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國——大明王朝誰當家

第十五章 致命的“多米諾骨牌”

　　建文帝派往北平的三位官員就好像這場權力博弈遊戲中的“多米諾骨牌”，由三人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決定了這場遊戲的輸贏結果。張昺、謝貴兩人是建文帝手中的牌，不管他們是好牌爛牌，可他們並不具有致命性。而另一個人的存在打破了這種局麵，這個人就是北平都指揮僉事張信。毫不誇張地說，此人是這場“多米諾骨牌”遊戲中最為致命的一張王牌。

　　張信在接到朝廷發來的密令後，遲遲沒有采取行動。原因是他的母親說出的一番話在其內心深處起了化學反應。他的母親說：“你的父親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帝王之氣在燕王這邊，你不要輕舉妄動，搞不好就會遭滅族之災（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舉，滅家族）。”

　　本來張信在這件事上就表現得猶豫不決，母親的話更動搖了他對建文朝廷的信心。張信是這樣考慮的：憑自己的本事想要抓捕燕王，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自己可不願意這麽白白去送死。既然不願去送死，那就隻有去送信。

　　主意拿定，張信就偷偷地跑去向朱棣告密。朱棣獲知建文帝要對自己下手的消息後，內心驚懼萬分，雖說他早有預料，但是內心還存有一份僥幸。如今聽了張信的告密，他才真正意識到，該來的已經來到。張信的臨陣變節，使得僵持不下的削藩攻堅戰在最關鍵的地方掉了鏈子。

　　朱棣在送走告密者張信以後，既喜且驚。喜的是張信的告密來得正是時候，正如他對張信所說“生我一家者，子也！”；驚的是他沒有想到優柔寡斷的朱允炆果真要對自己動手。朱棣找到自己的謀臣道衍和尚，與其商議對策。最好的進攻才是防守，燕王朱棣已經別無退路，為了自己藩王利益，隻有起兵對抗朝廷一條路可以選擇。勝者為王敗者寇。

　　作為建文朝廷派駐地方的軍政長官張昺與謝貴調集城裏的七衛士兵與屯田軍，包圍了整個燕王府，切斷了燕王府與外界的聯係。同時他們將北平的情況擬了一份奏疏送達南京，向建文帝報告情況。

　　就在雙方劍拔弩張之際，在建文朝廷在北平的最高權力衙門裏卻發生了一起改變戰局命運的怪事。建文帝下達給張昺和謝貴的密詔被人竊取了。

　　經過調查發現，竊取密詔之人是張昺和謝貴手下的小吏，一個是北平布政司吏奈亨，另一個是北平按察司吏李友直。兩人將密詔獻於燕王朱棣，以圖換取榮華。皇帝的密令居然被衙門裏的小吏輕而易舉地竊得，並送給了對手。由此可見，建文帝在北平的戰略部署是多麽的失敗，既然建文君臣將朱棣視為最大的威脅，可是卻安排了張昺與謝貴兩個不靠譜的軍政長官來掌控北平的局勢，這是最為致命的地方。

　　從兩人的閱曆、能力和威望來看，二人其實是不適合被安排在北平這麽一個自古以來兵家必爭的龍興之地。兩人把持著北平的軍政大權，一個是北平省省長，一個人是北平省軍區司令。建文帝看重他們的並不是治軍理政的能力，而是他們的忠心。經過洪武年間的血腥清洗，帝國的權力係統並無多少可用之才。在這種情況下，忠心就成為皇帝用人的一項重要參考值。其實說到底，建文帝朱允炆與燕王朱棣都是皇家血脈，他們之間的矛盾隻是皇家內部的矛盾。作為帝國的官員們而言，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對於建文帝與藩王們之間的矛盾也是抱著無所謂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忠心就變得尤為重要。忠心往往決定自己所站的隊伍，也決定著自己的槍口是衝著誰。

　　可忠心無法轉換為能力，張昺與謝貴雖然全力對付燕王朱棣，卻疏於對自身官府內部的管理與防備。北平軍政衙門接二連三出現告密者，這讓建文帝所下的密令毫無秘密可言。

　　當時有一個朝廷軍隊裏的士兵，喝得醉醺醺的，到處在找磨刀鋪要磨刀。剛巧有個老婆婆看到了，就問他：“你磨刀要幹什麽？”那個士兵得意洋洋地說“朝廷已經下了密令，要殺燕王府的人。”按照大明帝國規製：親王地位比天子與皇太子低一等，高於百官。而現在這個士兵居然講要殺那貴近天子的藩王，老太太聽說後嚇了一大跳，趕緊將自己所見所聞通過關係轉告給燕王朱棣。

　　建文帝所下的密令居然成了北京城裏公開的秘密，建文朝廷在北平的政治陣營已經千瘡百孔。北平的空氣陷入一種凝固狀態，建文帝與燕王朱棣誰也不清楚對方到底何時才能翻出那張決定輸贏的底牌？

　　朱棣不敢貿然動手，雙方的實力對比懸殊過大。燕王府的兵力基本上全給朝廷抽調走了，朱棣讓他的死黨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和燕山護衛千戶朱能，立即率領僅有的護衛兵800人迅速來護衛燕王府。

　　與此同時，張昺和謝貴為了忠實地執行建文帝的密令，不傷害朱棣和他的家眷，他倆先下令給軍中將士，把燕王府圍得水泄不通，做好進攻的準備，然後又叫人將建文帝的詔令搭在弓箭上射入燕王府，其上麵寫著朝廷要逮治的燕王府官屬。這裏明明是燕王朱棣謀逆，為什麽朝廷不逮主犯而要先抓“從犯”呢？

　　因為自朱元璋起明朝就形成了這樣的規製：一旦親王犯事，就要懲治他王府的官屬，按照朱元璋的強盜邏輯，他的兒子沒學好完全是王府裏官屬沒有引導和輔助好的緣故，所以治罪要先治王府的官屬。朱允炆忠實地執行這一祖製，這才有張昺與謝貴射箭“勸降”之舉。

　　再說此時燕王府內的朱棣著實也被朝廷的這種攻勢嚇著了，他知道整個北平城已全在張昺和謝貴他們控製之下，自己現在是插翅難飛，危在旦夕，如果以自己現有的力量與朝廷的軍隊硬拚無疑是以卵擊石，但總不能坐以待斃啊。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朱棣突然對外宣稱他的病好了，燕王府上下忙碌起來，朱棣要接受內外百官的祝賀。在此之前，他已經派人將自己病愈的“喜訊”通報給張昺與謝貴，並告訴他們，朝廷要緝拿的“案犯”已全部被逮好了，請兩位朝廷大員前去燕王府拿人。張昺和謝貴最初怕這裏麵有詐，不肯去。朱棣又派中使到張、謝官衙去，向他們出示了朝廷要緝拿的燕王府屬員名單，並告訴他們說：“案犯全綁好了，隻等兩位朝廷大員前去清點。”此時，張、謝二人開始動搖，最終還是跟著朱棣的來使走了。

　　當張昺和謝貴來到燕王府門口時他們又開始猶豫了，燕王府的兵丁見到此狀，趕緊“迎接”，還十分“熱情”地邀請兩位封疆大吏進入燕王府內去清點。張、謝大搖大擺地跨入了燕王府的大門，直接走到了第二道門，就在這時，守護在第二道大門的燕王府兵士突然出來擋住了張、謝去路，大聲喊道：“燕王殿下在上，閑人不準入內！”這是官場上的套話，其潛台詞是提醒來者，你們得給我放明白一點，眼下要見的是尊貴的燕王。張、謝當然懂官場上的這一點，他們相互看看，然後繼續往裏走。

　　這時，院裏的朱棣見到張昺和謝貴進來了，他笑容可掬地拄著拐杖，顫顫微微地站了起來。朱棣叫人給他們敬酒，但張、謝以公務在身無法喝酒為名，執意不肯接受。於是朱棣又拿起西瓜，啃了起來，臉上漸漸地露出了猙獰的麵目。張昺和謝貴發現了情勢不對，連忙起身準備告辭。朱棣隨即將手中的西瓜往地一扔，破口大罵。朱棣話音剛落，埋伏的刀斧手們就衝了上來，其實他們一直等候朱棣事先跟他們約好的暗號，見到朱棣把西瓜扔地，他們就一擁而上，迅速把張昺和謝貴給捆住了。這時又有燕王府的護衛將葛誠和盧振也押了上來，原來葛誠和盧振這兩位忠於朝廷的燕王府“內奸”早已被覺察出來了，朱棣一直裝作渾然不知，就等著一起收拾了。

　　燕王府內大殿上，朱棣發出了令人恐怖的奸笑，並下令動手。這邊命令剛下，張昺和謝貴兩個人頭就滾落在台階下了。可憐這兩位建文朝的重臣、北平軍政要員還沒完全弄明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就已經命赴黃泉了。

　　殺了張昺、謝貴，接著又把屠刀指向了葛誠、盧振等人，朱棣尚不解恨，此時他獸性大發，尤其是對葛誠和盧振兩個“內奸”恨之入骨，於是他又下令將葛誠、盧振兩家給滅族。

　　朱棣的暴行一下子震懾了眾人，但就在節骨眼上有兩個不怕死的書生出來極諫朱棣，一個是燕王府伴讀餘逢辰，安徽宣城人，因為供職於燕王府，他才來到了北平。此人不僅有學問，而且品行也端正，朱棣開始時對他很信任，但後來因為要密謀造反，他就一直背著餘逢辰，想盡辦法做好保密工作。然後無論怎麽保密，畢竟同在一個燕王府內，餘逢辰最終還是聽說了朱棣他們的異謀，他找了好多的機會，竭力規勸朱棣不要幹出那種大逆不道的事情來，但每次都被朱棣敷衍過去。餘逢辰終於明白：朱棣壓根兒沒把他的話當回事。當得悉朱棣將要起兵謀反的消息時，餘逢辰在寫給兒子的家書中談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國家一旦有難，他將必定為國殉節。

　　餘逢辰的家信寫好寄走沒多久，就上演了這出“西瓜宴”，朱棣連殺朝廷命官，餘逢辰感到該是自己盡職的時候了，於是他就出來反複勸導，甚至泣諫燕王千萬不要“君父兩負”，但已經“中了邪”的朱棣哪兒聽得進這種書生的“腐言”，反而覺得耳根難受，一怒之下將餘逢辰也給殺了。

　　殺了一個書生餘逢辰，朱棣本以為這下可全鎮住了，可沒想到又冒出了一個不要命的書生杜奇來。要說這個杜奇，在大明朝曆史上並沒有多大的名氣，但他是當時北平城裏有名的才子，燕王聽說杜奇名氣大，為了使自己的造反贏得更多人的支持，他就將杜奇請到了自己的燕王府裏來，但使朱棣大跌眼界的是這個杜奇可也是正人君子，他來了燕王府看到了朱棣他們密謀的竟是“十惡不赦”的罪孽，他不僅不為朱棣出謀劃策，反而竭力勸諫朱棣不要幹出那種千古罵名的惡事來，朱棣早就聽夠了餘逢辰的“腐言”，沒想到又來個不要命的“腐儒”，他頓時火冒三丈，氣急敗壞地將杜奇也給殺了。

　　在專製社會裏，帝國的君王們往往是踩著別人的屍骨而登上萬人景仰的寶座。朱棣就是這麽一個傑出的政治家。殺了一個又一個，他正在興頭上，意猶未盡，於是就下令殺向燕王府外麵。

　　再說燕王府外那些奉命包圍燕王府的官軍，和那些隨同張昺、謝貴一起來到燕王府前的護衛兵士，他們一直在外等候著張、謝兩位大員下達命令，壓根兒就不知道燕王內發生的一切。等到太陽西下時，還不見張昺、謝貴出來，一些心急的兵士就開始偷偷地溜了，一些留下來的兵士好不容易等到這一刻，突然間看見燕王府的城頭上有人挑著兩個血淋淋的人頭出來喊話了：“張昺、謝貴假傳皇上聖旨，謀害燕王。今已被燕王斬首示眾！將士們，你們千萬不要再受蒙蔽了，大家都沒事了，趕快回去，燕王就赦你們無罪；如果有人膽敢抗令不尊，燕王說了，要滅他的九族！”

　　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一下子將燕王府外的朝廷官軍全給怔蒙了，有反應快的兵士趕緊逃命，也有的放下了武器，剩下一些想抵抗但還沒來得及抵抗的，一刹那間全成了朱棣親兵的刀下之鬼。

　　北平都指揮使彭二得悉朱棣公然舉兵反叛的消息後，馬上披上鎧甲，跨上戰馬，奔馳在北平的街頭，大聲高喊：“燕賊謀反了，跟我殺賊者，有賞！”這一喊很快聚集了1000來號朝廷官兵，他們在彭二的帶領下，向燕王府的端禮門發起了進攻，但因為都是臨時湊合起來的，組織性差，很快就被朱棣的親兵們被打垮了。

　　此時天色已暗，盡管張昺與謝貴這兩位北平最高朝廷命官被殺了，但整個北平城還是掌控在建文朝廷官軍的手中，尤其是北平城的那九個門都被守得嚴嚴實實的，如果不把它們一口氣拿下來，以往所有的努力都會徒勞。

　　朱棣與手下主要幹將張玉、朱能等人商議決定，乘著黑夜給九門守軍發動了突然襲擊，一夜之間整個北平城的八個城門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倒了”，到天亮時隻剩下一個西直門還在朝廷官軍手裏。至此，整個北平全部被朱棣占據，一夜之間，建文朝廷在渾然不覺中丟了一個北方至關重要的軍事重鎮。

　　從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廢奪周王，建文削藩開始，到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燕王朱棣公然反叛，建文削藩宣告失敗，經過曆時一年的驚心動魄的削藩與反削藩之後，明王朝步入了你死我活的皇位爭奪大戰——“靖難之役”。

　　1402年，燕王朱棣帶領軍隊進入南京城，稱帝，從此明朝的曆史翻開了屬於永樂時期的一頁。與此同時，明朝中央的政治權力體製也隨著這位新皇帝的誕生而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永樂皇帝朱棣認為在其父朱元璋搭建的權力框架之內，不可能再產生出強有力的輔政機構。他決定不完全拘於朱元璋的那一套，在權力的一畝二分地上，他要再搞出點新的花樣來。

　　即位不久，他就“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但這時候還沒有打破六大部門分權製衡的權力分配體製。因此，內閣的參政議政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權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潛在危機，卻並未從根本上打破舊有的權力格局。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六部長官和內閣成員共同幫助皇帝處理政務，隻是朱棣在遵從祖製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種權變。

　　永樂皇帝開始嚐試性地讓這些大學士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置。雖然他們的官階隻有五品，沒有部下，沒有統轄機構，甚至沒有自己專門的辦公場所。可以說是既無宰相之名，又無宰相之實。但並不排除這些人不是權力係統中的紅人，因為他們全部是圍著皇帝轉的人，是皇帝的親信近臣，每日侍奉於皇帝身邊，奔走於殿閣之下，特別是可以參與國家政務，貌似宰相。

　　為了避開宰相這個已經變得不祥的字眼，加上其名稱為“入值文淵閣”，又在內廷辦事。所以人們含混地稱之為“內閣”，算是有了內閣製的大模樣。

　　我們知道一種體製的好壞，效果究竟如何，一方麵取決於這種體製本身是否嚴密完善，另一方麵取決於那些高層權力擁有者的識見、謀略、態度和活動。二者同樣重要，有很多時候，前者還要受製於後者。體製的不完善或漏洞可以通過政治高層的具體行動或臨時政策來設法彌補，體製缺陷帶來的不良影響可以通過具體努力控製在最小的程度和範圍內。

　　開始參政議政擁有一定實權的大學士雖然事權不明，與部臣、宦官之間卻也從未發生類似後世那樣的嚴重權力衝突。因為永樂隻讓大學士做自己讓他們做的事情，嚴令大學士和六部發生其他關係，他以此防止造成權責不清引發衝突，這是他的高明之處。

　　但他和他的父親朱元璋都沒有學過哲學，不明白這個世界，不是靜止的，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士們開始兼任各部尚書、侍郎之職——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長、副部長職位，有的還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從一品的少師、少傅、少保等崇高榮銜，權力地位不斷提高。他們雖然不能到兼職的各自部門裏去實地任職，也不能幹預各部事務，名義上仍然隻是皇帝身邊的侍從顧問之臣，但在重大事務的決策上，他們實際上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權威。如人事推薦與任免建議、內政外交政策製定等。他們真正的權威，則來自宣德年間所逐漸發展起來的所謂“票擬”之權。

　　票擬，又叫票旨、條旨，裏麵暗含了帝國官場運作的大部分奧秘。

　　這裏涉及帝國國家機器運轉的方式與程序：在通常情況下，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報告文書先是匯集到通政司（相當於國務院辦公廳），這個機構是中央聯係地方的紐帶。通政司將文書登記在冊，錄下副本，隨後又轉到內閣，由大學士（辦公廳主任或副主任）將處理意見“用小票墨書”後，分別貼在這些報告的封麵上，送呈給皇帝作最後的批示，這就是票擬的整個過程。皇帝的禦批通常使用朱筆，所以，又叫“批紅”。經過批紅的文書，再登記備案，錄下副本，然後，分發再下發至各地、各有關部門，要求遵照執行。

　　所以說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那些掌握了票擬權的大學士就等於掌控了全國各地、各部門，包括中央六部。也等於同時掌握了票擬和批紅在內的這種官家權力機器運轉方式與程序。它帶來的惡果也隨之顯現。當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學士正式成為首席大學士時，“首輔”之稱謂便隨之產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認同。首輔沒有宰相之名，也沒有宰相行政號令、任免官吏之實。但當他深受皇帝信任時，卻可以壟斷票擬之權，並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從而將屬於皇帝的生殺予奪大權，相當大程度地轉移到自己手上。此時，其令人畏懼的威力，甚至遠遠超過了以往真正的宰相，這可能是朱元璋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

　　朱元璋以為他的那些後世子孫會像他學習，人人爭做勞模，靠著不眠不休“白加黑、五加二”的精神把朱明王朝推向千秋萬世。可惜的是他的子孫們雖然流淌著他的血，卻沒有繼承他的革命意誌。他們漸漸喪失了處理這些事務的能力和興趣，他們最後索性將專屬皇帝的“批紅”大權，交給了身邊寵幸的宦官們，也就是說首輔手中的票擬之權也同時失去了效用。皇帝和滿朝文武就這樣被架空權力，朱明王朝在一幫閹人的胡作非為之下，跌跌撞撞，一路踉蹌。