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十七章 血色帝國的十字路口

　　帝國最大的頑主朱厚照撒手離開了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他沒有留下子嗣。雖然在正德皇帝駕崩之前，張太後和內閣大臣楊廷和已經瞞著他定下了皇位繼承人。但是從人的本性上來說，張太後並不希望別人的兒子成為自己兒子的繼承人。可誰又讓自己的兒子沒有留下子嗣呢？這真是一件讓人心酸而又無奈的事。

　　就在正德皇帝去世的當天，慈寧宮聯合內閣一起頒布了朱厚照的遺詔：“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尊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聖皇太後，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禮宗廟，君臨天下。”

　　雖然打著遺詔的幌子，其實是楊廷和和張太後以正德皇帝的身份聯手發布的，與朱厚照本人並無關係。遺詔沒有一個字是朱厚照的意思，這份遺詔對後來發生的大禮議事件產生了強烈的刺激作用。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在處理這件事時考慮得也欠周全，以致釀成一場大禍。

　　“遺詔”頒布之後，由內閣和禮部聯合派出一個龐大的迎君團。成員由內閣大臣、禮部尚書、帝國功臣、宦官和皇親外戚等帝國權力高層組成，數千人的隊伍浩浩蕩蕩開往興王府所在地安陸，迎取帝國的新主人。

　　朱厚熜一直居住在湖北地界，因為那裏是其父興獻王朱祐杬的封地。朱厚熜是朱祐杬的獨子，興王將這個唯一的兒子看得很重。在朱祐杬的親自調教之下，朱厚熜小小的年紀就已經通曉經史子集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是個遇事相當有主見的人。

　　正德皇帝駕崩之時，朱厚熜正靜靜地待在封地為父親守孝。雖然他的父親去世已經有兩年時間了，但是服喪三年的期限還沒有結束。按照明製，他隻需要再熬上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繼承大明王朝親王的爵位，成為帝國的一個藩王。在當時，全國分封的藩王大大小小有四十多個。

　　雖然說機會是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但是天上掉餡餅往往是砸在那些毫無準備的人頭上，朱厚熜就是那個毫無準備之人。本來應該成為藩王的朱厚熜，等到的卻是一個大餡餅——皇帝的寶座。別人拋家舍命去瘋狂爭奪的皇權，就這樣輕易到手了。這一切對於年輕的朱厚熜來說，既有不明就裏的恐懼，也有一飛衝天的滿足。

　　當迎接新皇的首席大臣定國公徐光祚將大行皇帝的遺詔鄭重地交到朱厚熜手中的時候，他所能做的就是跪伏在母親蔣王妃膝上痛哭流涕，母子之間儼然生離死別。這時候的朱厚熜隻是一個十五歲的懵懂少年，雖然明朝還有明英宗朱祁鎮、他的前任明武宗朱厚照這樣比他年紀更小的皇帝，可是人家都是出生不久就被立為皇嗣，並且接受的是最好的宮廷教育，而教育和輔佐他們的官員都是帝國的股肱之臣。與他們相比，朱厚熜顯然要寒酸許多。

　　在朱厚熜的身邊，除了王府長史袁宗皋，其他全是陌生的麵孔。朱厚熜感覺自己就像被一股強大而神秘的力量裹挾上路，這讓他根本無法體驗到皇權給他帶來的安全感。距離京城越近，這種感覺就越發強烈。

　　迎接新皇的儀仗隊在走到距離京城隻有一天路程的良鄉停了下來，因為儲君進城是要舉行一番儀式的。這時候，這時候朝廷已經派出一名禮部侍郎級別的官員前來迎接朱厚熜。明朝的禮部是專門負責朝廷各種慶典及日常活動的部門，禮部搬出帝國的典章，恭請興王世子以皇太子朱厚熜明日從東安門進皇宮參加勸進禮，等待即位。

　　朱厚熜非常熟悉明朝的皇家禮製，既然禮部讓自己以皇太子的身份進宮，那就麵對一個繞不開的問題。自己到底是誰的太子？誰又是自己的父皇？在沒有搞清楚這些問題之前，朱厚熜是不會輕易入宮的。他拒絕進宮的理由是：遺詔上隻是讓他繼承皇帝之位，並沒要求自己以皇太子的身份入主皇位。朱厚熜沒做絲毫猶豫就拒絕了禮部的提議，他剛剛還在為父守孝，怎能輕易就將自己的親生父母拋在一邊？

　　朱厚熜在禮儀之爭上如此較真，這讓楊廷和等內閣官員也大為震驚，一場席卷帝國權力高層的大禮儀之爭也就此拉開序幕。

　　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體上疏，他們希望能夠靠著人多力量大，逼迫朱厚熜就範。他們以為隻要稍微施加壓力就能擺平這個隻有15歲少年皇帝，可結果卻令他們大失所望。在自己身份的界定上，朱厚熜表現出了一種決絕的姿態，他拒絕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城登基。雙方互不相讓，一個在城內一個在城外，明朝權力核心層陷入皇權易主的困境狀態。

　　其實那些上梳的文官並不是閑著無事可幹，拿即將登基的新皇消遣。我們知道在封建君主製度下，皇位的傳承脈絡來不得半點馬虎。既然朱厚熜即將登基做皇帝，那麽他就要和前麵那些皇帝建立直係親人關係。這也是為什麽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朝廷的文官要員會執意要求朱厚熜先過繼給已故的明孝宗朱祐樘做兒子，然後再繼承皇位。朱厚璁從小就熟讀《孝經》，深受傳統禮儀之道的熏陶，加上他性格深處的執著和倔強，在過繼這個問題上，他始終不肯做出讓步。

　　如果按照楊廷和等文官的意思來辦，朝廷應該在北京城外搞一個“皇子過繼和太子受封”的儀式，然後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昂首走過東安門，進入皇宮，完成登基大典。可是想法總歸是想法，實施起來卻並不那麽容易。在雙方的據理力爭之下，最後各退半步。朱厚熜改道大明門入宮，但同時他也接受了過繼明孝宗朱祐樘的現實。在第一次交鋒中，雙方均做出了妥協和讓步，算是打成了平手。

　　就在朱厚熜即位後的第三天，皇帝找來楊廷和等內閣大臣們商量：“朕繼入大統，雖未敢顧預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在戀慕，可即寫敕遣官奉迎，並宮眷內外員役鹹取來京。”皇帝想念自己的母親，這是人之常情，楊廷和等內閣大臣也挑不出毛病。於是趕緊派司禮監太監秦文和內官監太監邵恩等前去迎接朱厚熜的母親，好讓母子京城團圓。

　　事情還遠遠沒有到結束的時候，兩天之後，朱厚熜讓文官們討論給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朱祐杬加尊號的問題，要求追封已故的父親為先皇。嘉靖皇帝隻是想在祭祀父親時有個名號，他並沒想到會有多大的阻力，但是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他的預料。禮部尚書毛澄在接到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後，感到左右為難。在苦無良策的情況下，他隻好去請示內閣首輔楊廷和。楊廷和的意見是，嘉靖皇帝既然已經過繼給了弘治皇帝，那麽就應該尊明孝宗朱祐樘為“皇考”，稱興獻王朱祐杬為“皇叔父”。這樣的話，其父朱祐杬就不可以再加尊號。不但不可以加尊號，就是在祭告生父時，自己也要口稱“侄”。

　　楊廷和的建議雖然符合皇位繼承的宗法理論，但卻打破了嘉靖皇帝的忍耐底線。本來過繼給明孝宗朱祐樘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如今又要讓自己撇開生父，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為了說服朱厚熜，楊廷和甚至搬出了前朝的事例。西漢末年，當時的漢成帝劉驁膝下無子。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便將共王之子定陶王接到宮中，立為皇太子，後來即位為哀帝。為了能夠使共王後繼有人，又別立楚孝王之孫劉景為定陶王，作為共王的繼承人。而宋仁宗趙禎也沒有兒子，又將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接入宮中，改名曙，立為皇太子，後來即位為宋英宗。這兩個皇帝都是由藩王立為皇太子，然後登基，屬於宗法製中的過繼法。而那些過繼者要認被過繼者為父，作為被過繼者的後人而行事，也就是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

　　按照封建宗法製的過繼原則，大宗是不可以絕後的。如果遇到大宗無嗣的情況，就要由小宗過繼給大宗，來延續帝係，奉祀宗廟。就拿這一時期的皇權譜係來說，憲宗——孝宗——武宗是大宗，是帝係之所在；而興獻王——朱厚熜是旁支，屬於小宗。朱厚熜以旁支入繼大統，自然要繼大宗之後，有人發現在曆史的更替中形成這樣一個規律，當皇帝的子嗣發生問題時，往往會伴隨著一個皇朝權力體係的逐步衰退。從生育學角度來說，一個男人難以生育或者所生兒女體弱多病難以養活，那麽這個男人的體力或精力也相對較弱，於是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意誌力就會大打折扣。也就沒有太多的意誌和力量去打理自己的政權。

　　比如說眼前的嘉靖皇帝，他是因為正德皇帝在子嗣上出了問題，才從斜刺裏殺出撈到一個皇帝當。他的兒子、孫子以及清朝的鹹豐皇帝、同治皇帝、光緒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現問題。於是，明清兩朝的統治也從這一時期開始走下坡路。換言之，洪武皇帝朱元璋，半生戎馬，半生為帝，照樣生了26個兒子，女兒還不算在其內。清太祖努爾哈赤也是打了一輩子仗，也有十多個兒子；康熙皇帝更厲害，有一百多個孫子。明清兩朝都是由這些生育強人創立或者走向繁榮的。

　　楊廷和完全是從維護帝係繼統的角度出發，他以為自己的建議完全符合中國宗法文化的傳統，無人能夠否定，也不會有人敢於反對。楊廷和的建議得到了官僚集團的積極響應，文武群臣百餘人聯名上奏嘉靖皇帝，要求朱厚熜遵循祖製，將帝係歸入大宗。

　　作為內閣首輔的楊廷和之所以會站出來挑這個頭，率領諸臣與嘉靖皇帝掰手腕。除了個人因素，更多是來自於他兼具內閣首輔的特殊身份。從帝國政治發展的實際情形來看，內閣除了要為皇帝分憂，更要對帝國的官僚集團負責。內閣作為文官集團的最高代表，他們需要將官僚集團的聲音傳遞上去。

　　換句話說，如果楊廷和這時候執意要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場上，他就要違背大部分文官的意願，那麽他所要承受的精神壓力就會更大，在帝國的權力係統中就有可能會讓自己陷入眾叛親離的地步。

　　在楊廷和與其他內閣成員麵前，隻有兩條路可供選擇。第一條路就是全力迎合嘉靖皇帝，為皇帝的利益服務，成為皇帝在官僚集團中的形象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觸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楊廷和這麽做能撈到怎樣的現實利益呢？是權是錢還是名？論權，做為帝國官員能夠當上內閣首輔，已經算是登上了權力的巔峰；論錢，作為內閣首輔能夠享有的俸祿在帝國官員中也是最高的，再增加也是有限的數額，不可能上不封頂；論名，就更加得不靠譜，為了迎合皇帝，與文官集團對抗，最後隻能落下一個臭名昭著的下場。

　　好處沒有撈到多少，壞處倒是接二連三。哪頭輕哪頭重？楊廷和還是拎得清的。

　　在遵循封建禮法上，帝國的官僚集團表現得空前團結，雪片似的奏章壓得嘉靖皇帝透不過氣來。在這場權力博弈的初期，嘉靖皇帝處於明顯的劣勢。無論是從個人資曆，還是從經驗、學識等方麵來看，朱厚熜都不是那些朝臣的對手。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剛剛從安陸州來到京城，京城的權力係統對他而言是陌生的，這種陌生體現在權力上具有一種天然的排斥性。

　　15歲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城府，不能不讓人歎服，他這麽做其實是不符合法統規範的。嘉靖皇帝這麽做的目的就是要抹去自己是小宗過繼大宗的事實，他要堂而皇之地告訴天下臣民，他這個皇帝並不是通過非正式渠道得來的，他不需要欠楊廷和和張太後的情，更不需要活在正德皇帝的陰影之下。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也有自己的父母正待相認。

　　他的這種想法自然受到了以楊廷和為首的帝國官僚集團的極力反對，令朝臣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少年皇帝居然會在自己認準的這條道上，一路走到黑。

　　其實嘉靖皇帝還是想在這場君臣博弈中爭取到首輔楊廷和的支持，他知道隻要楊廷和這個缺口打開，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他在私下裏不止一次地召見過楊廷和，以一個少年人的謙卑姿態，向一個長者虛心求教，希望能夠得到理解與支持。可楊廷和顯然無法接受小皇帝僭越法統規範的現實，任憑皇帝說破了嘴皮，根本不為所動。

　　嘉靖皇帝還試圖用金錢和爵位來收買那些內閣其他成員，還是一無所獲。

　　就在嘉靖皇帝快要扛不住的時候，進士張璁上了一道奏折。這道奏折對於朱厚熜來說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也為他追封自己的親生父母提供了理論依據。奏折引經據典地批駁了楊廷和等文臣的觀點，這為孤軍奮戰的嘉靖皇帝壯大了聲勢。為了能夠進一步籠絡士子之心，皇帝為張璁加官晉爵以示嘉獎。

　　張璁是浙江永嘉人，此人在科舉求仕的道路上走得頗為坎坷。24歲中舉之後，在弘治、正德年間先後七次參加科舉考試，皆名落孫山。就在他的人生境遇跌入低穀之時，他的朋友，長於星相術的禦史蕭鳴鳳，為他相了一麵，然後丟下一句話：“你的好運來了，三年成進士，再過三年就當驟貴。”

　　這句話猶如一針強心劑，為陷入困境的張璁指明了方向。經過個人的不懈努力，張璁終於在47歲時考中了二甲進士。也就在這時候，中央權力高層發生了議禮之爭。就在嘉靖皇帝和楊廷和為首的廷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張璁也在密切關注著這場爭論。憑借著與生俱來的政治敏感度，他既看到了皇帝的勢孤力單，需要援手；同時還發現了楊廷和等人的破綻所在。經過一番利害權衡，他決定將寶押在嘉靖皇帝身上。在權力高層鬥爭中，這種押寶式的投資並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需要承擔一定風險的，搞不好就丟官喪命。

　　張璁站出來力挺嘉靖皇帝，等於是站在了全體廷臣的對立麵上。雖然他從皇帝那裏撈到了晉升的機會，可他並沒有贏得朝臣的支持，相反還為自己在權力係統樹立了更多的勁敵。話說回來，如果張璁沒有博得皇帝好感，那麽他就有可能會在官場上陷自己於危險的境地。當時支持楊廷和的禮部尚書毛澄，給事中朱鳴陽、史於光和禦史王溱、盧瓊等人紛紛上疏彈劾張璁，要求皇帝對其施以懲戒。

　　嘉靖皇帝根本不予理睬，事態發展也隨之進入僵持狀態。

　　在楊廷和等高級文官的步步緊逼之下，明世宗迫不得已，隻好在嘉靖元年下詔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後為“聖母”，興獻帝、後為本生父母，不稱“皇”。

　　嘉靖皇帝雖然做出了妥協和讓步，但是在這一回合的較量中，他還是為自己積蓄了爆發的力量。

　　由於朱厚熜態度鮮明地支持張璁，部分朝中大臣的立場也發生了動搖，逐步分化為兩派：一派支持為皇帝老子加尊號，是為議禮派；另一派則反對為皇帝老子加封號，是為護禮派。

　　在這場君臣博弈中，形勢急轉直下。有很多識時務的大臣也跟著張璁倒向嘉靖皇帝，議禮派隊伍不斷擴大，兩派之間的爭鬥也由此進入到白熱化狀態。

　　就在雙方陷入僵局之時，嘉靖皇帝的生母、興獻王妃蔣氏從安陸州抵達通州，準備進宮。對於蔣氏進宮，朝廷也早就做了安排部署。禮部擬訂的儀注有兩套方案：一是讓皇帝的母親從崇文門入東安門進宮，如果第一套方案行不通，那麽第二套方案是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進宮。進宮本無可厚非，不同的宮門代表著不同的身份界定。

　　在蔣氏進宮這個問題上，嘉靖皇帝的態度再度引起朝臣的不滿，兩套方案均被明世宗否決。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自己是皇帝，自己的母親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為尊貴的女人。她應該由大明中門入宮，然後謁見太廟。當他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時，那些護禮派官員們再也坐不住了。自古以來焉有女人謁太廟之禮？

　　朱厚熜剛剛登基，就在這場大議禮之爭中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這讓護禮派官員極為不安。而這時蔣氏已經抵達通州地界，當她聽說朝臣逼迫自己的兒子認先皇（明孝宗）為皇考，因此拒絕進入京城。朱厚熜本來就是一個大孝子，他在聽說母親已到達通州，因父親尊號未定，拒絕入京的消息，不禁悲從中來。作為一個皇帝，竟然連自己的親生父母的尊嚴都維護不了，他這個皇帝當得還有什麽意思？

　　憤怒之餘，嘉靖皇帝說出了一句過激之言：自己情願不當這個皇帝（情願避位），奉母回安陸州做一個普通的藩王，也不願意傷害母親的心。

　　少年皇帝的堅決態度使得朝臣們大為惶恐，讓他們沒有料到的是母子二人會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如此頑強不屈。如果雙方互不相讓，依然這麽頂牛，事態的發展將會陷入更加惡劣的境地。

　　經過一番利害權衡，議禮大臣們隻好做出讓步。這樣一來，蔣氏就光明正大地從大明門中門進入皇宮，朱厚熜親臨午門迎候母親的到來。可以想象得出來，母子二人相見，肯定是一番內心的竊喜和言語上的唏噓感歎。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大議禮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封建君主製的明朝，這就不是一件小事。雖然事情並不複雜，無非就是皇帝要給自己的親生父親加個封號，大臣們不同意，結果雙方鬧翻，最後升級為帝國的一場政治風波。

　　剛剛進入官場的張璁抓住機會在權力場上實現成功突圍，這在很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官員。本來他們以為皇帝剛剛上任，在朝中沒有援手，沒想到半路會殺出個張璁。

　　在張璁的榜樣示範作用下，刑部主事桂萼、兵部主事霍韜，禮科給事中熊浹，還有同知馬時中、國子監生何淵、巡檢房浚等文官也不斷上書支持皇帝。議禮派的異軍突起，使楊廷和等護禮派大臣在嘉靖皇帝麵前逐漸失去了市場。

　　隨後，刑部主事桂萼上書皇帝，表示現有稱謂並不適宜，應該重新議禮。這一次，楊廷和沒有讚成，也沒有反對，而是選擇了辭職。楊廷和的離去，使大禮議之爭重新掀起了波瀾。政治嗅覺靈敏的官員已經預感到，帝國的上空正在醞釀一場暴風雨。

　　這時候的嘉靖皇帝已經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他的身邊圍繞著一大批擁躉。而張璁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理所當然就成了其中的首腦級人物。雖然這些人都是一些中下級官員，在官場的地位無法與楊廷和等人相抗衡，但他們手中握著一張最大的牌，那就是明世宗（嘉靖）這張王牌。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之後，兩大政治集團重新燃起新一輪的大議禮之爭。

　　護禮派是以楊延和為首，由九卿、科道官、諸司郎官等高級別文官所組成。楊廷和雖然甩手而去，但是並不代表反議禮集團就此瓦解。楊廷和的繼任者們，大多是集團的核心人物。他們在大禮議事件中都扮演著反對者的角色，所以由這些人所組成的政治集團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去而消失，凝聚他們的不是某個人的力量，而是道德的約束力。明朝政府用道德統治國家的最初目的是約束武官，過程中也免不了約束文官，直至最後連皇帝也一並約束。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母親（興國太後）過生日時，嘉靖皇帝傳旨，讓那些身負誥命的皇親國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們都要進宮朝賀。僅僅過了不到兩個月時間，昭聖皇太後過生日時，嘉靖皇帝竟傳旨免命婦朝賀。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權壓製一下昭聖皇太後的勢力，借以抬高母親身份的尊貴度。

　　接到嘉靖皇帝的詔敕後，禮部尚書汪俊和吏部尚書喬宇等高級文官再集廷臣會議，會上擬定“於孝宗稱皇考，於興獻帝稱本生考”。為了使皇帝能夠滿意，盡快平息這場扯來扯去的爭論，護禮派官員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一個“皇”字。

　　嘉靖皇帝也同意了這個方案，先給昭聖慈壽皇太後加上“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後”的尊號，給父親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的尊號、母親加上“本生母章聖皇太後”的尊號。其實這個建議還是可行的，畢竟照顧到了雙方的情緒。

　　可就在這時候，張璁和桂萼抵達京城。兩人馬上給嘉靖帝上疏，推翻了護禮派大臣們的方案，並且斥責那些高級文官不學無術。按照二人的提議，以興獻帝為“皇考”、以孝宗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國的權力高層引發了一場血腥的政治風波。

　　內閣首輔楊廷和離職而去，為那些護禮派官員拉響了警報。為了避免樹倒猢猻散的局麵發生，內閣官員決定來一次瘋狂反撲。在他們的直接授意之下，禮部尚書汪俊首先發動七十三名大臣和他一起聯名上書，彈劾張、桂二人，反對議禮。他們聲稱“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緊接著，給事中張翀率三十多人聯名上奏，禦史鄭本公率四十四人聯名上奏。

　　在這次聯名上奏風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員一口氣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將奏章扣在手裏（留中不發），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號了，嘉靖皇帝還是沒有給群臣一個交代。大臣們對嘉靖的態度極為不滿，情緒也頗為激動。等到散朝過後，護禮派二百多人不願離去，他們集體跪在左順門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楊廷和的兒子翰林學士楊慎為首的新護禮派官員更是情之所至撼門大哭，聲震闕庭，哭聲和喊聲衝破雲霄。朱厚璁命太監傳諭說：“爾等姑退！”但是，那些組團前來官員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據史料記載，參加此次集體示威的官員共計二百二十餘人，其中六部尚書（正部級）五人，監察院都禦史（正部級）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級）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級官員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餘個國家重要機關的官員一百餘人。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錦衣衛將翰林學士豐熙等八人抓了起來。矛盾再度激化，官員的情緒就像被人點爆的汽油桶，左順門前出現嚴重騷亂。朱厚璁見事態無法控製，下令將鬧事的所有官員全部逮捕入獄。

　　緊接著，嘉靖皇帝將章聖皇太後的尊號定為“章聖慈仁皇太後”。在舉行冊禮時，很多朝廷官員都拒絕參加冊封典禮。七月二十日，當錦衣衛請示嘉靖皇帝，那些關在獄中的和待罪的官員該如何處理。嘉靖沒做過多猶豫就開出罰單：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當廷杖責。

　　皇帝如此決絕，那些執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門技術活，火候的掌握更是高深的學問。有史料記載，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經過專業訓練。在訓練過程中，他們會用宣紙包著磚頭，然後用棍子擊打。直到練就宣紙不破，而磚頭盡碎為最高級別。如果能打到這個級別，基本上就可以開門營業了。

　　那些私下塞紅包的，有上級官員打招呼的，執行者就手下留情，雖然表麵上被打得皮開肉綻，實際上都是軟組織損傷，回家塗了藥，起來就能遊泳。要是既無關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級別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內部大出血，就此喪命也是平常之事。

　　朱厚璁決定痛下殺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員一個個被錦衣衛拖翻在殿廷上，一頓廷杖隻打得他們皮開肉綻。在這次雷霆風暴中，有十六人先後受杖而死，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暫且待罪，有八十多人錄名待罪。儒家的政治傳統講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於君”和“從道不從君”作為臣子的行為準繩，以不怕死的無畏精神，把直言敢諫、冒死強諫作為匡正君失的最佳選擇。作為官僚集團中負有“言責”的一個特殊群體，言官是理所當然地肩負“以道事君”的使命。

　　當然有言責的文官集團並非鐵板一塊，隨著世宗不由分說打擊言官力度的加大，隨著一個個正直的言官在棒喝與血腥中倒下，那些逃過劫難的言官多少會削減其政治熱情而趨向緘默善變。他們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開始變得阿諛逢迎。這是因為直言極諫言官吃大棒子，而趨炎附勢者分到的卻是糖果，兩下比較，大部分人都會選擇趨利避害。

　　時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將父親的神主從安陸州遷到京城，安放在觀德殿。他給父親興獻帝的尊號為“皇考恭穆獻皇帝”，先前的“本生”兩個字已被悄悄抹去。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皇帝終於如願以償，追封自己的生父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廟，擺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為皇太後。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當張璁議奏上前，嘉靖皇帝雖然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卻不敢將自己的個人意誌強製推行。因為那時候他心裏也清楚，他的理由和依據是站不住腳的，他是在做一件違反儒家經典、禮製、祖訓的事。

　　凡此種種，正是內閣官員和大臣們借以限製皇帝獨斷專行的法寶。君主專製製度的時間越久，這類法寶就會積累得越多。在尊崇興獻王這事上，如果沒有張璁這些權力投機者，光憑嘉靖皇帝個人，是很難扭轉被動局麵的。而且即便有了張璁等議，拒絕中旨的鬥爭還是延續了兩年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皇權受內閣、廷議的限製是何等之大。

　　大議禮之後，一批支持嘉靖皇帝的權力投機者如張璁，桂萼等中下級官員進入內閣。這批人的權力運行之道，就是以絕對服從皇帝的權威為天職。在大議禮事件中，與皇帝與議禮派苦鬥三年的文官集團，在新的權力結構麵前分崩離析。此後，帝國雖然也出現過海瑞這樣直言犯上的人物，但就整個文官集團而言，卻再沒有了製衡皇權的心氣。直到半個多世紀後，幼主萬曆繼位，文官們才算稍稍恢複元氣。

　　正德和嘉靖兩位皇帝在自己執政期間都遇到了直麵百官哭求的狀況，萬般無奈之下他們都動用了廷杖。但兩人得到的結果卻大相徑庭，前者即便動用了廷杖，也沒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張，依舊屈從於官員集團所帶來的政治壓力。後者打出了威風，成了真正的勝利者。

　　如果從性格上分析明朝的16個皇帝，他們中間的一半以上都偏於溫和。相比較而言，朱元璋、朱棣和朱厚璁是他們中間行事最為果決，對大臣也是最酷烈的三個皇帝。嘉靖皇帝在初登大寶時，他所擁有的政治經驗和手段幾乎是一張白紙。而大議禮事件的爆發，使一個懵懂的少年迅速脫胎換骨為老辣的政治家，並最終使其成為明朝最懂得控製權力的皇帝之一，尤其對於文官集團的控製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此後他的曆屆首輔，從張璁、夏言、嚴嵩，一直到徐階都是他整個棋盤上的一個個棋子。明朝在宣德之後皇權就逐漸降低，以致於出現了楊廷和那樣強勢的內閣首輔。

　　嘉靖皇帝最擅長的手段就是利用官員來掣肘官員，他在任期間使得皇帝的權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內閣的權力有了進一步的下降（當然太監的權力降的更低）。他後來的那些繼任者們再沒有學習到他身上的權力謀略之術，由他一手打造出來的強勢皇權也很快走向衰落，閣權迎來了再次壯大的機會。等到萬曆執政時期，皇帝已經已經很難撼動高官的地位，到了天啟的時候皇權更需要借助於宦官的力量來和文官集團一較高下。明王朝的政治鬥爭就是這樣在權力與權力的攻守平衡中，一路踉踉蹌蹌走向危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