，嚴世蕃是個多麽惡心的人。《明史》記載，嚴世蕃的模樣與他的內心世界一樣醜陋不堪，“短項肥體，眇一目”。沒脖子，大胖子，還瞎了一隻眼，儼然就是一個怪胎似的人物。

　　《明史》記載其“由父任入仕。”作為“官二代”，嚴世蕃沒有經過科舉考試就直接進入官場。當然，外表醜陋的嚴世蕃並不是一個草包。如果他參加科舉考試，高中的幾率還是非常大的。因為他的文采並不輸給他的父親，嚴嵩為嘉靖皇帝寫的青詞有很大一部分是出於嚴世蕃之手。

　　直到嚴世蕃貪汙受賄的把柄被夏言抓在手裏，父子二人才慌了神。嚴嵩領著兒子雙雙跪倒在夏言麵前，哀求夏言能夠放他們父子一馬。其實夏言在這裏要的就是這樣一種態度，也就是挽回丟失的麵子。他見嚴嵩已經服軟，心理就得到了平衡，此事也就算過去了。嚴嵩輕鬆過關，可內心對夏言的仇恨卻愈發強烈。

　　為了將夏言徹底打垮，永無翻身之時，嚴嵩一直在尋找著最後的機會，一個能夠置夏言於死地的機會。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陝西總督曾銑提出武力收複河套的方案，以解決蒙古人後裔韃靼在河套地區的威脅。嘉靖皇帝剛開始也是傾向於支持這個方案的，但明英宗以來，帝國軍隊已經被蒙古人給打怕了。由此對於武力收複河套，嘉靖皇帝一直猶豫不決。

　　需要在這裏指出的是，曾銑是夏言一手提拔上來的，算是夏言權力集團圈子裏的人。

　　在當時內閣的權力紛爭已經進入一種白熱化狀態，閣臣之間紛爭不休，並且拉幫結派，互相吹捧或攻訐傾軋，形成朋黨勢力。朝臣一旦有機會入閣，便可以上通天子，下視群僚。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尊榮顯貴之權位，就要學會網羅黨羽，培植幫派勢力。

　　嚴嵩之所以有把握利用這件事置夏言於死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夏言的嶽父和曾銑私下裏是很好的朋友。夏言在這件事上讓自己的嶽父作為中央和曾銑之間的聯係人，這麽做等於是犯了帝國公共事務操作規則的大忌，也就是官員的親人和家屬不能參與朝政。

　　嚴嵩通過宦官裏的內應了解到嘉靖皇帝並不敢下收複河套的最後決心，就在皇帝搖擺不定的時候，嚴嵩適時抓住這個節點，乘機誣告夏言與曾銑內外勾結，借收複河套謀取私利，從而陷帝國於危難。

　　嚴嵩能夠充分利用這次機會，主要得益於皇帝身邊的宦官送出來的情報。明代中後期，一部分無恥的士大夫紛紛倒向宦官的懷抱，形成一個閹宦與官僚相結合的怪胎——閹黨。

　　由於朱元璋廢除相權，他的那些繼任者日常處理朝政，主要依賴兩大機構。一是外朝的內閣，二是內朝的司禮監。兩大機構分工明確，內閣雖有票擬之權，但具有決定意義的批朱則“權在天子。”而實際執筆批朱的並非皇帝本人，而是司禮監。

　　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不是被對手打倒，就是被政敵置於死地。曆史的規律向來如此，一個權力高層的垮台，往往會牽連一大批官員被貶謫或者遭殺戮，以至黨禍接踵而至，弄得國無寧日。明朝皇帝隻給內閣以有限的權力，卻放縱閹宦為所欲為，讓其充當維護皇權的爪牙鷹犬。嚴嵩能夠執掌柄政二十餘年，就在於他懂得“巧為迎合，結諸閹人，”，也就是千方百計結交那些當權的宦官。

　　與嚴嵩的百般逢迎權閹集團不同的是，夏言在宦官麵前常常擺出頤指氣使的傲慢姿態。按照《明史》給出的說法，夏言在擔任首輔期間，根本沒有把內宦放在眼裏。平日裏皇帝派宦官到夏言家中傳話，夏言都會端著首輔的架子，視他們為奴才（負氣岸奴視之）。可想而知，那些在人格上備受屈辱的宦官在返回宮後，能放過夏言。本來已經失去皇帝的歡心，最後又遭來嚴嵩和宦官的內外雙重誣陷，夏言不垮台才是怪事一樁。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銑先是以誤國通敵的罪名被抓起來。當時，夏言正在出差往回趕的路上，聞聽曾銑被抓的消息。他的第一反應是仰天長歎：“噫！吾死矣！”這次，我是死定了。

　　這時候，夏言已經意識到在這場高層權力博弈中，他已經徹底敗在了嚴嵩的手裏。直到這時候他才算真正看清這場政治鬥爭的實質，不是簡單的利益之爭，而是性命攸關的生死博弈。這時候的他還能做些什麽呢？嘉靖皇帝派來抓他的錦衣衛已經出發。

　　這一年，帝國本無大事。兵部侍郎曾銑被擬以“交結近侍官員律”處死，屈斬於北京西市。幾個月後，夏言也同樣被處斬於西市。在臨刑前，夏言的生命遺言讓人唏噓不已：“我有誌恢複河套，實欲盡犬馬之忠，不虞至此。”

　　一個堂堂帝國宰輔，還有一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的兵部侍郎，就這樣以莫名其妙的誤國罪成為這場政治鬥爭的祭品。據《明史》記載，曾銑死得確實冤枉，在他死後，家裏連一分錢髒錢都沒有。作為一名武官，不克扣糧草、不虐待士兵，還一天到晚想著為朝廷收複河套，如此死法不免讓人心寒。

　　帝國高層的血色爭鬥使得朝野上下大為震動，等到夏言人頭落地，夏、嚴之爭才算塵埃落定。嚴嵩就此取代夏言，成為嘉靖朝權勢熏天的內閣首輔。

　　夏言在臨死前曾經上疏嘉靖皇帝，指出是嚴嵩陷害於他。以夏言當時的地位，突然被嚴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麽勒令退休或者罷官之類的命運，而是身首異處，滿朝官員為此震驚。夏言集團的轟然倒下，無異於在帝國的權力係統發生了一場八級以上的地震。雖然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在此之前夏言在權力角逐場上已經在走下坡路，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種下坡路會急速地滑向死亡地帶。嚴嵩取代夏言之後，那些聞著權力血腥味就一擁而上的廷臣們紛紛轉投嚴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